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系统复杂性与害虫发生的关系（推荐5篇）

第一篇：农业生态系统复杂性与害虫发生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人类农事活动的加剧，各类农田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都有普遍性的降低，其多样性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破坏，反过来又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农田系统的和谐与平衡，加剧某些物种（天敌）的濒危，导致另一些物种（害虫）的猖獗。过去对害虫单纯进行化学农药防治所带来的“3R”（抗药性Resistance，再猖獗 Resurgence，残留 Residue）问题，迫使人们寻求一种依赖生境、生物、农事操作等措施来防治害虫的有效途径。农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涵盖各种各样的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各种生态过程的多样性的总和。一般来讲，它体现在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和景观 4 个层次，即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物种多样性；遗传基因多样性；生物体与生存环境集合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系统。人类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通常是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的作物，结果导致系统中植被较单纯，群落结构趋于简单，群落的物种数和个体数都比自然生态系统中少，生物多样性低。生物多样性简单，造成了农田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对作物、害虫和天敌的复合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有害生物的暴发日趋严重。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对天敌的影响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增加农田生态系统中作物生境及其植被多样性，能够增加天敌的种群和种类，其原因是生物多样性能为天敌提供花蜜食物、避难所及替代寄主或替代猎物。.1.1 生物多样性能为天敌提供花蜜和其它食物

AItieri 发现与蚕豆或田芥菜混合种植的球芽甘蓝比纯作的球芽甘蓝拥有更多天敌种类，前者有6种捕食性天敌和8种寄生性天敌，后者仅各有3种，这种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混合种植花粉、花蜜及替代猎物或寄主的存在而造成的。具有野生植物栖境的农田生态系统往往具有更为多样的节肢动物物种，特别是天敌物种，这是由于毗连的野生植物为天敌提供特定作物所不具备的花粉、花蜜或无害的节肢动物（未受农药污染）等食物。苹果园种植紫花苜蓿和夏至草，为捕食性天敌提供了适宜的生境和补充猎物，使苹果园天敌数量增加。棉田间作蜜源植物红花增加农田生物多样性，为天敌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花蜜和其它营养物质，增加天敌数量，提高了天敌对害虫控制效果。.1.2 生物多样性能为天敌提供避难所

SoIomonKozar附近的田埂、沟渠、杂草地及附近果园和菜地，是稻田捕食性节肢动物的来源地，它们对稻田捕食性节肢动物群落的重建和对保护天敌有重要意义。于毅等研究发现，邻近农田对苹果园东亚小花蝽的迁移和重新建立种群有很大作用。刘雨芳的研究则表明，处于多样化生境中的稻田其捕食性天敌的物种丰富度及每100丛水稻所获得天敌个体数量，均明显高于处于单一生境中的稻田的捕食性天敌的同类指标，生境与植被的多样性是决定天敌物种丰富度的一个重要因素。.1.3 生物多样性能为天敌提供替代寄主或替代

当害虫数量稀少和天敌处于不适宜生活时期，替代寄主的存在可有效增加天敌的种群数量，维持天敌的生存和繁衍。作物的多样性也可作为多种昆虫的寄主，使其中一些昆虫成为天敌的替代猎物。Letourneau 的研究表明，在南瓜地间作玉米和豇豆，能加速天敌的繁殖，天敌种群密度显著高于南瓜纯作地。在小麦田中种植苜蓿，增加生境中植被结构的复杂性和物种多样性，与小麦—大豆轮作的传统方式相比，前一种生境中天敌的种群数量较大。张润志等利用棉田边缘苜蓿带控制棉蚜，其结果表明，当棉蚜大量发生时，苜蓿带中棉蚜的天敌是同期棉田中的 13.65 倍，刈割苜蓿使天敌进入棉田，对棉蚜起到很好的控制效果。也有研究表明，杂草可为食蚜蝇、花蝽和草蛉提供产卵场所和食物，特别是对其后的幼虫取食作物上的蚜虫提供了保障。

2.2 农田系统多样性对害虫的影响.2.1 生物多样性对害虫在作物中定殖成功率的影响 物的概率和在寄主上取食和繁殖的概率。多样性的农田生态系统造成复杂的视觉和嗅觉刺激，从而扰乱害虫寻找寄主植物。在我国华北棉区实行棉麦间作，增加棉田生态系统中作物生境与植被多样化，使棉田环境明显改善，由于小麦的屏障作用，阻碍有翅蚜向棉田大量迁飞转移，间作棉田百株仅有蚜虫1217头，平作棉田百株有蚜虫11560头，且间作棉田的苗蚜发生期比平作棉田晚10d。在棉田间作绿豆，使第2代棉

铃虫卵和虫量减少20%~50%。Tahvanainen 等证实了甘蓝与番茄或烟草的间作使芫菁黄条跳甲明显减少。在混合种植的玉米/大豆中，由于玉米的视觉掩护作用而导致墨西哥豆甲对大豆侵染率比纯作大豆上的下降。

2.2.2生物多样性能对害虫危害目标作物起到转移作用 时，害虫除危害主要作物外，同时危害次要作物或杂草，从而降低害虫对主要作物的危害程度。这种增加生物多样性产生的转移作用可在大范围内应用。如在芝麻和棉花间作系统中，芝麻可将棉铃虫从棉花上吸引过来而在芝麻上的棉铃虫有较高的天敌寄生率。

2.2.3生物多样性对害虫在作物间迁移的影响 距离运动的习性。作物中的非寄主植物可明显增加昆虫在扩散中的死亡率和增加昆虫迁出农田的几率。Cromartie 散受到浓密高粱的阻碍。

