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五篇范例）

第一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法政学院 09行政管理（2）班 褚跃 H098001

21摘要：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相互作用，使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本应缓解贫困，缩小城乡差距，但是，我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与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三元”人口结构不一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或使我国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只有为我国“三元”人口各自建立合宜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解决农民生活普遍贫困的现状。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二元”社会保障 城乡贫富差距 完善

中国城乡贫富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各群体的收入都有了显著增长，国家财力明显殷实，这一切为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到达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我国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在2～3倍，而国际上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的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约1.70倍，我国已远远高于国际一般差距状况；二是财富差距。城乡差距不仅仅由收入差别造成，还包含

【1】财富差别。我国城乡金融资产差距比收入差距更大，基本维持在10倍以上。

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不是孤立存在的，收入的增加会加速财富的积累，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增加收入，因此，收入差距会导致财富差距，而财富差距会加大收入差距。但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在我国具体表现为城乡财富差距的变动滞后于收入差距的变化。我国城乡差距的变化过程与我国1978年开始实现改革开放、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自1978年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体制基本稳定，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进而引起农村财富积累快于城市，进入1985年后城乡财富差距开始缩小。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城市改革一直是经济生活的主线，城市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扩大。城乡财富差距的变化滞后于收入差距的变化，城市财富积累到1990年才使城乡财富差距扩大。1994年国有企业开始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财富差距进一步缩小。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抓大放小”的战略，并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改革取得一定成就，城乡收入差别有所上升，使城乡收入差别97年较96年有所上升，98年与97年持平，但同年10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大力促进大中型乡镇企业 的发展，使城乡财富差距大幅度缩小。1998年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片空白，在农村“三农”问题严峻，城乡收入差别进一步上升，2002年高达3.1倍，城乡财富差距也由1999年的8.9倍急速上升到2000年的11.1倍。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相互作用使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自始至终呈现出纯粹的“二元”状态。建国初期，优先发展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采用，使中国经济成“二元”状；户籍制度的严格执行，人口无法流动，人口结构也成“二元”状；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按照马斯洛的人类发展需求理论，使人【2】

们对生存的考虑优先于社会保障，致使城市居民拥有较高水平的保障，而农民的保障几乎为空白，使城镇早熟的社会保障与农村没有真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存。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劳动保险，绝大多数城镇企业职工都享有“一揽子”社会保险。“文革”后，社会保障由企业保障所代替，企业职工及其家属的生老病死均由企业给予承担。加之计划经济高就业政策的实施，城市居民生活得到了全方位、高水平的保障。而此时农村居民的保障仅有：自然灾害时的政府转移支付、集体经济支持的“五保”户和以集体经济（生产大队）为主体的合作医疗，这些项目都不是正式的社会保障项目，农民完全依靠家庭保障。可以说，这段时期城乡间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人口结构完全一致，而且三者间的互动，进一步加深了城乡间的鸿沟，城乡壁垒森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就业结构也随之改变，“二元”经济正在逐步弱化；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同时由于城镇建设的需要，城市征用了一部分农村土地，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由“二元”变为“三元”，除原有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外，产生了一部分“中间人口”，人们称之为流动人口。进入90年代后，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并先后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和女工生育保险制度，以及“两个确保”措施和“三条保障线”政策，并为城市贫困居民建立了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民政部于1991年曾组织部分地区进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但是，随着1998年的机构改革，新成立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将此项工作停止下来。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50年没有改变，“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二元”向“一元”转型的经济结构和“三元”人口结构极不协调，已严重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迫切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进而缓解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生活贫困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贫困问题突出、抗风险能力脆弱的问题。中国的农民生活现状正如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素关系”理论所指出低收入与贫困相互积累形成循环困境：自然风险、疾病风险→致贫、返贫→人均收入很低→生活水平、营养、医疗卫生状况、健康和教育的下降→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产出停止增长或下降

