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进程：回顾与展望[五篇模版]

第一篇：我国城市化进程：回顾与展望

目 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2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2

（一）选题的背景.........................................................2

（二）选题的意义.........................................................2

二、城市化进程理论基础.......................................................3

（一）城市化基本规律.....................................................3

（二）城市化的驱动机制...................................................3

三、建国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4

（一）我国城市化的缓慢发展时期...........................................4

（二）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4

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5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5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5

五、世界城市化进程对我国的经验启示...........................................6

（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6

（二）对我国城市化的启示.................................................7

六、我国城市化发展方向展望...................................................8 致谢........................................................................9 参考文献....................................................................9

我国城市化进程：回顾与展望

经济学专业学生 韩婷婷

指导老师 李传健

摘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化在世界各国普遍展开，我国也逐步走上了城市化道路。但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起步晚、基础薄弱，要在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尤其是小城镇的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是解决我国未来50年近5亿乡村人口的“进城”问题的有益途径。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城市化发展又加速的背景下，研究世界城市化，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城市化；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特色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tudent majoring in Economics

Han Tingting

Tutor

Li Chuanjia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urbanization generally begins in every country of the world，and our country has also gradually stepped onto the urbanized path.But our country is the developing nation, starting late, and has weak foundation.On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our country will be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urbanized path.Our country is in a period of accelerating urban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being the foc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China, it is also a useful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ity” nearly 500 million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next 50 years Therefore, in our such a large population country, on the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world urbanization, especially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Key words: Urban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the Developing Country；Characteristics

引言：城市是以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为主的人类聚居地，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世纪是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世纪，21世纪是人类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全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1世纪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社会结构变革。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提出了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重大战略方针。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伴随物，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地域条件演绎发展的过程，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标志。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发动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化又有着不同的内涵。初期阶段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相适应，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是城市化的基本内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以后，城市化建设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化的内涵已不再单纯是人口的转移，而是强化和突出城市的功能。虽然城市化水平一般主要用城镇人口比率来反映，但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向城镇集聚的问题，更多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表现。因此，城市化发展直接表象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提高，城市化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城市化通过直接间接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等。正如美国《世界城市》中写道：“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我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的城市化问题及其意义也早己超出了国界。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如城市化率提高10%，就相当于整个日本的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如提高20%，则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迁徙和大变革。

（二）选题的意义

由于城市化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众多学者对城市化的研究也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发。本文以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视角，对我国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回顾，并且做了进一步的展望。才能建立真正长久的和谐社会。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意义：

(1)丰富和发展了城市化道路理论。本文回顾了建国60年来城市发展的进程，为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在“十一五”期间和今后较长时期内，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仍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本论文对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深化对城市化规律的认识。就整体而言，世界城市化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有的城市繁荣了，有的城市衰落了；有的国家城市化进程较快，有的则较慢。但是，城市化作为作为世界潮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3)为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历程的简要回顾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城市化及城市化道路的比较分析，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应该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它既不同于别国模式又有别于中国以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即在城市化发展模式上，应该走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适度同步发展之路。

二、城市化进程理论基础

（一）城市化基本规律

纵观世界城市化历程，呈现出两个基本规律：

1、城市化率沿着S型曲线变动：城市人口超过30%，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直到城市人口超过70%；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全过程呈一条S型曲线，具有阶段性规律（图1）。

图1 城市化率S型曲线

资料来源：傅崇兰,周明俊.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6-79.2、城市化进程按人口流动主导方向分为四个阶段：

（1）从农村进入城市；一般情况下，在城市人口低于50%的时候，人口迁移以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为主。

（2）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当城市人口超过50%之后，人口迁移以城市之间的相互移动为主，城市进入规模结构优化时期。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小城市是全国城市的主要呈现形式，人口迁移以小城市人口迁入大城市为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辅。农村人口一方面填补小城市人口迁出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直接迁入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3）大城市郊区化；当城市人口超过70%之后，大城市成为全国城市的主要呈现形式，人口迁移以大城市城区人口迁入大城市郊区为主，大城市郊区人口逐渐超过城区人口。

（4）郊区城市化，形成大都市圈阶段。：人口继续向郊区迁移，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郊区功能由居住扩展至工商业，郊区演变为中小型城市。这些中小型城市与原来的城市城区形成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大都市圈，随着通勤成本进一步下降，城市与农村相互融合，进而形成所谓的“大都市圈”。

最终，人口迁移在农村、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的迁移趋于稳定，城市和农村相互融合。

（二）城市化的驱动机制

所谓城市化是指由工业化而引起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向城市聚集和分化的过程。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长期驱动机制，工业化和城市聚集效应共同决定了城市化的规模结构[6]。

1、城市化进程的长期驱动机制。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一方面分工进一步细化导致产业向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新的产业不断形成并逐步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推动产业结

构由低向高演进。由于城市具备较强的聚集效应，迎合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新的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导致经济结构的城市化。与经济结构城市化相伴随的是，新增就业主要在城市中产生，城市就业人口占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进而形成了就业结构的城市化。就业结构的城市化必然引起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导致人口结构的城市化。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隐含条件：即劳动力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2、城市规模结构演变进程的驱动机制。正是因为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应迎合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导致新的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最终导致城市化。而城市的聚集效应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即城市的聚集效应存在一个与城市最优规模相对应的临界点。在达到这一临界点之前，城市的聚集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加速上升。超过这一临界点之后，城市的聚集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城市规模也逐步发展到极限，大城市走向郊区化；若城市的扩散作用得到很好的发挥，就会进一步形成都市圈。正是因为城市聚集效应的这一特点，导致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发展速度不同，进而在整体上表现为城市规模结构的演变。

三、建国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尽管中国人修城筑市的历史己有4000多年，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只有86个城市，城市化水平只有10.64%，而当时世界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是29%，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超过60%。显然，新中国是在一个起点极低的基础上开展城市化的。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文献如汗牛充栋，综合有关研究成果，可将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历程分为两个时期：1949一1978年城市化的缓慢发展时期和1978年以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一）我国城市化的缓慢发展时期

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的缓慢发展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49-1957年城市化正常发展阶段。随着经济恢复与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相应地出现了一批新城镇，城市化呈稳步上升趋势，城镇人口迅速增长。1957年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到15.4%，比1949增加近5个百分点。2、1958-1963年城市化剧烈波动阶段。由于人口增长对城市的压力日益增大，为了城市社会稳定和适应当时供给不足的社会经济状态，国务院在1958年颁布了《户口管理条例》，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3、1964-1978年城市化停滞阶段。经济调整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混乱，使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虽然增加4295万人(由1964年的12950万人增加到1978的17245万人)，但城市化率不升反降(1978年为17.92%，比1963年高1.5个百分点，比1964年低0.5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以下特征：

