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应严防土地财政大全

第一篇：新型城镇化应严防土地财政大全

新型城镇化应严防土地财政

2013-01-01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型城镇化承载着“最大内需所在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是产业发展推动的人口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新型城镇化还代表了经济结构转换、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升级。

城镇化目前面临着土地利用、社会平衡、环境资源、城市发展四大问题，土地问题是城镇化不可回避的重中之重的问题。有媒体曝出，国土部酝酿存量土地管理的新规定，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稳定地价预期。按照研讨中的制度设计，除规划用于商品住宅等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的地块，必须由政府依法收回、收购重新招拍挂外，允许原土地使用权人自行开发、允许开发主体通过收购进行集中开发、允许农村集体经济自行组织开发。

国土部新规主要意义在于利用政策的积极引导，盘活现有未开发的存量土地。在解决土地市场供需矛盾、缓解地王压力的同时，更有利于城市城镇化进程。这并不意味着土地出让制度退回“协议出让”的时代，该政策本身并非是对现行的经营性土地“一律招拍挂”的松动。

但有媒体报道，2012年许多地方城市土地出让金骤减，据伟业我爱我家统计，2012年1至11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166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1．5％。这使得地方财政压力陡增，在大力发展城镇化背景下，已有不少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把未来城镇化看作是房地产业的救星。进入2012年11月后，国内多个城市开始集中推地，土地市场俨然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继10月全国卖地1．33亿平方米、同比增8％之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20个主要城市，上周的土地市场供应量和成交量又双双环比上升。

有分析认为，当前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仍然较重，受调控政策影响，2012年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也让地方财政倍感压力。况且，地方债务也需要偿还，在保证调控力度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将持续保持土地出让力度，在新型城镇化中难免出现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卖地的现象，对此应当予以警惕。

第二篇：“土地财政”城镇化延续

“土地财政”城镇化延续

在今天，以“土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已经问题缠身并发展到尽头。如新华社评论所言，房地产支撑着政府财政、经济发展、企业和个人财富增值利益，这样注册香港公司是不牢靠的，政府就应当果断剥离捆绑在其上的利益。

近日，经济学家吴敬琏透露，过去几十年来的造城运动中，政府获取的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30万亿元左右。正是由于政府在土地政策中的利益，才会大力推动造城运动与发展地产业。

建立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土地财政”是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各个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几年，通过土地融资，推动城市化，即“经营城市”。这一过程构成了过去20年发生在中国的所谓中国式的“城市化”。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要而不断地投资，这需要资金，通过“土地财政”以及城市建设，恰好可以实现个人“政绩”。当然，更大的推动力是其中普遍的巨大的官僚寻租机会，因此，每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卖地，兑现政绩与个人利益，而不管后果。甚至即使没有卖出去的土地也拿去作为抵押的杠杆，借贷（债）搞建设。

这也是一个与民争利的过程，所谓“30万亿”的价差背后，就是对农民以及城市拆迁居民的。由于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即使农民的集体土地，也要先由政府征用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这个环节形成的价差就是对农民的剥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房改时，政府将公房几乎无偿划给了城市居民，这些房产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获得了巨大的资产升值，但是，农民却无法拥有自己土地的产权，而且被城市化征用的增值部分被政府拿走。

但是，城市居民也并非都是获益者。今天回头来看，所谓受益者，应该主要是参与房改的体制内的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从业人员，而他们的获益程度也因为权力等级不同而不同。在房改后，这些部门继续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进行福利分房或者变现福利分房，并成为过去十余年房价上涨的最大受益群体。而普通居民则承担了不断上涨的房价，甚至有的家庭需要几代人的储蓄才能为孩子购买一套住房。

实际上，政府在地产业获得的好处不限于“土地财政”，还有巨额的税收。根据统计，过去十年间，仅针对房地产业征收的五大税种，其总收入从 2003年的900多亿元，暴涨至2012年的1.01万亿元，增幅高达十倍有余。土地与税负成本占房价的60%左右，如果再加上高额的抵押贷款利息，购房者基本上是为政府和银行打工。

