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超期羁押现状之研讨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偏高，且超期羁押现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国在60年代的羁押率只有19，后在严重犯罪压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为37，同期英国的羁押率为21.6，而我国羁押率普遍为80以上。[1]同时，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羁押超期的现象。如2000年10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97年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羁押之所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个顽症，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羁押及羁押期限进行有效控制、监督以及被违法超期羁押如何寻求救济的规定，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对刑事犯罪行为“重打击、轻保护”，视羁押超期为平常事，甚至钻有关期限规定的空子，如编造延期理由、重新计算期限理由等，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法观念上的原因；其三，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存在适用条件不好把握，当被取保人逃脱时，会造成案件无法继续
第二篇：刑事超期羁押现状之研讨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偏高，且超期羁押现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国在60年代的羁押率只有19，后在严重犯罪压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为37，同期英国的羁押率为21.6，而我国羁押率普遍为80以上。[1]同时，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羁押超期的现象。如2000年10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97年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羁押之所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个顽症，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羁押及羁押期限进行有效控制、监督以及被违法超期羁押如何寻求救济的规定，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对刑事犯罪行为“重打击、轻保护”，视羁押超期为平常事，甚至钻有关期限规定的空子，如编造延期理由、重新计算期限理由等，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法观念上的原因；其三，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存在适用条件不好把握，当被取保人逃脱时，会造成案件无法继续处
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羁押表现形式之简要分析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
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工作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关机关应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获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第三篇：刑事超期羁押现状之研讨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较为普遍，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形象，也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究其原因，有法律制度上、执法观念上和司法职能上的原因。文章对超期羁押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简要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现有刑事诉讼羁押制度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是首选和原则；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理念下，公安司法机关适用拘留、逮捕等引起犯罪嫌疑人被关押的强制措施成为原则，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监禁性强制措施则是例外。同时，司法实践中虽注意了办案期限，但普遍地存在忽略对羁押期限的严格遵守，容易出现超期羁押问题，产生影响司法公正形象、侵犯人权等不良后果。因此，本文从超期羁押现状分析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羁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公安司法机关要以依法适用非监禁性强制措施为原则，减少羁押的发生以及不当的羁押延长，以严格的程序公正，坚决防止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现。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超期羁押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偏高，且超期羁押现象也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如美国在60年代的羁押率只有19，后在严重犯罪压力下，有所提高，1996年为37，同期英国的羁押率为21.6，而我国羁押率普遍为80以上。[1]同时，无论是侦查期间，还是审查起诉、审判期间，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羁押超期的现象。如2000年10
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调查报告指出：4年来（从97年开始），各级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办案中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累计达299291人（次），已纠正250594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清理超期羁押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当年11月底，全国各级法院结合深入开展的“公正与效率”司法大检查，对社会普遍关注的超期羁押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清理出超期羁押案件1967件4060人。但是，虽然经过上述执法大检查和集中清理，实践中纠防超期羁押的效果并不明显，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因身体原因加之长期羁押，案件未结即在看守所死亡，案件只能终结。