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xiexiebang推荐）

第一篇：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xiexiebang推荐）

文章标题：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

闽台地理位置近仅一水之隔。而莆台位置最近—秀屿港距台中港仅72海里。最近当然最有缘，这缘便是“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正是“五缘”网络，形成了莆台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宗教雕塑既是神缘文化的具体表现，也与其他四缘有关。所以，研究莆台宗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是离不

天“五缘”这个传统网络的。

莆台宗教雕塑的“地缘”也可以说是“海缘”—海上交通互市之缘。唐代南、北洋海堤修筑之后，莆仙沿海港口就成为过往贡舶和对台贸易货船的重要停靠口岸。宋、元、明、清至现代，除间或数年的海禁、迁界和战乱以外，莆台海缘基本没有中断。自唐宋起，进口商品有农产品(包括台湾芋、摈榔等)、奢侈品等，以宝石、珍珠、象牙、犀角、沉香、檀香居多。莆田始有陶瓷、玉雕、牙雕、犀角雕、沉香木雕和檀香木雕作品问世，其中不乏以神、佛造像飘洋过海到台湾售卖。开发古早台湾的莆仙先民，可谓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人潮，他们以船舶为载体，带去了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带去了精神信仰和宗教雕塑。

关于妈祖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虽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但在本质上与宗教是同一的。据乾隆年间编修的《敕封天后志》记载，妈祖诞生于贤良港而飞升于湄洲岛。由于传说中的妈祖生前涉水救人，能知人祸福，因此，民间便赋予其以神性，视其为支配海域的“龙女”、“神女”，并立祠奉祀。闽台百姓自发的尊俸，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自宋宣和四年至清同治十一年，妈祖共被褒封59次，封号最多达66字之多，从而扩大了妈祖文化在闽台的形成与播行。台湾的妈祖文化是伴随着闽人渡台而东渐的。据台湾相关资料显示：“自大陆分香来台后之妈祖分灵之多，已超过二千多宫。”台湾早期分灵妈祖被称为“开台妈祖”。由船民带去的妈祖雕像称“船仔妈”，由军人带去的妈祖雕像称“护军妈”。台南市自强街开基天后宫现存一尊木雕神像，背上刻有“崇祯庚辰年湄洲镌造”。

现代莆台妈祖文化的交流可谓佳话频传。每年到湄州祖庙朝圣的台胞多达10万人次。湄洲祖庙董事会每年都向莆田民间艺人徐锦明等人订制上万尊木雕“分灵妈祖”。台湾信众进香后，都会请一尊妈祖捧回台湾供奉，或把岛内妈祖像带到湄洲祖庙回香。1997年湄州祖庙千年妈祖“金身”巡安台湾、2003年再赴金门，皆万人空巷竞相祭祀。2001年湄洲祖庙南轴线妈祖大殿系列神像雕塑，系台胞黄土诚等人捐建。其大殿6米高妈祖塑像和寝殿妈祖雕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余国平创作；大殿八尊4米高辅佐神塑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方文桃创作(妈祖“金身”巡台的贴金木雕銮驾亦由方大师创作并捐献)。

近年莆田雕塑精英为台湾天后官创作的主要妈祖雕塑如下：朱伯英、朱伯雄兄弟于1993年11月至1994年2月，采用湄洲产花岗岩为台湾云林县嘉义市北港朝天宫制作并安装高14.5米的与湄洲妈祖同高的《妈祖》神像一尊；2006年6月朱伯英为金门岛金湖镇料罗湾妈祖公园创作并安装高9.9米石雕《妈祖》一尊；2006年10月,朱伯雄为台中县丰原镇清官创作并安装高15米的立式石雕《妈祖》一尊。

在天后宫的古建装饰雕刻方面：主要有陈宝如1988年承接的台湾大甲镇澜宫古建装饰青石雕；游良照2002年承接的马祖岛天后宫古建木、石雕工程；2003年台南南圣宫古建木、石雕工程及铜雕“妈祖圣迹图”；黄辉近年承接的高雄岗山妈祖庙、嘉义顺天宫古建木雕；郑福焰1995年承接的台北士林妈祖宫高6.8米、宽11.3米的套/5件组装式特大红木雕《妈祖故事》围屏；1998年由该宫续订宽22米、高21.6米、深13.5米的三层宫庙古建木雕；……

关于道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道教在莆田的传播起于唐宋，最早兴建的大型宫观是元妙观，后又兴建凌云殿、五帝庙、九仙祠、东岳观、城隍庙等。祭祀神有玉皇大帝、顺天圣母、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原来有丹鼎派和天师教之分，传入台湾的主要是天师教。祭祀神亦多为玉皇大帝、顺天圣母、玄天上帝、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在台湾影响要比佛教大，全台道教官观有4000多座。莆台道教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对顺天圣母祖籍祖庙和五帝祖庙的认祖朝拜、玉皇文化和王船信仰交流。

顺天圣母是道教中救助妇女难产之神。顺天圣母名叫陈靖姑，出生于福州下渡。后梁贞明元年(915年)陈靖姑前往闾山学道3年，后嫁与古田人刘杞为妻，在福州一带施法降妖，招收弟子。后因斩蛇于宫中，闽王封为“临水夫人”。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加封为“崇福昭惠慈济夫人”，赐额“顺懿”。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敕封为“顺天圣母”。民间尊为“陈太后”，并流传至台湾、全岛现有敬奉顺天圣母的宫殿庙堂祠馆计有139处。

现

莆田市秀屿区嵩山陈靖姑祖庙，尚存一尊木雕《陈靖姑》像，背面镌刻“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从1983年开始，台湾桃园县泰安堂主丁水龙先生便到大陆宁波、温州、福州、古田、莆田等地辗转寻找陈靖姑祖籍。1991年间，丁先生有一次在台湾至香港的客轮上，得仙姑托梦说其祖庙圣像右手断了三指，最后到嵩山看到只有此处的古神像古手确实断了三

指，终于确认了陈靖姑祖籍地。从此，前来认祖朝拜的台湾信众便逐年增多。1995年，嵩山重建占地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慈济宫顺天圣母祖庙”。1999年8月，该庙董事会邀请笔者负责祖庙陈靖姑系列神像的设计考证、神位排列和雕制招标。经投标，第一期工程：主殿主高4.18米的石雕陈靖姑坐像和高3.20米的日月扇宫女立像由佘国珍承制；左右高2.68米的石雕江夫人、高夫人、石夫人和马夫人坐像及高2.18米的文武判官立像由朱伯英承制；第二期工程：左右厢二十四太保造型设计方案由笔者绘制并经董事会认可后，右厢“开路先锋袁将军”等十二太保由朱伯英承制；左厢“持剑侍卫黄将军”等十二太保由佘国珍承制；第三期工程：木雕三十六婆姐由仙游坝下工艺厂承制。以上建筑和雕像主耍由醴泉半岛下二十四村百姓集资建造，台湾丁水龙先生也多次捐资达数百万元；丁先生还筹议在嵩山峰顶铸建高26米的铜雕顺天圣母圣像。2005年八月初六日，慈济宫顺天圣母祖庙开光次日，台湾顺天圣母协会第一批组团300多人进香致贺；初八日，又一批组团1200多人进香致贺，其中包括会长萧天赞(国民党中央评议团主席)等知名人士。

