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qs%vkv作文素材(关于史铁生和季羡林)

第一篇：eeqs%vkv作文素材(关于史铁生和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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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打〈败〉了敌人。

②我们‖〔把敌人〕打〈败〉了。

【史铁生】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1.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蒙尘的心，会变得灰色和迷茫。我们每天都要经历很多事情，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在心里安家落户。心里的事情一多，就会变得杂乱无序，然后心也跟着乱起来。有些痛苦的情绪和不愉快的记忆，如果充斥在心里，就会使人委靡不振。所以，扫地除尘，能够使黯然的心变得亮堂；把事情理清楚，才能告别烦乱；把一些无谓的痛苦扔掉，快乐就有了更多更大的空间。

赏析：人，只有量力而行，该放就放，当止则止，才能在轻松快乐的节奏中，收获真正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功。

2.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浑，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

赏析：微笑着弹奏从容的弦乐，去面对挫折，去接受幸福，去品味孤独，去战胜忧伤。

3.承受幸福。幸福需要享受，但有时候，幸福也会轻而易举的击败一个人。当幸福突然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被幸福的旋涡淹没，从幸福的颠峰上跌落下来。承受幸福，就是要珍视幸福而不是一味的沉淀其中，如同面对一坛陈年老酒，一饮而尽往往会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只有细品慢咂，才会品出真正的香醇甜美。

赏析：人生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压力。

4.人生如梦。生命从无到有，又从有走向无，生生死死，构成社会和世界。从人生无常这一点来说，人生有如梦幻。因此，一个 人只有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才不枉到这世界上走一回。“浮生若梦”，“人生几何”，从生命的短暂性来说，人生的确是一场梦。因此如何提高生活的质量，怎样活得有意义，便成了人们的一个永久的话题；“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与永恒的自然相比，人生不过是一场梦。

赏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大自然的包容中，在这历史的长河中，“人过留迹，雁过留声”，人来到这世界上走一遭，应当留下一点足迹，一点与山河同在的精神。

5.对于心灵来说，人奋斗一辈子，如果最终能挣得个终日快乐，就已经实现了生命最大的价值。有的人本来很幸福，看起来却很烦恼；有的人本来该烦恼，看起来却很幸福。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计较得少，虽然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境界。

赏析：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眼里。

6.我可以把我的友谊在水彩画幅创作的光彩熠熠，衷情中义。也许有一天，当时间流逝，早已不

小心掉进了遗忘的心湖。记忆的湖水冲淡了美丽的色彩，淡却了当年的铁胆铮铮之情，笑傲江湖，乘风破浪。那幅画早已变的却是龌龊不堪，不得不令人深深惋惜。也许是女娲给人类创造了甜美彩画，怕人类不珍惜，加点神水的斑迹，希望给人类带来多姿多彩的画面，在坎坷中锻造人类的灵性吧。

赏析： 真不知是人心暂时停留了人生水彩的保值期，还是岁月冲淡了人生水彩的夺目光环。

7.幸福是要自己去寻找的，无论你在空间的哪一个角落，在时间的哪一个时刻，你都可以享受幸福，哪怕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大的浩劫，你也应该幸福，因为你可以在浩劫中看到曙光，能从浩劫中学到很多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当你拥有了别人所不曾拥有的东西那你就是唯一。

赏析：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你所走过的路，体验过的生活，你就会觉得其实你一直活在幸福的包围圈中。

8.人生如画，生活本身是一副画，但在涉世未深时，我们都是阅读观画的读者,而经过了风雨，辩别了事物，我们又变成书中的主角，在各自演译着精彩。幸福更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缕花香，当花开放在心灵深处，只需微风轻轻吹动，便能散发出悠悠的，让人陶醉的芳香。我们！都有责任！

赏析：每每想任性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心中总有个声音在提醒自已，这件事不能这么做，会造成怎样怎样的后果。这就是责任！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时间长了，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他更多被阅读的是《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命若琴弦》。那样的故事只有他能写。读时候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读史铁生的文章，和他谈话，都不会越读越狭隘。他肾亏却没有阴湿之气。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我常是站到自己之外，有一种嘲弄自己之流的快乐。他不是，他完整地保存自己，依然快乐。经过那道窄缝之后，快乐肯定不再张扬，应该称为喜悦了。他是用喜悦平衡困苦的人，不容易破灭。许多游戏和他无缘，他不再迷失，可以观赏自己，观赏上帝的手艺。

“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有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

“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

【季羡林】

季羡林曾被授予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说，把心留在东方。

感动印象：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荣辱不惊。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温家宝曾五次看望季羡林。他称：“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

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如果我有优点，我只讲勤奋。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一个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点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没有这个劲，我看是一事无成。范老有两句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说一句空。今天我跟年轻人讲，我说今天这样子，下海出国我不反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可是问题是，我们世界文化、中国文化能够传下去，还是靠几个人甘心坐冷板凳的，赶热潮那人多得很，坐冷板凳的人就少得很

