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读书笔记

第一篇：大语读书笔记

《雾都孤儿》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孤儿悲惨的身世及遭遇，主人公奥立弗在孤儿院长大，经历学徒生涯，艰苦逃难，误入贼窝，又被迫与狠毒的凶徒为伍，历尽无数辛酸，最后在善良人的帮助下，查明身世并获得了幸福。

小说描写了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赞扬了人们天性中的正直和善良，也揭露抨击了当时英国慈善机构的虚伪和治安警察的专横。同时，作品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

作者狄更斯（1812－1870），生于英国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海军小职员，10岁时，狄更斯全家被迫迁人债务人监狱，11岁就开始承担繁重的家务。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836年下半年，他25岁时担任《本特里》杂志的主编，于1838年10月完成了小说《雾都孤儿》。

本书完全忠实于原著，语言流畅准确，情节生动，精美的插图更使此书增色不少。相信少年朋友们拿起此书会爱不释手的

第二篇：《教育小语》读书笔记

教育小语》，这个题目很吸引我。这不是一本书，只是一篇文章，但却留给了我颇多的感悟。

步入工作即将八个年头了，也总是在工作实践中摸索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但是，究竟怎样开展有效的、更好的教育，有时候仍然是一头雾水，近来读了《教育小语》一文，深深的记住这一句话“爱是教育的核心，让教育在爱中行走”。

“教育不是给孩子穿衣服，不是给孩子一只空手套，教育应该在爱中行走，用爱生成儿童的智慧，用爱生成儿童的快乐幸福，用爱生成儿童的坚强、勇敢与感恩，用爱生成儿童的思想。”的确如此，尤其是我们作为幼儿教师，担任着母亲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我们倡导科学育人，在爱中教育孩子则是科学育人的重要条件。

爱孩子，是很容易的。但是爱要有度，要理性，不能溺爱和放纵的爱。联想工作实际，我们和家长交流时，经常告诉家长不要宠着孩子，要放手让孩子去成长，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班级中又有多少次因为害怕孩子帮倒忙，而剥夺了孩子想试一试、独立动手完成的权利。我们是“爱”孩子的，但这种爱未必是孩子需要的爱。我们教师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关爱孩子，还要有一份硬得下心来的严厉和一丝不苟。尤其是要把握好爱和教育之间的尺寸。

文中列举了一个我们人尽皆知的关于“摔倒的”例子：孩子摔倒时，如果你立即上前扶起她，以后，他总会要人扶助;孩子摔倒时，如果你埋怨她，以后，他会变得格外小心翼翼;孩子摔倒时，如果你嘲笑她，以后，他也许会对人不信任乃至敌视;孩子摔倒时，如果你鼓励他自己爬起来，以后的生活道路上，他会面对困难而坦然，会不怕摔，会觉得摔倒是正常的。没有摔倒的孩子便学会走路，是不存在的。不要害怕孩子摔倒。孩子的成长，总“吃甜”是不够的，还得吃一些苦。这样，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营养”才能平衡，才会明白生活并不仅仅是“巧克力糖”;才会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懂得咬牙而不是皱眉头;才会懂得自己克服挫折而不是仅仅依靠家长的肩膀。

这个例子，在很多杂志上都出现过，这个道理，我们也都懂得。这篇教育小语里面简短的文字和浅显的例子，只是在提醒我们光懂得理论是行不通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我们把教育真正的做到实处。对于孩子身上的缺点、性格上的弱点和心理上的缺陷，有时候我们更需要下得了狠心，去批评孩子，严格要求孩子，要像孩子摔倒之后懂得咬牙一样。

这篇文章，让我温习了教育的哲理，更让我明白，在爱中行走的教育要有尺寸，给孩子的爱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的确，教育不是给孩子穿衣服，不是给孩子一只空手套，爱的教育最终让孩子学会爱，用爱去爱别人。这就是爱的真谛，教育的真谛。

第三篇：红楼梦的读书笔记和经典的语段摘抄

细品红楼：贾府的端午节为何过得如此冷淡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日正是端午节，蒲艾暨门，虎符系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午。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儿的原故。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彩，也只当是金钏儿昨日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发不理他。林黛玉见宝玉懒懒的，也只当他是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懒懒的。凤姐儿昨日晚间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之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了王夫人的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贾迎春姊妹见众人无意思，也都无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