1、城市化从整体上是受抑制的和严格管制的。与快速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步伐缓慢，拉大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

2、城市发展主要受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级别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关。行政级别越高，得到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越大。相反，中小企业与小城镇得到的投资较少，计划体制又束缚了它们自身发展的活力。

3、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大中城市的发展，小城市(城镇)的发展缓慢甚至衰退。1949-1979年，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占全部城镇人口的比重为62.6%。

4、在城市发展观念上，由于担心城市人口与福利对财政的巨大压力，把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活服务建设视为“非生产性”的，是“吃闲饭”的社会负担，从整体上限制城

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是“自上而下”的，受到严格的计划管制而不能正常发展。

（二）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城市改革也开始起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彻底摆脱了长期起伏、徘徊不前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l)城市数量迅速增加。1978年全国城市为193个，1990年增加到464个，2003年达到660个，25年增加城市467个，平均每年增加18.7个。这些新增城市主要是大规模“地改市”、“县改市”的结果。(2)小城镇数量迅速增加。改革以来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商业流通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1983年，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了乡(镇)建制，并放宽了建制镇的设立标准，为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1988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11481个，是1983年(2968个)的3.9倍。到1999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19216个，还有近3万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小城镇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力，也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主要体现。(3)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城市化率持续攀升。我国市镇总人口由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2003年的5.2亿人，25年增加3.5亿人，年均增加1400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3年的40.5%，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步伐是不慢的。

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1.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 以城市化水平计算，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7.3%。1978年，我国全国人口为9625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7245万人，占总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为17.92%。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发展迅猛，2004年升至41.3%，2007为44.9%，2008年为45.68。其结果是，城市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城市经济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2.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合理

建国初期，大城市寥寥几无，1949年132个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10个。1978年底，全国设市城市192个，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13个。2000年，中国设市城市663个，城市数量22年增加了471个，平均每年增加大小城市20个以上，其中1990至1995年，五年增加了173个，平均每年增加约35个，最多的1992年和1993年一年分别增加53个和52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相应增加到40个，增长3倍多。2008年，全国建筑镇19234个，比1978年多17061个。655个城市中，市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122个，占18.6%，50-100万人口城市的有118个，占18%，50万以下的有415个，占63.4%。相对合理的城市规模结构（体系）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发展。

3.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城市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整体而言，中国城市布局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涌现了一大批城市群、城市带，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武汉、中原、福厦、成渝、辽中南、山东半岛、关中、长株潭等诸多城市群（圈）。其结果是，“区域经济”替代“城市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单元。更重要的是，城市群在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2008年数据显示，京津翼、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产值高达106 242亿元，占全国GDP的33%，成为全国经

济发展的龙头和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主要从表象上来讲是五个问题：第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质量不高，内容不完整。第二，从全球对比来看，我们国家的大中小城市结构不合理，城镇体系有待完善，特别是大中型城市集中的人口规模、人口比例在全部城市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和国际比较起来是明显偏低的。第三个问题，城镇空间分布格局不合理，人口集中程度不够。从一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是城市本身的问题，一个是城市在国家大的空间上分布的问题，东部的地区条件是比较好的，城市化进程也比较快，但是相比人口的需要来讲，集中程度还不够。第四个问题，城市本身发展比较粗放，可持续性差。包括对土地资源的使用，包括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不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情况非常多。第五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城镇化成果惠及面不够，各方面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大。

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对城镇化的本质和一些重要关系认识不到位。比如说城镇化的内涵是什么，不单是城镇数量、面积的扩大，也不是简单的人口进城，而是一个数量到质量的深刻社会变化过程。再比如，城镇化进程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几年我们也认识得不是很清楚。第二，规划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城镇规划与总体规划、土地规划不衔接的问题，规划本身科学性的问题，规划执行过程中的严肃性、权威性都存在问题。第三，与人口迁移相关的一些制度安排存在一些大的障碍，阻碍了人口的流动。第四，土地制度不完善。包括跨区的土地置换问题，包括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问题，土地的流转问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五，城市税收结构不合理。我们的税收结构主要来自于增值税、营业税和土地出让收入等等，鼓励一个城市政府吸引企业、吸引投资，而不欢迎人口。第六，干部考核政策不完善。在我们国家特殊国情情况下，也是造成我们城市化存在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五、世界城市化进程对我国的经验启示

（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总体特征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尤其是小城镇的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是解决我国未来50年近5亿乡村人口的“进城”问题的有益途径。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城市化发展又加速的背景下，研究世界城市化，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教训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规律

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发展规模看，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城市化初期规模小、数量少；中期阶段城市规模大、数量多；后期阶段城市规模又逐渐向小型化、多数量发展的过程，即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发展呈现出小、少－大、多－小、多的运动规律。对城市化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规律。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规模和数量的发展所呈现出的这种小、少－大、多－小、多的趋势主要是由经济原因所决定的。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城市规模小，数量少。这是工业化发展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城市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实力不雄厚的表现。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在客观上要求不断集中，以获取聚集效益，这必然带来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城市规模发展的这种现象概括就是“大、多”。城市规模由大向小发展的原因是因为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造成了大城市许多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如住宅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公共设施不足、治安状况不佳等。另一方面，随着经

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普及，城乡的生活方式差距越来越小，市民们对田园风光和对别墅式住宅的追求，致使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出现了由大城市，特别是由特大城市迁向郊区的趋向。这就造成了大城市中心人口减少，小城市群大量增加的新趋势；还有，大城市的土地价格、生产费用越来越高，也促使厂商向地价、生产费用低的中小城市迁移。

这种规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尤为显著，在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也可以得到印证。而没有呈现此规律的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则被普遍认为是畸形的。

2.城市化的空间分布发展规律

从城市化过程中空间分布的变化来看，先集中后分散是普遍的规律。城市化的这一规律，同样在发达国家表现最为显著。发达的城市化进程大体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到本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suburbanization）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exurbanization)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峻，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于是，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式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3.城市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

