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十大怪象

第一篇：中国大学的十大怪象

中国大学的十大怪象

刘 尧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中国大学出现了一些与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相悖的怪象，它们是：“官本位”现象；定位错位现象；学术量化考评现象；英语与专业学习的错位现象；研究生教育“学店化”现象；大学生“考证热”现象；学术行为失范现象；在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现象；师资选聘“唯文凭化”现象；“填表教授”现象。

关 键 词：中国大学大学精神大学理念怪象

中国现代大学创办百余年来，已有众多的大学探索了各自的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其中最为深刻，具有不朽生命力的是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它已融化在百年来中国大学追求科学真理、倡导思想自由和“研究学术，造就人才，服务国家”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大学永不磨灭的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庆典上的讲话》中提出，今天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这是对新世纪中国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具体概述，为我国大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在我国大学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出现了与上述大学神和大学理念相悖的一些怪象，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怪象之一：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

大学是学术组织，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眭依凡教授认为，[1]所谓“官本位”，即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大。突出表现在：我国的大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现在已经出现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不少大学里，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大学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若不委以官职，就会被看作是不重视人才。大学生对学生官也是趋之若骛。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学术权力是附着在大学内部的特有产物。然而在一些大学过于强调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官员的作用，一些职能部门出现了角色错位，将服务职能置换成指挥权力。教授及其群体的学术权力在不少大学不仅未得到充分重视，他们的办学治校之智慧与积极性也未充分发挥和调动。在关系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中，他们常常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我国大学的“官本位”趋势，不仅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而且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怪象之二：中国大学的定位错位现象

台湾大学的老校长傅斯年说，[2]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定位不同。大

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才。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作是学术殿堂。比如：同济大学也是老牌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闻名； 然而，电视广告里，它下属的“同济大学装潢公司”居然用同济的金字招牌拉装潢生意。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现在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当然，同济、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都有），而且 走在它的校园里，简直就像逛一个市场。还有，上海交大的系所分得真是细，比方说，居然还有个“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一个系：工程系。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熏陶出什么优雅之士？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傅斯年先生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道出了大学定位的模糊现象，客观的看，我国的大学在没有准确定位的前提下，盲目求大、求全、求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怪象之三：中国大学的学术量化考评现象

中国大学的学术量化考评制度，主要是看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与论文数量、专著数量，即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管质量高低，只看达到此等级刊物的平均水平。这种做法不能说舍本逐末，至少也是主次颠倒。而且，直接违反了一个简单常识：在定性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定量的精确。[3] 学术量化考评制度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把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级别的评定，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刊物/奖励/项目的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评定。具体而言：它把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威权核心刊物”，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不仅可以获得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经济奖励，还可以用作评定职称的最有力依据；它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最后，它把学术奖励也依据颁奖者的行政级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等，并依次给予不同的再奖励。[4]这种学术量化考评制度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危害是把大学教师引向只追求论文/奖励/项目的取向，造成论文/奖励/项目繁多，而没有带来学术的真正繁荣。

怪象之四：中国大学的英语与专业学习的错位现象

有调查发现，“英语”和“人才”早已在不自觉中被划上等号。由于大学生拿学位必须要过英语四级考试，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惟英语论，因而无形中，英语在大学教育中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考研者来说，英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调查还发现，这些年很多英语系的专科、本科毕业生，在对所报考的专业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英语专业的优势考上研究生的人愈

来愈多。也正因为如此，英语成了学生最努力学习的科目。相反的，专业课程被忽视了。众多的学生表示他们的英语学习时间和所有专业课的学习时间平分秋色。这是个可怕的比例，一个学生有多少专业课要学啊！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个人如果在30岁时还没有发表科学见解，那么他一辈子就难以在 科学界有所作为了。”有人用反推法算出，只有在大学阶段学好现有的科学知识，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才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这些脱颖而出的人才再经过几年专门深入的研究，恰好是出科学家的最佳年龄。而中国大学生４年大学的黄金时间，就是在学英语，由此错过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机。[5]针对英语教育出现的这些问题，有人指出：“由于英语考试，浪费大量学生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使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质量与日俱下，已经接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低水平。”此话虽然偏激，但却揭示出我国大学对英语学习不恰当要求的危害。其实，为考试而学习是没有意义的，英语只能作为一种学习和交流的工具。