以前看到这段文字，很是觉得奇怪，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总在想贾府的端午节不该过得这样冷淡。你想民间的节气除了春节以外，端午、中秋就是最重要的节气了。要说贾府不重视端午节吧，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你看，二十四回，也就是饯花节前的四月间吧，王熙凤就开始收集贾芸的麝香、冰片。二十八回元春又恩赐贾府大小老少一干端午节的礼品。为把节日气氛推向高潮，还特地安排从五月初一开始接连三天在清虚观打醮，实际就是热闹热闹。想来到了端午节这天，不知贾府要热闹到什么程度啊！你看贾府的春节就不用说了，什么除夕夜、元宵节、中秋节哪一次不是热闹非凡，又是唱戏，又是喝酒说笑听书的。就是宝玉、凤姐、宝钗的生日，大家也都是喜气洋洋激情万丈的，更不用说贾母生日的排场和气势了。然而为何独独这个端午节，前期都搞得那样热闹，反而到了正期却如此的冷淡？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通过认真的看书、思索和分析，终于感觉到了这冷淡的玄机与奥秘之所在。原来，在端午节前，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最关键的一事，就是元春赐端午节礼物时，单独把宝玉和宝钗的礼物赐成一样，而黛玉的礼物却和三春的一样，降低了一个层次，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为宝玉宝钗赐婚。这就引起了贾府内的当事人和相关人的极大震动。当然王夫人和薛姨妈两姊妹肯定是欣喜若狂的就不用说了，宝钗虽然“羞笼”着红麝串四处招摇显摆也不忙去说她，黛玉、凤姐的酸苦麻辣我们也暂且不表，只说这当中就惹恼了一个关键人物，这人是谁？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为什么贾母要恼？贾母对宝玉的婚姻人选一直是看中自己的外孙女林黛玉的，而且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这大孙女皇帝娘娘的意向赐婚一出现，这不就没林黛玉什么事了？贾母的前期努力不也就付之东流了？贾母如何不恼？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贾母虽然恼，虽然不赞成、不认同对宝玉宝钗的意向赐婚，但她不会象一般人那样去吵去闹来表示反对和发泄自己的不满，那也太丢自己的身份了。她凭在贾府中的威望地位和自己的智慧，很艺术的来消除化解意向赐婚的影响。怎样化解呢？她采取了三大措施，艺术化地知会了三方面的相关人：一是知会元春，二是知会薛家母女，三是知会王夫人。我们来看贾母是用什么办法来知会这些人的。

知会元春：贾母得知元春赐了宝玉宝钗一样的东西以后，叫宝玉“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她要让元春知道，“一个”的意思，就是不能成双，让元春知趣点。

解析薛宝钗与宫花的关系，夜看原创精华

一、首先谈一下薛宝钗：

第4回，“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世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宫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

这里，句子里有个“除。。外”，从语法结构来看，似乎有歧义，会产生以下a、b、c三种解读意思。a、当今皇上要求：在征召选拔的妃嫔或应聘妃嫔的女性中，如果某些女性是世宦名家出身，还要亲名达部，以备选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就是说你如果落选妃嫔，别灰心；凡是高干家庭出身的，还有第二次机会，即以备做入学陪侍的机会，以才人、赞善之名有幸见到天子。）

b、当今皇上要求：世宦名家之女都要亲名达部，以备选公主郡主陪侍；但应征妃嫔的除外。（就是说参选妃嫔的女孩们，可以不必再备选陪侍）

凭栏翠袖：文彩精华赞探春

《红楼梦》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贾府，其中描写了许多美丽多才的女孩子，但贾家本家小姐中最为出众并且可以和宝钗宝琴黛玉湘云等人相提并论的，只有那位三姑娘探春。（文/凭栏翠袖

来自夜看红楼）

探春一出场就显得比迎春惜春更为漂亮。描写她是：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就是说这姑娘身材苗条，脸型和眼睛都很漂亮，细长眉，眼神活泼灵动，显着精神，同时又有种脱俗的书卷气质。在旧社会，女孩子的前景和受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容貌的优劣。探春的美丽决定了她成为在元春之外最为受宠的女儿和孙女，平儿形容她撒个娇，连太太也要让着她，而贾母则更是点名要求她参加接待高贵的南安太妃。