影响害虫种群数量的生态学机制植物多样性影响害虫生态学机理主要有4种假说，即天敌假说、资源集中假说、联合抗性假说和干扰作物假说。

天敌假说认为，多样性生境中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广谱的捕食者种群，多样化的农田生态系统比纯作系统具有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害虫天敌，具有更强的控害能力；捕食者往往是多食性的，并能适应较宽的栖境，多样化的复杂环境正好能提供一系列的替代猎物和微栖境；专一性的捕食者种群也不太可能发生较大的波动，因为复杂环境所提供的避难所使得猎物能够逃避大规模的残杀，因而保证了专一性捕食者持续的食物供应。再者，多样化的栖境为天敌成虫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纯作系统所不具备的辅助食物，如花蜜、花粉等，从而减少了天敌迁出或绝灭的可能性。另外，多作系统中天敌增强也可能是植物与天敌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作物地边缘的野生植物、杂草或树林常常支持较大数量的天敌种群，在作物害虫发生期，这些天敌种群常作为天敌迁入作物地的源库而发挥作用；同时植物多样性的地块比单一作物纯作具有更大的化学多样性，因而对寄生性天敌更适合、更有吸引力。

资源集中假说认为，植物多样性可能干扰害虫赖以寻找寄主的视觉或嗅觉刺激，影响了害虫对寄主植物的侵染；或者改变生境内的微环境和害虫的运动行为，致使害虫从寄主植物中迁出，导致寄主植物上的害虫下降，在该理论的基础上，Trenbath 提出了多样性农系统中“捕蝇纸效应”，害虫在搜索和刺探靶标寄主的过程中，由于非靶标寄主的干扰，害虫在非靶标表面将会“迷失方向”，增加了害虫到达靶标植物前的死亡率。

联合抗性假说，其核心是农田多样性系统中，由于物种多样性和微环境气候的耦合作用，导致植食性害虫数量下降。

干扰作物假说指特定作物的间作或套作，能干扰破坏害虫对靶标作物的危害，在农田系统中种植一定比例的其他作物，这种作物对害虫有强烈的诱集作用，能推迟害虫进入靶标作物田的时间，并能在该作物上集中消灭害虫。

根据现有的生态学理论和研究成果，采取下列措施可望提高农田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强化天敌的控制作用，维持较低的害虫水平：合理安排作物的时空格局，以提高作物的多样性； 采用轮作、早熟品种、休耕等措施；采用小型和分散的田块，使不同作物镶嵌种植，为天敌创造避难所和提供替代食物；优化农田周边环境，在非耕作区种植多年生植物（包括林带和果园），保护天敌群落的稳定性；农田中适当维持较高的作物密度或保留某些具有较高耐受性的杂草；不同作物品种或品系的混栽，可以提高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在设计农田生态系统的植被管理策略时，设计者还必须同时考虑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植被类型、作物品种和害虫种类组成等因素。综上所述，利用生态系统多样性实施害虫的持续控制，关键是辨识能够维持和加强生态系统功能的生物多样性类型，以便确定采用那些能够强化理想生物多样性的最佳农事操作技术，最大限度地依靠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将害虫的种群数量及危害程度降低到对人类造成经济损失的最低水平。

影响生物多样性的6种可能因素。即时间、空间、竞争、捕食、气候和生产力。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影响着生物多样性，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所起的作用程度不同而已。

第二篇：农业生态系统与系统分析作

系统的争分和耦合——以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为例 人类经济活动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发生的，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规律反映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与其他生物相比有着信息加工能力方面的优势，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类表现得更加主动和自立。但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不能超越自然规律约束，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在自然界如何定位、如何选择生态经济模式的问题。在对两者的关系的认知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在我们的认识的历程中呈现争分与耦合的关系。

一、争分——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作用的认知

社会经济系统是人的物质生产方式与人化自然的总和，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的生命所依赖的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研究社会经济系统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位问题，主要研究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自然界给人提供资源，人通过劳动把资源变为人们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成为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就是人类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从自然界不断获取有用资源，同时又不断地把各种废弃物排入环境的过程。判断资源性质和确定资源需要量，取决于人类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和人口数量。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人类对物质资源的认识不断深化、索取不断增加并且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过程。探明环境承载能力，搞好经济系统在环境系统中的价值定位，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提倡节约、文明、适度、合理的消费理念，倡导节省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提高消费质量和效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适应规律的要求，也是理性指导下的社会发展目标之一。

经济系统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是特定物理环境和特定生物群落（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组成的，是生命系统和物理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生命系统和物理环境系统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阳光、氧气、二氧化碳、水、植物营养素（无机盐）是物理环境的最主要要素，生物残体（如落叶、秸杆、动物和微生物尸体）及其分解产生的有机质也是物理环境的重要要素。物理环境除了给活的生物提供能量和养分之外，还为生物提供其生命活动需要的媒质，如水、空气和土壤。活的生物群落是构成生态系统精密有序结构和使其充满活力的关键因素。生态系统的生命角色有三种，即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分别由不同种类的生物充当。生产者吸收太阳能并利用无机营养元素（C、H、O、N等）合成有机物，将吸收的一部分太阳能以化学能的形式储存在有机物中。生产者的主体是绿色植物，以及一些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菌类。由于这些生物能够直接吸收太阳能和利用无机营养成分合成构成自身有机体的各种有机物，我们称它们是自养生物。消费者和分解者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生产者所制造的有机物作为食物和能源的生物。消费者和分解者都不能够直接利用太阳能和物理环境中的无机营养元素，我们称它们为异养生物。生产者和分解者构成物质和能量循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保持着自然界的平衡，形成整个生命系统金字塔的基座。消费者虽然在物质和能量循环平衡上作出的贡献不大，但是由于朝着提高信息加工能力方向进化带来了多样性发展，使得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更具活力。以消费者食物链方式形成的层级关系构成了生命系统金字塔的上部结构。人类处于消费者食物链层级关系的顶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不应该超出生命系统金字塔给自己划定的层级范围。整个生命系统也不能够超出物理环境划定的范围。如果人类强行改变生命系统金字塔的结构，结局一定会从塔顶上滚下，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