工作是我的第一需要。我的要求就是不停地工作，我一辈子没停过。我的生活习惯就是不停地工作，习惯。不写不行，好像没吃饭一样，第一需要。

一个‘真’字示人。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不完满的才是人生

2009年7月11日早晨9点，季羡林止步于98岁。听闻此消息，仍是深感愕然，虽然众所皆知，季老因病已卧榻数年。而在我们的脑海中，他还是95岁的“红衣少年”，他说自己“身体很好，要活到150岁”。

我们敬仰季羡林老先生，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我现在觉得，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动物，人的一生也多半是奇妙的一生。你想走的路，有时无论如何也走不上。你不想的路，不知不觉之中，不管有多少曲折，最终还是要走上。”

幸运农家子，屡遇名师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季家当时的下一代孩子中只有季羡林一个男孩，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鉴于叔父在济南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兄弟俩决定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离开农村，送到济南去培养。

季羡林在故乡只呆了6年，但是故乡的姣好，还有故乡的贫穷，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叔父的接济，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5岁的时候，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山大的校长就是当过前清状元的王寿彭。在王寿彭的影响下，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这所高中的老师们，古文水平是极高的，尤其教国文的王老师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他布置的一篇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季羡林写得下力，他给的批语是“全校之冠”。从此季羡林的所谓虚荣心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再也不愿意有不好的成绩。于是，他一改过去贪玩不用功的习性，开始用起功来。第二学期，他又得了甲等第一名。

中学时，季羡林喜欢上了英语。他沉迷于此，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投考大学，结果只有3人高中，而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他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由于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更在心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负笈德国，十年留学路

从清华毕业回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之后，由于“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清华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季羡林立即写信报考，结果被录取。

初到德国，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他一个。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开电

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完成两个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隔在德国。那个时期，他的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这十年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

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5年，二战结束，季羡林婉言谢绝恩师的一再挽留，回到祖国。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解放后，季羡林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生的对立面是死。对于死，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但是，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除非万不得已，是决不能使用的。”

十年文革，牛棚杂忆

“文革”时，季羡林最初是逍遥过一阵子的，后来由于看不惯北大“老佛爷”的倒行逆施，于是发了牛脾气，“自己跳出来”，反对“老佛爷”，结果被抄家、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当他把积攒多时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一眼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准备越墙而出到圆明园去的时候，红卫兵突然来敲门了。他被押去挨了一场十分激烈、十分野蛮的批斗，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痛苦中他一下子得到“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于是，为着适应不断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季羡林后来写道：“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从“牛棚”出来后，季羡林被勒令看楼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季老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不重浮华，晚年更远离虚名

1978年季羡林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

2003年2月，季老心肌衰竭第四次入住解放军总医院。从此，老人再也没有离开这里，再也没有随便走下那幢白色的病房大楼了。

2006年，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郑重请辞三大桂冠，远离虚名。“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这是季羡林老先生在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写下的文字。这里的三顶桂冠是指：“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那一年，季羡林仍对自己信心满满：“我身体很好，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经济、科技都发达了，‘神五’、‘神六’也上天了，我要再多活几十年，活到150岁！”

去年字画门事件扑朔迷离，最终成为罗生门，很可能将不了了之。不过，对于季羡林而言，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儿子浪子回头，终于与孙子承欢膝下。作为季羡林先生的爱徒，钱文忠透露，季羡林最

后两个月过得很幸福，一直有儿子陪在他身边。

季先生终究没有实现自己“再多活几十年”的美好愿望，或许就是如他所说“不完美才是人生”。

第二篇：作文素材——季羡林

高考作文素材——季羡林篇（下）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 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那些先生留给我们的博大遗产„„

一位世纪老人，在前天从容走完了大德大智隐于无形的淡泊人生。

而在无数后来者心里，他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

季羡林。等同于国学大师。等同于文学大家。等同于百科全书。等同于世纪证人。

他却淡然，兀自抱定一条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所谓宠辱不惊。所谓桃李不言。所谓人淡如菊。

由季羡林“三辞”想到的

5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执教６０周年暨９５华诞庆祝大会在北大举行。考虑到季老年事已高，医生不允许他来参加大会。人们通过一段录像又听到了季老那熟悉的声音。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三顶多么光荣的桂冠，多少人求之不得。而季羡林先生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桂冠的感觉，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他的辞谢，不是虚伪的作秀，而是求实作风的表现。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但是一个人要长远地保持“自由自在身”，却也并不容易。不但权力、金钱能腐蚀人，而且名誉、地位也能使人异化，一旦被腐蚀和异化，就不复自由自在，也就失却了创造力。所以有些人名气渐大，地位日隆，而创造力递衰，作品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此。而季羡林先生在７０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