怪象之五：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学店化”现象

众所周知，研究生教育是一种非大众化的精英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宽厚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能适应专业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可如今据报道，台湾研究生过多、研究所师资力量不足的现象日前在岛内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专任教师过少的研究所常招收大量“在职专班”学生，目的是“捞钱”，所收取的学费是本科生学费的５至６倍。舆论认为，这一问题导致台湾高等教育品质严重下滑，出现了研究所“学店化”现象。据了解，1980年至1998年，大陆大学在校研究生数量增长了８倍，清华、北大等学校的研究生人数已占到学生总数的一半。预计到2005年，大陆在校研究生将突破100万。连续几年超过30%的扩招，致使许多大学的教学设施、师资、科研设备等都跟不上需求，现行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对优质研究生学位的要求。研究生扩招直接导致了生均导师数量的减少，以前，一位导师指导2－3名研究生，扩招后，一位导师要指导20－30名研究生，导致部分研究生几乎处于“放羊”状态。这就是盲目扩招所酿成的苦果。以至有媒体发出了研究生教育该“研究研究”了的呼吁！由此可以看出，研究生这一精英化教育已经面临挑战。随着就业观念的调整和市场人才需求的增强，研究生教育必须接受市场竞争的选择。不调整人才培养机制，不挤掉研究生教育的水分，谁也不能保证内地的研究生教?岵换嶙呱?学店化“的末路，步台湾研究所的后尘。[6]现在，台湾研究所”学店化“现象以残酷的现实再次提醒我们，研究生教育的确该”研究研究“了！

怪象之六：中国大学的大学生”考证热“现象

近年来，我国大学掀起了一股”考证热“，秘书证、会计证、口译证、报关证、程序员证……大学生们纷纷忙着报考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大学生考证也受到了学校的鼓励和支持，据媒体报道，有些大学在校内设立了各种培训班，有些大学将职业技能资格考试内容列为选修课，让学生既能选修学分，又能参加资格考试。大学校园里的”考证热“虽然顺应了市场经济对人才的现实能力和职业技能提出的要求，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任何事情过了头就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现在，很多大学生将少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专业课，而将大部

分时间和精力用来获取各种证书，”考证“已成为部分大学生校园生活的主题，大学教育有沦为”考证教育“的趋势。实际上，”考证热“在提高大学生职业

技能的同时，也必然使一些大学生急功近利，忽视甚至荒废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7]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基础知识的灌输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不同于技能培训机构，大学教育不等于”技能教育“，更不等于”考证教育“。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并不是贩卖证书的机关“，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国大学应该引导学生和社会以全面发展的眼光去评价大学毕业生，让”考证热“尽快降温。

怪象之七：中国大学的学术行为失范现象

我国大学的学术行为失范已不是什么个别现象。这些失范行为在大学内部的大量发生，确实对大学知识殿堂的声誉及其庄重性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仅一些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考试作弊、抄袭论文；甚至某些个别教授、博导，也有学术行为失范现象发生。而近年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愈演愈烈的以单位、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这种学术行为失范较突出的表现：一是某些尚未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为获得授予权以花样翻新的手法来”打点“某些评委和一些特定人群；二是某些已经获得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出于各种隐情，向一些特定人群（往往是政界和财界的掌权者）提供学历和学位（主要是博士学位）。此二者看似不同，但实质则一样，它们都是一种实质上的贿赂行为。而前一种贿赂行为的目的，显然又是为了获得后一种贿赂的资本，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与那 种作为个人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相比，这种以单位、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显然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它不仅会”造就“一群不学无术的博士、硕士，以及教授、博导，还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公正，败坏了学术的声誉，实在是应该给予更加严格的管束。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纷纷对作为个人的学术行为失范予以口诛笔伐，而对这类以单位、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虽心知肚明却显得无可奈何。[8]从学术的长远发展看，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更大的，更加令人不安的学术变异性的”流行“病毒。

怪象之八：中国大学在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现象

2003年华东师大二附中与上海交大联手，在国内率先将部分大学必修课搬到高三年级，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对此，有关专家认为，华东师大二附中开展的这一探索对于打破现行的中、高等教育的相互割裂，培养高素质学生具有重大意义。其主要理由是：由于大学教师的学识、视野和教育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借用大学师资无疑将有助于加强高中教学、推动高中师资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另一方面，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生源，提高了高中教育的水平，实际上也就是提高了大学的教育水平。另外，目前的高考制度确实存在不少弊端，其中之一就是考生的学习能力、品德修养等等在试卷上是不可能反映出来的，说是”择优录取“其实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大学教师走进高中课堂授课，在传授知识之余也 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9]这种所谓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的问题，表面上看，它能改变中学封闭、关门的办学模式，更积极主动地争取大学的支持，大学也能更多地参与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实质上，它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依据此理类推，中学可以在小学、小学可以在幼儿园开设”先修课程“，这不

仅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混淆了不同阶段教育的任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违背了教育与人的发展相适应的规律。