在生态系统中，物质从物理环境开始，经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又回到物理环境，完成一个由简单无机物到各种高能有机化合物，最终又还原为简单无机物的物质循环。通过该循环，生物得以生存和繁衍，物理环境得到更新并变得越来越适合生物生存的需要。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与物质的循环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在这个物质的生态循环过程中，太阳能以化学能的形式被固定在有机物中，供食物链上的各级生物利用，构成生物圈的能量循环和人类生存的能源基础。太阳辐射总量和植物转化效率的限制，决定了人类能够利用的能源总量是有限度的。植物吸收太阳能储存热量以后，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在一年里合成的有机物质的总量称为该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总量。一般认为，每年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约折合130万亿吨标准煤，在地球液态水温区形成的物理环境条件下，绿色植物对太阳辐射能的利用率在1%左右。各级消费者的能量利用率也不高，平均约为10%。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现在一年能源总消费量约为130多亿吨标准煤。当生态系统生产的能量与消耗的能量大致相等时，生态系统的结构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状态，否则生态系统的结构就会发生剧烈变化。

生物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化学元素虽然为数众多，但有机体的97%以上是由氧、碳、氢、氮和磷五种元素组成的，因此所谓的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首先是这五种元素的循环。循环的规模直接与这五种元素的总量与利用的方式有关。例如，碳是构成生物原生质的基本元素，虽然它在自然界中的蕴藏量极为丰富，但绿色植物能够直接利用的仅仅限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CO2）。生物圈中的碳循环主要表现在绿色植物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经光合作用转化为葡萄糖，并放出氧气（O2）。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水的参与。有机体再利用葡萄糖合成其他有机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经食物链传递，又成为动物和细菌等其他生物体的一部分。生物体内的碳水化合物一部分作为有机体代谢的能源经呼吸作用被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出其中储存的能量。由于这个碳循环，大气中的CO2大约20年就完全更新一次。再如，在自然界里，氮元素以分子态（氮气）、无机结合氮和有机结合氮三种形式存在。大气中含有大量的分子态氮。但是绝大多数生物都不能够利用分子态的氮，只有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类的细菌和某些蓝绿藻能够将大气中的氮气转变为硝态氮（硝酸盐）加以利用。植物只能从土壤中吸收无机态的铵态氮（铵盐）和硝态氮（硝酸盐），用来合成氨基酸，再进一步合成各种蛋白质。动物则只能直接或间接利用植物合成的有机氮（蛋白质），经分解为氨基酸后再合成自身的蛋白质。在动物的代谢过程中，一部分蛋白质被分解为氨、尿酸和尿素等排出体外，最终进入土壤。动植物的残体中的有机氮则被微生物转化为无机氮（氨态氮和硝态氮），从而完成生态系统的氮循环。磷也是有机体不可缺少的元素。生物的细胞内发生的一切生物化学反应中的能量转移都是通过高能磷酸键在二磷酸腺苷（ADP）和三磷酸腺苷（ATP）之间的可逆转化实现的。磷还是构成核酸的重要元素。磷在生物圈中的循环过程不同于碳和氮，属于典型的沉积型循环。生态系统中的磷的来源是磷酸盐岩石和沉积物以及鸟粪层和动物化石。这些磷酸盐矿床经过天然侵蚀或人工开采，磷酸盐进入水体和土壤，供植物吸收利用，然后进入食物链。经短期循环后，这些磷的大部分随水流失到海洋的沉积层中。因此，在生物圈内，磷的大部分只是单向流动，形不成循环。磷酸盐资源也因而成为一种不能再生的资源。能量和物质循环规模总量的恒定性和由利用效率决定的逐级递减，告诉我们生命系统只是地球物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不能超出物理环境划定的范围去建立生态系统，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也不能超出自然生态环境划定的范围去建立人类社会系统。

在人的生存环境中，森林、草原、河流、湖泊、山脉等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物质循环的天然载体，称之为自然生态系统；农田、水库、城市则是人化自然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人工生态系统。人类是生命金字塔上最具智慧的生物，人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人类一直在试图突破自然的限制，按照人的意志去建立人工生态系统。而且，从实际的发展进程来

看，人类突破了一道道障碍，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范围，人口数量呈快速增长之势。能够建立人化自然是人类的优势，但是，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到底能够走多远？

