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坦赞铁路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坦赞铁路。铁路从坦桑尼亚旧时首都、海滨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出发,跨越东非大裂谷带,横贯坦桑尼亚后进入赞比亚,一直行进到其首都卢萨卡以北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5公里。
铁路于1970年10月动工,1976年7月建成,从此赞比亚等内陆国家获得了出海通道。15000名中国工人参与了这一工程。
坦赞铁路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的典范和缩影,是中国外交中的一笔无形资产,它甚至被看作中国与非洲甚至中国与第三世界“兄弟情谊”的丰碑;30多年后,如今的坦赞铁路也面临着冗员负担沉重、资金不足和管理不力等经营困难。据《新闻晚报》、《齐鲁晚报》报道
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一条长达1860.5公里的铁路,记载着一段中非人民相互支援、友好合作的历史。这条铁路就是中国在非洲迄今为止最大的援建项目、著名的坦赞铁路。从修筑到建成,60多名中方人员为坦赞铁路献出生命。曾担任坦赞铁路勘探队政委、前后在坦桑尼亚工作11年之久的靳辉,讲述了修建坦赞铁路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期阵眼
当地地形奇特,铁路还要穿过原始森林,还要面对各种凶猛的动物。为修建坦赞铁路牺牲的烈士约有30%死在工地,40%死于交通事故,30%被恶性疟疾等疾病夺去了生命。远赴非洲 大多数人坐船去,晕得一塌糊涂
1968年,靳辉和一支350人的技术队伍前往陌生的非洲。当时中国外汇紧缺,买飞机票的美元成了大问题。靳辉是政委,是为数不多几个坐飞机前往的。大多数人都是从上海港坐远洋轮船前往。“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海上风浪大,晕船晕得一塌糊涂。”
到了坦桑尼亚,住处成了大问题。由于勘测队需要不断迁移,通常用的固定工棚很不方便。“那些非洲工友出主意,让我们就地取材建非洲小草棚。大家现和泥,做成一团团的泥巴块垒墙。垒到了一米高左右,便在上面插小木棍。房梁用的是当地一种叫栲胶树的木材,房顶盖些长草。做这些事情,他们当地人比我们擅长,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勘探艰难 地形奇特,还要穿越原始森林、动物保护区
在非洲大陆上进行道路勘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东非大裂谷的奇特地形,铁路还要穿过原始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
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去不到一百公里,勘测队就遇上了矮树林和原始森林区,各种麻烦也随之而来。
在树林里勘探,大树成为最大障碍物。“都是一米多的直径,勘测队曾经想用推土机开路,但两台推土机都起不了作用。”当地工人给了勘测队最为实际的帮助。他们手持非洲砍刀,见树砍树,见草砍草。“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活,我们的队员曾经也尝试过,但不到一天手就肿得抬不起来。”
由于不熟悉地形,坦军方还给勘测队提供了军用地图。在这份宝贵的机密地图上,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山包都有标注。“这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动物凶猛 蟒蛇缠狗,犀牛疯狂追汽车
有一次进入基达杜地区的森林,勘测队把营地临时扎在了树林空隙里。一天中午,大家都出工了,就剩厨师留守。突然他听到外面“嗷”的一声惨叫,出门一看,发现自己养的狗快被一条巨蟒缠死了。“当时他也急了,冲进屋里拿了非洲大砍刀,冲着蟒蛇就过去了,一刀下去就把它砍断了。”事后他才感到有些害怕。
勘测队进入野生动物保护区后,由于队员大都分散行动,在这一区域极易遭遇野生动物,当地政府专门给他们配备了猎警保护。
1969年8月的一天,靳辉的勘测小组开着一辆解放车进入保护区,结果遭遇了犀牛挡道。“犀牛堵在路上,一动不动。我们以为等一会儿它就走了,但半小时它都不动,按喇叭也没
有用。”大伙决定绕开犀牛,结果犀牛突然像发了疯似的狂追汽车。“当时汽车也开不快,眼瞅着犀牛越来越近了,这车要是被它一掀就得翻了。”卡车上的猎警犹豫了一下,最终选择了开枪。两声枪响之后,犀牛才倒地。“当地人对野生动物有很深的感情。他们把犀牛角和牛尾割下,拿回警所备案登记。”
草原上另一种危险的动物是野牛,很多地方草有一米多高,勘测队员经常不知道扒开前面的草丛会发现什么。小组中有个队员叫李经纬,有一次在依法卡拉附近勘测,一头野牛突然从他身边的草丛里冲出来。“他的大腿被牛角刺穿了,鲜血直流,幸亏没有挑破大动脉,捡回了一条命。”当时正好没有猎警跟着,其他队员也没有办法,只能对着野牛嚷。时任坦桑尼亚的总统知道这件事后,立即特批给勘测队几十条半自动步枪用以防身。危机四伏 曾发生车祸,用炸药时也危险
1970年,在坦桑尼亚的伊丁贾附近,中方的一辆车走山路时翻下了山崖。结果车上7个人4人死亡、3人受伤。当时一名当地人开车经过事发地点,黑人司机爬到山崖下,把我们的伤者都救了上来,开了好久的车,把人送到医院。“黑人司机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留下。我们后来一直找这个人,想感谢他,为此还在报纸上登了告示。”
在坦桑尼亚动物园区施工时,施工队遇到了一种硬土,需要用炸药开路。有一次,施工队在放炮前清点人数,但不管怎么点都少一个。“因为语言不通,不管我们怎么喊都无济于事。我们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就怕他在爆炸点附近。”中方施工负责人决定停工找人。“最后我们在一个已经清查过的洞口里找到了那名工人,他因为不了解爆破程序,竟然自己跑到了爆炸点呆着。如果我们稍微一松懈,这条人命就没了。”
长眠异国 69名中国人为援坦牺牲
在修建坦赞铁路中,中方共有69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除51人安葬于坦桑尼亚、17人安葬于赞比亚,还有一人牺牲在中国赴坦桑尼亚的客轮上。
在达累斯萨拉姆西南24公里处,坐落着中国援坦专家公墓,坦赞铁路从其附近通过。公墓内安葬着51名援建坦赞铁路牺牲的烈士,其中包括在修建坦赞铁路中牺牲的铁路专家和技术人员47人,以及在随后的坦赞铁路技术合作中牺牲的4名烈士。另外,还有18名在其他中坦合作项目中献出生命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安葬于此。
