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二）

第一篇：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二）

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城市竞争力，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城市转型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加强，其中，城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重中之重。转型是过程，战略是根本，只有实施各种有效战略，我们的城市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实现快速发展。■ 当我们在思考城市发展和转型的时候，我们不但要了解城市的历史、现状、经验、模式和规律，更要把它置身于国际国内城市发展和转型的主流中去；我们不但要从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内部外部方面去寻求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更要从路径选择和战略方案上去寻求新的契机。有关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是目前各地市领导十分关心的又一个焦点问题。我们认为，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的城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与其它城市比较，在要素流动过程中能否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并最终实现自身城市价值所具备的或培养形成的各种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在这一部分，我们把城市转型、城市战略与城市竞争力放在一起来加以论述，就是着眼于通过正确的城市战略实现城市转型，并最终实现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这是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的新一轮发展机遇中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态势和核心要素之一。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城市竞争力，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城市转型中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加强，其中，城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重中之重。转型是过程，战略是根本，只有实施各种有效战略，我们的城市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实现快速发展。焦点二：着眼于城市转型的城市战略及其基本思路毫无疑问，因中国加入ＷＴＯ而即将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目前还处于萌动状态，虽然表现不很直接，但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展开。从时间上来说，跨国公司依托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在中国的合纵联横，“开疆拓土”，已经逐渐融入中国市场经济的每一个细胞，这是中国在短短２０多年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１３年取得突飞猛进的根本所在；从空间上来说，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正打破地域和国别限制，在地球村的理念下实现全要素和资源的配置。但这种配置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对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并与这种城市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恰恰是在这方面，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侧重在产业、企业层面进行变革，在要素配置的微观层面引入市场机制，而相应忽略或延缓了在空间、地域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方面实施整体战略转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弱化了市场层面的活化效应，处处可见的地方保护、行政垄断使整个改革的效力被削减、磨损甚至耗竭。可以说，中国改革目前所处的胶着状态就在于没有从空间层面进行更大范围卓有成效的突破。如果说２０多年前中国的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那１３个红手印有着某种历史偶然性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跨越已不能再幻想这种偶然性，而必须从必然性上寻求新的契机。这时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导力量更主要的来源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所产生的辐射和带动力量，而承接这种辐射和带动力量的，目前来看，还不是农村，而是城市，是已经蓄势待发的中国的城市转型过程中酝酿的综合力量。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局限于产业或企业内部的变革，而是从深层次上构筑整个要素配置的综合战略。在此，我们就目前中国城市化和城市转型中的一般性战略问题分析如下，它不代表各地针对地区特点制定的特色化发展战略，但却是制定特色化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城市地缘战略与城市转型地缘因素是国家赖以生存发展以及实现国家政治经济行为的基本条件，是影响和制约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对地缘战略环境的认识，对正确判断国家安全发展的地区战略环境和地缘战略重心及变化有重要意义。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地缘要素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技术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对地缘战略产生一定影响。城市的地缘战略在城市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到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大城市化，城市化也不是一个城市的城市化，城市化更不是同一种类型和级次的城市化。因此，研究城市地缘战略问题的重点，就是关注城市在地缘上的联合和扩张，其中的关键是实现城市群，城市圈和城市带三个层级的城市化跨越。对于大城市而言，它的城市化应是以城市地缘为依托，着眼实施大城市群战略，构筑以少数几个领先城市为龙头，地缘范围内各中心城市的一体化整合，从而使城市做大，实现规模效应，这是城市化的第一个级次；在城市群的地缘延续基础上，形成由若干中心城市为辐射源的城市圈，它们是支撑整个城市群的支柱，而在城市功能上又分散城市群内部的压力，减缓城市病的过分积聚，这是以地缘战略推进城市化的第二个级次；在城市圈的基础上，地缘战略的城市化第三个级次就是由众多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带，城市带的主体是中小城市，这些城市以特色化的产业中心镇为支撑，进而形成特色化的城市风格。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城市化已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城市由原来功能分散向功能整合，并最终朝向以大型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是大势所趋。而及时调整城市定位，调整城市产业布局，在即将形成的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三个层次的区域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已成为当前国内大、中、小城市实现城市转型，制定发展战略的一个至高点。城市品牌战略与城市转型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１年被称为“中国城市品牌年”：继２０００年深圳夺取了世界花园城市评比１００万人口以上组冠军之后，美丽的羊城又在２００１年的评比中夺得季军，成为中国拥有“绿色奥斯卡”美誉的姐妹名城。人间天堂杭州，在荣获“联合国最佳人居奖”之后，宣布将以“世界休闲之都”作为全新的品牌。而东方明珠上海继举办ＡＰＥＣ会议博得国际好评后，又在全力申办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打造新的城市品牌。城市品牌是宝贵的文化

