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体制改革之律师张玉成

第一篇：城管体制改革之律师张玉成

大成律师张玉成：城管体制改革应纳入法治轨道

(发表自搜狐财经)

改革城管制度的根本，在于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摒弃运动式选择性执法的治理模式，舍此别无他途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一副局长日前表示：“目前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由市政市容委代管，可能近期将调整，体制上会有很大变化，可能要由公安代管，但不纳入公安队伍。”这样的表态，让社会各界再一次聚焦城管体制改革问题。

城管，是城市综合管理执法，集工商、税务、公安等行政部门的职权于一身，为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设立的准行政部门（其法律属性没有准确的界定）。其设立和运行的初衷及现实基础是，一个城市需要市容市貌及各种秩序，而行政资源稀缺，政府于是设立城管进行综合执法。但由于城管自身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其法律地位及执法依据不明，职责权限不清，执法程序缺失，执法监督缺位等，城管制度已经成为城市管理制度的败笔。全国范围内的城管暴力执法、野蛮执法案例层出不穷。2006年的崔英杰案还记忆犹新，城管李志强在中关村一带抢走了商贩崔英杰的生产工具——一辆刚买的三轮车，崔英杰夺走了李志强的生命。在政府与民间各种势力的博弈中，崔英杰有幸被判为死缓。如今城管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性职业，城管与商贩都成了制度的牺牲品。更为严重的是，城管往往是选择性的运动式执法，这使得城市里的边缘群体如小商小贩们的日子更加艰难。说到底，城管施行的是一种放水养鱼的做法，养一天，捕一天，既不赶尽杀绝，又不会放过他们，这里有城管部门最为现实的利益计算。而小商贩们呢，一边应付白道，一边面对黑道，为的也只是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生活在这样一个烂江湖，他们时刻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以运动方式解决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事。人们常常从各种媒体上看到像“扫黄打黑专项斗争”、“消防安全专项治理”、“集中整治”、“零点行动”等等新闻报道。这是中国一贯盛行的治理模式，通过政治动员，自上而下地调动行政资源及其他社会资源，对某些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的久拖不决的社会疑难问题进行专项治理。通常情况下，这种暴风骤雨式的执法行为的流程是：事件出现→上级重视→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召开动员大会→制定实施方案→实施治理→检查反馈→总结评估。

运动式行政执法作为临时政策，逐渐架空甚至替代长久生效的法律，使得法律变为可松可紧、可宽可严、可硬可软的橡皮泥，这不但助长了执法者的选择性和随意性，也容易使群众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能力及信用产生怀疑，甚至激起群众的暴力抗议行为；而由于事先缺乏全面性、科学性研究，盲目调动人力、物力、财力，运动式行政执法必然造成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执行成本高昂；运动式行政执法期间，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特定执法任务展开，而其他执法任务和日常管理事务被暂且搁置一边，这可能会产生其他违法行为泛滥和某些市场秩序被破坏的代价；运动式治理是中国政治生态及管理模式（非法治模式）的真实写照，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包括各种各样的运动，都是运动式治理的典范，可见这种治理模式的深刻历史背景和巨大惯性。

从本质上讲，城管制度是典型的控制型运动式的治理模式，设置这一制度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权力行使的便捷和规避法律，这是城管制度的症结所在。但遗憾的是，有关部门似乎对此缺乏必要的反思，没有考虑到或不愿意去思考城管制度本身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反而认为主要在于对城管制度的保障措施不到位，因此一味地要强化这一制度。

在这种错误思维的支配下，有的城市为加强城管的“综合执法能力”，专门为城管执法人员配备了各种警械等以对付“暴力抗法”；还有的城市花费巨资在街道上安装摄像头并设置统一的监控中心以彻底清查“无证摊贩”；甚至有人大代表建议，“城管部门应当被赋予像公安一样的刑事执法权，以应对暴力抗法者”。

事实上，以上做法和建议都没有认清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没有认识到法律之所以有效，其根本不在强制，而在于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以及基于这种信仰而产生的对法律自觉的服从。这类做法和建议，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能使现行的城管制度更加非理性和暴力化，从而加剧底层群众的反感甚至敌视情绪。改革城管制度的根本，在于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摒弃运动式选择性执法的治理模式，舍此别无他途。

城管制度及运作模式有违行政法治原则，实践中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将城管归市政市容委名下，不符合国务院的规定，而将城管交由公安代管，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解决城管制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必须由国务院以制定行政法规的形式来进行全国范围内城管统一的立法，使城管制度走出执法依据不明、职责权限不清、执法程序缺失、执法监督缺位的困境。

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类似事项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可值得以参考。例如，在我国香港地区，警察机构内部设专职城市管理的“小贩科”，由民事警察直接负责城管执法，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也大都采取的是这种模式。在我国，警察执法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都有相应的较为成熟的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且相对的救济途径也比较完备，将现行城管制度纳入警察系列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途径。

城管制度改革早已引起法律学界、实务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这次城管体制的调整能否纳入法治化轨道？城管制度离法治化还有多远？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篇：张玉成培训体会

培训体会

2011年7月29日下午我有幸与公司的干部在技术楼六楼会议室参加了公司2011年团干部培训班。培训时间为一个下午，但课程安排紧凑，首先是公司团委于晴书记介绍了本次培训的目的和内容，并强调了本次培训的意义，希望大家重视起来。

