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怎样看待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含五篇）

第一篇：毛概怎样看待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怎样看待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据阅读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文献资料，以及结合我掌握的一些知识和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切身体会，个人觉得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我国城市化进程速度较快，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在其进程中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进步。第一、城市化过程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会促使城镇人口数量俱增，要求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向周边地区扩展，这样可以带动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新增人口使得城市劳动力也随之更加充沛，增强了第二产业的劳动就业能力，更好地促进城市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带动城市经济更好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中趋向协调发展；第二、城市化过程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由原来从事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向从事现代高效的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转换，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第三、城市化进程是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使得大批低收入居民群体转变为高收入居民群体，据资料显示，经济实现了连续四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2003年-2006年年均增长10.4%，不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4.9%高出5.5个百分点，而且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7%高出0.7个百分点，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第四、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加快城乡一体化；第五、城市化进程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大批村民变成居民，农民变成市民，本着坚持以人为本，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并通过多形式、多途径着力提升了市民素质，把广大农民培养成合格的现代市民，实现城市化推进与市民素质提升的良性互动，市民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得以很好的提升。

其实，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巨大进步，如增加市场的需求，带动消费，推动经济、科技的发展等等。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既要看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美好，也要正视城市化所带来的一些不幸。

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作为一个学习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个人对相关土地的问题会比较敏感，觉得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中，土地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接下来着重讲讲城市化进程造成的一些土地问题。

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首先是土地使用形式的改变，即由原来的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由此产生了土地征用和农民安置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现有的征地制度与市场经济现实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

征地安置的矛盾，首先表现为土地使用形式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土地收益与征地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据中国土地勘测研究院统计，仅2002年，全国由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获得的土地收入就达2419.79亿元。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面

积12.423万公顷，占总征地面积的58.52%。其中招标、拍卖、挂牌的为1.81万公顷，收入968.55亿元，其余主要是协议出让。2002年，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全国平均为12.97万元/亩，使用权转让或流转的收入平均为23.47万元/亩，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35.67万元/亩。与如此巨大的土地收益相比，被征用土地农民的利益又是如何呢？根据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按照这 个标准，对农民的补偿虽然具有地区差异，但以现金形式补偿的通常都是每亩

1.5万~3.5万元。在人均耕地面积处于联合国建议的0.5亩的危险线以下的地区，一个被征地的农民有时每亩只能得到7000元左右的补偿，就从此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面临新的生计、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土地管理法规的不严密和计划经济下的思维定式，从思想观念与操作行为上造成对土地补偿与土地收益分配的不公。另一个矛盾是，有的地方政府超越职权，无限使用对土地的“征用”权，乱征滥征，且多征少补，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有的则把稀缺的国土资源作为地方上“原始积累”和政府消费的财源，并因土地转让、出让过程存在的大量“暗箱操作”而容易滋生腐败。

此外，由征地安置而衍生出来的问题也不少，就拿我身边的例子来说，许多村的村民大部分土地被征用之后，部分村民依然住在农村，但是由于他们的农田已经基本被征用了，从而失去了工作，不能够继续务农了。年轻一点的村民就会选择进城打工，而稍微年老一些的村民则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只能无所事事，但为了消遣时间，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村民很容易陷入赌博等不文明、不健康的生活状况。当然，也有很多人会选择进城务工，这些人往往就会居住在城市，与务农相比，他们的收入可能相对高一些，但是他们在实际中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说到这，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也成为了一个热点的社会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解决。

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土地问题外，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其他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困扰。城市化和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加大了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和城市热岛等负效应，而且在许多城市，不良的生活方式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癌症、慢性病等疾病越来越多，疾病谱发生了明显变化等等。

针对以上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该稍微放慢点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在追求进程速度的同时，其实更重要的在于追求城市化所带来的良好的改变，追求其效益。在所产生的土地问题上，政府是否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在正在拆迁或待迁的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不同区位划出集体土地，做好建设规划和基础建设工作后，由被拆迁或待迁的村民集资、政府统一招标建设规划有序、设施齐备、容积率很大、套内面积很小（以保证其单位租金不高而投资者仍能盈利）的流动人口出租公寓呢？让村民享有永久出租权，并根据村民家庭人口数等标准，确定每家可集资兴建流动人口出租公寓的最大面积及最多套数。相信这些做法可以或多或少地解决被拆迁的村民长期发展问题，还能减少拆迁、改造的阻力。在其它方面，政府也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通过合理有序的城市化进程，真正让人民受益，推动社会进步。

第二篇：大学生如何看待重庆的城市化进程

大学生如何看待重庆的城市化进程

既然是要如何看待重庆的城市化，我认为，首先就得搞清楚什么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在农村地域的扩展方式。具体一点，就是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重庆的城市化进程首当其冲的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重庆市政府28日宣布全面启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改革方案涵盖了土地、社保、教育、医疗等多方配套政策，使户籍转换过程中，农民的农村权益和城市保障顺利对接。据报道，重庆此次户籍改革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突破口，两年内解决338万人的城市户籍问题，未来10年有望推动1000万农民变市民。重庆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按中央提出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先行先试的相关要求，重庆今年相继启动了住房、社会保障、农民增收致富等领域的改革，此次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使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在具体的改革方案中。在重庆籍农民凡在重庆主城务工经商5年以上，在远郊区县城务工经商3年以上，均可申请转为当地城镇户口。此外，还可以通过购买商品住房、投资兴办实业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为保证转户居民的农村权益和城市保障顺利对接，重庆户籍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农村居民转户后，可最长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期间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农房及承包地的，可按相关标准获得补偿和补贴。转户后，还可以继续保留农村林地使用权，享受计划生育扶助政策。在退出承包地经营权前，可继续享受与土地结合的各项惠农政策。农民转户进城后，可依托所工作的单位，分类参加重庆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申请公共租赁房、廉租住房等，并被全面纳入城镇教育、就业、医疗等保障体系。