今年初，本市一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对此即提出置疑，称某区看守所去年就有三名在押人员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系心力衰竭，呼吁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调查处理。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对于超期羁押，法律虽未明确其属性，但显然属于违法，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危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超期羁押者大部分被判有罪，审前羁押的期间抵入刑期，于是从结果看似乎对被告人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合法行为。对于因错误逮捕而后被超期羁押者来说，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属错误逮捕，而非超期羁押，更是一种非法羁押。笔者认为，超期羁押有着明显的危害：一是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受到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对其身心损害明显，如果是无罪之人，这种损害的严重性是不能简单以国家赔偿来修复的；如果所犯罪行较轻，但羁押的期限超出了应判处的刑期，尽管可能处刑时会提高刑期以避免国家赔偿，但无疑违反了罪行相适应原则，加重了对被超期羁押被告人的刑罚，对他们的人权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公正高效执法的形象，也不利于执法水平的提高。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限、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办案期限的规定，各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如果连法律规定的基本办案程序和期限都不能严格执行，那么执法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一个人被无辜关押数年后得到的无罪结论有什么意义。如果司法机关把羁押作为侦、办案件的纯粹工具和手段，认为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常的，不羁押就影响到对犯罪的追诉，是不正常的，这毫无疑问会增长司法人员的惰性，降低责任心，使司法机关打击、惩治犯罪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超期羁押之所以成为刑事诉讼中一个顽症，原因有三：其一，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羁押及羁押期限进行有效控制、监督以及被违法超期羁押如何寻求救济的规定，这是法律制度上的原因；其二，对刑事犯罪行为“重打击、轻保护”，视羁押超期为平常事，甚至钻有关期限规定的空子，如编造延期理由、重新计算期限理由等，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这是执法观念上的原因；其三，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存在适用条件不好把握，当被取保人逃脱时，会造成案件无法继续
处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羁押表现形式之简要分析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关机关应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获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
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处理，无法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司法机关自然会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作为原则，即使犯罪证据并不充足，也不会轻易予以取保或释放。这是司法职能上的原因。
二、超期羁押表现形式之简要分析
（一）超期羁押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根据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判等职能分工，整个打击、追诉犯罪的诉讼阶段可大致分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本文所称羁押包括侦查阶段羁押、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和审判阶段羁押。对超期羁押也区分为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是指超过法定羁押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侦查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自侦案件时检察机关）仍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刑事诉讼法有具体规定，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方式，对于拘留后的羁押期限，根据案件情况有所不同：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发现不应当拘留的，羁押期限不应超过24小时；认为需要逮捕的，一般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0日，特殊情况下，羁押期限不超过14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羁押期限不超过37日。至于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月。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一定情形下的羁押期限延长。此外，在侦查阶段的审查逮捕程序中，检察机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7日）作出决定，由此造成的羁押期限延长也属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二审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院办案所需期限来自动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专门羁押审查批准手续。因此，审查起诉阶段超期羁押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即一般案件在一个月以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一个半个月以内没有作出决定，造成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的延长就是超期羁押行为。因改变管辖、补充侦查重新计算起诉期限除外，但补充侦查超过法定期限引起羁押延长也属超期羁押。而审判阶段超期羁押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被羁押的公诉或自诉案件时，超过法定的审理期限（包括经批准的期限延长）没有审结案件，仍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为。