【3】→低产出→低收入→强化经济贫困→抗风险能力进一步下降。“贫困的原因是贫困”，大

量农民生活处于贫困恶性循环之中。

从目前情况看，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有：农产品价格的回升、产量的提高、外出打工、减轻农民负担。但是，我国国内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国内农产品价格便失去了上涨的空间；近来经济增长缓慢，城镇下岗人员增多，城市失业率不断上升，“二元经济”结构筑高了农村居民进城的壁垒，使农村居民进城打工挣钱变得更加不易，加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难度。因此，解决农村居民收入问题的首要办法是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

此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劳动力报酬，特别是低水平劳动力报酬在合理的水平线之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程序和动态公布机制，明确职工所应享受的补贴、保险和福利。正常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应每年调整一次。

在低收入群体中，农民占绝大多数。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对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及缩小贫富差距至关重要。要积极推进农产品价格改革，完善资源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机制，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加快小城镇建设，加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切实减少低收入人群的数量。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失业、疾病、机会不均、资源分布不均因素带来的贫富不均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当建立起全面、适度、公平和有效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健全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贫困者的社会救济制度。特别是要解决好保障性住房问题，尤其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应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保障30年 郑功成著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 郑功成著 人民出版社 第1版

[3]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研究 潘光辉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第1版

第二篇：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贫富差距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贫富差距

中文摘要

本文概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贫富差距的基本状况，简要论述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结构以及其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缓解贫富差距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城乡贫富差距；“二元”结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贫富差距

一、概述

自我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居民之间贫富差距就日益增加。据统计，我国城乡财富差距基本维持在10倍以上，远远高于收入差距的2-3倍。这无疑会滋生出许多社会问题。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不是孤立存在的，收入的增加会加速财富的积累，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增加收入，因此，收入差距会导致财富差距，而财富差距会加大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相互作用使中国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如此，我国地区间和个人间的财富差距也随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而逐渐增大。

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个人素质差异带来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均，也有市场失灵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更有非法收入引起的分配不公。诚然，初次分配领域造成的问题主要靠制度的建设来解决，但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市场在分配领域是盲目的，有些分配不公不是制度建设可能解决的。因而，政府必须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整。

撇开政治和社会的观点不谈，仅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较大的贫富差别对国民产出和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是不利的。因为存在收入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所以较大的贫富差别极易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使国民产出曲线向内移动；在国民收入既定时，较大的贫富差别，则意味着社会经济福利的减少。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使不容置疑的，出现要素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市场在分配领域是盲目的，所以初次分配的结果不一定有效，不一定能够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适度的再分配，更有可能使全社会的经济福利达到或接近最大。因而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政府应加强收入再分配职能，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及存在问题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行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其产生原因是建国以来，优先发展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采用，使我国经济成“二元”状，而户籍制度的严格执行，导致人口流动性很差，人口结构也成“二元”状，人们对生存的考虑优先于社会保障，致使城市居民拥有较高水平的保障，而农民的保障几乎为空白。计划经济“高就业”政策的实施，城市居民生活得到了全方位、高水平的保障，而此时的农民完全依靠家庭保障。可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贫富差距

以说，改革开放之前城乡间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人口结构完全一致，而且三者间的作用进一步加深了城乡间的鸿沟，城乡壁垒森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就业结构也随之改变，流动人口逐渐增多，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二元”向“一元”转型的经济结构以及城乡和流动人口的“三元”人口结构极不协调，已严重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越来越完善，广覆盖的方针使大部分城乡居民都能享有基本的相关保障，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社保基金的筹集和管理方面还存在着很多漏洞。首先，我国财政尚未真正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社会保障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社保基金暂时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管理，实现专款专用，这致使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相当混乱。其次，从供给上看，我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水平极低且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供给严重不足。而转移支付需求不断上升，与供给的缺口越来越大。1995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统帐”制后，产生大量转制成本，政府面临如何消化转制成本的问题。对于以退休“老人”和已有工龄的“中人”的责任是政府的债务，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引起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在强调企业和个人责任的同时，忽视了政府应有的责任，政府部员承担转制成本，从而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不免有许多老人和下岗职工的产生，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多属于贫困群体，需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与关心，更需要分享经济增长的结果。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目前的城市贫困人口应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让人担忧的是，致使这些人致贫的主要因素不是个人和自然原因，而是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我们的转移支付制度如不能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他们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离不开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向弱势群体倾斜。合理的转移支付政策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反之，过度的转移支付供给可能导致财政负担沉重并影响经济发展；转移支付供给不足则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有效需求不足、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然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贫富差距

