原卫生部部长高强《人民日报》撰文谈医改宏图

第一篇：原卫生部部长高强《人民日报》撰文谈医改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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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卫生部部长高强《人民日报》撰文谈医改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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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信息界·e医疗》2014年第01期

2013年12月1日，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会长、原卫生部部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长文，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论述。文中称，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必须明确是坚持公益性还是推行市场化。“这是公立医院改革两种不同的思路，我们应当从国情出发，作出科学的选择。”

高强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决定》虽然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表述文字不长，但是，字字讲改革、句句有力度，含金量很高，涉及的几个方面集中反映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新要求、新政策和新举措，明确了今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阶段的关键时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章总结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成效与不足，并对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点进行了阐述。

在“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责任”部分，文章称，医药卫生服务千头万绪，不能由政府全部包起来，应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责任。一般来说，属于人民公平享有的医药卫生服务，应由政府承担责任、提供保障，坚持公益性质；属于高端、特殊的医药卫生服务，应由市场提供，实行市场机制。至于哪些属于公平享有，哪些属于特殊、高端，应明确作出规定，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扩大公平享有的范围。

高强称，过去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没有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在公立医疗机构过度推行市场机制，出现了盲目追求服务创收和大型化、高端化的倾向，影响了医药卫生服务公平和均等化。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应明确公立医疗机构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由政府承担责任，坚持社会公益性质。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公立医疗机构可以采用一些市场机制和手段，但不能照搬企业改革的做法，不能以赢利为目的，更不能市场化。

第二篇：重庆市长人民日报撰文谈公租房建设

重庆市长人民日报撰文谈公租房建设

住房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备物质条件。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住有所居”与“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一起，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向世人展示了和谐社会的新图景。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需要在总结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和成功做法，推进保障性住房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从重庆实践看，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住房，是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途径。

一、住房制度由“单轨制”转变为“双轨制”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计划分配到市场供给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单位公房和政府公房为主的分配体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造成住房供应严重短缺，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制度逐步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住房实物分配逐渐被货币化分配所代替，大量存量住房按房改价出售，同时，商品房的供应占比逐步提高，使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得以较大改善。福利房货币化分配受益者大多是计划经济时代参加工作的老职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群体不得不在房地产市场购买商品房。尽管近些年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危旧房、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农民工公寓等供应形式，使一部分低收入群体有了住房保障，但保障面不到总人口的10%，事实上形成了住房供应主要靠市场来解决的“单轨制”。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学毕业生、外来工作人员等“夹心层”则被排斥在现有体制之外，既得不到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短期内也买不起商品房，这部分群体约占住房需求总量的20%以上。实践证明，无论完全由政府保障，还是完全由市场调节，单轨的供房体系都存在制度缺陷，难以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住房需求。居住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住房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兼具商品和保障的双重属性。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是单纯依赖市场供应住房，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实现“住有所居”目标，应该跳出单纯的市场思维，既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中高端商品住房的合理配置，又要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建保障性住房托底，实行城市住房供应的“双轨制”。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就曾提出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双轨”思路：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府应提供和保障土地的需要；对于高档住房，主要靠市场调节。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我们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60%—70%的居民由商品房供应，这是比较合理的“双轨制”体系。其中，政府保障房保障30%—40%的城市居民，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与收入结构吻合。一般而言，城市居民收入结构中，总有30%—40%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除去日常生活支出外，他们难以承受市面上普通商品房房价，必须由政府施以援手。二是形成足够的覆盖面。30%—40%的城市居民，既包括了原有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人群，又新增了“夹心层”的保障供给范围，能够真正满足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逐步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全覆盖。

二、政府保障性住房包含两个层面

在我国以往的实践中，政府保障性住房有两个层面：一类是安置房，享受政府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等减免，主要用于对危旧房拆迁、城中村改造的城市原住民安置，持有者有产权，和普通商品房一样可以上市交易。另一类主要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占比5%左右，没有产权或产权不完全。其中，经济适用房由于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经过一般5年左右的锁定期后可以上市交易，并获得成倍的增值，因而存在较大的寻租空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认为，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完全可以借鉴公共租赁住房这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住房保障体系，积极扩大保障覆盖面，并涵盖过去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实现公共租赁住房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一体化。重庆结合实际，把公共租赁房界定为：在住房市场化大背景下，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积和提供优惠租赁价格，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机构持有产权，面向在本市就业的无住房人员或住房困难家庭租赁的房屋。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保障性住房分为安置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两大类别，其中10%—15%是安置房群体，20%—25%由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政府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并通过公租房建设实现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整合。一方面，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而是包含在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中。廉租房居民与公共租赁住房居民同住同一小区、同一品质的房屋，只是租金有所区别。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补贴政策，廉租房租金控制在公租房租金的10%左右。另一方面，公共租赁住房可有条件地转化为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者可通过成本价购买，转换成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不再缴纳租金。购买者如果需要转让，只能以购房价加利息由政府公租房管理机构回购，再作为公共租赁住房流转使用。通过这种租金不高、又可以长期稳定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可以推迟“夹心层”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购房时间，对避免产生灰色交易、缓解城市化带来的住房供需矛盾、有效稳定房价和创造持续需求等都有重要意义。