五帝源于古代人们对金、木、水、火、土的崇拜，以后逐渐发展为人们对黄帝、伏羲、炎帝、少昊、颛王页的称呼。大陆供奉“五帝”的庙宇称五帝庙，而在台湾人们往往习惯称为“五龙殿”。东汾五帝祖庙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位于东进村紫璜山半山腰青峰岩上。自古以来，每逢正月廿日庙会、五月五帝诞辰节，附近五帝信众都要聚集祖庙，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前来进香谒祖的海内外信众日益增多，特别是台湾信众，先后14次组团前来该庙。1992年11月13日，台湾新竹五龙殿进香团通过考察研究，发现该庙供奉的五尊五帝的造型、面貌和装束与他们殿供奉的模样完全一样，便正式确认该庙为台湾省众多五帝庙的祖庙。1994年10月，丰源市五龙殿进香团来该庙进香，并分灵5尊五帝到台湾五龙殿。

在关帝信仰方面，莆田木、石雕关公造像自古至今便是台湾各关帝庙、全岛各厂家商店神龛供奉的武财神关公以及古玩艺品行的关公像的主要供货来源。其中不少出于被台商称为“关公王”的莆新洋木雕厂厂长柯国本之手，10多年以来，仅大小各式关公木雕坯模就不下500种，堆满了该厂整整三个库房；况且，莆仙雕塑关公的大师高手其实何止百人，企业何止千家。

在其他莆台道教古建及雕塑交流方面，主要是游良照近年承制的台南代天府、台南南圣宫、马祖岛塘岐王府庙及牛峰庙古建木、石雕；黄辉近年承制的桃源福安宫、赤坝龙隐殿、南归仁代天府、花莲协天庙、彰化市福山玉皇宫、桃源三圣宫、台北官渡宫、北安宫和五福财神爷庙的古建木雕；佘国珍1997年主持的大型景观石雕工程《太上老君》荣获台湾“中华道教总会”授于的“道教神像”优秀奖。1997年朱伯英、朱伯雄兄弟为台湾高雄市左营区洲仔清水宫创作并安装的高15.5米的花岗岩雕坐姿《清水祖师》及高5.5米的花岗岩雕《麒麟喷火对炉》；1997-2002年郑福焰为台南县文物宫承制的“王爷绕境与阵头表演”微雕，共计人物一千三百多尊及实体的古建筑微缩样品二十余座；同时，由台南东隆宫订制各种神像雕刻和1.93米高的水浒一百零八将及神龛、神轿等；1999年由台西安西府订制0.68米高的“六十甲子”木雕神像；黄献武近年承制的木雕《广泽尊王》等。

关于佛教雕塑交流的历史

台湾佛教的教派，大多数是在16世纪以后传入的，属于福建鼓山涌泉寺或怡山长庆寺(西禅寺)的禅宗。佛教寺庙有2000多座。清末民初有史可查的台湾与莆田有关的佛教寺庙是：

一.据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释慧严发表于中华佛学学报第九期的《明末清初闽台佛教的互动》一文所论，台湾佛教“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衣钵实授自黄檗”，《重修台湾县志》卷6之“祠宇志‧寺宇（附）”记载道︰“黄檗寺，在大北门外（唐沙门正干，莆田人，吴姓。从六祖曹溪得法，归至福州黄檗山，曰︰“吾受记于师，逢苦即住，其在此乎！”遂即山建寺，是为黄檗初祖）”；上述台南黄檗寺的祖寺就是福清黄檗寺。这一记载正符福建省福清《黄檗山寺志》卷2之所说︰寺之创自唐正干禅师始，……盛于宋，微于元。重兴于明洪武二十三年，莆阳心鉴周公为檀樾大休禅师主之。……”

二.创建于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的莆田五大丛林之一的鼓峰涌泉寺，出过开山祖师章祥等高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鼓峰寺僧良达特地渡海往台讲经，高雄僧妙禅受其剃度后，更加“精研佛典，兼善书法，为东台人所推重”；鼓峰寺在台创建廨院的还有僧净心、文空、玄空，其中尤以高雄市功德寺方丈净心(现任“世界华僧会会长”)最为德高望重。2006牟4月，年届七旬的净心在率团访问鼓峰祖寺的当天，还向莆田市蒲洋佛像工艺厂订制宽3.6米、高1.8米的樟木浮雕《释迦玻璃佛讲经图》一件。

莆田市古称兴化府，“地有佛国之号”。有广化、龟山、梅峰、囊山四大禅宗古刹。广化寺现有宋治平二年（1065）建造的八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石经幢两座和宋乾道元年（1165）创建的八角空心五级仿木楼阁式石雕“释迦文佛塔”，有一千多处浮雕画面和题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因为莆田佛教文化历史渊源悠久，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潮乍起，寺庙重建之风初兴时，以莆田工艺一厂省级“雕塑专家”方文桃、佘国平、闵国霖为代表的佛教雕塑创作群体承接广化寺佛像彩塑工程初战告捷后他们又成功承制了莆田龟山寺、囊山寺、福州西禅寺、闽候雪峰寺以及福鼎资国寺，连城性海寺佛像彩塑。慕名前来参观的外省佛教界高僧，尤其是四川乐山乌尤寺，峨嵋山伏虎寺前后诚邀他们完成这些寺院的佛像雕塑工程。莆式佛像雕塑创作群体最后一次由方文桃、佘国平、闵国霖三人联手的项目，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建莆田南少林寺的由台湾佛像木雕商曾铭俊捐资25万元开建的27尊佛像彩塑工程，由他们各自召集的三组人马分别承揽了大雄宝殿“三宝佛”、天王殿“四大天王”和“韦陀”以及“十八罗汉”和“弥勒”造像，尤其是对“天王”金刚的造像，能结合莆田传统的武将刻划手法，再加现代人体比例的严格规范，在“形神兼备”，块面光影装饰效果的追求等方面已经探索总结出一套比较成功的创作经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结束外出塑佛的游艺生涯回莆后，许多人都重操木雕旧业，各自走上不同的办厂创业道路。方文桃于1996年承接台湾花莲东富禅寺脱胎彩塑“五百罗汉”项目；于1999年承接台湾高雄元享寺铜胎彩绘贴金系列佛像项目；于2000承制台湾中台禅寺“十八罗汉”和寺门大型“对狮”项目；佘国平也于2000年承接台湾中台禅寺高3.5米的木雕“韦陀”造像和高13米的石雕“四大天王”的泥塑模型的创作；闵国霖作为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的元老,在“四大天王”的造像中，敢于破除旧式金刚一成不变的呆板铠甲与衣褶的框框，大胆体现富有棱角锐气的块面光影效果。闵国霖的根雕和天然木雕佛像艺术品亦独具一格，向为台湾收藏家眼中的抢手奇货；莆田佛像雕刻的姣姣者，还有日本《宗教工艺新闻》以《地区佛像雕刻第一家》为题的“丹桂工艺厂”。这是木雕“省艺人”黄丹桂之子黄文寿在莆田工艺界较早创办的一家以生产大型木雕佛像的工艺厂。是福建省打入日本佛像雕刻市场的第一家，也是福建省攻占台湾大中型佛像工艺品市场的先锋。2000年承制中台禅寺订购的高7.5米的《四大天王》坐像和高3.5米《弥勒》坐像。黄文寿于2001年8月6日应邀出席了中台禅寺开光法会大典。值得一提还有佘国珍于1998年至2000年期间创作的石雕《五百罗汉》、《弥勒佛》、浮透雕像《36观音化身》、天然原石雕像《卧佛》、《百佛造像》等作品，采用于台湾龙泰陵佛山公园。2001年创作的石雕《十八罗汉》坐落于台湾妙泉寺。2002年创作的石雕《四大天王》坐落于台湾艺术博物馆。李凤荣、李凤强兄弟近年承制的台商来料加工沉、檀香木雕《三十三观音》、《莲池法会》等精品，连获国家级金奖；吴文忠、吴文武兄弟近年承制的台湾慈光寺高3.6米的一木成型的《药师佛》，台湾佛光山机构0.15米高的1000套擅香木雕《三宝佛》，台湾埔里隆音寺等寺庙订制的各式《千手观音》，中台禅寺订制的3.6米高的樟木雕坐式《千手观音》和3.5米长的樟木雕《卧佛》；