贾府四姐妹的个性有如四季。元春是春天般的个性，她积极进取，热衷于争名逐利，为家族获取荣耀，直到觉得“高处不胜寒” ；迎春是夏天一样的女子，她所居住的缀锦楼是花团锦簇，紫菱洲适于夏天观赏荷花，也是永昼敲棋的好去处，她本人的个性也象“桑拿天” 一样，闷热粘腻、令人不爽；惜春的个性则归于彻底的清冷孤寒，甚至冷酷无情，所居住的暖香坞也适于冬居。而探春则象秋天般成熟爽快，冷静智慧，所居住的秋爽斋也是秋景最佳，院中种的都是梧桐芭蕉等秋景植物。

看她的书房：她素喜朗阔，三间屋子并不隔断。当地放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短短几句话，揭示了探春的兴趣和特长——一个绝对的书法爱好者！书房布置得活象个小型的荣宝斋。刘姥姥若非事先见识了黛玉那“好学公子”式的书房，一定也要对探丫头这充满翰墨芬芳的闺房大为惊讶了。

经典语段摘抄

《海上钢琴师》：

所有那些城市，你就是无法看见尽头。尽头？拜托！拜托你给我看它的尽头在哪？当时，站在舷梯向外看还好。我那时穿着大衣，感觉也很棒，觉得自己前途无量，然后我就要下船去。放心！完全没问题！可是，阻止了我的脚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所无法看见的那些东西。你明白么？我看不见的那些。在那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可惟独没有尽头。根本就没有尽头。我看不见的是这一切的尽头，世界的尽头。

拿一部钢琴来说，从琴键开始，又结束。你知道钢琴只有88个键，随便什么琴都没差。它们不是无限的。你才是无限的，在琴键上制作出的音乐是无限的。我喜欢这样，我活的惯。

你把我推到舷梯上然后扔给我一架有百万琴键的钢琴，百万千万的没有尽头的琴键，那是事实，max，它们没有尽头。那键盘是无限延伸的。然而如果琴键是无限的，那么在那架琴上就没有你能弹奏的音乐，你坐错了地方，那是上帝的钢琴。

天啊！你……你看过那些街道吗？仅仅是街道，就有上千条！你下去该怎么办？你怎么选择其中一条来走？怎么选择“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女人，一栋房子，一块地，或者选择一道风景欣赏，选择一种方法死去。

那个世界好重，压在我身上。你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结束，你难道从来不为自己生活在无穷选择里而害怕得快崩溃掉吗？

我是在这艘船上出生的，整个世界跟我并肩而行，但是，行走一次只携带两千人。这里也有欲望，但不会虚妄到超出船头和船尾。你用钢琴表达你的快乐，但音符不是无限的。我已经习惯这么生活。

陆地？陆地对我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一个太漂亮的女人，一段太长的旅行，一瓶太刺鼻的香水，一种我不会创作的音乐。我永远无法放弃这艘船，不过幸好，我可以放弃我的生命。反正没人记得我存在过，而你是例外，max，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在这里的人。你是唯一一个，而且你最好习惯如此。原谅我，朋友，我不会下船的。

第四篇：王心语《影视导演基础》 读书笔记

真实性，是艺术上的概念，常指艺术创作上的追求或欲达到的目的。

在纪录片里，“上帝即导演”，是这位万物之主为纪录片创造出真实素材，你不过把这些素材如实地记录下来罢了，你无法创造它；

在故事片里，“导演即上帝”，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形象，创造出真实的生活。但这些真实的生活是虚构的，但却要让你感觉出他是真实的。

为什么影视导演那么重视艺术作品的真实性？这里有一个最为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唯有真实才能使人相信并受到感染。