三、大体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公共租赁住房必须形成一定的体量，才能体现其保障属性，使绝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得到保障，真正惠及民生。我们的制度设计中，由于公租房是“一盖三”，更需要形成较大的体量，才能保证有效的覆盖面。仅在商业楼盘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公租房或者政府自建、由开发商代建少量公租房，都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保障需求。以重庆为例，从今年起每年开建1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未来三至五年内全市建设总量将达400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和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2个卫星城等人口聚集度高、住房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按人均20平方米计算，4000万平方米可以解决200万人的住房问题，这就打破了过去保障性住房建设“零敲碎打”、不能从根本上“解渴”的困局。

在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上，政府始终应该扮演主角，科学、有效地推进，形成批量优势。在重庆，由政府的公租房管理局投资建设或收购房源，是最主要的投建模式。主城区，大规模新建。一方面，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主城是吸纳农民工、刚毕业大学生的主要区域，也是城市低收入群体规模较大的区域，对公共租赁住房的需求很大。另一方面，主城闲置商品房有限，需要大规模新建。据测算，重庆主城670万常住人口，扣减历年提供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其他保障性安置房，加上城市扩容新增的住房保障需求，至少有150万人需要公共租赁住房，约3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体量。我们据此考虑逐年的建设进度。郊区，以收购和改建为主。未来十年，重庆将步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期，中小城市将成为承接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载体。重庆在8个重点郊区区县开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通过住房保障政策合理引导农民工定向定居，既符合农民工的愿望和实际能力，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工的盲目流动。同时，建设的形式不再拘泥于新建，而是针对郊区区县空置房较多的实际，通过大规模收购空置房源，实现闲置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可减轻区县财力的负担。

四、科学安排准入机制和规划布局

从国外的经验看，政府制定缜密而严格的法律法规，对购买人的条件作出合理界定，并精心制定科学合理的住宅建设发展规划，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两大“利器”。反思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一方面，准入条件和户籍捆绑在一起，如刚毕业的大学生、外来农民工受限于带有地方福利因素的户籍制度，被挡在住房保障体系之外，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另一方面，不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人为割裂了保障性住房与城市的联系，形成城市“贫民窟”。为此，地方政府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作为切入点，“以人为本”地实现“夹心层”等中低收入群体与城市的完全融合。准入机制完善合理，才能真正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全覆盖。一则需要打破户籍“藩篱”。比如，《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的本市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本市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的无住房人员，进城务工及外地来渝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均可申请我市的公共租赁住房。这打破了保障性住房与户籍捆绑的“传统”，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解决大中专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落户的后顾之忧。二则合理把握收入标准。目前我们确定申请公租房的收入标准是：单身人士月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上述标准是根据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来确定的。由于公共租赁住房每平方米月租金10元左右，只相当于同类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意味着符合条件的个人或家庭住房成本将大幅度减少，大体控制在月收入的15%左右，这有利于增加其教育、医疗等消费支出，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为了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市、区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重庆工作的省部级以上劳模、二等功以上复转军人等住房困难家庭，按属地原则申请，可不受收入标准限制。