本次培训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观看了关于企业团建和团的工作的视频内容，介绍了企业团建的内容，企业团建的不足，企业工作的切入点，并对如何提高企业团建的工作水平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之后，在公司团委的安排下，公司5位“党员示范岗”的同事，分别就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切身体会，进行了“关爱企业，珍惜岗位”的报告，报告真实，贴切，大家听得很投入，并觉得应该以他们为榜样，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最后我们观看了关于交际礼仪与交往艺术的报告，通过学习金正昆教授的讲课，为进一步做好团的工作，为我们更好的完成各项工作，为我们提升自身修养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通过培训，我感触颇深，对于单位5位同事的报告，使我深深体会到无论在任何岗位上，只要自己努力，都能作出良好的成绩出来，实现自我和单位组织的双重价值，做一个有用的人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干一行，爱一行”信念，要先有“爱”才能“干”，才能够干的彻底，用心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圆满，工作很重要，是我们求生的依靠，但再重要都不能勉强自己，要知道，勉强是不会快乐的，“爱”也是强求不来的。只有自己摆正好心态，那么自己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能把事情处理好，而且是快乐的处理好，不是痛苦或者茫然的生活、工作，做好自己身边的每一件事，那么自己就逐渐的进步、提升，再平凡的岗位，我们也能发出自己的光芒，实现自我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我应该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工作技能，以求得自我的全面发展。做一个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人。

第三篇：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当前，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已在全国如火如荼地铺开，但由于我国现行城市建设管理体制就大的框架而言，依然延续着计划经济下的运行模式，城市管理在行政体制上的独立主体地位尚未得到理顺，致使城市管理工作难以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再次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决心。为此，应当从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下手，对我国城市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设置、管理运行机制、管理技术手段等进行大胆改革创新。

一、从行政体制上确定城市管理的独立主体地位，把城管执法从大城建体系中分列出来，设立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

城市管理伴随着城市的产生而形成，并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城市发展由规划建设为主到建管并重，再到管理经营为主，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日愈加快的城市化进程，迫切要求城管执法工作形成独立体系。

（一）从国家层面把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有机分离是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迫切要求。城市组织系统包括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四大板块，其中规划与建设、管理与经营分别是两个有机结合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飞跃式发展，呈现出城市规模迅猛扩大、城市数量大量增加、城市人口结构多元化、城市载体功能复杂化、城市居民需求多样化、城市运行机制法制化等多元特征，对城管执法的需求也日趋增加。尽管城管执法的重要意义也已为大家众所周知，但城市管理与城市建设尚未站在同等的政治地位上。在国家政体结构上依然还是城市建设的附属品。可以说，多年来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之所以缺乏统一性、超脱性和前瞻性，根源是国家在行政管理关系上一直将城市管理列为“城建管理监察”范畴，没有作为独立主体给予考虑，致使城市管理成为大城建体系的隶属品。

（二）从行政体制上确定独立的主体地位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管理对于城市建设的保障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国家至今竟然没有一个独立主体的专门管理机构，只是在建设部内部下设一个事业单位性质的城建监察办公室。由于没人“当家做主”，致使国务院从1997年开始在城市管理领域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试点工作，到2002年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只好依赖法制和编办两个部门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也成为“国家不设委局、省里不设行政主管局”的“稀有”部门，改革形式也五花八门，缺乏统一管理性。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如何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体制和创新运行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政府科学执政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认为，应当充分领会“十七大”精神，与时俱行进行改革创新，将城管执法工作从大城建体系中分列出来，设立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应设立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只有先框定好城市管理的组织机构设置体系，才能破解城管执法立法难问题，从而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解决好城管执法范围缺乏稳定性、职能定位缺乏明确性、执法手段缺乏法定赋予性、长期“借法执法”，以及执法规范、执法自律、执法保护、抗法处罚没有明确依据等系列的现实难题。

（三）从组织机构上划分城市管理独立主体地位有三种可供选择的组建模式。据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对城市化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至今虽然仅有20来年时间，但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将达到40%，2020年将达到55%左右，城市管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已促使城市管理从原来市容环境的专业性管理转型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综合性管理，各地城管执法部门在实践中也强烈呼唤全国城管执法工作“一盘棋”。对于如何设置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有三种组建模式可供选择：①一步到位模式。把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直接设立国务院内部，作为国务院的直属单位，为独立主体资格的国家二级部委局。②挂靠独立模式。把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挂靠设立在建设部内部，类似国家工商总局内设的国家商标局，定为副部级单位，工作相对独立，可以自己名义对外行文。③从属管理模式。把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直接设立在建设部内部，作为建设部的内设机构，定为司级单位，工作相对独立，可以自己名义对外行文。

（四）从实践需要上确定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的管理职能和机构

设置形式。①主要职能：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行政执法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组织实施全国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试点工作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负责全国城管执法工作的宏观协调、指导，负责收集、汇总全国城管执法工作情况，起草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组织开展全国性专项执法整治行动，承办党中央和国务院交办的工作。②机构设置：办公厅（室）、综合管理司（处）、法制宣教司（处）、地方协调司（处）。其中，综合管理司（处）主要负责全国城管执法工作的调研、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全国性专项执法整治工作，负责制订全国城管执法工作的指导性计划；法制宣教司（处）主要负责宣传贯彻国家有关行政执法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组织实施全国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试点工作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负责全国城管执法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调研、起草工作；地方协调司（处）主要负责协调解决各地在推进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试点工作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组织对全国各地城管执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从破除体制性障碍入手，优先解决好几大制约因素，构建富有活力的城管执法新机制

