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的几点思考

一、研究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进行改革与发展，本身就是世界史上的最大实验，潜伏着巨大风险性。而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人口与日俱增，就业矛盾异常尖锐。据初步测算，我国农村目前剩余农业劳动力已达2亿多人，每年大约有1000多万人要求转入城

市产业部门就业。而城市本身就业压力也很大。除每年新增就业人口800多万人需要收纳之外，目前国有企业大约有3000多万冗员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面临下岗、失业的威胁。所以，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遇到了来自城市失业人口的激烈竞争。与此相联系，我国农村流动就业人口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张。

种种情况表明，当前我国存在的失业剧增和就业压力极大现象已经成为摆在理论界和决策层面前，亟待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现实中加以解决的“难题”。

有鉴于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增加就业”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目标之一，同时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足可见高层决策者对现阶段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

从理论上讲，研究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由于中国具有自己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因此任何国外的“失业理论”对中国来说，均只具有借鉴作用，而不具备“完全替代”功能，中国需要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失业理论。目前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因此，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对转型时期我国的失业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研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从现实的角度看，解决就业压力问题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其现实意义自不言待。

二、如何对待既有的“失业理论”？

1、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因为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在中国，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不体现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

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问题上，也要采取坚持与发展的态度。

马克思失业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体而言，其要点主要包括：劳动力商品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资本积累与相对过剩人口论。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劳动者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有权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其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其它生活资料来源，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亦即资本增殖的根本条件。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而这必然会导致两种对立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相对地、有时甚至绝对地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供给迅速增加的趋势。其结果，必然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产物，而它反过来又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即产业后备军。

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发展与创新。

当前，理论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观点与看法。在习惯于用传统方式思维的人看来，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因为一旦承认了社会主义劳动要素的商品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后界限就不存在了。其实，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单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差别也许仅仅在于发达程度不同。这一点，小平同志早有精辟论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市场经济中，不仅消费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要借助于市场机制的调节，而且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的调节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点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概莫能外。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并不在于是不是市场

经济，也不在于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是不是商品，二者的根本区别恐怕还在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不同。

由于理论上否定劳动要素的商品属性，在实践中，劳动资源长期以来一直由国家通过单一的计划实行统包统配。即使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旧的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依然起步缓慢；与其它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资源的商品化进程要缓慢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其实，既然承认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也就应当承认劳动资源的商品属性。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要依靠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来实现供求平衡，而且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生产和分配作为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统一体的组成部分，也必然要借助市场微观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共同发生作用，才能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的利用。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正是产品商品化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生产要素的价格理顺了，整个产品的价格体系才能合理；只有当生产要素按比例分配时，整个社会生产才能按比例进行。因此，开放劳动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价格调节劳动资源的合理流动，是深化分配制度、劳动人事体制、解决我国就业压力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主张劳动要素非商品的人所持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如果劳动要素成了商品，岂不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其实，劳动者当家作主与劳动要素成为商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根本不构成一对矛盾。这里所说的是劳动要素成为商品，而不是劳动者本身成为商品。劳动要素是劳动者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为什么就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这一生产资源呢？实际上，劳动者亲自生产和出售某种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商品从而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另一种商品，这与他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取得一定的货币工资并换回相应的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况且，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通过他们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并实际占有生产资料所带来的收益而实现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人翁地位是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和公民权利而体现的，这与劳动者是否把自己的劳动资源作为商品出售并没有直接的本质联系。

概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与劳动要素商品化是可以并存和统一的，我们不妨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体制变革等三个层面来加以阐述：从政治制度层面上讲，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其主人翁地位是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和公民权利来体现的；从经济制度层面上讲，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劳动者是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作为企业主人翁的地位是通过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凭借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相应的资产收益来得到体现的；从经济体制层面上讲，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要素的商品属性，即不仅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且诸如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同样也是商品。

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同样也是商品，这是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与真理。

2、借鉴和吸收西方失业理论的有益成分

由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一般比较发达，因此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失业理论相对较为成熟。这些理论对于构建我国转型时期的失业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失业理论主要包括：凯恩斯主义失业理论、古典主义失业理论、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理论、奥肯定律、现代失业理论、蒙德尔开放经济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隐蔽失业理论、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失业理论等。