英国之所以以其领先的速度率先迈开城市化的步伐，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展开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整个西欧以至美国才受惠于技术革新的冲击因而有了开展城市化进程的巨大推动力。所以，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的革新、产业聚集与产业结构的改善是城市化进程的内在推动力。生产技术促进农业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多；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工厂制日益普及；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为人口流动、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流通，提供了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市场不断扩大，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所有这些，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而产业聚集与产业结构的改善更是不断推进商业、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

4.“城市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城市病”几乎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缺的阶段性现象。英国和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都一度感染了“城市病”。而印度由于其畸形的发展模式，也感染了“城市病”，在新德里和孟买等大城市，贫民窟成了无法回避的景象，相比之下富人区里则高档轿车随处可见,私人保安、佣人、司机、花匠、杂工、厨师一应俱全，豪华别墅备有一切现代化的厨卫设施。同时带来的环境恶化、宗教冲突等问题势必会对印度的经济发展造成无法承受的压力和无法逾越的障碍。“城市病”对一个城市乃至一国经济的发展均存在致命的危害。例如日本80年代的房地产经济泡沫和其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地价飙升有密切的关系。

5.政府的推动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政府的政策对推动城市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英国、日本城市化发展过程均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英国政府迫于社会各方压力,也开始对城市逐渐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从1835年,议会通过了《市政机关法》，同时设置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教育部、铁道部等机构到1880年颁布《雇主责任法》，规定雇主应对雇工的安全负责。英国通过这些法令的出台唤醒了整个社会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关注基本上较为成功地治理了“城市病”。日本政府也通过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城市病”的法规，成功治理了“城市病”。而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两大

政策——州际高速公路计划和住房贷款政策有力的促进了美国的城市化。巴西的城市化进程也是经过了政府很好的规划和组织。

(二)对我国的启示

1.城镇化的发展必须要以工业化的发展和企业的聚集为支撑

世界城市化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作用于工业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水平。工业化初期，城市化水平很低，一般不超过10%。在工业化中期，随着生产和人口的空间聚集，城市迅速成长，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达到50%左右。在工业化后期，城市人口比例超过70%。城市化也开始进入后期的终极阶段。而产业与企业的聚集则能带动当地就业机会、劳动收入的跨越式增加，会吸引众多趋之若鹜的外地人到来。这也是许多中小城镇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

2.市场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前提

城市化的内在要求是产业的聚集和扩散的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聚集，没有产业的聚集就不可能形成聚集经济，产生城市；没有生产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的关联，城乡之间的融合就不可能实现，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要促进城镇的发展和城乡的融合，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一个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

3.大城市的超先发展要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为依托

从空间形态来看，这些城镇带绵延数百公里，城市与边缘、城市与郊区甚至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已不明显，似乎处于完全开放的松散状态，人口的密度因分布在若干小城市和小城镇而相对分散。特别是其区域性城镇体系布局合理，逐级辐射，带动能力强，同级城镇的个性特色较为鲜明。这就要求我国城镇化不能单轮驱动，要实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小城镇协调发展。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把城镇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扩大大城市上，这是片面的。针对我国国内二元结构的现实，单靠大中城市是不够的，而应当将扩大、提高大中城市与农村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作为一盘棋来考虑，建立起太阳系式的中心城市－－卫星城－－小城镇网络体系，一些卫星城很快就可能变成市区一部分。从长远看，吸引农村人口更多的是星罗棋布的中心城镇，而且中心城镇农民容易迁入，容易把工业、流通同现代农业挂起钩来。

4.政府的有效调控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通过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调控对城市化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保障作用。尤其是日本和英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它不仅仅是经济变革、也不单纯是人口转移的过程,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在城市化发展中，政府疏于治理很可能会感染“城市病”。虽然可以通过后期的治理缓解“城市病”的危害，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看到，这种事后治理的成本是巨大的。印度城市发展的畸形模式很大部分也可归责于政府调控的缺失。当前我国面临的是全球一体化的宏观环境，放眼国际市场，我国应从战略政策层面上，真正做到技术携手、资源共有、信息共享，使城镇和乡村产业实现跨区域的横向联合，走向全球化市场。因此，这就客观要求我国在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建立不同层次的协调机构。

六、我国城市化发展方向展望

依照世界城市化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人口流动以从农村进入城市为主导阶段即将结束，未来将依次进入：以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导阶段；以大城市郊区化为主导阶段和以都市圈为主导阶段。按照国际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经验，城市化率突破50%之后，进入大城市化阶段。人口将由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当然包括中小城市由于人口聚集而升格为大城市的部分。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城市规模结构。超大城市成长空间仍然很大，但

是郊区化进程将加速。美国的人口密度仅32人/平方公里，为全球平均水平的64%，仅为中国的23.5%（如果按可居住面积计算，美国的人口密度更加远低于中国的水平）。在美国这样一个低人口密度的国家，其人口都能如此的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为什么中国的超大城市人口就不能再增长了呢？这意味着：一方面，中国超大城市仍然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其它城市（尤其是处于城市聚集效应递增过程中的大城市）将获得更快的发展。另外，在中国部分超大城市在继续成长的同时，人口向郊区迁移的过程将加速。

要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首先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环境的污染，道路交通的拥堵，居住环境差等，因此，要建立现代化合理化信息化宜居型城市就得，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扩大绿化面积。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分担大城市的功能。其次，应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化起步晚，发展速度缓慢，发展不合理等特征，制定合理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战略，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的进程，而忽略了城市化进程对环境、交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不能盲目的照搬照套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和策略，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和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致谢

在论文选题、构思、调查研究和定稿阶段，得到了李传健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支持，四年来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从那里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为人处事的道理。在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恩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衷心感谢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们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关爱。在我读本科期间，他们虽然经济困难、生活艰辛，但在物质和精神上仍给我巨大的支持和鼓励，使我才能顺利读完本科。最后，要非常感谢我在本科期间的各位同学，在共同学习中我们互进共勉，亲同家人。

参考文献：

[1]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42.[2]蔡昉,都阳.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J].经济研究,2003,(6):56-64.[3]李京文,吉昱华.中国城市化水平之国际比较[J].城市发展研究,2004.3.[4]仇保兴.国外城市化的主要教训[J].城市规划,2004.4 [5]傅崇兰,周明俊.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6-79.[6]万广华,朱翠萍.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文汇,2010,(6):106-116.[7]王芳.国际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中国城市化进程[J].求索,2010(4):55-57.[8]涂岩.论发达国家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及启示[J].理论界,2011(2):82-84.[9]夏栩.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8:12-28.[10]曾宪明.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D].武汉大学,2005:2-55.[11]张洁聚.焦经济问题与我国农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J].商业研究,2005,(2):38-43 [12]赵翊.世界城市化进程带给我国的启示[J].商业研究,2007，（28）：89-106