对于房价上涨的调控屡屡失效，皆因政府在地产业中有巨大的利益，而体制内从业者因福利分房又不承担房价上涨的压力，反而因房价上涨获得资产升值。因此，各级政府对地产调控是“虚与委蛇”。

当然，一种观点是，地产价格上涨是货币贬值推动的，因为过去十年持续通货膨胀，鼓励了人民买房投资以抵抗储蓄贬值。一种估计是，中国有1/3的新增住房属于投资性质。可实际上，货币贬值除了政府控制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之外，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土地财政”释放了过多的货币所致。孰因孰果，还是要搞清楚。

可以看出，过去十余年，中国货币贬值、房价等增速都是迅猛的，甚至是疯狂的。疯狂的主要原动力就是土地。政府近乎失控利用土地发展经济，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基于家庭资产的贫富差距、经济结构日益失衡、腐败等等问题，并透支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空间。

面对这30万亿，也有声音提出，为在“分税制”下，地方认为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拿得少，做得多。因此，地方政府才不得不大搞“土地财政”，为城市化融资。如果不搞“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则没钱做事，也没钱搞民生。

第三篇：新型城镇化亟待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新型城镇化亟待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发布时间：2014-3-25信息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土地制度改革要以财税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首先要完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让地方政府有与其事权相匹配的财税收入，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

郑振源

城镇化是三大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在一定制度下不断流动、重组的结果。我们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就需要研究支配这些生产要素运动的制度是什么。这制度是在什么思想观念下形成的，它是怎样运作的，所造成的利益结构、利益链是怎样的，矛盾在什么地方，造成矛盾的体制性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找到改革的重点和改革的内容。

现行土地制度对城镇化的贡献

支配城镇化要素流动的制度有三个：一个是财税制度，一个是户籍制度，一个是土地制度。

规定现行的土地制度有两部法律：《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呢?

1985年和1992至1993年我国曾两度出现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这反映了城镇化与农业的矛盾。

于是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用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怎样保护、怎样控制?结果就采用计划配置的办法。在这种思路下就形成了1998年版的《土地管理法》。

这部法律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禁止农村宅基地流动，禁止集体土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扩大征地范围，以国家征地作为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由政府垄断整个建设用地的供给。

二是由中央决定耕地和建设用地配置的指令性控制指标。通过总体规划和计划，把这些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到基层，根据这些指标划定土地利用区和确定每块土地的用途、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三是为保证规划计划指标的实现，又规定了一套高度集权的、复杂的行政审批制度，大凡土地用途转用、权属转变都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严格的计划配置的土地制度对城镇化有什么贡献?

第一，政府通过低价征地，在2003—2012年10年间共征得374万公顷的土地。3万、4万块钱一亩就可以把地拿过来。

第二，农民工不能市民化，这样就维持了2.5亿的廉价劳动力。

第三，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让，10年内政府就吸收了15.2万亿的出让金。这笔出让金刨掉征地成本、一级开发成本后，政府差不多能拿到5.5万亿的净收益。这其中约六成的净收益被用于城市建设。此外，政府拿到地后，还可以将土地抵押贷款。通过这些方式，政府大约可筹到11万亿低成本的资金。

依靠这样廉价的三大生产要素，中国城镇化的进展非常迅速。1981—2010年城镇化率从20%一下提高到50%，花30年时间走了国外50年、100年要走的道路。

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

但这个土地制度造成了六大弊端：

第一，禁止农村宅基地流转，农村宅基地不能卖、不能转让，禁止集体土地进入建设市场，特别是进入房地产市场，这样就造成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产权的不平等。

第二，扩大征地范围，把征地作为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并且低价征地，造成失地农民贫困化。2007年以来强制拆迁的恶性事件不断，原因就是征地价格太低，剥夺了农民的财产。

第三，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构建了5万多亿元的“卖地财政”，刺激地方政府多圈地、征地、卖地。现在各地都在大办开发区、大造新城。开发区多了，地方政府的钱也就多了，结果是富了开发商，肥了贪官污吏，扩大了贫富差距。

第四，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供给，通过指令性规划计划配置土地资源。有的地方土地资源多，项目却很少，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有的地方土地指标不够，又申请不到指标，于是造成大量违法用地。

