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户籍,能否按照城镇标准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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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农村户籍,能否按照城镇标准赔偿

作者:吴尚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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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户籍,能否按照城镇标准赔偿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在包括交通事故在内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其中的赔偿项目,如“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是按照受害人的农村户籍或者城镇户籍来适用不同标准,计算赔偿额。由于该两项标准的数额不同,同样的受害情况可能导致的最终赔偿相差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出现了社会舆论所指责的“同命不同价”。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受害人虽然是农村户籍,也可以按照城镇标准来计算赔偿呢?现本律师总结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规定:“受害人„„虽然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

因此,受害人只要有证据证明符合前述条件,即可按照城镇标准来对待。受害人可以提供的相应证据如:居住证(又称“暂住证”)、租房合同、房产证明、居委或派出所的证明、社保证明、工作证明等,需要注意的是,前述证据并非提供单独一种即可,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提供尽多的证据以加强证明力;

二、《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在同一起侵权(含交通事故)案件中,如果在死亡的多名受害人中,其中一人为城镇户籍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城镇的,则其他数人也可以一并按照城镇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

虽然该法在一定程度上,让户籍造成的赔偿差距得到“矫正”,但本律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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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该条规定仅适用于“死亡赔偿金”,对于“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是不适用的。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随着来自社会公众要求缩小因户籍差别而造成的赔偿差距的呼吁,一些地区的法院在对农村户籍适用城镇标准赔偿的条件认定上,逐步放宽,这也是作为司法人性化、进步化的表现。

第二篇:驾驶员车下受害 能否按照本车的第三者赔偿

驾驶员车下受害 能否按照本车的第三者赔偿

中国保险报2014-2-17 9:59:54

案情简介

2012年12月30日22时许,郭某某驾驶豫F56×××-豫F7×××挂重型普通半挂车,沿106线由南向北行驶至106线341公里100米时,与停在此处的阎某某驾驶的冀DK××××-冀DV×××挂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后又与下车检查车辆的阎某某相撞,导致阎某某死亡,两车受损。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次事故中郭某某和阎某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事故发生后,阎某某亲属为请求赔偿,将豫F56×××-豫F7×××挂重型普通半挂车和冀DK××××-冀DV×××挂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主和保险公司等起诉至河北省南宫市人民法院,请求双方车辆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共计请求赔偿546931元。

南宫市人民法院经一审审理后,做出民事判决书,判决豫F56×××-豫F7×××挂车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和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268119元;判决受害人驾驶的冀DK××××-冀DV×××挂车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邯山支公司马头营销服务部在交强险和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273465.50元。一审判决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邯山支公司马头营销服务部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

驾驶员阎某某下车后被撞死亡,本车保险公司应否按照第三者承担交强险和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对此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观点之一: 驾驶员出事故时已经脱离所驾驶车辆,属于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应当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一审判决持这一观点。

观点之二:驾驶员针对自己驾驶的冀DK××××-冀DV×××挂号车系操控者,不属于该车责任的第三者,保险公司不应按照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赔偿。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三者险,都是责任险,对于这一观点各方均无异议。责任保险,当然是对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保险,而赔偿责任的对象第三者理应是受害人,施害人或被保险人是不属于受害人的。驾驶人是本机动车的实际操控者,所谓“操控”,非但指驾驶车辆,还包括按照道路交通法规停靠等管控行为,驾驶员无论在车上或车下都对本车安全的使用负有责任,其在交通事故中是肇事者,是事故的责任者,是本车损害责任中的施害人,正如本案所涉事故中,阎某某虽然在车下仍被认定为事故的同等责任者,机动车责任保险不可能对责任者自身的损害,再以支付保险金的形式对责任者进行补偿。

从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而言,关于驾驶员对本车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驾驶员被列为本车交强险的被保险人,不属于交强险受害人的赔偿范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下称《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二条

(二)规定,交强险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阎某某是本车的合法驾驶人,属于本车交强险的“被保险人”。驾驶人一旦操控车辆,因职责所限具有更大的责任,是该车的第一责任人,而脱离操控的投保人对车辆的安全保障责任相对减弱,转移至驾驶人。驾驶人无论是在车上驾驶,还是下车操控,该车的责任均属于该驾驶员的责任,交强险合同保障的正是该驾驶员的责任范围,根据《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和《交强险条款》第五条规定,作为被保险人的驾驶员的人身伤亡不属于本车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其次,驾驶员不属于本车的第三者。本案涉及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作为本车驾驶员的阎某某负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由此说明,阎某某是冀DK××××-冀DV×××挂车的当值驾驶员,因车辆使用过程中停靠不当是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的一方。倘若其受害与本人的施害行为有关,他不能成为自己的第三者,不能成为本人责任的相对人,自身的受害结果不能成为所驾驶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故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将“本车驾驶员的人身伤亡”列为责任免除的范围。