公共租赁住房必须高标准、高品质规划建设，实行无差别的“混建”模式。一是公共租赁住房应布局在城市地铁、轻轨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配套学校、医院、商店、健身、图书馆等设施，由专业的物业公司管理服务，建成标准化的现代居住小区。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楼盘容积率约3.8，大体与周围商品房楼盘相当。二是公共租赁住房如果集中在特定区域，很容易形成城市“贫民窟”。在许多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不少城市因种族歧视形成贫民聚居区，至今仍饱受困扰。比如法国由于“富人区”与“廉租区”泾渭分明，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因此，公租房应该与商业楼盘布局在一起，互通互融，共享配套和服务，弥合社会分层而形成的裂痕，避免形成新的城市边缘区域。重庆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布局在内外环线之间的21个大型聚居区中，公共租赁住房楼盘与商品房楼盘按照1∶3配置，共同形成20万人口左右的城市生活大社区。三是公共租赁住房的人均建设面积设定在20—30平方米之间，也就是略高于我国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保障标准、低于小康标准，这样可以为公共租赁住房适应新的住房保障需求预留空间。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户型面积35—80平方米，按建筑面积的10%进行公建配置，并含有400元/平方米的简约装修，就是出于这种系统化的考虑。

五、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属性

对于住房，需要明确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边界。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租赁住房，惠及对象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居住问题的困难群体，其重要特征之一是不能转化为私权，而只能作为公有或集体所有物品，动态地让居住困难群体享用。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保障性住房也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不由私营企业承建和持有产权。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应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由政府或政府委托的国有机构持有产权，确保公共租赁住房的公共保障属性。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在政府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可以由房地产开发商来参与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其实不然，这样很容易出现政策不清、分配不公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如，开发商建设的房屋产权归谁？政府是否给予政策优惠？开发商追逐利益与政府保障取向的价值如何平衡？怎样保证配租、运行、管理等环节的公正合理？如何堵塞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寻租漏洞？诸如此类，留下很多含混不清的“灰色地带”。再则，政府造房在体制和政策上都有优势，当前资金和远期利益也能平衡，没有理由拿不出钱来造公共租赁住房。为此，我们认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产权公有的方向，这也是负责任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体现。当中，地方政府尤其要注意三点：一是建设主体和产权归政府。公租房应由政府投资，否则，就会扭曲公共租赁住房的公共保障属性。二是实行“封闭运转”。反思经济适用房一定期限后可以上市转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公共租赁住房必须突出公共产品的属性，承租人所购买的公共租赁住房在进行转让或抵押处置时，其回购的主体只能是地方政府的公租房管理局，用以再转让给新的低收入群体，从而避免因利益输送带来的灰色交易问题。三是最大限度降低造价和租金。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提供，享有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等优惠政策。房屋租金主要考虑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费用、空置损耗三部分因素，原则上不超过同等品质商品房市场租金的60%，这样才能体现公租房的保障属性。

六、公共租赁住房完全可以成为政府的“优良资产”

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看，由于公共租赁房的供应对象广泛，建设任务大，资金保障成为普遍难题。短期看，财政需要提供启动与建设资金，但受到资金短缺、筹措渠道不明确等问题制约，保障计划难以落实。长期看，由于政府持有房源，后续的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重庆为例，未来3年建成3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投资规模约为750亿元，再加上后续的维护和管理，资金保障问题确实需要平衡。从重庆实践看，只要运作得当，政府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不会成为一种经济负担，反而会成为一笔优质资产。

以政府投入为先导。一是用好中央安排的专项资金和财政预算安排资金。二是依托土地储备机构先期储备土地的优势，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共租赁住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的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三是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3年共计约30亿—40亿元。四是减免建设环节相关税费。通过上述渠道，重庆公租房建设可以保证200亿元的先期投入。

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在新加坡和香港，金融、保险资金进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领域并得到可靠收益，已有先例。这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以国内保险资金为例，如果存入银行，每年只有3%左右的利息，而投入公共租赁住房后，可实现4%以上的收益，因此保险资金很有积极性。从全部750亿元投资看，其中500亿元通过社会融资方式解决，如果支付4%—5%的年利息，每年大约需要20多亿元。按照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每年每平方米120元左右的租金标准计算，3000万平方米每年可收租金36亿元，除了用于还款付息外，近一半的资金还能用于房屋的维护和管理，完全可以实现当期资金的平衡。

保持收益远期平衡。作为一项民生投入，在算好当前账的同时，也要算好长远账。表面上，政府大规模推出不收土地出让金的公共租赁住房“账算不过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大量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不仅解决了就业者的居住问题，还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夹心层”群体因收入提高不再需要公共租赁住房时，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优质房产，有套期保值的功效，可以回笼资金“反哺”建设和管理成本。我们还准备把对高端商品房征收的房产税作为运营资金的重要渠道，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不是“仇富”，而是鼓励和引导先富起来的群体更多地关注民生，深刻理解“茅屋不舒服时，宫殿就不安全”的道理。总体上，政府投入公租房为民生服务，社会融资资本实现保值和周转，可以实现政府、企业、老百姓“三赢”。今年6月，李克强副总理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这是深化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件大事。我们相信，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下一心，扎实推进，创新而为，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难题一定能得到有效解决，“住有所居”的目标也一定能早日实现。（作者系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