怪象之九：中国大学的师资选聘”唯文凭化“现象

现在我国大学把教师中的博士学位数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许多学校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争取提高这个指标，如要求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要求新任教师必须具备博士资格，从别的学校去挖人等等，务必使这一指标超过别人，以提高学校的档次。王义遒先生说，[10]美国大学办学状况数据资料显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哈佛大学之名赫然列于榜末，而许多社区大学居然都达到100%。我们不尽要问，博士可否是衡量大学教师的合格标准？答案：既是也不是。说”是“，因为博士毕竟多学了一点课程，做过专题研究，是应比”非博士“多些学问。说”不是“，因为”博士“只是个头衔、”名分“、”资格“，说明有此学历，至于是否真有学问，是否有为师之德和才是大可考究的。反过来，一个人没有博士学历，未必就没有学问。即使是博士比比皆是的美国，自修成材者也 大有人在。至于中国，远的不说，如鲁迅、梁漱溟，近的如两院院士张光斗、王选，并没有什么博士头衔，难道他们不是大师级人物吗？他们不仅胜任大学教师之职，荣登名师之列，而且大学以有他们而”名“。可见，大学教师之本质或实质的东西，不是”博士“与否，而是，一有没有真才实学，二有没有为师之德。《人民日报》2002年6月11日第一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党的领导干部严禁在学历文凭上弄虚作假》。文章主张坚决纠正干部使用中的”唯文凭化倾向“，”在提拔、使用干部时，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干部的学历和实际知识水平，讲学历而不唯学历，对那些刻苦自学，长期积累，确有真本事的人也要纳入视野，该重用的要重用。“文章虽然讲的是干部使用问题，但是它的精神同样适用于大学教师的选聘工作。在大学教师的选聘工作中，重学位可以，但不能唯学位，”唯文凭化倾向“应坚决改变，大学应当成为充分吸纳各类真才实学专家学者的人才库。[11] 如果我国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片面追求学历学位而不求真才实学的”唯文凭化倾向“，必然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教育和学术事业繁荣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怪象之十：中国大学的”填表教授“现象

陶东风教授说，[4]自×年×月×日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立即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淹没。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其实，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年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原因是，目前我国大学正在进行以考核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铁饭碗、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学术生产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进行大学改革、提高学术生产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变成”表格教授“？说句实在话，填表不是没有好处的，填表的奖赏是金钱。但是我实在怀疑金钱数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随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充裕的时间与悠闲的生活比大把的科研经费可能更加重要。科研经费多了，学问下降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陶东风教授的困惑和感受在我国大学教授中具有普遍性，引起”填表教授“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消除这一现象也不是少填一些表格就能解决的，深层的根本原因是大学制度。创新大学制度是改变”填表教授“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眭依凡.大学庸俗化批判的理由[N].科学时报,2003.10.14

[2]一塌糊涂.一个台湾人看大陆大学[EB/OL]http://bbs.edu.cn/2004-04-09

[3]徐建新.中国大学科学技术的评价体系改革之我见[DB/OL].世纪学堂, 2003.8.19

[4]陶东风.高校改革与填表教授[DB/OL].当代文化研究网, 2003.7.23

[5]未名.英语考试应该取消[EB/OL]http://bbs.edu.cn/2003-03-30

[6]毛天祥.警惕研究生”学徒化“[N].科学时报,2003.9.16

[7]胡文.大学不是贩卖证书的机关[N].科学时报,2003.8.28

[8]仁青.警惕”集体“学术腐败[N].社会科学报, 2003.9.1

[9]未名.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EB/OL].http:// 2003.9.7

[10]王义遒.博士是衡量大学教师的标准吗？[N].中国青年报, 2002.9.15

[11]黄安年.评北师大学术职称评定中的”唯文凭化倾向"[DB/OL].学术交流网, 2002.7.1

本文是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基金项目与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基金项目的研究

成果之一。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 教授

第二篇：教育怪象

农村教育怪象

作为一名从教23年教育从业者，先后在村小、中心校、镇中学任教。近几年来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农村教师的办公条件得到了改善。应该说，除了学校地处农村，离县城较远外，教师的上班环境与城区没有区别。工作二十几年来，发现了一些教育怪象：择校热、补习热、甚至幼儿早教热，教师们琐事包围，现在的教育却早已丢失教育本来面目。

1、生源流失。农村小班制，却没人。虽然农村硬件设施已经得到改善，但是大量家长还是跟风渴望城区的优质教育，都千方百计的要把孩子送到城区就读。这导致城区学校班额过大，农村学校小班化严重的问题。并且由于优质生源的流失，农村教育进入一个死循环--生源越流失，越难出成绩，越难出成绩，生源越流失。导致农村教育变成一潭死水。

2、学校男老师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才参工时，学校基本上是男老师，耍个女朋友都没有，短短的二十年，学校基本上都是女老师，（除几个领导是男教师外）。