第二篇：改革开放30年成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成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双击自动滚屏 文章来源：《成都日报》发布者：zhaojianguo发布时间：2009-4-9 10:12:36阅读：635次

戴宾 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1978年以后成都城市化进程开始步入正轨

1990年，成都市城市化率达到38.78%

2000年，成都市城市化率已达到53.48%

2007年，成都市城市化率达到62.58%

2015年之前，成都城市化率将超过70%，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来，成都城市化推进一直保持着快速、稳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近五年来，成都实施统筹城乡、“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总体战略，城市化进一步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探索出一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综合功能增强，成都城市化进程开始步入正轨，进入持续稳步发展的时期。

1.非农人口比重稳步提高，城市化水平迅速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全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稳步上升。1976～2007年的31年里，成都非农人口比重提高了32.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尤其是近五年来，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加快了农村现代化进程，全市非农人口比重一举提高了16.8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4.2个百分点（见图1）。

按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成都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已经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2000年，成都市进入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成为全省城市化最高的地区之一。2000-2007年间，成都城市化进程仍然保持了较快的推进速度，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见图2）。2007年，成都市成为全省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2.中心城区实体空间扩张迅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1980年成都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为60平方公里，1990年达到74.4平方公里，1995年达到129平方公里，1999年超过200平方公里，2005年达到285平方公里，在全国660个城市位居第八。1990年，成都市中心城五城区非农人口仅为161万人，2000年扩大到205万人，2006年已超过300万人（见图5）。2008年，成都中心城五城区常住人口已达到441万人（不含高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超大城市。

3.市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城镇数量增加，城镇体系逐步完善

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原温江专区与成都市合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成都的市制也由城市型行政区划体制转变为城乡合治的一般地域型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域由原来的5区2县扩大到5区12县，市域面积达到12390平方公里，与1976年的3861平方公里相比增加了2.2倍，市域范围空前扩大，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格局开始凸现。

1988～1994年间，成都市行政区域内的灌县、彭县、崇庆、邛崃四县改为设市，市域范围内的设市数量达到5个。2002年，新都、温江两县改为市辖区。由此形成了9区、4市、6县的行政区划格局。在此期间，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建制镇数量不断增加。市域内形成了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建制镇-乡镇的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中小城市为节点、小城镇为依托的城镇空间格局初步形成。

近五年来成都城市化进程的新特点

近五年来，成都市以科学发展为指导，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探索城乡一体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1.城乡发展逐步走向和谐共荣

农民恩格尔系数由2000年的0.512下降到2006年0.45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同步增长（见图

6、图7）；城乡一体的就业体系逐步形成，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城乡基础教育逐步走向均衡化，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形成，城乡发展走向和谐；工业化、城市化联同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近38万农民住进了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城乡经济相融，三次产业互动，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局面初步形成。

2.外来人口在总人口中已占相当比重

近年来，成都以其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和城市活力吸聚着全省乃至西部和全国的人口。2008年成都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差已达145.66万人（见图8）。如果不考虑极少量户籍人口异地居住的原因，则成都市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已达11.46%，也即每10个常住居民中即有一个外来人口。2007年成都市中心城五城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已达29.61%，其中锦江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则高达40.37%。

3.郊区城市化的态势初显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增长速度郊区超过中心城区、工业外迁、零售业外迁是郊区城市化最为重要的表征。

目前，成都人口增长郊区快于城市中心区的征兆开始显现。从户籍人口变动看，自1999年以来中心城区人口经过一段时期的持续增长后，在2005年以后增长速率明显回落，二圈层人口增长速率则稳步上升（见图9）。2007年二圈层人口增长速率首次超过中心城区。从常住人口变动看，尽管总体上中心城区人口增长速率仍然快于郊区，但二圈层一些区县常住人口增长速率已与中心城区相近。2000-2008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速率为3.4%，而龙泉驿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速率也达到3.18%。

进入新世纪后成都市开始启动东郊老工业企业的调迁。至2006年底，原位于中心城内成华、锦江两区的169户大中型工业企业迁往二三圈层区域，同时也标志着成都市基本完成了工业企业由中心城区向周边地区的迁移。二圈层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比重由1999年的37%上升到2007年的50%，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中心城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比重则由2003年的41%下降到2007年的33%，减少了9个百分点（见图10）。成都市大规模的工业外迁已经基本完成。

目前，尽管成都零售业的大规模外迁尚未出现。但温江新城西商业中心、九龙仓双流国际品牌直销商城等大型零售项目的开工建设，已经预示着未来的趋势。人口增长速度郊区超过中心城区、工业大规模外迁以及零售业向郊区延伸，表明成都已经开始步入郊区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4.城市形态向具有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大都市区演进

大都市区是一个大的城市人口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趋势，也是其城市化进程演进到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判断大都市区形成的标准是：①具有一个强大的城市人口核心；②具有大都市区的典型空间结构特征；③周边地区成为中/高密度的郊区；④周边地区具有较高的非农化特征。

2008年成都市中心城五城区常住人口已达441万人，完全具备了作为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条件。根据加拿大Chreod公司对中国大都市区的研究结论，我国的大都市通常包含一个核心、核心区外圈层、大都市区主要次中心（中小城市）、较小的次中心（建制镇）、邻近核心区外圈层以及位于核心区外偏远的走廊组群内达到一定人口密度（500人/平方公里）的郊区。

Eurostat在划分欧盟都市区时采用了密度分区法，以500人/平方公里作为判断一个城市地域是否具备都市区形态的标准。2008年成都市14个周边区（市）县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平均人口密度达到616人/平方公里。其中有4个区（市）县人口密度超过1000人/平方公里，按照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采用的1500人/平方公里的城市地域标准，这五个区（市）县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城市地域了。仅有3个区（市）县人口密度低于欧盟标准，但已非常接近。也即在成都中心城区的外围已经形成了具有中/高密度的郊区，成为半城市化地区。事实上，2008年成都二圈层城市化率已达44.85%，三圈层达到37.04%。

北京大学的周一星教授认为，我国的都市区外围区（市）县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全县（或县级市、市辖区）的GDP中来自非农产业的部分在75%以上。2007年成都市周边14个区（市）县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5.46%，其中有4个区（市）县非农产业比重超过90%，仅有两个县略低于75%的标准，非农化特征非常明显。