1973年4月,原中国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的李新民乘坐“建华”号远洋客轮离开广州前往达累斯萨拉姆,但在途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当时,客轮即将驶入国际海域,经商中国国内有关部门,所有乘坐“建华”号的坦赞铁路建设者和全体船员整齐地聚集在甲板上,神情肃穆地为李新民举行了隆重的海葬仪式。
“这条铁路是多少人的心血啊!坦桑尼亚工人也有100多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殉职。”1999年,靳辉曾经去坦桑尼亚考察铁路维护。当年的很多好友失去了联络,但对于这段友谊他不能忘怀。“他们救过我们的命,我不会忘记这些事情。”
1976年7月,仅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耗资9亿元人民币,这条曾被西方舆论断言不可能建成的铁路比预期时间提前建成了。
40%的烈士死于交通事故
曾担任隧道工程队队长的李景普1970年受命来到坦桑尼亚后,给远在国内的家人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对无法陪伴在即将分娩的妻子身边深表歉意,并叮咛妻子注意身体,代他好好照顾孩子。
谁知这封家书竟然成为烈士的绝笔。李景普在转赴新工地时,所乘坐的吉普车整个冲进一辆巨型卡车的底盘下面,他的身体被撞进驾驶室的汽车引擎紧紧地挤压在坐椅上,不幸遇难。他是坦赞铁路建设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最高职务的工程技术人员,时年44岁。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专家小组组长杜坚介绍说,为修建坦赞铁路牺牲的烈士约有30%死在工地,40%死于交通事故,30%被恶性疟疾等疾病夺去了生命。
长眠在达累斯萨拉姆中国专家公墓的除了殉职的坦赞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外,还有中国援助坦桑尼亚穆巴拉里农场、姆索尔瓦农场、基围那煤矿、多多马军营区等建设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
以上故事介绍了中国专家,工人在坦赞铁路建设中牺牲的光荣事迹。在这些故事中有做好事不留名的非洲兄弟,有在海上为逝世专家默哀的非洲伙伴。这些故事成为了中国人在坦赞人心中高大形象的最好佐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在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中积极运作,使得中国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树立了好兄弟的形象。坦赞铁路作为中国整体援建非洲国家的典型范例,是中国人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篇:论赞比亚初期不愿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因
论赞比亚初期不愿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因
坦赞铁路是迄今为止中国在非洲最大的一项援外项目,它横跨东非坦桑尼亚与中非赞比
[1]148亚两国,正线全长1860余公里。为援建这条海外铁路,中国政府不但向坦、赞两国提
供高达1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无息贷款,还先后选派5万余人次的援外人员赴两国参与筑路
工作。1967年9月,中、坦、赞三国共同签订的《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拉开
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序幕,该协定也是赞比亚最终愿意接受中国政府援建坦赞铁路之标
志。不少学者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因归结为坦、赞两国向中国吁求的结果,这是一种误
解。大量资料表明,在1967年9月以前,赞比亚始终倾向于接受西方国家而非中国的援助。
本文在参阅中、美、赞三国档案文献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试对赞比亚初期在中国援建坦赞
铁路上所持的态度及其原因进行考察与分析。
一、赞比亚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援助
坦、赞两国分别于1961年12月与1964年10月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资料表明,早
在赞比亚独立前,坦、赞两国领导人尼雷尔与卡翁达就开始酝酿修建一条连结两国的跨国铁
[2]3路。坦、赞两国独立后,“两国本身对这项工程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它们先后向英、美、德等国吁请援助,结果是四处碰壁。中国政府认为“修建赞坦铁路不仅有利于赞坦两国的政
治、经济发展,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在中、东非的殖民势力,而且对南非和葡属殖民地的民
[2]3族独立运动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决计帮助坦、赞两国修建坦赞铁路。然而,出人
意料的是,赞比亚领导人在初期却不愿接受中国政府援助修建坦赞铁路。这突出表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首先,阻挠坦桑尼亚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铁路援助。1965年上半年,赞比亚非但自己
不愿接受援助,还极力劝阻坦方不要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铁路援助。1965年2月,在坦桑
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期间,中、坦两国达成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原则协议。据记载,当尼
雷尔总统在会谈中提出希望中国帮助坦、赞两国修建坦赞铁路时,刘少奇主席慷慨应允。据
相关资料,会晤时,刘少奇对尼雷尔说:“坦赞铁路建设与赞比亚有关,你们可以同赞比亚
商量,我们也可以同赞比亚商量。不管赞比亚持什么态度,我们将尽快派勘察组在坦桑尼亚
[3]5境内勘察、选线,然后再进行设计。”尼雷尔对此表示十分感谢。然而,赞比亚不但拒绝
接受由中方来援建坦赞铁路,而且还劝告坦方不要单方面接受中国政府的援助。在赞比亚的影响下,坦桑尼亚对是否继续接受中方的援助在思想上发生了动摇。据美国解密档案资料,当被告知周恩来将于1965年6月回访坦桑尼亚时,坦方政府立即告知英美等国“抓紧时间
[4]8于5月31前对是否援建坦赞铁路给予确切答复,以便坦方政府推辞中方的援建承诺。”