９６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三天两头提出要“培养”出多少“大师”的指标，要把多少学科提升到国际领先的地位，孰不知“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需要遵循自身的学术规律。与其整日呼唤“大师”的横空出世，不如先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形成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

季羡林：君子如水，大智大德隐于无形

近来，很多人都把几位文化老人的近况挂念在心上。8月6日，是季羡林老先生94岁的寿辰，在此之前，温家宝总理亲切地看望了这位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我们看到，季老的精神和思维都很好，耄耋之年仍然坚持每日读书写作。

这位国宝级的长者很健朗，人们就会很宽心，似乎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在日月如梭的时光中，那些的沉甸甸的传统文化还在。

我们敬仰季羡林老先生，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一个‘真’字示人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先生的处世原则，在一生对国学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诚相见；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季老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两份生日礼物

有两件生日礼物已经为季老准备好了，都是书：一部是由华艺出版社重组再版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它在2000年版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两篇新作《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二是由王树英撰写、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这是第一本季羡林传记，不仅图文并茂地详述了老人卓尔不群的一生，还附录了季先生有关印度方面的主要著作目录，以及印度、英国著名学者和作家撰写季先生的文章。

《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一书中写道道：“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他衣着朴素，总是穿着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以致来报到的新生误认他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他安详恬静，从不疾言厉色，“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他总是以平和博爱的胸怀，真诚丰富的感情待人对物。他喜爱动物花草，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他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众人的钦敬。

●十年留德之路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学习和生活经历。

初到德国，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且流传至今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经，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正正经经地上课。

季羡林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取回了真经。他精通世界上极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吐火罗文、吐陀语以及梵文等。他关于印度语言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但是，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梵文研究的资料，他只好致力于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1946年季羡林赴北京大学任教。

●再一个十年及后来

十年文革，在“无人接触”的日子里，他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每天提心吊胆地进行着：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反复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这十年中，季老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以自省之笔，纪录了所经历的一切，且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读来让人感慨万端。

这两个十年之后，他辛勤著述，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

●要活到108岁

目前季老先生还在医院住着，由于腿部实行了手术，走路不便，所以一直没有出院。季先生是个一天也不能不工作的人，这里也就成了他的书房，每天读书、听读报纸、写作，一点儿也不闲着。

季老对温家宝总理说，“我94周岁了，并不打算‘走’。我要活到108岁。”“只要活着，脑筋就要天天不停。”

●文摘语录

“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二月兰》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清塘荷韵》

“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

——《留德十年》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牛棚杂忆》

【季羡林（1911-）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季老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先生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作品，总计上千万字。】

季羡林：大儒无声亦有声

在北京三○一医院，季羡林先生已经快住满四年了。

这是当初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在荷竹摇曳的北大朗润园家中，季先生最疼爱的大白猫一直等待着“爷爷”归来；更有一批又一批新生来到季府窗下，殷殷地向里张望，期冀能有奇迹发生。

(一)季先生从6岁起即开始读私塾，9岁开始学英语，12岁读《左传》《战国策》《史记》，15岁学德语，17岁开始发表小说，19岁发表翻译作品，23岁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24岁赴德国主修印度学，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30岁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35岁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直做了37年，后来还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无数职务。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除了让中国学者望而生畏的、深奥无比的德国哲学研究外，数十年来主要从事印度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工作，还撰写了江河湖海一样汪洋四溢的大量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现在，《季羡林全集》已编到了32册，粗略一算，已经有一千多万字了，真正是著作等身，学问大师，当代鸿儒!

然而极为可贵的是，季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人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李玉洁老师曾多次感叹说：老先生想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有时还特别超前。就见他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在那儿想，我们跟都跟不上。

比如最让人震惊的是2001年9月10日，季先生去参加政协会议。发言时，他突然讲起在21世纪，中国和亚洲一定会上升，东方文化将会重新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潮；而美国则早晚要倒霉，因为它一天到晚做国际警察，哪儿的事都要插手，太霸道了，谁跟着它跑谁也要倒霉。季先生预言，尽管美国最富有和强大，但是当今世界谁也不能强加于人，因而美国必然要走下坡路，多行不义，人家都联合起来干你还不容易„„

仅仅过了十几个小时，就从美国传来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季先生家的电话没完没了响起来，许多昨天还认为他讲话不沾边的人都深表佩服。而人们更想起早在二十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的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所以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当时他还援引歌德曾经怎么怎么说，恩格斯曾经怎么怎么说，梭罗曾经怎么住到瓦尔登湖简单生活，等等。那时，中国正处于一切为经济大发展让路的阶段，和谐与环保在中国根本还没形成概念，所以人们跟不上季先生的思想，有人公然表示不耐烦，认为他是老糊涂了，说话没把门的了；还有人公开批驳和反对。可是无论如何，季先生就是不松口，一再坚持说：“不和谐就不能稳步前进。”现在，时间驾着巨翅轰轰隆隆地飞到而今，当人们回头再看来路，不禁感慨再三，“老马之智可用也”(《韩非子》)，季先生的预见，印证了多少生活的真理啊!

