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险救灾母亲拿到纠纷补偿款探讨与研究

第一篇：抢险救灾母亲拿到纠纷补偿款探讨与研究

抢险救灾母亲拿到纠纷补偿款

在汶川一线抢险救灾的军人母亲杨女士，因劳动争议纠纷，将原所在单位某街道办事处告上法庭。8月2日，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承办法官不懈努力和街道办事处的大力配合，该案最终以杨女士与街道办事处1990年8月至1998年5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街道办给付杨女士3.5万元补偿款的调解方式圆满结案。今天，恰逢八一建军节，杨女士终于拿到了盼望已久的补偿款。1990年8月，杨女士到街道办事处红十字卫生站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但街道办事处每月支付其一定数额的劳动报酬。2001年，红十字卫生站解散。2002年1月，杨女士以“本人现无业，无生活来源”为由申请享受低保待遇获批准。

2007年4月，杨女士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确认其与街道办事处于1990年8月至1998年5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街道办事处支付其1990年8月至2007年4月的工资7.3万余元及补偿金和工资赔偿金3万元;支付其养老赔偿金26万余元。

2007年6月，仲裁委员会裁决：杨女士与街道办事处于1990年8月至1998年5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但驳回杨女士的其他申诉请求。

杨女士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后，杨女士不服，上诉至二中院。

二中院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了解到杨女士儿子是空军飞行员，在此次汶川地震抢险救灾中被派往震区执行救灾任务，承办法官首先向杨女士表示慰问，同时考虑案件因历史原因产生的特殊性，决定加大调解力度，力促案件能够调解结案。为达到良好的调解效果，承办人积极与街道办事处领导取得联系。在与街道办主任就杨女士案件的历史情况、杨女士个人遭遇以及案件可能产生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充分交换意见后，街道办领导表示从稳定大局出发、从同情杨女士个人遭遇考虑，愿意配合法院力争以给付相应补偿款的方式调解解决该案，并愿意在今后多关心杨女士的生活，尽力为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让其能够安度晚年，也为其参加抢险救灾的儿子解决后顾之忧。

第二篇：河北水泥企业关停案：案件胜诉,拿到补偿款

河北水泥企业关停案：案件胜诉，拿到补偿款

案件事实

韩先生自90年代开始在河北经营水泥企业，依法办理水泥企业生产许可证及其他手续，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营利能力稳定。2017年4月，当地开发区管委会对韩先生公司做出《关停决定》，称根据中央淘汰落后产能行业督查组的通知，韩先生企业新上粉磨生产线未办理环评手续，且物料堆放不符合环保要求，属于关停范围。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实施关停。当月，韩先生企业被强制关停。

通过韩先生自己的陈述，以及其提供的证件、手续及政府文件，我们认为，韩先生企业取得相关证件，本身具备合法性；管委会作出关停决定，依据不足；企业新上生产线已经过有资质的公司出具监测报告，符合环保标准。韩先生遂委托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代理此案，本所介入后，迅速就关停决定及环保局不作为提起诉讼。

办案结果

关停决定案，管委会不能提供有效证据，经过审理已经撤销。环保局不作为案被告申请中止审理，涉事政府部门与韩先生多次协商，最终支付韩先生满意补偿。

法律分析

一、关停决定诉讼中管委会举证不能，推动本案进展顺利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管委会收到法院的《行政诉讼举证告知书》中已明确知道其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管委会仍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交其作出关停决定的事实根据和程序合法的相关证据。在庭审中，管委会也仅提供了其作出关停决定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仍未提交其他相应证据。且本案不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故法院认定管委会无法证明其作出关停决定的合法性。这是关停决定被撤销的重大依据。

二、关停决定适用的法律依据的效力分析

管委会作出关停决定的依据是中央淘汰落后产能行业督查组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者系刑事法律规范，不应作为管委会行政管理并作出关停决定的依据。这里着重讨论督察组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参照规章。行政审判实践中，经常涉及有关部门为指导法律执行或者实施行政措施而作出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央督察组的通知就属于这种。而行政机关往往将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因此，不能将该通知作为作出关停决定的直接依据。