第一种观点所称“驾驶员脱离所驾车辆后属于第三者”不能成立。机动车是靠人操控的物,一旦被启动使用必然有相应责任人,否则,会出现责任主体的缺失,车辆的不当停放也无需有人负责,本次事故中也就不存在阎某某承担事故责任的问题。因此,责任保险必然源于机动车责任人的责任,应当严格区分损害发生的施害人与相对的受害人,客观确定保险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赔偿。驾驶员无论在车上或车下均不能成为本车的第三者,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第三

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

终审判决

本案经过二审,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认为:第三人是指交强险之被保险人对之负有损害赔偿责任之人。阎某某作为冀DK××××冀-DV×××挂车的驾驶人,其本人就是被保险人,不存在转化为第三者的问题。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阎某某的责任。阎某某也不属于上诉人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支持了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

同时,二审法院认为:受害人阎某某的死亡,系豫F56×××-豫F7×××挂重型普通半挂车与停在此处的阎某某驾驶的冀DK××××-冀DV×××挂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后又与下车检查车辆的阎某某相撞造成的。排除了冀DK××××-冀DV×××挂车与阎某某死亡的关系,判令豫F56×××-豫F7×××挂车方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阎某某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篇:农村户籍居民可在城镇申请低保

自治区将扩大城镇低保申请范围农村户籍居民喜盼佳音

——和平社区张传新

内蒙古自治区将实行新的低保政策,即拥有非城镇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在所在城镇务工或居住超过两年以上时间的,可以向务工居住所在城镇递交低保申请书,我网格内居民李秀花是新华镇农村户籍人员,在开鲁县内打工居住已达13年之久,老两口一直干零活,现在给欣苑小区做门卫,两人每月收入不足700元,居住环境差,平时靠捡破烂填补家用,还要供孙女读卫校。李秀花的老伴身体非常不好,现在已经卧床不起,每天靠打针吃药维持生命,当我得知这一好消息时,就马上通知了老两口,让他们准备申请低保的相关手续,当大娘得知这一好消息后,非常的高兴,不停地夸党和政府的政策好,让他们的生活终于有了盼头!

第四篇:城镇户籍继承农村宅基地的案例分析

城镇户籍继承农村宅基地的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原告薛万诉称:

一、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颁证时未进行实际调查,错把本属于薛三的宅基地登记在薛大名下。

二、该宅院系薛三继承所得,生前从未给子女进行过分家析产,对此被告将宅基地使用证颁在薛大名下侵犯了原告权益。

三、薛三去世后,原告与母亲搬至该宅院内至2010年才得知该宅基地已登记在薛大名下。

被告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辩称:

一、颁证行为是依据村委的调查、审批表和薛大的申请进行的,并无不当。

二、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54年11月11日,薛万父亲薛三与母亲于降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双方婚前各有宅院一处,于降的宅院系与前夫离婚时分割而得,薛三的宅院为继承而来。双方结婚时,薛三与前妻所生二子一女,长子薛大(2008年10月21日去逝),次子薛玉(1995年9月17日去逝),女儿薛英(结婚另过,已申请放弃参加诉讼)。婚后薛三的长子薛大与次子薛玉、女儿薛英居住在薛三的祖遗宅院内。1964年薛万父母薛

三、于降共同拆建了原薛三祖遗宅院的房屋,并由薛大、薛玉、薛英居住。1964年5月14日,薛万出生,其与父母在于降的宅院内居住生活。1992年,原忻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忻政发[1992]68号文件精神,对全市农村居民个人建房用地进行了调查勘丈、审批。1992年10月10日,原忻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忻集建(1992)字第02599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将薛大、薛玉共同居住的争议宅院颁证于薛大名下。2005年8月25日,薛三去逝,于降和薛万搬迁至该争议宅院居住生活。2011年1月21日,薛万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为薛大颁发的忻集建(1992)字第02599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1年5月18日,于降去逝。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2012)忻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为薛大颁发的忻集建(1992)字第02599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政府负担。宣判后,高引枝等六人向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6日以同样的事实作出(2012)忻中行终字第3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焦点

1、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由农村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继承?

