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问题官员不能搞“神奇复出”

第一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问题官员不能搞“神奇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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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问题官员不能搞“神奇复出”

在官员问责制推进过程中,无论是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增强其公开性和透明度,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详细解释清楚新职位与复出官员的对应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还要为舆论监督创设绿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监督“问题官员”的复出之路

在近日召开的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七个一”帮扶对接会上,吴显国以“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会议。而在2008年9月,因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被认定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经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免去吴显国的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近年来,被问责的官员一旦复出,无论职级高低、是否异地,都会引起舆论的质疑。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任与其原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一个官员被问责后,还能不能复出?这是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尽管“问题官员”复出会有损问责的威严,但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改过自新,重新出来工作也无可厚非。社会公众对问题官员复出大多包含着质疑,正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所说:“目前很多官员都是悄然复出,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因此,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这些官员的复出是媒体向社会公布的,反而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事实上,公众不满和质疑有时不在程序,而在于复出的官员并没有承担应有的社会和政治代价。诚然,被问责的官员可能并不是直接责任人,且不少“问题官员”在执政能力上确有过人之处,因此,举贤不避“过”、用人用其长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轰轰烈烈的问责要具有震慑意义,必须以事实说明其严肃性与惩戒性,即便是复出,也要让群众心服口服。“问题官员”不管问题大小,复出时也应当照顾到公众的情绪,将复出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做到“进退有据”。这既是对公权力负责,也是对公民知情与监督权利的尊重。

现在的问题是,在围绕对“问题官员”问责与复出,官民之间并未形成共识,反而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每一次“带病”复出,就多了一道印痕。许多“问题官员”的复出,官方都没有主动公布消息,都是被媒体追问后“承认”。尤其是当问责面临拷问,连复出也沦为病态问责“背书”,那么,在立法初衷和道理上都无可辩驳的官员复出程序制度设计显然不能操之过急。在官员复出程序还未成为生效的法律文本之前,如何保证问责的效力和力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只有无可辩驳的问责,才可能有无可指责的复出；只有无可挑剔的复出,才能有真正取信于民的官员问责制。

每一名官员所承担的责任,本身就有大小、时限、轻重之分,一个官员因为被问责,就彻底终结其政治生命,未免过于绝对化。单从官员问责制的完整性来看,一个完整的处分当然离不开必要的解除程序。这个程序既包括“问题官员”接受问责的时限,更包括问题官员复出的情况说明。公众对官员复出的质疑,除了包括时间上的疑问,更多的还是为什么非要“官复此职”不可?如何考评复出后官员的新政绩?如果这些细节问题不能公之于众,就算是问责时间明确无误,还是不能抹去公众心头的疑云。

近年来,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支撑,不少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很快异地为官或换个岗位当官甚至升官,他们的神奇复出无疑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其实,在官员问责制推进过程中,无论是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增强其公开性和透明度,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详细解释清楚新职位与复出官员的对应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还要为舆论监督创设绿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监督“问题官员”的复出之路。可以说,官员复出程序一吉林延边华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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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法制化、规范化,以往云山雾罩的官员复出现象或许将不再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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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3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问题官员“神奇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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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问题官员“神奇复出” 在官员问责制推进过程中,无论是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增强其公开性和透明度,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详细解释清楚新职位与复出官员的对应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还要为舆论监督创设绿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监督“问题官员”的复出之路

在近日召开的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七个一”帮扶对接会上,吴显国以“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会议。而在2008年9月,因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被认定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经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免去吴显国的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近年来,被问责的官员一旦复出,无论职级高低、是否异地,都会引起舆论的质疑。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任与其原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一个官员被问责后,还能不能复出?这是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尽管“问题官员”复出会有损问责的威严,但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改过自新,重新出来工作也无可厚非。社会公众对问题官员复出大多包含着质疑,正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所

说:“目前很多官员都是悄然复出,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因此,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这些官员的复出是媒体向社会公布的,反而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事实上,公众不满和质疑有时不在程序,而在于复出的官员并没有承担应有的社会和政治代价。诚然,被问责的官员可能并不是直接责任人,且不少“问题官员”在执政能力上确有过人之处,因此,举贤不避“过”、用人用其长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轰轰烈烈的问责要具有震慑意义,必须以事实说明其严肃性与惩戒性,即便是复出,也要让群众心服口服。“问题官员”不管问题大小,复出时也应当照顾