3、教师流失。每年大量老师申请进城考，想进办法往城区调动，导致好的老师很难留住。而且因为生源的问题，老师难教出成绩，农村老师的成就感明显不如城区老师，也因此更难一心安于农村教学。

4、教师为琐事缠身。教师为太多非教学的琐事---今天扶贫走访，明天社会评价宣传、禁毒，创卫，安全，志愿者，“五治”法制教育等等；报告，计划方案，总结，复查，老师真的不堪重负了；同时要求活动每一环节都要照相等“留痕迹”管理；今天这个检查，明天那个评比；当老师们被文山会海困住的时候，有多少时间去搞教学？老师最本职的工作就是教学：备课，上课，改作业，辅导学生。我们只想安安静静地教书上，还教育的本来面目吧！

第三篇：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2011年04月28日

来源：当代教育论坛

作者：刘尧

关于中国大学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比如：缺经费和办学条件，就大量投入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缺规模，就不断扩大规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现状；缺人文素质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缺高层次师资，就大量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师资；缺较高的教学质量，就大力实施教学改革„„缺什么就补什么！中国对大学改革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结果依然不能令国人满意。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质量、从公平到效益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忧的是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现代社会里的大学，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了。

今天的中国大学牵动着许多仁人志士的神经，人们不断在问，这是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其实，在我们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触及的是大学外表的功用，较少触摸到大学的本质——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作为创造、传承高深知识和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除了在其教学和学术上的地位与价值之外，还要求具有“明德”与“至善”的使命与理念。如果说后者是尊从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至上的道义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实现这种理念的手段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本质。依据此认识，我们考察今天的中国大学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一、大学理念缺失

大学理念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大学理念是灵魂。然而，就中国的当代大学而言，已经形成自己鲜明理念的大学还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虽然有完整的大学教育体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实践家，却缺少大学自治的社会环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现在中国很多大学对理念的思考与实践，多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质的层面。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震天口号中，许多大学规划几年达到目标，巨大的投入、宏伟的蓝图，美丽的校园中增添了许多躁动的学生„„大学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当科学家”，变成了在“社会轴心机构”中“我要票子、车子、房子„„”。

这一切就发生在承载国家未来的大学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学理念”的缺失！梅贻琦先生曾改用《大学》的第一句话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说明何谓大学。大学之道，在于精神层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层面上的求“能”。大学之道在精神层面上，在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探究知识的最高境界，这即是所谓的“善”。大学之道在器物层面上，在于教给学生真理的同时，合理地安排课程体系，使得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学为我所用”，教会学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学更应该为社会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让躁动的人们在这里静下心来研究一番最纯粹的科学知识，思考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使大学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二、大学精神缺失

大学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它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先进文化并以创新为取向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大学精神虽不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那样直观、可测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着在大学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上，使人时刻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感染力。

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为有效。然而，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多方面：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定位贪大求全，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文化品位下降，学术失范，一些学者把治学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冲突之际，往往按照权利的意志修改学术观点，而不是以学者的良知来维护学术自身的尊严；等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学同样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大学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教育活动中的人和大学教育的价值与品质。翻开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学校长及其大学教育活动，无不闪烁着大学精神的光辉，给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倡导的大学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引领一批学人开创了具有一代“风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处在这种变化中的大学更需要大学精神。

三、大学教师理想缺失

大学教师理想本应是教会学生认识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为动力，去追求真理，去获取广博的知识，从而宣扬德行，影响社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然而，近年来，中国大学普遍提出，青年教师要硕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评聘和引进教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教师学历职称“大跃进”现象，加速了大学教师的功利化。现在的一些大学教师热衷于所谓教育的实用追求，大学教师的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早已被抛之脑后。因此导致大学教育也越来越远离精神生活，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现在的大学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复制具有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个个缺少个性的眼睛与心灵。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力量，以及心灵的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辨识和选择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就将是很危险的，其存在的价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中国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现，可以洞见大学教师在促成学生“学历成人”时，忽视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说，大学教育已经忽略了人的心灵需求、人生目标、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等领域的东西，这样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在角逐利益时，就会不受理性、良心、正义和道德的制约而沦为经济动物。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并不缺少高深知识，却欠缺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不能不直面的大学教师队伍现状。

四、大学独立性缺失

现代大学在其教育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体现为大学独立的决断和独立的治理。大学之精义在于独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极易被其他机构代替。当大学处于追求真理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也属“官场人物”，必须按官场规则行事，这就使大学无法真正独立，这也对大学精神的造成了极大损害。一些行政部门缺乏对大学的必要尊重，更进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学独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强制献血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因为“有关部门”为其下达了“义务献血任务指标”。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化，大学如何能独立？