三、环保局不作为的法律依据

韩先生企业新上生产线建设前办理了环评手续，建成后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监测、编制监测报告，并向环保局申请竣工验收，但环保局一直拖延。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进行试生产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自试生产之日起３个月内，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自收到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验收。

环保局收到韩先生企业的申请后，拖延不予验收，超过法定期限，也客观上造成韩先生企业不符合督察组通知而被长期关停，丧失恢复生产的可能。

第三篇：关于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及拆迁纠纷问题的探讨

关于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及拆迁纠纷问题的探讨

【内容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拆迁呈逐年上升趋势，因征地补偿款分配，拆迁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加，由于我国立法滞后和执法无明确标准，农村土地征地款分配纠纷，拆迁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从法律上讲，对来源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收益，依法属于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共同享有，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对集体土地等的收益享有可分割的特定份额，但不少乡村在土地分配款等问题中村民的分配权被限制或剥夺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文提出了解决农村土地征地款分配，拆迁纠纷的途径；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方法；处理原则；

【关键词】土地补偿款分配收益主体处理原则拆迁

一、关于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范围问题

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是指村民委员会或由村民小组在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时，在村民中实行不平等分配，不分或少分给一部分村民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而引发的纠纷。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尚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分配，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事务的处理，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分配纠纷，属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出现的纠纷，只能有有关行政部门协调解决。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明确规定：“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故当村民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因征地补偿费问题发生争议时，市、县、乡（镇）政府应当解决，责无旁贷。所以，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也有人认为，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是代表农民集体对其所有的集体土地行使经营、管理、收益权的机构，与其成员之间地位平等。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行为，是依法行使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收益权的具体体现，是一种民事行为。因此，此类纠纷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此类纠纷，人民法院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也前后不一。最高人民法院业务庭自1994年至2004年就村民征地款分配纠纷问题是否受理做了五个复函或答复。一是最高人民法院［1994］民他字第285号《关于王翠兰等六人与庐山区十里黄土岭村六组土地征用费纠纷一案的复函》，其主旨是不予受理；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51号《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分配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其主旨是受理；三是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116号《关于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与村民委员会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答复》，其主旨是受理；四是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立他字第4号《关于徐志君等十一人诉龙家市龙渊镇第八村委会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的复函》，其主旨是不予受理；五是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立他字第33号《关于村民请求分配征地补偿款纠纷法院应否受理的请求的答复》，其主旨是不予受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业务庭的复函或答复内容冲突，使得下级法院对这类案件是否受理掌握不一，各取所需。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法院对因农村征地补偿费分配引起的纠纷不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缺乏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这里出现了集体经济组织与

村民委员会两个并列的概念，这两者不是同一个组织，也不是相互交叉的组织。至今法律上对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根据字面的理解，集体经济组织应是村民集体管理集体经济而设立的组织，如农村经济合作社等，它与村民委员会有很大区别。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调整。村内集体收入应当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配，但在实践中，很多地方没有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其收入分配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代为行使权利。因而，当土地收益分配纠纷发生诉讼时，便发生在村民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之间。因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经济管理的组织，两者均不是一级政府机构，所以，进行的管理、分配等活动不具有行政性。从法律上讲，对来源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收益，依法属于全村村民，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应属于全体村民共有，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对集体土地等的收益享有可分割的特定份额。可见，对我国农村公民来说，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权是一项法定的财产性民事权利，对该民事权利的侵害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当依法由侵害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再说，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行为，也是依法行使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的具体体现，本身就是一种民事行为。因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或村、组）之间因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所引发的争议应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对此，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