第三篇：王毅在人民日报撰文谈习近平外交：坚持正确义利观

王毅在人民日报撰文谈习近平外交：坚持正确义利观

2013年09月10日 04:51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王 毅

原标题：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特点、新变化，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就我国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主张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发展期和开拓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和积极进展。其中，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尤其是做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

我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突出“义”的价值。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墨子则提出“义，利也”，阐明“义”与“利”的统一性；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等等。可以说，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承以义为先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向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其反抗压迫、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民族大义，维护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整体利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派出数万名施工和技术人员，远赴非洲大陆援建坦赞铁路，其中数十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半个世纪前，我国开始派遣援外医疗队，迄今已向亚非拉66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员2.3万人次，累计诊治患者2.7亿人次，得到受援国人民的普遍赞誉。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无私义举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成为中国外交重义轻利的生动写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规模、质量和成效也不断提升到新水平。截至2011年底，我国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超过14万名各类人才，帮助受援国建成了2200多个与其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项目，有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周边近邻，我们更是义字当头、顾全大局，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我们克服困难，坚持不让人民币贬值，为有关国家和地区战胜危机提供了宝贵支持。中国外交的这些无私理念与付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尊重、信任和支持。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非洲兄弟和中小国家用轿子把我们抬进去的。几十年来，我国在台湾、涉藏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也一直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支持。

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及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大势，对新时期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前，各国利益交织空前紧密，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世界越来越成为命运相连的“地球村”。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外交秉持什么样的义利观，如何处理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关系，不仅关系我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关系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同志秉承中华优秀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并就其内涵作出精辟论述。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

习近平同志指出，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长期对华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考虑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习近平同志关于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新形势下，只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相结合，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才能为我国和平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进一步营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同志关于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未来国际地位和作用的战略谋划。中国绝不会做国际体系中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坚持不懈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为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同志关于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人类共同价值宝库增添了新内涵。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取得新进展，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实现顺利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3月，习近平同志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即去往非洲，体现出对非洲人民兄弟般的情义。习近平同志用“真、实、亲、诚”四个字概括中国对非政策，指出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引起非洲领导人和民众的强烈共鸣。非洲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对非政策，赞赏中国长期给予非洲的无私帮助，对所谓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谬论予以严词驳斥。习近平同志指出，中方将不折不扣落实援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访非期间，中非签署47个合作协议，涉及投资贸易、经济援助、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农业、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有力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把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今年5月底6月初，习近平同志访问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三国。中墨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整体合作得到新的提升。访问期间，习近平同志还同8个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谈，就深化合作、共谋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中方宣布将面向加勒比友好国家设立优惠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贷款，体现了我国帮助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发展的诚意。这次访问也展现了我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一贯政策，受到地区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性和开创意义的访问。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是我国今年开展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包括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10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地域范围涵盖五大洲。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年会时全面阐述了我国促进共同发展的政策主张，呼吁各国勇于变革创新，同心维护和平，着力推进合作，坚持开放包容，协力推动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强调中国将帮助有关国家增强自身发展的“造血机能”。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提供的强劲动力，对中方实现发展目标抱有更大期待。国际舆论认为，这次年会凸显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

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进一步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

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思想和外交实践，立意高远、内涵深刻。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科学认识和把握义利关系，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努力开创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营造更加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聚焦发展合作的主题，维护和平稳定的大局。不断增大周边投入，积极推进周边互联互通，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加强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夯实睦邻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拓展防务与安全交流合作，丰富睦邻友好关系的内涵。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反对采取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

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坚持与发展中国家真诚友好、平等相待，进一步密切双方高层往来，加强不同层次的对话和磋商，推动双方传统友谊“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随着国力的增强，进一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深入挖掘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的新机遇，探索合作的新途径、新方式，帮助它们实现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加强金砖国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建设，推动建立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旗帜鲜明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努力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反恐、反海盗等全球性问题贡献更多中国力量、中国智慧。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更大作用，充实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使对外合作重心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把对外援助更多用于社会民生项目，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尤其是基层百姓。鼓励支持更多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当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作贡献。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指导，引导企业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积极回馈当地社会。促进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人力资源开发能力。