虽然西方国家与我国国情不同，且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差异较大，但是西方失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失业现象。在我国，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到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失业与经济增长周期关系密切，高增长率和低失业率相伴随，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相伴随是一般的经济现象。有关实际增长率和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奥肯定律。按照奥肯定律所估计统计结果，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下降半个百分点。

尽管奥肯定律是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间长期内在关系的一种表述，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我国，GDP增长率的峰顶与失业率的谷底遥遥相对，表现出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较低的失业率之间也存在比较稳定的替代关系。

与奥肯定律略有不同，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痛苦的经济“滞胀”时期以后，有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理论已经被修正，从长期看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已经得到了证明。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二者之间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相互替代关系。这一方面是源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预期对于总供求均衡的影响还不够显著；另一方面我国现在出现的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持续压力，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及体制问题在近年来比较集中地释放出来。

三、构建我国转型时期失业理论框架的主要设想

构建转型时期中国的失业理论体系，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同时还要借鉴国外既有和相对较为成熟的失业理论。这种理论体系应当是涵盖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多门类、跨专业的综合性、系统化的“大理论”，因此其难度和复杂性可见一斑。

基于此，我们认为，以下内容是构建我国转型时期失业理论框架应当予以重点关注的：

1、转型时期中国失业问题面临的背景因素

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背景因素主要包括国内背景、国际背景以及时代背景等，分析、研究我国失业问题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

——关于国内背景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意味着我们肩负“转型与发展”的双重任务，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遇到的矛盾相当尖锐、问题异常复杂，由此带来的失业问题与就业压力空前艰巨、十分棘手。

一方面，在现有体制、现有技术状况下，农业已有2亿富余劳力，工业中也有几千万下岗、待业者；另一方面，改革的推进与深化势必要进一步使城市和农村释放出更多富余人员；再一方面，我国总人口还在上升，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亦很可观；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和突出。所有这些均表明，增加就业、减少失业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关于国际背景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它不仅使大部分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之中，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

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和某个阶段，我国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人数剧增、就业压力加大。

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现象（即大量国外商品蜂拥而至和我国劳动力无法大量输出，进而使我国失业问题更趋严重）应当引起各方的关注。

——关于时代背景分析

世纪交替之间，人类社会迎来了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时代——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这里的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历史又行进到了一个新的交汇处。

目前，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大环境中，我国面临的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水平的问题，这是我国新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

然而，发展高科技与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之间形成了一对非常明显的矛盾，如何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结合点，同样也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亟需作出回答的问题。

2、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的阶段划分

1978年以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刚性就业”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失业”问题。但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格局被逐步打破，其所隐含的风险随之得到释放，“刚性就业”的后遗症也逐步显现出来。因此，在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问题进行阶段划分时，不应忽视对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刚性就业”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1978年以来，根据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率的变化情况，可将我国失业问题分为以下阶段：

1978—1989年，在这个阶段，我国经历了8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两次失业高峰期。

1989—1992年，是我国失业转缓阶段。

1992—1997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失业率快速上升时期，1997年底城市登记的失业率已达3.2。

1997—至今，我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未来五年，我国将进入新生劳动力增长的又一个高峰期。“十五”期间我国城乡将有1.9-2.1亿人需要寻求就业岗位。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估计，按目前的就业弹性，如GDP年均增长7-8，每年大约能提供560-700万个就业岗位，五年共提供2800-3500万个就业岗位；“十五”期间，企业自然减员腾出的就业岗位大约有4000万个，两项合计总供给为6800-7500万个岗位。由此可见，“十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3、转型时期我国存在的主要失业类型

根据造成失业原因的不同，可以将我国转型时期的失业大致分为以几种类型：

——转型性失业，即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传统计划经济转为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由粗放性经营转为集约性经营）所造成的失业现象。这种类型的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部门、国有企业等。

——隐蔽性失业，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时的就业，亦即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产生的一部分劳动者从农业中撤出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这部分被撤出来的劳动者就是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此类失业一般主要分布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而造成的失业。一般地，这类失业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农业和第二产业的工业等领域，而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则是吸纳失业人员和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场所。那些面临产业升级的传统行业同样存在较大失业压力。

——摩擦性失业，这是指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所导致的找工作需要时间而产生的失业现象。此类失业更多反映的是社会转型与变迁。

——追浪性失业，这是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对本已高企的失业率形成逐波推高之势（就像大海起潮时出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浪”现象），使得失业问题更趋严重。