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破解发展体制机制滞后问题的关键。根据城市管理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城管执法工作的实践经验，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从以 履行公安机关职能，协同城管执法人员工作，处理阻挠执法或暴力抗法事件，并依法对城管执法领域里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侦下几方面大胆改革创新。

（一）有机统一全国城管执法的机构设置。综观现状，我国城管执法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名称叫法不尽相同，穿着制服及佩戴标识五花八门，在行政组织上基本上设置为政府直属机构，城管执法工作处于全国缺乏统一性的状态。我们认为，在成立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和省级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基础上，要将全国各市县城管执法机构的名称、制服、标识统一起来，将城管执法单位从政府直属机构定位为政府组成部门，机构建制为全员行政编制，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国城管执法工作“一盘棋”。

（二）设立城管执法专业警察队伍。实施“综合行政执法+公安保障”联动机制，是全国各地推进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顺利开展的成功经验。实践证明，在执法环境欠佳的情况下，如果城管执法工作缺少公安提前介入，容易导致阻挠执法和暴力抗法事件多发，事件也无法在起始阶段就得到有效控制。等待暴力抗法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门才介入，既达不到公安为城管执法保驾护航的目的，又造成公安部门在事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增加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成本。城市管理问题已成为当前、也必将是今后全国各地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应当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城管执法安全保障机制，采取类似林业、港务、铁路公安的机构建制，在城管执法局内设置城市管理专业公安编制，设立城市管理公安分局（大队），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人、财、物由城管执法部门管理，业务上接受公安部门指导。

（三）加紧制定城管执法综合性法律法规。目前，推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在法律上已有坚定的法律依据和明确要求。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授权以及国务院的具体规定，目前城管执法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涉及几十部法律、法规、规章和数百款罚则。由于城管执法涉及领域多、执法范围不明晰、立法难度大等原因，我国城管执法立法远远落后于执法实践，至今还没有出台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独立法规，致使城管执法目前还是一个执法范围比较“边缘”、执法手段也比较“传统”的部门，已经严重影响了城管执法工作的深入开展。如果问“到底城管执法具体管什么”这个看拟简单的问题，目前在国家层面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完整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原则上规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及综合行政执法的试点工作由国务院法制办总体协调。为此，不能因为难度大就放弃对城管执法的立法，城管立法可先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界定城管执法的职能范围。根据城市发展趋势，科学确定城管执法可以涉足的管理领域，并对城管和其他部门有交叉的管理执法领域划定执法权限。二是界定城管执法的执法手段。确定城管执法是行政执法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立法形式应赋予与城管执法职能相对应的法定执法手段和执法权限。三是界定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对城管执法长期以来所“借法执法”的范围进行归纳类总，制定综合性法律条文。四是界定城管执法的主体地位。通过立法明确各级城管综合执法机关作为本级政府组成部门，并建立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协调配合机制。五是界定城管执法的实施原则。明确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机关的管理职能范围后，鉴于综合行政执法范围较广的实际情况，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地推进，直至全部划归和全区域覆盖。

（四）把城市管理作为独立章节纳入各级政府规划范畴。由于国家组织机构设置上没有将城市管理从大城建体系中分列出来，致使城市管理工作依然还是大城建工作的隶属品，因此各级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及中长期规划纲要时，都没能从城市管理对经济建设、城市发展、社会文明所起推动作用的角度，对城市管理工作进行系统性统筹规划。根据城市管理的定位和作用，应当将城市管理从“城市建设与管理”专题中分列出来，与其他项目一样用独立章节制定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同时，要从政府工作层面切实改变“重建设、轻管理”的状况，规定政府公共财政每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城市管理事业，优先解决好城管执法工作多年来存在的人员编制不足、工作经费紧缺、办公条件较差、执法装备简陋、科技力量落后等问题。

三、从思维定式上革除陈旧的权力本位意识，树立和谐效能型工作理念，提高城市管理执法水平

在当今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如果说军队的使命是保家卫国守疆土，公安的使命是保障社会安定，那么城管执法应当以维护城市和谐作为主要职责。我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载体功能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不均衡，城市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疑难杂症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也较为突出，下岗、失业、失地等低收入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新形势下的城管执法工作，应当遵循“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人性化”的原则，解放思想，更新理念，做到“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和谐管理、政府诚信法制、注重民生问题、降低管理成本、讲求执法效能”并举，着力构建和谐民生型、效益创收型、诚信法治型、文明执法型、科学管理型的城市管理长效体制，走出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观、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城市管理新路子。