检阅今天的中国大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既没有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构成大学作为独立机构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大学是社会的构成部分，但大学的价值绝不在于沉落为社会的构件，而在先于社会独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领社会的发展。大学是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大学能够积聚社会良知、彰显批判意识，展现对民族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忧患与追求，所以大学应该将自身在制度构造上的独立性与其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

五、大学制度缺失

中国大学制度问题涉及大学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集权控制，大学内部运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没有以维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为目标，在大学权力分配、教学和研究、教师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行政权力泛化、官僚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学术不受重视，尊重学术人才自然无法得到体现。

中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等保持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完全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控制。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组织行政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长期难以解决。这说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彻底革除大学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学要完成其使命，还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学行政服务缺失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常常代替学术权力，以至于以行政权力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大学要实行民主管理，其意义不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为师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权在师生的“民主”，亦即大学主权属于师生，而不是属于校长或行政阶层。这一原则来源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原则表明大学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师生自下而上的授权，而非自上而下产生，大学师生满意和支持的行政组织就是大学合法的行政组织。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直接服务于师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驾于师生之上。这一原则也赋予了师生具有天然的监督行政组织的权利，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制，为维护和保障师生行使这一权利提供顺畅的渠道和途径。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组织必须为师生服务，对师生负责，这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存在的价值基础。

因此，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要牢固树立“师生权利本位，行政服务本位”的观念，以实现师生根本的学术（学习）权力作为自身服务的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师生之所想、谋师生之所求、解师生之所忧。对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而言，必须以师生拥护不拥护、师生赞成不赞成作为实践行政权力的最高准则。对大学的每一个行政人员而言，都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七、大学教授话语缺失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师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都由其教授来代表。如果一所大学有一大批学问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这所大学学术气氛必浓，学风校风必优，也必将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大学。大学教授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因素。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我有50%的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

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许多事务都与学术息息相关，应该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教授评议会中又有二三十个委员会，决定学校相关事宜，像经费预算委员会除决定经费使用外，还决定给一个系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规划委员会分别决定具体的教学、学术事务。然而，2004年2月4日《文汇报》对中国几所大学和所属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的报道是：“‘教授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却让人疑惑。我们都知道，成立教授会是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举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采用了教授会(当时名为评议会)制度，当时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学长组成的评议会不是“智囊团”，而是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才能实施。

其实，目前中国各大学以及各院系都设有类似于教授会的“学术委员会”，然而“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决策权，甚至也没有发言权，最多就是当当“智囊”。在大学这个学术的重镇，教授的权力无法体现，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存在。

八、大学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学优势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学由于在教育体系中的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历史传统不同，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才可办出特色保持优势。然而，中国大学“同质化”严重，已是国内外教育专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伯顿?克拉克说：“大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服务与质量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忧虑的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很多学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一种模式，都往综合化发展，都不断扩大规模，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许多大学校长呼吁：大学要办出特色！因为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学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学面临生存危机时可以呼之即来的救命稻草。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可以作为大学求生存和规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大学首先应将它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

九、大学学术评论缺失

学术评论是围绕学术问题实事求是地讨论与对话，它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严肃健康的学术评论可以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认识、繁荣学术，它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抑制学术腐败的有力武器。但近年来，中国大学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的空气非常缺乏，多数评论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艰深的剖析。其实，学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肃、积极的学术评论。在开展学术评论时，对优秀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之作应进行有力的批评和揭露；对平庸之作不作恭维吹捧。让学术在评论中推进，让学风在评论中净化。在进行学术评论时，还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应执其一端不计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辞。

同时，要严以律己，虚怀若谷，宽容地对待各种评论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阀、学霸作风，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创造学术讨论的良好氛围，推动学术发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意味着学术平等，不但一般学术人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是平等的，而且领导人对学术问题发表的意见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与其他学术观点进行平等交流。学术平等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保护少数，因为只有多数保护少数，才能使学术上的少数派，在平等的民主气氛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十、大学信任缺失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清华退学博士王垠曾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一些学子认为，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真是死读书活受罪。大学近几年连续扩招，在校人数激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大学管理改革滞后，必然会导致大学突发性事件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马加爵、薛荣华等事件曾一度震惊世人，黄蓉事件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类似的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也屡见报端。更严重的是大学充斥着浮躁之风、浮夸之风，出现了泡沫学术。大学在强大的商业压力下，日渐庸俗，乱办班、滥收费、乱设专业屡见不鲜。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尽管这类负面现象不多，这类问题在大学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视这类问题，就会给大学造成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原因作深层次的透视，防微杜渐，防止此类现象对构建和谐大学的负面影响。

第四篇：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关于中国大学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比如:缺经费和办学条件，就大量投入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缺规模，就不断扩大规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现状；缺人文素质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缺高层次师资，就大量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师资；缺较高的教学质量，就大力实施教学改革……缺什么就补什么！中国对大学改革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结果依然不能令国人满意。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质量、从公平到效益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忧的是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现代社会里的大学，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了。

