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现状和发展

第一篇：浅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现状和发展

浅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现状和发展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中包含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两大部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都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民事法律援助中，而忽视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存在。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理应在我国

法律援助制度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及立法规定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格兰，是缓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最初仅仅是一种律师个人道义行为和某些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直到20世纪中叶，法律援助才逐步由个人慈善行为转化为国家的责任，在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法律援助制度化。

我国的法律援助则开始于1994年，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同志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开始在全国进行了试点。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这也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法律援助”的概念，并将法律援助写入法律。而我国整个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则是始于1996年5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该部法律专设一章，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从而确立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框架。可见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

199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刑事法律援助做了详细的规定，2012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实施阶段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在受案人群中增加了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受案范围中增加了为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从原先的仅在刑事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扩展到在侦察、起诉、审判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真正担当起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国家责任。

而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又进一步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条件进行了补充规定，增加了自诉案件的刑事法律援助。

可以说，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已经非常的详尽了，几乎涵盖了整个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主要包含了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盲、聋、哑、限制行为能力人刑事辩护，死刑、无期徒刑刑事辩护和经济困难人员的刑事辩护三大部分。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所存在的问题

据不完全的统计，2011年我国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达到80余万件,但刑事法律援助的数量自2006年来几乎始终保持在11万件左右，一直没有大的增长，仅占到全部法律援助案件的20%左右。以我市所提供的法律援助案件的统计为例，2007年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基本持平，但到了2011年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增长了近三倍，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却减少了50%，于整个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长趋势极为不符。且近五年来，我市提供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仅包含未成年人辩护和死刑、无期徒刑刑事辩护两大指定辩护，未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申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充分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意义，对刑事法律援助存在误解。

在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很少主动接受受援人的申请，都是被动的接受法院的指定，认为刑事法律援助仅是法院指定的案件，刑事法律援助是法院的职责，法院不指定，法律援助机构便不应当主动的介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律援助机构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处于辅助地位，而不应当是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大部分的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在我国体现我国司法公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忽略了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同样需要法律援助给予援助。另一方面，由于刑事辩护的风险大于民事代理，刑事法律援助本身是无偿的，其风险相对于普通的刑事辩护更加大一些，导致了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畏难思想，不希望或者不愿意承担刑事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机构不注重宣传，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在大众中的知晓度相对较低。

从近几年的工作中我们能够发现，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日常宣传中，均注重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很少或不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方式，直接导致大众普遍认为，法律援助只是民事纠纷提供援助，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提供法律援助，从而使得应当得到刑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丧失了他们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公安部门、检察部门也因为不了解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条件，而拒绝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交法律援助申请。最近新修订的《刑事诉讼

法》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进行了扩大，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阶段也做了扩大规定，我国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仍没有抓着这一宣传的大好机会，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专题宣传，错失了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影响力的有利时机。

（三）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都是到了法院审判阶段才介入，在侦查、起诉阶段基本上不介入。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和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法律援助机构没有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建立联动工作机制，缺乏了可实际操作的规范性文件，现阶段的法律法规中涉及此项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四）法律援助机构不能够充分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辩护职责，严重影响了辩护律师的辩护积极性。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有时候将对被告人的判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因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本身较低，调查取证的费用又相对较高，辩护律师要调查取证，就要自己承担有关费用，严重影响了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对于律师行使辩护的行为进行了诸多的限制，导致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阻碍较多，没办法充分行使其辩护职责，刑事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导致了大部分的援助律师更不会积极地行使辩护职责，从而影响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使刑事法律援助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刑事法律援助不再信任，进一步制约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措施