到公众的情绪,将复出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做到“进退有据”。这既是对公权力负责,也是对公民知情与监督权利的尊重。现在的问题是,在围绕对“问题官员”问责与复出,官民之间并未形成共识,反而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每一次“带病”复出,就多了一道印痕。许多“问题官员”的复出,官方都没有主动公布消息,都是被媒体追问后“承认”。尤其是当问责面临拷问,连复出也沦为病态问责“背书”,那么,在立法初衷和道理上都无可辩驳的官员复出程序制度设计显然不能操之过急。在官员复出程序还未成为生效的法律文本之前,如何保证问责的效力和力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只有无可辩驳的问责,才可能有无可指责的复出;只有无可挑剔的复出,才能有真正取信于民的官员问责制。

每一名官员所承担的责任,本身就有大小、时限、轻重之分,一个官员因为被问责,就彻底终结其政治生命,未免过于绝对化。单从官员问责制的完整性来看,一个完整的处分当然离不开必要的解除程序。这个程序既包括“问题官员”接受问责的时限,更包括问题官员复出的情况说明。公众对官员复出的质疑,除了包括时间上的疑问,更多的还是为什么非要“官复此职”不可?如何考评复出后官员的新政绩?如果这些细节问题不能公之于众,就算是问责时间明确无误,还是不能抹去公众心头的疑云。

近年来,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支撑,不少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很快异地为官或换个岗位当官甚至升官,他们的神奇复出无疑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其实,在官员问责制推进过程中,无论是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增强其公开性和透明度,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详细解释清楚新职位与复出官员的对应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还要为舆论监督创设绿色通道,以便更好

地监督“问题官员”的复出之路。可以说,官员复出程序一旦法制化、规范化,以往云山雾罩的官员复出现象或许将不再重现。

第三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财产公示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财产公示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政府对新任科级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在其进行任职前公示时，将其申报的个人财产情况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公示的财产涉及房产、汽车、工资以及债务等方面的数字材料。

关于官员财产公示，但凡有些风吹草动，总能吸引到许多人的围观。连云港市灌云县政府对新任科级干部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并予以公开的做法，便又不出意外的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一个县级政府的如此做法，笔者认为，虽然此举走在了许多同级政府的前面，但是，这不过是一场毫无亮点和特色，也不具备任何复制价值的临时举动。虽然是事是好事，但很难在官员财产公示的审美疲劳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此之前，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和四川宜宾等多个地区都搞过此类财产公示。较之于以上四个地区的财产公示政策，灌云县仅对新任科级干部财产进行公示的做法，并没有多少创新。在公示官员的人数、级别和财产的范围等多个维度之中，都显得很像是“小脚女人”。而看惯了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做法，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在现在这个环境和体制之下，灌云县财产公示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

质疑灌云县财产公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一者，灌云县财产公示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永久;二者，灌云县到什么时候，公示的范围才能扩大到全体公职干部，包括当地的为数不多的处级干部，包括有“土皇帝”之称的县委书记;三者，谁来监督官员所公开财产的准确性，房产信息未透明，官员有几套房完全靠自己申报，可信度又有几何„„笔者并非质疑灌云县财产公示的诚意，而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政府而言，如果对于本地官员财产公示没有一整套制度设计甚至是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仅仅靠地方领导的心血来潮，必然没有多少持久力和公信力。

官员财产公示，当然需要“单兵突进”，但客观来讲则更需要“整体推移”。官员财产公示阻力重重，有些时候，“单兵突进”的效果并不能保证，因此，我们更需要关于官员财产公示方面的顶层设计。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正在珠海横琴新区、广州南沙新区和韶关始兴县搞试点，这让公众看到了官员财产公示的信心。但必须要承认，如果没有大的魄力和勇气除去坚冰，之后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改革将会更加“积重难返”。而只有尽早地将权力关进笼子，权力才不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站在这个角度，灌云县财产公示并无多少标本意义。相反，只能证明地方政府在财产公示领域的“死循环”。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兴致所致”的地方政府，在官员的一声命令之下，搞了一些不完整、不完全的官员财产公开。许多看客也会欣喜一番，发出“公示总比没有公示强”、“让一部分人先公示，再让所有人公示”之类的赞许之声„„可是，官员财产公示并非儿戏，既需要严丝合缝的制度设计，又需要“壮士断腕”和“挥泪斩马谡”的勇气和魄力。那些不能保证长久的财产公示，也难免陷入“作秀”的质疑声中。