今天的中国大学牵动着许多仁人志士的神经，人们不断在问，这是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其实，在我们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触及的是大学外表的功用，较少触摸到大学的本质——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作为创造、传承高深知识和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除了在其教学和学术上的地位与价值之外，还要求具有“明德”与“至善”的使命与理念。如果说后者是尊从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至上的道义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实现这种理念的手段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本质。依据此认识，我们考察今天的中国大学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

界。)

一、大学理念缺失 大学理念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大学理念是灵魂。然而，就中国的当代大学而言，已经形成自己鲜明理念的大学还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虽然有完整的大学教育体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实践家，却缺少大学自治的社会环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现在中国很多大学对理念的思考与实践，多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质的层面。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震天口号中，许多大学规划几年达到目标，巨大的投入、宏伟的蓝图，美丽的校园中增添了许多躁动的学生……大学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当科学家”，变成了在“社会轴心机构”中“我要票子、车子、房子……”。

这一切就发生在承载国家未来的大学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学理念”的缺失！梅贻琦先生曾改用《大学》的第一句话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说明何谓大学。大学之道，在于精神层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层面上的求“能”。大学之道在精神层面上，在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探究知识的最高境界，这即是所谓的“善”。大学之道在器物层面上，在于教给学生真理的同时，合理地安排课程体系，使得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学为我所用”，教会学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学更应该为社会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让躁动的人们在这里静下心来研究一番最纯粹的科学知识，思考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使大学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二、大学精神缺失

大学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它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先进文化并以创新为取向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大学精神虽不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那样直观、可测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着在大学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上，使人时刻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感染力。

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为有效。然而，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多方面: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定位贪大求全，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文化品位下降，学术失范，一些学者把治学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冲突之际，往往按照权利的意志修改学术观点，而不是以学者的良知来维护学术自身的尊严；等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学同样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大学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教育活动中的人和大学教育的价值与品质。翻开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学校长及其大学教育活动，无不闪烁着大学精神的光辉，给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倡导的大学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引领一批学人开创了具有一代“风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处在这种变化中的大学更需要大学精神。

三、大学教师理想缺失

大学教师理想本应是教会学生认识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为动力，去追求真理，去获取广博的知识，从而宣扬德行，影响社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然而，近年来，中国大学普遍提出，青年教师要硕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评聘和引进教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教师学历职称“大跃进”现象，加速了大学教师的功利化。现在的一些大学教师热衷于所谓教育的实用追求，大学教师的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早已被抛之脑后。因此导致大学教育也越来越远离精神生活，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现在的大学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复制具有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个个缺少个性的眼睛与心灵。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力量，以及心灵的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辨识和选择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就将是很危险的，其存在的价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中国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现，可以洞见大学教师在促成学生“学历成人”时，忽视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说，大学教育已经忽略了人的心灵需求、人生目标、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等领域的东西，这样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在角逐利益时，就会不受理性、良心、正义和道德的制约而沦为经济动物。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并不缺少高深知识，却欠缺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不能不直面的大学教师队伍现状。

四、大学独立性缺失

现代大学在其教育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体现为大学独立的决断和独立的治理。大学之精义在于独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极易被其他机构代替。当大学处于追求真理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也属“官场人物”，必须按官场规则行事，这就使大学无法真正独立，这也对大学精神的造成了极大损害。一些行政部门缺乏对大学的必要尊重，更进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学独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强制献血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因为“有关部门”为其下达了“义务献血任务指标”。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化，大学如何能独立？

检阅今天的中国大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既没有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构成大学作为独立机构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大学是社会的构成部分，但大学的价值绝不在于沉落为社会的构件，而在先于社会独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领社会的发展。大学是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大学能够积聚社会良知、彰显批判意识，展现对民族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忧患与追求，所以大学应该将自身在制度构造上的独立性与其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

五、大学制度缺失

中国大学制度问题涉及大学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集权控制，大学内部运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没有以维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为目标，在大学权力分配、教学和研究、教师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行政权力泛化、官僚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学术不受重视，尊重学术人才自然无法得到体现。

中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等保持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完全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控制。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组织行政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长期难以解决。这说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彻底革除大学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学要完成其使命，还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学行政服务缺失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常常代替学术权力，以至于以行政权力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大学要实行民主管理，其意义不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为师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权在师生的“民主”，亦即大学主权属于师生，而不是属于校长或行政阶层。这一原则来源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原则表明大学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师生自下而上的授权，而非自上而下产生，大学师生满意和支持的行政组织就是大学合法的行政组织。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直接服务于师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驾于师生之上。这一原则也赋予了师生具有天然的监督行政组织的权利，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制，为维护和保障师生行使这一权利提供顺畅的渠道和途径。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组织必须为师生服务，对师生负责，这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存在的价值基础。