我在这里谈的也是重庆的户籍改革制度的问题。重庆市此次户籍改革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户口迁移的限制。全市实施大中专学生入学户口自由迁移的政策，即大中专学生入学根据自愿原则，可迁也可不迁户口，原属农业户口的可就业登记为城镇居民户口。同时，大中专毕业生到西部其他地区和重庆市边远地区工作，可保留主城区城市户口。

如今在我国许多地方展开的新一轮户籍改革，都与重庆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通过全面推进改革，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重庆此次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大幕已拉开，突破口也找到了，政府意愿和农民工的意愿高度契合，重庆当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牵引，实现城乡均衡化发展。

在户改问题上，重庆在为全国探路。

第三篇：浅谈城市化进程

【摘要】城市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必然的过程，所谓城市化便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城市数量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经济集中发展的过程。然而城市化进程也并不一定是一直向前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就城市化进程这一话题，做浅显的讨论。

【关键字】含义、衡量指标、过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集聚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过程。

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是多元化的。而城乡关系的转型，则表明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相关因素

城市化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吸引：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崛起。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1.为城市人口提供商品粮2.为城市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资金3.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原料4.为城市工业提供市场5.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2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

一、城市化指标

a)人口指标

人口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变化，这

些变化又是生活方式变化的主要诱因。因为城市生活水平高于农村，于是吸引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排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于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不得不去非农业领域特别是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b)城市化的量

i.城市化的“量”，是城市化发展的数量方面，如城镇的数量、城

镇的规模、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程度、人均GDP，可以用多种指标

来衡量，区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一个最常用的指标。

c)城市化的“质”

i.从区域角度看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否与区域经济发

展的速度同步。从内部来看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素质的高低、城

市景观是否丰富而协调、城市文化是否多样、城市环境是否优美、社会治安如何、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景观和地段是否得到有效

保护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方面。

二、过度城市化

（一）人口快速增长、无序流动并缺乏管理

国际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总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这在操作上比较简便，也利于横向比较，但这种城市化的内涵缺乏全面性，容易产生重城市化数量，轻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过程最重要的应通过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市定居，改变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人口城市化。

而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解决，还可能出现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正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也表现了管理的欠缺。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设、城市无限扩张。

现在有一股风，一说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镇建设与扩张。城市无限扩大，小城市要迅速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尽快成为特大城市，甚至国际城市。

城市化必然会促进城镇发展和规模扩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城市化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现的问题会越多。而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是一种“双向互促共进关系”，即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化步伐，而城市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发展。过分强调城市化率会使经济发展滞后于城市化进程，甚至破坏这种双向互促共进关系，给城市化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如城市贫困化，失业率提高，环境污染，社会治安问题以及人们的精神压力问题。

三、我国城市化的新变化

a)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目前

我国城市化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b)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c)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

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

城市化是一个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同时城市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更才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实质内涵。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经济生活空间的转移、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民意识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转变的文明过程。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既要考虑其发展速度，也要注意在加速过程中保证其他各个方面能跟上城市化进程。避免导致因为只考虑发展速度，而使质量上发生根本性问题。

第四篇：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讲稿doc

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讲稿）

[教学目的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员了解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性、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道路选择、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措施。

[中心内容] 城市化滞后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农民收入难提高，就业难增加，产业结构难升级等问题。上述难题不化解，就会直接影响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进而影响到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势在必行。加快城市化进程除了选择正确的城市化道路外，必须以大力发展城镇经济为先导，以体制创新为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方向。

[教学重点与难点] 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性；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措施。[导语]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要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完成三大转型任务：一是生活方式转型，即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二是生产方式转型，即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道路：三是社会结构转型，即中等收入者阶层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不言而喻，城市化是三大转型的核心、纽带和归宿。而我国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原因，城市化比较滞后。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40.5%，但是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约低2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大约低40个百分点。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滞后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农民收入难提高，就业难增加，产业结构难升级等问题，都与城市化滞后有关。上述难题不化解，就会直接影响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进而影响到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势在必行。

[正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要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完成三大转型任务：一是 生活方式转型，即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二是生产方式转型，即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道路：三是社会结构转型，即中等收入者阶层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不言而喻，城市化是三大转型的核心、纽带和归宿。而我国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原因，城市化比较滞后。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40.5%，但是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约低2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大约低40个百分点。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滞后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农民收入难提高，就业难增加，产业结构难升级等问题，都与城市化滞后有关。上述难题不化解，就会直接影响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进而影响到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势在必行。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是推进城市化进程 先来认识一下城市化，城市化有动态和静态之分。

静态的城市化是指非农产业和城市人口及城市生活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状态。亦即现代化状态，它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目前，发达国家都已实现了城市化。如美国城市化水平（率）达98.5%，日本达95%，它们都是高城市化国家，也是高度现代化国家。我国城市化仅为40.5%，说明我国还不是城市化国家，我们只是一个农民大国。

而动态的城市化是指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人口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从本质上说，城市化意味着更多的人由从事较低效率的农业劳动转变为从事较高效率的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由传统的、保守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富于开拓进取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低消费群体转变为高消费群体，由农村文明转变为城市文明。从这个角度和意义看，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就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逐步提高经济效率、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换个角度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核心是推进城市化进程。