同时，我们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与外界的对话沟通，面向各国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民众深入宣传正确义利观，通过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与各国人民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维稳定，共创繁荣。

（作者为外交部部长）

习近平的外交义利观

2016年06月19日 10:47

来源：国际在线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外交秉持什么样的义利观，如何处理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不仅关系到我们自身事业的发展与稳定，而且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并将这一重要外交思想贯穿于此后的中国外交之中。正确义利观丰富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价值体系，为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指导，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正值习近平访问中东欧之际，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习近平的外交义利观。

一、传承与接续 “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习近平的外交义利观，首先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义利观和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强调“君子义以为质”。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传统义利观还提出了义利相合的辩证统一思想，如墨子提出，“义，利也”，阐明“义”与“利”的统一性。可以说，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工作把中华民族的义利观贯穿到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当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应世界形势发展、惠及全球共同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原则和外交理念。新中国开创性外交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正确义利观”的直接来源。一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60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非殖民化运动中，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蓬勃发展，新生的国家渴望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中国、印度、缅甸三国率先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8日和29日，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这五项原则将在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予以运用。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这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被称之是衡量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天秤，并且是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与根本。习近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4个„互‟字、1个„共‟字，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

二是坚持国际主义精神。新中国不仅为制定合理的国际关系原则做出努力，而且长期坚持先义后利、义利兼顾的义利观，发扬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从道义上而且从物质利益上大量援助第三世界国家。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十四国期间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其核心理念包括：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些原则奠定了中国60多年援外工作的政策基调，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把国际正义放在首位，对亚非拉国家提供国际主义援助，虽然承受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却有力地支持了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国际关系中践行了大道正义，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中国也获得了道义的回馈，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得到了这些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非洲兄弟和中小国家用轿子把我们抬进去的。几十年来，我国在台湾、涉藏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也一直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支持。

第四篇：两会陈竺谈医改

两会专访卫生部部长陈竺：推进医改需凝聚卫生界共识

时间：2010-03-09文章来源：健康报浏览：717

调动积极性=增加收入？目前医生的收入是高还是低？医改的首要问题是缺钱吗？“药品加成”变“药事费”是拆东墙补西墙吗？公立医院改革有无时间表？3月6日，健康报记者就医改中广受公众和医务人员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两会驻地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

近几年的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陈竺一直是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之一，今年的全国两会也不例外。从人民大会堂门前的围堵，到委员驻地餐厅外的紧逼，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曾经做过赤脚医生，又在国外留学多年的技术官员，总是有问必答。

3月6日下午，在全国政协会议小组讨论间隙，陈竺就公众特别是医务人员关注的医改热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陈竺动情地说：“卫生工作富有挑战性。我希望同志们能够理解我在想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取得全系统的理解和支持。”

问：调动积极性=增加收入？

答：不能完全画等号。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医改要“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增加收入。请问两者可以画等号吗？

陈竺：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首先要把医务人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调动起来，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和职业道德水平。这也应该是有志向的医务人员首先追求的目标。

医改为医务人员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这就是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总理的工作报告提出要开展农村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医疗保障试点。粗算一下，儿童白血病1年新发1万多例，需要手术的较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1年有6万～8万。这意味着儿科、血液病、心脏学这些专业将得到极大增强，医务人员大病救治水平将得到极大的提高。随着医保筹资水平的不断提升，大病的救治范围会扩大，这不正是中国卫生事业腾飞的机遇吗？同时，我们正在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包括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全面地针对各种疾病进行防控，推行健康促进等，这不是在为公共卫生人员搭建事业发展的巨大舞台吗？

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还表现在，要通过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目前的制度安排不能让医务人员充分发挥作用和潜能，如执业医师注册，现行的僵硬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医生潜能的发挥。所以，现在我们考虑如何制定合理的多点执业的文件，让医生动起来，解放生产力。请注意，这是合理、规范、有序地流动。我个人不太赞成公立医院的医生去营利性的医院多点执业，这在国际上也有严格的规定。我们现在的优质医疗资源比较匮乏，所以我更赞成在体现公益性的范畴内解放生产力，释放医生的潜能，包括制度化的对口支援、大医院支持农村医院、城市三级医院支持社区等。当然，这只是大原则，我们也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达成协议，有序流动，给民营医院应有的空间等。

此外，要加强绩效考评，打破大锅饭，让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精湛的医术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分配制度应该向那些多劳、优劳者倾斜，向那些责任大、风险大、数量大、强度大的医务人员倾斜。