仙游佛像木雕与台湾的交流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当时的仙游工艺厂和莆田工艺一厂同样，主要生产台商订制龙眼木面具、樟木雕关公、韦陀等；八十年代后期起，木雕艺人纷纷自办企业，主要生产台商订制的木雕帆船，还有佛像、仕女等；1989年开始，庆财艺雕厂、庆全艺雕厂、黑隆艺雕厂开始承接檀香来样加工，他们先是从医药公司寻购檀香、沉香碎料，拼接雕刻成品；后又到云南端丽采购批量擅香、沉香，为台商雕制订单；1992年开始承接台商来料加工的檀香、沉香佛像架雕及组雕；胡金佐创办的莆仙艺雕厂，是莆田第一批承接来料加工檀香木架雕的企业，1996年创作《九狮献端》、《九麟呈祥》参加大陆木雕精品赴台巡回展；2002年为台湾台南投善天寺制作大型《千手观音》、《三世佛》、《关公》、《韦陀》并应邀参加善天寺开光仪式。

台湾宗教雕塑艺术家在莆田的发展

来自台湾苗票三义木雕街的资深木雕企业家兼艺术家陈进财先生，1989年来莆从事木雕艺品贸易，先是到相关企业订货，后搞沉、檀香来料加工，6年前在莆田市涵江创办鸿艺雕刻厂，出品的高档佛像木雕部分返销台湾，部分销往东南亚和大陆内地；近年其创作的木雕佛像精品多次参加莆田市工艺美术协会组团参展的上海历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普陀山观音文化节、厦门国际佛事展等展评活动，为促进莆台佛教雕塑艺术交流作了贡献。

吴进生先生是台湾著名佛像雕塑艺术家，他在向笔者谈到来莆发展的缘由时坦言：“莆田工艺一厂出身的不少大师级老板，拥有高超的传统工艺，而台湾的佛像创作理念又较自由激发；两者资源完全可以相辅相成”。近年吴先生与涵江典雅工艺厂成功合作出品了大量佛像铜雕作品。例如台湾高雄市元亨寺台北讲堂的铜浮雕《五百罗汉》、《大悲咒八十四出相图》；高雄文化中心的景观佛像铜雕；拉丁美洲厄瓜多尔国寺庙订制的高4米的铜雕《三宝佛》、《弥勒佛》及“四大天王”；吴先生非常热心于闽台雕塑工艺的交流促进，近年斥资200多万元，在莆田市风光秀丽的东圳水库旧码头创建“渔人码头艺术空间”，特地创作并安装了一尊1米高的北印度佛像风格的铝合金《键陀罗》头像，为两岸艺术家营造了一处绝佳的“雕塑艺术交流沙龙”。

台北长利有限公司董事长翁毕祥，三代祖传铜塑工艺。1993年开始来闽拓展业务，三年前在仙游赖店创办长友工艺品有限公司以出口高档精密铸造工艺品和宗教造像。翁先生监造的宗教铜雕塑造像，在台湾及海外市场口碑甚佳。例如：高高耸立于台湾宜兰高速路口的6米高景观铜雕《妈祖》立像，即将安装在高雄“弥勒山”的7米高的喷金景观铜雕《七龙观音》、南投正德佛堂18米高的《阿弥陀佛》和1000尊小《阿弥陀佛》，为宜兰靖灵宫仿造有590年历史的武当山金殿的铜雕玄天上帝、火将、水将和金童玉女，为加拿大魁北克省三宝山铸造的2.7米高大铜钟，都是在赖店工厂制造的。翁先生在谈及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时，道出了来莆办厂的原因：“大陆工钱便宜，在台湾请一个的工钱在仙游可以请八个……”。

综上所述，莆台宗教雕塑交流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现状和发展态势可谓前程无量。但愿两岸同业同仁再接再厉，携手努力共创双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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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

文章标题：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

闽台地理位置近仅一水之隔。而莆台位置最近—秀屿港距台中港仅72海里。最近当然最有缘，这缘便是“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正是“五缘”网络，形成了莆台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宗教雕塑既是神缘文化的具体表现，也与其他四缘有关。所以，研究莆台宗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是离不天“五缘”这个传统网络的。

莆台宗教雕塑的“地缘”也可以说是“海缘”—海上交通互市之缘。唐代南、北洋海堤修筑之后，莆仙沿海港口就成为过往贡舶和对台贸易货船的重要停靠口岸。宋、元、明、清至现代，除间或数年的海禁、迁界和战乱以外，莆台海缘基本没有中断。自唐宋起，进口商品有农产品(包括台湾芋、摈榔等)、奢侈品等，以宝石、珍珠、象牙、犀角、沉香、檀香居多。莆田始有陶瓷、玉雕、牙雕、犀角雕、沉香木雕和檀香木雕作品问世，其中不乏以神、佛造像飘洋过海到台湾售卖。开发古早台湾的莆仙先民，可谓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人潮，他们以船舶为载体，带去了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带去了精神信仰和宗教雕塑。

关于妈祖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虽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但在本质上与宗教是同一的。据乾隆年间编修的《敕封天后志》记载，妈祖诞生于贤良港而飞升于湄洲岛。由于传说中的妈祖生前涉水救人，能知人祸福，因此，民间便赋予其以神性，视其为支配海域的“龙女”、“神女”，并立祠奉祀。闽台百姓自发的尊俸，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自宋宣和四年至清同治十一年，妈祖共被褒封59次，封号最多达66字之多，从而扩大了妈祖文化在闽台的形成与播行。台湾的妈祖文化是伴随着闽人渡台而东渐的。据台湾相关资料显示：“自大陆分香来台后之妈祖分灵之多，已超过二千多宫。”台湾早期分灵妈祖被称为“开台妈祖”。由船民带去的妈祖雕像称“船仔妈”，由军人带去的妈祖雕像称“护军妈”。台南市自强街开基天后宫现存一尊木雕神像，背上刻有“崇祯庚辰年湄洲镌造”。

现代莆台妈祖文化的交流可谓佳话频传。每年到湄州祖庙朝圣的台胞多达10万人次。湄洲祖庙董事会每年都向莆田民间艺人徐锦明等人订制上万尊木雕“分灵妈祖”。台湾信众进香后，都会请一尊妈祖捧回台湾供奉，或把岛内妈祖像带到湄洲祖庙回香。1997年湄州祖庙千年妈祖“金身”巡安台湾、2003年再赴金门，皆万人空巷竞相祭祀。2001年湄洲祖庙南轴线妈祖大殿系列神像雕塑，系台胞黄土诚等人捐建。其大殿6米高妈祖塑像和寝殿妈祖雕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余国平创作；大殿八尊4米高辅佐神塑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方文桃创作(妈祖“金身”巡台的贴金木雕銮驾亦由方大师创作并捐献)。