另据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发回国内的报告,1965年5月10日,尼雷尔要求何英转告中
国领导人,“我们认为修路是件大工程。说老实话,西方剥削的钱多,比中国富裕些。我想
[4]7再摸摸清楚,如西方真愿意帮助修铁路,即可考虑让他们来修。”不过,随着周恩来的如
期来访与会谈,尼雷尔很快就“改变了态度,放了心”,并同意“中方技术人员来坦勘察路
[4]9线”。
坦、赞两国在对待中国援助方面的歧见最终引发了一场会议争执。据美国方面的资料,1965年6月,尼雷尔、卡翁达等人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会议。在其中一次大会上,赞方政府代表对坦方政府提出了批评:“坦赞铁路是一个整体工程,你们怎能在未同赞方磋
商之下就私自接受了中国的援助呢?”尼雷尔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赞比亚政府会对此生气,要是此事发生在你们那里,我将不会生气。”尼雷尔最后建议“让中国帮助修建坦桑尼亚境
[5]1内的铁路,让西方国家帮助修建赞比亚境内的铁路。”赞比亚阻止坦桑尼亚接受中国政府的铁路援助失败后,只能更加寄望于西方国家。
其次,回绝周恩来提出的铁路考察方案。赞比亚政府对周恩来提出的铁路考察方案的回绝是赞方拒绝接受中方援助的又一例证。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资料,1965年4月,在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的庆典活动上,周恩来总理同赞比亚国防部长姆威英加进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总理向姆威英加表示,这是两国建交后双方负责人的第一次接触,希望今后能更多接触。关于修建铁路事,总理向他介绍了同尼雷尔会谈的情况,表示中国将派铁路专家组去坦桑勘察,如赞同意,中国专家组也可以去赞工作,以便能全面考虑修路方案,然后再具
[6]7体商谈修路问题。”姆威英加表示将在请示后给予答复。赞比亚最终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赞比亚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考察要求与其积极欢迎西方国家予以考察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据记载,当得知英国政府“认为拟建中的坦赞铁路应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修建,并愿意出半资予以勘察”时,卡翁达十分高兴,很快发表声明说:“中国没有向赞比亚提供援助,但很清楚,中国已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铁路是一个联合事业,赞、坦已各自向各国试求援助,两国政府已成立联合委员会,用以研究各方提供的援助,并将对最合适
[7]6的援助作出报告。” 在美国的斡旋下,加拿大政府最终同意出资另一半同英国一道对坦赞
铁路进行考察。结果呈现了这样一幕,即当中国技术人员在坦桑尼亚境内考察时,英、加技术人员也同时在赞比亚境内进行考察,并且“中方的考察人员被赞方警告严禁进入赞比亚边
[8]87境之内”。
再次,对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提出的有关建设坦赞铁路的话题持消极态度。1965年2月,秦力真出任中国驻赞比亚使馆大使。1965年2月至1966年1月间,秦大使曾多次拜访赞比亚官方人士并同他们谈及坦赞铁路问题,然而所得到的答复几乎全是敷衍之词。例如,1965年4月,在同卡翁达的会谈中,秦力真说:“中国一直认为,援助从来就是相互的,你们的反帝反殖事业和你们进行的赞比亚化,实际上也支持了我们。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卡翁达答复说:“完全正确。谢谢阁下……我们要些什么,准备向中国提出那些援助要求,我们会
[9]10主动提出。”
二、赞比亚消极对待中国政府提出的援助
1966年2月至1967年9月间,在坦赞铁路问题上,赞比亚政府采取了消极应对策略,即它开始利用英美等国排挤中国的心理,故意同中国政府接近,以促成西方国家援建坦赞铁路。赞比亚的消极态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动同中国使馆工作人员交往却回避坦赞铁路建设问题。据有关资料,1966年2月下旬,赞比亚政府开始主动同中国驻赞比亚使馆工作人员进行交往。在中赞关系方面,“凡我提出的问题,不少是同意的。譬如,我贸易代表团来访,为赞比亚大学募捐演出,同意我[10]31友好代表团访问,我副部长访赞时,卡翁达曾两次主动表示愿意访华。”在交通问题上,“赞方已向我提出帮助修建铁路工厂。目前和外长谈话,对方又提出交通事业的贷款问题。
[10]32像这样实质性的问题,自建交以来,从未表示过。”然而在坦赞铁路问题上,“赞比亚同
[10]37我接近只是一个姿态,目的是用以缓和国内和坦桑尼亚方面的压力并向西方讨价还价。”
第二,婉拒周恩来提出的坦赞铁路修建协定。1966年8月,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率代表团来华访问。在同卡曼加的会谈中,周恩来说:“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问题,如果阁下同意,我们可以简单地签订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可以公开,也可不公开,完全由阁下决定。阁下如果需要,则签,如果认为不适宜,则请代交卡翁达总统。”卡曼加婉拒中方提出的签约
[11]201建议,回复说:“将同卡翁达协商,然后再同中国驻赞大使商谈。”
第三,卡翁达总统访华期间,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的援助不置可否。1967年6月,卡翁达总统率代表团来华访问。根据何英大使的回忆,会谈时,“卡翁达未主动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提出修建铁路问题,并反复询问有关情况”,卡翁达的回复是:“我访华之前已向美、日、英、法四国私人公司提出要求,下个月坦、赞、肯、马四国
[12]38要召开财政和交通运输部长会议,进行讨论,作最后决定。”将向西方国家私人公司的援助请求安排在出访中国之际,这恐怕是别有用意吧。
其它不少资料也表明赞比亚对中国政府的援助持消极态度。据国外学者的说法,一直到1967年9月《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签订后,赞比亚仍然渴望获得西方国家的[13]137援助,“援建坦赞铁路的大门仍然对西方各国敞开着”。赞比亚方面的资料也可为证。三