我想强调的是，医生收入提升和能力提升、事业上有所作为是相辅相成的。调动积极性就是要不断强化医务人员的敬业精神，强化他们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强化维护民众健康权益和尊严的大爱之心。医生，尤其是公立医院的医生，绝不能脱离敬业精神来谈收入、谈钱。

问：目前医生的收入是高还是低？

答：医生收入要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记者：关于医生的收入，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医生抱怨收入低，与付

出不相配；另一方面，社会上有不少人却说医生收入太高，有些医生“胃口太大了”。您怎么看这种反差？

陈竺：医生的收入曾经非常低，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客观地说，这几年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同时，社会的投入也在增加，我们的医疗总费用增长速度不低，但是医务人员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医疗总费用增长快。这就意味着，医务人员的相对收入是增加的。特别是大医院，增长幅度非常大。从全国看，过去几年（大医院医生收入）年均增幅达到15%～20%。

有的医生说收入低，可能是和发达国家医务人员的收入相比，是绝对比，而相对比更科学。如果绝对比，队伍总体收入确实不如发达国家。但我们的收入也要和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人民可承受水平、医疗保障制度发展水平相适应。

我们这支队伍很不容易。曾经有一种说法，中国用全球1%的医疗卫生资源维护了全球1/4人口的健康。现在则是用2%～3%的资源维护了1/5人口的健康，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这正是我们这支队伍的可爱和令人尊敬之处，这是一支有着高尚医德和献身精神的队伍。医务人员和卫生技术服务应该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

问：医改的首要问题是缺钱吗？

答：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钱花好。

记者：医改是世界性难题。有人说，医改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首要问题是钱。您怎么看？

陈竺：我说过，目前医改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资金，而是体制机制问题。我不是说钱不成问题，但绝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实际上是投入如何能够花好的问题、医疗资源如何合理使用的问题。

医疗费用的控制非常重要。就如同面粉和水，如果医保是面粉，这一块增加了，但控制不了费用，还在过度诊疗，诱导不当消费，就相当于掺了很多的水，面粉还得加。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哪有那么多钱投入？

我们需要增加向供方和需方的投入，但同时要强调医疗资源的控制。过度医疗和诊断的确存在，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改革以药补医机制，如果不把以药补医这种不合时宜的政策改掉，投多少钱都没有用。放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走商业化创收的道路，由于信息不对称，医方有很多办法诱导更高的医疗消费，投多少钱都没有用。所以，转变我们的体制机制，包括转变我们的行为，转变医务人员对于积极性的认识等都非常重要。

问：“药品加成”变“药事费”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答：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

记者：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药事服务费的话题。有人提出，其中也包括不少医务人员，说按处方收药事服务费，医生可以通过多开处方来规避政策，患者看病的钱不会减少。还有人质疑，把原来的“药品加成”变为“药事服务费”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看？

陈竺：收取“药事费”是以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现在的关键是，处方技术服务含量及为了药事管理医院必须承受的运行成本能不能得到合理补偿。除了这些之外，药品加成取消后补偿不足的部分，一要靠政府增加投入，二要靠技术服务价值的提升来恢复均衡状态。

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技术服务项目收费价格调整，如手术费等，原来不合理的状况要改变。还有一个办法是按病种付费，把所有的成本都打在里面，等于自然消除了以药补医的弊病。如儿童白血病，先设定一个一定额度的支付包，所有的成本都在里面，总额控制以后，就会使医院的行为发生变化，从原来的以利润为中心转变为以成本为中心，从以创收为中心变为以服务为中心。

我认为，把以药补医这块全部打包在一起解决，比调整单个项目收费价格更为合理，这

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式。同时，对一些慢性病可以按人头付费。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变成预付制，根据过去若干年内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的评估，如评估一年内主要疾病发病情况、资源配置情况，基本定出额度，先预付给你，到年底结算。这些都是国际上先进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

说到多开处方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我们对处方有管理制度，对医疗机构有处方点评，如果不合理的话，会被监管系统捕捉到，会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医生要换个脑筋，脑筋动在多开处方上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问：公立医院改革有无时间表？

答：争取两年的探索能取得一定经验。

记者：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是另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有医生提出，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病人，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医生，如果都按临床路径管理，那刚毕业的学生和有着30年临床经验的老医生还有什么区别？此外，按您的设想，包括按病种付费、临床路径管理在内的一系列公立医院改革措施，有无具体的时间表？