二、如何确定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受益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实践中，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都是支付给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组）。而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组）通常将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揉在一块，分配给村民，后再统一调整本村（组）农业承包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是对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补偿，土地共有人应共同享有，土地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就应由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参与分配，这与法律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性质是相一致的。那么，依何标准来确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呢？在实践中，一般有以下几种主张：①户口说，认为只要户口在该村（组），就享有该村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权。②事实主义说，认为只要是长期在本村（组）生活，就应当享有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权。③生活来源说，认为只要是以土地耕作收益作为个人主要生活来源，就享有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权。笔者认为，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既要反映征地补偿费的本质，又要有利于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由于很多农村没有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财产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进行管理，这种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就是本村（组）的村民。笔者主张，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依据一般应以户籍为原则，但户籍又不是唯一依据，还应结合地权进行考虑。如果某人户口在本村（组），只要他（她）的农民身份没有改变，依附于村（组）集体土地，他（她）必然享有集体土地的地权，他（她）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团体里的一分子，他（她）就和其他集体成员一起，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权主体的一部分，就应该成为征地补偿费的受益权主体。

三、当前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突出表现、处理原则、解决办法

当前，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突出表现在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擅自决定分配事务，对出嫁女、招婿、丧偶、离异及继子女、大中专在校生、义务兵等处理不当。笔者认为，处理此类案件时既要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村民的自治权并不能对抗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补偿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质又具有财产权性质，该权利非法律不得剥夺。因此，村委会、村民小组在决策时必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程序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其无权擅自作主。村民会议作出的决策亦必须符合该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民主原则和第二十条规定的合法原则，应明确村民享有同等待遇。具体地说，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1）民主议定原则和合法性原则。村民自治必须是真正的大多数村民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些少数人的意志，且该意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一些农村部分村民的土地收益权得不到保护，与人们对村民自治的模糊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其所依仗的就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赋予的一些权力，其实这是对村民自治权力的滥用。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任何形式的自治都不能同国家的依法行政相违抗，任何形式的自治章程都不能同国家的法律相抵触，任何形式的社区民主决定都不能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那些同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民主决定都是自然无效的。村民自治必须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才能获得健康发展，必须做到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遵守法律。

（2）平等原则。在进行征地补偿款分配中，要充分保障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享有平等的待遇，正确地处理利益关系。之所以会出现剥夺少数成员或村民征地补偿款分配的收益权，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每次的收益和征地款分配总量是恒定的，为了更多的分配集体收益，惟有通过减少应分款人数来实现多数村民的最大利益化，因此，公正、公平地分配征地款是保障每个成员或村民享有土地收益权的前提。

（3）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集体成员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其对集体所尽义务的大小，做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在明确了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受益主体和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处理原则后，对当前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合理的予以解决：

1、关于嫁城女及所生子女的问题。与城镇职工、居民结婚的农村妇女（嫁城姑娘），由于政策规定不能到男方落户的，且居住地也未迁离、享有地权的，应当保证其享有村民同等待遇。其所生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属有地权主体，应与其母等额分配。

2、关于入赘婿的问题。对于入赘婿及其所带的子女，只要户口已迁入，且居住在当地，其迁出地已不享有地权的，应保证其享有村民同等待遇。

3、关于离婚或丧偶的妇女的问题。妇女离婚或丧偶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户籍仍在当地，且原居住地村（组）保留其原有地权的，应与本村村民等额分配土地收益；若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新居住地地权尚未落实的，原居住地所在村（组）应保留其地权，并与村民等额分配收益。

4、关于农村五保户收养子女的问题。对依据《收养法》办理了相关手续，已在当地村组落户的养子女，也应与村民等额分配。

5、关于农业户口入学的大、中专在校学生的问题。农业户口入学的大、中专学生以及毕业后未就业前，因就学已将户口从农村迁出，但从经济来源看，家乡地权仍是他们主要的依赖条件，为确保学生能完成学业，可当有地权看待，应与村民等额分配或适当分配。

6、关于进城打工人员的问题。进城打工人员，户籍仍在当地，仍依附于村集体土地，而不是对地权的放弃，打工是为了挣钱弥补生产和生活所需，不能取消村民待遇，必须与本村村民等额分配。

7、关于超生子女的问题。对于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子女，如已接受处罚，并已执行到位、户口已登记的，应当给予地权，与村民等额分配