由此可见，成都已经具备了大都市区的典型特征，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全域成都”的理念正是对成都由个体城市向大都市区演进这一变革历程的一种直观表述。

当前成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成都城市化进程经过快速、稳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五年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拓展了城市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但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推进也还面临着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

1.与东中部同类城市相比，城市化水平尚有较大差距

2006年成都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为61.5%，比上海低27.2个百分点，比北京低22.8个百分点，比东部同为副省级城市的广州、南京分别低17、14.9个百分点，比同为西部中心城区的西安低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主要城市城市化率比较

上述城市都是实行广域性的城乡合治体制，大城市带大郊区，其城市总人口、区（市）县数与成都相近。城市化水平方面的差距客观上反映了成都与我国主要城市在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加快城市化进程仍是成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从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来看，工业化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前期阶段，工业化带来的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后，第三产业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吸聚人口、吸纳城乡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因而也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成都必须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尽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作为成都推进城市化的新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

2.中心城人口密度高，实际居住人口持续增大，基础设施负荷加重，人居环境改善压力增大

2008年，成都中心城五个城区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密度接近1万人，是市域平均人口密度的16倍。其中青羊区常住人口密度达到11667人/平方公里，锦江区为11312人/平方公里，金牛区为10145人/平方公里。一些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常住人口密度超过4万人/平方公里。2007年，全市145.62万外来人口中有128.23万人集中在中心城五城区，占全市外来人口的88.06%，也即中心城仍是外来人口的主要集中地。1984年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中心城区人口疏散的规划构想，但城市中心地价高昂以及拆迁成本不断增大的压力迫使开发商进一步提高住宅的容积率。近年来，成都旧城改造力度加大，但旧城改造并未有效地疏散中心城区内的人口，反而在容积率不断增加的同时，实际居住人口也持续增大，中心城区由居住人口密集型转为就业人口及外来人口密集型，人口总量不降反增，人口密度进一步提高。人口的过度密集给中心城的发展造成沉重压力，交通阻塞不断，基础设施负荷加重，保留绿地和开放空间不断被蚕食，热岛效应加剧。

成都需要考虑适时疏解中心城区过密的人口，加快新城建设，以新城集聚工业、截留外

来人口，形成合理的人口分布。

3.城市化的质量有待全面提高

成都中心城人口聚居城市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居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劳动者就业方式的城市化、城乡关系的城市化却不容乐观，城市化的质量有待提高。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是目前成都中心城区城市化进程中发展最为缓慢，也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接近40%的恩格尔系数和不到50%的社会保障覆盖率都表明社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城市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生活环境的现代化程度也都只达到了50%左右，与城市发展的硬件相比，还需要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城市发展，一些新问题的出现更成为影响中心城区城市化质量的焦点和难点：

（1）城市低收入阶层不断增加，城市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迹象

成都市的基尼系数由上世纪90年代的0.2上升到2005年的0.35，虽然尚处于0.4的警戒线以下，但更能体现财产分配的“积累（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则高达0.62，比1999年上升了1倍。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增大，低收入阶层的绝对规模也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成都市低收入阶层的总体规模在10~15万之间，占城市总人口的5%左右。自90年代中期之后，成都低收入阶层中失业下岗和收入增长缓慢的在职和离退休人员的比例不断增长，现在已经占到城市低收入阶层的80%以上。

（2）外来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化质量的提升难度加大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既是一种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同时又被赋予了社会保障与福利、劳动就业、教育、住房、人事等制度多种功能，因而户籍制度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后，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转移到了流入地城市政府，但相应的社会资源却未同步转移到流入地政府。目前，成都中心城已成为外来人口最为重要的聚居地，常住外来人口达到128万人，形成了一支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大军。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成都市的常态居民，但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他们在居住条件、生活服务设施、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方面尚难充分享受到城市的物质文明。

4.新城分担中心城区功能及城市新增功能作用有限

中心城周边的新都、青白江、郫筒、柳城、东升、华阳以及龙泉驿7个小城镇作为新城来规划发展已有一定时日，在疏解中心城的人口与产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新城建设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新城建设缺乏全新的规划，政府介入不足；发展定位不够明确；由于新城距中心城过近，其商业、文化等功能处于中心城的阴影范围之内，从而抑制了其独立功能的发育，逐步向中心城区的功能片区转化；满足通勤的城郊快速交通体系并未真正形成。因此，新城发展高度依赖中心城服务支撑，自身规模较小，功能不齐全，就业机会有限。

成都城市集聚功能的不断强化使得中心城区人口与产业过度密集的问题日渐显露，客观上产生了人口与产业疏解的要求。从长远角度来看，成都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思考未来城市的发展，进一步规划建设完整意义上的达到20～50万人口规模的新城，才能真正担负起吸纳中心城扩散转移出的人口与产业以及截留外来人口与产业的重任。

成都城市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未来5－10年，成都城市化进程将呈现以下趋势：

1.城市化进程由中后期进入后期阶段

1990-2000年，成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47个百分点。2000-2008年，城市化率仍然保持了年均1.26个百分点的增长速率。按此速率，到2015年之前成都城市化率将超过70%，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

2.城乡发展进一步协调，城乡关系走向融合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进一步推动成都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城乡发展进一步协调，城乡关系走向融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协调共生的局面基本形成。成都1.24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成为城乡协调、一体发展的经济社会单元，成为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大都市。

3.城市化的质量受到重视

随着成都城市化进程由中后期向后期过渡以及人口聚居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质量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居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劳动者就业方式的城市化、城乡关系的城市化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城市化进程将由单纯追求数量增长逐渐过渡到数量与质量并重。

4.新城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形式

如果城市实体连绵式蔓延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中心城区城市空间将基本保持现有规模。随着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城郊快速交通体系的形成，柳城、郫筒、龙泉驿、新都、东升等一批城镇将会迅速扩张，成为成都疏解中心城人口与产业、分担城市功能的新城。新城成为成都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形式。

5.郊区城市化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随着制造业在二圈层完成新的一轮集聚以及新城的崛起，二圈层人口增长速度将进一步超过中心城区，随之而来的是零售业向郊区的迁移，郊区城市化成为成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6.城市外部空间形态向更加成熟的大都市区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成都与其所在区域经济社会联系的日趋频繁和稳定，交通轴线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对外活动的空间成本进一步降低，成都城市外部空间形态进一步向大都市区演变。