只有对产生失业现象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进而作出类型划分，才能对症下药，采取相应举措加以解决。

4、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几对矛盾

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在解决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几对矛盾：

——失业理论的滞后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在失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劳动力商品属性、劳动力市场、劳动要素配置、就业、失业、再就业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虽然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失业规模逐步扩大，失业层面不断加宽，治理失业的难度更加明显。

由此，失业理论的滞后与现实问题的严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这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政府管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制度，劳动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只能通过计划调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壁垒森严。在不同行业、企业、事业、行政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要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和条例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许多部门和单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

进入转型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对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而目前我们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共事业部门实行的人事制度、劳动管理制度明显滞后于就业体制改革步伐，这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单向转移的矛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因素，而是明显受到体制和人为因素制约。我们不仅存在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着与这一经济结构交错在一起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整个社会“农业”和“非农业”的人口结构，它在实际上使农村和占70以上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标志和动力的，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速率缓慢，一方面城市经济不仅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而且其自身的结构升级也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的单向转移，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种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时，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逐步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

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化，无疑加剧了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内大量劳动力被“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国外商品的大举进入，我国面临着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人数趋于增加。

与此不对称的是，由于国外劳务市场并未对外承诺“全方位开放”，因此我国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应被“拒之门外”，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人口自然增长与经济增速减缓之间的矛盾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仍在1300—1400万之间，这使中国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数量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据统计，200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为6.77亿左右，比1995年净增4800万，年均增加960万，到2010年将达7.52亿左右，比2000年净增7500万，年均增加750万。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扩张转向近年来的自发收缩态势，经济增速明显减缓。而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又对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渴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5、转型时期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对策分析

首先，要廓清理论认识上的模糊概念。

当前，必须要廓清理论认识上的模糊概念，明确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只有摆脱理论上的束缚与羁绊，我们才能按照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从而更好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失业人数剧增和就业压力过大问题。

然后，确立“就业优先增长”的宏观政策目标。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今后我国应当确立“就业优先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

第三，在农村和城市之外开辟和拓展“就业新空间”。

由于我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城市自身尚有为数较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以及新增就业人员，这就形成了农村和城市失业人员之间的“互相拥挤”、“相互排斥”现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农村和城市之外开辟和拓展“就业新空间”。

现在看来，大力发展小城镇不啻为一条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既可以容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也能够吸引一部分城市失业人员。这种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一旦形成规模，其就业吸纳能力和就业容量同样是十分可观的。

第四，建立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加入WTO后，我国面临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因此出口规模必须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特别是选择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这不仅符合我们的现实国情，而且有利于扩大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最后，选择和开发适用先进技术。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选择那些使用劳动多、资本少的技术进行生产。这些适用技术主要包括：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行外围改造，即在辅助操作（如材料处理）中尽量使用劳动力；从国外引进劳动相对密集但对发展中国家仍然适用的技术；大力开展乡土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这样可以逐渐减少对国外以资本密集型技术为特征的进口资本品的依赖。此外，我们还应把开发和推广适用技术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结合起来，因为这些企业一般都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它们的发展，既可以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大大增加就业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1、江泽民，200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1月8日。

2、周雪飞，2002，《转型时期我国经济改革中的“淮桔成枳”现象与“本土化”特征分析》，《财政研究》第1期。

3、谷书堂主编，2000，《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5、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1997，《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6、何平，华迎放，2002，《中国何以应对就业危机》，《经济学动态》第1期。

第二篇：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

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

编辑:admin 时间:2014-3-24 18:35:00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Hetzer提出生态性旅游发展思路以来，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模式，一直备受各国推崇，成为全球旅游产业发展的热点。对于我国来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旅游也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较之于传统旅游模式，生态旅游是以既有生态资源为依托，以维持生态资源持续利用为目标，培养生态伦理与道德的旅游模式。

当前，在社会“大生态”等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生态旅游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首先，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稳定增长的趋势，人民收入不断增加，为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其次，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自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以来，国家旅游局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出台了《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规程》，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项目，从生态理念建设到投入保护项目建设，再到生态管理监督、建立生态旅游示范区，全方位促进我国生态旅游健康发展。再次，随着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地位的提升，生态旅游成为时下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生态旅游发展浪潮的促进。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内容丰富的生态旅游受到众多旅游者的青睐，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趋势。