和经济资源，打造城市品牌，提升综合资源，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国城市积极打造品牌，显示出中国参与２１世纪综合国力竞争的积极姿态。从整体上说优秀城市品牌一般包含独特性、延展性、实用性要素。建立城市品牌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有一套名称、标志象征和口号，更重要的是从全社会发展的角度找到自己城市的核心价值和定位。品牌的核心价值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环境、资源、文化、历史、经济和人本身都是构成和决定一个城市品牌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结合起来最终决定了品牌的本质。不同于单一产品和服务，城市品牌的核心价值既包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同时也渗透了许多复杂多元的无形价值。定位是建立品牌的灵魂，城市品牌存在的价值是它在市场上的定位和不可替代的个性，就如同产品品牌一样，著名品牌之所以屹立百年不倒，就因为它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定位和保持着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定位的实质就是将城市放在目标受众心目中，给它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由此形成这个城市鲜明的品牌个性。目前国内的城市之所以缺乏个性、出现雷同，大多数是因为未能从战略定位的角度来考虑城市的全盘发展，只是基于市容美化、地产规划和招商引资等单一因素考虑，一窝蜂地搞城市绿化和所谓形象工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城市转型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城市现代化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抓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断创新，大胆实践，以环境革命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是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生态环境不仅是城市的“脸面”，更是城市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外在表现。实现城市环境革命，一方面包括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另一方面还包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等的调整和升级换代。针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环境建设现状，我们提出了“环境革命”的概念。环境革命，是以人与环境相互协调为宗旨，以城市建设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高度和谐为目标，利用环境建设与治理，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与工业布局为手段，改善人民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和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市稳定、协调和永续发展的环境复合工程。环境革命，就是要彻底改变人们尤其是城市领导对于环境建设中单纯的“环卫”、“环保”和“污染治理”等传统观念，打破“环境建设就是投资”、“要工业就不能要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等的传统认识，建立全新的环境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思路和新模式。把环境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环境革命整合城市发展诸要素，提升城市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资产存量，从而高效聚集城市财富，并以城市丰存的经济实力投入环境和城市综合建设的良性增长循环中；环境革命就是要消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初级工业的低效增长方式，以环境革命建立高增长城市发展方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平台”，以高度文明的城市环境，激发城市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并在更高的基础上，建设现代“绿色工业”、“绿色农业”和“绿色城市”，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在城市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践中，许多城市都把环境建设作为突破口，确定自身的发展战略，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规划。上海的生态建设，苏州的园林文化，大连以环境革命提升城市竞争力（本刊２００１年曾对此作过专题研究），为城市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实现城市的环境的转型，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城市人才战略与城市转型城市人才战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１．转变观念，建设城市人才的生态高地。转变观念的主要目的就是树立新型人才观。新型人才观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思想素质是素质教育的根本，也是人才是否能在社会长久立足的根本，因为它支撑着一个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起码的公民素质，二是合作精神和合群能力，三是必要的诚信意识。文化素质是素质教育的基石，也是人才创造力的来源。在当今人才市场中，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是那些能创造新技术、新思想，能创造新的管理模式和营销理念方式，使企业和事业能焕发出生机活力的人才。业务素质主要就是与专业知识相关的思维训练和方法论。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要学习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比如学数理的就得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学社会的就得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判断力。身体心理素质中除了要有健康的体魄之外，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意志力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抗挫能力，二是自我心理调节能力。２．在制度上进行城市人才战略的建设第一，建立市场化的人才使用机制。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公正、公平规则下的自由竞争。建立市场化的人才使用机制就是要充分赋予企业乃至事业单位充分的用人自主权。这一机制的确立牵涉到政府、市场、企业三方面复杂的关系。第二，转变政府职能。新型的政府职能必须建构在合理的政企分开的基础之上，政府必须把人才资源的配置、使用与管理的功能完全交给市场、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来承担，人事局与各级政府部门对人才要以服务为导向的理念取代传统的政府中心主义式的管理。第三，加强政府的监督职能，完善人才市场的法制化建设。政府无论在宏观调控还是在微观监督过程中，都要以法律、法规为主要手段。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政府的政策行为必须为法律所支配，以此来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第四，改革户籍制度。对于户籍而言，改革的呼声一直是高涨的，那当然更多的是从打破城乡二元分离的体制出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户籍制度是我们现存制度中最不相适应的制度之一，对这一制度的改革，对于建设一个人才高度流动、人力资源高度流动的市场而言是重要的。３．培育公平公正的人才生存环境观念与制度的转变，其最终意义是要营造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如果希望竞争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希望人才能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主导力量，我们就要努力改变社会环境中的许多东西。一是改革政治体制，培育公正意识。要培育公平、公正意识，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上的变革与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是一个过程，只有民主的改革，整个社会环境才能发育出自由平等的意识，而只有法制的改革，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二是培育市民宽容、合作、诚信的素质。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也要培养市民的宽容、诚信与合作。只有宽容，人才才能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积极发挥作用；只有诚信，市场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只有合作，人才的才能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文化战略与城市转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只是在近代才存在的。城市文化代表了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且成为当代的民族文化之存在的基本单位。市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城市的文化生命力存在于她广大的普通市民之中。一个现代城市的“温暖的内心”，只有依靠了这个城市普通市民的伦理情感与文化情趣才得以形成的，它会给每一个来到这个城市的新移民以在家的感觉。从近年来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状况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引导与规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文化建设上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在文化发展的理念设计与价值导向、文化项目的启动与实施、文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文化产业的孵育与推进等方面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首先，政府主导型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资源有限、城市文化发展无法全面开花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资源办几个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文化发展项目，对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可谓至关重要。在市场发育还不健全的今天，政府主导无疑是文化发展的一条捷径。其次，政府主导型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导向，有利于积极、健康、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围的形成。最后，政府主导型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从城市的长远和全局角度考虑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从而避免由于市场失灵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失控和混乱，平衡各种社会阶层的文化要求和趣味，同时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系统地吸收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指出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城市文化发展模式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一发展模式不利于自由、开放的城市文化氛围的形成，进而会对文化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另外，这一模式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不利于城市文化产业的做大、做强。目前，城市的文化优势主要体现在文化和经济的结合，即文化的产业化。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控制和干预也增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文化产业对私人、民营和国外资本的吸引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的文化事业在总体上仍然滞后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学习型城市战略与城市转型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下，城市资源和要素如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都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价值活动过程中的要素流速直接地决定着价值创造的流量。市场的国际化导致竞争的国际化，一方面，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经营环境的应变能力；另一方面，城市获取持续增长的竞争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知识的更新速度，因此，城市竞争的关键最根本地体现在学习的竞争上。由于学习型组织理论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城市的变革和竞争，创建学习型城市也越来越受到城市的重视。根据我们对全国大中城市的研究显示，目前已有上海、大连、青岛、南京、常州、北京、鞍山、苏州、济南、西安、连云港、太仓、金台、绵竹、成都、义乌、金华、杭州、深圳、海门、广州、珠海、洛阳、黄石、长沙、九江、长春、蚌埠等２８个城市明确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其中上海、大连、青岛、南京、常州等城市在这方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有益的经验。学习型城市是一种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型模式，是城市培育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机制、能力平台和重要载体。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本质，是以城市战略发展目标为广大市民的共同愿景；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为目标；通过培养整个城市的学习气氛，通过建立社会化、开放式的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城市组织向“扁平化组织”的转型，加速知识更新和知识创新，提高城市对市场的预见能力、战略决策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使城市发展成为一种更符合人性和高效率的组织。作为城市转型的一个重要步骤，我国制定学习型城市发展战略中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制定一个富有超前性和市场导向的城市发展战略。这是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共同愿景，这个愿景所激发出的是学习型城市的持续扩展能力。第二，建立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学习机制。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构筑终身学习体系，二是团队学习，三是全过程学习。第三，构筑“扁平化”政府，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学习型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使城市实现资源共享，如何创建出将创造性和生产率最大化的结构。第四，倡导自主管理和“自我超越”。第五，确定领导者的新角色。在学习型城市，领导者首先要成为一个好的设计者，设计一种能培养学习的气氛，能让团队共同学习的环境，能使政府转变职能的制度，并且将“规则视为学习”。作为设计师的领导者的新角色，是与传统领导者角色的理解不一样的。传统的领导者更注重自身的决策和解决问题能力，而新的领导者则是设计组织的学习。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的工作就是学习，领导力根本上就是学习力。值得指出的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关键点和第一推动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是“政府再造”，为政府转型确立更为系统、更为明确的坐标体系.焦点三：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提升我国城市的竞争力已成为中国城市应对ＷＴＯ挑战之必然选择。一方面，ＷＴＯ加速了中国城市的全球化