我自己也有过两次亲身体验：一是去年中秋节时候，我受命请季先生为本报的“中秋专版”写一段话。在电话中，季先生边思考边问希望写些什么?我随口答，中秋节，就是图个团圆图个吉祥，比如“家和万事兴”等等都行，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政治词汇了。没想到季先生却不同意，说是家还没和哪。我立刻明白了，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哪——哎呀，多么睿智、多么博大，而又反应多么机敏、头脑多么清醒的大师啊!

还有一次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散文界大力呼吁散文革新，“新论”不少，其中还包括一些西方的新潮理论，确实使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惶惑。当时已很少有人固守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以为陈旧缺乏现代意识，没有出路。但是季先生一篇又一篇，竭力作足传统散文的所有优势，让我在深深叹服的同时，也坚定了对传统散文的信心。季先生还给我写来一封信，直接手把手教我：“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独特的真知灼见，使我猛醒，无论对我的审稿、编稿还是个人写作，都有醍醐灌顶般的教益。

多年来，每次见到季羡林先生，他都是佛像一般的平静。老人本来就话不多，对于没有意义的话题更是沉默缄口，简直木讷得像一棵老树。但是，你要是认为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和事佬，是只会哈哈笑的弥勒佛，是只会唱赞歌的拍掌派，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季先生是位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批评，只不过他不是采取怒目金刚的方式，而是绵里藏针，微言大义，让你自己省悟。比如他在《纪念郑毅生(天挺)先生》一文中，有这么一段：

我于1946年来北大任教。那时候的北大确实是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并不设什么副校长。他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全校的行政后勤。再就是六个学院的院长。全校的领导仅有九人。决不像现在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这样伟大堂皇的场面„„

这是典型的“季式文笔”，大师自有大师的风格，不是“噼噼啪啪”就砸过去了，先把你批个体无完肤再说；而是提醒，是劝解，是循循善诱，帮助你自己提高认识，慢慢把弊病改掉。季先生是对的，小到一个人来说，都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是国家和世界大事，绝没有一早晨起来就到处都是蓝天、白云，整个地球哪儿都是一片灿烂阳光的。

(二)前些日子，有一件事在三○一医院引起轰动。各个科室病房，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议，显出很激愤的样子。然而当他们来到老爷子面前时，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是外省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某报撰文，严厉批评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虽然医生护士们不是专业人士，不懂学术，但从这几年跟老爷子的接触中，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学界人士对老爷子的敬仰中，他们觉得自己能分辨出东西南北，春夏秋

这一天，季先生突然把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说：“不用演戏了。”又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然后解释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

有人胡说八道，对认识自己也有好处，无则加勉嘛。就怕一边倒的意见，都是吹捧，人就晕了，分不清好赖，就不可能前进了!”

待自己如此严，季先生对别人却是极为宽厚，太有长者之风了。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赞扬起来从不吝啬。每天下午的读报读书，当听到有熟悉的作家学者又写文章了，他都格外注意，还高兴得要命。比如他夸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写得好，有哲理，是能让人过目不忘、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文章。还夸邵燕祥先生的诗好，又有文采又有思想又有意境，说着竟然随口背了出来，把李玉洁老师惊得一下子就坐直了。过了好些日子，李老师还纳闷地跟我说：“诗是我给老先生念的。我念完就完了，一点儿都没怎么着，而老先生竟然就背下来了，你说惊人不惊人?”

这使我想起当年的一件逸事：90年代中期，我约季先生写写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我眼中的张中行》就飞来了。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中有一大段断语，是季先生对张先生一辈子文章、学识的高度评价，请允许我引在这里：

“他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决不板滞，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我们只听古人说“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的高明之处原原本本告诉读者，也把他自己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

什么叫“大师”?至少，我每每固执地认为，他必须真心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还有大唐名相魏征的一句名言：“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季羡林先生都做到了。

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7月11日，98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辞世了。

国有一老，如有一宝。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的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大师辈起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不断与历史争夺这种机遇。而令我们景仰的学术大师们，恰恰就产生于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中。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无论陈寅恪、傅斯年，还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以一种偶然出现，而走向一种必然。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人，终生以学术为业，并且能从其中找到乐趣和力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我们学习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无论在“文革”年代、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功成名就的晚年，季羡林都在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反思；无论在佛学、梵文还是宗教的学术领域，季羡林都在将一个问题执著地研究到底。这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行，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品行。尤其在当代中国，象牙塔中也不平静。商业主义和权力文化空前做大、浮躁悸动的情绪蔓延，季羡林先生用他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提出了汗颜的问题。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他们已经放弃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自觉，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中传道授业。但是知识分子又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创造文化、重建价值的一个群体，也能够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制定对话和交流的规则。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永远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行为规范？