新石器时代之前，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变化取决于物理环境和生命系统的自然演变，是一种原始生态系统。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开始影响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开始出现。人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对生态环境的评价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标准的。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自以为是地改变生态系统结构的事情开始出现。早期，人在生物圈里的扩张欲望来自于自身生存的需要；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则来自于对虚拟财富的追求。由于生态环境系统的容量和资源都是有限度的，人类的每一次野蛮扩张都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在正确认识环境、人口、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之前，人类看似在主动地向大自然进攻，但实际上并没有摆脱自然界的控制，人类的发展呈现盲目扩张和被动收缩交替出现的景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是人类不能正确认识环境容量、资源数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人类处于改造自然的主动地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关系的问题也就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位置问题。人是自然的主宰还是自然之子，这是需要摆正的基本关系。是人适应环境，还是环境适应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人不可能像其他动物一样完全听凭命运安排。但是，人也不应该不遵循自然规律，不应该把人的意志强加给大自然。人应该谦虚一点，不应该以大自然的主宰自居。第二，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或者资源可开发阈值对人类的限制问题。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下，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数量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包括环境和资源总量、环境和资源可利用总量、环境和资源合理利用总量三个方面。经济系统的价值定位问题实际上是人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环境和资源的问题。第三，人类的理性选择问题。这是经济系统价值定位的关键问题。人类既然是最具智慧的生物，就应该正确认识环境、人口、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在精心维护地球物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基础上，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生态经济模式，合理利用资源，控制人口数量，提高生活质量，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二、结构决定功能——生态经济模式选择——两者理论认知的耦合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归纳出三种生态经济模式。第一，自然生态模式。在这种生态模式里，人类虽然是生态环境里的一员，但或者因为能力不够，或者是主观上能为之而不为，生态环境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仍处于自然因素主导的状态之下，由生物圈里的生产者和分解者在自然状态下决定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保持着生态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平衡。在采集和狩猎文化时期，人类不具备改变生态平衡的能力；在现代社会里，人类开始有意识的建立自然保护区来保护特定区域的生态平衡，维护生态多样性。第二，可逆人工生态模式。在这种生态模式里，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是，一旦人类停止对生态的破坏，生态环境仍然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这里说的生态恢复主要靠两种方式：一种靠自然的自恢复能力，一种靠人类的投入进行工程恢复。这两种恢复方式在经济上存在着明显的成本差异。第三，不可逆人工生态模式。这是一种经人类破坏后就再也恢复不到改造前状态的生态经济模式。人类能力的提高，导致自然处于不断人化的进程之中。人化自然的建立，使相当多的区域已经不可能恢复到人类改造前的状态。城市基础设施、铁路等交通设施、水库等水利设施都属于建成后很难恢复原样的人工建设项目，由此形成的人工生态虽然很难逆转，但这些项目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

第三篇：城市的秩序与复杂性（范文）

城市的秩序与复杂性——兼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小感

书名：《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作者：雅各布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分类：城市理论 点击：27 快速通道：当当网购买本书 亚马逊购买本书 [查看本书的电子书下载地址] 来院内写书评 期刊里的评论：去维普资讯里查看并下载更多关于本书的信息。树状模式--treemode.com 本篇文章来自：庞乾奎。感谢庞乾奎。

一、城市秩序与复杂性的最初接触 最初感受城市秩序是从事城市规划后，经常从一些专业文章或规划文本中看到这些词句：“建立有序的城市空间”，“创造城市空间序列”，等等之类的话语，当然自己的设计文本也经常会有这些话。久而久之，有序与秩序就成了日常用语，天长日久，便有点麻木了，至于到底什么是秩序，什么叫有序，诚然不重要了，只要会用、知道就行。正如我们每天的吃饭，只知道每天要吃，至于什么是吃饭已经不重要了，一个人吃一碗饭是吃饭，一群人围着一桌菜不见一粒米也是吃饭。同样，城市秩序随处可见，建筑的空间序列，交通的分类组织，功能用地的布局等，秩序成了规则，秩序也就更深的潜伏在城市种种现象之下。至于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无序，什么是有序，谁也说不清，谁也不会去说，甚至根本不在乎。

随着对城市、对城市生活的一点点了解，逐步感觉到城市与城市生活似乎很有序，建筑有构图，城市有格局，大家上班下班，买房买车，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又感觉到城市与城市生活似乎是那么无序，旧城区建筑鳞次栉比，新城区建筑整体鸟瞰还是红一块屋顶，灰一片建筑。城市从无到有，有序与无序，真的好复杂呵！这种秩序的复杂性本身就体现了城市的复杂性，因为城市的秩序是由一系列城市因素组合而成。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告诉我们，城市四大类要素居住、工作、交通、游憩是城市主要组成部分。而实际上，其他组成部分还有许多，行为组织、文化构成、社会交往、经济组织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深深的影响着城市的秩序，造成了城市的复杂性，尤其是网络、通讯、交通等新技术发展以来，城市的复杂性呈爆炸性发展，远远超出了传统城市规划理论的适用范围之外。

二、再次感受城市秩序与复杂性

再次触动我思考城市秩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S教授，我的导师。以我有限的认知范围而言，S教授可以说是国内城市规划界唯一的城市规划哲人了，这不仅是他的规划哲学专著，更是他一以贯之的研究城市的哲学态度，令人叹为观止。S教授的博客名称就叫“城与思：有序与无序的对话”，我想如此宏大抽象的课题也只能是城市规划哲人的S教授才能才有资格去思考了。久而久之，每次去老师的“课堂”听课时竟然也就对“有序与无序的对话”熟识而无睹了，竟然没有跟着老师开辟的道路去前进，更谈不上摸索了，正如经常听老师的课，只记得老师的眼镜，而而忘了老师眼镜下面闪烁着智慧的眼睛般，令人惭愧。最近回老家过年，由邻居大伯的白喜事感受了农村的传统文化秩序，感受了传统仪式中的有序与无序，以及隐藏在仪式下真正起作用的秩序规则。节后回归工作状态，读完了J.Jacobs的名著《死与生》，最后几章谈到了“视觉秩序”、“城市问题所在”等，都是涉及到了城市的秩序与复杂性问题。看完了《生与死》，还没来的及消化，昨晚临睡前随手捡起春节前买的尼古拉斯.雷舍尔《复杂性》，看了导言与第一章，也是讲述“秩序与复杂性”，而且是更深入的从思想层面去分析秩序与复杂性。夜深人静该入睡，我却竟然难以入寐，倒着顺序，从《复杂性》到《死与生》到大伯，躺在平静的床上，我的思绪却翻江倒海般。这些事，尤其是这两本书给我的大脑冲击很大，似乎冲击着我了接受的多年的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教育。理论大厦摇摇欲坠，新的基础却没有找到，我心头城市规划这座半新不旧的建筑该如何修整，心头一片迷茫！