（二）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1、侦查机关一般应在拘留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但如果不属特殊情况，也非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却以上述理由，将拘留后羁押期限延长至14日或37日；逮捕后羁押期限2个月届满后，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在不具有法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情况下，仍编造理由报经批准，由此产生的羁押延长。属超期羁押。
2、检察机关通过撤回起诉、补充侦查等达到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目的；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符合法定延长审限理由，仍以相关理由报经批准延期的。亦属超期羁押。
（三）违反相适应原则的超期羁押表现形式
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处罚与被羁押的期限不相适应。如罪行较轻的被告人因办案迟延等原因受到长时间的羁押，羁押期限超过了被判处的刑期等。
三、完善未决羁押制度，防止超期羁押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羁押的性质和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羁押手段不应当是首选和原则
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处于羁押状态，被关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羁押的目的应当是防止人犯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以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其价值应定位于一种临时性的保障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他人或自己未然危险的防范，而并非一种惩罚或报应。因此，关于羁押的实施，由于其直接产生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后果，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予以适用，在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同时，坚决杜绝为了侦查、审查起诉或审判便利，不当滥用羁押手段，随意延长羁押期限，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由于羁押手段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可能使无辜者被错误关押、失去自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将其作为例外的诉讼程序防范手段采用，并且赋予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即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清楚地指出：
“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该是一般的规则，但是释放应保障能出席审判……”，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到：“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2]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侦查手段落后或是侦查功利思想，在侦查阶段，羁押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于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重要手段，通过羁押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甚至刑讯逼供，从而取得有罪供述，通过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为了各自便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羁押的情况下，检察院、法院一般不会改变羁押现状，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羁押成了原则，非羁押手段反而成了例外，且羁押期限经常被不当或不合法地延长。
因此，可考虑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并获得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原则，只有当司法机关提出明确的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危险情形及证据时，才不准许有关申请。这一建议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着重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会造成放纵犯罪、影响正常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试点实证研究，论证其是否适合我国的治安现状、刑事犯罪现状。
（二）将取保候审作为未决羁押司法救济手段，从制度上减少超期羁押的发生
申请取保候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依
法享有保障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权利，在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实要求下，有必要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重新定性，改变把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界定和做法。
刑事诉讼法中对符合取保候审的五种情形均规定为“可以”采用。“可以”意味着选择结果的非强制性。同时，在是否适用取保候审问题上，我国采用的是严格的审批主义做法。即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时，除具备法定条件外，还必须经过有关公、检、法机关审查批准。[3]其结果是符合法定申请取保候审条件的，也不一定就能被批准适用。这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是否采用取保候审问题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当事人符合法定条件，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允许，而不必说明理由，当事人对不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无权申请复议或申诉；对是否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缺乏有关部门的必要监督，完全是决定机关自己掌握。那么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或不应当采用取保候审的人被批准适用取保候审；二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未被批准适用。实践中后一情况更为多见。其原因无非是羁押的威慑力、强制力更有利于获取口供，是诉讼顺利及安全的保障，而取保候审则表现出较弱的控制力及缓和的强制性，往往会造成翻供、逃避法律制裁、妨碍诉讼等情况的发生。
