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妇女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

第一篇：当前农村妇女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

当前农村妇女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部综合性的全面保护妇女权益的基本法律，自实施以来，在常州市执法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和支持下，妇女维权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在我市一些农村地区，妇女受侵害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市妇联在信访接待和处理中涉及到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土地承包权问题

近几年随着我市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地区的土地被大量征用。不少农村出嫁女反映当地村委会在执行土地延包政策、发放安置费等问题时侵害了她们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包括：⒈从外地嫁入本村的妇女在新一轮土地承包过程中，没有土地可承包，因而在与责任田相关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中，她们享受不到土地的安置费；⒉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利润或土地补偿费时，结婚外嫁但长期在本村居住或户口仍留在本村的妇女得不到应有的那一份补偿款；⒊失地的离异妇女难以享受平等的保养政策；⒋一些村规民约与现有法律相矛盾；⒌一些独生子女户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可见农村妇女实现自身权益的艰难，由于不断上访，还会使地方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婚姻家庭问题

一方面由于“男尊女卑”、“夫权思想”还未彻底根除，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现象仍相当普遍，一些男性将妻子和孩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稍有不满就施以拳脚。如今城市女性面对家庭暴力或性骚扰，已经不再沉默，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而大多数农村妇女则采取委曲求全、忍让躲避的态度，使施暴者更加变本加厉，一些妇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甚至采取自杀或“以暴制暴”等极端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妇女的经济没有充分独立，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家庭地位都无法与男性相平等；因为生理上的特点，女性的体力不如男性，又要经历怀孕、分娩等特殊负担，在出现相关的一些权益纷争、涉及到男女双方的切身利益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往往受到的伤害更多。在农村，已婚妇女遭遗弃、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变相“包二奶”等情况屡有发生，严重侵害了妇女权益。

三、财产权问题

农村妇女婚前的财产权，应该包括她们在婚前与父母兄长共同创造的家庭财产中应该享有的份额，而不仅仅指婚前嫁妆。但是她们的财产继承权却经常受到侵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旧封建陋习，很多农村家庭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分财产时只想到传宗接代的儿子，而不考虑女儿应得的份额，剥夺了女儿应该享有的权利，这其实是重男轻女的一种表现，而且相当普遍。法律规定，儿子和女儿是共同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农村妇女是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村妇女的维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要保障妇女法定权益的实现，除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司法保障体系，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从根本上来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二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

▲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思想领域的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任务艰巨。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渗透。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赖特基金会等，拉拢和利用高层社科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意在培养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大众。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五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另外，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断向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

六是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等特点。借助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平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载体、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信息网络化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径，网络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不再简单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三篇：六盘水当前农村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原因及对策

六盘水当前农村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原因及对策

“三农”问题的实质或症结是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科技意识薄弱、法制观念不强、思想道德素质不高。造成农民素质偏低的原因既有素质教育和传统农业生产力方面的原因，也有农民自身方面的原因。加强农民素质教育，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基础。加强农民素质教育，既要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又要将有限的教育培训资源利用好，同时充分调动农民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在农村形成一种学科学、重教育的氛围，使农民素质逐步提高。

一、六盘水农民素质现状

(一)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普遍不高，与发达省区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农民文化程度是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衡量标准。截止2008年末，全市农业人口237万人，占总人口306万人的77.5%。其中农业劳动力142万人，占农业人口的46.4%。据2008年统计抽样调查显示，全市农村劳动力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0.8%，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0%。与东部地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文化程度占50%，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0%；中部地区的19%、43%、38%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尚低于西部地区的12%、33%、55%平均水平。

从农民技能素质方面看，随着科技兴农事业的发展，我市农村虽然造就和培育了一批农民科技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为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我市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调查乡镇情况看，虽然2004年以来，随着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和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培训的实施，我市共有21.57万农村劳动力接受过农业实用技术和非农技能培训，占全市农业劳动力的15.2%，与全国相比低4.8个百分点，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荷兰90%的农民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前西德35岁以下的农民中，70%以上受过农业职业教育，35岁以上的农民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高达50%。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低，缺乏技能或技能低下，外出务工人员普遍从事的体力活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种，报酬低且稳定性差。