三、盲人摸象：我看城市秩序与复杂性

上面说了，城市秩序只能是S教授般的城市规划哲人才能才有资格谈论与思考这个宏大抽象的话题，而我只是该领域的盲人，虽然是摸，但总能找到“城市秩序与复杂性”这只大象的一点点特征，所以摸总比不摸好，摸了谈点体会总比不谈好，即使是贻笑大家，也权当是凑点热闹，给牛年增加点牛皮料。这样思考，心里也坦然了，也就有了今天的大胆妄为！

四、现象与本质：从大伯到《死与生》到《复杂性》 大伯白喜事是观察农村生活的传统文化生活，终于感受到在传统仪式与传统文化中的一点点秩序，并不是复杂的枯燥的乏味的磕头跪拜之类的纯形式，而是隐藏在仪式之下的尊重长辈、论资排辈以及应有的程序等。同样隐藏在城市传统街区物质空间下的秩序是建筑宗界、邻里关系、交通组织、日常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等，而物质空间形态似乎是鳞次栉比，杂乱无章的，正如大伯白喜事一样，给人感觉复杂、混乱。这里从生活现象初步感受到了秩序与复杂性的统一。

J.Jacobs在《死与生》则描述了城市生活现象中的秩序（有序与无序），提出的“街道眼”、“街道芭蕾”、“多样性生发”、“视觉秩序”、“非平均小变数”等等，都是基于城市“复杂性”的现象研究，最后在“城市问题的所在”一节中，引用了前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与医学委员会副主席沃伦.韦弗博士关于科学思想发展的三个过程分析：从简单性到无序复杂性再到有序复杂性，终于交代了城市“死与生”的秘密。因此可以说Jacobs是发展的科学思想在城市领域的应用，是用发展的科学思想对城市规划理论的检测，是借鉴生命科学理论实践对传统城市及城市规划理论实践的质疑。因此，可以说《死与生》是基于科学思想体系中关于“秩序与复杂性”的城市现象分析。

尼古拉斯.雷舍尔的《复杂性》则是从一种哲学概观的角度，专门正对“复杂性”，系统的分析了“复杂性”的本质意义，指出“复杂性”研究是适用于任何领域，是“提供从描述获得的倾下性，更重要的是提供来自科学的各种描述的倾向性”。雷舍尔以“复杂性的枝枝杈杈”为导言题目，本身就寓意了事物的复杂性，该部分简明扼要的讲述了每一章节的主要内容，成为“复杂性”哲学概观的复杂框架。第一章从分析“复杂性”是什么入手，指出“自然领域与人造领域”关于“复杂性”研究的四种模式，通过建立“复杂性模型”关于“描述、生成、计算”的认识论复杂性与“组分、结构、功能”的本体复杂性，展示“复杂性”的各种模式，最终在本章指出事物“复杂性不能出现在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中，出现在缺乏任一和所有规则秩序的境况中——这是复杂性认知终止的最终地方”。“复杂性的涌现和稳定需要秩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混沌展示了高秩序度，尽管这种秩序是特殊的、独特的随机秩序”。文中还大量例举数学为证，说明复杂性与秩序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秩序与复杂性的关系。因此可以说，雷舍尔是研究“复杂性”与“秩序”的本质，是对事物的“复杂性与秩序”的科学哲学研究。

第四篇：《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读书笔记

班级：建筑0812姓名：丁之琪学号：0820101222指导老师：申青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读书笔记

如果这本书的发表标志着现代主义建筑消亡的起点,那么1972年现代主义建筑在后现代建筑师眼里就已经完成了这一过程。文丘里这部复杂与矛盾的著作中，我最关注的是现代建筑为何以及如何消亡。

在人们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普遍理解中，有些话就像是在为后现代的建筑批评铺路：比如“坚决反对复古”，“坚决反对外加装饰”等。这正好印证了《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对法则的态度——任何法则一旦绝对化，就会受后人以柄。

在文丘里眼中，时代是反常与不定的，于是现代主义建筑的规则就成为他批判的对象。文丘里认为：建筑，如果真像维特鲁威所言：需要“实用、坚固、美观”的话，那么其本身就是复杂与矛盾的，二元对立的，体现着兼容的困难统一。现代主义建筑被他认为是“清教徒”式的——装饰、具象、传统均被定为罪恶的象征。

“少”是一种精简，精简是为了促进整体的复杂。时代赋予建筑扩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建筑目标，使得人们必须检验建筑方法。它迫使人们再度承认并发展视觉不定性中内在的多样性，既不是少，也不是多。提倡两者兼顾的文丘里自然也不会容忍“形式追随功能”这样绝对的论断存在。文丘里认为形式和功能是互相依赖的关系，他问“谁追随谁？”。他以理查德医学研究大楼为例，说明形式在这座建筑中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服从功能；实体与外形服从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实体服从结构功能，外形服从空间功能。对于后现代主义建筑来说，功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社会的不定性让建筑的形式开始追寻除了功能以外更多的东西。现代主义法则坚决反对复古，要创时代之新；文丘里不否认创新，但是对于“坚决反对传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首先他提出了自己对法则的观点——法则具有适应性和局限性。法则的适应性要求法则在废除之前必须存在，他援引柯布西耶的名言：没有体系就没有艺术。而法则的局限性使得法则不能永恒——反常和不定在社会中是正常的。