机遇之下，我国生态旅游仍然面临着较多的发展困境。首先，可开发的生态旅游资源匮乏以及盲目开发导致的生态资源浪费。基于广阔的地貌与多样的气候，我国生态资源可谓林林总总，十分丰富，但其中大部分存在开发难度大、地理位置风险、可进入性差等方面的问题，使可开发的生态旅游资源受到一定局限。实践中，大多数地区在“生态旅游”的口号下，盲目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导致生态资源浪费，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其次，生态旅游超负荷，可持续性发展程度低。近年来，随着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旅游人数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旅游景区的承载压力。另外，很多景区存在规划不合理、景区内部机构运行不协调的现象，在游客超饱和的状态下，景区生态环境必然受到威胁。再次，景区管理体制不健全，阻碍生态旅游发展。在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归类多样性的前提下，不同的生态旅游资源往往具有不同的管理体制，从而导致生态旅游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最后，资金缺乏，生态旅游发展受限。地方政府资金缺乏，直接限制区域生态旅游的投资能力与投资规模，导致地区生态旅游长期处于“开”而“不发”，“启”而“不动”的状态，阻碍地区旅游的发展。除此之外，生态效益不高、旅游地居民和游客生态观念淡薄，也是当前生态旅游发展的障碍。

生态旅游作为现代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保护生态文明，而且还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生态旅游，更应重视其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困境，从而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旅游路径。

以生态经济发展为视角，做好生态旅游规划。具体应从如下几方面出发：一是站在现代旅游发展格局的高度，从大处着眼，体现规划的宏观性和超前性；二是明确生态旅游的产业定位。生态旅游作为现代旅游发展的趋势，应该成为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支柱，引领其他产业发展；三是明确生态旅游的功能定位。生态旅游作为现代“绿色经济”的主导，应该明确自身的客户对象、客户需求、市场分布等，从而实现生态旅游的综合效益；四是明确生态旅游的品牌定位。打造地区生态品牌和地区文化品牌可谓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目标，应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以生态文明为基点，加强生态旅游管理。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当下，生态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并非具有一致性，现实中依然存在生态保护、生态管理、生态机制等建设不到位之处。对此，我们应该从如下几方面予以完善：其一，加强生态文明与生态旅游的关联性。生态旅游建设应该坚持在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等原则之下进行，合理开发生态资源，重视对稀有生态资源的保护，加强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有效推进生态文明的发展。其二，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重视生态旅游专业性人才培养。生态旅游发展应该强调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将生态文明切实融入生态旅游的建设过程中，从而促进地区生态制度建设。同时，重视对生态旅游专业性管理人才的培养，由专业人士管理、引导和监督生态旅游产业，从而保证生态旅游经济效益的实现。其三，重视地方政府对生态旅游的组织领导，加强生态旅游的管理制度建设。在生态旅游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地方政府对生态旅游的资金投入，促进地区生态文明的发展。

推进生态旅游制度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生态旅游制度是促进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保障。因此，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加强生态旅游制度建设，建立生态旅游项目推广制度和实施制度，健全生态旅游资金投入制度和项目规划制度。同时，要从客观实际需求出发，进行生态旅游的相关立法，实现依法管理，从而促进生态旅游的科学发展。

作者：康晓梅

来源：《光明日报》

第三篇：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定位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定位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深化改革。早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就明确指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那么在当前中国国内经济大背景以及国际环境的要求下，中国如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服务型政府这个目标。本文就中国政府目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一些探讨，以及对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的定位作一些简要的论述。关键词：政府职能 转变 服务型政府 市场 社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的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于2010年由GDP世界第七跃居世界第二，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中国的腾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必须矢志不渝地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巩固已有的成果创造更大的价值，让改革成果更好更多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中国的政治文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已成为深入人心的价值观念。人民有了更多的权利，同时也享有了更多行使权利了机会（基层民主自治在十七大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的弊病日益显现。我国始终无法逃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规律，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我国政府职能定位的现状与不足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政府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对过去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作用。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稳定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由于，我国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唯一可以借鉴的也只有苏联，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党没有正确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看待，盲目排斥。国家包揽了一切，导致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府代替了市场，做了本应该由市场做的事，而政府又远非至善与万能它本身固有的缺陷必然会导致政府失败。最终，不但没有行使好自己的权力反而给市场与社会带来了灾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认识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做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变革，但同时也有一些缺陷。