按照“全域成都”的发展理念，中心城区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成为成都现代服务业和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制造业进一步向中远郊区集聚，二圈层地域成为成都主要的生产功能区和新增城市人口及外来产业的主要吸纳区，承担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居住功能。三圈层地域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成为成都制造业进一步扩展的后备区域，承担居住、观光休闲旅游、生态环境保障功能。成都1.24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范围成为一个完整的城市功能地域和一个统一协调、共同管理的行政区域，大都市区的空间形态和管理体制走向成熟。

第三篇：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2017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82.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15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较高水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过去的一年，我国物流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主要指标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

一、2017年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

(一)总体运行平稳健康。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全年社会物流总额252万亿元，同比增长6.7%社会物流总费用12.1万亿元，同比增长9.2%全国货运量471亿吨，同比增长9.3%。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呈逐月上涨态势，全年均值1148点，较上年上涨22%。

物流运行质量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从2015年的16%,2016年的14.9%，进一步下降到2017年的14.6%全年物流业总收入8.8万亿元，同比增长11.5%12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达56.6%，全年均值为55.3%，始终保持在50%以上的景气区间。

(二)结构调整趋于优化。消费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29.9%。消费物流中的电商物流增势明显，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的总业务量指数全年均值为143.4。电商物流带动快递业务加速扩张，12月中国快递物流指数为106.3%全年快递业务量达401亿件，同比增长28%。冷链物流成为吸引社会投资的热点，全国冷库总容量可达4775万吨。与消费相关的快速消费品、医药、汽车、服装等细分市场增势良好。

工业制造业物流仍然是物流需求的主要来源。全年工业品物流总额235万亿元，同比增长6.6%，占社会物流总额的92.7%。工业品物流中的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物流需求增长较快，高耗能产品、大宗商品物流需求延续回落走势。

运输结构调整见效。多式联运上升为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先后确定了两批、共46个示范项目。首批16家示范工程企业累计开行示范线路140余条，完成集装箱多式联运量60万TEU。2014年以来，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6.8%。《“十三五”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规划》发布，铁路集装箱日均装车量占比超过10%。国家铁路全年货物发送量达29.18亿吨，较上年增长10.1%。全年重型卡车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车辆大型化、标准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全国四批共209个甩挂运输试点项目深入推进，试点企业货运车辆平均里程利用率超过80%。挂车租赁、卡车航班、大车队等新模式试水，中物联公路货运分会组织“星级车队”评选。星级车队所有入网车辆平均月均行驶里程8956公里，重型牵引车月均行驶里程达1.1万公里，运输效率稳步提升。

(三)资本和科技助推物流升级。多只物流产业基金上市，物流企业“扎堆”进入证券市场。全年有8家物流企业跻身国内主板，5家在境外上市，45家登陆“新三板”。上市企业加大网络建设、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强自身实力。企业兼并重组渐趋活跃。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东方海外，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和招商局集团完成战略重组，铁路总公司18个铁路局完成公司制改革，东航物流“混改”启动，普洛斯完成私有化，海航收购扩充物流板块，顺丰控股与UPS成立合资公司等。

科技引领未来。我国已有超过500万辆载重货车安装了北斗定位装置，智能快件箱超过19万组，还有大量托盘、智能柜、货物接入互联网。交通运输部组织的首批283家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平均整合运力近2000辆，平均等货时间缩短，车月均行驶里程提高，司机收入增加，传统货运交易成本有效降低。国家发改委开展骨干物流信息平台试点，规范和引领互联网+高效物流发展。易流科技打造易流云平台，推动线下物流在线化。全行业以设施互联、人员互联、信息互联带动物流互联，互联网+高效物流成效显著。

科技和资本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中国物流企业50强”主营业务收入达8300亿元，进入“门槛”提至28.5亿元，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按照国家标准评审认定的A级物流企业近5000家，一批综合实力强、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型物流企业不断涌现。

(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理念创新引领发展。海尔集团提出“人单合一”概念，推动内部“自组织、自驱动”小微创业。菜鸟网络推动“新物流”，提出大数据、智能和协同，服务新零售战略。京东物流提出“下一代物流”，将主要呈现短链、智慧和共生三大特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委托中物联评选认定首批10家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

人工智能为物流赋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要求大力发展“智能物流”。无人仓、无人港、无人机、无人驾驶、物流机器人等一批国际领先技术试验应用。全球最大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港四期开港试运营，京东首个全流程无人仓投入使用，顺丰建设大型物流无人机总部基地，菜鸟网络将在雄安新区建设“智慧物流未来中心”，圆通牵头设立物流领域首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号)，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进入新阶段。海尔、华为、怡亚通等代表性企业强化供应链服务宝供、南方、远成、德利得、佳怡等物流企业向供应链转型物流领域互联网与供应链深度融合，服务模式正在由“链主主导型”，向平台服务型、智慧供应链“生态圈”转型发展。

共享众包服务升级。继苏宁物流、菜鸟网络之后，京东物流实现独立运营，平台开放。神华货车驮背运输探索多式联运新路径，狮桥物流“超级大车队”集中优质运力资源，东方驿站、中集挂车帮等助推甩挂运输发展，地上铁、熊猫新能源等推广绿色新能源车，日日顺物流搭建“车小微”开放的创业平台，中铁快运联手顺丰速运推出“高铁极速达”、“高铁顺手寄”服务产品。运满满、货车帮、天地汇、福佑卡车、中储智运、正广通等平台型企业线上线下增值服务延伸。美团外卖、饿了吗、点对点直达的闪送物流等即时生活物流服务进入千家万户。

(五)综合运输体系加速成网。“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到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总量的66.3%公路总里程477.1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6万公里，覆盖全国97%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达2317个，通江达海、干支衔接的航道网络进一步完善民航运输机场发展到229个，覆盖全国88.5%的地市。全球第四、亚洲第一，以顺丰航空为主的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开工建设。

物流网络“节点”加快布局。我国各类物流园区超过1200家，园区平台化、网络化、智慧化初步显现。传化物流打造覆盖全国的“传化网”，卡行天下枢纽达到200家。由中物联牵头，林安物流等17家网络化经营的物流园区发起互联互通服务平台“百驿网”。万科地产、普洛斯、深赤湾、平安银行等加大物流地产投入。德邦物流、安能物流、“三通一达”等服务网点不断下沉，编织城乡一体化服务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政府报告，有望协同共建世界级港口群。中欧班列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累计开行6235列，其中当年开行3271列。