文丘里反对现代主义坚决去除传统，他希望能够非传统地运用传统。不论是传统的建筑要素还是建筑方法都应该以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进入建筑中。受波普艺术的影响，文丘里认为要想使作品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不致因为变化而被破坏——像柯布西耶的屋顶花园那样——建筑师就必须掌握传统建筑语汇的意义。在城市尺度上文丘里肯定了低级酒吧间和下等夜总会在建筑中存在的价值，由于波普艺术的出现后现代建筑越来越重视这种建筑“俚语”对大众的意义，因为在城市中这种尺度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较好。

波普艺术主张流行、大众的文化进入高雅艺术，于是文丘里也开始思考如何用低楣文化的语言表达建筑。由于传统元素在文化中带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文丘里认为老一套的题材在新的背景中会产生既新又旧，既平庸又生动，模糊不定的丰富意义。这一思想，在他设计的母亲住宅中体现的很充分：他的立面运用了许多传统的元素表示门和窗，但同时又把尺度改变，与这些传统元素本身给人的尺度感形成矛盾。这也造成了这座建筑“既大又小”造成一种模糊不定的感觉。

在这座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代表作品中，装饰作为立面的一个主要象征元素和构图元素出现，与现代主义建筑信仰的“装饰就是罪恶”形成强烈的对立。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他甚至主张建筑看起来要像商业性的广告牌那样有装饰性的门面，而不是像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那样，形成一个以功能决定外形的建筑（鸭子）。文丘里肯定古典建筑中有着杂关系的构件，这些构件在不同程度上即是结构又是装饰，通常是丰富的，有时又是多余的，为了形式和象征的需要而存在。

针对建筑的复杂与矛盾，文丘里形成了自己的设计方法，并在后现代建筑中广为使用。对于建筑中的矛盾他提出了两种处理办法——适应矛盾和矛盾并列：适应矛盾就是容忍与通融，允许即兴活动。它包含着典型的解体——结果已近似和保留告终。另一方面，矛盾的并列是不妥协。它包含着强烈的对比和不调和的对抗。适应矛盾的结果可能是整体性不纯，矛盾并列的结果可能是整体性不强。对于前者，他认为现代建筑中，由于框架结构和成批生产的技术要求而长期局限于采用的矩形形式已经不能做到适应矛盾，建筑呼唤斜线。对于后者，他以古典建筑为例，总结了总体中矛盾并列的方式：强烈的毗邻（剧烈变化的并列）、并列的方向和重叠。

室内室外是建筑中永远存在的一对矛盾，现代建筑提出消解矛盾的办法：室内和室外融合。而文丘里则赞同路易斯.康的说法：建筑是藏身之处。他认为建筑与环境和场地的关系以及建筑内部的空间，应该用两套系统（双层外皮）解决。他不赞同空间的流动，认为一个空间需要有明确的维护界面。

文丘里赞成由外而内的设计手法，肯定空间中的空间。多层维护的建筑，不仅能够因为重叠产生的矛盾并列而具有复杂的艺术效果，更能使建筑适应外在的环境，并造成丰富的室内效果。虽然对于现代建筑来说多层维护之间形成的残余空间，是不经济的，但这些空间固有的合格性以及对比和对立也符合康中肯的说法：一座建筑应该有好空间又有坏空间。文丘里用一句令人费解的格言来总结他的设计方法：对困难的总体负责。困难的总体不是单一和简单，他肯定古典式的三段式构图，以及被近代建筑压制的二元并列。在这里它主要对建筑的形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建筑师应该运用折射和占支配地位的连接体部件来突出总体，对二、三甚至更复杂的总体负责。对于建筑的矛盾，他的适应矛盾以及矛盾并存的观点，会造成建筑的整体性不纯和整体性不强。此处他又经有大量的古典例子得出结论来解决“整体性”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主义中的一些规则仍然是我们设计评判标准，以文丘里的作品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在大体让仍然没有突破现代主义建筑的形式，他的作品中充满对现代主义规则的反动。这也正印证了后现代一词对那个时代的概括：后现代作为现代的衍生物。文丘里代表波普艺术一派的观点，主张现代建筑从“纯粹精神”的高度降落——“也许从粗俗且为人所不屑的日常景观中我们能吸取生动而有力的、复杂和矛盾的法则，把我们的建筑变成文明的整体。”

在“后后现代”的今天，反常和不定更加明显，建筑已经失去了永恒的属性，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关于什么是建筑的问题，或许我们应该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不再为其招魂，而是发现当下鲜活的定义。

第五篇：读《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有感

读书笔记

——读《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有感

莎士比亚说过: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思。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诸多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角色，不同的人对他的看法截然不同。鲁迅也有类似的对《红楼梦》的评价，《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的书。谁是作者谁是续者姑且勿论，但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读《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也是如此。

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不同，对文学人物形像的理解自然不尽相同。同样的道理，同样一篇文章，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就如同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一名执业建筑师对当时建筑理论及其教条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反应……每个人的受教育和知识文化程度不同，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人生价值取向不同，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不同等等，都会导致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大相径庭。在建筑艺术领域里，建筑师通过某种手段把意向的抽象思维表现成建筑，他的建筑所带来的社会价值是事实，但是欣赏这座建筑的人对它的理解不大可能与作者本人创造这件作品时的思维是一样的，尽管建筑本身的社会价值是绝对的，但是它所带来的思想教育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尽管看法各有千秋，但建筑终究是那个指定的艺术品，不会是另一个。而以我现在浅薄的知识储备来说，想要从文丘里的建筑作品中剥离分析出他的建筑理论或是思想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因此我也只能作为一个读者，或者说是崇拜者来看这本书，至于从中找到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那怕是不可能的。