（一）充分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平等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口号，更是社会实践的内容。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要求，公民在司法面前享有平等的地位。为经济困难的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的平等保护，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要求。在刑事司法领域，没有律师参与的审判，至少在程序上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审判，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能够有效的律师帮助，己经成为衡量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之一。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司法正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是其他任何种类的，都不仅仅是目的，而且还是一种程序：为了使这一程序公正地进行，所有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必须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提供法律援助不仅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也有利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对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二）扩大对刑事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宣传，提高其在公众中的知晓度。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和申请手续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人们往往更注重或者倾向于民事法律援助部分，忽略了刑事法律援助部分，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者和管理者，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重视自己担负的责任，借助新《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的契机，扩大对于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将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审批条件广泛的宣传出去，尤其是应当将新《刑事诉讼法》中专门针对法律援助新增加的章节进行专门的宣传，可以就扩大的刑事法律援助范围进行专题宣传，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知晓度，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刑事法律援助，同时还应当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审判部门等部门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并在这些存放刑事法律援助的宣传材料，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诉讼权利时，能够将其拥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告知他们，以便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权利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得到充分保障。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首先，制定约束力较高的规范性文件，尽快出台行政法规效力以上的法律法规，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其次，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施行过程中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将这种实施方案落实到实处。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四）建立有效辩护机制，确保刑事法律援助律师能够充分行驶 辩护人辩护职责。

只有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体现。这就要求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加大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为刑事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提供财政保障，鼓励援助律师积极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主动与侦查部门、检察部门、审批部门进行沟通，为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辩护职责，提供不同于有偿辩护案件的便利条件，以体现刑事法律援助案的公益性。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充分保障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权利，在辩护律师受到阻挠时，能够充分发挥机构作用，积极协调同各部门的关系，消除援助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障碍。

（五）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体制。

虽然刑事法律援助是无偿的，但是因为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关乎了刑事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在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体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确保法律援助律师认真、负责的行使辩护人的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会见旁听制度，用以监督辩护律师能够在会见过程中充分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情况，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情不被遗漏。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庭审旁听制度，确保援助律师能够认真参与庭审，充分行使辩护人的辩护职责。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案件回访制度，从而了解法律援助律师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是否有存在违规违纪行为。法律援助机构还应当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认真行使辩护责任的援助律师给予适当奖励，对于在辩护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辩护律师，给予惩罚措施，以做到赏罚分明，既激励了援助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又可以对于侵害受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给予惩罚。

第二篇：论文：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与发达国家已成熟的制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与工作发展需要有距离，法律援助服务能

力与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有距离。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代理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

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

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起诉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起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信访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

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

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

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

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增长到559所，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

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八)重新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

我国虽然在《条例》中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但未明确以何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随后在司法部、民政部等九部门出台的意见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条例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状况，将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经费数额，逐步纳入财政预算。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思路是成立专门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并实施法律援助，并且把整个法律援助纳入一个体系之中，未予细化。而我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大，使得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组织为数众多，由于《法律援助条例》中第26条第3款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所以法律援助机构运作的资金及其工作人员所需的工资福利都需要通过财政加以解决。不考虑机构运作成本，仅考虑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按每人每年一万元计算的话，也达到八千多万元，而我国的财政拨款才1.52亿，占了近一半，目前尚不知晓这八千多万元是否由1.52亿财政拨款支付，如果是或者相当一部分是的话，那么落实到每一桩案件上的财政拨款就微乎其微了。所以今后我们在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时，首先要把机构运行成本同具体案件的运作成本分别列入预算之中。而且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性，最好能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预算单独列支，方能真正地起到专款专用的目的。

第三篇：刑事法律援助公函

存根

刑事法律援助公函

编号：（）援刑函字[]第号

领函人：发往单位：

事由：

批准人：时间：

刑事法律援助公函

编号：（）援刑函字[]第号

——————：

本中心于年月日收到提交的法律援助申请。经审查，认为被告人（上诉人）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决定予以法律援助。现指派我中心律师到贵处会见件被告人。

特此函告。

法律援助中心章

年日日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律师通信地址或联系方法：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

援刑介字（）第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现指派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前往你处

会见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请予安排。

特此函告。

法律援助中心（处）（公章）

年月日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根据法律的规定，特聘请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为案件的辩护人。