近年莆田雕塑精英为台湾天后官创作的主要妈祖雕塑如下：朱伯英、朱伯雄兄弟于1993年11月至1994年2月，采用湄洲产花岗岩为台湾云林县嘉义市北港朝天宫制作并安装高14.5米的与湄洲妈祖同高的《妈祖》神像一尊；2006年6月朱伯英为金门岛金湖镇料罗湾妈祖公园创作并安装高9.9米石雕《妈祖》一尊；2006年10月,朱伯雄为台中县丰原镇清官创作并安装高15米的立式石雕《妈祖》一尊。

在天后宫的古建装饰雕刻方面：主要有陈宝如1988年承接的台湾大甲镇澜宫古建装饰青石雕；游良照2002年承接的马祖岛天后宫古建木、石雕工程；2003年台南南圣宫古建木、石雕工程及铜雕“妈祖圣迹图”；黄辉近年承接的高雄岗山妈祖庙、嘉义顺天宫古建木雕；郑福焰1995年承接的台北士林妈祖宫高6.8米、宽11.3米的套/5件组装式特大红木雕《妈祖故事》围屏；1998年由该宫续订宽22米、高21.6米、深13.5米的三层宫庙古建木雕；……

关于道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道教在莆田的传播起于唐宋，最早兴建的大型宫观是元妙观，后又兴建凌云殿、五帝庙、九仙祠、东岳观、城隍庙等。祭祀神有玉皇大帝、顺天圣母、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原来有丹鼎派和天师教之分，传入台湾的主要是天师教。祭祀神亦多为玉皇大帝、顺天圣母、玄天上帝、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在台湾影响要比佛教大，全台道教官观有4000多座。莆台道教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对顺天圣母祖籍祖庙和五帝祖庙的认祖朝拜、玉皇文化和王船信仰交流。

顺天圣母是道教中救助妇女难产之神。顺天圣母名叫陈靖姑，出生于福州下渡。后梁贞明元年(915年)陈靖姑前往闾山学道3年，后嫁与古田人刘杞为妻，在福州一带施法降妖，招收弟子。后因斩蛇于宫中，闽王封为“临水夫人”。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加封为“崇福昭惠慈济夫人”，赐额“顺懿”。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敕封为“顺天圣母”。民间尊为“陈太后”，并流传至台湾、全岛现有敬奉顺天圣母的宫殿庙堂祠馆计有139处。

第三篇：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

文章标题：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

闽台地理位置近仅一水之隔。而莆台位置最近—秀屿港距台中港仅72海里。最近当然最有缘，这缘便是“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正是“五缘”网络，形成了莆台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宗教雕塑既是神缘文化的具体表现，也与其他四缘有关。所以，研究莆台宗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是离不天“五缘”这个传统网络的。

莆台宗教雕塑的“地缘”也可以说是“海缘”—海上交通互市之缘。唐代南、北洋海堤修筑之后，莆仙沿海港口就成为过往贡舶和对台贸易货船的重要停靠口岸。宋、元、明、清至现代，除间或数年的海禁、迁界和战乱以外，莆台海缘基本没有中断。自唐宋起，进口商品有农产品(包括台湾芋、摈榔等)、奢侈品等，以宝石、珍珠、象牙、犀角、沉香、檀香居多。莆田始有陶瓷、玉雕、牙雕、犀角雕、沉香木雕和檀香木雕作品问世，其中不乏以神、佛造像飘洋过海到台湾售卖。开发古早台湾的莆仙先民，可谓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人潮，他们以船舶为载体，带去了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带去了精神信仰和宗教雕塑。

关于妈祖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虽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但在本质上与宗教是同一的。据乾隆年间编修的《敕封天后志》记载，妈祖诞生于贤良港而飞升于湄洲岛。由于传说中的妈祖生前涉水救人，能知人祸福，因此，民间便赋予其以神性，视其为支配海域的“龙女”、“神女”，并立祠奉祀。闽台百姓自发的尊俸，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自宋宣和四年至清同治十一年，妈祖共被褒封59次，封号最多达66字之多，从而扩大了妈祖文化在闽台的形成与播行。台湾的妈祖文化是伴随着闽人渡台而东渐的。据台湾相关资料显示：“自大陆分香来台后之妈祖分灵之多，已超过二千多宫。”台湾早期分灵妈祖被称为“开台妈祖”。由船民带去的妈祖雕像称“船仔妈”，由军人带去的妈祖雕像称“护军妈”。台南市自强街开基天后宫现存一尊木雕神像，背上刻有“崇祯庚辰年湄洲镌造”。

现代莆台妈祖文化的交流可谓佳话频传。每年到湄州祖庙朝圣的台胞多达10万人次。湄洲祖庙董事会每年都向莆田民间艺人徐锦明等人订制上万尊木雕“分灵妈祖”。台湾信众进香后，都会请一尊妈祖捧回台湾供奉，或把岛内妈祖像带到湄洲祖庙回香。1997年湄州祖庙千年妈祖“金身”巡安台湾、2003年再赴金门，皆万人空巷竞相祭祀。2001年湄洲祖庙南轴线妈祖大殿系列神像雕塑，系台胞黄土诚等人捐建。其大殿6米高妈祖塑像和寝殿妈祖雕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余国平创作；大殿八尊4米高辅佐神塑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方文桃创作(妈祖“金身”巡台的贴金木雕銮驾亦由方大师创作并捐献)。

近年莆田雕塑精英为台湾天后官创作的主要妈祖雕塑如下：朱伯英、朱伯雄兄弟于1993年11月至1994年2月，采用湄洲产花岗岩为台湾云林县嘉义市北港朝天宫制作并安装高14.5米的与湄洲妈祖同高的《妈祖》神像一尊；2006年6月朱伯英为金门岛金湖镇料罗湾妈祖公园创作并安装高9.9米石雕《妈祖》一尊；2006年10月,朱伯雄为台中县丰原镇清官创作并安装高15米的立式石雕《妈祖》一尊。

在天后宫的古建装饰雕刻方面：主要有陈宝如1988年承接的台湾大甲镇澜宫古建装饰青石雕；游良照2002年承接的马祖岛天后宫古建木、石雕工程；2003年台南南圣宫古建木、石雕工程及铜雕“妈祖圣迹图”；黄辉近年承接的高雄岗山妈祖庙、嘉义顺天宫古建木雕；郑福焰1995年承接的台北士林妈祖宫高6.8米、宽11.3米的套/5件组装式特大红木雕《妈祖故事》围屏；1998年由该宫续订宽22米、高21.6米、深13.5米的三层宫庙古建木雕；……

关于道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道教在莆田的传播起于唐宋，最早兴建的大型宫观是元妙观，后又兴建凌云殿、五帝庙、九仙祠、东岳观、城隍庙等。祭祀神有玉皇大帝、顺天圣母、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原来有丹鼎派和天师教之分，传入台湾的主要是天师教。祭祀神亦多为玉皇大帝、顺天圣母、玄天上帝、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在台湾影响要比佛教大，全台道教官观有4000多座。莆台道教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对顺天圣母祖籍祖庙和五帝祖庙的认祖朝拜、玉皇文化和王船信仰交流。