（一）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 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多年来，“三农”问题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经济角度看，做好农村、农业、农民工作，关键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就像治病要找病根，解开“三农”问题的“穴道”，绝招只有一式，持续提高农民收入。

然而近几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却一直在迁回爬坡。统计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3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持续了7年。目前仍有3400万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约6000万人没能稳定地超越温饱水平。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在进一步扩大。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只有2.47:1，但是去年已达到3.24:1，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已达6:1，堪称世界之最。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不兴，无以谈工业之兴；农民不富，难得国泰民安。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如果让“三农”问题拖了后腿，最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缘木求鱼，墙上挂帘子——没门！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为何农民收入过低、增长乏力？造成农民收入过低和增长乏力的短期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性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农民较多。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中国“三农”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而加快城市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道。当然，提高农产品价格，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对农民财政支持力度，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增产和价格方面讲，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产品供给由过去的全面短缺，走向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过剩，出现了农产品“卖难”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依靠增产或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产出越多，价格越跌，结果则是农民增产不增收。而且当前我国大多数农产品价格都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如小麦价格已比国际市场高75%，玉米高63%、棉花高12%，菜籽油和豆油高37%，禽肉高35%），再提高农产品价格将进一步削弱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种植结构调整方面讲，种植结构调整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构调整了，短期内是能增加农民收入的，因为新产品一上市，价格一般比较高，但很快就又饱和了，价格也就降下来了，前几年有些地方一窝蜂地种药材，养长毛兔，使老百性吃尽了苦头。再从需求规律看，相对于工业 品和服务品而言，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随收入的提高呈下降趋势，所以靠调整种植结构，靠生产名优新特农产品增加收入是有限的。从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讲，即使全部减去，对农民收入增长而言也很有限，不可能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再从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方面看，当前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对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确实很有必要。但面对如此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即使拿出2、3千个亿，人均起来量也很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农民富裕的问题。

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应跳出原有的主要依靠提价，增产、政府补贴的定式，转向主要依靠城市化减少农民来实现。因为，积极推进城市化，使农民进入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就会使土地承载的人口量减少了，有利于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据宏观部门预测，到2015年，若积极推进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减少3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平均收入即可增加30%。综上所述，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城市化是增加就业、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根本途径。

“就业是民生之本”。不管是农民还是市民，都必须通过工作取得收入，借以维持生计，进而改善生活、实现小康。前已述及，农村中的广大隐性失业者，需要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来实现充分就业；而城市中广大下岗失业职工的再就业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以及他们及其供养人口的小康梦，同样也只能寄希望于加速城市化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实现。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确保充分就业。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富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2002年底，我国城乡共有就业人员7.37亿人，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4.3亿人多出3.07亿人。另外，虽然计划生育减缓了人口增长，我国每年的新生婴儿仍将近有1700万左右。有预测表明，我国15—59岁人口一直增长到2020年之后才会刹车。该年龄段人口，到2020年会增长到9.4亿人左右，比现在的8.2亿人要净增加1.2亿人。这就是说，在未来的20来年间，我国将在克服现有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城市失业人口和下岗人口就业问题的基础上，还得为新增加的这1.2亿人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将被人口增长抵消。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下岗失业人 员约1400万人。而按照我国国民经济增长7%左右测算，全年只能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差额达1400万人左右。

据测算，从2003年到2020年间，农村将向城镇累计转移劳动力170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9000万，下岗需要再就业的5000万，城镇累计需要提供就业岗位31000万，平均每年需要提供就业岗位1722万个。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期间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这些人如果不能实现就业，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者阶层就无从谈起；而没有比较稳定和丰厚的收入，他本人及其供养的人口别说难以实现小康梦，就是维持生计恐怕都会十分艰难。

2、要确保充分就业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第二产业的一部分劳动力也要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向外转移，只有第三产业成为容纳劳动力就业越来越多的一个领域。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一般为1:3。而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第二、三产业就业比例只有1:1.5；在农村，两者比例则完全颠倒，为1.5:1。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证明，第三产业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有关部门2002年对中国10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发现，北京、重庆、武汉等城市新增劳动力需求的80%以上来自第三产业；天津、西安、成都、西宁等城市也在50%以上。这些城市在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过程中，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工业的数倍。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仅占27%，而美国高达74%，马来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40%以上。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弹性系数（即经济每增长1%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比）低，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就业增加有限。比如2002年底，在7.374亿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为3.687亿人，占50.0%；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为1.578亿人，占21.4%；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为2.109亿人，占28.6%，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为1:1.3。

如果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能上升到发达国家1:3的水平，那么第三产业还可以多容纳3.165亿劳动力。就算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只达到1:2，第三产业也还可以多 容纳1.047亿劳动力，足见我国第三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也正是我国实现充分就业的希望之所在。

3、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人口集中、收入提高、生产方式改变和消费多样化，以及分工和协作极为发达、形成规模化的交通运输网络。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为其提供一个服务专业化但人口集中后规模又足够的市场容量，一个有一定人口规模并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市场，以及一个方便人们消费的经济距离。有资料显示，要发展较为现代化的第三产业，城市的最低规模为25万人，低于这个规模，只能发展传统商业服务业占较大比重的第三产业。

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到2002年末，全国只有设市城市660个，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75个，县级市381个；而全国的地级区划数为332个，县级区划数为2860个。这说明，还有为数不少的地级区划和大部分县级区划人口规模不足，未达到设市标准。此外，全国还有20000多个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也不到1万人。当然，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城市化发展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潜力巨大。