（一）树立科学的城管执法工作理念，彻底革除简单粗暴的传统作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城市管理问题，实质上是市民群众多样需求与城市管理标准要求之间产生矛盾冲突的问题。综观当前国内城市管理领域所发生的暴力抗法事件及城管执法人员打人事件，许多情形都是由于执法队伍粗暴执法而造成的。传统老城管那种简单粗暴、冲冲杀杀、野蛮执法的工作方式，不能一味推说是因为老百姓不听话而不得不采取强硬态度，而是城管执法队伍的权力本位意识在做怪，以及工作理念偏差和队伍素质低下所产生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源上找出老城管队伍时常被人民群众责骂和社会形象败坏的原因，并通过加强队伍建设、转变工作理念、创新管理机制等手段予以解决，则这支队伍必将被社会淘汰。应当深刻地认识到，城管执法队伍面对的主要是两类极端的群体（备注：一类是本地下岗失业人员和外来打工就业人员的弱势群体；另一类是有财有势有社会背景、为己利而损大众利益的强权群体），但处理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城管执法队伍与公安警察队伍的根本区别和存在的社会价值所在。这就意味着新形势下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宗旨，把执法为民落实到每一项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面对日愈复杂化的城市管理问题，应当善于运用科学发展观，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彻底革除简单粗暴管理方式、杜绝野蛮执法行为的同时，根据城市发展实情，围绕城市发展大局，采取得当的方法和措施解决问题，才能较好地避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敌对情绪，做到“为民、爱民、利民、便民”，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城市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二）大力构建和谐民生型新机制，使城市管理工作更加贴近民意民生。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在城市大开发、大建设进程中，要围绕着“民生工程”做文章，不能动辄由市长组织开会，一个会议就当场敲定对一个违法行为的处罚结果；或遇到涉及群体性就业、安置等利益问题不作深入调查，动辄派出几百号人进行整治。否则，就会出现政府职能部门违法乱作为情形，社会存留问题也会越积越多，群众对政府也会产生意见而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造成政府门前是非多。对于城市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疑难杂症和关系群众集体利益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应当按照依据法律和尊重历史的原则妥善处理，使政府行政行为法制化，政

府处事方法更加诚信化，政府亲和力大大增强，体现出政府的诚信建设。如针对当前全国城管执法工作中普遍面临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顽疾”问题，应当做好堵疏结合的文章，对交通流量大、重点景观区域和主干道上的流动摊点严格取缔的同时，在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市容、不影响群众生活的前提下，将一般次干道或沿街场地开阔的路段规划、设置成为临时经营堵疏结合示范街区，既有效解决群众就业需求与城市管理要求的矛盾冲突，使混乱无序的流动占道经营行为走向合法规范化，又充分增拓了群众就业门路，为政府分担解决民生就业问题。同时，城管执法投诉举报热线电话求要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启动直达指挥系统和现场快速处理机制，及时处理噪声扰民、未成年人上网等群众热点投诉案件，使城市管理工作的群众参与率和信任值不断提升。

（三）构建诚信法制型新机制，通过城市管理工作促进投资发展环境建设。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城市管理工作应当以调整优化为手段，推行政务公开和优质服务承诺，完善行政审批事项办理规程，规范城市公共资源管理和行政审批工作，让管理相对人站在同等的竞争平台上，杜绝过去行政审批工作上存在的“给了好处就乱批，不给好处就乱堵”的管理弊病，实现“诚信审批”。同时，把改善投资发展环境、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作为一项中心工作，针对性违章建筑困绕投资发展环境的问题，在依法行政和提高执行文化上狠下功夫，要顶住说情风、通风报信风、吃拿卡要风，敢于碰硬，集中力量，严格执法，重拳出击，强化对违章建筑初建阶段的巡查执法，对违章建筑掀起大规模拆除浪潮，为城市开发建设扫除障碍，节约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成本。通过执行决策到位的城市管理工作，促进投资发展环境建设，增强企业投资信心。

（四）构建效益创收型新机制，推动城市管理工作由粗放开支型向效率创收型转变。城市管理及执法效能的最大化，不是事后处罚，而是事前预防。传统城市管理工作由于缺乏长效型系统管理机制，只有纯粹投入而无经济收益，在执法方式上也是简单粗暴、冲冲杀杀，从单纯的突击整治到突击整治，导致政府虽然长年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但违法行为依旧反弹多，反复整治而图劳无益。同时，对于城市领域里无偿占用城市公共资源、侵占社会公众利益的违法行为，也得不到应有的处罚，造成政府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性收益也白白流失。要走出城市管理从整治到整治的怪圈，突破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的条框意识，强化日常监管执法机制建设，防范和减少违法行为发生，从而减少政府对整治行动的投入而使执法自身成本下降，并通过制止违法行为发生而避免更多的社会资源浪费，使城市管理执法成本降低，实现城市管理执法效能最大化。同时，针对传统城市管理模式一味纯粹化投入和大量城市公共资源被少数人无偿占用的问题，认真探索城市管理与城市经营的内在联系，运用产业化法则来对待城市管理系统中的潜在资源，全面规范城市公共资源尤其是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施、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规划、审批工作，不断完善高立柱广告、路灯杆广告经营权公开招标拍卖制度，通过市场机制规范城市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行为，使城市管理产生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又反哺于城市管理，推动城市管理由粗放开支型管理向和谐效率创收型管理转变。