进程。在这种进程中，全球资源及其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尤其是物流、人力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服务流速度加快。这些要素的流动给城市资源重组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同时这种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变化也给城市工业、市场、资本、人才、贸易带来波动，增强了城市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内部秩序被破坏，使“静态型”的城市超稳定结构变得脆弱，城市不稳定的风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流动的背景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资源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正在淹没城市之间的市场界限，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向城市集中，争夺城市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以城市为单元的竞争正在登上国际舞台并席卷全球，依赖本土市场和传统资源支持和维持的城市将失去竞争优势。全球化思考与本土化行动成为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城市价值链理论强调，城市竞争力必须以“市场为目标，以战略为核心，以整合为导向”，其本质是建立产业分工基础上的高度区域一体化的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和运行模式。怎样将城市的各种资源和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使他们形成相互关联、协调发展的整体，并按照层次结构逐级提升，这正是城市竞争力系统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与一般城市竞争力理论所不同的是，一般理论着眼于城市竞争力的排序比较，而城市价值链理论认为，城市竞争力的直接后果和作用是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高级化。城市价值链理论不仅指出城市竞争力是城市价值创造的推动要素，而且揭示出城市形态演化的五种基本模式，即开放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停滞型城市、衰退型城市和濒危型城市。并强调，城市竞争力是推动城市形态演化的内在力量和源泉。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和内涵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在经济全球性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其他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城市价值的系统合力。城市竞争力包括以下涵义：第一，城市竞争力是一种系统合力，它不是现象上的种种比较优势，不是作为城市要素的种种资源，也不是局部或环节上能力或城市职能活动，而是资源要素及其运作水平的有机集合；第二，城市竞争力是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自组织力量，是组织系统高度有序的、用于开发和配置资源一种机制； 第三，城市竞争力是抗衡和超越竞争对手的一种力量。其竞争者是现实的，或者是潜在的。竞争力的强弱或大小，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还与对手的竞争态势以及与总体竞争态势相关；第四，城市竞争力是以资源在全球的流动为背景的；第五，城市竞争力是以实现城市价值为最终目的的。一个城市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形态高级化，这决定着城市的价值取向；二是城市价值最大化，主要看这个城市能否产生更强的经济实力，能否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准，能否为个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城市竞争力的实质就是实现城市价值放大城市价值为进一步对城市竞争力问题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提出一个独特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该系统由城市实力系统、城市能力系统、城市活力系统、城市潜力系统、城市魅力系统五个方面构成，共设置一级指标５个，二级指标２３个，三级指标１４０个，包括统计指标和调查指标两大类。这三级两类五个方面的指标构成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在这五大系统的实证基础上，该研究指出，实现城市价值是城市竞争力的目标指向，同时也成为贯穿城市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思路。城市竞争力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以了解城市价值为始，以实现城市价值为终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城市竞争力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此，城市价值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城市价值最大化。二是城市形态高级化。城市价值就是城市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高级化的高度统一体。那么，城市竞争力是如何推动城市价值创造的呢？关键在于培植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并在该市场中塑造持久的竞争优势。而决定竞争优势持久性的根本在于，城市价值链中的每一个价值活动环节或系统都是竞争优势的一个潜在来源。城市价值创造过程首先必须将城市价值链各个系统中的价值活动进行分解。这种分解有助于发现那些最有可能创造价值的环节。随着价值活动逐渐分解成为越来越小的环节，越来越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就可能被发掘出来。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价值活动被区分为主要活动和辅助活动，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等。这些活动根据它们各自对竞争优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弃弱保优，保留其中最优的环节或系统，或者对价值链系统重新进行要素配置和市场整合，使之产生一个新的价值链，从而帮助建立防止竞争对手进入的竞争壁垒，或创造较高价值以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价值链。不同的价值链创造不同的竞争优势。城市价值链并不是一堆各自独立活动的简单连结，而是由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价值链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在价值活动分解或整合过程中，有的是主要活动、直接活动成为创造竞争优势的决定力量，有的是间接活动、辅助活动变成竞争优势的潜在来源，而有的则是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可能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比如，在大连的城市价值创造过程中，并不是城市价值链中的所有价值活动都成为其竞争优势，而是城市魅力系统这个最优环节创造了大连城市价值的竞争优势，以环境革命为核心的城市战略、城市经营和城市管理等外部活动，塑造了大连城市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大连以城市品牌的提升带动综合竞争力的增强，逐步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态势剖析城市转型、城市战略和城市竞争力是中国城市发展中三位一体的重要问题，它对中国城市的挑战已经摆在眼前，在此，我们参考最近《南风窗》杂志上一篇关于珠三角问题的文章，以中国城市化中最突出的两极即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试作一粗浅分析，从中可见城市转型和城市竞争力问题在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从市场角度剖析从市场角度来说，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渐东北地区共１５个城市，土地面

可能取代。同时，我们也看到珠三角在目前城市发展与转型中的一些隐忧——政府主导型的竞争如何更贴近地方实际和长期的比较优势？政府行为如何避免短期化？行政的力量如何走出“惟我独尊”的、“赌气”式的框架，如何使得产业的力量成为主导？城市较量如何才能避免成为简单的“领导的政绩较量”、“经济数字的较量”、“景观的较量”，而同时成为造福人民，立足一个地方长远发展的较量？在城市发展转型的同时，如何避免“挖墙脚”、“以邻为壑”等弊端，进一步推进城市合作？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城市发展和转型的时候，我们不但要了解城市的历史、现状、经验、模式和规律，更要把它置身于国际国内城市发展和转型的主流中去；我们不但要从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内部外部方面去寻求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更要从路径选择和战略方案上去寻求新的契机。这时，实施地缘战略、品牌战略等一系列城市发展战略，尽快实现城市转型进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就成为入世头二十年机遇期中国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二篇：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一）

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他国或本国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实现城市价值所具有的各种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 经营城市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第一推动力。目前，经营城市的目标正从单纯增加政府的财力延续扩展到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综合素质，理应成为经营城市的首选目标。毫无疑问，入世加速了我国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究竟是什么，表现在哪里，人们还有不同的认识。就目前来看，有一点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全球化将最明显地表现为一国城市化的加速度发展，这会促使城市化进程中全球资源及要素流动性增强，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速度加快。这种要素的流动性给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同时这种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变化也给城市工业、市场、资本、人才、贸易带来波动，增强了城市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内部的无组织力量增加，破坏了城市超稳定结构的适应性，使“静态型”的城市结构变得脆弱，城市的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流动的环境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资源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全球化浪潮正在淹没城市之间的市场界限，打破旧的行政区划的格局，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动已成为各级地市领导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的两个着眼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判断中国城市化水平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有什么样的经历和特征？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城市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整体水平初级化中国的城市化大致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７８年以前，它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的正常发展阶段。当时随着经济恢复与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相应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重。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剧烈波动阶段。由于人口增长对城市的压力日益增大，国务院在１９５８年颁布了《户口管理条例》，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这是中国此后关于户籍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但为了“大跃进”的需要国家不得不从农村大量招工，结果使城镇人口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迅速提高４个百分点。“大跃进”的失败与自然灾害又将新招职工大量下放，１９６３年城镇人口比重下降到１６．８％。这一时期城镇人口比重的“大起大落”主要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造成，但是“户籍管理”制度在城市化中的“篱笆作用”已经显示出来。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的停滞阶段。经济调整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混乱，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这一阶段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体制使中国城乡正式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经过了上述三个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直到今天，仍然遗留着下面三个方面的阴影：一是城市化从整体上是受抑制和严格管制的，与快速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步伐缓慢，拉大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二是城市发展依然受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级别的影响。各项投资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关，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大中城市的发展加快，小城市（城镇）的发展缓慢。三是在城市发展规划上，缺乏科学性和协调能力，行政性和主观性比较明显，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可以说，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现在只是城市的初级化。中心城市现代化初见成效与我国城市化整体水平的初级化相对应的，是东南沿海部分中心城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数量迅速增加。１９７８年全国城市为１９２个，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４６４个，２０００年达到６５９个，２２年增加城市４６７个，平均每年增加２１．２个。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国共有建制市６６２个，其中直辖市４个，副省级市１５个，地级市２５０个，县级市３９３个。而据建设部的最新统计，至２００１年，中国共有城市６６４个。小城镇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商业流通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１９８３年，国家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了乡（镇）建制，并放宽了建制镇的设立标准，这为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１９８８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１１４８１个，是１９８３年（２９６８个）的３．９倍。到１９９９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１９２１６个，还有近３万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２００１年，我国的建制镇已达２万多个小城镇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力，这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主要体制。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城市化率持续攀升。我国市镇总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２４５万人，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０１９１万人和１９９９年的３８８９２万人，２１年增加２１６４７万人，年均增加１０００万人。２０００年第５次人口普查中城镇人口总量增加近７０００万人，使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上升到３６．２２％，比１９９０年（２６．４１％）增加１０个百分点，比１９７８增加１８．３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０．８３个百分点。２００１年底全国非农业人口１７７５３．３１万人，比上年增长４．８％，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步伐是不慢的。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４７％，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７５％，发展中国家在３８％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２２％。２０００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是３６．０９％（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及统计标准）。２００１年为３７．６５％，提高了１．５６个百分点。今年，各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纷纷出笼：国家统计局认为到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４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说２０年内将提高到６０％；还有一种