委托人：

年月日

注：本委托书一式二份，由法律援助中心手持一份，交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

院一份。

第四篇：我国农村现状和发展浅谈

我国农村现状和发展浅谈

摘要:农民和农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国家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使农村不断向前发展。虽然前进的道路崎岖不平，新农村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前途是光明的，农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关键词:农村现状农民和农村问题惠农政策发展

一、引言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跟随芳草社二团到滁州市来安县半塔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下乡活动。开始，我对滁州的印象是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而来的，“环滁皆山也”，脑海中就是茫茫的一片山，雾气缭绕，我怀着十分好奇和激动的心情踏上了滁州半塔这片热土。当我们坐着车在一座一座的山上环绕时，我们远眺这里的景色，小山上雾气腾腾，村落在山间若隐若现。偶尔可见羊儿在路边吃草，水牛在小河中享受着他们的自由自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犬吠声在村落间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说老实话，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时，我是由衷地喜欢。

在这几天对农村的参观过程中，我是真正看到了农村在不断的发展进步之中。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在镇上，许多人家都住上了崭新的楼房，而且柏油路是通到了基本上村里的每条主干道上，农民们都很朴实热情。新农村建设的土地置换政策给这个小村子带来了切实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把住房统一集中到一起，把以前的住地变成耕地，从而使得农民的平均耕地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楼房，篮球架、桌球台等公共设施也都迅速建设起来。我切身感受到农村在渐渐变得富裕，农民的生活渐渐幸福起来。

同时在走访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农村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比如说，留守老人的问题，许多老人的子女长年在外面打工，甚至过年都难得回来一次，老人孤独地守在家里，辛勤地耕耘好几亩地。更加令人气愤的是有些子女根本不关心老人的生活，老人在物质上，精神上，心理上都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有许多小青年很早就放弃上学而选择出外打工，而且这在当地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由其对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孩子来说，这种现象更加普遍，他们退学打工的年龄更加的早，可以说这对当地的长期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民和农村问题是重中之重

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已被我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道路所证实，可以说，这已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识。但是，在工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大中城市日益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这一科学论断，集中地反映了一个伟大真理：广大的农村是我国稳定的基础，繁荣与发展的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无农不稳，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稳定。

三、现阶段农村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不容乐观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劳动力总量较大，特别是农村待转移劳动力数量众多、转移情况复杂。从1990年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以及从业劳动人数一直在增加，到2004年底，农村劳动力总数达49695.3万人，比2003年同比增长2.1%。与此相对应的是，农业生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减少。据专家测算，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约为 1.7亿，占现有农业劳动力的31%，即我国目前还有约69%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从劳动力质量上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总体文化素质较低，据统计,2001年在我国4.82亿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7.8%，高中程度的占9.7%,中专程度的占2.0%,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5%。此外,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3.6%。

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现状是劳动力转移就业存在东、中、西部的空间差

异性；转移渠道单

一、多以外出务工为主，务工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体力型、无技术含量的工作，缺乏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环境条件差、安全保障系数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高，如农民进城务工至少需要“六证”:暂住证、就业证、务工证、健康证、消防证、婚育证等,合计每人每年要缴费600-1000元。

究其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素质低下及对城市外来劳动力行业限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坚持“适度转移、机构优化、合理布局、效益互补”的原则，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拓展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空间，以循序渐进方式逐步缓解农村就业的压力，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飞跃。

具体说来，有如下的解决对策：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进一步重视劳务输出工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以及巩固和发展乡镇企业，扩大农民本地就业机会。

2、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形势严峻

我国由于人口较多，教育底子薄弱，基础教育的发展一直是我国加紧建设的重点。虽然经过多年来的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是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由于历史、自然、经济等原因，基础教育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也落后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调查表明，少数民族儿童教育、女童教育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难点。另外，农村中小学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师资队伍较为薄弱。代课教师尚占一定比例，教师负担较重，师生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为了升学，许多地区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人为的留级、变相的体罚、分数至上、升学第一的思想十分普遍，使得学生厌学情绪十分严重，从而导致留级率高，辍学率高、普及义务教育步伐缓慢。另外，为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有所改观，还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加强城市、农村教师交流及支援，提高农村教师业务水平，将城市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农村学校，克服农村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同时，切实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对于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条件艰苦地区工作的农村教师，应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农村教师能够安心工作，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2）、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及教学环境。我国的教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而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就导致教育经费十分紧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低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比例，而这有限经费中的大部分又没有投入到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之中。