客观上讲，取保候审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取保候审对罪行较轻的或有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效果是好的。在诉讼过程中，只有使强制力度与具体案件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才能达到适用该措施的目的。本来采用取保候审，可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却非要逮捕关押，这既增加了羁押场所的压力和负担，也与诉讼民主和法制文明的要求格格不入。同时，现有取保候审制度明确了保证人的条件和责任，增加了保证金形式，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就现行的保证人制度而言，它除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外，对被取保人还具有某种心理强制作用，而保证金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强制作用。可见，取保候审以其特性发挥其作用，具有羁押所能简单替代的司法价值。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人员要转变观念，在注重惩罚犯罪的同时，树立人权保障的意识和思想，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上应减少任意性。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在什么情形下决定机关“应当”批准，在什么情形下“可以”批推，在什么情形下“不得”批准，使取保候审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有关机关应制定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申告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建立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在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建立，并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也有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规定：任何因逮捕获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我国刑事司法中，尽管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被羁押人申请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超期羁押的请求解除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但对于被羁押人提出的申告，没有专门负责的处理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程序，可以说，羁押的救济手段非常虚无。羁押司法救济的缺失，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通常会被直接拒绝，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审查和作出处理，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度、人民满意度。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未决羁押司法救济制度，其一，对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羁押纳入司法监督的范畴，从而使羁押的实体及程序上的合法性得到法律监督机关的审查和把关。其二，将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的羁押与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办案期限分离，审查起诉期限、案件审理期限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应超过办案期限、审理期限。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上述阶段被羁押的状态，有申请专门司法救济的权利，可由中级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审查机构，听取被羁押者的申辩，对羁押的合法性及羁押理由依法进行审查。
（四）改革未决羁押机构之归属
在我国，未决羁押机构一般为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羁押方面无疑享有许多法外特权。公安机关不当延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上的羁押期限等做法也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未决羁押机构的归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监狱体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的作法，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未决羁押机构，同时结合依职权审查未决羁押的司法救济制度，规定未决羁押机构履行超期羁押、非法羁押报告义务，以便依职权启动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从制度上防止、抵制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
第四篇：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
文章标题：莆台宗教雕塑历史现状之研讨
闽台地理位置近仅一水之隔。而莆台位置最近—秀屿港距台中港仅72海里。最近当然最有缘，这缘便是“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正是“五缘”网络，形成了莆台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宗教雕塑既是神缘文化的具体表现，也与其他四缘有关。所以，研究莆台宗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是离不天“五缘”这个传统网络的。
莆台宗教雕塑的“地缘”也可以说是“海缘”—海上交通互市之缘。唐代南、北洋海堤修筑之后，莆仙沿海港口就成为过往贡舶和对台贸易货船的重要停靠口岸。宋、元、明、清至现代，除间或数年的海禁、迁界和战乱以外，莆台海缘基本没有中断。自唐宋起，进口商品有农产品(包括台湾芋、摈榔等)、奢侈品等，以宝石、珍珠、象牙、犀角、沉香、檀香居多。莆田始有陶瓷、玉雕、牙雕、犀角雕、沉香木雕和檀香木雕作品问世，其中不乏以神、佛造像飘洋过海到台湾售卖。开发古早台湾的莆仙先民，可谓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人潮，他们以船舶为载体，带去了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带去了精神信仰和宗教雕塑。