季羡林先生走了。大师难再，修齐治平恐成绝响；后生可畏，慎笃勤温似已惘然。（周庆安）

季老远去，我们还有大师吗？

季老走了，人们怀念，回忆，追思；大师生平，历历在目，大师学问，深不可测，大师品格，高山仰止。

虽然季羡林不承认自己是大师，但我们还是称他大师，一是显得我们重视文化，重视文化人；二是让外人知道：你看，我们还是有大师的。

大师走一个，少一个，大师有减无增，这叫人着急的。这和泱泱大国的气派不符，跟GDP世界前三的盛世气象不符。

虽然，我们可以钦定大师，“大师工作室”的牌子一挂，“大师”往牌子前面一站，让照相机、摄像机一阵猛拍，大师就诞生了。

渴望大师，可以理解，但如此猴急地制造大师，是对大师的轻慢，甚至是侮辱。这种时候，真正有大师气度、大师品格的人，恐怕就要害怕自己跟“大师”有瓜葛了，要设法与“大师”划清界限了。“大师”日见众多之时，季老曾郑重声明，不接受人家给他戴上的“大师”帽子。

季老的走，至少让人明白一个道理：越想当大师，越是以大师自居，人家越不承认他是大师；越是不想当大师，公众越是认你为大师。

季老远去。我们从大师的背影收回目光，我们惘然：哪里还有大师？我们还有大师吗？

也许，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大师？是装点盛世？是显示政绩？是用大师的精神滋养我们的心灵，还是借大师的名声光耀自己的门楣？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大师，那就从无声的土壤开始。每一棵参天大树，都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就从爱泥土开始吧，就从清理土壤，为土壤增加养分开始吧。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我们自己愿意做泥土吗？没有名声，没有报答，没有所谓“成功”的光环，只有默默付出——我们有这个耐心吗？我们甘于寂寞吗？如果没有，那就不要奢谈爱大师。

喧嚣只能制造小丑，而不是大师。■戎国强

季先生走后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季先生走了，但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有形的著作，更给我们留下了无形的精神。

季羡林先生曾撰文，表达了他希望大家摘掉他头上的“国学大师”、“泰斗”、“国宝”这三顶 “桂冠”的愿望，以便还他“一个自由自在身”，这使我浮想联翩。

（一）在浮躁盛行、争名夺利的今天，季先生这一愿望的意义，不在于他或别人谁有佩戴这三项“桂冠”的资格和三项“桂冠”的标准，而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淡薄名利的榜样、一个谦虚的榜样、一个冷静的榜样。也是他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的奉劝。

（二）“国学大师”、“泰斗”、“国宝”的“桂冠”本是善良的人们对季先生的尊重和爱戴，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台讲演或表演的经验，当几十个灯泡照在台上，几个聚光灯同时打向你的时候，不论多冷的天，都会使你顿时感到热血沸腾，稍后就会头脑发热、头晕目眩，有一种过去人们常说的“架在火炉上”被烤的感觉。所以说，头上过多的光环对正常人来讲，并非么好事，会使人头脑发热、头晕目眩、胡说八道。

（三）我们常讲，社会就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这是很贴切的比喻。但很多人不论多热的天，都希望多戴上几项“桂冠”。有时在接过某些人的名片时，你看不清他的单位和联系方式，横在你眼前就是那不下十几个大小虚实的各项“桂冠”，这个会的理事、那个家的会员，要么就是名誉主席、顾问等不一而足。刚拍几部电视短片，就敢印上“著名影视编导”、明明是一个科长，还要加上一个括弧，副处级„„我每每在看到这样的名片时，并无半点肃然起敬的感觉，而是鄙视和蔑视。其实一个人的地位不是靠这些称呼来确定的，一个人越需要化妆，说明她越丑；一个人冬季穿得越多，说明他身体越差；一个人越没文化，越需要假文凭来招摇撞骗；一个越没有钱的人，才越怕别人说他没有钱而冒充大款„„

（四）中国人喜欢给别人戴帽子，也希望别人给自己戴帽子。有时给别人戴帽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了等别人也给他戴上一顶或几顶“桂冠”。

（五）上帝为何只给我们一个太阳？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会太热，两个太阳轮番上阵我们则不得休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人和事就好了，不必为自己多戴几项“桂冠”，更不必嫌一个太阳少而给自己再加几个太阳。不论是两个太阳同时出现，还是两个太阳轮番上阵，这都是自寻烦恼。上帝既然给了我们一个太阳，那就享受好这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我们自己。