顺天圣母是道教中救助妇女难产之神。顺天圣母名叫陈靖姑，出生于福州下渡。后梁贞明元年(915年)陈靖姑前往闾山学道3年，后嫁与古田人刘杞为妻，在福州一带施法降妖，招收弟子。后因斩蛇于宫中，闽王封为“临水夫人”。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加封为“崇福昭惠慈济夫人”，赐额“顺懿”。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敕封为“顺天圣母”。民间尊为“陈太后”，并流传至台湾、全岛现有敬奉顺天圣母的宫殿庙堂祠馆计有139处。p>

现莆田市秀屿区嵩山陈靖姑祖庙，尚存一尊木雕《陈靖姑》像，背面镌刻“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从1983年开始，台湾桃园县泰安堂主丁水龙先生便到大陆宁波、温州、福州、古田、莆田等地辗转寻找陈靖姑祖籍。1991年间，丁先生有一次在台湾至香港的客轮上，得仙姑托梦说其祖庙圣像右手断了三指，最后到嵩山看到只有此处的古神像古手确实断了三指，终于确认了陈靖姑祖籍地。从此，前来认祖朝拜的台湾信众便逐年增多。1995年，嵩山重建占地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慈济宫顺天圣母祖庙”。1999年8月，该庙董事会邀请笔者负责祖庙陈靖姑系列神像的设计考证、神位排列和雕制招标。经投标，第一期工程：主殿主高4.18米的石雕陈靖姑坐像和高3.20米的日月扇宫女立像由佘国珍承制；左右高2.68米的石雕江夫人、高夫人、石夫人和马夫人坐像及高2.18米的文武判官立像由朱伯英承制；第二期工程：左右厢二十四太保造型设计方案由笔者绘制并经董事会认可后，右厢“开路先锋袁将军”等十二太保由朱伯英承制；左厢“持剑侍卫黄将军”等十二太保由佘国珍承制；第三期工程：木雕三十六婆姐由仙游坝下工艺厂承制。以上建筑和雕像主耍由醴泉半岛下二十四村百姓集资建造，台湾丁水龙先生也多次捐资达数百万元；丁先生还筹议在嵩山峰顶铸建高26米的铜雕顺天圣母圣像。2005年八月初六日，慈济宫顺天圣母祖庙开光次日，台湾顺天圣母协会第一批组团300多人进香致贺；初八日，又一批组团1200多人进香致贺，其中包括会长萧天赞(国民党中央评议团主席)等知名人士。

五帝源于古代人们对金、木、水、火、土的崇拜，以后逐渐发展为人们对黄帝、伏羲、炎帝、少昊、颛王页的称呼。大陆供奉“五帝”的庙宇称五帝庙，而在台湾人们往往习惯称为“五龙殿”。东汾五帝祖庙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位于东进村紫璜山半山腰青峰岩上。自古以来，每逢正月廿日庙会、五月五帝诞辰节，附近五帝信众都要聚集祖庙，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前来进香谒祖的海内外信众日益增多，特别是台湾信众，先后14次组团前来该庙。1992年11月13日，台湾新竹五龙殿进香团通过考察研究，发现该庙供奉的五尊五帝的造型、面貌和装束与他们殿供奉的模样完全一样，便正式确认该庙为台湾省众多五帝庙的祖庙。1994年10月，丰源市五龙殿进香团来该庙进香，并分灵5尊五帝到台湾五龙殿。

在关帝信仰方面，莆田木、石雕关公造像自古至今便是台湾各关帝庙、全岛各厂家商店神龛供奉的武财神关公以及古玩艺品行的关公像的主要供货来源。其中不少出于被台商称为“关公王”的莆新洋木雕厂厂长柯国本之手，10多年以来，仅大小各式关公木雕坯模就不下500种，堆满了该厂整整三个库房；况且，莆仙雕塑关公的大师高手其实何止百人，企业何止千家。

在其他莆台道教古建及雕塑交流方面，主要是游良照近年承制的台南代天府、台南南圣宫、马祖岛塘岐王府庙及牛峰庙古建木、石雕；黄辉近年承制的桃源福安宫、赤坝龙隐殿、南归仁代天府、花莲协天庙、彰化市福山玉皇宫、桃源三圣宫、台北官渡宫、北安宫和五福财神爷庙的古建木雕；佘国珍1997年主持的大型景观石雕工程《太上老君》荣获台湾“中华道教总会”授于的“道教神像”优秀奖。1997年朱伯英、朱伯雄兄弟为台湾高雄市左营区洲仔清水宫创作并安装的高15.5米的花岗岩雕坐姿《清水祖师》及高5.5米的花岗岩雕《麒麟喷火对炉》；1997-2002年郑福焰为台南县文物宫承制的“王爷绕境与阵头表演”微雕，共计人物一千三百多尊及实体的古建筑微缩样品二十余座；同时，由台南东隆宫订制各种神像雕刻和1.93米高的水浒一百零八将及神龛、神轿等；1999年由台西安西府订制0.68米高的“六十甲子”木雕神像；黄献武近年承制的木雕《广泽尊王》等。

关于佛教雕塑交流的历史

台湾佛教的教派，大多数是在16世纪以后传入的，属于福建鼓山涌泉寺或怡山长庆寺(西禅寺)的禅宗。佛教寺庙有2000多座。清末民初有史可查的台湾与莆田有关的佛教寺庙是：

一.据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释慧严发表于中华佛学学报第九期的《明末清初闽台佛教的互动》一文所论，台湾佛教“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衣钵实授自黄檗”，《重修台湾县志》卷6之“祠宇志‧寺宇（附）”记载道︰“黄檗寺，在大北门外（唐沙门正干，莆田人，吴姓。从六祖曹溪得法，归至福州黄檗山，曰︰“吾受记于师，逢苦即住，其在此乎！”遂即山建寺，是为黄檗初祖）”；上述台南黄檗寺的祖寺就是福清黄檗寺。这一记载正符福建省福清《黄檗山寺志》卷2之所说︰寺之创自唐正干禅师始，……盛于宋，微于元。重兴于明洪武二十三年，莆阳心鉴周公为檀樾大休禅师主之。……”

二.创建于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的莆田五大丛林之一的鼓峰涌泉寺，出过开山祖师章祥等高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鼓峰寺僧良达特地渡海往台讲经，高雄僧妙禅受其剃度后，更加“精研佛典，兼善书法，为东台人所推重”；鼓峰寺在台创建廨院的还有僧净心、文空、玄空，其中尤以高雄市功德寺方丈净心(现任“世界华僧会会长”)最为德高望重。2006牟4月，年届七旬的净心在率团访问鼓峰祖寺的当天，还向莆田市蒲洋佛像工艺厂订制宽3.6米、高1.8米的樟木浮雕《释迦玻璃佛讲经图》一件。