象上的种种比较优势，也不是作为城市要素的种种资源；第二，城市竞争力是组织的系统合力，而不是局部或环节上的能力，也不是城市职能活动；第三，城市竞争力是抗衡和超越竞争对手的一种力量，其强弱或大小，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还与对手的竞争态势以及与总体竞争态势相关；第四，城市竞争力必须以全球资源流动为背景；第五，城市竞争力是以实现城市价值为最终目的的。一个城市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价值取向，即城市形态高级化；二是城市价值最大化，主要看这个城市能否产生更强大的经济实力，能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准，能否为个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值得指出的是，城市竞争力包括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竞争优势创造核心竞争力，并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带动综合竞争力的增强。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整体的竞争水平。现代城市的竞争有政治、文化、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还有发展机遇的竞争，但在发展时期，城市的竞争将越来越体现在综合竞争力上。我国在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一些问题。以经营城市思路，提升城市竞争力经营城市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第一推动力。目前，经营城市的目标正从单纯增加政府的财力延续扩展到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综合素质，理应成为经营城市的首选目标。经营城市的维度从单一的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扩展到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所有项目。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系统，与之相关的可能有很多子项目，应从中找出一些主要的项目，然后进行分类。这些项目是多维度的，主要是刻划城市竞争力的诸多的子系统，所以城市经营的维度大大增加了。经营城市的范围从城市的内部资源配置转向更大区域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城市的竞争力要在更大空间、在国际范围的比较中来培育。有的规划学家甚至认为，２１世纪的城市政府应该是全球经纪人，要学会推销自己的城市。所以，经营城市不能局限于城市内部与周边地区。经营城市的主体从城市政府转向政府与民众的综合体。原来一直认为城市政府是经营城市的惟一主体，但是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所以经营城市的主体也应该是城市的市民、企业、社会团体和各级政府，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综合体作为经营的主体。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有许多领域应该让位给企业和市民去经营。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引导性的规划和政策，来调动各个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才能把城市经营搞好。综上所述，经营城市就是要从小范围经营转向大范围经营，从计划经济的经营转向市场经济的经营，从单一的政府经营转向多元的社会化经营，从区域经济的经营转向全球经济的经营，从传统经济的经营转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经营。推进产业簇群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簇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企业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有活力的竞争优势集合体。工业化时代的代表性产业像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等大规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硅谷高技术产业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是单一产业地理聚集的两个最有名的案例。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发现，产业聚集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在美国，有名的聚集还有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的酿酒业、华盛顿的炼铝业等等。波特指出产业地理集中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并认为“簇群”的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风行世界的高新技术开发、高科技园区、创业园区等即是运用政府的力量造成产业的地理集中，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簇群，从而获取更高的生产率和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城市竞争力，必须努力推进和实施产业簇群战略。实施城市文化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建立和营造积极健康的促进创新和进取的文化环境。塑造积极健康的城市文化环境，政府作用很大。城市文化观念对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影响非常大。文化力的几个构成要素如价值取向、劳动观念、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兼容心理等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都比较大，其中价值取向与竞争意识的贡献是最大的，社会信用的建设则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方面。文化对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验特别是东南沿海的经验给予很好的证明。塑造新型政企关系，提升城市竞争力城市组织能力的大小与政府的定位和素质有关，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加入ＷＴＯ的条件下，政府要转化职能，政府不要去操作产业的发展，而应更好地去营造较好的投资环境。审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和规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部分学者的主张，“小城镇可以解决大问题”的思想逐渐为人们所接受。１９８９年制定的《规划法》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样，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限制大城市扩张的城市化方针被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很明显，大城市存在城市病的弊端、中小城市才是适度规模的认识是制定该方针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恐大城市”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小城镇发展的倾向。但是，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一种自发行为，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我国小城镇经过２０年的发展，无可避免地呈现出数量多且规模小、用地超标和盲目建设的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小城镇每年新增约１０００个，建制镇规模约１－５万人，其中１－２万人的居多，如按非农业人口计算，建制镇平均只有３０００－６０００人。小城镇论者至少有两大致命的缺陷：一是明显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二是明显违背农民的意愿。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能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创造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科技力，较大的外部扩散效益以及比较完备的城市功能。小城镇创造不出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大的规模效益和完备的城市功能，盲目发展小城镇还明显造成了巨大的土地和财产浪费，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事实上，城市化进程是有规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城市化具有共同规律，承不承认城市化共同规律，是人们

持不同城市化观点的认识根源。城市化过程是生产要素先集中后扩散的过程。工业化开始后引起的城市化过程，是由城市的产生，而后带来城市差异的扩大，然后逐渐走向城乡融合，消灭城乡差别的过程。大量观察和统计提示出的城市化过程基本可以划分为集中型城市化阶段和扩散型城市化阶段，而在集中型城市化阶段，大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城市化过程是规模效益递减规律起作用的过程。城市经济学也发现了城市规模效益递减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是在发展条件不变的假设前提下才成立的，而且递增与递减规律并不能说明城市越大越好，而只是说明城市规模发展有一定极限。在这个“规模极限”没有到达之前，还是规模越大效益越高。城市化过程是社会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演变和提升的过程。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非常缓慢的历史过程，而由于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化过程，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起到了加速推动作用。首先是城乡结构的变化。城乡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由此而形成的城市化率也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自然转移过程。其次，城市与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与提升，最明显的是一次产业比重的持续下降，二次产业比重先上升而后下降，三次产业比重持续上升，这个规律的一般趋势现在似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但是对这个规律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制约条件及城市个性特点关系的认识，有人还是十分模糊。如一个旅游城市与一个工业城市比较三次产业高低，判断谁更合理是毫无意义的。城市化过程是社会治理结构不断演变、催生和进步的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演变，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冲决一切过时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和规制的束缚。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城市体系既是一个生产体系，也是一个市场体系。市场经济的规律必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它也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各种规制和体制的保护。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包括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都是符合这个方向要求的。城市化建设的国际经验证明，必须提高城市集聚的程度，目前我国除香港外，还没有一个城市称得上是“国际城市”。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有代表国家的国际城市来参与世界分工和国家竞争。世界知名国际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均对树立本国形象、加快本国与世界的经济交流、带动当地经济飞速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随着党的十六大开启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国以城市群和城市集团为标志的城市化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快。