而，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供求缺口太大，远远偏离了制度“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最终目标。当前政府应该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合理安排支付结构，加大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努力缩小财富差距。

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贫困居民和农村贫困居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目前，老人、下岗职工和重病人家庭是我国城镇贫困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使城镇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的管理存在一定的漏洞，许多下岗职工表面处于失业状态，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实际上，已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实现了就业，在享受救济的同时仍有工资收入。所以，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带来的较多的是正面效应，负面效应较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城镇居民的贫困程度，缓解了城镇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但是在农村，由于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或，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缺少缓解的渠道，抛开地域性，实质上，城乡贫富差距表现为居民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性，不但没有缓解城乡贫富差距，反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由此可见，我国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还是需要予以完善的。

四、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迫切需要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进而缓解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生活贫困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贫困问题突出、抗风险能力脆弱的问题。中国的农民生活现状正进入一个低收入与贫困相互积累形成循环的困境：自然风险、疾病风险→致贫、返贫→人均收入很低→生活水平、营养、医疗卫生状况、健康和教育的下降→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产出停滞增长或下降→低产出→此收入→强化经济贫困→抗风险能力进一步下降。“贫困的原因是贫困”，大量农民生活处于贫困恶性循环之中。

从目前情况看，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有：农产品价格的回声、产量的提高、外出打工、减轻农民负担。但是，我国国内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明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贫富差距

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国内农产品价格便失去了上涨的空间；金融危机致使经济遭受打击，城镇下岗人员增多，城市失业率不断上升，“二元”经济结构住高了农村居民进城的壁垒，使农村居民进城打工挣钱变得更加不易，加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难度。因此，解决农村居民收入问题的首要办法是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城镇化。

目前，我国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提出公共物品，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抗风险能力，从而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链条，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城镇化发展进程的“瓶颈”问题。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过度到现代一元化结构，而非农化是二元结构转换的必由之路。非农化是指社会劳动力不断地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的社会经济过程，城镇化实质农村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中国经济结构正由二元结构转向一元结构，而社会保障制度却保持不变的二元结构。在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农村人口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流动人口更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只有真正为流动人口建立了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使这部分人稳定在城市，同时对留守农村的农民有一个带动作用，城镇化才会对农村非农化人口产生吸引力，才能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引到城镇，加速中国城镇化进程。所以，只有通过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缓解日益严重的城乡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 吴玲、施国庆.我国弱势群体问题研究综述[J].南京社会科学，2004，(9)[2] 孙光德 董克用.社会保障概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 [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4] 赵航.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现状及发展浅析[J].科学.经济.社会，2005，(2).[5] 孙迪亮.社会转型期城市弱势群体的特征、成因及扶助[J].理论研究，2003(1)[6] 洪大用.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若干问题[J].社会保障制度，2004，(2).

第三篇：关于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建议

关于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差距相对来讲有所扩大，尤其是表现在城乡收入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新著《中国经济专题》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就是“城乡差距问题”；林毅夫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入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因而极易引发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如林毅夫所言，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在政治上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经济上加剧了泡沫现象的产生，文化上变成了一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

城乡差距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紧迫课题。面对新时期、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出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我们要深入贯彻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全会提出的“城乡统筹”战略思想为指导，把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起来，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 1

结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从国民经济宏观层面调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财政、金融、税收、教育、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采取突破性的举措，形成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努力实现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为此我们建议：