（六）季先生希望大家摘掉他头上的三顶 “桂冠”，也是深知一个人头上的太阳不能过多，每一项“桂冠”都像是紧箍咒，使人没有“一个自由自在身”。这是一种境界，需要自信和实力。当你不需要“太阳”，躲在小屋内做好自己的人和事的时候，太阳就会主动地破墙而入，照到你的头上。

（七）季先生的“桂冠”没有谁发过文，所以他的“请辞”也不必谁来批准，对一些人是有所启示和领悟，还是看到了新机会?这三顶“桂冠”不需要想“学雷锋”的人来拾遗补缺，而是宁缺勿滥。

季先生走了，他的“自辞三项桂冠”，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作者：西南偏南南）

大师后继乏人忧思

钱钟书、费孝通、巴金„„，近些年来，每逝去一位民国时期即已名满天下的学人，人们都会在无限缅怀中感叹大师的凋零和后继乏人。季羡林先生的故去，则再一次让这个话题延续。

季老是全社会公认的大师。媒体评价说，季老辞得去国学大师的名号，却辞不去人们对他的尊敬。这不像时下某些人，虽被冠以大师的名号，却倍受质疑和批评。

在季老过世后，有网站登出“季羡林先生逝世之后，你觉得中国还有国学大师么”的问题，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季老逝世，中国再无国学大师”。

可见大师之难得，非寻常人，实在难以承载这名号。从每一位大师的成长历程看，也可谓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历经传奇而成大师。

像季羡林，他出身寒门，后求学清华，有幸受到陈寅恪等人教诲。1935年留学德国后，恰遇二战，只好留德苦学，但这十年，他得以亲炙世界级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权威，他回国已成学术权威，被陈寅恪引入北大。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师的，却是他归国后的经历：先被关进牛棚批斗，后又被分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然而，这段时间他却翻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并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坎坷的经历中，季老为人为学都有足以传世之处。他的安贫乐道、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让人称道。“未名四老”之一的张中行生前就曾在《负暄三话》中评价道：“季先生以一身而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而他后来以副校长的身份却被新生及其家长当成“老工友”而为他们守行李的故事，更为“永远的大师”平添了一段传奇。

张中行评价季老的三个“难能”，每一个在现时代都是稀缺之物。季老学问精神，源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为学信条，但在今天，这样的信条却早已被各种粗制滥造和学术抄袭、剽窃所淹没。而且，近来人们发现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中，还频频闪现出校长、院长和著名教授的身影。

而为人朴厚和有深情的为人之道，在当下，却滑向了一个可怕的方向。近日陈丹青在一个名为“中国梦”的论坛上有精妙的点评，那就是滑向了怎样做官。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充满“官污染”的学术生态下，想要看到灿若繁星般的大师，几乎没有可能。一个真正的学人，只有避开浮躁和流俗，秉承前代大师的精气神，在坎坷中前行，在磨砺中坚持，在学问精深的同时坚守为人之道，也许慢慢的，他就成了大师。（叶铁桥）

第三篇：史铁生作文素材积累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河北涿县（今涿州市）人，.是中国电影编剧，著名小说家，文学家。生前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回北京，1974―1981年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后因瘫痪而停薪留职，回家养病。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从1986年起，即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后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一级作家职称。1996年11月，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风格清新，温馨，富有哲理和幽默感，在表现方法上追求现实主义和象征手法的结合，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注意吸收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从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技巧都显出异乎寻常平淡而拙朴，属意蕴深沉的“散文化”作品。

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死神与少女》属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诗电影，这为电影类型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两部影片都由林洪洞执导，《多梦时节》以其新颖的视角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死神与少女》以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于1989年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

史铁生著有短篇小说《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第一人称》《别人》《老屋小记》；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插队的故事》《礼拜日》《原罪??宿命》《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小说三篇》《中篇1或短篇4》等；散文《好运设计》《我与地坛》《墙下短记》《足球内外》；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已出版作品散文集《一个人的记忆》《灵魂的事》《答自己问》《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扶轮问路》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史铁生多年来与疾病顽强抗争，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他为人低调，严于律己，品德高尚，是作家中的楷模。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需要的患者。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连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的《病隙碎笔》作为二OO二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

初期有 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一生中的一份重要之作，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2]用自己的心灵去写作！我的丁一之旅

这是一部独特的，耐人寻味的现代爱情小说。小说家和思想者的史铁生用洁净优美，富于诗意和理性的文字描写爱情，性和性爱，追溯爱情的本原，探寻爱情的真谛和意义。那些灵与肉的纠缠，性与爱的排演，那些孤独的感动和温情的抚慰，那些柔软的故事和坚硬的哲理，无不给人以情理之中的体验和意料之外的启示。信与问