8、关于服现役的义务兵的问题。凡农业户口的服现役的义务兵，不能停止其受益分配；如在部队一旦提干或转志愿兵，有了固定工资，应停止其受益分配。

四、拆迁混乱局面解读与治理

为什么我们总是听到、看到因拆迁引发的过激行为呢？比如群体上访甚至自焚？

对于政府拆迁，最要害的莫过于对“公共利益”的认知。因为“公共利益”是政府可以强制拆迁而无须充分补偿的唯一理由，对拆迁户利益有着莫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明确界定何为“公共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判断应当基于利益相关者中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定，而不应由哪个部门或哪个领导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为了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立法层面上应当考虑采取列举法或排除法对公共利益进行限定，或者列举供暖，交通等作为公共利益的范畴，除此而外都不得以公共利益之名进行拆迁；或者明确将商业建设，比如商品房建设、商场建设等排除出公共利益的范畴，以防止公共利益被滥用。在实际的操作中，应当在拆迁决定作出前，举行由利益相关者参加的听证会，广泛的听取民意，由参加者投票决定某项拆迁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商业拆迁领域。一方面因为现实中存在的拆迁行为绝大多数属于商业拆迁，另一方面因为商业拆迁的民事性质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异化。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拆迁遵循了前文提及的区别对待法则，绝对不会导致如此恶性的后果。但现实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种种的利益动机，比如打造政绩工程，获取土地差价甚至官员个人的寻租行为而不适当的介入了商业拆迁，使的性质单纯的民事拆迁行为复杂化，公权力不适当的侵入私法的范畴。由于公权力的介入，拆迁户几乎丧失了谈判能力，无法自由的与以政府强制力为后盾的商业组织协商合同内容，其除了接受以外别无他法，否则就会被视为“钉子户”而强制拔除。拆迁户即使对这种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也往往由于地方政府对案件的干涉使得受损的权利无法恢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拆迁户才被迫采取过激行为，以期引起高层的重视，对其权利予以救济。要想切实的改变拆迁的混乱局面，实际上早已超越了私法的范畴，主要应期望公法尤其是行政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实际上，依据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的职权是法定的，其既要不缺位，又不能越位，进入其不应当进入的领域，比如民事领域。要想改变目前的混乱状况，关键是要健全法律和监督制度，通过完善法治、严格执法和新闻舆论等监督方式，加大政府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违法，不能违法。唯有当不适当的政府行为从拆迁行为中隐退的时候，才能还原商业拆迁民事法律行为的本来面目，改善拆迁户的缔约地位，使其可以通过与商业组织的谈判而最好的保护自身的利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唯有其自己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既包括拆迁户也包括商业组织，假设没有预期利润，那么，作为具有逐利本性的资本是不会将自己陷入其与拆迁户达成的契约的约束中的。

法律应保护社会的公正和一般拆迁户的基本的生存资料，防止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在文明社会重演。为此，法律必须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在保证我们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保证社会的正义，维护民众对于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17页

2.李国光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民事卷（1997—2002）》，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3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梁慧星：《民商法论从》（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变革不断加剧，社会结构持续复杂，当今社会已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纠纷多发期。如何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要面对也必须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而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既是新时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举措，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执政为民的实际体现。

一、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历史传统及发展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平衡、中庸的传统及和谐的价值取向,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地以寻求调和为正道。“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 最早的出现可追溯到我国的西周时期，而且一直在官方和民间都以不同的形态得到延续不断的运用和发展。我国古代官制中就有“调人”和“地官”的设置,其职责是“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这就是当时的官府调解。另外,因当时的社会基层中宗族的巨大影响和长期存在，有了纠纷常常邀请宗族族长或者长老亲友和一些办事公道的人出面调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间调解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

会暂行组织通则》，它的颁布施行是我国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调解制度在我国最终确立。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民调解制度，把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调解”对于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之间的民事、经济活动急剧增加，纠纷也日益增多和复杂化，加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及社会法制观念的变迁，传统的单一的调解制度越来越难以完成其新时期的使命。