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就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而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我国的就业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所以，城市化滞后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必须千方百计加快城市化进程。

（三）城市化是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增长的持久动力。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循环公式：需求——开工率（增长率）——就业——收入——需求——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循环，需求增加，意味着开工率（或增长率）提高，开工率提高，就业率会提高，就业增加，收入增加，收入增加会进一步带动需求及经济增长加快（举例略）。可见，走入这种良性循环的关键是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在需求不足上，尤其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又主要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最终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一是从消费总量上看，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不到城市居民的1/3，在整个市场构成中，占人口60%的农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30.9%，而占全国人口40%的城镇人口却 占据全国60%多的消费品市场，也就是说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二是从消费结构上看，城乡居民存在着巨大的消费断层。在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普及程度上，农村家庭至少要比城市落后10年以上。较低的农民消费需求，过早地促成了低水平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城镇市场上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无法向农村市场转移，这必然会影响开工率，导致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受损。因此，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切入点就是要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那么，是什么导致农民消费需求不足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长期性、根本性、结构性的原因是城乡结构的严重失衡，城市化滞后。一是城市化滞后，农民数量过多，农民的农业收入很难提高，收入微薄就不能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收入支撑的现实需求。农民不是不想买别墅、汽车，不是不想去九寨沟、张家界旅游，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而是他钱少或没钱；二是城市化滞后，大量农民滞留在农村，发展乡村工业，在工业品大量过剩的情况下，非农产业收入的增加也有限。也就是说农民在农村挣钱的门路较少，要想从事第三产业，必须让农民进城，别无它路。三是城市化滞后，大量农民滞留在农村，农产品交易率难以提高，农民的现金收入就少，现金收入少，自然购买工业品就少。第四，城市化滞后，大量农民以及已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滞留在农村，其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模式很难有大的改变。农民的消费结构20多年来没有大的改变，十分有限的现金收入主要用于盖房子、婚丧嫁娶及“随份子”。在绝大多数中国人保持这种落后消费习性的情况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很难保证，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成为空话。第五，无论怎样努力，农村的基础设施也不可能达到城市的水平，既使在同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下，由于基础设施的客观上不完善，以及分散状态下的高成本和高价格，也会限制农民对通讯、电力、自来水、文教体育等的消费。所以，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减少农民才能使农民的收入增加，扩大消费需求，而且进城的新市民需要吃、穿、住用行，必然会扩大消费需求；此外，推进城市化还有利于扩大投资需求，城市化水平提高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一批新城市的建设，从而创造巨大的交通网络、医院、学校、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投资需求。总之，推进城市化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一年内，国家的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把GDP拉动1—2百分点。综上所述，加快城市化进程既是解决当前诸多难题的关键，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

加速城市化进程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还具有现实可能性，表现在：

（1）我国城市化运行态势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分为起步、加速和稳定发展三个阶段。当城市化水平到了30%—70增长过程是城市化加速阶段。我国目前城市化已达40.5%，正好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起点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城市化有加快发展的内在冲动。

（2）推进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基本具备。表现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工业化进程加快，服务业增长迅速，城镇经济实力增强，城镇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国际资本、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趋势加强。推进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基本具备。

（3）推进城市化的体制环境已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投融资体制、城镇住宅及社会保障等各项改革不断深化，推进城市化的体制环境已渐形成。

总之，推进城市化的条件已渐成熟，我们要乘势而上。

二、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

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

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 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

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

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

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

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 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

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

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

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

（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

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

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三、推动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措施

城市化的发展要受到经济、社会、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推进城市化不应该拔苗助长；城镇在哪里设置，规模有多大，要受到经济、技术、区位、地理等条件的影响，不能由长官意志主观决定，但我们面对城市化也不能无所作为。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人们追求现代化、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自觉的行动过程。所以，我们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消除城市化发展中的消极因素，营造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机制。推进城市化我们应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一）大力发展城镇经济，增强对农民的吸纳力

从城市化的动力来看，主要有城市的拉力、农村的推力以及政府的调控力。目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推力巨大。但问题是：我国城市的拉力不强，即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城市化发展的后劲不足。要想推进城市化，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提高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因为“先有市后有城”，这是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浙江龙港原来只是一个小村庄。改革开放后，这里的商品经济发展很快，来龙港投资创业，做生意的越来越多，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小城镇。象深圳原来只是个小渔村，现在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就是因为它有聚集人气、市气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的产业作支撑。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既使再好的城镇规划 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或者是只有城而无市）。因此，推进城市化必须以发展城镇经济为先决条件。

目前，有些地方颠倒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形成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对推进城市化仅仅作形式上的理解。一些地方认为只要“增加”地区城镇人口，就是提高城市化水平；一些地方认为城市化就是补课性质的规模扩大化，将城市化推向计划模式，以政府主导不计成本地推进。例如，有些城市为了提高城市化发展的增长速度，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口号，人为地将城市周围的县市改区，乡镇改为居委会，农业户籍改为城镇居民户籍，表面上看，城市化速度加快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实际上，一些农民还是农民，就业状态未变，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甚至有些地方因城区扩大，耕地被占用，非农就业又未同时增加，区县农民收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城市化的实质是城乡空间结构的优化和非农就业的增加，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镇才会吸引非农人口的增加和积聚，进而发挥城镇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发展。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累积”城镇人口，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这不是我们要的城市化。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发展城镇经济呢？要根据各地资源、区位、产业和经济结构特点，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立足比较优势，扬长避短，突出特色，培育主导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城镇经济。