莆田市古称兴化府，“地有佛国之号”。有广化、龟山、梅峰、囊山四大禅宗古刹。广化寺现有宋治平二年（1065）建造的八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石经幢两座和宋乾道元年（1165）创建的八角空心五级仿木楼阁式石雕“释迦文佛塔”，有一千多处浮雕画面和题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因为莆田佛教文化历史渊源悠久，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潮乍起，寺庙重建之风初兴时，以莆田工艺一厂省级“雕塑专家”方文桃、佘国平、闵国霖为代表的佛教雕塑创作群体承接广化寺佛像彩塑工程初战告捷后他们又成功承制了莆田龟山寺、囊山寺、福州西禅寺、闽候雪峰寺以及福鼎资国寺，连城性海寺佛像彩塑。慕名前来参观的外省佛教界高僧，尤其是四川乐山乌尤寺，峨嵋山伏虎寺前后诚邀他们完成这些寺院的佛像雕塑工程。莆式佛像雕塑创作群体最后一次由方文桃、佘国平、闵国霖三人联手的项目，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建莆田南少林寺的由台湾佛像木雕商曾铭俊捐资25万元开建的27尊佛像彩塑工程，由他们各自召集的三组人马分别承揽了大雄宝殿“三宝佛”、天王殿“四大天王”和“韦陀”以及“十八罗汉”和“弥勒”造像，尤其是对“天王”金刚的造像，能结合莆田传统的武将刻划手法，再加现代人体比例的严格规范，在“形神兼备”，块面光影装饰效果的追求等方面已经探索出一套比较成功的创作经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结束外出塑佛的游艺生涯回莆后，许多人都重操木雕旧业，各自走上不同的办厂创业道路。方文桃于1996年承接台湾花莲东富禅寺脱胎彩塑“五百罗汉”项目；于1999年承接台湾高雄元享寺铜胎彩绘贴金系列佛像项目；于2000承制台湾中台禅寺“十八罗汉”和寺门大型“对狮”项目；佘国平也于2000年承接台湾中台禅寺高3.5米的木雕“韦陀”造像和高13米的石雕“四大天王”的泥塑模型的创作；闵国霖作为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的元老,在“四大天王”的造像中，敢于破除旧式金刚一成不变的呆板铠甲与衣褶的框框，大胆体现富有棱角锐气的块面光影效果。闵国霖的根雕和天然木雕佛像艺术品亦独具一格，向为台湾收藏家眼中的抢手奇货；莆田佛像雕刻的姣姣者，还有日本《宗教工艺新闻》以《地区佛像雕刻第一家》为题的“丹桂工艺厂”。这是木雕“省艺人”黄丹桂之子黄文寿在莆田工艺界较早创办的一家以生产大型木雕佛像的工艺厂。是福建省打入日本佛像雕刻市场的第一家，也是福建省攻占台湾大中型佛像工艺品市场的先锋。2000年承制中台禅寺订购的高7.5米的《四大天王》坐像和高3.5米《弥勒》坐像。黄文寿于2001年8月6日应邀出席了中台禅寺开光法会大典。值得一提还有佘国珍于1998年至2000年期间创作的石雕《五百罗汉》、《弥勒佛》、浮透雕像《36观音化身》、天然原石雕像《卧佛》、《百佛造像》等作品，采用于台湾龙泰陵佛山公园。2001年创作的石雕《十八罗汉》坐落于台湾妙泉寺。2002年创作的石雕《四大天王》坐落于台湾艺术博物馆。李凤荣、李凤强兄弟近年承制的台商来料加工沉、檀香木雕《三十三观音》、《莲池法会》等精品，连获国家级金奖；吴文忠、吴文武兄弟近年承制的台湾慈光寺高3.6米的一木成型的《药师佛》，台湾佛光山机构0.15米高的1000套擅香木雕《三宝佛》，台湾埔里隆音寺等寺庙订制的各式《千手观音》，中台禅寺订制的3.6米高的樟木雕坐式《千手观音》和3.5米长的樟木雕《卧佛》；

仙游佛像木雕与台湾的交流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当时的仙游工艺厂和莆田工艺一厂同样，主要生产台商订制龙眼木面具、樟木雕关公、韦陀等；八十年代后期起，木雕艺人纷纷自办企业，主要生产台商订制的木雕帆船，还有佛像、仕女等；1989年开始，庆财艺雕厂、庆全艺雕厂、黑隆艺雕厂开始承接檀香来样加工，他们先是从医药公司寻购檀香、沉香碎料，拼接雕刻成品；后又到云南端丽采购批量擅香、沉香，为台商雕制订单；1992年开始承接台商来料加工的檀香、沉香佛像架雕及组雕；胡金佐创办的莆仙艺雕厂，是莆田第一批承接来料加工檀香木架雕的企业，1996年创作《九狮献端》、《九麟呈祥》参加大陆木雕精品赴台巡回展；2002年为台湾台南投善天寺制作大型《千手观音》、《三世佛》、《关公》、《韦陀》并应邀参加善天寺开光仪式。

台湾宗教雕塑艺术家在莆田的发展

来自台湾苗票三义木雕街的资深木雕企业家兼艺术家陈进财先生，1989年来莆从事木雕艺品贸易，先是到相关企业订货，后搞沉、檀香来料加工，6年前在莆田市涵江创办鸿艺雕刻厂，出品的高档佛像木雕部分返销台湾，部分销往东南亚和大陆内地；近年其创作的木雕佛像精品多次参加莆田市工艺美术协会组团参展的上海历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普陀山观音文化节、厦门国际佛事展等展评活动，为促进莆台佛教雕塑艺术交流作了贡献。

吴进生先生是台湾著名佛像雕塑艺术家，他在向笔者谈到来莆发展的缘由时坦言：“莆田工艺一厂出身的不少大师级老板，拥有高超的传统工艺，而台湾的佛像创作理念又较自由激发；两者资源完全可以相辅相成”。近年吴先生与涵江典雅工艺厂成功合作出品了大量佛像铜雕作品。例如台湾高雄市元亨寺台北讲堂的铜浮雕《五百罗汉》、《大悲咒八十四出相图》；高雄文化中心的景观佛像铜雕；拉丁美洲厄瓜多尔国寺庙订制的高4米的铜雕《三宝佛》、《弥勒佛》及“四大天王”；吴先生非常热心于闽台雕塑工艺的交流促进，近年斥资200多万元，在莆田市风光秀丽的东圳水库旧码头创建“渔人码头艺术空间”，特地创作并安装了一尊1米高的北印度佛像风格的铝合金《键陀罗》头像，为两岸艺术家营造了一处绝佳的“雕塑艺术交流沙龙”。

台北长利有限公司董事长翁毕祥，三代祖传铜塑工艺。1993年开始来闽拓展业务，三年前在仙游赖店创办长友工艺品有限公司以出口高档精密铸造工艺品和宗教造像。翁先生监造的宗教铜雕塑造像，在台湾及海外市场口碑甚佳。例如：高高耸立于台湾宜兰高速路口的6米高景观铜雕《妈祖》立像，即将安装在高雄“弥勒山”的7米高的喷金景观铜雕《七龙观音》、南投正德佛堂18米高的《阿弥陀佛》和1000尊小《阿弥陀佛》，为宜兰靖灵宫仿造有590年历史的武当山金殿的铜雕玄天上帝、火将、水将和金童玉女，为加拿大魁北克省三宝山铸造的2.7米高大铜钟，都是在赖店工厂制造的。翁先生在谈及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时，道出了来莆办厂的原因：“大陆工钱便宜，在台湾请一个的工钱在仙游可以请八个……”。