（3）、加强农村女童教育，提高农村未来科技人才数量。在我国农村地区，女孩失学问题还十分严重。以广西隆林县的某些乡镇为例，04年女孩不入学率和辍学率达55％。分析根本原因，在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认为“女孩读书没用，反正将来是嫁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不少未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女孩子加入到了打工妹的行列。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及有效实施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这中间要通过国家资金投入的加大、教师进修机会、教育资源支援等一系列手段来加快农村基础教育的步伐。同时还需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上去了，农民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才能加大投入。

3、现阶段我国农村还存在的问题有：留守老人较多，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部分耕地、农田闲置，无人耕种；医疗卫生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等等。

四、近年来国家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而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谈不上现代化社会的完全建立。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也已表明，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势在必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截至2004年12月，全国共有310个县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1945万户，6899万农民参合，参合率达到了72.6%。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到2010年的覆盖面达到农村的80％以上。

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建设意义。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很窄，不足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处于“空白地带”。疾病，像一把利剑挂在农民兄弟的头上，“看病难、看病贵”是目前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解决农民的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的问题，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是新时期建设新农村题中应有之意，是非常必要的。

2、国家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向好，企业用工增加较多，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一些地方农村劳动力紧缺，给春耕生产特别是春季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带来较大困难。另外，从支撑农业的条件看，一些“三农”学者认为，6年来全国粮食面积恢复增加了1.44亿亩，继续扩大面积的空间有限，基础脆弱、科技薄弱、后劲不足的问题凸显。由于这些原因，国家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从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农业补贴，而且额度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初期，由于工业落后，比如一个农民可以生产100单位的粮食，他可以用10单位来换一辆自行车。那

么他还有90单位的粮食，所以农民相对比较富裕。工业生产率由于是指数化的增长，30年前，生产一辆自行车的人工，现在可以生产5辆摩托车，但是农业生产可不会亩产万斤的，一亩地的粮食产量没多大增长，而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大幅增长，那么农民需要用90单位的粮食，才能换回一辆摩托车，也就是说农民需要90单位的粮食，才能过30年前相对地位的生活水平。所以，越发展，农民就会越贫穷，这就叫《悲惨性增长》。所以，没有内需，摩托车也卖不出去，农民也不愿意再种田了，就需要粮食进口，没有消费，工业也不能发展，摩托车也不生产了，你想会是什么后果？就是经济崩溃，饿殍遍野，国家垮台。

3、新农保制度建立并不断完善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新农保”的概念，并明确规定了基本原则和筹资结构。直到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指导意见》，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启动实施。

建立新农保制度意义深远：第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决策。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还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新农保制度的条件，以使亿万老年农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让广大农民群众解除养老的后顾之忧，更好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工程。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农保制度，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迫切任务。第三，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和推动农村减贫的客观要求。200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有1.67亿，占人口总数比重达12.5％，农村约占三分之二，而且农村老年贫困化的现象日益突出。4000多万农村低保人口中，老年人占28.8%。建立新农保制度，是解决农村老年贫困化和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策。第四，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增加农民收入、解除农民养老等后顾之忧，是扩大农村需求的前提。

建立普惠与激励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使8亿农民有了养老保障，是我国继免除农业税、实行农村直补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实施的又一重大惠农政策，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实现城乡社会和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一大德政。