就每一个城镇而言，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特色经济，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宜文化则文化，绝不能千篇一律。因为一个城镇的生命力、魅力就在于其特色。如意大利的米兰是国际服装城，日本长崎为国际文化城市，丰田是著名的汽车城。象我国的浙江义乌是亚洲最大的扭扣城，广东东芜是IT产业大市。改革开放20多年来，该市GDP年均增长保持在20%以上，如今全球最大的信息产品零部件加工制造基地正在东莞崛起，使东莞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IT产业大市。在那里，电脑整机配套率高达95%以上，该市生产的相当一部分IT产品已占世界市场的20—40%份额。据悉，东莞已把“IT产业立市”作为打造国际制造业名城的产业基础。正是东莞经济实力强，所以其城市化速度很快。

而我们泰安推进城市化也要致力于发展特色经济，比如大津口，你就立足丰富的旅游 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而山口镇工业基础比较好，有山口锅炉，泰山衡器等省内名牌，你就把它们做大做强，以此增强对农民的吸纳力就行。

以上是就每个城镇而言，要发展特色经济，选好主导产业，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

下面就我国的比较优势而言，推进城市化，发展城镇经济就应优先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高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多、素质低，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也都是低素质的劳动者，要解决这些人的再就业及转移就业问题，就必须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需要，而且完全可行。

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将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1995—1999年间，中国制造业每个劳动力成本（含工资和其它福利）为729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1/4，香港的1/19，韩国的1/15，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迅猛，目前我国家电产量已居世界首位。随着我国加入WTO，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将迎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可以预言，在未来50年里，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技术研发中心，但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我国沿海地区发达的海南、温州、珠江三角洲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充分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举例略）

但是目前国内多多少少存在着歧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以发展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产业而否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性，甚至一些地方，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还很落后，就超越自身条件提出以新技术，高科技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大谈科技兴市，忽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大，我们可以长期保持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不能因为发展知识经济就否定劳动密集型产业。

同时，推进城市化除注意量的扩张或速度外，还要重视质的提高，那就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分享发展中国家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这样发展中国家虽然比较优势还在，但已经没有竞争优势而言。因此，在全球化只有技术、知识优势才是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竞争的资本。只有不断培育人力资本、持续地增加科研投资，推进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才可能获 得长久的竞争优势。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我们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和生物农业等一系列生物技术新兴产业，新材料产业和航天技术相关产业等。（这一重任主要是让大城市、特、超大城市来承担）。

在发展城镇经济中我们还要处理好二、三产业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当前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随着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制造业的存在将要下降”。因为，我国工业化的任务仍然艰巨（我们还没有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发达的工业国），不可能强行超越工业化阶段去追求和发达国家同样层次的产业结构（美日发达国家以等三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是后工业化的特征）。展望未来，无论从制造业占GDP及财政收入的比重来讲，还是从扩大就业来讲，都可以肯定，至少20年内制造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目前我国制造业居世界第4位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成为与美、日、德不相上下的重要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的制造业约占全球份额的7%，而日本高达16%，美国高达27%，中国尚远远不够资格。中国要赶上日本目前在全球的份额，约需20年的时间，要赶上美国在全球的份额，更需40年的时间。这漫长的赶超其实从另一角度看则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空间。可见，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仍需工业化的推动。这就要求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同时，推进城市化也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发展城镇经济并不只是发展工业，建设工业基地。因为从全国来看，今后发展潜力较大，能够大量吸纳就业的还是第三产业。既要发展传统第三产业，象商贸餐饮业，社区服务业、公用服务业，又要发展金融、信息服务、证券、房地产、科技文化教育产业、物流配送，咨询、房地产等层次提高的现代化服务业。

（二）深化改革，消除城市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制度障碍是城市化发展的最大障碍，制度创新是推进城市化的根本途径。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1、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城市化要求实行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劳动就业制 度。因为，只有这样的就业制度，才能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城镇非农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城镇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城镇人口才能增加，城市化率也才能提高。经过20多年的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虽然已被打破，但至今还没有完全形成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成熟规范的市场化就业制度，仍然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许多城市为了解决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就业与城市本身的下岗失业职工的再就业的矛盾，采用所谓“腾笼换鸟”的办法，限制招收农民工，甚至清退民工，给下岗职工再就业腾出岗位。而且，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劳动保护、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这是一种歧视农民工的、不公平也不合理的、非市场化的就业政策，不仅对再就业工程的实施没有多大帮助，而且极不利于城市化的推进。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深化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目前应取消对农民进入行业和工种的限制，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近期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保障进城务工的各项合法权益；中、长期应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谁能干、谁愿干就谁干。

2、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城市化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市民的过程。农民要变为市民，首先又必须拥有向城镇流动和迁移的权力，否则城市化就会成为“空话”。但现行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向城镇流迁的权力，限制了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发展的一大制度障碍。虽然户籍制度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大大减少，许多城市还实行了“蓝印户口”、“城市绿卡”、暂住证等制度，但仍然没有根本改革，还在严重地妨碍着城市化的推进，也是“民工潮”不能退潮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成千上万已经在城镇务工经商和居住了几年甚至10多年，为城镇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不少是全家都流动到城镇的农民工，仍不能取得城镇户口，不能成为市民，不能享受市民拥有的就业、居住、子女上学等权力，不仅人为地阻碍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且使得农民工不得不每年春节还要回家过年，造成一年一度的“春运”难题。所以，加快城市化步伐，必须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给在城市有较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民工以长期居住权，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消除其限制人口流动、妨碍城市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可以采取先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再放开大城市的户籍限制的方法，逐步实行无歧视性 的身份证和居民登记管理制度，做到城乡居民的居住自由，使“候鸟”式的农民工成为长期的或永久性的市民。