第四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电视问政官员就满头大汗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电视问政官员就满头大汗12月20日开始，温州市直属27个部门的一把手针对当前工作和明年的规划进行了总结汇报，整个过程持续了两天，全程现场直播。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因温州金融改革一度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一向能从容应对的他，在发言时一反常态，脸上不停地直掉大汗珠。（12月24日《东莞时报》）

年终述职年年有，为何一改成电视直播，部分干部就“满头大汗”了呢？除了情绪性紧张之外，一是温州这次的述职不是走过场，而是动真格，占考核的40%，排名末位将被淘汰，直接关系到这些一把手的“乌纱帽”；二是温州的述职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游戏，评委不仅有分管领导，还有专家学者，更有媒体群众代表，不好糊弄了；三是电视直播，完全公开化，有了“诚实”的压力不好撒谎，有了“监督”的压力不好推诿，需慎之又慎。

过去，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距离疏远，“夏有空调、冬有暖气”，难得满头大汗一次。群众熟悉的不是鲜活真实的干部形象，而是不苟言笑、刻板威严的神秘形象，导致的结果就是干部似乎权威十足，群众得仰视官员，一些领导干部也自我封闭、自我神化，把来自于群众的权力变成了对群众的恩赐。

近年来，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下，领导干部要上电视接受问政，要在评委面前公开述职，要在微博上与网友互动，要去跟网友面对面，领导干部的神秘感正在一层一层祛除，他们也会和平民百姓一样，急得或者紧张得满头大汗，也害怕公开的监督，也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好事，祛除了领导干部的神秘感，他们就必须像平民百姓一样，平时多流汗，才不会在述职的时候“满头大汗”。

第五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官员如何面对公众闲话1月16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称自己即将卸任，成为普通老百姓。刘玉浦认为，“表哥”、“房妹”等事件绝对是好事，是媒体、网络的监督到位。现在好多人不敢戴表，甚至有人说穿得太好怕人家说闲话，其实只要是用自己工资买的，就不怕人说。(1月17日《南方都市报》)

因为有了网络，才让许多“表哥”、“房妹”背后的贪官显出了原形。但是如果将“好多人不敢戴表”的原罪归于网络，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公众从来不仇官、不仇富，公众仇视的只是贪腐。官员“戴表”即使一时遭遇闲话，但只要“我本将心照明月”，明月不会总是照沟渠的。

其实，公众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绝不会只看其外表形象。明朝有个江苏巡抚叫刘应麟，为官清廉，严于律己，体恤百性，卸任时留诗总结自己和警示来者：“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炫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回乡。”社会公众看待官员，固然欣赏“来时一挑轻担”，但也绝不会置“去时车载船装”不理！纪检部门监督官员，也绝不能只看“廉洁”、“节俭”、“朴实”的表象，还应透过表象看本质，勿让烟雨遮望眼！

公众之所以会对“表哥”、“房妹”等说闲话，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基于自己所得信息推理后的理性质疑。即使官员都不戴手表了，质疑的闲话也不会消失，只要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就会勾起公众的合理怀疑。但是如果官员的信息和财产都透明了，已经具有了很强的公信力，即使面对“表哥”、“房妹”，如果没有破绽，公众也不会轻易“闲话”出口。

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信息和财产透明只是公众一头的热情，不透明被视为对领导干部的一种保护，但在实际上沦为对贪官的保护。网络让绝大多数清白的官员也成为舆论的受害者，成为不透明的受害者；对清白的官员来说，不应该停留在“不怕人说”、“不戴手表”上，而是应该加入呼吁透明或者率先透明的行列中来。面对公众的闲话，领导干部不能“鸵鸟”到底。哪个官员先迈出了这一步，这个时代就会记住他，公众也会给予他最诚挚的回报，他面对的也必然是一个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