国协定签订后不久,赞比亚驻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在发往国内的电报中称:“据报道中、坦、赞三国已经签订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人们在议论美国与日本组成的联合公司正希望能够对坦赞铁路予以援建。如果还没有最终答应接受中国的援建,那
[14]2么请指示我们该做些什么。”次日,赞比亚政府的回电是:“对于你所提的问题,坦、赞
两国已经答应接受中国政府的援助,但是希望你竭力避免指明我国承诺的程度,如果有哪个国家愿意帮助我们的话,他应该拿出诚意来。这边日本公司所要求的条件是完全无法接受
[15]1的。”
综上所述,在坦赞铁路援建问题上,赞比亚政府在初期一直倾向于接受西方国家而非中国政府的援助。
三、赞比亚不愿接受中国政府援助的原因
在1965年2月至1967年9月间,赞比亚为何一直倾向于由西方国家而非中国来援建坦赞铁路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真实历史,还有助于我们对20世界60年代整个世界形势的认识。笔者以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归因于赞比亚独立之初的特殊国情,这是赞比亚不愿接受中方援助的重要内因。在政治方面,赞比亚政府可谓危机四伏,新政权同时面临国内民族、种族问题以及国际方面种族战争威胁问题等诸多难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赞比亚的总人口数约为405万,其中欧洲白人人数近7.5万。虽然赞比亚人多属班图语系黑人,但是他们却分属奔巴族、通加族等73个部族。卡翁达本人系赞比亚北方省钦萨利县的奔巴族人。此时,由于各部族的居住区域相对固定,并且坦赞铁路的修建将会给赞比亚南北各省的利益带来巨大的影响;加之,多数欧洲白人移民对中国持有偏见等等,因此,坦赞铁路的是否修建以及由谁帮助修建便成为影响赞比亚执政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外交方面,赞比亚实行的是“不结盟”与“反种族主义”的政策。由于属于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前线国家,诸多因素使得以卡翁达为首的赞比亚政府在独立初期将政府工作重点放在巩固政权方面。卡翁达担心如果接受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那将意味着他们要接受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战士”,那样赞比亚的国家安全将没有保障,“自由战士将越来越把这个国家置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进行报复的威胁之下”。简言之,赞比亚在独立初期视政权巩固与国家安全为第一要务,它认为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威胁。
其次,归因于赞比亚在经济、军事上受制于英美等国,这是影响赞方态度的重要外因。经济方面,一直到1970年,赞比亚政府始终未能将关系赞比亚经济命脉的铜矿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1970年以前,“赞比亚的铜矿工业一直处于英美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英国信贷公司的控制之下。1969年,前者控制了赞比亚52%的铜矿资源的生产;后者则控制了48%铜矿资源的生产。”此外,英美等国不但是赞比亚铜产品的主要开发国,而且是其主要出口国。据记载,1966年时,大约有2.9万名欧美技术及管理人员在赞比亚铜矿工作。同年,赞比亚铜产品的出口的情况是:英国23.6万吨;德国12万吨;日本8.1万吨;法国4万吨;
美国2万吨。不仅如此,在农业方面,英国农场主还占有赞比亚全部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左右的土地。经济上严重受制于英美等国,赞比亚自然不愿在坦赞铁路问题上得罪那些极力阻止中国插手非洲事务的西方国家。
军事上,赞比亚希望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遏制南罗得西亚的独立。1965年11月11日,南罗得西亚以伊朗·史密斯为首的白人政党宣布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由于没有得到英王的授权因而被称为“片面独立”。早在一年前许多持反对态度的非洲人就预感到南罗得西亚有宣布独立的可能。那时,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开始向英国政府呼吁,希望它对南罗得西亚的独立予以干涉,直到南罗得西亚能保证黑人掌权的情况下才宣布独立。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相信英国殖民当局能够阻挡南罗得西亚的独立,卡翁达是这些乐观派中的一位。1964年,卡翁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认为我们会担心南罗得西亚的‘片面独立’,假如它真的宣布独立的话,我想英国和其他国家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赞比亚人当然会竭尽所能来协助其他国家,以争取南罗得西亚的黑人政权。我们认为这和种族问题无关。”在很多场合,卡翁达警告说,如果南罗得西亚“片面独立”的话,赞比亚一定会为英国提供军事基地。军事上有求于他国,赞比亚在包括坦赞铁路在内的涉外事务方面自然要顾及英美等国的态度。
第三,归因于当时赞比亚对中国缺乏全面的了解。与中坦关系相比,中赞关系要疏远很多。这表现在许多方面。中赞两国虽在赞比亚独立之初便建立起了正式外交关系,并互设了使馆,但是赞比亚却迟迟不向中国派遣驻华大使。对中国政府多次发出的访华邀请,赞比亚政府先后以“天气太冷”等各种原因而婉拒。1965年6月,当周恩来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卡翁达不仅没有邀请周恩来顺道来访,而且还对周恩来在坦桑尼亚发表的“非洲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言论非常反感。他曾对美国的外交官员说:“周恩来的演说发表不久,阿尔及利亚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在国际事务问题上,赞比亚也往往同中国唱反调。例如,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赞比亚政府称:“我们主张北京中国必须与福摩萨①成为一个中国并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在商谈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时,赞比亚坚决支持苏联参加会议,“因为俄国部分领土是在亚洲而我们不管中国与俄国之间是否有分歧。”受“三年自然灾害”及“文革”的负面影响,在“冷战”思维弥漫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赞比亚对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援建坦赞铁路表示疑虑。在“中国只能用竹子去铺设坦赞铁路”等言论的挑唆下,不愿同中国过于接近而又寄希望于发达国家,赞比亚在初期不愿接受中国关于坦赞铁路的援建便显得不足为怪了。