1、建立长效机制

为防止我县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有效促进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恢复到正常水平，我县应该综合自身实际，要建立有效的长效机制，努力改变城乡二元分化格局。一是强化二次分配调节功能，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体制；二是加快推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分类管理办法，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功能，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三是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四是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体制。

2、统一城乡公共服务

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不是“恩赐”，而是责任，统一城乡公共服务是有效缩短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有效方式。为此，我县要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优先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建立以最低生活保、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鉴于城镇已经“应保尽保”，做好农村低保工作成为当务之急。建议参照其他地区农村低保模式，结合我县实际，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社会保障资源，把“五保户供养”、扶贫措施、定期救济与优抚等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要求进行整合和规范，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减轻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

３、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导致我县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县农村教育状况存在四个方面问题：一是中小学分布散，规模小，数量多。二是学校硬件建设较差，尤其是各学校功能室数量严重不足，设备陈旧落后，教育基础极为薄弱。三是多数学校尤其是小学生源少，师资水平低，校园管理混乱，教学效果不佳。我县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我县教育出现两极分化，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小学毕业人数与升入初中人数方面，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差距仍然显著，升入和完成高中及高中以上阶段教育方面，差距更大。为此，我县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均衡化、标准化办学”战略，大力巩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探索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全免费，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强乡镇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健全城乡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的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推进我县城乡教育均衡展。

４、统筹产业和劳动力双向转移

深入贯彻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合理利

用政府调控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空间合理布局，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一是产业向农村转移。我县要积极统筹城乡产业布局，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布点，对生态环境、交通和基础设施、产业布局要统一规划，严格规划管理，逐步实现产业链向农村转移，使农村资源得到最优化整合。二是劳动力向城乡转移。统筹劳动力资源开发，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解决城乡就业问题。当前这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怎样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提高城镇化水平。必须从宏观政策层面统筹考虑，从根本上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寻找途径。应当让农民从目前候鸟式的迁移逐渐过渡到能在城镇定居下来，真正使“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农民转变为“离土又离乡”的城镇居民，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限制性规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筹的国民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体系，使进城农民在子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5、优化东西部产业

科学合理规划我县东西两翼产业布局，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我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有效手段。结合我县实际，建立适应主体功能区划要求的城乡一体化规划管理体系，以及产业发展政策、空间集聚政策、生态保护政策、设施支撑政策等，通过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带动不发达地区经济

快速发展。就博罗而言，东部地区属山陵地带，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我们可以立足生态优势，围绕生态游和乡村游两个主题，挖掘地域旅游资源优势，重点发展旅游产业。通过旅游开发，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短城乡贫富差距。博罗西部地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经济较为发达，可以重点发展密集型工业，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优化资源，逐步形成工业区，加快周边新农村建设步伐。

6、加快城市化建设

统筹城乡建设，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缩短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我们既要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与配置、国民收入再分配或转移支付中的重要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同时，城乡统筹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只要我们发扬突破前人的勇气和胆略，不断开拓创新，就能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战略目标。为此，我们应该科学规划，活用工地资源，实行“三区分立”。一是建立密集居住区。当代农村住房建设零散，土地活力用率下降，不宜我县城市化建设。我县要对农民住房科学规划，划分出居住区域，集中建设农村住房，逐步形成密集居住区。二是建设工业区。众所周知，农村土地资源广阔，许多旱地不适宜农作物种植。我县可以考虑在这些地方建立工业区，集中迁移城市管理部分产业，这可以缓解城市人口的高密度问题，同时可以使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得利了充分的协调。三是打造农业示范区。加快城

市化建设并不表示要丢弃农业。农业是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属农业大国，农业产量居世界前列。我县应在加快城市化建设的同时，要努力建设农业示范区，打造国家级“一乡一品”农业产品，为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第四篇：缩小贫富差距论文