五、结束语

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次调研中，农民群众各有各的观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感受到祖国的进步，自己的日子正过得越来越好。我爱我的祖国，爱她的一草一木，爱她的一山一水,爱她勤劳的人民。祖国有进步，我们欢欣鼓舞；社会有问题，咱们勇敢面对，认真解决。大学生是将来社会的栋梁，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起着顶梁柱的作用。我们将会以这次三下乡的收获作为我们前行的动力，努力学习增长才干，为祖国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周总理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祖国，这是我们自信的源泉。”我们将会以这种自信的力量面对挑战，绝不退缩，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切，我坚信新农村建设一定会取得全面胜利，农村的未来必定更加美好，我们的祖国也必将越来越富强，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参考文献：

［1］ 赵馨蕾，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Ｍ］．西南教育出版社，2000，6．

［2］ 李勋来，李国平.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5.6 ［3］ 李立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人民出版社，2009.5

第五篇：我国送料机发展的现状和发展

国内送料机行业的发展现状，我们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送料机行业近期评出的全球十强的企业名单中，中国占据了二席，这样的成绩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国内送料机行业在世界舞台上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未来送料机将向着高端化发展。

关于送料机发展的4个点：

1.降低能量消耗以节约能源，已成为输送技术领域内科研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已将1吨物料输送1公里所消耗的能量作为送料机选型的重要指标之一。

2.减少各种送料机在作业时所产生的粉尘、噪声和排放的废气。

3.扩大送料机的使用范围。发展能在高温、低温条件下、有腐蚀性、放射性、易燃性物质的环境中工作的，以及能输送炽热、易爆、易结团、粘性的物料的送料机。

4.使送料机的构造满足物料搬运系统自动化控制对单机提出的要求。如邮局所用的自动分拣包裹的小车式送料机应能满足分拣动作的要求等。

机械行业分析师认为，尽管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送料机市场，最开放式冷水机最大的小吨位送料机产品的出口国，但是超大吨位的竞争力仍然不足，NC数控送料机、三合一送料机以及夹式送料机仍是发展屏障。有关高速、高精度的技术突破则更多寄托于技术实力雄厚的国内大型企业，因为高速的产品是技术导向，中小型企业缺乏技术沉淀与资金支持。滚轮送料机生产企业第一方阵的四家企业已经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

与国外送料机厂家70年代就起步相比，国内送料机生产企业起步要晚很多，虽然后期发展迅速，但很多技术、经验相比而言有很大的欠缺，使得目前国内整体送料机行业正处在多而不精，大而不强的发展状态，一方面，由于众多国外送料机品牌向国内的迈进，国内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打起了价格战，为了缩小成本，科研、新品送料机开发方面的投入都处于停滞状态，市场存在着综合制造经验不够；另一方面，制造行业不景气，使市场需求有很大的下降，冲压市场上送料机供大于求，很多低端设备累积在仓库。因此，导致国内不少送料机企业属于停滞状态，产品档次不高，质量、安全、技术、效率等方面都不够到位。

未来国内送料机行业的发展势头将更加猛劲，走自主创新之路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发展模式是必然。送料机生产厂家需站在新的起点上去审视和解决问题，转变发展关键，增强研发、生产实力，进一步提高加工工艺和精度，以更加完美的外观和更加稳定的精度的制造水平，在市场上稳步前行。

随着需求的减小和竞争的加剧，送料机等冲压设备行业的整体利润在近三年内都持续下滑，产业发展急剧变缓。作为制造行业的支柱企业，冲压设备的发展态势定会对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造成影响，要想转变这个颓势冲压企业要真正将最新科技融入设备制造中，加强自身的企业实力调整，加快科学化发展和送料机升级转型。因此，靠低端、靠追求销售量的粗放经济是目前冲压行业的最大制约，送料机行业需要稳住发展脚步，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设备的升级更新。以免掺杂的冲压设备市场以及设备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对冲压设备长久稳定的发展造成阻碍。送料机设备在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时同时应提高其附加值，保持设备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例如目前国内市场上火爆销售的晋志德机械生产的送料机设备，在完善机体性能以外，同时注重了配件与主机同步生产供应，提高设备的性价比，以保持送料机设备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