2、人民政府在颁发宅基地使用证时应进行实质性审查还是只进行形式性审查?

法院裁判要旨

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薛万作为薛

三、于降二人的儿子,对涉及薛

三、于降二人合法财产具有继承权。虽然薛万是城镇户籍人口,但不能据此丧失对集体土地性质的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权。根据2011年《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所以薛万对本案诉争宅基地使用权拥有继承权。忻府区人民政府仅依据忻府区播明镇西播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而没有对诉争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属进行实质性审查,在没有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的情况下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程序违法。因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由城镇户籍人员继承 我国《宪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继承法》明确规定“公民的房屋是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可以作为遗产予以继承”。也就是说,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可以继承的,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公民继承了房屋当然可以使用房屋所占的宅基地。因此,事实上在集体组织内部,宅基地使用权得以“继承”。另外,在国土资发〔2008〕14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严格落实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法律规定。除继承外,农村村民一户申请第二宗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不予受理”。可以看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继承在法律上是受支持的。由于此种“继承”只在农村集体组织内部进行,所以长此以往,不会造成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失,也不会对农村住宅的管理造成混乱。但在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丧失其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主体资格以后,是否还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权就成为另外一个核心的问题。2011年《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性回答:‘非本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2、人民政府颁发宅基地使用证的审查程序问题 随着《物权法》的出台,与之相配套的土地权属登记的相关法律、法规也相应出台,其中关于宅基地登记的问题,《土地登记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土地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的登记事项提交下列材料:

(一)土地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四)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及宗地界址坐标;

(五)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完税或者减免税凭证;

(七)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第十三条规定: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土地登记申请后,认为必要的,可以就有关登记事项向申请人询问,也可以对申请登记的土地进行实地查看。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法规关于政府部门在进行宅基地登记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实质审查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尤其是关于土地权属证明的形式没有做出具体规定。这就导致在实践当中土地权属的实质性审查往往变成了对土地权属证明的形式性审查。所以在土地行政登记案中,关于土地权属的确切来源的举证是由原告来进行,被诉行政机关往往无证可举进而承担了败诉的风险。因此,土地登记机关在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时应查明利害关系人的意思表示和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不能轻信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3、参照适用本案例需要注意的问题 适用本案例裁判要旨时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在案件受理后,法院要查明与诉争宅基地相关的所有利害关系人,并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是对于因继承房屋而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非农村户籍人口,其子女出生即为非农业户口,是否可以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并为其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对于此点,虽法律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笔者认为考虑到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失问题,对出生即为非农业户口的人员是否可以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并为其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的问题还有待商榷。三是此类案件审理时应注意,为非农业人口办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前提是建立在继承宅基地上房屋的基础之上。【特别声明】

第五篇:工伤赔偿后能否申请侵权赔偿

工伤赔偿后能否申请侵权赔偿

案情:机械厂雇佣的带班长马某在车间内修理机器时,敲打溅起的铁砂将在一旁协助修理的李某的右眼致伤。李某虽经住院治疗,最终造成右眼残疾(经鉴定为七级伤残)。机械厂业主原某仅支付7000元医疗费后,就不再赔付。之后,经李某申请,该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其为工伤,并经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机械厂赔偿李某各项费用4万余元。后李某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马某对其进行侵权赔偿。

分歧意见:第—种意见认为,原告不应得到双重赔偿,理由是劳动局既已认定其为工伤,经仲裁由机械厂赔偿其各项费用4万余元,李某无权再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应得到双重赔偿,理由是工伤保险给付和侵权损害赔偿系两种不同的请求权,两者不能相互代替。

评析:同意第二种意见。在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工伤事故赔偿中,应选择兼得模式,受害人既可以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待遇,还可以向侵权第三人要求侵权赔偿。

首先,工伤保险给付不能免除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工伤保险法属社会保险法范畴,带有“公法”性质,以社会连带思想和社会风险理论为基本理念,以维护劳动者基本生存权为目的,旨在保障工人因工作导致伤害时获得必要救济,防止其陷人生活困境。而侵权赔偿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三人侵权赔偿是其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可能由工伤保险机构来替代,也不能因受害人受领有工伤保险给付而免除。如果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后果因工伤保险给付而免除或减轻,作为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不承担由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则是对侵权行为的放纵,既有违法理,更失之公正、公平,其不利于社会正义、社会和谐。