（五）构建文明执法型新机制，以城市管理工作推进和谐三亚建设。城管执法队伍每天在一线执法，与市民群众广泛接触，监管执法行为和队伍形象，代表着政府管理城市的能力和水平，也彰显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和谐关系，要求这支队伍必须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在队伍作风方面，要用“三以”取代“三惯”（即以德感人、以法治市、以勤训队，取代了过去队伍散惯了、拿惯了、懒惯了的不良作风）；在处事心态方面，做到“三心一志”（即查处违法行为要顶住威胁利诱，做到心硬如铁；对待主动纠正违法违章行为的管理相对人，做到心宽如海；一线执法不被理解而挨打骂时，做到心静如水；严格执法而遭遇打击报复和污告陷害时，做到志坚逾钢）；在工作纪律方面，杜绝“三软歪风”（即加强廉洁自律，整治腐败，杜绝出现收受好处费后，在一线监管执法时心软、在审批行政许可事项时手软、在处罚案件上会讨论时嘴软的违法乱纪风气）。在此基础上，树立法治理念，增强法治意识，强化证据意识、时限意识和程序意识，严格依法办事，规范执法行为，把严格整治、文明执法、热情服务贯穿到执法工作的全过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城市管理工作得到群众广泛认可和支持，阻挠执法、暴力抗法、群体性上访事件等发生率大大减少，政群关系达到有机和谐。

（六）构建科学执法型新机制，规范城市管理工作的思维定式。彻底革除陈旧的行政管理思维定式，把“权力来源于官”向“权力来源于民”转变，把执法机关“权力本位”向群众“权利本位”转变，把“无情执法”向“有情服务”转变，把“事后处罚”向“事前预警”转变。建立健全定人员、定岗位、定责任、定标准的“四定”管理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体系和属地联动管理方式，使城市管理工作由突击整治和随机管理方式向引导服务和长效管理方式转变，由末端被动管理向主动式全过程管理转变。同时，查处城市管理违法违规行为时，按照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推行宣传、告知、处罚“三段式”执法方式，做到依法执法和文明执法，力求取得当事人的理解和配合，使城市管理工作从传统简单粗暴方式向依法行政和办案流程方式彻底转变，不断提高城管执法水平。

第四篇：王益庭审未涉及证券市场大案引猜疑专访大成张玉成律师

王益庭审未涉及证券市场大案引猜疑

文章载于2010年4月1日的《经济参考报》,作者为记者张汉青、施智梁。靠近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3月30日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当天，媒体们聚集在一中院西门口，申请旁听国家开发银行(下简称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涉嫌受贿一案的开庭审理。

据报道，检方指控王益利用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等职务之便，以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的形式，先后收受贿赂196万余元。法庭上，王益表示认可上述指控。

从两年前的被“双规”到现在的公开审理并认罪，从证监会副主席到国开行副行长，王益在这起震惊金融界的腐败大案中究竟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经济参考报》在此为读者梳理出该案件的大致脉络，并保持持续关注。聚焦受贿1196万元！王益认了

王益对检方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的罪名供认不讳，受贿金额是1196万余元。

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1999年11月至2008年2月，王益利用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云南昆钢朝阳钢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宏等人的请托，在企业经营、申请贷款等事项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196万余元，应以受贿罪追究王益的刑事责任。

据指控，这笔贿款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笔来自香港商人李涛，李涛在湖南承接一个高速公路项目时，通过王益获得银行贷款，并向王益行贿538万元；第二笔则通过王益的弟弟王磊，为周宏办理贷款，并分12次通过王磊或自己直接收受周宏的贿赂630万元左右；第三笔是在王磊为其他企业办理贷款过程中所获300万元好处费里，获利30万元。目前，香港商人李涛已被捕。

对此，王益认罪态度很好，他说：“这些事都属实，这是我利用直接权力以及权力以外的 影 响 力，为他人谋取利益，我也得了好处。”

庭审过程中，质证了由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王益本人拒绝聘请律师，法院为王益指派了京城四大刑辩律师之一的许兰亭担任王益的辩护人。许兰亭律师作了辩护发言，数家媒体记者和其他群众旁听了案件庭审。

据媒体披露，2007年是国家开发银行改制转型年，国家审计署和银监会分别往国开行各地的分行下派了工作组，进行了3个月到半年的审计调查。审计署人员从国开行的账目着手，检查项目公司的账目，在“延伸审计”中查到了相关名目，涉及了国开行副行长王益的前任秘书孟涛2003年在国开行河南分行针对当地企业的一个项目贷款。这是国开行正式在郑州开展的第二笔贷款业务。在贷款发放之后，这家当地企业从贷款的资本金中，将一部分钱以“融资奖励”的方式，支付给北京一家房地产企业。而这家房地产企业作为管道，最终将钱输送给王益的前任秘书孟涛。尽管这笔钱非常少，但引起了审计人员的高度重视。在这次审计中，国开行共处理有关责任人22名，其中免职2人，停职2人，通报批评18人，涉及厅局级干部10人。

聚焦两年间，案情猜测如云！

从检方的指控来看，王益的犯罪时间段，主要是其担任国开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办理贷款，并收受他人贿赂。

然而，从双规到现在的两年间，业内对王益的涉案范围有颇多猜测，流传最

广的就是王益在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期间涉及太平洋(17.08,0.11,0.65%)证券违规上市和“涌金系”黑幕等。

2008年6月8日，时任国开行副行长的王益被中央纪委专案组控制，随后被“双规”，2009年1月因涉嫌受贿罪被捕。同年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称，王益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亲属及他人经营活动谋利，收受巨额钱款，已对其实施“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这里先说一下王益的履历。1956年出生的王益，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曾担任领导人薄一波的秘书；1992年，王益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出任证监会副主席时，年仅39岁；1999年2月，王益调任国开行副行长，官至副部级直至案发。