这是著名作家史铁生多年来与朋友、读者的书信往来及为一些书写的序跋。从未专辑出版。经过作者亲自筛选，并征得持信人的同意，共选取了几十封书信，近二十篇序文。这本书以文学艺术、当代文学思考为主题，表达了史铁生作为一位思想的行者，对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他的文字，迸发出正义与力量，同样给广大读者带来启示和鼓励。史铁生作品：病隙碎笔 病隙碎笔》作为2002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我与地坛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晃，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问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活着的事

这 是一本思想随笔集。中国当代的作家中，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史铁生这样爱好玄思并且擅长此道的了。所谓擅长，是指他能够从现实的琐事里撷取那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片段，而又能表达得优美、机智、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个文学家所表达的人生智慧，而不是枯燥的哲学专著。当然，更不是肤浅的廉价文学。写作的事

在这本书里收录的大多是史铁生关于文学的思考。作家谈文学往往比专门研究文学的学者谈起来更好，有时候甚至比作家自己的创作还要让读者激动。一个好的作家首先是好的读者、好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史铁生在这本书里向我们展示了他丰富的文学知识，以及作家独有的敏锐.....[阅读连载] 以前的事 本书集中收录了史铁生的回忆性散文。久病的史铁生在寂寞的轮椅中一次次回忆的往事，由他一贯沉稳而有力量的语言娓娓道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往事有的温暖，有的苦涩，而往往从日常的事情上升到令人心情为之爽净的玄思。我们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命运是怎样无常地折磨一个凡人，而这个人及他周围的人怎样不懈地和命运斗争，从而变得不同凡响。[3] 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永恒爱情的理想。所以在爱的路途上，永恒的不是孤独也不是团聚，而是祈祷。

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我的位置；我爱着他，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

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

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我何干

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乌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

第四篇：史铁生作文素材积累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河北涿县（今涿州市）人，.是中国电影编剧，著名小说家，文学家。生前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回北京，1974―1981年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后因瘫痪而停薪留职，回家养病。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从1986年起，即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后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一级作家职称。1996年11月，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风格清新，温馨，富有哲理和幽默感，在表现方法上追求现实主义和象征手法的结合，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注意吸收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从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作品从

内容到形式技巧都显出异乎寻常平淡而拙朴，属意蕴深沉的“散文化”作品。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死神与少女》属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诗电影，这为电影类型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两部影片都由林洪洞执导，《多梦时节》以其新颖的视角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死神与少女》以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于1989年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史铁生著有短篇小说《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第一人称》《别人》《老屋小记》；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插队的故事》《礼拜日》《原罪??宿命》《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小说三篇》《中篇1或短篇4》等；散文《好运设计》《我与地坛》《墙下短记》《足球内外》；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已出版作品散文集《一个人的记忆》《灵魂的事》《答自己问》《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扶轮问路》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史铁生多年来与疾病顽强抗争，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

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他为人低调，严于律己，品德高尚，是作家中的楷模。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需要的患者。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连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的《病隙碎笔》作为二OO二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初期有 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一生中的一份重要之作，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

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2]用自己的心灵去写作！我的丁一之旅这是一部独特的，耐人寻味的现代爱情小说。小说家和思想者的史铁生用洁净优美，富于诗意和理性的文字描写爱情，性和性爱，追溯爱情的本原，探寻爱情的真谛和意义。那些灵与肉的纠缠，性与爱的排演，那些孤独的感动和温情的抚慰，那些柔软的故事和坚硬的哲理，无不给人以情理之中的体验和意料之外的启示。信与问这是著名作家史铁生多年来与朋友、读者的书信往来及为一些书写的序跋。从未专辑出版。经过作者亲自筛选，并征得持信人的同意，共选取了几十封书信，近二十篇序文。这本书以文学艺术、当代文学思考为主题，表达了史铁生作为一位思想的行者，对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他的文字，迸发出正义与力量，同样给广大读者带来启示和鼓励。史铁生作品：病隙碎笔 病隙碎笔》作为2002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我与地坛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晃，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问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活着的事这是一本思想随笔集。中国当代的作家中，恐怕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史铁生这样爱好玄思并且擅长此道的了。所谓擅长，是指他能够从现实的琐事里撷取那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片段，而又能表达得优美、机智、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这是一个文学家所表达的人生智慧，而不是枯燥的哲学专著。当然，更不是肤浅的廉价文学。写作的事在这本书里收录的大多是史铁生关于文学的思考。作家谈文学往往比专门研究文学的学者谈起来更好，有时候甚至比作家自己的创作还要让读者激动。一个好的作家首先是好的读者、好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史铁生在这本书里向我们展示了他丰富的文学知识，以及作家独有的敏锐.....[阅读连载]以前的事本书集中收录了史铁生的回忆性散文。久病的史铁生在寂寞的轮椅中一次次回忆的往事，由他一贯沉稳而有力量的语言娓娓道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往事有的温暖，有的苦涩，而往往从日常的事情上升到令人心情为之爽净的玄思。我们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命运是怎样无常地折磨一个凡人，而这个人及他周围的人怎样不懈地和命运斗争，从而变得不同凡响。[3]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