第三篇：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三）

经营城市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引入市场化的城市运营机构，着眼于盘活城市资源，搞活增量资本，激活无形资产，把城市整体进行市场经营和运作。经营城市要走制度创新之路，防止以经营城市为名出现新的政府垄断和政企不分。加快建立城市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的新体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避免跌入支柱产业选择困境的办法是，地区重大的产业结构的选择，要从市场出发而不是从政府主观愿望出发，培植支柱产业而不是“制造”支柱产业，要有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参与战略规划可行性研究。焦点之四：经营城市与城市竞争力大连经营城市的示范意义大连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城市经营理念的城市，十年来“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已使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连由一个污染严重的重化工城市变成了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花园城市。这个城市经营理念是前大连市长***在１９９３年提出来的。他当时认为，要限制城市的建设规模，提高建筑水准，关键在于质的提高，而不是量的扩张，如果盲目求大，“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就会越来越麻烦。因此，作为一市之长，***对城市和市长的角色认识十分清楚。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初，他就明确指出，城市是“市长”最重要的资产，城市管理者如果把自己等同于企业家，实际上只不过多管了几个企业，而丢掉了经营城市，并丢掉了使城市整体增值这个重要的经济机会。市长当然要关心企业，但要政企分开，不能越俎代庖。市长首先应集中精力把城市本身的事情做好，把市民安顿好，把软硬环境搞好，城市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在***看来，城市本身就是国有资产，是值钱的，并且还可以通过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来挣钱，使城市增值。大连１９９２年全市的可支配财力是２１亿元，其中可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只有８０００多万，到１９９９年，大连可支配财力已有９０亿元，可用于建设的资金近４０％。如果以１９９２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９年的７年间，大连就多挣多花了２６８个亿，新增的资金主要是靠经营城市得来的。经营城市的目的是整合城市功能大连这些年的实践经验表明，赚钱最多的其实是经营城市。按照“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城市发展理念，大连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绿化、美化、净化工程，大力发展环境经济，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以“环境革命”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的成功之路。这些年，大连采取了限量批租土地的办法，土地使用面积比１９９２年前平均减少了５０％，而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又高度集中，全部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建设，用于土地的再生和增值。同时，在路桥建设和沟河治理等方面，又精打细算，公开招标，取消一切中间环节，实现了低成本、高质量的建设。比如市内的定向立交桥，过去１平方米的综合造价在５０００元左右，现在压到２０００元；１９９４年修城市道路的造价１平方米为９５元，而去年降到了４５元，质量还更好了。此外，大连市政府对全市的市政建设、旧城改造、建筑设计进行宏观调控，严格审批。没有创意的建筑不准开工，色彩与环境有冲突的必须调整。现在全市建筑物风格既生动活泼又协调统一，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不排斥现代性，避免了一些新兴城市建筑风格驳杂的弊端。大连在城市绿化、道路美化、建筑设计和外部装饰上，处处用心，精雕细刻，富有创意。有专家将其归纳为三性：整体性、协调性、浪漫性。在城市增值的同时，大连对城市建设的认识也进一步提升：搞环境是赚钱的，大连赚钱最多的就是整个城市的增值。环境保护绝不只是一个干净问题，实际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当代新兴的、真正挣大钱的高级产业都依赖环境，都要在一个优美干净的环境中开展。经营城市的重点是建立城建投资新体制经营城市，其核心是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对构成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土地等)和人力资本(路、桥等)及其相关的延伸资本(路、桥的冠名权等)进行市场运作，最终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城市建设投资新体制。经营城市是建立城市建设投资新体制的必由之路。经营城市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引入市场化的城市运营机构，着眼于盘活城市资源，搞活增量资本，激活无形资产，把城市整体进行市场经营和运作。经营城市要走制度创新之路，防止以经营城市为名出现新的政府垄断和政企不分。加快建立城市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的新体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盘活存量资本。运用市场规则将政府在城市建设中长期的投入，最大限度地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一是要盘活城市土地这一最大的存量资本，首先要强化政府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使土地供应真正形成“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良性循环的局面，进而使国有土地资产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并通过市场运作公开招标拍卖，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其次要善于经营土地，城市政府作为经营城市的主体，虽然不直接参与市场运作，但由于其担负着对整个城市进行宏观调控的行政职能，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经营好城市土地，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自然资源就会变成城市建设的财源。二是盘活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等国有存量资产，城市政府要从经营中退出来，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组建新的市场主体。搞活增量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根本上改变城市政府为城市建设单一主体的格局。只要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各种经济成份的资本都可以投入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成为市场机制下新增的混合资本。激活无形资产。一是有选择地出让部分基础设施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使城市的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二是要通过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人文自然景观等城市特有的内涵，进行发掘、利用，不断增加城市的知名度，增加城市的集聚力。盘活存量资本，搞活增量资本和激活无形资产是经营城市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相辅相承，互为条件。盘活存量资本，搞活增量资本，城市功能不断提高，城市环境不断改善，城市无形资产得到不断增值。而城市无形资产的不断增值反过来又为城市存量资本和增量资本的增加创造条件。通过经营城市，最终要使城市资本实

陷阱。在地区产业结构的选择中一般有两种主要思路，一种是要发展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搞特色经济，把它们做大做强；另一种是产业结构要门类齐全，什么产业利税高就搞什么产业。第一种观点是强调本地的比较优势；第二种观点是产业之间要关联发展，避免支柱产业的单一风险。发展特色经济，将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做强做大，有时有单一产业的市场、成本等风险，掌握不好，就会全军覆没。但另一方面，强调地区产业的人有我有、门类齐全，也会造成地区经济投资分散、行业规模小、企业小而全、生产效率较低。避免跌入支柱产业选择困境的办法是，地区重大的产业结构的选择，要从市场出发而不是从政府主观愿望出发，培植支柱产业而不是“制造”支柱产业，要有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参与战略规划可行性研究。