当时就有媒体根据王益的履历做出种种猜测，王益双规和太平洋证券蹊跷上市有密切的关 系。2007年12月28日，太平洋证券(601099.SZ)在上交所挂牌，市场震惊。因为此前2004年、2005年太平洋证券分别亏损1623万元和2亿元，2006年才扭亏为盈，很明显不符合IPO之前需要连续盈利三年的规定。据媒体报道，太平洋证券筹划上市前，曾进行两轮增资扩股，股本扩大1倍，股东数量也增加到16家，其中更有“神秘”股东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1503万元，持太平洋证券1%原始股，上市后市值高达近三亿元。该公司注册于2001年，法定代表人为王益胞弟王磊，其主要股权后转让至胞妹王薇。2007年5月16日，王薇亦于名义上退出。

而王益在证监会任副主席期间的两名老部下也被查似乎印证了王益案与证券市场的种种瓜葛。国金证券(20.50,0.03,0.15%)董事长雷波，曾任证监会上市部副处长；银河证券总裁肖时庆，曾任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股改办副主任等职。2009年5月13日，雷波被带走调查，肖时庆因涉嫌受贿被捕。聚焦 了犹未了！只见违规贷款，不见证券市场大案

对于本次开庭只涉及到王益违规贷款而基本不涉及传闻中的证券市场的种种违规操作，《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数位律师，他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情况出现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张玉成律师认为，如果太平洋证券于2007年上市时不符合基本法律条件，而证监会对太平洋证券上市的申请予以核准，“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被追究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张玉成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张玉成律师分析检察机关没有在王益涉嫌受贿案的公诉书中提及太平洋上市案可能的原因是：在太平洋上市案中，王益不是本案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没有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其亲属谋取非法利益，或者没有索取他人财物的情形。

“但太平洋上市案中如果涉及到相关违法违规情形，比如相关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有受贿的情节，或者相关人员不排除王益存在涉嫌除受贿罪之外的其他犯罪情节，检察机关应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公诉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张玉成说。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的宋一欣律师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违规、违纪、违法、犯罪、违宪，这是一个从轻到重的渐进过程，要区分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

“在太平洋证券上市问题上，王益之所以能够撇清，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违规上市’尚在违规违纪范畴，达不到犯罪程度；二是王益从中受贿额度太小，特别是相对于检方已经指控的王益受贿1196万余元，可以‘忽略不计’。”宋一欣说。

太平洋证券上市的相关问题只是行政违规，而不构成犯罪，因此不提起诉讼。这似乎是律师界认为最希望出现的情况。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的张远忠主任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他希望太平洋证券上市的相关问题只是行政违规，所以导致“证券案”石沉大海。

“当然，王益案当初因多种情况而起，现在也有可能存在像外界猜测的避重就轻的问题，回避更复杂的、甚至不便查清的地方。”张远忠对记者说，“由于王益案比较敏感，容易让人们产生很多联想，所以检察机关最好针对众多的猜测做些解释、说明和澄清工作，这样可以引导人们的认识趋向，增加法律的公信力。王益从副部级职位落马再次警示人们，敬畏法律、敬畏规则的重要性。法律不是‘摆设’，而是‘长了牙齿会咬人’的，不以人的高低贵贱有所区别。”

3月30日，一中院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也许很多谜底要等到那时才能揭开。

黄光裕案，除了黄本人外，还牵涉了大批政府高层的落马，最典型的如商务部原巡视员郭京毅、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等。而案件本身判决，也对民营企业家极具借鉴意义。

就在一个月前，同样是在二中院的第三法庭，郭京毅案正式开庭，郭被指控于5年间受贿844万余元。根据媒体公开的检方指控，其中110万元与国美电器有关。

“2004年至2007年间，郭京毅还为某电器公司在股权变更、反垄断审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分两次给予的人民币110万元。而这期间，恰恰是国美借壳上市与收购永乐电器的重要时期。”

在郭京毅案尚未定案之际，被指与国美相关的这110万元行贿，到底是国美的单位行贿，还是黄兴裕的个人行贿仍不明朗。而这110万元是否在黄光裕公诉的“单位行贿罪”的456万元之中，也仍然存疑。

从之前媒体公开的部分起诉书内容显示：“黄光裕曾指使许钟民于2006年至2008年间，向相怀珠(时任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提出请托，要求相怀珠在对鹏润地产等国美有关案件办理中提供违法违规的帮助，并先后两次单独或者指使被告人许钟民给予相怀珠款物106万元人民币。”

“同期，黄光裕指使许钟民通过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靳红利(另案处理)，分别向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原处长孙海亭以及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梁丛林、凌伟(另案处理)提出请托，要求上述人员在国美电器涉税案件调查中提供违法违规的帮助，并先后单独或者指使许钟民给予靳红利共计人民币150万元、孙海亭100 万元，梁丛林、凌伟各50万元。”

事实上，仅就上述起诉书提到贿赂金额，加起来正好是456万元，即公诉书中单位行贿罪金额，那么，与郭京毅案相关的110万元受贿金额又做何解释，其他大案要案的行受贿问题是否还会与黄案发生关联，对于饱受媒体关注一年有半的黄案来说，未来是否还会另有曲折，似乎仍然是一个谜。