关于妈祖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虽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但在本质上与宗教是同一的。据乾隆年间编修的《敕封天后志》记载，妈祖诞生于贤良港而飞升于湄洲岛。由于传说中的妈祖生前涉水救人，能知人祸福，因此，民间便赋予其以神性，视其为支配海域的“龙女”、“神女”，并立祠奉祀。闽台百姓自发的尊俸，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自宋宣和四年至清同治十一年，妈祖共被褒封59次，封号最多达66字之多，从而扩大了妈祖文化在闽台的形成与播行。台湾的妈祖文化是伴随着闽人渡台而东渐的。据台湾相关资料显示：“自大陆分香来台后之妈祖分灵之多，已超过二千多宫。”台湾早期分灵妈祖被称为“开台妈祖”。由船民带去的妈祖雕像称“船仔妈”，由军人带去的妈祖雕像称“护军妈”。台南市自强街开基天后宫现存一尊木雕神像，背上刻有“崇祯庚辰年湄洲镌造”。
现代莆台妈祖文化的交流可谓佳话频传。每年到湄州祖庙朝圣的台胞多达10万人次。湄洲祖庙董事会每年都向莆田民间艺人徐锦明等人订制上万尊木雕“分灵妈祖”。台湾信众进香后，都会请一尊妈祖捧回台湾供奉，或把岛内妈祖像带到湄洲祖庙回香。1997年湄州祖庙千年妈祖“金身”巡安台湾、2003年再赴金门，皆万人空巷竞相祭祀。2001年湄洲祖庙南轴线妈祖大殿系列神像雕塑，系台胞黄土诚等人捐建。其大殿6米高妈祖塑像和寝殿妈祖雕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余国平创作；大殿八尊4米高辅佐神塑像，由莆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方文桃创作(妈祖“金身”巡台的贴金木雕銮驾亦由方大师创作并捐献)。
近年莆田雕塑精英为台湾天后官创作的主要妈祖雕塑如下：朱伯英、朱伯雄兄弟于1993年11月至1994年2月，采用湄洲产花岗岩为台湾云林县嘉义市北港朝天宫制作并安装高14.5米的与湄洲妈祖同高的《妈祖》神像一尊；2006年6月朱伯英为金门岛金湖镇料罗湾妈祖公园创作并安装高9.9米石雕《妈祖》一尊；2006年10月,朱伯雄为台中县丰原镇清官创作并安装高15米的立式石雕《妈祖》一尊。
在天后宫的古建装饰雕刻方面：主要有陈宝如1988年承接的台湾大甲镇澜宫古建装饰青石雕；游良照2002年承接的马祖岛天后宫古建木、石雕工程；2003年台南南圣宫古建木、石雕工程及铜雕“妈祖圣迹图”；黄辉近年承接的高雄岗山妈祖庙、嘉义顺天宫古建木雕；郑福焰1995年承接的台北士林妈祖宫高6.8米、宽11.3米的套/5件组装式特大红木雕《妈祖故事》围屏；1998年由该宫续订宽22米、高21.6米、深13.5米的三层宫庙古建木雕；……
关于道教雕塑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道教在莆田的传播起于唐宋，最早兴建的大型宫观是元妙观，后又兴建凌云殿、五帝庙、九仙祠、东岳观、城隍庙等。祭祀神有玉皇大帝、顺天圣母、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原来有丹鼎派和天师教之分，传入台湾的主要是天师教。祭祀神亦多为玉皇大帝、顺天圣母、玄天上帝、五帝王爷、关圣帝君等。道教在台湾影响要比佛教大，全台道教官观有4000多座。莆台道教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对顺天圣母祖籍祖庙和五帝祖庙的认祖朝拜、玉皇文化和王船信仰交流。
顺天圣母是道教中救助妇女难产之神。顺天圣母名叫陈靖姑，出生于福州下渡。后梁贞明元年(915年)陈靖姑前往闾山学道3年，后嫁与古田人刘杞为妻，在福州一带施法降妖，招收弟子。后因斩蛇于宫中，闽王封为“临水夫人”。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加封为“崇福昭惠慈济夫人”，赐额“顺懿”。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敕封为“顺天圣母”。民间尊为“陈太后”，并流传至台湾、全岛现有敬奉顺天圣母的宫殿庙堂祠馆计有139处。
第五篇：浅议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中重实体轻程序之现状
浅议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中重实体轻程序之现状
供稿：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陈晓辉、侦监科 张
在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比较突出。在整个司法体系中，大部分司法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强调对惩罚犯罪的追求，就不得不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对被告人的保护力量，然而，如果强调程序正当，恪守严格程序，则又可能导致对司法机关手脚的束缚。当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发生矛盾时，多数司法工作者的选择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偏向实体公正一边。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多支持实体公正优先，这是我国几千年封建体制下的法律“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过分强调打击而忽略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错误的法律价值取向；民主观念淡薄，再加上司法工作者整体素质不高，“宁可错，不可漏”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个别行政干涉，案件中有失偏颇，不按程序办案的现象并不少见。
比较典型的，如现行法律上对拘留、逮捕的程序失之执行不严，以至给公安机关拘留和逮捕很大随意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执行拘留时，应持有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拘留证》，应将《拘留证》向被拘留的人出示，并向其宣布对其实行拘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经常出现被拘捕对象被带走后，其家属甚至连是被谁带走的都不知道的奇怪现象。这是我国现行法律实践中忽略程序重要性的典型。美国著名案件“辛普森杀妻案”，如果这个案子放在中国，可能审理的结果就有所不同，也许就已投入监狱。而且在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的随意滞留关押，甚至为一桩小事就可以无限期关押。对这种关押又缺少应有的监督，使司法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对嫌疑人以各种手段进行刑讯逼供。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对长期关押过于宽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间为14天。对流窜多次或团伙作案嫌疑犯，拘留时间最长可达37天。普遍嫌疑犯逮捕关押的时间为2个月，案情复杂的可申请延长1个月。如果地处交通不便，案情复杂，可能有重大犯罪集团或流窜作案嫌疑的，可经省检察院批准，再延长2个月。如果犯罪可能判10年以上重刑的，在上述期限内不能结案的，可申请再延长2个月。总共羁押时间可长达7个月。如果在羁押期间发现嫌疑人另有罪行，则可从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身份、地址，则可以无期限关押，直到查清真实身份时为止开始重新计算羁押时间。这种法律上的弹性规定在一些不太尊重法律的警察手里掌握，随意长期关押几乎就没有什么障碍。
司法机关也存在着一种思想：只要被警察抓的人，多少会有劣迹，那么司法人员怎么采取手段都不为过，这样就给司法人员为所欲为钻了空子，从司法人员可以对其刑讯逼供，使其陷罪。在这样一种司法理念中，程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被忽视了，只要能查出犯罪分子，追究犯罪行为，也就是追求所谓“实体真实”，就可以不择手段，畸轻畸重。这方面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我国法律对口供的看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然而我国司法界长期盛行的一句话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彻底地否定了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沉默权，也体现出中国司法界对口供证明力的迷信程度。