(一)应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功能。巴西在发挥社会福利制度效能、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中的做法，启发我国应统筹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以消除日益拉大的城乡贫富差距。我国一直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也呈现“二元”格局。总体看，城市社会福利无论覆盖范围，还是制度水平都远高于农村。因此，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首先应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保证城乡居民在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下参与市场竞争，让福利制度同等地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应建立全面、公平、适度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福利度，打破因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不公平而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城乡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共享、共用；打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农保”之间的制度障碍，实现养老保险一体化；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生活救助项目的一体化，做到社会救助资金的城乡统筹使用；实现基础福利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总之，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和制度保障。

(二)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再分配功能

收人再分配在巴西减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国，再分配的减贫作用则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依靠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来达到社会减贫的目的。¨纠社会保险对个人的再分配功能体现为：不分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凡是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都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以达到风险预防的目的。当这种风险变成事实时，根据损失大小确定补偿的多少。一般来讲，高收入、生活富裕的劳动者对于疾病及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要高于低收入和生活贫穷的人。因此，高收入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多但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反而较低，从而实现财富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我国在消除贫富差距时应十分重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较低收入水平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从而实现财富从富裕者手巾向贫穷者手中的转移。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从2000年的13 617．47Y人，增长到2009年的23 549．97)-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达到30％左右。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无疑使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收入再分配中来，能实现财富从富裕者向贫穷者的转移。而且，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连续七年提高企业养老金待遇,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富差距的作用。(三)整合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内容广泛，但从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情况看，无论哪项救助活动，在城市的实施都要比农村全面且有力。而且，城乡之间的救助资源很少能共享和统筹使用，形成城市救助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巨大、救助项目齐全、救助标准较高而农村救助资金来源单

一、数额较少、项目不全、标准偏低的状况。我国可借鉴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社会救助做法，整合与统筹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实现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继续发挥城市吸纳救助资金渠道广、数额大的特点，做大社会救助资金的“蛋糕”。尤其是在救助资金的使用方面，要实现城乡统筹，扩大农村社会救助的范围，提高农村社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四)促进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首先，重视和发展农村教育。由于农村教育础差、教学设施落后、教师待遇低，教育水平和 质量一直难以与城市相比。城市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使优秀的教学资源流向城市。农村教育质量低下直接导致乡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低下，并成为他们日后谋生和致富的障碍，久而久之，造成恶性循环，农村劳动力的收入逐渐与城市拉大，形成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应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始，应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其次，促进城乡教育的公平化。当前的城乡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不公平，城乡教育发展不公平等。这些教育不公平将导致城乡居民素质和能力的差距，最终将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公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从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因此，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主要应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与不公平，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国际上，通常把0.4（用来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的一个数值）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说明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会不安定。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

对于基尼系数的发布，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只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仅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逼近国际警戒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

无论基尼系数是否突破警戒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该《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虽然十六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分配改革并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快速提高，但整体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偏大。《报告》认为，过去一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资本收入高于工资收入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事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究其原因：一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工资性收入偏低。二是在二次性分配中，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通俗说，就是“杀富济贫”做得不够，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还需要加强。三是在经济转轨中，有些人抓住机会先富了起来，拉开了收入差距。四是长期以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更低于税收增长，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五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老百姓投资理财的机会较少，而资本市场，比如股市也没给股民带来更多回报，老百姓大多只能进行储蓄，可是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六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历史欠账多，账户也做得不实，影响了老百姓收入。

收入差距的形成还与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徐洪才说，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而国有资产规模又一直在壮大，普通老百姓从中却得不到实惠，政策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突破。还有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没有突破。农民的自留地、小产权土地没进入商品流通，农民因此就没得到级差地租带来的增值收益。如果农民富了，消费也就火了。

“提低控高”提高百姓收入

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此，要下大力气“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而调节高收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需要从长计议多方创造条件稳步推进。因此，当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点是“提低”，同时创造条件“控高”。做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工作，必须同时“治本”：在一次分配领域，其侧重点应该放在更好地营造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上。此外，二次分配一定要解决当前存在的某些逆向分配的状况，切实保证二次分配发挥调节初次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功能，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随着经济发展，应该把普通百姓收入适当领先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作为目标。老百姓收入提高后能拉动内需，也能转变过去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竟然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那么什么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在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社会自然条件、政策的影响。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另外之前中央对东部地区以及城市的政策优势，使得这些地区快速发展起来，造成东西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方面，一些非经济因素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三、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因为种种原因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主要是因为我国人过众多，国情复杂，从而形成我国目前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新三座大山。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地区，下岗失业人员的扶持力度也不够大。