陈竺：临床路径管理更有利于一个医生的成长。我曾经在法国工作过，那时候我就纳闷：为什么法国的住院医生能独当一面？后来才明白是因为他们有比较规范的临床路径和治疗方案。当然，这种治疗方案也不是铁板一块。疾病要按病因、临床表现等分类，在每一类疾病中又可以分成不同的风险度，如肿瘤的早、中、晚期，肿瘤的不同亚型，相对来说较好的预后、中等预后和差的预后等。这些因素在较完整的临床路径中都应该加以考虑。合理的临床路径应该满足同一种疾病的主要分型和分期，这也是临床路径的题中之意。

临床路径管理在不少国家实现得比较好，如德国有1100种临床路径，奥地利、法国等国的临床路径也很合理。我国刚刚开始做这个事情，去年做了112种。我们的计划是，用两年时间制定出300种～400种主要疾病的临床路径，基本涵盖97%～98%的主要疾病。此外，我希望两年内试点地区至少在若干大病救治方面取得明显突破，比如儿童白血病。公立医院改

革，争取两年内摸索到一定经验。

问：最想对医疗卫生队伍说什么？

答：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

记者：一方面，百姓不希望费用增加；另一方面，医生又不希望收入减少。怎么平衡？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您最想跟医疗卫生队伍说什么？

陈竺：回归合理是理想状态，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平衡的根本之道是做大医疗保障制度。做大保障制度，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特别是在大病抗风险能力方面就会更为从容，在大病治疗的时候自己支付的比例就能明显下降。对医院来说，通过合理的收费确保质量，也能创造出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医院内部，通过加强管理、优化流程也能很好地提高效益。比如，我国的平均住院天数如果从11天减少到9天，少2天，就意味着医院的效率可以提高15%～20%，意味着单位收入会明显增加。所以，医院自身也要不断发掘潜力。

我想说明一点，对于公立医院改革，最初的医改方案中没有这项内容，是我主动提出来的。我认为，公立医院改革如果不启动，那么再过几年，我们即使有钱，也很难再把它的发展方向拉回来。如果观念不改变，投入再多的钱也没有用。

保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改革的风向标，把这个事情搞好，其他事情就比较好解决。换句话说，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为了实现更高的效率，有了高效率必然会增加收入。总的医疗费用大盘子，特别是保障制度完善后，会激发群众就医需求，以前不看病的都来看病了，就意味着医院收入的增加；但如果收入增加被过度诊疗消耗掉的话，人民群众就得不到更好的健康效益。

既然是真正的改革，那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我既不会向一些商业利益妥协，也不会向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不良倾向妥协。比如，总理报告中提到的两个农村儿童大病（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社会同情度很高。如果有人想把对这方面的投入当成唐僧肉来割的话，那么

对不起，我要革你们的命了。我知道这肯定要得罪人，但是，我不会退缩。

我还想对我们这支队伍说，要牢记宗旨，不要忘了业务水平的提升才是安身立命之本。要有所作为，必须把自己置身于国家经济发展总的大局中来考虑自身的使命和任务。也就是说，我们要首先想到人民群众的疾苦，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的行为不端正，业务水平达不到一个理想状态，必然就要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支队伍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没有了。

请记住，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卫生事业，基本特征就是以公益性为特征的事业，因此，有些方面要忍一忍。要认清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先要多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把服务人民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必然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各方面的支持，而收入等问题也会随之解决。

第五篇：今年医改主攻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人民日报-人民网

今年医改主攻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人民日报-人民网

今年医改主攻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将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在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药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 本报记者 李红梅

《 人民日报 》（2011年04月07日

版）

■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30%左右，价格敏感性较强的农村群众对医改成效感受较为强烈

■ 目前，我国基层以药养医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今年继续解决县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为公立大医院的改革提供经验

■ 新的招标采购办法治理“药价虚高”开始起作用，药品质量也得到了保证，群众得到了实惠

4月起，国务院医改办公室组织开展2011年第一季度集中督导调研工作。督导调研分为8个组，分别由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相关部委领导带队对医改重点工作开展集中分片督导调研。

今年是医改攻坚年，老百姓的看病负担何时能减轻？公立医院改革何时直面以药养医机制？基本药物的招标价格是不是“虚低”？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看病负担何时能明显减轻？

日前，人民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0%的网友认为医改“基本没有效果，依旧看病艰难、药价高昂”。