说道这本书，就该先谈下它的作者了。文丘里早期的工作受到路易·康和艾罗·萨里南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米开朗基罗、帕拉第奥、勒·科布西耶和阿尔瓦·阿尔托很大的影响。他说道：“在所有作品中，阿尔瓦·阿尔托的作品对我的启示最大。它最具动感、最有联系性，是学习艺术和技术最丰富的来源”。文丘里设计的建筑总是与社会、文化相关。他的创意灵感来源于所有的历史建筑和现有模式，因此他所设计的建筑既有个性，又与当地环境紧密相连。尽管他已经放弃了许多信仰，但他的作品还是被认为是后现代时期的一部分。罗伯特·文丘里的作品与著作与20世纪美国建筑设计的功能主义主流分庭抗礼，成为建筑界中非正统分子的机智而又明晰的代言人。他的著作《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1966年）和《向拉斯维加斯学习》（1972年）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宣言。他反对密斯·凡·德罗的名言“少就是多”，认为“少就是光秃秃”。他认为现代主义建筑语言群众不懂，而群众喜欢的建筑往往形式平凡、活泼，装饰性强，又具有隐喻性。他认为赌城拉斯维加斯的面貌，包括狭窄的街道、霓虹灯、广告牌、快餐馆等商标式的造型，正好反映了群众的喜好，建筑师要同群众对话，就要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于是过去认为是低级趣味和追求刺激的市井文化得以在学术舞台上立足。设计的时候，文丘里喜欢将简单而有美丽雕花的格式合并在一起，还经常在全面设计规划图中将讽刺和喜剧寓于其中，常以国际风格和流行艺术为指导，其作品还被当作设计平面的典范，这些模式常具有纪念性和装饰性。他以标记和符号为装饰，运用简单的几何图形，并将其融入他的设计中。他说道：“建筑学应该涉及到建筑的社会和历史之间的关联”。文丘里总在盛大的背景下将联系和同化合为一体，使他的建筑以一种和谐的方式与当地的环境相得益彰。他们不会因为已有的目的而忽视四周的环境，他这样说道：“我喜欢建筑中的复杂性和对立性，这建立在近代观点的模糊性和丰富度中，还包含在与艺术的联系之中。建筑师再也不能被正统现代主义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所吓服了。我喜欢建筑要素的混杂，而不要‘纯净’；宁愿一锅煮，而不要清爽的；宁要歪扭变形的，而不要‘直截了当’的；宁要暧昧不定，而不要条理分明、刚愎、无人性、枯燥和所谓的‘有趣’；我宁愿要世代相传的东西，也不耍‘经过设计’的；要随和包容，不要排他性；宁可丰盛过度，也不要简单化、发育不全和维新派头；宁要自相矛盾、模棱两可，也不要直率和一目了然；我赞赏凌乱而有生气甚于明确统一。我容许违反前提的推理，我宣布赞成二元论”。但这一系列似乎与正统现代建筑理论大相径庭的主张与这篇宣言的“温和”性格并不相悖，在接下来的9个章节中，作者通过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包罗万象的例证，逐步将“建筑的复杂与矛盾”的本质及其现实意义抽丝剥茧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他所言“分析包括把建筑分成部件„„这种分解是所有创造活动中存在的过程而且对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在此有必要重申的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矛盾，不包含矛盾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事事有矛盾；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的始终。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旧的矛盾一解决新的矛盾就会产生，又开始了新的矛盾运动。在新旧矛盾之间绝对不存在哪怕一刹那的无矛盾状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时时有矛盾；总之，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穿于每一事物的始终，即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建筑也不例外，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体。

一部著作、一种思潮的的诞生自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建筑与城市规划界引起轩然大波，《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就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作为对于特定时代建筑学和建筑师所面临问题的回应，这本著作虽以不同于他人的价值观作为出发点，但异曲同工的与当时其他著作一样体现了对多样性、复杂性的城市环境与建筑的推崇。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很大一部分就在于现代主义的强势抹杀了建筑的多样性、复杂性。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复杂性，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城市秩序下的简单功能功能主义自然受到批判。１９９１年文丘里获得普利兹克奖写过一篇题为“Looking at Architecture with New Eyes”的评论文章，“文丘里之所以是一个真正出色的建筑师，是因为他拒绝被冠以任何标签、称号。因为他对冠以标签的原则标准持有疑问。他要求我们就像他之前的导师路易斯・康要求的那样，对于建筑的传统类型进行一个彻底的反思，甚至是我们自己设立的那些归类。最后，因为他教会我们，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建筑、所有的建筑——不仅是他自己的建筑，虽然可能失去建筑的一些光彩，但肯定能更好的直视重点。” 开放的、不先入为主的视角为文丘里的理论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出乎意料却又对现实敏感而清醒的评价。在人们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普遍理解中，有些话就像是在为后现代的建筑批评铺路：比如“坚决反对复古”，“坚决反对外加装饰”等。这正好印证了《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对法则的态度——任何法则一旦绝对化，就会受后人以柄。在文丘里眼中，时代是反常与不定的，于是现代主义建筑的规则就成为他批判的对象。文丘里认为：建筑，如果真像维特鲁威所言：需要“实用、坚固、美观”的话，那么其本身就是复杂与矛盾的，二元对立的，体现着兼容的困难统一。现代主义建筑被他认为是“清教徒”式的——装饰、具象、传统均被定为罪恶的象征。“少”是一种精简，精简是为了促进整体的复杂。时代赋予建筑扩大的规模和复杂的建筑目标，使得人们必须检验建筑方法。它迫使人们再度承认并发展视觉不定性中内在的多样性，既不是少，也不是多。提倡两者兼顾的文丘里自然也不会容忍“形式追随功能”这样绝对的论断存在。文丘里认为形式和功能是互相依赖的关系，他问“谁追随谁？”。他以理查德医学研究大楼为例，说明形式在这座建筑中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服从功能；实体与外形服从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实体服从结构功能，外形服从空间功能。对于后现代主义建筑来说，功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社会的不定性让建筑的形式开始追寻除了功能以外更多的东西。现代主义法则坚决反对复古，要创时代之新；文丘里不否认创新，但是对于“坚决反对传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首先他提出了自己对法则的观点——法则具有适应性和局限性。法则的适应性要求法则在废除之前必须存在，他援引柯布西耶的名言：没有体系就没有艺术。而法则的局限性使得法则不能永恒——反常和不定在社会中是正常的。文丘里反对现代主义坚决去除传统的做法，他希望能够非传统地运用传统。不论是传统的建筑要素还是建筑方法都应该以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进入建筑中。受波普艺术的影响，文丘里认为要想使作品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不致因为变化而被破坏——像柯布西耶的屋顶花园那样——建筑师就必须掌握传统建筑语汇的意义。在城市尺度上文丘里肯定了低级酒吧间和下等夜总会在建筑中存在的价值，由于波普艺术的出现后现代建筑越来越重视这种建筑“俚语”对大众的意义，因为在城市中这种尺度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较好。波普艺术主张流行、大众的文化进入高雅艺术，于是文丘里也开始思考如何用低媚文化的语言表达建筑。由于传统元素在文化中带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文丘里认为老一套的题材在新的背景中会产生既新又旧，既平庸又生动，模糊不定的丰富意义。这一思想，在他设计的母亲住宅中体现的很充分：他的立面运用了许多传统的元素表示门和窗，但同时又把尺度改变，与这些传统元素本身给人的尺度感形成矛盾。这也造成了这座建筑“既大又小”造成一种模糊不定的感觉。在这座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代表作品中，装饰作为立面的一个主要象征元素和构图元素出现，与现代主义建筑信仰的“装饰就是罪恶”形成强烈的对立。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他甚至主张建筑看起来要像商业性的广告牌那样有装饰性的门面，而不是像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那样，形成一个以功能决定外形的建筑。文丘里肯定古典建筑中有着杂关系的构件，这些构件在不同程度上即是结构又是装饰，通常是丰富的，有时又是多余的，为了形式和象征的需要而存在。