(二)政策和法制观念淡薄，政治素质较低。在政策掌握方面，有的甚至连涉及切身利益的政策也不了解。如“粮食直补”已发放到位，可有些农民只知道给自己发了钱，至于发的是什么钱，发放标准是什么，应该发多少都不清楚。至于“农机补贴、村村通工程、阳光工程、雨露计划”这样能带来间接效益的政策有些农民更是一无所知。在遇到伤害时，要么懦弱忍让，要么威胁恐吓，要么暴力相向，要么滥用私刑，要么私了了事，不会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从而给自己带来伤害、给社会带来危害的事时有发生。

(三)思想道德落后，大局意识淡薄。当前，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地区比较常见，农闲时节农村聚众赌博现象屡见不鲜，不少人相信天命，相信迷信，封建意识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仍比较浓厚。

二、造成我市农民素质偏低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素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多年来，虽然农业、科技、文化、教育、劳动保障等相关单位通过办班培训、示范带动、送科技下乡、开辟农业专栏等，为农民提供了多渠道的农技推广和教育培训服务，但对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重视不够、措施无力、针对性不强，使得农民技能素质难以尽快、有效提高。一是缺乏总体部署。目前，我市承担农民培训任务的有农业局、扶贫办、劳动保障局、乡镇企业局、科技局、残联、党校、团委、妇联等多家单位，各单位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都安排了培训任务。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办班培训时都是各自为政，培训内容和培训对象往往出现重复交叉，难以取得实效。二是培训链存在断点。接受过培训的村组干部、科技大户、农业骨干回去后并未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培训、传授，从而导致培训链中断，造成同一个村同一个人参加多次培训，而其他一般群众从未直接参加过培训。加之农民参加非农技能培训要跑很远的路，极不方便，很多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三是职业教育未发挥好主阵地作用。我市职业教育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出口不畅，技能教学设施普遍陈旧，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培训专业不完全适应市场需求，未能打造出叫得响的培训品牌，市场竟争力较弱。四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目前，全市98个乡镇仅有57个乡镇建有精神文明活动中心，占58.2%。精神文明活动中心，设施配套不齐全严重影响基层先进文化阵地作用的发挥和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同时，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文化人才引进难，造成目前各乡镇缺乏有专长的文化工作人员。五是农村教学质量严重滑坡。由于农村教师的住房、生活和工作条件、教学设施普遍比城市差，大部份农村中小学既没有电脑、语音教室等先进的教学设备，也没有图书馆和实验室等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场所。因此，有文凭、素质高、有出路的教师为了寻找更能施展报负的平台，都百计千方奔向市中心城区和县城，至少也要先调到乡镇中心学校，致使农村学校青年优秀教师流失严重，中青年优秀教师的外流直接导致农村教师队伍结构失调，具体表现为代课教师比重较大，正规师范类院校毕业生不多。六是农村远程教育效果欠佳。除村级远程教育效果稍好外，学校远程教育由于与学校共享资源，教师均是兼职，采取的是“5+2”教学模式，只能利用星期

六、星期天开展远程教育，无法监管，效果较差。

(二)农民自身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一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缺乏忧患意识。大多数农民对自身素质状况不能正确认识，轻视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认为学习技能耽误生产，搞生产多少能挣点钱。这种短视行为扼杀了获取知识技能的欲望，严重阻碍了农民文化技能素质的提高。二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追求自给自足。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既想致富，又不敢担风险，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等、要、靠”思想，把农副产品的质量、销售、价格和市场风险的规避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政府倡导什么，他们就种植什么，缺乏发现市场的敏锐性和捕捉机遇的能力。三是自身封闭。部分年龄较大的农民不愿意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信息，整天囿于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视野狭窄，既不主动了解政策、学习政策、研究政策，运用政策来引导农业生产，也不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三、对进一步加强我市农民素质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素质的几点建议