余 论
坦赞铁路最终在中国政府的援建下于1976年顺利建成通车。赞比亚为何最终接受了中国政府对坦赞铁路的援建呢?这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寄望英美等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梦想破灭。在坦赞铁路建设问题上,赞比亚尝尽了英美等国的各种阻碍伎俩。它们最初否定修建坦赞铁路的经济价值,继而采取帮助考察、制造坦、赞两国关系不和等手段拖延赞比亚接受中国政府的援助进程,最后通过帮助坦、赞两国修建坦赞公路、坦赞石油管道等措施企图打消赞比亚修建坦赞铁路的念头。在多次求助失败后,赞比亚政府逐渐认识到试图获得英美等国的帮助已无可能。
其二,在制裁南罗得西亚的过程中,赞比亚越来越认识到拥有一条可靠铁路出海口的重要性。赞比亚是一内陆国家,它在铁路运输及煤炭资源方面都严重依赖南罗得西亚。赞比亚宣布对南罗得西亚的实施制裁后,南罗得西亚立即切断了同赞比亚的各方面联系。结果,在① “福摩萨”(Formosa)即今“台湾”。在葡语中“Formosa”意为“美丽之岛”,欧美各国至今仍以“福摩萨”称呼“台湾”。
长达32个月的时间里,赞比亚一直都存在着煤炭、石油等资源的短缺问题,而南罗得西亚却可以从南非源源不断地获取充裕的资源。此外,英美两国在制裁南罗得西亚时的无所作为,也激化了赞比亚同英美之间的矛盾。
其三,对中国的了解加深,在政治上减低了对中国的疑虑。1967年赞比亚驻华使馆人员的到任密切了中赞两国之间的联系。赞比亚领导人在访华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们认识到中国虽不是一个富国,却是一个大国,他们完全有能力建成坦赞铁路。在援外政策上,赞比亚注意到中国政府信守周恩来提出的“援外八项原则”,并践行不向国外输出革命的承诺。上述诸多因素使得赞比亚对接受中国政府的援助开始觉得比较放心。
在20世纪6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反帝、反修的需要,“当前,我应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大力开展同赞的友好关系;警惕和防止帝、修、反的各种破坏活动和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争取迅速同赞达成建交协议,并早日派出使馆占领阵地;对赞在独立后可能向我提出的经济援助应适当给予满足,以加强争取。”有出于加入联合国、筹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现实考虑;也有发展中非、中赞关系的诉求,“铁路建成,可加强赞坦联合,促使赞采取同坦桑政府同样的政策。” 参考文献:
[1]《赞比亚设计基础资料汇编》编委会.援外成套项目设计基础资料汇编:赞比亚[M].(第三篇).内部资料,1979年.[2] 外交部档案馆.外交部非洲司关于拟议中的赞比亚-坦桑尼亚铁路问题的外事调研文章.档号:108-00649-03.1965年11月3日.[3] 张铁珊.友谊支路:援建坦赞铁路纪实[M].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1999.[4] 外交部档案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同中国驻坦桑大使何英谈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等问题.档号:108-00585-01.1965年5月10日.[5] US.DDRS.Tanzania-Zambia Rail Link.Jun.25, 1965.[6] 外交部档案馆.中国外交部转告驻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使馆关于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会见赞国务部长姆威英加时谈修建赞至坦铁路事.档号:108-00649-01.1965年4月22日.[7] 外交部档案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对修建赞至坦桑尼亚铁路的态度.档号:108-00649-02.1965年7月2日.[8]Richard Hall &Hugh Peyman.The Great Uhuru Railway: China’s Showpiece in Arica[M].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76.[9] 外交部档案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接见我驻赞比亚大使秦力真的谈话记录.档号:08-00651-03.1965年5月28日.[10] 外交部档案馆.卡曼加副总统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成员情况、驻赞使馆对赞情况、中赞关系的看法等.档号:204-01155-02.1966年8月7日.[11] 李同成、金伯雄.中国外交官在非洲[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 何英.援建坦赞铁路决策的回顾[C].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3] George T.Yu.China and Tanzania: A Study in Cooperative Interaction[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14] 赞比亚档案馆.Memo from L.F.Kaemba.NAZ MFA 1/103/113.Sep.13, 1967.[15] 赞比亚档案馆.Memo from L.F.Kaemba.AZ MFA 1/103/114.Sep.14, 1967.[16] 戴维斯.赞比亚图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7] John Hatch.Two African Statesmen: Kaunda of Zambia and Nyerere of Tanzania[M].London :Secker & Warburg,1976.[18] 外交部档案馆.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告北罗得西亚形势.档号:108-00648-01.1964年1月4日.