(六)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73号)，提出27条具体政策措施。大件运输联网审批、年检和年审“两检合并”、规范公路执法、减费清税等政策正在落实。交通运输部牵头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提出降本减负10件实事。车辆异地年审、驾驶员异地考核、车辆异地年审提上日程。国家发改委等20个部门签署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备忘录，首批270家“黑名单”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服务型制造试点，提升工业物流发展水平。国家税务总局、交通运输部连续发文，破解道路运输企业“营改增”后遇到的问题。国家质检总局联合11部门出台《关于推动物流服务质量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扩大高质量物流服务供给等。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制约行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步好转。

总体来看，我国物流业许多指标已排在世界前列，论规模已成为全球“物流大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物流运行质量和效率不高、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基础设施联通不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体制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传统的以数量规模、要素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物流服务的需求，以及“物流强国”的建设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物流业发展展望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物流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备条件。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对物流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战略目标，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途径。要着力解决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动和引领关联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从整体上促进我国由“物流大国”向“物流强国”迈进。今后一个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要从规模数量向效率提升转变，推动效率变革。当前，我国物流效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降本增效仍然是工作重点。未来一段时期，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物流运作水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是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径。物流企业应把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物流运作效率作为主攻方向。争取经过3—5年的努力，使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再降低1—2个百分点。

二要大力发展智慧物流，推动动力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势头，互联网与物流业深度融合，智慧物流蓬勃发展。未来一个时期，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进入成熟期，全面连接的物流互联网将加快形成，“万物互联”呈指数级增长。物流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成为常态，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智能革命”将重塑物流行业新生态。

三要创新应用现代供应链，推动质量变革。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对物流服务方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物流业与上下游制造、商贸企业深度融合，需要延伸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互联网与供应链融合的智慧供应链将成为下一轮竞争的焦点，有望形成一批上下游协同、智能化连接、面向全球的现代供应链示范企业和服务平台。

四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发挥协同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要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合理分工，“线路”与“节点”衔接配套，实现全程物流“一单到底”，无缝对接。要推动物流园区、配送中心、末端网点等多级物流网络与综合运输体系互联互通。实施重点通道联通工程和延伸工程，打造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形成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物流枢纽，统筹推进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交通运输物流网络建设。

五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发展绿色低碳物流。随着环境负荷日益加重，物流业面临严峻挑战。重型柴油货车开始执行国五排放标准，多地对柴油货车实行环保新政。《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多个国家将制定燃油车退出时间表。未来3-5年，自然环境与政策措施“倒逼”绿色物流加快发展。节能降耗、新能源替代、可再生能源利用、减量化包装等绿色物流技术，带板运输、共同配送、多式联运、逆向物流等绿色物流模式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流需要。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安得智联在内的物流企业要积极配合制造强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美丽中国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服务于精准脱贫、消费升级、民生改善、污染防治等物流需求。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开发新的物流产品，增强客户满意度。同时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要关爱卡车司机、快递小哥等基层从业人员，使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更加体面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增加“获得感”，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自觉投身“物流强国”建设。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新的一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新时代物流发展的新目标，务实创新，砥砺前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行业社团组织，将始终与行业企业和广大从业人员站在一起，更好地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社会，携手共创我国物流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四篇：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论文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予以解决。

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1994年以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79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形成“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一框架下，财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多次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几年不变的管理体制；1959—1970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71—1973年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管理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包干管理体制；1976—1979年，恢复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多次变动中，高度集权始终是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二)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自1980年起，在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地方财权的同时，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财政包干管理体制实施后，地方财政的地位逐年上升，中央财

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到1993年已下降到22％。这一体制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中央财政所得比重较低，宏观调控能力有限，不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二是由于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拉大了地区间差距。

(三)1994至今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1994年，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了分税制的重大改革。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收入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征管机构；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各地区“两税”(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增长0.3％。此后，又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比例，调整了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比例。2002年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及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分税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行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总体实力显着增强。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年、2005年又相继突破2万亿和3万亿元大关，2007年达5.13万亿元。我国人均GDP也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正向标志着全面小康水平的人均3000美元目标迈进。二是中央进行转移支付、均衡地区发展差距的能力增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7年54％，中央财政从东部发达地区净集中21 39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10 249亿元和13 891亿元。初步估算，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的一半以上财政支出，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二、近几年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推进了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具体措施有：

(一)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截止2007年11月，全国有24个省(区、市)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省财政在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监管到县，提高了县级财力。浙江等省份还扩充了县级经济管理权利和财权，将县纳入与市同等的管理级次，由省直接管理。浙江省除在“省直管县”中建立增收分成机制，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和增收的贫困县进行奖励外，在事权改革方面，主动向县一级下放经济管理职权，从2002年8月起，该省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绍兴、温岭、慈溪等20个县(区)，扩大的管理权限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个大类、313个具体事项，几乎囊括省、市两级政府所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包括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使地(市)和县(市)成为平行的预算单位，县财政和地(市)财政一样直接对省财政负责。

(二)理顺县乡财政关系，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各地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及财力增长能否满足自身支出需要的情况，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理顺县乡财政关系，大致形成三种县对乡财政管理体制类型：其一，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即县财政在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对乡镇实行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的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财政保障能力较强的乡镇。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乡镇(如广东省虎门镇)大多采用这种管理体制。其二，包干型财政体制。即县与乡镇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收支均由县财政核定，实行超收分成(或留用)、短收不补(或补助)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主要是原财政包干体制的延续。其三，统收统支加激励财政体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免征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划县后，乡镇收入规模偏小，自身财力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为保障基 层机构正常运转，实行这种管理体制。从河北省试点情况看，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收入统缴。撤消乡镇国库，乡镇财政收入计划由县直接下达给收入征管部门，乡镇财政收支预算统一纳入全县财政预算编制范围。二是支出统管。乡镇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专项经费、村级经费由县财政按县(市)统一标准安排。三是政策激励。对各乡镇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形成激励机制，以一定年份为基期，核定各乡镇地方预算收入基数，从第二年起，乡镇级地方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乡镇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从而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积极性。

(三)推进“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截止2007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区)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在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财政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乡镇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不变的前提下，县级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和票据统管等方面，对乡镇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2005年，为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开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三奖一补”政策，引导省、市两级政府在财力分配上向财政困难的县乡倾斜，鼓励县乡增收节支、精简机构和人员，力争用几年的时间使县乡财政困难得到初步缓解。“三奖一补”政策调动了省、市、县政府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许多省份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采取措施大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福建省实行“六挂六奖”措施，对县级收入增长、削减赤字、精简机构、增产粮食、化解债务、向下转移财力等