在英美法系中，有一项诉讼原则叫“手段同等原则”，以保护犯罪嫌疑人，防止被无辜陷罪。根据这一原则，对于犯罪嫌疑人，在原则上应当同刑事追究机关一样，予以平等地对待。法律规定警察对人进行拘留、逮捕的，被拘者有权要求通知律师，有权要求保释，有权与外界保持联系。他委托的律师可以代他与追诉者同时进行无罪、减轻罪行的调查。“手段同等原则”在庭审过程中体现为：控辩双方地位、权利是平等的。犯罪嫌疑人有出席权，申请证据和质证权等，赋予犯罪嫌疑人与警察和公诉人同等手段，这样，刑事追诉人就很难对犯罪嫌疑人为所欲为而使其陷罪。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中，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这些权利几乎被完全忽视，其委托的律师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律师参与诉讼滞后，不能在追诉机关进行有罪调查的同时进行无罪调查。一个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以后，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出发，将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时间，从过去在开庭审理7天以前，提前到自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这种改革当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现行法律给警察的权利与给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仍然是不平等的。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然不可以正式委托律师，只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自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即使这样，实际中办案机关仍以种种借口阻挠律师涉案。就是说，侦查、审讯过程仍然是由办案人员单独进行的。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甚至通常在不明白自己有何权利的情况下就被定罪，因而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正当的程序权利保护自己。美国刑事诉讼中著名的“米兰达规则”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时，必须告知他的权利。否则警察的一切取证行为都为非法，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也就是说警察都被赋予对犯罪嫌疑人负有告知和帮助义务，必须承担对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程序的犯罪嫌疑人伸张自己的权利，必须承担对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作告诉、提示的义务。明确地告知犯罪嫌疑人对他不利的情况，告诉他有权对指控作出陈述或对质。这样才能使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程序上的权利，使犯罪嫌疑人有提出对自己有利事实的机会，减少了刑讯逼供，减少了冤假错案，才保证了程序的公正。
因此，那种认为“宁可错，不可漏”的不重视程序公正的思想，认为实体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的审判价值观实际上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温床。公正离不开程序，它不仅是一种操作顺序和方式，它实际上意味着国家如何对付追究某些公民刑事责任的问题，审判实际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制作裁判结论的过程。正当程序能够约束司法人员的权力，对法官进行监督和制约；正当程序是克服思维局限性的工具，避免法律运用中的疏忽大意和形而上学；正当程序能够保证审判公正，其严密性能够使公正性败诉的当事人有理由相信法官审理的正当性，使其对结果的不满失去可依赖的基础，因此正当的法律程序能够促使实体公正的真正实现。也许在个别的案件中，重视程序的公正不一定会必然导致实体的公正，但这种程序规则不是为了某一特定案件或当事人设定的，而是事先统一制定的，全社会都按其行事，从更长远的利益看来，就是体现了公正。这是一种辩证的利弊观。
在我国力求司法改制的道路上，一定要突破追求单一实体正义的格局局限，尽可能地找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最终磨合点。
作者：陈晓辉 2004年03月09日
体，轻程序”的成因及对策(温 玲)2008-06-20 16:54 浏览次数:355次
浅析“重实体，轻程序”的成因及对策
——一起交通肇事案引发的反思
温 玲，轻程序”是指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只看重对问题实质性处置没有偏差或者没有大的偏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程序上的疏漏或者差错，可以不追究责任的一种执法观念。这种执法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认识和思维，许多执法人员对程序法的价值认识不足，在案题后，仍然能够理直气壮地推卸责任。笔者在查处张某申诉案中，发现“重实体，轻程序”遗症确实值得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反思。鉴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以供同仁商榷。
某申诉案及引发的反思
申诉案的经过：2005年3月，交警在事故现场处理张某连续追尾交通事故案过程中，单凭判断其中一台涉案车辆不负事故责任，让其在交警勘验现场前自行驶离，且未将其列入交通书中进行责任认定，并作出张某负全部责任的第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张某以《交通事》没有客观真实地反映事故现场为由，申请重新认定。2006年6月，上一级公安机关对该查组重新调查核实，因为事隔太久，很多细节当事人记不清，加上当时的现场勘验没有对事行全面拍照，只能通过大量的间接证据互相印证，最终谨慎地认为该案责任认定的结论没有，但该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应进行完善，即对先行驶离的涉案车辆进行责任认定，而对出的部分质疑无法用有力的证据予以解释。据此，原办案单位作出第二份《交通事故认定书》，负主要责任，另一涉案司机负次要责任，先行驶离的涉案车辆仍未列入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张某依然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几年来不断地向有关部门申诉、上访。2008年3月，位在检察机关的要求下，经过重新审查，作出第三份《交通事故认定书》，才将先行驶离的列入交通事故认定书并认定其不负责任，其他人员的事故责任认定不变。市、区两级检察机次对该案进行审查，均认为交警在该事故的处理过程中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出具的《交通认客观真实地反映事故现场，但因其所造成的后果未达到滥用职权罪立案标准，故作出不予定或维持不予立案的决定。至此，张某仍坚持以该案程序存在错误，要求对办案交警追究法警部门对其承担经济赔偿为由，四处上访。案发3年多，该案仍由市政法委组织各有关部诉罢访工作。