针对建筑的复杂与矛盾，文丘里形成了自己的设计方法，并在后现代建筑中广为使用。对于建筑中的矛盾他提出了两种处理办法——适应矛盾和矛盾并列：适应矛盾就是容忍与通融，允许即兴活动。它包含着典型的解体——结果已近似和保留告终。另一方面，矛盾的并列是不妥协。它包含着强烈的对比和不调和的对抗。适应矛盾的结果可能是整体性不纯，矛盾并列的结果可能是整体性不强。对于前者，他认为现代建筑中，由于框架结构和成批生产的技术要求而长期局限于采用的矩形形式已经不能做到适应矛盾，建筑呼唤斜线。对于后者，他以古典建筑为例，总结了总体中矛盾并列的方式：强烈的毗邻（剧烈变化的并列）、并列的方向和重叠。室内室外是建筑中永远存在的一对矛盾，现代建筑提出消解矛盾的办法：室内和室外融合。而文丘里则赞同路易斯・康的说法：建筑是藏身之处。他认为建筑与环境和场地的关系以及建筑内部的空间，应该用两套系统（双层外皮）解决。他不赞同空间的流动，认为一个空间需要有明确的维护界面。文丘里赞成由外而内的设计手法，肯定空间中的空间。多层维护的建筑，不仅能够因为重叠产生的矛盾并列而具有复杂的艺术效果，更能使建筑适应外在的环境，并造成丰富的室内效果。虽然对于现代建筑来说多层维护之间形成的残余空间，是不经济的，但这些空间固有的合格性以及对比和对立也符合康中肯的说法：一座建筑应该有好空间又有坏空间。文丘里用一句令人费解的格言来总结他的设计方法：对困难的总体负责。困难的总体不是单一和简单，他肯定古典式的三段式构图，以及被近代建筑压制的二元并列。在这里它主要对建筑的形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建筑师应该运用折射和占支配地位的连接体部件来突出总体，对二、三甚至更复杂的总体负责。对于建筑的矛盾，他的适应矛盾以及矛盾并存的观点，会造成建筑的整体性不纯和整体性不强。此处他又经有大量的古典例子得出结论来解决“整体性”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主义中的一些规则仍然是我们设计评判标准，以文丘里的作品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在大体让仍然没有突破现代主义建筑的形式，他的作品中充满对现代主义规则的反动。这也正印证了后现代一词对那个时代的概括：后现代作为现代的衍生物。文丘里代表波普艺术一派的观点，主张现代建筑从“纯粹精神”的高度降落——“也许从粗俗且为人所不屑的日常景观中我们能吸取生动而有力的、复杂和矛盾的法则，把我们的建筑变成文明的整体。”。

在“后后现代”的今天，反常和不定更加明显，建筑已经失去了永恒的属性，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关于什么是建筑的问题，或许我们应该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不再为其招魂，而是发现当下鲜活的定义。

正如文丘里曾说“像所有超越时间而存在的作品一样，阿尔托的作品可以许多方面被解释，每个解释都比这一刻或多些或少些真实，因为这个作品是如此有品质而蕴涵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意义„„但是对于我来说，当我挣扎要完成这篇文章时，阿尔托最令人喜爱的的特点就是他从没写关于建筑的任何东西。” 也许这就是他略带幽默的自嘲地对于我们及他自己的困惑所给出的回答。而这也正是我对于文丘里的感受！我也在努力的理解着《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的观点！或许它需要我更多次阅读才能让我更贴近作者的思想！

参考文献：

罗伯特・文丘里著．《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周卜颐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