1．五次机构改革成败得失。从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机构改革是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一次。通过此次改革，政府职能有了较大的转变，机构设置相对精干，政府作用更加协调，办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与此相对应，第五次机构改革意义更为深远。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构改革，逃出了机构撤并与精简人员的藩篱，用相关报刊的话说，“改革的重心不是瘦身，是强身”。但是纵观历次机构改革，我国政府改革的缺陷也尤为明显。这些缺陷导致我国政府在以前以及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现有的改革藩篱，路径依赖依然十分明显。所以，要取得突破就必须克服这些缺陷，着眼于将来并且积极的借鉴西方的经验，同时认清中国的实际，走出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成效的改革之路。

2．政府与市场定位不准。我国政府经过多年的改革已经充分具备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实践中面对历次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都能很好的化解，不仅能够消除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而且还能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可以说这是我们政府的优势。可是，我们政府虽然经由历次改革（价格制，国企改革等），把相当的权力重新交给了市场，可是似乎放的还是不够。政府仍然做着大量市场该做的事，干扰市场竞争，市场失去原来的平衡，导致市场失灵。政府的不适当干预不但会降低市场的效率还会导致腐败，政府对市场不当的行政干预是造成腐败的根源。所以，政府切实做好本分，该放手的地方坚决放手该管的地方切实管好，是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政府始终要认识到一点，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只是处理市场不能处理的问题以完善市场不具备的功能，这种查漏补缺的功能是政府合理定位的关键。

3．政府与社会定位不合理。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行使着两大职能，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矛盾不是我国主要的社会矛盾，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我国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社会管理而非政治统治。政府作为一个行政主体，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和权力界限，政府的活动范围应该只限于公共领域，即政府只能依法实行人民赋予其的公共权力。但是政府对私人领域的不当干预不仅无助于树立政府权威而且还会严重的干预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政府进一步向社会放权势在必行。政府完全可以从不必要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不仅仅可以降低自身的成本还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应当致力于在宏观方面把握社会的运行方向，不要试图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只有当社会出现了问题而通过自身又无法解决的时候政府才能以权威第三方的身份出现，解决社会问题，这样不仅仅能使得社会高效的运转也保证了政府的权威，一举两得。

二．原因分析

造成以上种种问题的根源都是对政府职能的定位不准。我国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在政府职能的认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建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国政府职能的主要特征：政府职能是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以党代政型，政府职能的理论和实践开始逐步探索。这种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是十分有效的，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萌芽阶段（1978-1984）。这一阶段的特点：政府职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能管制型，但已经开始认识到政府职能要进行转变。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起步阶段，有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随后，我国政府开始了进一步的探索，由对政府职能目标的模糊到逐渐完善。经过了近25年的艰难探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在政府职能的定位方面我国由初期的无视到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最终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实践方面并没有如理论那般完善。如上所述，当前存在问题依然很多：行政审批改革的不完善，要素市场还未像商品市场般完善，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出多门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政府的职能依然没有实现由“划桨”到“掌舵”的改变，政府依然做了许多不该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如何进一步实现由理论到实际的飞跃，让政府切实从繁杂的事务型政府中抽身而转变成治理型政府，这需要我国政府进一步的从实践中获得经验并进一步完善理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路子。

三．服务型政府的正确定位

我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与世界接轨，在获得更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了更多的挑战。我国政府的管理模式成为我国与世界接轨的一大障碍，政府虽然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力量，但同时也是使一国经济崩盘的罪魁祸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合理定位政府，让政府合理发挥自身的作用成了问题的关键。我国政府应明确政府的职能，合理使用自己的权力，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好导向作用。

1.调控宏观经济和政策。如上所述，市场虽然能够很好的解决好效率的问题，但是市场也有缺陷，它并不能解决诸如：长期经济增长、物价稳定、通货膨胀等问题。由于存在商业周期，所以经济在一定时间内来说不是持续增长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是商业周期的规律。政府在面对商业周期时必须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摆脱经济萧条，从而促使经济的长期发展。另外，市场具有盲目性。因为市场是以价格信机制为基础的，这就会导致市场生产过量和生产不足，也就注定了它的生产具有短期性，无法应对长时间的发展需求。最后，由于工资与价格的粘性（刚性），短期内市场无法合理处理失业这个问题，而失业率的高低又关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能否有效处理这个问题也成为评判一个国家政府能力的关键指标。综上所述，政府在处理宏观经济问题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发挥好政府这个作用，适时而又合理进行调控是当前政府的关键职能之一。