3、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中国实现城市化，不仅要使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非农产业，还要使进城的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要想使这种转移和转变持久和稳定，使大多数已经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农民不致于又返回农业和农村，还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市民化的农民无后顾之忧。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还在进行之中，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完善，特别是几千万流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除了少数城市在进行改革试点之外，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城市化的实现，而且还会留下严重的社会隐患。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建立和健全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注意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当然，现在要求城市把流入本地的所有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都妥善地解决是不现实的。相当数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在转变为市民之前，还必须保留“承包地”或责任田，依靠土地保障。但现在应该着手解决已在城市有较稳定职业和住所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问题，可以采取的对策是实行农民工与城市新增职工同等的社会保障，对流入城市的较稳定的农村人口实行社会保险，向用工单位和农民按一定规则和比例收取社会保障费，存入个人帐户，建立社会保障储蓄卡，进行社会保障储蓄。这种社会保障储蓄卡可以在全国通用，流动人口若离开某城市到别的城市就业，可将其社会保障储蓄连本带利转到别的城市，并继续存入按规定提取的社会保障费；如返回农村工作，则自行保存社会保障储蓄卡，等再进城工作时继续使用；社会保障储蓄卡中存入的经费，无论持有者最终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生活，必须到老年比如60岁时，才能按时分批提取，用于养老。对于已经城市化、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则实行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

4、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城市化是大多数农民离开土地进厂当职工、离开农村进城做市民的过程，也是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占地更多的过程，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过程，这些都与土地制度紧密相关。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过多占用、浪费、闲置大量耕地，降低土地的使用效果，加大城市化 的成本，从而延缓城市化的进程；合理的土地制度，则能够在城市化过程中节省高效利用土地，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加快城市化进程。国家所有、行政审批的城市土地制度，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济、使用权不能规范合理转让的农村土地制度，是近些年来我国廉价批租土地、疯狂热炒土地、大量抛荒耕地、过多占用耕地现象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之一，极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高效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纠正原有土地制度的缺陷。城镇国有土地的规划、使用、批租，必须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科学化，采取公开、透明、投标招标的办法，推行责任制；建议政府改革城镇土地批租制度。由一次性交纳土地使用费改为土地使用期限内按交纳，这样降低房地产的成本和价格，以让农民既进得来，又住得下。进城务工经商或自己不愿耕种的农村人口的承包地或责任田，可以有偿转让使用权；已经成为市民、取得城镇长期居留权、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农村人口的承包地或责任田，乡村应该收回，鼓励土地集中经营，防止土地抛荒现象，提高农村土地使用的规模效益，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

5、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富余劳动力无论是转移到乡镇中小企业，还是转移到城市第二、三产业，或者在农村就地从事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第三产业，也无论是融入已有企业还是另起炉灶新建企业，都需要得到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支持。但目前，我国中小银行发展很不充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难解决，势必阻碍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阻滞农村富余劳动力顺畅转移。

可在改造各地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发展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同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并引入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的低效率。

6、改革完善教育制度。只有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才能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命运。

目前应适应农村富余劳动力加速转移的需要，搞好上岗前技能培训；近期应着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中长期应切实搞好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

（三）注意生态环境和农业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不是一场短期运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只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果脱离客观实际，违反经济规律，人为拔苗助长，片面追求速度和指标，那么，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流于形式和数字游戏，虽然可能辉煌一时，却很可能造成今后长期的痛。换句话说，不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和急功近利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举措，不但不能造福国家和人民，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比如忽视农业基础、片面推进城市化，将使城市发展失去根基；城市发展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缺乏科学规划和布局，将导致严重的“城市病”，使城市失去吸引力，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1、忽视农业基础，片面推进城市化。一般而言，城市化的发展受农业所提供的剩余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制约。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耕地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多，因此，城市化快速发展所需的人口支持可谓绰绰有余，而剩余农产品的供给则可能会捉襟见肘。因为我国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业技术比较落后，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商品率比较低，但粮食需求量很大，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不可能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所以，忽视农业基础，片面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忽视农业基础、片面推进工业和城市化的深刻教训。随着1958年开始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城市化进程大大提速。从1958年到1961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增加32个，年均递增4.25%；196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1.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7%，1958~1960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53%。由于工业发展过急、城市发展过快、职工和城镇人口增长过多过猛，大大超过了农业的承受能力，三年自然灾害又雪上加霜，使得国家的粮食供求发生尖税矛盾。为减轻农村供应压力、平抑市场物价，国家不得不压缩城镇人口，陆续撤销52个建制城市，动员近3000万城镇人口返回农村，相当于当时城镇人口的25.7%。由此足见，忽视农业基础，超过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和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使乡村人口过快地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只能是欲速不达。

我国当前仍然存在忽视农业基础、片面推进城市化的倾向。从农业投入看，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79年为13.7%，1996年降为8.82%，2000年进一步降为4.8%，如扣除当年征收的农业各税等，财政实际支农支出比重更小。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抗灾能力下降，农业灾害成灾率上升，1978年为42%，1993年上升到47%，2001年上升到62%。从农村资金流向看，建国以来到2000年，农村资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村储蓄资金性流失和土地资源直接收益流失多达4万亿元左右。近些年来，通过邮政储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途径，许多农村地区60%—70%的资金流向了城市和工业区，农村资金明显“城市化”。1995年以来，仅山东日照市，农业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业领域数额就高达20亿元。据估计，在全国范围内，近些年至少有1000亿元农村资金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流出农村，由此导致农民贷款难、增收难，农业欠账多、发展难。