第四篇：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二）

识，而只有法制的改革，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二是培育市民宽容、合作、诚信的素质。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也要培养市民的宽容、诚信与合作。只有宽容，人才才能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积极发挥作用；只有诚信，市场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只有合作，人才的才能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文化战略与城市转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只是在近代才存在的。城市文化代表了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且成为当代的民族文化之存在的基本单位。市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城市的文化生命力存在于她广大的普通市民之中。一个现代城市的“温暖的内心”，只有依靠了这个城市普通市民的伦理情感与文化情趣才得以形成的，它会给每一个来到这个城市的新移民以在家的感觉。从近年来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状况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引导与规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文化建设上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在文化发展的理念设计与价值导向、文化项目的启动与实施、文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文化产业的孵育与推进等方面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首先，政府主导型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资源有限、城市文化发展无法全面开花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资源办几个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文化发展项目，对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可谓至关重要。在市场发育还不健全的今天，政府主导无疑是文化发展的一条捷径。其次，政府主导型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导向，有利于积极、健康、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围的形成。最后，政府主导型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从城市的长远和全局角度考虑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从而避免由于市场失灵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失控和混乱，平衡各种社会阶层的文化要求和趣味，同时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系统地吸收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指出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城市文化发展模式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一发展模式不利于自由、开放的城市文化氛围的形成，进而会对文化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另外，这一模式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不利于城市文化产业的做大、做强。目前，城市的文化优势主要体现在文化和经济的结合，即文化的产业化。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控制和干预也增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文化产业对私人、民营和国外资本的吸引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的文化事业在总体上仍然滞后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学习型城市战略与城市转型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下，城市资源和要素如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都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价值活动过程中的要素流速直接地决定着价值创造的流量。市场的国际化导致竞争的国际化，一方面，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经营环境的应变能力；另一方面，城市获取持续增长的竞争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知识的更新速度，因此，城市竞争的关键最根本地体现在学习的竞争上。由于学习型组织理论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城市的变革和竞争，创建学习型城市也越来越受到城市的重视。根据我们对全国大中城市的研究显示，目前已有上海、大连、青岛、南京、常州、北京、鞍山、苏州、济南、西安、连云港、太仓、金台、绵竹、成都、义乌、金华、杭州、深圳、海门、广州、珠海、洛阳、黄石、长沙、九江、长春、蚌埠等２８个城市明确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其中上海、大连、青岛、南京、常州等城市在这方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有益的经验。学习型城市是一种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型模式，是城市培育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机制、能力平台和重要载体。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本质，是以城市战略发展目标为广大市民的共同愿景；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为目标；通过培养整个城市的学习气氛，通过建立社会化、开放式的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城市组织向“扁平化组织”的转型，加速知识更新和知识创新，提高城市对市场的预见能力、战略决策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使城市发展成为一种更符合人性和高效率的组织。作为城市转型的一个重要步骤，我国制定学习型城市发展战略中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制定一个富有超前性和市场导向的城市发展战略。这是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共同愿景，这个愿景所激发出的是学习型城市的持续扩展能力。第二，建立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学习机制。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构筑终身学习体系，二是团队学习，三是全过程学习。第三，构筑“扁平化”政府，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学习型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使城市实现资源共享，如何创建出将创造性和生产率最大化的结构。第四，倡导自主管理和“自我超越”。第五，确定领导者的新角色。在学习型城市，领导者首先要成为一个好的设计者，设计一种能培养学习的气氛，能让团队共同学习的环境，能使政府转变职能的制度，并且将“规则视为学习”。作为设计师的领导者的新角色，是与传统领导者角色的理解不一样的。传统的领导者更注重自身的决策和解决问题能力，而新的领导者则是设计组织的学习。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的工作就是学习，领导力根本上就是学习力。值得指出的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关键点和第一推动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是“政府再造”，为政府转型确立更为系统、更为明确的坐标体系.焦点三：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提升我国城市的竞争力已成为中国城市应对ＷＴＯ挑战之必然选择。一方面，ＷＴＯ加速了中国城市的全球化进程。在这种进程中，全球资源及其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尤其是物流、人力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服务流速度加快。这些要素的流动给城市资源重组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同时这种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变化也给城市工业、市场、资本、人才、贸易带来波动，增强了城市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内部秩序被破坏，使“静态型”的城市超稳定结构变得脆弱，城市不稳定的风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流动的背景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资源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全球化信

息化浪潮正在淹没城市之间的市场界限，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向城市集中，争夺城市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以城市为单元的竞争正在登上国际舞台并席卷全球，依赖本土市场和传统资源支持和维持的城市将失去竞争优势。全球化思考与本土化行动成为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城市价值链理论强调，城市竞争力必须以“市场为目标，以战略为核心，以整合为导向”，其本质是建立产业分工基础上的高度区域一体化的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和运行模式。怎样将城市的各种资源和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使他们形成相互关联、协调发展的整体，并按照层次结构逐级提升，这正是城市竞争力系统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与一般城市竞争力理论所不同的是，一般理论着眼于城市竞争力的排序比较，而城市价值链理论认为，城市竞争力的直接后果和作用是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高级化。城市价值链理论不仅指出城市竞争力是城市价值创造的推动要素，而且揭示出城市形态演化的五种基本模式，即开放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停滞型城市、衰退型城市和濒危型城市。并强调，城市竞争力是推动城市形态演化的内在力量和源泉。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和内涵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在经济全球性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其他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城市价值的系统合力。城市竞争力包括以下涵义：第一，城市竞争力是一种系统合力，它不是现象上的种种比较优势，不是作为城市要素的种种资源，也不是局部或环节上能力或城市职能活动，而是资源要素及其运作水平的有机集合；第二，城市竞争力是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自组织力量，是组织系统高度有序的、用于开发和配置资源一种机制； 第三，城市竞争力是抗衡和超越竞争对手的一种力量。其竞争者是现实的，或者是潜在的。竞争力的强弱或大小，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还与对手的竞争态势以及与总体竞争态势相关；第四，城市竞争力是以资源在全球的流动为背景的；第五，城市竞争力是以实现城市价值为最终目的的。一个城市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形态高级化，这决定着城市的价值取向；二是城市价值最大化，主要看这个城市能否产生更强的经济实力，能否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准，能否为个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城市竞争力的实质就是实现城市价值放大城市价值为进一步对城市竞争力问题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提出一个独特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该系统由城市实力系统、城市能力系统、城市活力系统、城市潜力系统、城市魅力系统五个方面构成，共设置一级指标５个，二级指标２３个，三级指标１４０个，包括统计指标和调查指标两大类。这三级两类五个方面的指标构成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在这五大系统的实证基础上，该研究指出，实现城市价值是城市竞争力的目标指向，同时也成为贯穿城市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思路。城市竞争力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以了解城市价值为始，以实现城市价值为终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城市竞争力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此，城市价值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城市价值最大化。二是城市形态高级化。城市价值就是城市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高级化的高度统一体。那么，城市竞争力是如何推动城市价值创造的呢？关键在于培植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并在该市场中塑造持久的竞争优势。而决定竞争优势持久性的根本在于，城市价值链中的每一个价值活动环节或系统都是竞争优势的一个潜在来源。城市价值创造过程首先必须将城市价值链各个系统中的价值活动进行分解。这种分解有助于发现那些最有可能创造价值的环节。随着价值活动逐渐分解成为越来越小的环节，越来越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就可能被发掘出来。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价值活动被区分为主要活动和辅助活动，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等。这些活动根据它们各自对竞争优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弃弱保优，保留其中最优的环节或系统，或者对价值链系统重新进行要素配置和市场整合，使之产生一个新的价值链，从而帮助建立防止竞争对手进入的竞争壁垒，或创造较高价值以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价值链。不同的价值链创造不同的竞争优势。城市价值链并不是一堆各自独立活动的简单连结，而是由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价值链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在价值活动分解或整合过程中，有的是主要活动、直接活动成为创造竞争优势的决定力量，有的是间接活动、辅助活动变成竞争优势的潜在来源，而有的则是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可能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比如，在大连的城市价值创造过程中，并不是城市价值链中的所有价值活动都成为其竞争优势，而是城市魅力系统这个最优环节创造了大连城市价值的竞争优势，以环境革命为核心的城市战略、城市经营和城市管理等外部活动，塑造了大连城市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大连以城市品牌的提升带动综合竞争力的增强，逐步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态势剖析城市转型、城市战略和城市竞争力是中国城市发展中三位一体的重要问题，它对中国城市的挑战已经摆在眼前，在此，我们参考最近《南风窗》杂志上一篇关于珠三角问题的文章，以中国城市化中最突出的两极即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试作一粗浅分析，从中可见城市转型和城市竞争力问题在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从市场角度剖析从市场角度来说，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渐东北地区共１５个城市，土地面积９９６７８．５平方公里，人口７４７０．５５万人（截至１９９９年），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３７４０亿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１４个县市，土地面积４１６９８平方公里，总人口为２２６２．１４万人（截至１９９９年），国内生产总值６４３９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已高过珠江三角洲，这一地区形成的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与此相对，珠江三角洲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发育