我市既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又是一个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占77.5%。无论从资源型城市当前发展，还是从长远可持续发展考虑，加强农民素质教育，提高农民整体素质，都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基础。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成人教育，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要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利用好，充分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使农民素质教育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自觉行动。当前，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培训，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组织领导，启动实施农民素质提高工程。加强农民素质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庞大的工程，它涉及到教育、农业、科技、劳动人事、财政等多个部门，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如果没有良好的组织领导做保证，势必造成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因此，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应高度重视，由市县两级党委、政府领导牵头层层建立农民素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结合新农村建设实际，制订农民素质教育总体规划，启动实施农民素质提高工程。一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组织农业富余劳动力、新增劳动力（“两后生”）、失地农民开展引导性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使目前尚未转移的近40万农业富余劳动力（全市富余劳动力约72万，现已转移33.5万）尽快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二是加快村组干部岗位提高培训。使村组干部更新思想观念，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执政管理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三是实施“两后生”培训计划。在农村初高中毕业班学生离校前，把职业教育渗透到初三和高三的学生当中，对初三毕业班的学生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和非农技能培训，对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开展创业指导和创业培训。四是实施农村经纪人能力提升培训。每年对农村经济领域中介服务人员和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的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使我市农村经纪人队伍业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五是开展旅游服务人员执业资格和技能培训。为适应全市旅游业发展需要，对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序的农民，逐年开展以旅游服务人员为重点的执业技能培训。六是开展农村青年人才培养。对全市农村团员干部和优秀青年逐年进行培训，使其文化程度达到大专以上水平。七是开展农民大中专学历证书教育。农民中专学历证书教育以初中毕业生为主要对象，教育时突出实践和创业能力培养，为农村培养一定数量的具有中专学历的从事种植、养殖、加工及农村经营管理等专业的实用人才。八是加强涉农产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在开展绿色证书培训的基础上，针对现代种植业、现代畜牧业、现代渔业、农民机械等发展需要，培养一批政策水平高和业务能力强的骨干农民人才队伍。九是开展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培训。组织对农民群众进行形势政策、思想道德、民主法制、科技知识等普及教育，培养文明、健康、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培训，实现每村都有1至2名宣传员，使全市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

（二）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健全农民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强化农民教育培训公共平台建设，统筹整合社会各方面教育资源，大力提升现有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服务功能，使各种教育培训资源延伸到企业、到村组，为农民就近提供高质量培训服务。一是整合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培训、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等培训资源，实现“九个统一”。即统一工作协调机制、统一制定培训计划、统一组织人员培训、统一培训机构的认定和管理、统一资金安排、统一技能鉴定、统一就业服务、统一监督管理、统一师资队伍。二是整合我市技工教育资源。以现有条件较好的职技校为基础，将六盘水境内的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包括民办职校分阶段进行整合，直至建立技工教育集团或技师学院，打造技工教育航母。三是充分发挥农民无程教育平台、县区就业训练中心、乡镇及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广播电视大学等教育培训体系优势，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四是在乡镇一级建立农民培训中心。配套解决好农民培训中心的场地、师资和设备，作为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和其他培训机构的办学点，让职业教育、技工教育和短期技能培训延伸到乡村，使农民能就地就近接受教育培训。五是积极培育以农民教育为主业的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推进全市农民教育培训的实践中，培育出一批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培训企业，满足农民对各类教育培训的需要。六是依托创业服务、劳务协作、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各种典型引路提升农民素质。建立由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专家学者及政府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创业服务专家队伍，对劳动者的创业活动进行指导。同时，通过社会征集、自行研发等渠道，收集一批投资少、见效快、前景好的创业小项目，建立创业项目库，及时向创业者推荐，让农民在创业实践中提高素质。将劳务输出作为农村'借地育才'的平台，有组织地分批将村组干部、团员青年送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锻练，借先进的工作环境、思想意识、管理水平、操作技能等培养出一批回来后能带动落后地区经济腾飞的实用型乡土人才。

（三）建立农民最代教育保障制度，分类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建立弱势群体教育补偿制度，即对社会低收入阶层、贫困妇女和儿童、残疾人、农村和边远地区人口实行教育补偿。改革目前单一的农村教育模式，建立农民职业（义务）教育制度，使农业劳动力的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区别不同的对象分别组织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培、劳动预备制培训和创业培训。

(四)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使农民在娱乐中不断提高素质。进一步加快建立和完善乡镇街道办文化服务中心、村级农家书屋，健全农村文化服务网络。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是硬件建设，如图书、表演器材、设备、场地等。同时，着力提高现有文化服务队伍素质，培训农村文化骨干队伍，鼓励和支持农村民间艺人的创作和文化活动，从而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贴近农民生活、反映农村现状的好作品、好形式。