综上所述，莆台宗教雕塑交流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现状和发展态势可谓前程无量。但愿两岸同业同仁再接再厉，携手努力共创双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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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莆田市秀屿区嵩山陈靖姑祖庙，尚存一尊木雕《陈靖姑》像，背面镌刻“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从1983年开始，台湾桃园县泰安堂主丁水龙先生便到大陆宁波、温州、福州、古田、莆田等地辗转寻找陈靖姑祖籍。1991年间，丁先生有一次在台湾至香港的客轮上，得仙姑托梦说其祖庙圣像右手断了三指，最后到嵩山看到只有此处的古神像古手确实断了三指，终于确认了陈靖姑祖籍地。从此，前来认祖朝拜的台湾信众便逐年增多。1995年，嵩山重建占地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慈济宫顺天圣母祖庙”。1999年8月，该庙董事会邀请笔者负责祖庙陈靖姑系列神像的设计考证、神位排列和雕制招标。经投标，第一期工程：主殿主高4.18米的石雕陈靖姑坐像和高3.20米的日月扇宫女立像由佘国珍承制；左右高2.68米的石雕江夫人、高夫人、石夫人和马夫人坐像及高2.18米的文武判官立像由朱伯英承制；第二期工程：左右厢二十四太保造型设计方案由笔者绘制并经董事会认可后，右厢“开路先锋袁将军”等十二太保由朱伯英承制；左厢“持剑侍卫黄将军”等十二太保由佘国珍承制；第三期工程：木雕三十六婆姐由仙游坝下工艺厂承制。以上建筑和雕像主耍由醴泉半岛下二十四村百姓集资建造，台湾丁水龙先生也多次捐资达数百万元；丁先生还筹议在嵩山峰顶铸建高26米的铜雕顺天圣母圣像。2005年八月初六日，慈济宫顺天圣母祖庙开光次日，台湾顺天圣母协会第一批组团300多人进香致贺；初八日，又一批组团1200多人进香致贺，其中包括会长萧天赞(国民党中央评议团主席)等知名人士。

五帝源于古代人们对金、木、水、火、土的崇拜，以后逐渐发展为人们对黄帝、伏羲、炎帝、少昊、颛王页的称呼。大陆供奉“五帝”的庙宇称五帝庙，而在台湾人们往往习惯称为“五龙殿”。东汾五帝祖庙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位于东进村紫璜山半山腰青峰岩上。自古以来，每逢正月廿日庙会、五月五帝诞辰节，附近五帝信众都要聚集祖庙，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前来进香谒祖的海内外信众日益增多，特别是台湾信众，先后14次组团前来该庙。1992年11月13日，台湾新竹五龙殿进香团通过考察研究，发现该庙供奉的五尊五帝的造型、面貌和装束与他们殿供奉的模样完全一样，便正式确认该庙为台湾省众多五帝庙的祖庙。1994年10月，丰源市五龙殿进香团来该庙进香，并分灵5尊五帝到台湾五龙殿。

在关帝信仰方面，莆田木、石雕关公造像自古至今便是台湾各关帝庙、全岛各厂家商店神龛供奉的武财神关公以及古玩艺品行的关公像的主要供货来源。其中不少出于被台商称为“关公王”的莆新洋木雕厂厂长柯国本之手，10多年以来，仅大小各式关公木雕坯模就不下500种，堆满了该厂整整三个库房；况且，莆仙雕塑关公的大师高手其实何止百人，企业何止千家。

在其他莆台道教古建及雕塑交流方面，主要是游良照近年承制的台南代天府、台南南圣宫、马祖岛塘岐王府庙及牛峰庙古建木、石雕；黄辉近年承制的桃源福安宫、赤坝龙隐殿、南归仁代天府、花莲协天庙、彰化市福山玉皇宫、桃源三圣宫、台北官渡宫、北安宫和五福财神爷庙的古建木雕；佘国珍1997年主持的大型景观石雕工程《太上老君》荣获台湾“中华道教总会”授于的“道教神像”优秀奖。1997年朱伯英、朱伯雄兄弟为台湾高雄市左营区洲仔清水宫创作并安装的高15.5米的花岗岩雕坐姿《清水祖师》及高5.5米的花岗岩雕《麒麟喷火对炉》；1997-2002年郑福焰为台南县文物宫承制的“王爷绕境与阵头表演”微雕，共计人物一千三百多尊及实体的古建筑微缩样品二十余座；同时，由台南东隆宫订制各种神像雕刻和1.93米高的水浒一百零八将及神龛、神轿等；1999年由台西安西府订制0.68米高的“六十甲子”木雕神像；黄献武近年承制的木雕《广泽尊王》等。

关于佛教雕塑交流的历史

台湾佛教的教派，大多数是在16世纪以后传入的，属于福建鼓山涌泉寺或怡山长庆寺(西禅寺)的禅宗。佛教寺庙有2000多座。清末民初有史可查的台湾与莆田有关的佛教寺庙是：

一.据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释慧严发表于中华佛学学报第九期的《明末清初闽台佛教的互动》一文所论，台湾佛教“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衣钵实授自黄檗”，《重修台湾县志》卷6之“祠宇志‧寺宇（附）”记载道︰“黄檗寺，在大北门外（唐沙门正干，莆田人，吴姓。从六祖曹溪得法，归至福州黄檗山，曰︰“吾受记于师，逢苦即住，其在此乎！”遂即山建寺，是为黄檗初祖）”；上述台南黄檗寺的祖寺就是福清黄檗寺。这一记载正符福建省福清《黄檗山寺志》卷2之所说︰寺之创自唐正干禅师始，……盛于宋，微于元。重兴于明洪武二十三年，莆阳心鉴周公为檀樾大休禅师主之。……”

二.创建于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的莆田五大丛林之一的鼓峰涌泉寺，出过开山祖师章祥等高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鼓峰寺僧良达特地渡海往台讲经，高雄僧妙禅受其剃度后，更加“精研佛典，兼善书法，为东台人所推重”；鼓峰寺在台创建廨院的还有僧净心、文空、玄空，其中尤以高雄市功德寺方丈净心(现任“世界华僧会会长”)最为德高望重。2006牟4月，年届七旬的净心在率团访问鼓峰祖寺的当天，还向莆田市蒲洋佛像工艺厂订制宽3.6米、高1.8米的樟木浮雕《释迦玻璃佛讲经图》一件。