其次,工伤保险给付和侵权损害赔偿是不同的请求权,两者不能相互代替。两个请求权均可以独立存在,当一个请求权消灭时并不当然带来另一请求权的消灭。受领工伤保险给付不能替代或消灭受害人的侵权赔偿请求权。工伤保险法是从侵权法中发展并分离出去的,其宗旨是一种社会救济。职工发生工伤后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工伤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法定的义务。工伤职工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就工伤保险待遇给付问题形成的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基于该工伤保险法律关系,工人享有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权。而第三人侵权是一种违法行为,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伤害,受害人对侵权之第三人产生民事侵权赔偿之请求权。

最后,双重赔偿具有可行性。《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职工工伤可获得双重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多支持受害劳动者双重赔偿。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引起工伤的“第三人”应该是指除用人单位和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职工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果工伤事故是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其他职工引起的,那么受害者不能再向引起工伤事故的职工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因为该职工是履行职责的行为,其行为后果由用人单位承担,此时受害者不能获得双重赔偿。本案中的实际侵害人马某并非机械厂的职工,而是其雇佣的带班长,应当认定为第三人侵权。当然,马某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也可以根据雇佣合同的约定向机械厂追偿。

雇主对雇工承担赔偿责任后向侵权第三人追偿的法律意见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因第三人(单位)的行车工操作不当,致使行车挂斗坠落,雇工受伤。雇工因人身损害向雇主提起民事诉讼,而雇主在承担了判决书确定的赔偿责任后,依法向第三人进行追偿。针对本案,第三人即被告方提出了以下两点异议:

1、雇工因雇佣关系而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作出的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书,可否作为确认第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

2、第三人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作为雇主的委托代理人,本人提出了以下代理意见:

一、就现有证据来说,可以认定被告的行车挂斗脱落致使原告雇工朱**头部受伤,被告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

1、从侵权案件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朱**受伤一事有明确的时间、地点、致伤的事实,也就是有明确的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市**区人民法院在(2006)**民一初字第**号判决书中对现场三名证人出具的证言进行了认定:被告的行车工违规操作,致使损害发生,可以明确该损害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且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2、从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来说,本案也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在原告已经举证证明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后,即应由被告举证证实其没有过错,否则,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庭审时,虽然被告申请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但该两名证人均系被告公司职工,具有明确的利害关系,其证言效力较低。结合证人证言,两人均陈述原告雇工在被告厂区内受伤一事,但事发时并不在现场,也就是说其证言系传来证据,其证明效力应远低于直接的、原始的证据,即现场证人陈**等人的证言。在被告正常工作时间,朱**被运行中的行车挂斗致伤,而作为证人之一的樊**系被告的行车操作人员,却推说其不在现场,明显与**区人民法院在(2006)**民一初字第**号判决书已经认定的陈**等人的证言相矛盾。

二、关于**市**区人民法院(2006)**民一初字第号**和(2007)**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可否直接作为本案证据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1款第4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这里所指为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是指本案所涉及的事实已经在其他案件审理中被法院确认。如果本案诉讼的当事人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已为生效判决所认定事实的,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仍然要负证明责任。因此,在**市**区人民法院(2006)**民一初字第号**和(2007)**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与该案有关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本案证据适用,无须重新举证证明,被告如有异议,可举出相反证据推翻该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

三、原告已按照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雇工承担赔偿金的垫付责任,原告向作为侵权人的被告行使追偿权,符合法律规定。

1、依据**区人民法院(2006)**民一初字第号**和(2007)**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明确认定的事实是:原告与朱**存在雇佣关系,朱**根据雇主的指派,在被告的厂区内工作时,被被告所有的行车挂钩脱落后致伤头部,事故发生后朱**提起诉讼,经法院判决原告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依法向作为侵权人的被告进行追偿。上述事实已为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完全可以作为原告向被告主张追偿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2、其次,原告在向雇工承担赔偿费用垫付后,依法可以向侵权的第三人进行追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原告作为朱**的雇主,目前已依照判决书确认的赔偿项目进行了全额赔偿。因此,原告向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致害人即被告提出赔偿请求权,正是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被告作为受害人朱**人身损害的侵权行为人,应对该侵权事件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原告只是依法律规定先行履行了雇主的垫付义务,对于在该侵权事件中受害人朱**因被告的侵权行为而导致的人身损害,原告有权依据**区人民法院(2006)**民一初字第号**和(2007)**民一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偿付数额向被告追偿,并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先行垫付的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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