因此，要解决贫富差距不多扩大的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纠正的成本就会过高。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应国民收入依法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金、欠薪应急周转金等制度，努力促进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扭转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加强财税调节。财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力工具。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通过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三，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充分就业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础。促进就业创业，一靠发展，即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比如支持内陆省份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优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劳动力和困难群众就业，比如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帮助农民工及新生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以带动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创业等。“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第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充分发挥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不让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农村教育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终保持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教育照顾好农村留守儿童、完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等。

第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的风险 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切实解决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失业保障金的管理上，严厉打击某些贪赃枉法者将“救命钱”挪作他用的行为。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通过各种措施解决他们的难处。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七，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第八，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第九，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强制度建设，杜绝腐败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强收入管理，提高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切实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实现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第五篇：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摘要：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和谐相处和安居乐业的社会。缩小社会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关键字：贫富差距 社会公平和谐社会

引言：社会差距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一个客观现实，合理的地区差距既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反之也促进着现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但是社会差距是把双刃剑，它的过度扩展也会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如果无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会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还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下将通过对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和原因的分析，为我国现阶段的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2]

[1]1.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2O世纪8O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1.1 地区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

我国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O倍多；同年，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4.1倍，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地区广东省与较低地区甘肃省相差2.2倍多，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更为悬殊，1995年，东部乡镇企业总产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560.2倍；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较低地区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南北差距也在明显扩大。1.2 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标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1.3 行业差距比较悬殊

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差距扩大。以全国16个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1计算，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1978年为O.76：1.43，1995年扩大到0.64：1.4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分别比1993年增长35．8％，而外资和私企的工资上升了 1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l4％。1990—1996年，国有、集体和其它单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1．36：1：1.78扩大为1.46：1：1.92。1999年在15个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行业，较低行业为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差距都在两倍以上。1.4 贫困群体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

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另一方面，十年前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中国内地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 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 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O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6，20世纪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因此，解决好我国社会差距问题，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重大。

2.贫富差异加大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我国经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同时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社会差距的水平。2.1 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但是，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不够健全，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2.2 出口退税政策

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2.3 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

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2.4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差距。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外资，发展我国经济，实行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3.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对策建议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到分配过程，又涉及到分配结果；既包括初次分配问题，又包括再分配问题；既牵扯到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问题，又牵扯到税收体制改革问题[3]｡因此，必须全方位地分析，比较，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即正确理顺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分配领域的诸多矛盾，防止两极分化，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而影响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3.1 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分配取决于财产所有权和财富积累的分布状况，而收入的分配取决于知识技能，职业培训和这些技能的市场价格。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是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搞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率提高了，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吸收的就业人员就越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不可避免地与经济波动相联系。当经济运行转向不景气时，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企业陷入困境，程度不同的减员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这就会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相反，当经济开始回升时，景气预期将促使企业纷纷扩大经营规模，纷纷雇佣劳动力，新企业也不断涌现，这些都急剧地扩大了社会就业量[4]。就业越充分不仅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经济基础，而且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3.2 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机会均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统筹安排，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提高社会再分配能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3.3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

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业的现金收入。农民外出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当前和今后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除此之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开拓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3.4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加强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积极营造一种使人们通过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来致富的社会环境｡

3.5 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的收入差距，对于企业要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要在继续增加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职务，职称之间的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5— 2—20．

[2] 刘建国.促进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J].学术平台，2009-02-2.[3] 侯勇.在新形势下实现社会公平协调利益分配的重要意义[J].民营科技，2009年第3期.[4] 冷溶.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