莆田市古称兴化府，“地有佛国之号”。有广化、龟山、梅峰、囊山四大禅宗古刹。广化寺现有宋治平二年（1065）建造的八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石经幢两座和宋乾道元年（1165）创建的八角空心五级仿木楼阁式石雕“释迦文佛塔”，有一千多处浮雕画面和题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因为莆田佛教文化历史渊源悠久，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潮乍起，寺庙重建之风初兴时，以莆田工艺一厂省级“雕塑专家”方文桃、佘国平、闵国霖为代表的佛教雕塑创作群体承接广化寺佛像彩塑工程初战告捷后他们又成功承制了莆田龟山寺、囊山寺、福州西禅寺、闽候雪峰寺以及福鼎资国寺，连城性海寺佛像彩塑。慕名前来参观的外省佛教界高僧，尤其是四川乐山乌尤寺，峨嵋山伏虎寺前后诚邀他们完成这些寺院的佛像雕塑工程。莆式佛像雕塑创作群体最后一次由方文桃、佘国平、闵国霖三人联手的项目，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建莆田南少林寺的由台湾佛像木雕商曾铭俊捐资25万元开建的27尊佛像彩塑工程，由他们各自召集的三组人马分别承揽了大雄宝殿“三宝佛”、天王殿“四大天王”和“韦陀”以及“十八罗汉”和“弥勒”造像，尤其是对“天王”金刚的造像，能结合莆田传统的武将刻划手法，再加现代人体比例的严格规范，在“形神兼备”，块面光影装饰效果的追求等方面已经探索出一套比较成功的创作经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结束外出塑佛的游艺生涯回莆后，许多人都重操木雕旧业，各自走上不同的办厂创业道路。方文桃于1996年承接台湾花莲东富禅寺脱胎彩塑“五百罗汉”项目；于1999年承接台湾高雄元享寺铜胎彩绘贴金系列佛像项目；于2000承制台湾中台禅寺“十八罗汉”和寺门大型“对狮”项目；佘国平也于2000年承接台湾中台禅寺高3.5米的木雕“韦陀”造像和高13米的石雕“四大天王”的泥塑模型的创作；闵国霖作为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的元老,在“四大天王”的造像中，敢于破除旧式金刚一成不变的呆板铠甲与衣褶的框框，大胆体现富有棱角锐气的块面光影效果。闵国霖的根雕和天然木雕佛像艺术品亦独具一格，向为台湾收藏家眼中的抢手奇货；莆田佛像雕刻的姣姣者，还有日本《宗教工艺新闻》以《地区佛像雕刻第一家》为题的“丹桂工艺厂”。这是木雕“省艺人”黄丹桂之子黄文寿在莆田工艺界较早创办的一家以生产大型木雕佛像的工艺厂。是福建省打入日本佛像雕刻市场的第一家，也是福建省攻占台湾大中型佛像工艺品市场的先锋。2000年承制中台禅寺订购的高7.5米的《四大天王》坐像和高3.5米《弥勒》坐像。黄文寿于2001年8月6日应邀出席了中台禅寺开光法会大典。值得一提还有佘国珍于1998年至2000年期间创作的石雕《五百罗汉》、《弥勒佛》、浮透雕像《36观音化身》、天然原石雕像《卧佛》、《百佛造像》等作品，采用于台湾龙泰陵佛山公园。2001年创作的石雕《十八罗汉》坐落于台湾妙泉寺。2002年创作的石雕《四大天王》坐落于台湾艺术博物馆。李凤荣、李凤强兄弟近年承制的台商来料加工沉、檀香木雕《三十三观音》、《莲池法会》等精品，连获国家级金奖；吴文忠、吴文武兄弟近年承制的台湾慈光寺高3.6米的一木成型的《药师佛》，台湾佛光山机构0.15米高的1000套擅香木雕《三宝佛》，台湾埔里隆音寺等寺庙订制的各式《千手观音》，中台禅寺订制的3.6米高的樟木雕坐式《千手观音》和3.5米长的樟木雕《卧佛》；

仙游佛像木雕与台湾的交流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当时的仙游工艺厂和莆田工艺一厂同样，主要生产台商订制龙眼木面具、樟木雕关公、韦陀等；八十年代后期起，木雕艺人纷纷自办企业，主要生产台商订制的木雕帆船，还有佛像、仕女等；1989年开始，庆财艺雕厂、庆全艺雕厂、黑隆艺雕厂开始承接檀香来样加工，他们先是从医药公司寻购檀香、沉香碎料，拼接雕刻成品；后又到云南端丽采购批量擅香、沉香，为台商雕制订单；1992年开始承接台商来料加工的檀香、沉香佛像架雕及组雕；胡金佐创办的莆仙艺雕厂，是莆田第一批承接来料加工檀香木架雕的企业，1996年创作《九狮献端》、《九麟呈祥》参加大陆木雕精品赴台巡回展；2002年为台湾台南投善天寺制作大型《千手观音》、《三世佛》、《关公》、《韦陀》并应邀参加善天寺开光仪式。

台湾宗教雕塑艺术家在莆田的发展

来自台湾苗票三义木雕街的资深木雕企业家兼艺术家陈进财先生，1989年来莆从事木雕艺品贸易，先是到相关企业订货，后搞沉、檀香来料加工，6年前在莆田市涵江创办鸿艺雕刻厂，出品的高档佛像木雕部分返销台湾，部分销往东南亚和大陆内地；近年其创作的木雕佛像精品多次参加莆田市工艺美术协会组团参展的上海历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普陀山观音文化节、厦门国际佛事展等展评活动，为促进莆台佛教雕塑艺术交流作了贡献。

吴进生先生是台湾著名佛像雕塑艺术家，他在向笔者谈到来莆发展的缘由时坦言：“莆田工艺一厂出身的不少大师级老板，拥有高超的传统工艺，而台湾的佛像创作理念又较自由激发；两者资源完全可以相辅相成”。近年吴先生与涵江典雅工艺厂成功合作出品了大量佛像铜雕作品。例如台湾高雄市元亨寺台北讲堂的铜浮雕《五百罗汉》、《大悲咒八十四出相图》；高雄文化中心的景观佛像铜雕；拉丁美洲厄瓜多尔国寺庙订制的高4米的铜雕《三宝佛》、《弥勒佛》及“四大天王”；吴先生非常热心于闽台雕塑工艺的交流促进，近年斥资200多万元，在莆田市风光秀丽的东圳水库旧码头创建“渔人码头艺术空间”，特地创作并安装了一尊1米高的北印度佛像风格的铝合金《键陀罗》头像，为两岸艺术家营造了一处绝佳的“雕塑艺术交流沙龙”。

台北长利有限公司董事长翁毕祥，三代祖传铜塑工艺。1993年开始来闽拓展业务，三年前在仙游赖店创办长友工艺品有限公司以出口高档精密铸造工艺品和宗教造像。翁先生监造的宗教铜雕塑造像，在台湾及海外市场口碑甚佳。例如：高高耸立于台湾宜兰高速路口的6米高景观铜雕《妈祖》立像，即将安装在高雄“弥勒山”的7米高的喷金景观铜雕《七龙观音》、南投正德佛堂18米高的《阿弥陀佛》和1000尊小《阿弥陀佛》，为宜兰靖灵宫仿造有590年历史的武当山金殿的铜雕玄天上帝、火将、水将和金童玉女，为加拿大魁北克省三宝山铸造的2.7米高大铜钟，都是在赖店工厂制造的。翁先生在谈及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时，道出了来莆办厂的原因：“大陆工钱便宜，在台湾请一个的工钱在仙游可以请八个……”。

综上所述，莆台宗教雕塑交流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现状和发展态势可谓前程无量。但愿两岸同业同仁再接再厉，携手努力共创双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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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刑事超期羁押现状之研讨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偏高，且超期羁押现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国在60年代的羁押率只有19，后在严重犯罪压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为37，同期英国的羁押率为21.6，而我国羁押率普遍为80以上。[1]同时，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羁押超期的现象。如2000年10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97年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羁押之所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个顽症，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羁押及羁押期限进行有效控制、监督以及被违法超期羁押如何寻求救济的规定，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对刑事犯罪行为“重打击、轻保护”，视羁押超期为平常事，甚至钻有关期限规定的空子，如编造延期理由、重新计算期限理由等，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法观念上的原因；其三，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存在适用条件不好把握，当被取保人逃脱时，会造成案件无法继续

处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羁押表现形式之简要分析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关机关应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获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

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处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羁押表现形式之简要分析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关机关应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获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第五篇：刑事超期羁押现状之研讨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偏高，且超期羁押现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国在60年代的羁押率只有19，后在严重犯罪压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为37，同期英国的羁押率为21.6，而我国羁押率普遍为80以上。[1]同时，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羁押超期的现象。如2000年10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97年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羁押之所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个顽症，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羁押及羁押期限进行有效控制、监督以及被违法超期羁押如何寻求救济的规定，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对刑事犯罪行为“重打击、轻保护”，视羁押超期为平常事，甚至钻有关期限规定的空子，如编造延期理由、重新计算期限理由等，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法观念上的原因；其三，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存在适用条件不好把握，当被取保人逃脱时，会造成案件无法继续处

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羁押表现形式之简要分析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

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工作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关机关应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获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