[19] Robert H.Bates.Unions,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Study of Mineworkers in Zambia[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20] US.DDRS.Memorandum for Mr.Califano, Jan.6, 1966.[21] The Times.Oct.24, 1975.[22] US.DDRS.Kaunda/Fredericks Talks.Jul.1, 1965.[23] 外交部档案馆.赞比亚对恢复我在联合国席位的态度.档号:108-01191-03.1965年2月8日.[24] Philip Snow.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M].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1988.[25] 外交部档案馆.外交部非洲司关于拟议中的赞比亚-坦桑尼亚铁路问题的外事调研文章.档号:108-00649-03.1965年11月3日.责任编辑:肖建新
第三篇:加拿大坦考察报告
关于赴加拿大考察情况的报告
Xx市商务局:
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学习先进,查找不足,促进企业国外市场的拓展。2013年6月1日至6月23日,我公司XXX先生,赴加拿大学习考察,会见了皮毛协会及野生动植物和渔业部门的官员和相关负责人,达成了长期合作项目。学习考察期间,听取了当地的皮毛的介绍,实地考察了工厂。现将学习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具体行程:
(1)2013年6月1日到达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参加了多伦多的皮毛展销会。跟当地皮毛供应商进行沟通;
(2)2013年6月3日, 前往蒙特利尔市,会见了当地皮毛供应商,并参观了工厂和仓库,分析了的货源,质量,产地等一些皮毛知识。
(3)2013年6月15日,前往北湾,参加当地北湾拍卖会和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共识,并以长期发展合作为目的结束此次拜访
(5)2013年6月18日,回到多伦多,推销毛皮和采购商洽谈进出口贸易
二:达成的商业合作共识
(1)故城县福华皮毛加工厂与当地皮毛供应商达成合作意向。
三:汲取经验,推进我公司更快更好发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考察者深感要认真消化吸收考察成果,努力在结合上下功夫,在灵活运用上下功夫,真正使学习考察成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过程,成为反思工作、改进工作的契机,成为加快发展、实现跨越的动力,在二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1)在解放思想上实现新突破。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就是财富。以后要拓
宽更多的国外市场,建立更多坚实可靠的合作项目。
(2)在未来发展上,加拿大皮毛供应商为我公司提供免费的皮毛样品,宣传手册,资金并且给我公司最优惠的价格和最有利的支持。
报告单位:xxx皮毛加工厂
时间:2013年6月25日
第四篇:援坦体会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下午好!感谢你们百忙中抽出时间与我一起分享援外的经历与收获。我是2008年8月主动报名参加援坦桑尼亚医疗任务的,经过国内10个月的英语培训,2009年8月离开祖国,离开你们,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征途。今天,再次面对这一张张久违的熟悉的面孔,心情有些激动。
援外生活是艰苦的,回首往事,很多酸楚涌上心头。两年来,思乡、语言、工作、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记得去年凤凰卫视去坦桑采访我,当时正值女儿探亲,当问及我在坦的一些困难时,我禁不住泪如泉涌。尽管出国前做好了迎接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可是去了才知道,能想到的困难根本不算困难。且不说那边蔬菜短缺、物质生活匮乏、物价贵,一棵两斤重的大白菜折合人民币就15元,基本的生活用品价格大约是国内的3到5倍。
如果说生活上的艰苦是可以靠精神来支撑,而精神上的无助却是我们常人所无法忍受的。每天无数次甚至连续好多天的停电使我不能顺利地与家人、与朋友在网上交流,那份思念、那种牵挂简直是无以言表。想想身为母亲和女儿的我,却远在万里之外,无法向年迈的母亲和孤独的女儿尽到我应尽的责任,这种痛楚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凤凰卫视播放之后,有的朋友给我留言“全世界人民看见你在流泪,他们都心疼你!理解你!”其实,我多么想向全世界展现我的一张笑脸,可是,我没有做到。多少次,我都忍不住产生背起行囊立即回家的冲动,但哭过之后,我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不想再过多的诉说我的不易,因为有放弃才有收获,毕竟两年来自己在各方面有了突破性进步。我更愿意与大家分享收获的喜悦。下面我先做一下坦桑境况的简单介绍。
坦桑尼亚位于东部非洲,东临印度洋,是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以前
是英国的殖民地,上世纪60年代独立,这儿土地贫瘠,矿产资源丰富,但缺乏技术,工业、文化落后,发展基本靠援助。这里气候炎热,缺水缺电,蚊虫种类繁多,疟疾发病率跟国内普通感冒一样高,艾滋病发病率普通人群7.8%,住院病人高达30%,伤寒及其它热带传染病发病率也很高。
中国从1968年开始派遣医疗队,距今已经是40多年了,我作为高密42年以来的第二名援坦医疗队员深感荣幸。多年来中国医疗队为坦桑的医疗事业和坦桑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坦赞铁路、中坦友谊纺织并称中国在坦桑的三大基础事业。目前中国在坦桑的援助事业遍布于医疗、军事、通讯、建筑、修路、商业等各个领域。随着中国产业在坦桑越来越多,西方列强也感受到了我国的强大,受此影响,我们的工作难度也越来越大,每年都发生多起中国公司被抢劫、中国人被杀害的案件,我们这批首都医疗队就参加过驻坦中资机构抢劫案的抢救工作,当时死亡一人,受伤数人,形势非常严峻,至今回想起来还为逝去的同胞感到痛心。我大概总结一下,这两年的进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方面: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援外期间,利用电视、电脑等媒体关注国内外时事动态,努力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学习各种外事纪律,领会上级部门重大会议精神,保证在实践工作中不偏离正确的轨道,始终坚持外事无小事,事事要回报的原则。凡事以祖国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与时俱进,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认真细致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以及医疗队交给的各项任务。同时,认真学习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国际医疗卫生理论及技能,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努力用理论指导实践,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争取做到紧随国内医疗改革政策并利用外语优势掌