第五，建设用地指标下去后，1/3的指标无偿供给划拨用地，政府办公大楼、大学城、城市里的大马路、大广场都是划拨用地，不用交出让金，结果每个城市都有豪华的政府大楼，禁而不绝。划拨使用造成土地粗放利用，降低了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

第六，尽管2/3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市场出让给开发商，但现在的土地市场是一个行政控制的伪市场。下达的指标，地方政府首先给开发区用，给市政府拉来的项目用。为了争夺投资项目，政府又用行政手段把地价压得很低。因土地便宜，开发商和企业拿到地以后就粗放利用。

结论是：现行计划配置式的土地制度虽然促进了高速度的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但是土地配置的效率很低，而且扩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造成许多社会矛盾。这样大规模的低价征地模式、粗放型的建设用地模式不可持续，以“卖地财政”为支撑的城镇化也不可持续，所以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就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必须由市场来配置土地

土地制度怎么改?我认为现行计划配置式的土地管理制度不可持续，必须改为市场配置。只有利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利用效率、均衡各方面的利益，保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所以我认为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改计划配置为市场配置。

我认为要搞市场配置第一件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竞争、城乡统一而有序的土地市场。第二则是建立适应市场配置的宏观调控体系。

如何建立开放、竞争、城乡统一而有序的土地市场，我认为要做四项工作：

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哪些是政府办、哪些是市场办，这样才能改变现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为市场主导的城镇化。

第二项工作是要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平等保护集体土地产权。

第三项工作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第四项工作是改革征地制度。这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缩小征地范围，缩小到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之内，不要为开发商、为企业去征地;

二、要给被征地人公平的补偿，土地、房子值多少钱就补偿多少钱，使被征地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三、要规定并严格执行合意加公示的征地程序。

征地程序包括三个阶段：政府征这块地先发公告，开听证会，让被征的人发表意见，征这块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不是必须征这块地，最后大家同意了就征。

下一步就进入调查、制定征地补偿方案。补偿方案不是政府来定，要和被征地人平等协商定下补偿价格和补偿方式。达不成协议，交法院仲裁、判决。

达成协议，定下双方合意的补偿方案后，进入下一道程序，先补偿后交地，登记换证。这样才能使征地变成和谐征地。

第二件工作是要建立适应市场配置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政府有四种调控手段：第一，要有公众参与式的规划和计划。第二，正确实施土地用途分区。第三，建立能促进节约用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土地收益的财税制度;要使税收、投资、补贴成为国家调控土地的主要手段。第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政放权。

最后，土地制度改革要以财税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首先要完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让地方政府有与其事权相匹配的财税收入，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这样，土地制度改革才能一项一项地推动。所以，我说土地制度改革要以财税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随着财税制度改革的进度，渐进地、协调地推进各项土地制度改革。

(作者系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中国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国土资源分会土地与环境专业委员分会主任)

第四篇：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

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

发布时间：2014-4-4信息来源：中国金融

只有把土地农转非的溢价增长过快和如何公平有效分配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进行顶层系统设计，才能真正有效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改革

我国的城镇化不仅长期滞后，而且质量和效率严重偏低，当前亟须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摒弃以土地扩张为核心、“见房不见人”的旧式城镇化模式，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消费问题(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使得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难以释放)和投入问题，而不是以房地产为中心、加快投资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完全不同于旧式城镇化，因为它是围绕着城镇化本质来推动的城镇化。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不是房地产化，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模式要靠新城市发展方式来推动，就是要加快城市资源利用方式转型，形成节约高效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转变工业发展方式，也要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随意圈地、不讲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公共资源的合理布局是当前许多地方推进城镇化的通病。2000～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增长了45.9%，但建成区面积扩张更快，为64.4%，这说明城镇土地利用不是集约，而是浪费，未来我国至少还有3亿～4亿人要城镇化，土地短缺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要使城镇化发展可持续，必须转变城镇化资源利用方式，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由土地铺张型转为土地集约型。建设和土地的主管部门要放开容积率限制。各级政府要摆脱土地财政，重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二是由规划低效型转为规划高效型，主要通过提高城镇化规划水平和建设水平，来提高各级城市的综合承载力。