第五篇：《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读书笔记

刘禾的这部著作，基本沿袭了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者的写作思路，即通过对一系列现代文本和概念的解析，探究西方殖民主义强势话语下知识的生产和建构。不同之处在于观察视角，萨义德等人把注意力基本集中在欧美文本关于东方学的阐释，却很少关注这些文本之外的研究成果，这其实是在另一层面上肯定了西方对知识的垄断，身为研究对象的东方依然没有自己的声音。而刘禾把目光转向中国思想界，研究西方的现代理论如何进入知识分子的话语，知识分子又如何将其利用改造，以达 到构建

现

代

民

族

国

家的目的。

《语际书写》这本书，正是以跨语际的书写，也就是中西交流中的翻译为切入点，探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相关文本和概念的生成和流变。作者首先预设了跨语际的不可通约性和翻译的虚伪性，观点本身不足为奇，早有学者发现，六朝时期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便存在不少对梵语文本的误读和曲解，文学界也流行这么一句话：诗歌在翻译过程中丢掉的就是诗歌。作者进一步指出，翻译绝非一个单纯的学理上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产物。于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重点就被迫转移，从单纯对各个思想流派和思想家的介绍，转变为考察新词语的兴起，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当一个概念从一个语言进入另一个语言时，其意义与其说发生转变，倒不如理解为是在后者的地域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而其最终目的在作者看来，似乎都有意无意的隐隐指向了对传统的反叛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而在背后指挥一切的，便是现代性。

我们平时耳熟能详见的一些概念，如“个人主义”、“国民性”，在传统语境中完全不存在，根本就是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话语的产物，是中西文明之间跨语际实践的绝好案例。从调和个人与传统的尝试，到新文化运动将两者相对立，标志着新话语权力的产生，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话语就此底定，民族国家也成为个人主义话语的合法部分。但后来的左翼人士则大都将个人与传统，或者是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混同，总之，就是社会进步障碍。于是个人主义话语得到了重塑，让位与民族国家，以便在新的历史语境里服务于新的政治目标。刘禾反对将这一过程看作是“救亡压倒启蒙”的表现，但从最终结局来看，“德先生”的完败似乎毫无悬念，救亡始终压倒了启蒙。

至于“国民性”，同样是人为建构的跨语际神话。本质是将种族的先天性差异定性为理解人类区别的首要准则，为欧洲的种族和文化优势张目，也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国民性理论早在19世纪便已由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传入中国，如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反帝先驱们也不得屈从于这一欧洲人用来论证自身种族优越的话语，这也成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国家民族前途问题时遇到的共同困境。五四文学是高呼“改造国民性”的开路先锋。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医学术语充斥于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国民性改造成为一个关系到“政治卫生”的严肃议题。“中国国民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上至五四，下至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困惑所在，似乎果真成其为一大谜团。然而且不谈西方人对中国雾里看花式观察产生的种种偏见，单就批判国民性最为激烈的鲁迅而言，他笔下的最能表现国民性的代表性人物阿Q,便很可能是跨国界的角色，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笔下就存在类似的人物，而绝非中国独有。鲁迅的小说对此加以借鉴，为己所用，借以批判国民性，倒真是充分展现“拿来主义”的精髓所在。跨语际的障碍更是便于引进者在翻译和解释过程中上下其手，随意涂抹。总而言之，国民性身为现代性“神话”的理由在于，它并非客观存在的一种事物，而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之下的生产出的极具倾向性的知识体系，同时它又悄悄抹去了自身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让人误以为它是具有某种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这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充满睿智的言说：很多在表面看来古已有之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且发明这些传统的目的，相当程度上竟也是服务于创造和强化“民族国家”的认同，被发明的传统也“常常成为斗争的真实象征”。看来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概念，在西方左翼知识界得到了颇高程度的认同。这本书的作者不知是否也从中汲取灵感。但即使是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解构，被贴上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大标签。