和转型的主流中去；我们不但要从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内部外部方面去寻求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更要从路径选择和战略方案上去寻求新的契机。这时，实施地缘战略、品牌战略等一系列城市发展战略，尽快实现城市转型进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就成为入世头二十年机遇期中国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五篇：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一） （精选）

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他国或本国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实现城市价值所具有的各种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

（一）。■ 经营城市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第一推动力。目前，经营城市的目标正从单纯增加政府的财力延续扩展到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综合素质，理应成为经营城市的首选目标。毫无疑问，入世加速了我国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究竟是什么，表现在哪里，人们还有不同的认识。就目前来看，有一点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全球化将最明显地表现为一国城市化的加速度发展，这会促使城市化进程中全球资源及要素流动性增强，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速度加快。这种要素的流动性给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同时这种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变化也给城市工业、市场、资本、人才、贸易带来波动，增强了城市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内部的无组织力量增加，破坏了城市超稳定结构的适应性，使“静态型”的城市结构变得脆弱，城市的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流动的环境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资源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全球化浪潮正在淹没城市之间的市场界限，打破旧的行政区划的格局，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动已成为各级地市领导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的两个着眼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判断中国城市化水平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有什么样的经历和特征？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城市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整体水平初级化中国的城市化大致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７８年以前，它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的正常发展阶段。当时随着经济恢复与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相应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重。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剧烈波动阶段。由于人口增长对城市的压力日益增大，国务院在１９５８年颁布了《户口管理条例》，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这是中国此后关于户籍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但为了“大跃进”的需要国家不得不从农村大量招工，结果使城镇人口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迅速提高４个百分点。“大跃进”的失败与自然灾害又将新招职工大量下放，１９６３年城镇人口比重下降到１６．８％。这一时期城镇人口比重的“大起大落”主要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造成，但是“户籍管理”制度在城市化中的“篱笆作用”已经显示出来。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的停滞阶段。经济调整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混乱，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这一阶段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体制使中国城乡正式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经过了上述三个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直到今天，仍然遗留着下面三个方面的阴影：一是城市化从整体上是受抑制和严格管制的，与快速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步伐缓慢，拉大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二是城市发展依然受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级别的影响。各项投资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关，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大中城市的发展加快，小城市（城镇）的发展缓慢。三是在城市发展规划上，缺乏科学性和协调能力，行政性和主观性比较明显，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可以说，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现在只是城市的初级化。中心城市现代化初见成效与我国城市化整体水平的初级化相对应的，是东南沿海部分中心城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数量迅速增加。１９７８年全国城市为１９２个，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４６４个，２０００年达到６５９个，２２年增加城市４６７个，平均每年增加２１．２个。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国共有建制市６６２个，其中直辖市４个，副省级市１５个，地级市２５０个，县级市３９３个。而据建设部的最新统计，至２００１年，中国共有城市６６４个。小城镇异军突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商业流通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１９８３年，国家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了乡（镇）建制，并放宽了建制镇的设立标准，这为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１９８８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１１４８１个，是１９８３年（２９６８个）的３．９倍。到１９９９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１９２１６个，还有近３万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２００１年，我国的建制镇已达２万多个小城镇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力，这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主要体制。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城市化率持续攀升。我国市镇总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２４５万人，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０１９１万人和１９９９年的３８８９２万人，２１年增加２１６４７万人，年均增加１０００万人。２０００年第５次人口普查中城镇人口总量增加近７０００万人，使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上升到３６．２２％，比１９９０年（２６．４１％）增加１０个百分点，比１９７８增加１８．３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０．８３个百分点。２００１年底全国非农业人口１７７５３．３１万人，比上年增长４．８％，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步伐是不慢的。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４７％，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７５％，发展中国家在３８％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２２％。２０００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是３６．０９％（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及统计标准）。２００１年为３７．６５％，提高了１．５６个百分点。今年，各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纷纷出笼：国家统计局认为到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４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说２０年内将提高到６０％；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未来３０－４０年内达到７０％。据国家计委规划司提出的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建议，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不包括市镇人口自然增加的４０００万），将使２．５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样，到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可达到４５－５０％。当前，我国国民收入的５０％、工业产值的７０％、工业利税的８０％都产生于城市，９０％以上的科研力量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城市已成为高科技、通信、金融、信息、教育的主要载体。就目前来看，制约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政策与分散性城镇化道路的“两面性”。鉴于中国城镇化滞后及分散性城镇化道路的一些弊端，９０年代学者们着重分析了这种城市化道路导致的聚集效率损失，并认为它导致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化，制约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及资源的总配置效率损失。二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过程之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拥挤在狭小而落后的生产空间。而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十分薄弱，并丧失了通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历史性机遇，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是以牺牲农副业，剥夺农民，依靠工业本身的自我循环，结果城乡差距拉大了，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也在不断减弱，这就促使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缓慢，城市综合功能严重削弱。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借鉴国外城市化发展的思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大体上可分两大步走：第一大步，加快城市化，应当把重点放到塑造与增强城市健康发展的机制方面。１．促进城市聚集效益作用的发挥，塑造城市发展的活力机制。只要城市有活力，不论何种类型、何种规模的城市，都不应人为地控制其发展规模。２．建立各类资源和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资源配置机制。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信息在空间方面的自由流动，是企业、产业和区域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发挥城市聚集效应的基础。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前提下推进城市化，才能发挥持续的最佳聚集效益。３．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两者应当建立分工协作的关系，各自把主要活动限制在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方针政策。新的城市化方针不要人为地限制某一类城市类别的发展，应当在资源自由合理流动的基础上促进各类城市的共同发展。第二大步，加快城市化，就必须要改变传统落后的城市化观念。１．变官位设市为经济规模设市。当前，按官位设市，按行政级别设市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和观念仍被沿用，不打破这一传统的桎梏，不按经济规模来安排城市资源的分配，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必然会受到不可低估的影响。２．变人为构市为产业建市。城市发展必须以产业作依托。我国一些城市近些年之所以出现市区布局混乱、交通阻塞、城市服务功能不配套等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去规划城市。其实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战后美国产业向日本转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产业向东南亚转移，８０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产业向中国转移，这种产业转移其实就是城市的转移。３．变全能城市为特色城市。昔日的不少城市，片面追求产业门类齐全，结果造成重复建设，带来资源的极大浪费。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衍生出来的品牌竞争。大连人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最好就是最有特色，“大而全，小而全”其实就缺乏鲜活的个性与特色，调查报告《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