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据法律分别做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新时期的人民调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国人民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网络,强化社会联动调处，将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009年6月，有关部门又提出了《积极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全面推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意见》。由此“大调解”作为一项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二、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区调解工作的探索实践，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主要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位一体构成。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进行归劝和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司法调解是指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行政调解是在国家行政机关的主持下，在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通过对争议双方的说服劝导，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虽然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但由于其性质、范围、效力的各有不同，造成单一的调处模式和手段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人民调解虽然因其“民间性、自治性”的特性而

具有简便、快捷、高效、普遍的优势，但也正是由于其“民间性”，使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调解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行政调解由于其以政府部门为依托，较易为纠纷当事人信服，而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由行政调解的纠纷大都能顺利解决。但是，通过行政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同样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如果双方不能自觉履行，其效果的实现同样面临考验。而司法调解，虽然其调解结果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由于其“不告不理”的司法属性，造成调解受理渠道相对单一，调解成本偏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调解的调处效果。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现实需求和意义

（一）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

为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社会管理成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多次制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要求。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也是我们党以文件的形式对“大调解”格局的形式、方法和目的进行的详细阐述和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各级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一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从 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数量急剧上升，大量的上访、群访事件层出不穷。而单一的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又各有其局限性，很难彻底的解决问题。为此，只有统筹协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构建“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大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并通过“大调解”机制的运转，有效调动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种社

会资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矛盾纠纷化解处理格局，才能积极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节约社会管理成本，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同样也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充分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实现多种社会管理形式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既可以提高社会管理效率，节约社会管理成本，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也可以相应的减轻群众诉累，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真正做到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其他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经验

在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我国很多地区探索出了很多实际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就积极汇聚多元调解力量，集中各方服务资源，合力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广泛发动政法干警、律师、法学教育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以志愿者身份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调解工作，及时、就近为群众提供公正且低成本的矛盾纠纷

解决途径，使得社会矛盾在初始阶段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再如杭州，也总结出了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靠创新依法处置社会矛盾这三条基本经验。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诉调衔接工作机制；建立了医疗纠纷调委会、物业纠纷调委会等专业调解组织。

五、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具体思路

（一）成立组织，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网络。建立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司法、行政为主体，各类资源有机整合的组织模式，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真正实现“三调联动”。成立专门组织，统一接待，统一受案，统一协调各调解单位，形成调解合力。

（二）发挥专长，建立专项调处队伍。

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矛盾纠纷类型、程度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医患纠纷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综合性等新特征，而且这些纠纷内容多元化、涉及的专业知识多、对法律政策理解要求高。针对这一情况，就要求我们组织建立专业性强的矛盾纠纷调处队伍，聘请专业人员，有针对性的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通过矛盾双方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三）实行首办负责制度，切实保证社会矛盾不出门。充分利用“大调解”网络，实行首办负责制度，社会矛盾纠纷发现在哪个环节，哪个环节就要一抓到底，积极协调其他调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不只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中转站”更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第五篇：芦利霞与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补偿款纠纷上诉案

芦利霞与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补偿款纠纷上诉案

问题提示：如何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要点提示】

村民具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享有的获得征地补偿费用的权利，不是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的范围和问题，村委会不得以村民会议民主表决为由剥夺其成员的正当、合法权益；村民具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待遇是特定的，不因出具放弃保证而取消。

【案例索引】

一审：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06）红民一初字第838号（2007年9月12日）

二审：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新中民一终字第545号（2008年5月9日）

【案情】

原告：芦利霞

被告：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

原告芦利霞是东杨村村民，1996年12月23日原告芦利霞与延津县榆林乡大杨村郭树法登记结婚，婚后一直在朱召村居住。其户籍仍保留在东杨村，婚后芦利霞未在开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参加孕检。1999年11月19日芦利霞出具保证书，保证其和儿子的户口为空头户口，今后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后东杨村多次分配土地补偿款时，未给原告芦利霞分配。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43112．45元。

被告辩称：不分给原告土地补偿款是由村民会议表决决定的，村委会必须执行。在2002年秋后调整土地时，专门为出嫁女户口未迁出的留出一部分口粮田，并规定不得参与村里的任何分配。既然申请分得了口粮田，那么就说明同意了村里“不得参与村里的任何分配”的规定，现再起诉显然不妥。况且原告并未履行村民义务，计划生育等也未纳人村里管理，婚后也一直在婆家居住。原告已写过保证，放弃了村民待遇。