因此，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要牢固树立“师生权利本位，行政服务本位”的观念，以实现师生根本的学术（学习）权力作为自身服务的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师生之所想、谋师生之所求、解师生之所忧。对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而言，必须以师生拥护不拥护、师生赞成不赞成作为实践行政权力的最高准则。对大学的每一个行政人员而言，都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七、大学教授话语缺失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师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都由其教授来代表。如果一所大学有一大批学问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这所大学学术气氛必浓，学风校风必优，也必将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大学。大学教授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因素。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我有50%的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

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许多事务都与学术息息相关，应该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教授评议会中又有二三十个委员会，决定学校相关事宜，像经费预算委员会除决定经费使用外，还决定给一个系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规划委员会分别决定具体的教学、学术事务。然而，2004年2月4日《文汇报》对中国几所大学和所属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的报道是:“„教授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却让人疑惑。我们都知道，成立教授会是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举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采用了教授会(当时名为评议会)制度，当时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学长组成的评议会不是“智囊团”，而是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才能实施。

其实，目前中国各大学以及各院系都设有类似于教授会的“学术委员会”，然而“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决策权，甚至也没有发言权，最多就是当当“智囊”。在大学这个学术的重镇，教授的权力无法体现，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存在。

八、大学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学优势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学由于在教育体系中的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历史传统不同，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才可办出特色保持优势。然而，中国大学“同质化”严重，已是国内外教育专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伯顿?克拉克说:“大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服务与质量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忧虑的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很多学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一种模式，都往综合化发展，都不断扩大规模，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许多大学校长呼吁:大学要办出特色！因为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学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学面临生存危机时可以呼之即来的救命稻草。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可以作为大学求生存和规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大学首先应将它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

九、大学学术评论缺失

学术评论是围绕学术问题实事求是地讨论与对话，它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严肃健康的学术评论可以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认识、繁荣学术，它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抑制学术腐败的有力武器。但近年来，中国大学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的空气非常缺乏，多数评论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艰深的剖析。其实，学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肃、积极的学术评论。在开展学术评论时，对优秀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之作应进行有力的批评和揭露；对平庸之作不作恭维吹捧。让学术在评论中推进，让学风在评论中净化。在进行学术评论时，还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应执其一端不计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辞。

同时，要严以律己，虚怀若谷，宽容地对待各种评论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阀、学霸作风，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创造学术讨论的良好氛围，推动学术发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意味着学术平等，不但一般学术人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是平等的，而且领导人对学术问题发表的意见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与其他学术观点进行平等交流。学术平等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保护少数，因为只有多数保护少数，才能使学术上的少数派，在平等的民主气氛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十、大学信任缺失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清华退学博士王垠曾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一些学子认为，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真是死读书活受罪。大学近几年连续扩招，在校人数激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大学管理改革滞后，必然会导致大学突发性事件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马加爵、薛荣华等事件曾一度震惊世人，黄蓉事件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类似的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也屡见报端。更严重的是大学充斥着浮躁之风、浮夸之风，出现了泡沫学术。大学在强大的商业压力下，日渐庸俗，乱办班、滥收费、乱设专业屡见不鲜。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尽管这类负面现象不多，这类问题在大学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视这类问题，就会给大学造成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原因作深层次的透视，防微杜渐，防止此类现象对构建和谐大学的负面影响

第五篇：人力资源的怪象

“人力资源部”的怪现象

关键词：人员流动，招聘，离职，应变，效率，信用，反思。

有的企业人员流动比较大，人力资源部对于离职问了问，解决了多少问题？牵扯到老板的问题大多沉默是金，似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就这样了。辞职与招聘，已近习以为常了，每天忙的不亦乐乎，有时还兴奋地对同事说着：今天去参加招聘会了！哎呀！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啊呀！今天累呀。……

然后同事们都报以微笑，似乎在为企业忙碌着，其实，他们所做的工作对企业的有用功有多少呢？有没有人计算过？

由于问题的所在得不到重视，致使下一句更重要的话卡在了离职者的喉咙。或者，离职者认为根本就不值得一说，只是笑一笑，心里想：“少问两句，赶紧办手续吧！底下的那个关系你又得罪不起！”

本来，一句话，一个举措可以留一个人才，而不必招新人对企业造成这样那样的浪费，然而，许多人力资源部格式化的话语只是挥一挥手，不带去一片云彩……，从不敢“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趣的是，中国的老板会表面上对他们的劳动表示极为赞赏，孰不知，自己的企业已经成为一个驿站，或者人才输出基地。

