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
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第二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读《从鸦片战征到五四运动》有感
摘要:《从鸦片战征到五四运动》一书是由胡绳所著,1981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正文:近日粗粗阅读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此书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进行英勇斗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开始在中国得到弘扬和歌颂。农民站起来了,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农民斗争打击了国内外的敌人,建立了太平天国。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摘自原文第76页)”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
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摘自原文143页),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摘自原文302页)”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摘自原文422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摘自原文533页)。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它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只是剥削制度的更替。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力支持,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革命得到了胜利。经过红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从那以后中国真正开始走上改革发展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而今我们己经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使我们在世界大环境下的信息交换中发展经济,开始壮大。而这段历史对我们走出封建主义只有重大的意义。历史证明,我们摆脱封建社会的出路就是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进行武装革命。
总结:《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第三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近日粗粗阅读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此书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始终环绕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作者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时指出,拜上帝会的创立“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本书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本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探索,作了中肯的评价。作者认为,戊戌维新基本上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尽管维新派敌视农民革命,只主张改良,但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他们对国势危急的大声疾呼,对改革主张的有力的宣传,“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本书还给予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高度赞扬了孙中山及其同志们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又专门叙述了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正是打击了站在它背后的帝国主义。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第四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最近我读了《从鸦片战征到五四运动》,书中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作者不同意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而坚持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主体来论述中国近代史。作者认为,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作者认为,就连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
《从鸦片战征到五四运动》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基本结构就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进行英勇斗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开始在中国得到弘扬和歌颂。农民站起来了,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农民斗争打击了国内外的敌人,建立了太平天国。尽管宗教迷信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但这在当时对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是起了作用的,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列举史实说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并未因为外国侵略者与自己共同信仰一个上帝,就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立场或麻痹了斗志,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对外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坚决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坚持严禁鸦片,最后,“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摘自原文143页),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对义和团运动,作者并未因其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而大张挞伐,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壮烈斗争,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严肃的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它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只是剥削制度的更替。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作者在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同时,又鞭笞了陷中华民族于水火中的丑类。当我们读到鸦片战争的惨痛结局、太平天国的壮烈失败、八国联军的滔天罪
行和外国人“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滑稽剧等史实时,激起了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强烈的义愤。作者着墨不多,笔锋上凝聚着的鲜明的爱憎,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教益。
三次革命高潮悲壮地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五四学生运动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力支持,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革命得到了胜利。经过红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从那以后中国真正开始走上改革发展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而今我们己经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使我们在世界大环境下的信息交换中发展经济,开始壮大。而这段历史对我们走出封建主义只有重大的意义。历史证明,我们摆脱封建社会的出路就是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进行武装革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用大量的史实雄辩地说明:农民革命不能建立一种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作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拥护者。
第五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模版]
选修论文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感》
管理学院金融09-1
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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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浅谈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新的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直至如今,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年,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相去甚远,需要继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情绪化”的产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他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大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尊孔复古组织。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袁世凯的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更是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与辛亥革命党人对待纲常名教和孔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把五四运动说成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情绪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状况的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这种抉择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的客观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而且是要救国,要“再造中华”。尽管《新青年》标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脱离政治。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他们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
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伦。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如陈独秀就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并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 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 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俄接受来的教条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把问题简单化了。十月革命无疑对中国影响很大,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从苏俄来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受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周恩来、蔡和森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则是在法国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在北京也有据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中文油印本。1883年、1888年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一再明确指出,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不是什么苏俄的教条主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最后感谢老师对我们的辛勤教导,让我受益匪浅,祝老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