据卫生部的统计公报，老百姓个人卫生支出的绝对数仍在上升，2008年为5098.7亿元，2009年为6570.8亿元。这也许是老百姓依然感觉看病贵的原因。不可否认，从总体上看，由于群众健康需求的增加，技术进步、服务要素价格上涨和诊疗环境改善，以及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老百姓医疗费用的实际负担仍未明显减轻。

实际上，随着医改各项政策的落实，特别是政府投入的增加，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逐步下降。2009年，我国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19%，与2000年的58.98%相比，降幅很大。同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30%左右，相对而言，基层尤其是价格敏感性较强的农村群众对医改成效感受较为强烈。而这部分人群恰恰不是参与网络调查的主要群体。

此外，“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反映在公立医院，但公立医院改革距离群众的期待尚有较大差距。去年，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对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成效比较明显的是医院的内部管理改革，但在宏观层面上，效果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她分析原因，一是因为改革涉及的层面复杂，二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成熟的模式可以照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认为，当前人民群众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要求更加迫切，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充满了更多期待，只要制度设计得当，必将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他指出，今年将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通过服务创新，全面推广惠民便民措施，使人民群众尽快感受到医改带来的好处和实惠。”

公立医院如何摆脱逐利机制？

公立医院改革，今年会不会在以药养医机制上有突破？

“以药补医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演化成一种逐利机制。这种逐利机制日益削弱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日益危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大处方、滥用抗生素、过度治疗、不合理检查等不规范诊疗行为，以及忽视成本等问题，推高了医疗费用，绷紧了医患关系，长此以往将有损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康素质，危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孙志刚认为，以药补医的机制迫切需要改革。他指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是今年攻坚克难的主攻方向。

怎么改？他说，将加强公立医院改革的顶层设计，同时，应当在管理体制、补偿机制、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药品及器材采购供应机制、内部管理机制、医保支付方式、监督管理机制、上下分工协作机制、医药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重新构建起公立医院新的体制机制。

近日，国办发布《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明确，公立医院改革将分层次推开，今年以县医院为改革重点，进行综合改革。

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指出：“目前，我国基层以药养医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今年继续解决县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为公立大医院的改革提供经验。”

他分析了选择县医院作为重点改革对象的原因：第一，县医院覆盖了农村70%左右的人口，改革后会缓解农村地区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第二，县医院的隶属关系相对简单，不像很多城市公立大医院归属于大学、部委、军队等；大部分属于国有，而且数量少，类别少，较容易推进改革；第三，地方政府积极性很高，乐于支持县医院回归公益性；第四，县一级的医务人员改革的积极性较高。

低价中标会否降低药质？

目前，全国近六成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按照要求，这些基本药物将采用新的招标办法进行招标、配送。安徽、山东等地已陆续按照新的办法开展基本药物采购，结果显示，安徽的基本药物价格下降了一半，山东的价格下降幅度达到60%多。很多人担心“低价中标”会带来药品质量隐患。

对此，孙志刚认为，过去省级招标采购是只招标，不采购，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二次议价，其结果出现了省级招标价高于基层实际采购价，而且基层机构采购药品难以保证质量。新的招标采购办法正是针对这些弊端而研究制定的，目的是优先保证药品质量、有效降低药品价格。

新办法主要通过3个措施确保质量：一是用量大的基本药物直接向生产商招标；二是“双信封”制。即同时对技术标和商务标进行招标，技术标得分高的才能进入商务标评审，得分低的淘汰；三是全程监管。

同时，新办法采用的大批量采购、直接向生产企业招商、财政付款等3个措施为企业降价创造空间。“我们集中招标采购的目的就是为了采购到质量好、价格低的产品，在优先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当然是价低者中标，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孙志刚说。

他说，安徽省按照新的办法完成了一个基本药物采购工作，药品质量总体水平得到提高。34.6%的药品来自2009年医药企业综合排名前100强的企业，57.6%的药品是排名前400名企业的产品。截至目前，通过对供应的基本药物全覆盖抽检，没有发现一起基本药物质量安全问题。同时，基本药物两日内配送到位率已经达到95%左右，明显高于集中采购前。

“实践证明，这个新办法比老办法有很大的进步，当然也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现在药品价格降下来了，药品质量也得到了保证，基层医疗机构普遍满意，说明新办法治理‘药价虚高’开始起作用，群众得到了实惠。”孙志刚说。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孙志刚认为，很多时候，利益博弈涉及到政府、群众、医院、医务人员、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等多方，各方有各方的道理，综合起来相互矛盾，这种情况下，“在首先满足人民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再妥当处理好其他各方利益，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