（五）多渠道筹集教育培训资金，保障农民教育培训经费。在用好中央和省转移支付的各类培训资金的同时，市和各县区财政应将农民教育培训资金纳入市县两级财政预算。在财政支持的基础上，按照工业反辅农业的要求，采取企业捐一点、对口单位出一点的方式，多渠道筹集农民教育培训资金，以补偿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原始积累。

第四篇：当前面临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丰县行政服务中心

到县行政服务中心工作快一个月了，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目前中心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一、行政服务中心内部分工和职责不明晰，人员配置不到位。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于2001年，批复编制10人。目前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只有8人，其中领导4人，办事人员4人。行政中心没有内部科室设立的批复，4名办事人员业务分工不明晰，很多工作大家都干又都不干，缺乏积极主动性。

二、大厅各窗口人员工作时间不能严格保证。由于行政服务中心在县开发区办公，距离城区较远，目前没有公交车通行，职工上下班在路上花费时间较多。且食堂没有开启，中午职工无法就餐，要回家做饭，造成中午十一点半各窗口就下班，下午两点上班。既无法保证正常的八小时工作制，也造成部分来中心办理业务的群众等待较长时间，从而影响了服务效率，造成了群众的不满。

三、服务态度有待进一步改善。在将近一个月的工作中，发现绝大多数窗口的工作人员都能礼貌接待，文明用语，规 1

范办理。但也发现个别同志不能准时到岗到位，早到的群众等待时间较长；部分窗口由于业务量大，群众咨询较多，特别是中午即将下班时，对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态度存在不耐烦思想，有时语言简单冷淡，从而造成群众的投诉。

四、办事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目前各窗口基本能做到在受理业务的时限内办结，但还存在窗口受理，回局审核和审批的现象。除个别窗口外，绝大多数窗口在即时办结，提前办结方面还有很大工作要做。

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

针对以上情况，在认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广泛征求班子成员、中心工作人员、各窗口负责人及窗口工作人员意见，初步确立了“外树形象，内强素质，改善服务，提高效率”整体工作思路，具体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强化责任意识。行政中心三名副主任分别负责业务、督察和政工。经编办同意成立业务股、督察股和办公室三个内部科室，四名工作人员分别明确到各自科室和分管领导，各科室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和工作要求。明确要求各班子成员抓好各自分工，实行谁分管谁负责，哪方面出现问题追究哪方面负责人责任。

二、改善办公条件，营造良好服务环境。在广泛听取和征求各类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明确了立即要办和下步要

办的事项。在县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对网速升级、大厅业务指示牌设立、部分办公设施及电路维修、因业务量增加添加办理窗口等进行了立即办理，并收到了较好效果。对中午就餐问题，经多方联系，协调开发区，初步确定了下周开始试运行。就此可以中午12点下班，下午1点半上班，每天增加1个小时办公时间。另外对于工作人员反应较强烈的通行、服装和大厅通风问题，目前已初步联系了有关单位和相关公司，争取将此问题尽快解决。

三、强化考勤督察，切实改变窗口形象。在改善办公条件的基础上，严格强化督察。目前每天实行早上上班、中午上班和下午下班三次考勤。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早上要求比大厅人员早到半小时，下午下班晚走半小时。食堂开启后，将再增加中午下班一次考勤，做到一天四次考勤，从而确保正常的办公时间。在工作时间内，服务中心两名督察人员将随时在现场，实时监督各窗口整个服务过程。对出现的问题做到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进行协调，第一时间进行答复。做到能办理当场办理，不能办理当场给予明确答复，从而改善服务中心各窗口在群众中的服务形象。

四、熟悉窗口业务，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通过近一个月的了解，我认为整个服务大厅各项工作的开展，环境是前提，时间是保障，服务是基础，效率是根本。群众来办事，一想有个好的服务态度，二想有个快的办事效率。目前要求

服务中心全体人员都要认真学习各窗口业务流程和办结时限要求，业务股室要认真钻研各窗口之间的业务联系，尽最大可能压缩各窗口业务办理之间的传递时间。特别是下一步围绕县里的“三重一大”项目和“总部经济”发展需要，服务中心准备成立“三重一大”项目和“总部经济”服务窗口，协调各窗口开展会办和联办业务，目前已经初步和工商、银行、国税、地税和质监窗口进行沟通。下一步将明确一个窗口受理，各种手续全过程办结。将正常的审批时间压缩一半以上，真正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2012年3月5日