2、忽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我国城市普遍是以“先生产后生活”、“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比较突出，污水和垃圾污染城市环境的状况比较严重。据统计，1990年城市污水排放量为179亿立方米，到2001年年底已增加到328亿立方米，而污水处理率不足37%，大部分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监测表明，约63%的城市河段受到了中度或严重污染，97%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达到1.34亿吨，而且还在以每年5%~8%的速度递增，约42%的垃圾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而且污染水体、土壤、大气和传播疾病。

更有甚者，有些城市时至今日还只重视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建设，忽视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少数城市至今还未启动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导致垃圾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差，生态越来越坏。

污水和垃圾造成的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城市的生态环境，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影响城市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改善人居环境的最大制约。

市内情况尚且如此，城市周边区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更是漠然置之。

3、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布局。我国现行的城市总体规划模式几乎是五十年不变，至今还严格恪守着计划经济下过死、过细的静态规划，根本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比如传统的总体规划，一般近期规划五年，远期规划20年；而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少则半年，多则5年以上，上报审批又要几年，等到批准下来，情况已发生变化，又必须调整。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年代、凝固的、过细、过死的静态规划往往被不断变化的实际发展所突破，令规划部门疲于调整修改，始终处于似有规划又似无规划的状态，似有法可依又似无法可依。所以有些城市的规划干脆就不报批，好随时修改。更可叹的是，一般规 划难以预见城市质的飞跃，而城市一旦出现质的飞跃，旧的城市格局势必难以适应新的结构要求，但木已成舟，形成弃之不能、就之遗憾的尴尬局面。

同时，不少城市规划都不考虑城市远郊开发，只在市中心周围地区规划建设，结果必然是“摊大饼”，一环、二环、三环地向外扩展，给城市套上不少的环，环与环之间又没有很好地流动起来，致使城市永远塞车、活力窒息。

另外，城市规划涉及公共、私人及各个团体的利益，需要通过相互协调来形成。也就是说，公众参与应是城市规划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和组成部分。特别是我国在市场经济逐步深化过程中，城市建设主体多元化和利益群体复杂化情况下，实现城市规划决策民主化尤其重要，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很不到位。上述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大大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不应是一座“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的“围城”，更不应是一个四周荒凉凋敝的“孤岛”，而应该是以农业为基，市民为本，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的全面协调统一体。为此，建议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强化城市规划和政府指导、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夯实农业基础。

1、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要树立“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鼓励采用生态导向、经济可行和与人友好的生态工程方法处理和回收生活废物、污水和垃圾，减少空气和噪声污染；在此基础上，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加强对垃圾排放、处理回收利用的管理；统筹规划，引进、开发和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先进处理技术；运用市场机制，实行垃圾排放收费制度，培育垃圾处理产业。

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认清对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并将城市的发展限制在这些关键性制约因素允许的范围内，避免由于过度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挖掘市域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经济良好、生态高效的产业，创造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

2、强化城市规划和政府指导。城市化要有序发展，必须强化科学规划和政府指导。第一，要根据城市化发展的要求，修订和完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国基本农田 保护规划等，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把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协调起来。

第二，每个城市都要在政府指导下，用规划严格控制和正确引导土地需求，而不能任由房地产商、投资者牵着鼻子走，造成乱用土地、无序发展的严重后果。

第三，不仅要加强单个城市规划，而且要加强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统筹。要制定全国城市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省级城市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重点城市规划。

第四，鉴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是复杂的系统科学，为避免不科学的长官意志，建议较大城市建立总规划师、总建筑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制度。

第五，建议行政、统计、城市规划等主管部门，组织力量研究中国城市行政区划和中国城市统计区划问题，建立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城市化统计区，并稳定城市化统计指标，建立可对比的城市统计资料库，用以监控和指导我国的城市化发展。

3、注重提高人的素质。人是推进城市化、促进城市发展的主体。领导决策层、城市规划设计人员和广大市民是决策、规划、实施三大环节的主要执行者，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负责人，是政府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决策者。为避免或减少在城市化与城市建设决策中的失误，要系统追补城市化、城市发展的科学知识，努力践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同时，要重视调查研究和实践对决策的检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部门的科技队伍在技术方面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对城市领导层起一定的参谋作用，其素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城市建设水平。要深刻理解有关方针政策、精通业务；熟悉城市发展过程和现状存在的问题；要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要尊重民意，了解市民的愿望与需求，关心市民公益事业。

市民是建设美好城市家园、维护城市与区域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要普遍提高市民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改善文化结构；强化市民道德素质教育，培养市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其在享有各项权利的同时切实承担各项义务。

4、夯实农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地 动山摇”，在农业基础不稳固扎实的情况下盲目推进城市化，无异于沙上建塔。

要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业弱质、农村落后的面貌。为此，建议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和土地流转等各项改革；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第五篇：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

加快城市化步伐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对政府应担当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应该如何界定，是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角色定位的两种主张及其评判