随后作者以刘三姐的传说为切入点，反思了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合法性。民俗学的追根溯源，其实是英国出于殖民统治的考虑，探究殖民地群体的所思所想的“君人南面之术。具体到中国，对立双方则换成了汉族主流文化和少数民族区域方言文化，民俗学就等于少数民族文化与野蛮部落之学。正如“东方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西方对立面而存在的，在西方的观察视角中被想象和建构而成的东方，甚至“民俗学”一词本身，就透露着蔑视与不屑的意味。顾名思义，“民”正是特指少数民族，是身为观察者的汉族所关注和剖析的对象，而“俗”字，似乎在潜意识中隐隐将其与正统、高贵、深刻，为学者们所认可和引以为傲的“雅”文化区分开来，意味着底层、草根、粗陋和不入流。如此学者们便很难不怀着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从事研究。与之相类似的，人类学的研究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对边缘群体想象之上。至于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缘群体，则完全处于“失语”状态，无法以主体的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真正的对话或论辩。梁任公痛斥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并热情呼唤国民史以取而代之。但真要做到却又谈何容易。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心声终究还是要依靠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代为传达，在这种语义传达过程中，很难不误解和歪曲发言者的本意，而且这仍然是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下所做的表述。简而言之，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本身就扎根于“现代”的土壤语境之上，刘禾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悖论，她写道：“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尴尬，我们无法离开国民性话语探讨国民性，或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个人认为，实现根本变革，除非将现代的知体系识全盘推翻，另起炉灶，代之以全新的知识体系，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果真让现代消失，则后现代和后殖民没有了批判对象，以及用于批判的一系列话语和工具，它本身也就失去了存 在的意

义。

实际上，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在文艺领域做过这样的尝试，刘禾在书中指出，共产党从延安时代开始大力推行的革命通俗文艺，利用的正是早期民俗学家采集开发出来的民间资源。尤其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更是将反对精英推崇民众的思想贯彻到了各个领域，如社会学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学科”被迫取消，再看几次政治运动的口号，“个个是诗人，人人是作家”、“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将对民众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看起来确实意气风发，但事后证明纯粹是一起发疯，实验的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更进一步，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根本就是源于西方精英分子的舶来品而已。大众终究是乌合之众，掌握统治权的永远只能是少数精英分子，雷海宗先生直言不讳的将统治模式划分为两种：独裁统治和寡头统治。颇具讽刺意味的历史现象是，知识分子本来是最先倡导民俗和民间文艺的群体，但到头来却成了最早受批判、被牺牲的对象。在这方面，中国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何其相似？有人对俄国知识分子做了这样的形容：老爷们造反，是为了要当马车夫。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们，却在革命成功之后第一个被送上了绞刑架。本身就脱胎于现代性的知识分子们一味否定权威，批判现代，到了极致，便等于否定知识分子自身，那么遭遇灭顶之灾也就不足为奇了。

表面看来，这部作品似乎旗帜鲜明的站在现代性对立面，但行文间却无法摆脱与现代性的藕断丝连。证据就是还有作者在最后两章的叙述中，有意无意的透露出的女性主义立场，这应当和作者的女性身份有关。在对《刘三姐》的各种解读中，作者特别指出了被阶级斗争的主流分析话语所掩盖的，壮族女性与汉族男权的冲突。而通过萧红和萧军的作品比较，作者发掘出身为女性的萧红，在思想深处对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的共同厌恶。从萧红的作品来看，反抗男权她心目中甚至比反帝更为重要。站在女性的角度，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属于男性。女性只有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后，才能融入国民群体。无论当权者为谁，女性都无法将现存的父权——男权形象理想化。对她们而言，压迫的现实不变，只不过对象有所不同而已。女性的身体则被用于充当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的工具。先抛开作者是否因为女性身份关系，对文本作过度诠释的可能性不谈，我们知道女性解放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提出的口号，在《语际书写》这样一本立场鲜明的打出反思现代性大旗的著作中，居然对一个由现代性衍生而出的议题如此念念不忘情有独钟，实在是颇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女性解放相对民族国家构建处于弱势话语的地位，再加上作者的女性身份，于是就将妇女解放其划入后现代阵营，还是证明了后现代毕竟脱胎于现代性，本身及其复杂，难以一概而论？

总的来说，刘禾赋予“东方”很大的自主性，尤其在翻译实践方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发地、积极地从西方引入一系列现代概念，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解读和诠释，而非被动的接受西方的改造与灌输。初读本书，每章的开头很吸引人，有许多启发，但到中间细入讨论就有些不大充分的感觉，后来结论也是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遗憾。有人对此的评论是，前戏做足，中间疲软，末了匆匆收兵。当然，光是这“前戏”部分就足够吸引人，足以激发我们的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