第五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突出问题解析

新疆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特点

新疆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特点第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烈，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强 化，但民族认同普遍高于宗教认同。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 个少数民族强调对血缘、语言、历史、民族的认同，其成员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对这些民族而言，宗教信仰强化、支持、维持民族认同，使民族认同合法化、神 圣化，但民族认同始终是第一位的。

第二，新疆各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与其原有的民族文化、习俗相结合，呈现出浓 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新疆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伊斯兰教传入后与其原有的文化、信仰结合，形成了麻扎朝拜这一新疆伊 斯兰教特有的文化现象。南疆维吾尔族还建立了众多的苏非教团，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 则简化伊斯兰教教规、教仪以适应其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塔吉克族和南疆少数维吾尔族 追随十二伊玛目派和伊斯玛仪派，成为我国的什叶派穆斯林。

第三，历史上，新疆各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政治色彩浓厚。历史上，由于伊斯兰 教借助于地方政权的军事、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地传播、发展，因此成为新疆居主导地位的宗 教，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1953 年之后，新疆伊斯兰教界不再有雄厚的 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政治地位，但依然有1000 多万虔诚穆斯林的生产、生活深受伊斯兰教影 响；有两万多座清真寺、麻扎、道堂，供穆斯林礼拜、祈祷和修行；有逊尼派、什叶派和伊 禅派（苏非教团）等伊斯兰教组织，可以说，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社会影响力依然很大。

第四，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多为跨境民族，与境外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 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因而血缘、族缘、地缘联系密切。境外各种伊斯兰社会 思潮和社会运动，如泛伊斯兰主义、瓦哈比教派运动等，凭借地缘优势和文化联系传入新疆，影响了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走向及社会稳定。此外,甘宁青地区的一些教派、门宦的支派与 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保持着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第五，因苏非派系之间的竞争、定居族群与游牧部落之间的对抗、各民族的不断迁徙，以及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新疆穆斯林内部整合较差。尽管新疆 57.39%的人口是穆斯林，但民族的、教派的、地域的多样性削弱了他们彼此的认同。维吾 尔、哈萨克等民族虽有共同的信仰，但历史上因争夺土地、水源、草场、政治权力而时有冲 突发生。即使在同一民族内部，居住地域的辽阔、社会阶层的差异也造成了伊斯兰文化的多 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的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以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无 论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不平等，都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多元利益群体和 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冲突，在新疆容易以民族、宗教间的利益对抗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加大了解决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难度。一方面，相对弱势的群体容易借助宗教、民族表达 他们对社会不公平、民族不平等、信仰不自由的不满；另一方面，相对强势的群体也会夸大 民族、宗教问题的严重性以掩盖真正社会问题的实质。维护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我们建议要 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水平，让新疆少数民族民众从经济发展中真正受 益。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相 差过大，且担任要职的人数过少，挫伤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积极性。2005 年，新疆少数民族 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60.42%，各类专业人员仅占专业人员总数的37.58%；汉族人口占新疆 总人口的 39.58%，各类专业人员则占专业人员总数的 62.42%。澳大利亚学者Jessica Koch 认为，少数民族精英对中央和地方事务的参与度较弱、少数民族民众在地方经济政策和地区 发展上的非参与性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导致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主要根源。因此，增加维吾尔等民族民众的就业机会，充分信任、大力培养并重用少数民族干部，提升新疆各 族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将有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与发展。第二，慎重、妥善处理民族事务与宗教事务, 真正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新疆1000 多万穆斯林是我国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保持历史家园和 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独特性，但无意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满足其生活需求 和信仰需求可以为中央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慎重处理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既有助 于协调好我国与中东石油输出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不会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民族、宗教问 题干涉我国内政提供把柄，更能避免伊斯兰教被新疆分裂势力利用。第三，进一步促进新疆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以抵御疆独势力。新疆在地理环境、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具有多样性，这些多样性是新疆分裂势力的制约性因素。政府应当继续鼓 励各民族保持其民族的文化特性，从而瓦解“泛突厥运动”、“泛伊斯兰运动”的社会基础。第四，在新疆少数民族中淡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取向，强化民族主义的文化取向，借助 文化和经济的纽带联系，加强其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在适当保持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 征、语言特征、文化特征、宗教特征的同时，大力培养其公民意识，使其民族身份与我国公 民的身份很好地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