方面进行奖励。重庆市筹集资金3.3亿元，对化解乡村债务的区、县实行奖励和补助，并要求各区、县将“三奖一补”资金的80％以上用于偿还债务。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基本保障了县乡政权的基本运转，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逐步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但由于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财政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县乡财政保障水平偏低。尽管取消农业税后，中央及省级财政对地方的财力减收进行一定补助，中央财政也实行旨在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政策，但与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相比，县乡财政仍有缺口，县乡财政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仍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一些必须由县乡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有效提供，县乡财政困难在短期内还难以彻底缓解，确保基层机构正常运转的长效保障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由于受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合理财政制度和财政资金分配方式很难彻底改变，财政资金在城乡间分配仍然不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如，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6％，但却消耗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我国万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5倍、日本的4倍、美国的2倍、印度的1.5倍。2006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 588.8万吨，仅次于美国。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如果不能建立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将很难持续。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目前，有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如，有的省实行“省直管县”，只是将转移支付资金和国库调度资金直接测算拨付到县，支农等专项资金还需层层申报、层层拨付，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总体上看，目前，省以下政府间的事权、财权、责权没有完全理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浪费比较严重。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合理界定收支范围，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一是要根据支出受益范围等原则，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要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引导性原则，进一步明确政府支出范围。要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二是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保证各级政府有行使职责的财力。要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扩大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覆盖面。结合政府间支出权限划分的调整及逐步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等措施，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收入划分。按照税收属性，将容易造成税源转移和跨地区间分配不公的税种改为中央固定收入，适当调整共享税分成比例，兼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需要及现阶段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组织收入方面的积极性，减少因市场等因素对地区间收入转移的影响，促进统一市场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彻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完善“三奖一补”的激励约束机制，归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建立县乡最低财政保障机制，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基层政权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省级政府在调节省以下财力分配方面的责任，建立省以下财力差异调控机制，促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建立县乡政府支出安排绩效评价体系，加大资金使用监管力度，确保国家给予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三)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民生财政。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整合各种财政资源，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重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土地收益用于农村的比例要有明显增加”的政策，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健全责任明确、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实现教育公平。逐步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改善农民工待遇。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逐步在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支持廉租房建设，增加住房供给。逐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

(四)逐步建立生态型、效益型财政。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的支持力度，鼓励这些地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化解历史积累的社会问题。实行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税收制度。建立城市污水处理和排污收费机制，改变长期以来企业排污成本与治污成本倒挂的局面。

(五)创新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实行阳光财政。要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上而下决定的传统做法，引进民主机制，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如，对农村公益事业，政府可给予奖励和补助，逐步建立农民筹资筹劳、社会广泛资助、政府财政奖励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在重大民生支出管理中要引入绩效评价机制，实行民主理财和透明财政。

(六)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第一，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加大了对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资金投入不断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县乡财政部门作为集中管理财政资金的部门，要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对农村申报的项目要积极配合，掌握有关情况，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避免多头申报、重复申报现象。要充分发挥就地监管的优势，对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第二，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分散现象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政策效应的发挥。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建立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的支农资金整合协调机制，以农业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和重点项目将各部门、各渠道安排的支农资金整合使用，突出重点，不断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积极推进县乡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全面、科学、客观、细致的原则，整合财政资源，编制综合预算，将县乡政府所有政府性资金都纳入预算管理中，不断提高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

第五篇：浅谈城市化进程

【摘要】城市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必然的过程，所谓城市化便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城市数量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经济集中发展的过程。然而城市化进程也并不一定是一直向前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就城市化进程这一话题，做浅显的讨论。

【关键字】含义、衡量指标、过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集聚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过程。

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是多元化的。而城乡关系的转型，则表明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相关因素

城市化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吸引：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崛起。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1.为城市人口提供商品粮2.为城市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资金3.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原料4.为城市工业提供市场5.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2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

一、城市化指标

a)人口指标

人口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的变化，这

些变化又是生活方式变化的主要诱因。因为城市生活水平高于农村，于是吸引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排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于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不得不去非农业领域特别是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b)城市化的量

i.城市化的“量”，是城市化发展的数量方面，如城镇的数量、城

镇的规模、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程度、人均GDP，可以用多种指标

来衡量，区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一个最常用的指标。

c)城市化的“质”

i.从区域角度看主要表现在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否与区域经济发

展的速度同步。从内部来看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素质的高低、城

市景观是否丰富而协调、城市文化是否多样、城市环境是否优美、社会治安如何、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景观和地段是否得到有效

保护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方面。

二、过度城市化

（一）人口快速增长、无序流动并缺乏管理

国际上通常以居住在城镇内的人口总数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这在操作上比较简便，也利于横向比较，但这种城市化的内涵缺乏全面性，容易产生重城市化数量，轻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过程最重要的应通过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市定居，改变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人口城市化。

而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解决，还可能出现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正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也表现了管理的欠缺。

（二）城市化不等于城市建设、城市无限扩张。

现在有一股风，一说加速城市化，就是加快城镇建设与扩张。城市无限扩大，小城市要迅速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加速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尽快成为特大城市，甚至国际城市。

城市化必然会促进城镇发展和规模扩大，但是，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于城市建设数量增加，而忽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

（三）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城市化不能不顾条件，一味追求速度。要知道城市化速度越快，出现的问题会越多。而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是一种“双向互促共进关系”，即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化步伐，而城市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发展。过分强调城市化率会使经济发展滞后于城市化进程，甚至破坏这种双向互促共进关系，给城市化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如城市贫困化，失业率提高，环境污染，社会治安问题以及人们的精神压力问题。

三、我国城市化的新变化

a)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非公经济快速崛起，经济成分趋向于多元化。目前

我国城市化动力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三者大体上成鼎立之势。这样的动力结构，就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条件。

b)城市化模式演变成计划、市场和外向三种模式并存的格局。、c)城市化质量显著改进。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了科技创新，信息

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竞争力增强，城市化质量有了大的飞跃。

城市化是一个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同时城市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人口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更才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实质内涵。城市化是伴随着经济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经济生活空间的转移、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国民意识和生活模式的重大转变的文明过程。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既要考虑其发展速度，也要注意在加速过程中保证其他各个方面能跟上城市化进程。避免导致因为只考虑发展速度，而使质量上发生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