后的反思：该案原本是一起非常简单的交通事故，因为交警在最初处理事故现场时没有严格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操作，没有及时对事故现场进行全面勘验、拍照，就擅自对涉案车辆上确实存在瑕疵，由此引发张某多年来的不断申诉、上访，损害了交警部门的形象，造成社会效果；各有关部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多次对该案进行重新调查核实，但都因缺乏事故现手证据资料，不能说服张某对调查结果心服口服，导致各项实质性的调查工作一直处于被动。
实体，轻程序”陋习的成因
法律不能切实保障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同等对待，对程序违法的处罚多数流于形式，是这一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法制社会的日趋成熟，各项实体法不断得到完善和补充，对实体法的比较重视，在实质问题上发生差错时纠正比较认真，责任追究比较严厉。在程序问题上仍是，出现点差错但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往往不能追究法律责任。张某申诉案中，上一级公第一次对该案进行重新调查时，已经发现交警在处理事故现场时程序上存在漏洞，但因为该行为与该案的严重后果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只能对办案交警作出离岗培训的内部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理念上存在偏差，是这一陋习产生的主要原因。许多执法机关及员不能正确认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把程序法视为实体法的附庸，认为程序法的存在就实体法的目的服务，遵守程序法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追究违法行为，只要能及时、有效地处罚，即使没有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也无所谓。张某申诉案中，原办案单位及执法人员在作出通事故认定书》前，已经认识到该案存在程序违法，但认为该违法行为不影响交通事故认结论，而没有主动及时纠正该案的程序违法行为。
案多、片面追求实体公正的法律效果、执法压力大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也是这一陋习产生因。以深圳交警部门为例，通常一名交警要负责几条路的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明文规定每起必须由两名交警到场共同处理，故各交警之间又要互相协助配合，人少案多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处理的特殊性，要求交警在最短的时间内初步处理事故现场，以保障道路交通的顺畅，的执法环境无法保障交通事故处理的每个环节都完全依照法定程序操作。
决摒弃“重实体，轻程序”陋习的对策
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执法理念。
为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提供法律标准，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序法为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规程，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两者并重，坚决摒弃“重实序”陋习，才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含义。执法机关严格按照实体法的规定，打击犯罪、查处违实体上的公平正义，是责无旁贷的职责；同时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尊重和保障涉案人权利和正当利益，使各项执法活动得以更加公开、透明地进行，以达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容辞的义务。
完善程序立法，健全司法救济程序，运用法律法规规范程序违法行为。
法应当配套实体法的内容作出具体、周到、细致的规定，应当具有明确权责划分、赏罚分明、的特点。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程序法，违反法定程序的违法，其后果是执法行为无效或者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到相应的追究；被侵害方有得到或者相应补偿的法定权利。通过健全司法救济程序，当作为弱者的执法对象受到执法机关程为的侵害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得到法律援助，得到司法救济，以弥补执法机关和执法对象悬殊的差距。如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应赋予更加明确的法律监督职责及便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舆论引导和机制建设，营造依法执法的好氛围。
重实体，轻程序”的陋习仍然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大家的认可，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在要求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牢固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执法理念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执机制建设；在广泛宣传违反法定程序执法的危害性，增强社会监督的自觉性，营造严肃执法好社会舆论氛围的同时，努力加强和完善各项机制建设从而保证依法执法的落实，进一步把及其工作人员新的执法理念落实到具体执法工作中。
对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和查处力度，促进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
前对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以执法机关自我监督为主要手段，但现行体制因素导致该项监督在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疏漏和弊端，主要是个别单位出于单位荣誉、小团体利益和保护本部门虑，对存在的执法程序方面的问题不重视，也不愿因此损害自己的利益和荣誉，于是采取隐卸责任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养痈遗患。因此，执法机关自我监督机制应进行鉴工商、税务等行政机关实行垂直管理的经验和做法，由上级机关直接或者授权下级特定上级机关的监督职能，化解自我监督时体制方面的矛盾，提高自我监督的质量。二是每年人机关进行执法大检查时，吸收检察机关参加，使之在人大的监督指导下，从查处渎职犯罪角法活动检查，从而发现线索，打击犯罪。三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过程中，要坚程序并重的原则，既要依法监督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又要依法监督违反程序法的行为。执法程序规则，有的是因为程序意识不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法律规定的程序，有的则是为了滥贪赃枉法，因此检察机关要注意发现程序违法背后的职务犯罪，并及时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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