“内幕交易罪”认定悬疑

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与黄光裕案相关的单位行贿罪和内幕交易罪两项罪名基本证据确凿，而涉嫌非法经营罪是否证据确凿尚不得而知。

而在内幕交易罪项下，曾经有三家上市公司惹来猜疑，其中包括ST金泰(7.70,-0.22,-2.78%)(600385.SH)、中关村及*ST三联(600898.SH)。

ST金泰系黄光裕之兄黄俊钦控股，在2007年中国股市大幅震荡之际，曾经创下42个涨停7个跌停的神话。也由此创下了中国证券历史N个超级纪录：连续涨停板纪录最多；定向增发规模最大(80亿股)；纸上财富额最大(黄俊钦财富直逼亚洲首富李嘉诚)。

然而，黄光裕2008年11月17日晚被公安局带走的起因，即被认为与ST金泰的股价操纵有关。然而，在起诉书被公开的部分内容中，暂时还未看到ST金泰的身影。

三联商社(6.60,0.05,0.76%)，其大股东由三联集团易手为国美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在2008年5月份前后，三联商社曾出现连续12个涨停板，随后受当年“5·30”股市大跌影响出现连续5个跌停板，股改停牌前又补上了两个涨停板。

“在大股东股权拍卖易手这一阶段，三联商社股价剧烈变动，极可能就是黄光裕被稽查的导火索。”有人如此评断。

事实上，这样的评断并不无道理，2008年11月28日，就在黄光裕涉案后的一个多月，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在回答关于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案件提问时，明确表示黄光裕涉嫌三联商社、中关村股票异常交易案被稽查。

“早在2008年3月28日和4月28日，证监会对三联商社和中关村这两只股票的异常交易即已进行立案调查。两家上市公司在重组、资产置换等重大事项过程中，黄光裕控制的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鹏润投资)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涉及金额巨大，证监会已依法将有关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或者，三联商社同样会成为黄光裕案中的匆匆过客，而最终落在黄光裕内幕交易罪名之下的，可能仅仅是已经逃不掉的中关村？

根据被公开的检方起诉书，2007年8月13日至9月28日间，黄光裕指使曹楚娟、林家峰等79人的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科技股票1.04亿余股，成交额共计人民币13.22亿余元，至2008年5月7日公告日时，79个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为人民币3.06亿余元，这还不包括许钟民种自留地做老鼠仓的30个股票账户所获得的9021万余元的账面收益额。

很显然，这是黄光裕与许钟民同陷内幕交易指控的原因，而检方能够言之凿凿的证据，也是黄光裕最终难逃内幕交易法网的篱墙。

事实上，早在2009年12月10日，就有媒体称，“由于检方审查时限用尽，黄光裕案即将提起公诉。案件目前可以确定的罪名是内幕交易，指控事实只有一起，即黄光裕利用上市公司中关村重组进行内幕交易，黄光裕对此指控供认不讳。”据消息人士透露，在黄光裕被控的三项罪名中，单位行贿罪和内幕交易罪两项罪名基本证据确凿，而涉嫌非法经营罪是否证据确凿尚不得而知。

不过，也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经营罪，就像当年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等罪一样，属于企业家经常不慎陷入的常规犯罪，比之首富赤裸裸犯罪来说，显得有些淡然无味。”

虚掩难辨的辩护角度

国美在辩护策略中必须做出抉择，是保护老东家，还是力求从此案中抽身？早在3月1日，对于黄光裕案中直指国美电器的单位行贿罪，国美电器即对此予以了否认，并表示已聘请资深刑辩律师作为辩护人，对其指控展开积极抗辩。在这场积极抗辩中，国美会采用什么样的辩护角度呢？是直接否认行贿行为本身，还是只单纯否认行贿行为与国美电器有关？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张玉成律师告诉记者，“如果检方要指控国美涉嫌单位

行贿罪，那么应该至少同时提供三个关键事实的相关证据，其一，国美层面应该有(被指控为)行贿行为的决策活动与实施该决策的一系列公司行为；其二，公司财务层面应该有资金被挪用并用作行贿的事实；其三，国美应该有因其行贿行为而获得的收益，而这种收益必须体现在公司资金账户上或公司名下，即行贿的非法所得归公司所有。当然，上述几点，恐怕也将成为控辩双方就单位行贿罪进行质证和辩论的焦点问题。”

不过，即使如此，这样的关键事实也颇值得推敲，首先任何公司都不会将行贿行为本身列入决策的书面程序，甚至单纯的口头公开；其次，对于一家坐拥数十亿财富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来说，区区数百万资金的流出，很难说会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最后，假如行贿真的与上市或收购有关，其收益也并不会直接反映在资金账户的往来上。

国美在辩护策略中必须做出抉择，是保护老东家，还是力求从此案中抽身？众所周知，黄光裕案从最初被风传的“个人行贿罪”到最终的“单位行贿罪”的起诉，意味着黄光裕的罪行将大为减轻。“个人行贿罪黄最多可被判无期，而单位行贿罪最多只会被判5年，而通常很多都是判3缓5。而国美即使身染单位行贿，区区千万的罚金对国美的运营并不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两相权衡中，国美将意欲何为，似乎会成为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也将会直接关系到目前仍拥有国美电器34%股份的黄光裕对国美的控制力及影响力。”分析人士指出。当然也有人指出，“黄光裕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起诉，很可能与国美电器初始借壳上市及此后收购永乐电器有关，国美电器已难以撇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美电器是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似乎就成了难题。