1、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城市化应完全放弃政府干预，让城市经济随经济的发展自由成长。其主要理由是：城市化从本质上看，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为追求更高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受益）而在城乡间重新配置要素的过程，只要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人为障碍，城市化就能和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他们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即高度城市化水平就是靠市场机制直接推动的，并联系我国过去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教训，即政府的干预导致城市化滞后，得出结论：在当前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不适当的直接介入，不但不能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反而会导致“虚城市化”。第二种主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其理由是：在很多领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信息流通渠道不畅通，此时若单纯依赖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不能起到加快城市化发展的作用。特别是目前我国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势差还较大的情况下，若政府不加管制地简单打开城门，人口的自然流动会使城市发展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原本不够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更加“雪上加霜”。

2、评论。以上两种主张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略加分析就会发现都有失偏颇：第一，我国城市化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因为目前我国的人口就业压力大、工业化积累基础不够强大且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充分，加上城乡经济势差的客观存在，若政府对城市化进程放任自流，不仅会加剧城市的现存问题，而且会引发新的农村问题。所以城市化进程不可脱离政府的宏观调控。第二，我国的城市化也不能走政府主导的道路。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推进，市场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加速若脱离市场的力量将一筹莫展。因为目前我国的农村经济已具备了支持城市化进程的能力，且农民进城已不再是“盲流”而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小城镇正在迅速城市化，且城市工业也具备相当的资本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若政府不注意通过市场调动民间的力量，城市化的加速将是一句空话。

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总体构思

在城市中，政府只能作为市场的补充手段，并与市场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其职能应是催化与提升市场力量，并努力消除“市场失灵”，扮演维持市场秩序，保证社会公平的角色。为此，政府应从城市资源的市场经营领域退出，成为服务性政府。政府不能影响市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因为市场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城市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城市空间区位的优化。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进入城市的各类投资者和消费者提供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并提供和经营市场无法供给的公共产品。政府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应该是市场机制下的“制导”作用，即引导企业、居民的行为按照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向发展，纠正和控制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行为。

1、加快城市化的制度创新。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体制和政策造成的制度束缚，因此，加快城市化的进程，首先就应进行制度创新，改变不合理的政策，突出改革创新和政策调整，推动人口和要素集聚，促进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从而启动城市化能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相应推动的动力机制。因为城市化的动因来自要素所有者对更高收益的追求，若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受到市场外力量（主要是制度和体制）的障碍，经济主体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就会受到抑制，这样，城市化就难以和工业化相适应，必然导致城市化滞后。同样，若要素流动不是经济主体内在要求的产物，而是外力推动的结果，那将很容易导致“虚城市化”。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制度创新为城市化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建立要素在区域内正常流动的制度，使要素在城乡间能合理流动并有效配置，从而使经济主体追求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得到合理的实现。为此，政府还应积极的引导和培育市场，以便市场的作用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还要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形成强劲持久的城市化动力。要通过改革逐步消除历史形成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促进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同时，加快城镇城市化，并使经济和城市协调发展。为此，政府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户籍和就业制度改革。因为这一制度是城市化能随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而正常推进的基本前提。要建立以居住地划分人口，以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制度，并建立以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寄住人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和城乡人口正常合理有序流动机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各地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容量的可能，逐步解决进城农民的户口问题，以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制度，从而为非农劳动力割裂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并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消除障碍。第三，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各级政府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保障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保障对象全覆盖、保障水准有差别、保障管理专业化现代化、并以个人账户为主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制。

2、搞好城市化发展规划。政府的城市化发展规划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城市规划，它应是一个广义的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城市化过程中不同领域的规划，如产业发展、城镇发展、人口增长、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规划，也包括城镇体系布局规划、城市规划。城市政府的规划可以决定各种城市资源未来的使用、运作和发展状况，这也是经营城市的首要内容。它能保证城市化的航向正确，避免或少走弯路。通过政府的规划和规划的实施，把来自民间的各种城市化的动力整合成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从而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城市规划中不仅要考虑现行体制下人口资源状况，还要考虑体制改革对人口资源流动的影响；既要考虑城市经济的发展，还要注意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总之，城市规划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并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同时政府应具有开放式眼光，兼顾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引导城市有序发展。

3、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完善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宏观管理上要逐步完善城市管理体制，加强依法治市力度，严格执法，以提高城市运行的整体宏观效率；微观管理上坚持以人为本，推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来解决城市管理中的新问题。城市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和基础性决定其主要由城市政府来供给，但由于政府财力的有限性限制了其供给能力，而且政府的直接投资和管理将缺乏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动力，因此，政府应将其作为自然垄断产业转换为竞争性产业，使城市政府由直接供给转变为组织其建设。所以，对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应引入市场机制，政府在参与其投资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引导和鼓励其建设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另外，政府要努力提升城市形象，不断提高城市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以此来吸引投资者和其他人员前来投资和居住，以加速城市化步伐。同时，政府也不能片面热衷于城市表面形象的塑造，不能只注重视觉上的景观效应，不要把城市建设看做是“美容”，人居环境要考虑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平衡，关键是要“居安思危”，增强城市的“体质”。

总之，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政府不能去抢夺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而且政府应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即政府主要起引导、促进的导向作用，而市场是基础和主导。政府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导向并引导民间力量通过市场自下而上的推动这两个轮子的有机结合来加速城市化步伐，制定并有效实施一系列政策、法律、制度来为城市化的发展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对那些约束个体、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化进程的障碍性体制进行改革，使他们能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活动能力在市场原则的激励和约束下，自主决定参与城市化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既克服政府原先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不适当的角色定位所造成的阻碍城市化发展的体制和制度障碍，而且通过其角色的重新定位，不仅能更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更能以其新的制度保障和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合理规划贯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并不断地提高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从而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