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关键是要改革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是城镇化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公共服务体制都是严格城乡分割的，这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的速度和效率，必须通过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来逐步消除，为此需推进三大体制转型：一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二是改革户籍制度，三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本文主要是探讨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土地制度改革的误区

从有关文献看，人们对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不仅如此，还存在许多误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难以解决及城镇化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没有自由流动，没有按照市场方式进行配置。事实真是如此吗?从理论上来说，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应该也越高，但实际结果却相反，我国城镇用地的“大饼”越摊越大，地价越高越鼓励扩张利用土地，而不是集约利用土地。如果中国的土地市场是被压抑着的，那么

土地市场化就是价格越来越高，这好像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很相符，但实际上土地价格高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市场化推高，另一种情况是因为存在严重的土地供给垄断或市场垄断。我们的土地“招拍挂”制度是土地单边供给垄断的另一种形式，竞标者有竞争，但这种竞争(投机抬价)能够通过住房制度而转嫁，因此，即使出最高的价拿地对于房地产商而言几乎也没有经营风险。

在现行城镇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土地制度框架下，土地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并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建议。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全部都私有化，这一问题就能解决了吗?笔者的看法是：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城镇郊区农民暴富。土地私有化后，出售土地变得更容易，而土地的一级市场却被政府垄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土地价格暴涨，进而推动房价泡沫。当然，土地暴涨推进房地产泡沫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住房的投资属性不断放大而消费属性则不断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增值部分会被土地最初拥有者拿得更多，尽管对政府来讲，这会抬高一级土地市场的成本，但只要存在转嫁机制，那么这一过程照样不会是市场化，而是垄断链的延伸。

与此相关的是土地使用权的年限对土地价格的影响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土地使用年限受限，价格就会受限。因此，有人提出，一次性征收购房者70年土地使用费，是推动价格上涨的原因。那么一次性收取永久使用费(类似土地私有)价格会更高，所以，一次性收取70年使用费并不是高地价的原因，或者说高地价与土地产权无关。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土地农转非所产生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与土地的性质没有关系。公平有效的分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由农地向非农地的转换将产生巨大的增值，这里便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增值过度问题。垄断与投机力量的共同推动，必然产生泡沫(特别在金融货币政策宽松的环境中)，这种泡沫就是土地价格的过度增长，而土地价格过高必然转嫁到住房价格上，进而明显提高城镇化的成本，阻碍人口城镇化进程，使得城市发展变成了较单一的(或割裂的)土地城市化或房地产化过程，本质型的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被严重抑制。二是新产生的巨大收益如何分配才更合理、更有利于社会公平呢?在当前体制、政策下，如果采取土地私有化的模式，转化收益将大部分被郊区农民所得，其次是房地产商、政府所得;而采取土地收归国有的方式，土地收益主要被政府和房地产商所得，转换土地的农民有所损失，利益受损的将是新城镇居民(包括农民工、城市住房贫困家庭及外籍城市常住人口)。这种土地增值趋势与土地所有权无关，自由市场化或垄断市场化都无法有效地分配这种超额的增值收益，相反，会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和财富严重分配不均。因此，解决之道不是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而是创造出一套公平有效的土地增值分配制度。

设计和推动土地农转非收益分配制度改革

正如前面分析的，土地农转非的溢价增长过快和如何公平有效分配已成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城镇化成本过高，土地利用却极端粗放，因为土地越扩张，政府和房地产商获得的收益越高，而集约利用土地的收益很低。要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进行顶层系统设计，并研究制定周密的实施改革方案，进而真正有效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

一是强化土地税收调节作用。土地税收制度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土地农转非实行特定的土地征税制度，另一种是对已市场化土地的再利用实行一套普通的征税制度。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是一次性的，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与政府管理、房地产商经营能力无关，更不是土地所有者或经营者创造的，因此，这种高额增值收益主要应成为国家税收，既不能主要分配给地方政府作为其预算外收入，也不能主要分配给拥有土地产权(经营权)的农民。土地农转非的增值税应属于共享税，中央占大头，地方和个人占小头。中央土地收益可用于全社会保障投入，包括农民工和郊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可作为支持地方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收入则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房建设。这样就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土地增值用于全民分享。而对存量土地再利用的征税则是对现有的土地税收制度进行优化。这两种土地征税制度将从多方面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如抑制土地城镇化和房地产化过程，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土地的更新利用上，加大土地的开发密度，提高土地的集约化使用水平。