握先进的国际医学理论。
二、医疗工作方面:我工作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姆希比利国家医院,援外期间,始终严格恪守医院的门诊值班及病房查房制度。坦桑国家医院的医生与南非、印度、挪威、英国和德国的技术交流比较多,大部分医生都到国外获得过PHD学位,与我工作在一起的一位名叫酿噶撒的医生曾经在中国上海医科大学留学8年。语言的优势使他们很容易掌握国际上先进的理论知识,近些年,坦桑医生的技术水平和医疗理念也在不断提升,这无疑向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尽快赢得坦桑医生的认可,我不得不翻阅大量的中文和英文医学书籍,并将先进的医学理念结合在实践中。日常工作中,我不失时机地发表自己独到的医疗见解,记得第一次赢得坦方医生的信赖,是就一个心衰病人因洋地黄用量不足还是过量,我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我断定病人是因洋地黄过量加重了心衰,当时坦方医生却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也许是出于礼节上的尊重,勉强采纳了我的意见,将地高辛减量,病人病情很快好转,他们赞赏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以后的工作中,每次遇到疑难病症,他们都会首先咨询我的意见并热情邀请我参加各种大小的学术活动及病例讨论。病房工作中,我负责带教达市大学的临床医学见习和实习医生,要想用流利的医学英语给他们讲解病情和如何查体可不是件容易事,毕竟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每一次带教,我都提前熬夜加班备课,尽可能向他们宣教我国先进的医学理念和操作技术,长期以来,不但提高了英语水平,而且巩固了医学理论知识。除了他们相对过硬的理论水平,坦方的医疗工作中还存在极大的弊端,那就是对病人缺少足够的责任心,不能综合分析判断病情,往往延误治疗。这让我不得不担负更大的责任,国内多年养成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使我不能怠
慢每一个病人,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抢救机会,我珍惜每一条生命,这给坦方医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的密切合作中,我与坦方医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真正实现了友谊使者的使命。医院工作之余,我还担负着我国驻坦桑使馆、经商代表处和部分中资机构人员的医疗保健任务。没有节假日,不分白昼,毫无怨言地为他们解除病疼,并进行卫生知识宣教,遇到急诊急救他们首先想到的更是我。有次夜里我正在沉睡中,中国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的王总突然给我电话,有一名职工怀疑疟疾合并急性肝坏死肾衰竭,很为难的提出想请我帮忙诊断一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让他们去车接我(这是医疗队的规定,为了安全,我们出门必须坐车,而且车进院内方能上车下车)当时病人烦躁不安、无尿,我一看病情危重,赶紧把他送进了首都一家有名的印巴人开的私家医院-阿格汗医院(这家医院ICU病房设备齐全,而且血液透析水平很高),过去我看过的河南国际的一名疟疾病人合并急性肾衰就是在这家医院抢救成功的。那一夜,等我把病人安顿好返回驻地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白天还要坚持去医院上班。由于中土公司的领导恳切地希望我能继续关照病人,病人病重期间,我不得不在病人和所工作的医院之间穿梭,利用下班时间与印巴医生一起讨论协商处理方案,每次看完病人,中土公司的干部职工总是把我送下楼梯,感激不尽地围着我说:石大夫,太感谢了,只有你看了病人我们才能放心啊!后来病人病情脱险,中土公司专门为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大使和代表也对我的工作进一步做出了肯定。也许是专业的需要,两年来,我还负责大部分国内访坦团的医疗任务。商务部、人社部、外交部长及其随同人员访问坦桑期间,由于疲劳和环境的改变,经常导致他们出现发热、头痛、头晕、腹泻等症,加之对非洲传染病的恐惧更是加重了心理负担,为了及时解除压力,缓解病疼,即使深夜,我也
会尽快为他们医治。记得商务部访坦团回国时,我代表医疗队去机场送行,陈德铭部长拉着我的手再三对我表示感谢,其实,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我所作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去年春节前,斯达公司(驻坦中资机构)的一名职工患有脑梗塞,需回国治疗,公司请求医疗队派一名医务人员随同回国,经过国内卫生部和卫生厅的同意,使馆和经商代表处下达了紧急命令,医疗队又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国内的气温可是零下啊,因为接到任务需要马上出发,再加上在那边根本没有什么厚衣服可准备,尽管公司接机时为我准备了一件呢子外套,可里面穿的却是单薄的夏装,当我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浑身冻得直打颤。由于温差的突然改变,身体一时难以适应,再加之旅途疲劳,回国第二天我就发烧了,但是,短短一个周的时间,我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按时返回了工作岗位,公司对此感激不尽,领导们对我的工作更是信任有加。