载永恒爱情的理想。所以在爱的路途上，永恒的不是孤独也不是团聚，而是祈祷。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我的位置；我爱着他，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

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我何干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乌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

第五篇：关于季羡林的作文素材

名家作文素材

（一）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辅仁大学教授。1911年出生，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叶公超，1935年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194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开始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1977年完成全译本。2009年7月11日病逝，享年98岁。季羡林通晓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

人物评价：

1、季羡林曾被授予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称：“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2、季羡林在大陆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一些人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对此，季羡林在他的《病榻杂记》中力辞这三顶“桂冠”：“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3、温家宝曾于2003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五次看望季羡林。他称：“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4、李敖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曾经评论季羡林并不足以称为国学大师：“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5、针对李敖炮轰季羡林“三项桂冠”都不合格的说法，钱文忠回应道：“季羡林的学问，李敖看都看不懂，他评论季羡林，就好像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评论莎士比亚，毫无意义。”

6、季羡林之子季承曾被赶出家门，长达13年父子不见面。在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笔下的季羡林是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

人物故事：

1、堪称“国宝级”的一代大师季羡林，从不倚老卖老。每有客人前来拜访，他都早早地衣冠整齐地在书案前坐好，昂首挺胸，下巴微微内收，坐得规规矩矩，端端正正。在他看来，挺胸端坐，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在客人离开时，他一定送出门外，道别再见。

1995年的一天，白岩松为季羡林做“学者访谈录”。当时，季羡林坐着，在白岩松掏名片准备递给他的一刹那，他就站起来，弯腰等着，令在场所有的人感动不已。曾经有不少人赞叹过，大师就是大师，简单的姿势，有几个人能时时做到？

感悟：尊重别人，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姿势。不管是端坐还是站立，是感谢还是放低自己，都能彰显闪耀的人格。

2、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 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在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却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3、异国爱情：

季羡林留学德国时，房东邻居迈耶家的大女儿叫伊姆加德。1935年，季羡林来到哥廷根大学留学时，租住的房子就和迈耶家在同一条街上。伊姆加德是个身材高挑，面容白皙可人的美丽姑娘，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而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为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这时伊姆加德小姐说：“我父亲的工厂刚好淘汰了一部打印机！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

也就是从那天起，每天晚上7点半后，季羡林都会抱着一堆书稿前往迈耶家。论文稿几经修改后杂乱无章，而且内容复杂枯燥的梵文，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就如天书。但是她总是挂着温暖而恬静的微笑来打印这些“天书”。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季羡林在伊姆加德的帮助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论文。伊姆加德把最美好的青春光阴给了这个博学睿智的男子，而她纤细的手指，也一一抚摸过他那些后来让中国和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文字。

书稿完成，两个年轻人心中的爱情火花也快要迸发时，有一天季羡林手有些颤抖说：“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当女孩说：“留在这里好吗？我也需要你！”时，季羡林心里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随时要离开这里回到中国。如果他不管不顾地留在哥廷根，当然可以和伊姆加德携手一生。但是，成全异国之恋就意味着“抛弃”祖国和家乡的妻子儿女。季羡林当初留学的初衷，就是等学有所成之后，回到中国去报效国家的。他痛苦地摇了摇头说：“这里只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回到祖国去„„”，四天后他离开了德国。虽然伊姆加德再也没有得到季羡林的消息，但她依然执意地等待并终身未婚。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

去年季老接受记者访谈时谈到对出国见世面、学本领时他还说：“所以我现在赞成年轻人还是出国。可是我最反对出去不回来。我最厌恶出去不回来”。

4、“文革”期间季老先是蹲牛棚，后来他是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在传达室当门房，他除收发信件报纸外，就在那里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他说严复翻译，“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他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文革结束，这篇长得惊人的巨著翻译才完成了前三篇。

《罗摩衍那》多达八万行，是古印度悲欢离合有爱情史诗，对东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西游记》里可以找到影子，时至今日，在泰国的很多寺庙里，都绘有罗摩王子故事的系列精美壁画。

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 经典名言：1.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

2.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3.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4.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5.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6.天资+勤奋+机遇=成功。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工夫。

7.生的对立面是死。对于死，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那就是自杀。但是，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除非万不得已，是决不能使用的。

8.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人生。然而，自古至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9.中外几千年的思想史和科学史，也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10.季先生说；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推荐作品： 《牛棚杂忆》、》、《留德十年》、《清华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