2.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指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物品在一个人使用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他人的使用，非排他性是公共物品的本质属性。非竞争性是指公共物品在一个人使用时不能减少他人对其的使用。正是因为公共物品的这种特性，市场无法有效的提供公共物品。首先，公共物品具有成本大的特征。政府相对于私人企业具有巨大的财政收入，这种因成本而造成的规模效应恰恰只有政府能够很好的承受。其次，公共物品没有巨大的经济回报。这是相对于成本而言的，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特征，没有很好的排他性机制能够防止他人使用，所以私人部门在市场规律逐利性的驱动下不会生产这种产品。再次，公共物品具有较大的外溢性（成本与收益的非独占性）。这本就与市场经济的规则相违背，产权是市场能很好运行下去的必要条件，由于公共物品的产权不明晰，所以私人部门不会生产这种产品。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市场退出了对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应该承担起这一职责。我国政府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主要扮演了三个角色：生产者、提供者、安排者。合理的角色定位成为了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关键。总体来说我国政府应当逐渐放弃生产角色，把生产以承包等方式交由市场；加大提供的力度，合理的利用提供方式；把权力从市场社会撤出，合理安排，不用行政命令来代替市场规律。

3.消除负外部性。外部性又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环境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的表现。环境污染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我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也无法避免这类的问题，这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副产品。由于市场经济追求的是效率与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然发展的失调，这也是为何要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原因。外部性不仅仅会使经济低效而且会给自然与社会带来灾难，比如上面所说的环境污染。所以，政府应当积极地扮演好作为外在效应消除者的角色，切实的履行好自身的责任。首先，政府应当努力消除负的外部性。负外部性的存在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有权力和责任去解决这个由市场的不完善性所造成的不当结果。其次，政府应当积极推进正的外部性。公共物品是正外部性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再次，政府应当在消除外在效应的同时，对市场和社会进行合理的规制，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保证同样地问题不会再次发生。

4.维护市场秩序。市场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垄断是市场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垄断给市场带来的低效和损失比垄断者获得的垄断利润要多很多。垄断不仅导致市场的低效也会给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政府应当在适当的范围内，合理的规制市场，让市场在秩序的范围内良好的运行。当然，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充分原因，市场有其内在的规律，政府要在这一规律的范围内对市场进行适当的调控，不能过度干预，甚至以政府替代市场。秩序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秩序意味着稳定，连续和可预期。我国有今天的成就和改革开放30年来稳定的秩序是分不开的。然而，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出来，有的甚至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是显著的，但是至今还是未能解决垄断和低效的问题，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仍然并没有改变。国内金融市场依旧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因素，这些都是政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应该注意的方面。我国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更好的建设并维护好市场的秩序。

5.促进社会公平。市场经济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能合理的进行收入分配。经济规律往往会使资源向富者富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那么，如何在对市场最小的影响下增进社会的公平呢？首先，我国政府应致力于收入的再分配，也即结果的相对公平。这种结果的公平给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满足，而且在消除贫富落差的心理方面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当然，这种结果的公平不是绝对的公平，绝对公平会带来经济的无效率。其次，政府应当促进过程的公平。过程的公平也即规则的公平。政府应当合理规范市场规则，保证同样的过程会有相同的结果。再次，政府应当积极增进起点的公平。教育的公平是起点公平的重要保障，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大教育的投入，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应当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的范围。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央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要保证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果实。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对学前教育及高等教育加大投入建设，在注重量的同时要保证质。起点的公平当然不仅仅是改善教育就能完成的，但是教育是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推动，起点公平的推进将难以想象。温家宝总理曾说过：公平与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社会的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保障，政府要大力致力于结果的公平，促使过程的公平，增进起点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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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治理青年失业的政策

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治理青年失业的政策

2011年04月07日 01:44 来源：中国青少年研究网 作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会调研部