三、外语学习方面:自决定援坦桑之日起,坚持不懈地学习外语始终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光珍惜国内外语培训期间的分分秒秒,为了更好地学习,甚至杜绝了与朋友间的往来。在坦桑的两年我更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进行听说读写实践,阅读英文医学书刊,参与编写英文医学科普及论文,曾经在《中坦医药》上发表医学英文论文2篇。他们都夸我是第21批援坦医疗队员中英语进步最大的,我笑着回答:“因为我的进步空间大啊”我自己知道这其中蕴含了我的多少心血。语言难关的攻克,让我有了更多的信心开展业务,发挥特长,也能更好的与坦桑及其他国家的朋友进行交流、沟通,更好地了解世界文化,加深了国际友情。
回国前,除了坦方卫生部为医疗队举行的盛大告别宴会,我所在科室的全
体医护人员还自愿凑钱专门为我举行了告别party,赠送了纪念品,这对黑人朋友来说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他们习惯向别人索要物品,却很少能送对方礼物。
援外生活考验和提高了一个人多方面的能力,丰富了内涵,更多的是磨练了意志,拓宽了视野,为今后人生旅途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因为援外,让我认识到祖国的强大和繁荣才是我们真正的骄傲,同时也让我对祖国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憧憬和责任。无论工作在任何岗位,我有信心和决心干好以后的工作。我愿意为祖国更美好的未来贡献我的一份微薄之力。
最后,让我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感谢你们在援外期间为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你们的帮助和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甚至不能平安归来。对于你们,我始终怀有感恩之心,我会加倍努力工作,好好生活,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谢谢!
第五篇:坦头司法所主要事迹
坦头司法所主要事迹
坦头司法所现有工作人员2名,分管辖区61个行政村,常住人口4.3万人,流动人口近5千人。坦头司法所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建设“经济强镇”及创建“平安坦头”这个总体目标和要求,在县司法局的正确指挥下,充分发挥镇“大调解”中心及司法所职能作用,努力营造坦头镇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围绕我镇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而开展工作。主要事迹有:
一、夯实基础,打造优良的工作平台。
首先,以创省规范化司法所为契机,加强硬件建设。今年我所又添置了装订机、扫描仪、打印复印一体机等现代化的办公设备。目前司法所办公室功能设置符合规范,所容所貌整洁,办公设备齐全,办公现代化信息化水平较高,实现了区域联网。其次,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队伍建设,进一步促进工作人员掌握基层司法行政业务知识、基本技能,提高组织协调、处理事务等履职能力,全所人员凝心聚力、团结拼搏、负重攀登。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两劳帮教、社区矫正等各项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为推动我镇和谐建设和依法治理进程做了一定的工作。
二、攻坚克难化解矛盾纠纷。
2010年,我所把定期排查和重点排查矛盾放在首位:一是切实做好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不稳定因素排查、化解和大调解机制提升年活动;二是积极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攻坚活动,规范工作流程,在全镇范
围内开展不稳定因素排查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认真落实分流督办机制,各村、各部门及时进行了责任措施落实。三是紧紧抓住化解工作重点。结合实际,把重点事项和重点人员、群体性纠纷涉及的事项,作为大调解工作的重点,及时组织进行分析研判,集中“会诊”遗留疑难复杂问题,制定化解方案,工作主动、办法灵活,有效钝化、缓解和化解了发生的一些重大矛盾纠纷。1—12月份,全镇调处纠纷 319起,其中镇调委会调处矛盾纠纷36 起,调处成功315 起,成功率98.75%。
三、安身暖心,扎实做好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
年初,我所部署开展了对辖区内刑释解教人员的摸底排查工作,司法所干警会同村、社区干部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做了大量细
致的工作。今年我所共排查出坦头镇2005—2010年刑释解教人员名,已衔接人员173名,最大限度的防止了脱管漏管,并进行了每人每年两次的走访。
其次,严格抓好日常矫正对象的监管和教育,确保矫正对象无脱管、漏管。一方面定期与帮教对象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另一方面从为帮教对象服务解困入手,设置不同的矫正政策,积极协助他们的矫正安置工作,做到不嫌弃,不歧视,使帮教对象真正体会到了政府的关怀,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此外,在今年年底全面落实县司法局的矫正对象手机定位工作,目前包括数据录入、手机定位等工作已经全面开展中。在我们的管理
下,共接收矫正对象82人,解除40人,目前共有矫正对象42人,行政工作可以说已经进入良性循环。
四、查漏补缺,迎接五五普法终结验收。
我所根据“五五普法”要求和司法局法治工作要点,制定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计划和工作要点,对各类重点人员也制定了相应学习计划和制度。组织了全体公务员开展了学法用法考试,开展了农村万户家庭学法竞赛。其次,围绕五五普法终结考核验收的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订了《关于做好“五五”普法工作考核验收的实施意见》并进行了动员部署,针对我镇2006年以来的普法工作开展了自查自纠和查漏补缺,对普法期间的各类档案进行了整理,总结了我镇普法期间的各项工作,并对上级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及时进行了更正和完善。
五、配合政府工作,做好政府的法律参谋。
我所大力配合政府工作,在计划生育、征兵、拆违等工作中,在我所本身人员紧张的情况下,都坚持派出人员参与工作。并承担起了坦头镇的行政执法全面的工作,为坦头的依法治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坦头司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