二是逐步打通农村宅基地与城市用地的界线，统一城乡非农土地市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增加土地供应量。按目前的部门法规，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建设住房是合法的(符合宪法和土地法)，而在同样的集体土地上建房转让给城市居民便变成非法，这样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农民城市化过程是带着土地的，农村的宅基地不能因为它是集体性质就不能进入土地交易市场，相反，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这是一笔巨大的存量资源，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盘活这部分存量不仅能有效增加土地供给，加快农民市民化，而且将有效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完全垄断，形成有效的土地竞争市场，因此，要加快破解宅基地转化为商品土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增加土地供给还有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对城市存量土地的重新开发。从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交通效率角度，应把城市发展的重点转向存量土地的再开发上，加密中心城区的住房建设密度。城市楼房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的提高而不断增高的，如纽约的曼哈顿住房是从平均2层楼改造上升到5层，再上升到10层、20层，最后固定在目前的平均40～50层。而要加密中心城区住房密度，一个重要的政策障碍必须破除，即对住房容积率的过度管制必须明显放松，日本等国的经验均表明，节约土地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容积率。

三是尽快完善住房税收制度，抑制投机需求，从需求上为土地扩张减压。房价长期过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税收政策存在重大缺陷，即长期免征房地产投资所得税和物业税。要建立鼓励一户一套住房的制度，对一套住房可以免征保有环节税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对第二套房可采取低税率政策，但对第三套以上的住房则应采取高税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房的投资(投机)需求，使房价和地价上涨缺乏根本动力。

第五篇：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发布时间：2014-4-4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当前持续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被视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2011年的10年间，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未来10年，据专家测算，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中国已经步入了城镇化的加速阶段，但是由于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土地制度改革成了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现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融入城区，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城中村”和城郊村规划管理无序，布局结构混乱，基础设施缺失，环境卫生、消防安全、治安计生等问题突出，出现“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现象。

同时，农村建设用地效率较低。一方面由于长期规划滞后，自然村布局零星分散，功能布局混乱，居民点以分散式或独立式为主，旧宅基地占地多，一户多宅、空心村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大量青壮劳力进城打工，只有老年人在家种田，因此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和土地粗放撂荒的现象。而同时由于城市房价较高，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优惠政策，在城市定居难，造成“被两栖”的生活方式。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近郊和城中村的土地大幅升值，拥有农村户口即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使得很多农民即便身在城市务工，也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城镇户籍人口千方百计想变为农村户口的现象。为了在城市扩展建设中争得更大的利益，出现了部分村民在一些集体建设用地甚至是耕地上自发、无序地占地建房的不正常现象，扰乱了经济秩序，影响了城市形象，而且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因当前的农业多是粗放式经营、农业效率不高，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费用偏低，这样农民承包使用的土地被征收后得到的补偿很少，无法满足农民被征地后的生活所需。

根源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其中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其使用权用途的不同，又可分为：农用地、农建地和宅基地3种形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部分农村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范围，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些农村所拥有的土地就应转化为国家所有。但由于村民的身份等没有及时转变，土地依旧是农民所有，农民依旧固化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因而成为城市中的农民。

和土地所有权状态相对应，城中村土地使用权也分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但集体土地使用权比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更多的限制：一是宅基地使用权依法不能转让、抵押;二是只有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滩等农村集体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抵押乡(镇)村企业厂房等建筑物涉及所使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其他集体土地使用权则不得抵押;三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租赁;四是一般情况下，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价出资或入股。

这些限制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实质上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平等，使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功能上仅限于住宅、农业用地。而在城中村区域里，这两种土地使用权并存但在效能上差距很大，突出表现为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收益上，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远大于集体土地使用权人所获得的利益。利益上的刺激与诱惑，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不再安分于土地使用的各种规范之中，突破了原规则，寻找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对等的利益。这就必然出现大量的违章违规建筑存在，存在大量乱占、乱圈地现象，非法租赁土地，以土地入股开办各种实业等非法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