核心提示：“文革”前，由于中国一度面临就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城市面临着难以安置就业的困境。为避免城市出现失业现象，国家采取了将城市青年向农村迁移的政策，作为解决城市显性失业的一种方式。通过鼓励城市知识青年参加边远地区半军事化的农业生产建设兵团或到农村插队落户，1962～1966年已有1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1968～1975年是中国第一次城市青年失业问题严重时期，其特点主要是以城市青年为主的失业程度加深。1966年“文革”开始后，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工商业处于停滞状态，工厂停止招工，大学停止招生，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城市失业及相关问题急剧严重起来。于是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逆工业化”措施又一次被启动，从1969年底开始，在中央号召下，全国展开了持续7年之久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名义上是出于“反修防修”和“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目标，实际更直接的是解决失业问题的经济目标。在这一时期共有16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通过反城市化的“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年均200多万。

该文摘编自徐章辉主编、毕先萍副主编的《青年失业现状与再就业政策评估研究》，由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青年失业问题日益严峻，青年失业人数稳步攀升。ILO发布的“2004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指出，2003年全球青年失业人数达8800万人，比1993年增长26.8%，青年失业率从1993年的11.7%上升到2003年的14.4%，创历史最高，占全球总失业人口的47%，为数众多且日渐增长的青年失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中国是青年人口大国，从6～35岁人口达6.7亿，约占总人口的55%；其中，15～29岁人口3.2亿，约占总人口的26%。如果按照联合国对青年的定义，15～24岁的中国青年人口约有2亿，占总人口的15.5%。因此，一定意义上讲，就业问题是一个青年问题。根据统计，在中国1400万等待就业的城市人口当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30%左右；中国每年新增城镇劳动力10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1.5至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中大多数也是青年。

然而不幸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不承认存在失业问题，通过政府分配就业指标，表面上实现了完全就业，对于城乡存在的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则被完全掩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乡分割格局被逐步打破，城市下岗工人日益增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际失业人数攀升。这时，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因而逐步治理青年失业。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青年失业是无法避免的，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正因为此，“青年失业”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对失业问题的认识和治理失业的措施却有所不同，因而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纵观1949年以来中国治理青年失业政策轨迹，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从1949建国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到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第三个阶段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至今。

建国以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开始，中国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一切要服从所谓的“政治”，用“革命的方法”和“运动的形式”搞建设和治理社会。受这种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导致的社会发展水平所制约，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上，中国实行计划配置、统包就业、行政调配、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

国家对城镇劳动力实行统一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渐形成了对劳动力的计划管理，通过计划在地区间和部门间分配劳动力，以求得劳动力资源和安置的相对平衡。其中，由国家直接控制的职工增长计划具有很强的法令效力，以计划作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手段。这种管理体制在几次经济调整中不断强化，解决就业问题完全依靠“计划”，就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招工指标”。

国家对城镇劳动力统包统配和“固定工”制度

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从1949年到1978年，在城镇我国逐步形成了招工方面的统包统配制度和用工方面的“固定工”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和政局稳定，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外国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的职工，对所有旧公教人员及一切公私企业富余职工全部包下来，失业人员也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此后，对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实行国家统一分配；对城市复员军人实行归口包干，统一安排为固定职工；不再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也都包干安置。同时，随着对城市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形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于是各类人员通过劳动部门安排到全民单位当“固定工”几乎成了唯一的就业渠道。

国家对城镇过剩青年劳动力实行“下乡”政策 建国后，由于多项发展政策失误，导致城镇劳动力猛增，国家不得不通过政治手段，实行城市青年返乡政策。

“文革”前，由于中国一度面临就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城市面临着难以安置就业的困境。为避免城市出现失业现象，国家采取了将城市青年向农村迁移的政策，作为解决城市显性失业的一种方式。通过鼓励城市知识青年参加边远地区半军事化的农业生产建设兵团或到农村插队落户，1962～1966年已有1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1968～1975年是中国第一次城市青年失业问题严重时期，其特点主要是以城市青年为主的失业程度加深。1966年“文革”开始后，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工商业处于停滞状态，工厂停止招工，大学停止招生，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城市失业及相关问题急剧严重起来。于是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逆工业化”措施又一次被启动，从1969年底开始，在中央号召下，全国展开了持续7年之久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名义上是出于“反修防修”和“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目标，实际更直接的是解决失业问题的经济目标。在这一时期共有16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通过反城市化的“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年均200多万。

劳动力城乡分割，农村劳动力被限制流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优先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保证社会稳定，中央政府多次发布文件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规定各企事业单位招收人员应遵守先城市后农村的原则，未经劳动部门许可或介绍，不得擅自到农村招收工人。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前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力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并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从而正式确立了城乡隔离的就业制度。