（一）》。海德堡、鹿特丹、日内瓦、佛罗伦萨、底特律这些城市是世界名城，是靠一两个特色产业、强势产业闻名世界。“名城效应”不但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反过来又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有特色和强项。提升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战略要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几个战略至高点必须达到，它包括：实施坚定的人口规模战略；推进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发展战略以及促进区域经济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战略等。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入世之初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时期。抓住这三五年的战略机遇期，全面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全面推进无条件的人口规模化战略。世界许多国家发展城市化的经验表明，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最低不应低于２５万人，即使小城镇建设也应有一个合理的人口规模问题，达不到相当的人口规模，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从宏观上说就不经济，在这种条件下谈城市化无异于修建空中楼阁。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制定城市化战略，首先一点就是要制定人口的规模化战略，彻底打破城乡户籍壁垒，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众多行政功能，特别是要吸引农民进城，形成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其次，要全面推进城市支柱产业发展战略。城市化不是一座空中楼阁，城市化水平提高，有赖于强大的城市经济实力的支撑。因此，形成合理的城市产业布局，特别是培养和造就强大的城市支柱产业，就成为城市化进程中重中之重的战略要点。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产业布局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的问题，即使是支柱产业也仅仅是在一城一地所言，放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支柱产业可能连根篙子杆也不如。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从全球、全国产业发展的大势出发，真正寻找到自己特色的具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在此，我们应明确一点，即支柱产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塑造的产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制定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战略，全力打造城市竞争力。只有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没有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是不可能有效促进全国和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的。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他国或本国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实现城市价值所具有的各种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这个概念包括以下涵义：第一，城市竞争力的本质是一种系统合力，不是现象上的种种比较优势，也不是作为城市要素的种种资源；第二，城市竞争力是组织的系统合力，而不是局部或环节上的能力，也不是城市职能活动；第三，城市竞争力是抗衡和超越竞争对手的一种力量，其强弱或大小，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还与对手的竞争态势以及与总体竞争态势相关；第四，城市竞争力必须以全球资源流动为背景；第五，城市竞争力是以实现城市价值为最终目的的。一个城市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价值取向，即城市形态高级化；二是城市价值最大化，主要看这个城市能否产生更强大的经济实力，能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准，能否为个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值得指出的是，城市竞争力包括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竞争优势创造核心竞争力，并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带动综合竞争力的增强。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整体的竞争水平。现代城市的竞争有政治、文化、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还有发展机遇的竞争，但在发展时期，城市的竞争将越来越体现在综合竞争力上。我国在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一些问题。以经营城市思路，提升城市竞争力经营城市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第一推动力。目前，经营城市的目标正从单纯增加政府的财力延续扩展到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综合素质，理应成为经营城市的首选目标。经营城市的维度从单一的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扩展到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所有项目。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系统，与之相关的可能有很多子项目，应从中找出一些主要的项目，然后进行分类。这些项目是多维度的，主要是刻划城市竞争力的诸多的子系统，所以城市经营的维度大大增加了。经营城市的范围从城市的内部资源配置转向更大区域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城市的竞争力要在更大空间、在国际范围的比较中来培育。有的规划学家甚至认为，２１世纪的城市政府应该是全球经纪人，要学会推销自己的城市。所以，经营城市不能局限于城市内部与周边地区。经营城市的主体从城市政府转向政府与民众的综合体。原来一直认为城市政府是经营城市的惟一主体，但是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所以经营城市的主体也应该是城市的市民、企业、社会团体和各级政府，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综合体作为经营的主体。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有许多领域应该让位给企业和市民去经营。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引导性的规划和政策，来调动各个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才能把城市经营搞好。综上所述，经营城市就是要从小范围经营转向大范围经营，从计划经济的经营转向市场经济的经营，从单一的政府经营转向多元的社会化经营，从区域经济的经营转向全球经济的经营，从传统经济的经营转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经营。推进产业簇群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簇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企业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有活力的竞争优势集合体。工业化时代的代表性产业像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等大规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硅谷高技术产业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是单一产业地理聚集的两个最有名的案例。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发现，产业聚集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在美国，有名的聚集还有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的酿酒业、华盛顿的炼铝业等等。波特指出产业地理集中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并认为“簇群”的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风行世界的高新技术开发、高科技园区、创业园区等即是运用政府的力量造成产业的地理集中，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簇群，从而获取更高的生产率和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城市竞争力，必须努力推进和实施产业簇群战略。实施城市文化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建立和营造积极健康的促进创新和进取的文化环境。塑造积极健康的城市文化环境，政府作用很大。城市文化观念对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影响非常大。文化力的几个构成要素如价值取向、劳动观念、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兼容心理等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都比较大，其中价值取向与竞争意识的贡献是最大的，社会信用的建设则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方面。文化对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验特别是东南沿海的经验给予很好的证明。塑造新型政企关系，提升城市竞争力城市组织能力的大小与政府的定位和素质有关，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加入ＷＴＯ的条件下，政府要转化职能，政府不要去操作产业的发展，而应更好地去营造较好的投资环境。审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和规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部分学者的主张，“小城镇可以解决大问题”的思想逐渐为人们所接受。１９８９年制定的《规划法》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样，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限制大城市扩张的城市化方针被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很明显，大城市存在城市病的弊端、中小城市才是适度规模的认识是制定该方针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恐大城市”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小城镇发展的倾向。但是，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一种自发行为，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我国小城镇经过２０年的发展，无可避免地呈现出数量多且规模小、用地超标和盲目建设的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小城镇每年新增约１０００个，建制镇规模约１－５万人，其中１－２万人的居多，如按非农业人口计算，建制镇平均只有３０００－６０００人。小城镇论者至少有两大致命的缺陷：一是明显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二是明显违背农民的意愿。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能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创造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科技力，较大的外部扩散效益以及比较完备的城市功能。小城镇创造不出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大的规模效益和完备的城市功能，盲目发展小城镇还明显造成了巨大的土地和财产浪费，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事实上，城市化进程是有规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城市化具有共同规律，承不承认城市化共同规律，是人们持不同城市化观点的认识根源。城市化过程是生产要素先集中后扩散的过程。工业化开始后引起的城市化过程，是由城市的产生，而后带来城市差异的扩大，然后逐渐走向城乡融合，消灭城乡差别的过程。大量观察和统计提示出的城市化过程基本可以划分为集中型城市化阶段和扩散型城市化阶段，而在集中型城市化阶段，大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城市化过程是规模效益递减规律起作用的过程。城市经济学也发现了城市规模效益递减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是在发展条件不变的假设前提下才成立的，而且递增与递减规律并不能说明城市越大越好，而只是说明城市规模发展有一定极限。在这个“规模极限”没有到达之前，还是规模越大效益越高。城市化过程是社会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演变和提升的过程。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是一个经济结构变化非常缓慢的历史过程，而由于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化过程，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起到了加速推动作用。首先是城乡结构的变化。城乡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由此而形成的城市化率也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自然转移过程。其次，城市与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与提升，最明显的是一次产业比重的持续下降，二次产业比重先上升而后下降，三次产业比重持续上升，这个规律的一般趋势现在似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但是对这个规律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制约条件及城市个性特点关系的认识，有人还是十分模糊。如一个旅游城市与一个工业城市比较三次产业高低，判断谁更合理是毫无意义的。城市化过程是社会治理结构不断演变、催生和进步的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演变，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冲决一切过时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和规制的束缚。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城市体系既是一个生产体系，也是一个市场体系。市场经济的规律必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它也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各种规制和体制的保护。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包括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都是符合这个方向要求的。城市化建设的国际经验证明，必须提高城市集聚的程度，目前我国除香港外，还没有一个城市称得上是“国际城市”。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有代表国家的国际城市来参与世界分工和国家竞争。世界知名国际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均对树立本国形象、加快本国与世界的经济交流、带动当地经济飞速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随着党的十六大开启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国以城市群和城市集团为标志的城市化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