“做有罪辩护吧，将与3月1日的公告相悖，惹来披露不实的非议；做无罪辩护吧，是否会再次将老东家置于窘境，如果确系如此，虽然法律上不无可能，但在道德领域却有可能遭受非难。”上述人士指出。

“对于内幕交易罪，这项对于黄光裕的量刑可能高达10年的犯罪指控来说，辩护律师似乎很难从无罪角度寻找辩护支点，但是，对这种上市公司潜规则式的行为，拿哪个开刀或不拿哪个开刀似乎颇富主观性，这也使得不少人怀疑此罪量刑上的主观性。由此，辩护律师可考虑酌情增加情节的辩护。”

此后，黄光裕案在公诉中的罪名，由“个人行贿罪”变为“单位行贿罪”，由“操纵股价”变为“内幕交易”，被指之罪责大为减轻。就像之前大多数的企业家犯罪一样，从充满杀气的给人以无限想象空间的指控开始，以一个人尽皆知的商场潜规则行为悄然落幕，在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权力纠葛？对于本案，我们将持续关注。

第五篇：张洪律师事迹材料

张洪律师事迹材料

张洪律师，出生于1971年10月，中共党员，四川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二届刑事辩护论坛代表、第二届中国合同法论坛代表、现任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共成都市青羊区青年律师惠民孵化基地党支书记。四川省律师协会房地产专业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城乡统筹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第二届中华优秀人物、法律出版社《中国当代优秀律师》特邀编委。张洪律师，从1992年6月开始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先后任乡镇法律服务所主任、县法律事务中心副主任，并在达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多年。

张洪律师政治坚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心强，从事法律工作20余年来从未受到过投诉及任何处罚，执业以来年年考核合格。有着20余年的法律工作经历和经验的张洪律师业务精通，理论知识丰富，专业知识扎实，勇于开拓创新，善于处理新类型案件和处理疑难复杂法律事务，服务质量好，在同行业知名度较高。张洪律师热心公益法律事业，积极向律师组织靠拢，参加律师组织的各项学习和交流活动。他长于理论结合实践，乐于经验总结并积极参与立法和司法建议。他严格要求自己，诚信执业，积极参与带头开展公益法律活动。张洪律师发表的各类法律文章已逾百篇，其业务研究论文、经验文章常常见诸《四川律师》杂志，为交流执业经验，帮助律师同行共同发展做出了大量贡献。近年来，张洪律师积极参与“学雷锋，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组织并参加社区普法宣传、讲座、咨询活动30余场次，并送法进军营，为军区某部300余官兵宣传涉军法律法规，为草市街社区、石人北路社区、文家场大石社区、八宝街社区、花园社区、西御河社区、财大社区、园艺社区等数十个街办、社区免费提供法律宣传、讲座近百场（次）。

2012年1月，张洪律师参加了四川省律协房地产法律服务研讨会，其论文《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问题浅谈》入选2012城乡统筹法律服务优秀论文集，并获优秀论文奖。

2012年2月，张洪律师被评选为“成都日报法制宣传律师顾问团”顾问律师，积极参与、支持成都市法制宣传活动。

2012年6月，张洪律师被选为成都市第二届国资监管大讲堂讲师，先后为成都文旅集团、成都市城投集团、成都市工投集团、成都市攀成钢集团、成都市永星电子有限公司等近10个大型国资集团企业做义务法制讲座近10次。

2012年11月3日，张洪律师获得中央政法委《法制网.法制论坛》第四届“社区之星”称号，2012年“原创之星”称号，2012年“十大网友”称号。

2012年5月，张洪律师做为国家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接受指派成功为老板李真跑路事件的“老瘾客”50余名失业劳动者提供法律帮助，帮助他们在老板跑路后成功开展生产自救，赢得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赞扬，社会各界和媒体的一致好评。该案件也被省司法厅评为法制新闻一等奖，并向中央电视台推荐。

张洪律师的事迹不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党委政府的好评，而且有幸入选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优秀律师（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全国新华书店销售。）

附：

1、在律师组织中任何职务

2011年3月至今，任四川省律协房地产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1年7月至今，任成都市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1年8月至今，任成都市律协婚姻家庭专委会委员；

2011年8月至今，任成都市城乡统筹专委会委员

2、担任其他社会职务

2010年3月至今，担任法制网法之光论坛议案说法版版主； 2012年3月至今，担任成都日报法律宣传顾问团顾问；

2012年6月至今，任成都市国资委第二届国资监管法律大讲堂讲师； 2011年3月至今，担任成都市青羊区普法讲师团讲师；

2012年5月至今，成都市青羊区青年律师惠民孵化基地党支部书记； 2013年4月至今，担任四川省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

3、受过何种奖励

2011年、2012年连续被法制网评为优秀版主，获优秀版主奖； 2012年被评选为中央政法委法制网十大网友奖；

2012年论文《农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律问题浅谈》获省、市律协优秀论文奖；

2012年5月入编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优秀律师》（第一卷）.2013年1月已公开出版发行，全国新华书店销售。

4、张洪律师便民信息

联系电话：***

QQ邮箱：353116362@qq.com

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

2013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