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这套就业制度和失业治理政策，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建设、扩大了劳动者就业、以及保证了社会安定。但是，其弊端十分明显。运用计划政治手段对中国劳动力统一进行调配，强调了公平却忽略了效率；企业和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被抹杀，国家成了用人和就业的双重主体，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结果严重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就业岗位不足，“显性”和“隐性”失业严重；加上长期“左”的思想影响，在所有制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导致就业渠道单一，就业机制僵化；在农村，个体经济和非农产业的限制发展，加上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导致了农村就业被限制在农业产业。

第五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范文模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

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亮点之一。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治国方略和认识上的深化，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新贡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我们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充分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深入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一、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和谐作为一种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就是说，和谐不是指完全同一，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对我们处理当代国际、国内事务具有重要的价值。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我们党治国理政追求的完美结合，其内涵十分丰富和深刻。

有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包容了人与自然、社会内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和谐”概念固然可以指称多种关系，但“社会主义和谐和社会”作为一个专用语，有其特定所指。理由是：（1）四中全会《决定》对党的“五种执政能力”的阐述是一个整体，其中在“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部分已经提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容，在“应对国际

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部分也提到了“求同存异处理国际事务”的内容，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容上不应与其他部分交叉、重复，而应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即特指我国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

（2）四中全会《决定》在第七部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开宗明义地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这里讲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是对“和谐”社会特征的概括，都是针对我国人民讲的。因而，我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应特指我国社会内部关系，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我们党从来都强调，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党领导的各项改革的着眼点就是要从政策上促进、从制度上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这说明，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富有创造活力的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关系协调的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利益矛盾突出的问题。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包括“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决

定》指出首先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其次，要建立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依法及时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显然，利益关系协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秩序、稳定的机制作保障。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说明，稳定有序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

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成员和睦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必然要求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离不开合作。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把竞争推向极端，就会造成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这就标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基本特征。

二、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第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认识的深化。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任何一个政党执政，不仅要有经济基础、政治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还要有社会基础。执政党的职能不仅要管理经济，而且还要管理社会。执政党管理社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稳定有序的和谐状态。只有在社会良性运行的状态下，执政党才能正常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才能巩固。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改革开放不断地提出新的历史性课题，也不断地丰富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价值越来越突出。相对于社会而言，经济、政治、文化只是其子系统。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既不能把它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的简单相加，也不能仅仅看作这些子系统运动的外部条件。它本身就应当成为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正是基于这些认识的深化。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这一过程，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第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路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劳动方式、收入途径多样化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人们的利益要求、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事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社会生活是五光十色的，应当允许多样性的存在，不能强求千篇一律。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多样性的存在还是有机体保持活力的源泉。但从社会稳定运行的要求看，又必须把多样性整合起来。多样化与整合是一对矛盾，所谓“和谐”就反映了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理念和思路上做出的创新。

三、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意味着作为社会管理者不能再用固定不变和千篇一律的模式去管理千差万别与千变万化的社会、组织与个人。因此，从途径上分析，构建和谐社会必然对社会管理者提出创新体制的要求。

第一，管理组织创新。管理组织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还要发挥好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在我国，一些新型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如社区组织、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这些组织各自联系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作为党和政府的补充发挥重要的社会管理作用。其中社区组织在提供公益性服务，填补政府“空白”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从我国社

区组织发展的现状看，社区组织还不够完善，社区功能还局限于提供社会服务和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简单的方面。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重视社区建设，加强社区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真正使社区成为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环节。

第二，管理政策法规创新。社会管理是通过一定的政策法规来进行的。适应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管理的政策法规也应发生相应的变革。社会管理政策法规创新首先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次，社会管理政策法规创新要遵循“动态平衡”的原则。所谓社会和谐，其实质是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矛盾。要在努力寻找最适度的社会发展机制与动力源泉的同时，探求最佳的社会稳定机制与社会团结机制，谋求发展机制与稳定机制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使社会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又和谐安定、秩序井然。

第三，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创新。在社会管理方式上，要改变简单的以物质福利为主的方式，转变为以精神心理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通过各种社会宣传教育方式，引导社会成员自己管理自己。在社会管理手段上，要逐渐改变行政为主的手段，转变为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约束为主的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要遵循市场运行规律，创新管理手段。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强化法律在解决社会争端方面的作用。文化约束成本低，持久性强，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要充分发挥文化塑造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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