【审判】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因国家征用土地对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原土地使用人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的损失的补偿，芦利霞虽具备东杨村户籍，但其未在该村居住，且原告芦利霞于1999年11月19日出具保证书，保证其和儿子的户口为空头户口，今后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该保证书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视为其自愿放弃其自身权利，故原告芦利霞无权再要求参加分配征地补偿款，对原告要求被告东杨村村委会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芦利霞称其出具的保证书系在被威逼之下所写，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芦利霞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735元，由原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芦利霞不服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其1976年11月26日在东杨村出生，在东杨村长大，虽然于1996年12月23日与郭树法登记结婚，但婚后户口并未迁出，应当认定为东杨村的村民，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1999年11月19日上诉人签字的保证书没有法律效力，并不能代表上诉人放弃分配土地补偿款权利。保证书是被上诉人以不给上诉人刚出生的孩子上户口作为胁迫，迫使上诉人在村委会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上诉人为给孩子登记上户口，被迫签的字。上诉人的孩子在东杨村出生，依法可以随母亲下户，村委会强迫上诉人在书写有“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等违法内容的保证书上签字的行为本身即是违法的，签字行为并非上诉人所自愿，也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村委会无权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一审法院认定所谓的保证书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其合法有效，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东杨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上诉人的保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是1999年书写，其从没有对该保证提出过异议，故该保证合法有效。上诉人没有在东杨村居住，没有尽到村民义务，故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自2002年7月3日至2005年10月27日，东杨村同新乡市开发区土地部门和有关单位共签订了7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东杨村自2002年8月10日至2005年11月20日每人共分配土地补偿费42412．45元。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因国家征用土地而对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损失给予的补偿，在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应当享有分配该笔土地补偿费的权利。上诉人芦利霞系东杨村人，于1996年12月23日同延津县榆林乡大杨村郭树法结婚后，在其丈夫的村未分配有土地，户籍也未迁出东杨村，一直接受东杨村的管理。上诉人在2002年7月3日第一次制定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便具有东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应当享受土地补偿款的待遇。故上诉人请求分配相应的土地补偿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1999年11月19日上诉人签字的保证书的法律效力问题。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处的村民，享有参与东杨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配、划分宅基地、承包耕地的权利，这也是上诉人的基本权利，被上诉人无权剥夺，被上诉人以不给刚出生的孩子上户口迫使上诉人芦利霞在村委会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被上诉人的行为显系违法，被上诉人无权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违法的民事行为为无效行为，故对于该保证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06）红民一初字第838号民事判决；

二、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芦利霞土地补偿费共计42412．45元。

三、驳回芦利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35元，由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元，由新乡市开发区东杨村村民委员会承担。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原告芦利霞给被告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出具保证的效力问题

1996年12月23日原告芦利霞同延津县榆林乡大杨村郭树法结婚。婚后芦

利霞一直在朱召村居住，但其户口并未从东杨村迁出，户籍仍保留在原出生地东杨村。1999年12月19日芦利霞给被告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出具保证书，保证其和儿子的户口为空头户口，今后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后东杨村多次给具有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分配土地补偿款，但均未给芦利霞分配。为此，芦利霞提起诉讼向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东杨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其相应的土地补偿费份额。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经济补偿。征地补偿费是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组成。它是在将土地由原集体所有征为国家所有的过程中，支付给被征地村和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性和安置性费用。土地被征用，就意味着村民永久失去了对该被征土地的使用权，从而一次性受领的征地补偿费，它是村民基本和重要的生活来源。