有人来应聘，部分人力资源部人员正在对着电脑打字或者上QQ、MSN、论坛，甚至打扑克牌等，看一眼应聘者，然后从椅子上一转身，对应聘者说：“哦，你应聘什么岗位？之前在哪里做？干几年了？先填张表吧。”接着又在电脑前忙乎了。等应聘者填完表，他们简单地按照每天的“口诀”问一问，然后给部门经理打电话。

在这里，所谓的人力资源部只起到了一个传达和“初试”的作用，然后把应聘相关事宜给了相关部门，部分人力资源部并没有准确地记录对人才的具体看法与有效的参考型意见，致使部门重复地问应聘者，使应聘者心里感到茫然，使企业给应聘者的第一印象不太好，而且效率不高。

说到第一印象太重要了，人力资源部面试时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企业，影响着入职者，一句关切，一句教育……，每个细节的影响力是深远的。

另外，没有理性地对待跳槽的人，谁年轻时还不换几份工作？人力资源部的人也不见得没跳过几个槽，轻率地认为跳槽者不忠诚，怎么不反问自己创建了什么可以留住人才的关键条件？

更为要命的是对人才接待不周！不知道体会和关心应聘的现状，比如应聘者是否需要喝水或者有无吃早餐等，应聘者求职的艰辛等等，让人才对企业产生某些方面的误解。有的人事部竟然对应聘者说：”先把简历放这儿吧，等领导回来我转告一声。”

“回去等电话吧。”

“我一周之内给你电话。”

或者认真地说：“三天之内我给你电话。”

3天、7天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应聘者瞬间有些出离愤怒，又瞬间将目标转向其他单位，心中对人力资源部充满了恐惧和憎恨，再恨恨地骂上两句，然后，又充满了希望……

再矛盾也没办法，人家是人力资源部嘛。

中国人向来以信用来律已并考验对方，人力资源部一言既出给电话，成于不成没有个电话，使自己的话不如烟雾，自己不尊重自己，还连累了企业！给企业摸黑！使得有志气的人以后绝不会对这家企业回头。

××企业算什么，哼，连个电话也没有……

而这些，老总并不知道，反而相信那一堆破文件。文件有什么用？人才到哪里去了才是应该思索的。

与其这样，还不如1300—1800元找一位称职的秘书或助理用心地整理人事资料就行了，他们对企业所做之事与企业所付给的工资不相称。苦就苦了一线员工！保洁、厨工、服务员、洗碗阿姨等，他们付出了多少？企业给予了多少？关怀了多少？

当我看到有的人辞职时，他们的脸上、身上有着原因，有着故事，而所谓的人力资源部第一句话一般是：辞职是吧，哦——，部门同意了没？为什么离职？对方笑着说一说……，再点点头，他接过来一看，再看辞职者有没有拿该退的东西……

然后，辞职者这里一签字，那里没找着人，仿佛在一座充满恐怖的城堡里寻找出路，心里充满了失落与渺茫的希望，身心俱疲。有的单位，离职手续极为不便，使得一位女经理在离职时发牢骚：辞个职比离婚还难！

一个人走了，或淡或浓的走了，那个问号也渐渐散去，这是人的悲哀！每天在企业重复着，似乎水滴石穿，到最后，解散了，只剩下一座空城。装修，是后来的故事，是否循环，够不够得着，还得看缘分了。

这是人力资源部为企业在做的事，资源在开发着，环境保护却没注意，可持续发展只是个旗号。

老板知道吗？没问过。

人力资源部，仍在乐此不疲的开发着，培训着，写着优美的报告……，用企业的钱在刊登广告，参加招聘会，人模人样地在阳光下提着公文包出入单位的车，有的还在招聘人力资源部储备干部，关注他们的后备力量。简直贻笑大方而不自知。

在讲“以人为本”的时代，人力资源部是否该反思了。

2008年5月25日20时43分31秒作于又进村无题斋（西安）。

★作者后记★

这篇文字发表在中国酒店业门户——最佳东方网“酒店人手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真引起许多朋友的关注，赞同与善意的批抨各半，也有一两个辛辣的，我皆用心地阅读完，在此感谢朋友们。

有专业人士说对人力资源了解不深，是的，就是了解不深，站在外行人的角度问个问题，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

是不是人力资源部可以不守信用？说了给电话，但就是没电话！还撰文告诫应聘者，面试别迟到，而自己的信用呢？

有的人力资源部说如果没通知就是没录用，那还得人家等啊，浪费时间，简直吊胃口！不到二元的电话费不但可以显示一个企业的风范，而且宣传了企业，心疼得很是吧？！节约不是这么个节约法！从事服务工作，而这点服务却做不到，遗憾。

还是反思一下，不要闭门造车。

2008年11月2日20时43分13秒于西安 再次感谢众多朋友对本文的关注！

2009年春天。周心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