对被征地农民给予经济补偿，是我国宪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的被征地村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被征地单位对土地补偿费进行分配，具备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都享有相应的份额。但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却在其多次进行的土地补偿款分配过程中，以芦利霞给其出具有保证书，保证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为由均未给芦利霞分配土地补偿款。东杨村村民委员会让芦利霞给其出具保证书，即保证其和儿子的户口为空头户口，不参与东杨村的分配，不划宅基地，不分耕地的这一约定行为，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都是违法的。从形式上看，芦利霞声称其是在受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以不给其刚出生的孩子上户口为胁迫，迫使自己在村委会事先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自己为给孩子登记上户口而被迫签的字。尽管芦利霞对其受胁迫这一事实没有从形式上予以举证证明，且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对此又予以否认，但从保证约定的内容可以推断，由于出具这一保证本身，即严重损害和剥夺了芦利霞作为一个村民乃至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经济利益，显然不是其自愿所为。所以这一约定在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从内容上看，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都对作为征地补偿对象的权利人享有获得征地补偿费用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这是作为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作为土地被征对象享有获得相应经济补偿的法定利益，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非法侵害和剥夺的。而东杨村村民委员会却以让芦利霞出具保证的这一约定的形式，非法剥夺芦利霞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自身的资格和待遇是特定的，不存在约定的问题，它不因出具放弃保证而取消。

（二）本案芦利霞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认定问题

农民依附于土地的各项权利，是基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本政策而产生的，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人人有份的承包。《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这就表明，农户只有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享有基本的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权利，在其外部则不享有此权利。换句话说，如果集体经济组织不论以何种理由和借口剥夺和非法限制其成员所享有的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权利，那么，该成员就会成为一个无地可种而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目前我国农村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每个农户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承包地，是其自身家庭生

产和生活的基本保障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性质。因此，农民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利是受法律绝对保护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一般说来是本村人承包本村地。土地家庭承包的农户一般是指，在按照国家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户口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也就是说，确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要是依照户籍为标准，特别是自然取得的本村户籍。但是合法迁入的也可以根据其是否在其他地方已取得有承包地来判定其是否能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农户家庭承包土地的面积与家庭人口数量等情况密切相关，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按照每个农户家庭的人口、劳动力数量等因素计算承包地面积。但承包合同一旦签订后，在有效期限内非因法定原因不能随着人口的增减而变动面积，否则，就难以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稳定和有效。显然，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地的“原始取得”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自身利益至关重要。但同时也表明，农户的家庭成员错过统一组织承包时分配承包地机会的，会在一定期限内难以获得承包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丧失，其仍享有和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土地被征用获得土地补偿费用的权利，即是依附于这种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之上的。本案芦利霞户籍在东杨村，而且是自然取得的本村户籍，毫无疑问其具有东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尽管其因婚嫁而未再在东杨村居住生活，但这只是居住形式的问题，其户口并未从东杨村迁出，户籍仍保留在东杨村；况且芦利霞在其丈夫所在村亦并未分配有承包地，芦利霞仍属东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仍享有承包东杨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这就规定了，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不论有无承包地，均有权参与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的相应份额。所以，芦利霞向东杨村村民委员会主张分配并支付其相应的土地补偿费份额的请求自然应当得到支持。本案一审判决驳回芦利霞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了芦利霞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三）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妇女权益的保护问题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歧视妇女、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尽管农民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但在农村土地承包实施过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受侵害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其中尤以出嫁妇女的承包经营权受侵害最为严重。主要表现为，妇女出嫁后集体经济组织要求收回其承包地、妇女出嫁后其在原居住和生活地即户籍所在地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被剥夺、妇女离婚时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等。这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及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意识淡薄有关。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由此可见，在农村土地的实际承包中，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必须得到有效制止和坚决纠正。在征地补偿费的分配问题上，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剥夺、侵害其依法应当享有的土地补偿权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召开村民会议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就征地补偿费如何分配进行民主表决，但村民所在其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其享有的获得土地补偿费用的权利，不是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的范围和问题。那种以土地补偿费分配是经村民会议民主表决村委会必须执行，从而剥夺妇女正当、合法权益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这是一个必须明晰和应当澄清的原则问题。广大妇女应当不断增强权利意识，自觉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而真正把法律上规定的男女平等转变为事实上的平等，把法律上规定的妇女承包土地的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各项权利转变成事实上的权利，以促进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此案的审理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念的体现。

（文章汇编者：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陈友峰律师，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