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员工的角度看学习型组织

第一篇：从新员工的角度看学习型组织

从新员工的角度看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它是个耳熟能详的词汇，或参加单位培训、或在工作中学习、或自学，无论何种方式，这些都是学习型组织的一部分，也是职工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陌生的是我对它的接触才刚刚开始，对其内容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其深刻的内涵。

在刚到公司时，看到前辈们在做作业，这让我很是诧异，“在工厂也要做功课？”我一笑了之。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接触后，我发现那些作业都是在日常工作中必须掌握的知识，俗话说好记心不如烂笔头，作业能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将这些知识牢记。这是我对学习型组织的初次接触，也是我它认识这一一个不平凡旅程的开始。

在我看来，学习型组织，其一是将工作学习化，在工作的同时提高各方面的素质，让员工和组织在工作中成长，享受工作之外收获的喜悦；其二是将学习工作化，学习就是工作，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实现员工和组织的共同超越。

“精

一、通

二、会三”，是现在很多企业希望员工达到的岗位标准，而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团队学习——团队的智慧大于个人智慧的平均值，通过集体的思考，能找到个人的弱点，提高团队效率；改变心智模式——通过团队学习，我们能改变本为注意，从而改变心智模式，有所创新；自我超越——我们每个人的愿景，是我们自我超越力量的来源；系统思考——我们要培养系统全面的思考方式，从本质上思考问题。

以上是我对学习型组织初步的认识，也是我学习型组织中说获得的第一桶金。很庆幸能在往后的工作中与前辈们一起学习，也很乐意与大家在建峰这个大家庭中分享学习的乐趣，享受成长的快乐。

第二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安康市农村居民进城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安康市农村居民进城

作者：陈文斌

为了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做出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安康市构建了以市委、市政府两个《意见》为主体、16个部门配套优惠政策为辅助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政策体系，在系统、完备、精细等方面走在了全省前列。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了一些亟待突破的制度难题，这些问题在全省地市间具有共性，需要引起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发源于西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制度变迁改革时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瞩目成果。推进农村居民进城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城乡制度大转换，为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实证研究机会；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理论引入，有利于克服认知局限，增强政策演化趋势的预判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居民进城工作实践。

一、几个有助于完善农村居民进城制度的理论概念

在当前农村居民进城的理论研究中，谈意义和对策的文章多，不乏真知灼见，但对农村居民进城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少有涉及，有“是什么”认识不到位，就仓促地回答“怎么办”的研究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家格鲁奇认为“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规律性的共同点”，违背了制度设计的规律性与违背自然界的规律性一样会受到惩罚。推进农村居民进城需要从对策研究上升到基础研究，着重理清这类制度作为“公共品”的基本约束条件，防止因制度设计脱离实际、实施成本过高，而导致 “美好蓝图”变成低效制度。

（一）制度变迁及著名模型

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的“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推进农村居民进城政策体系是对原有城乡二元分治制度逐步替代过程，无疑是一种制度变迁，有必要对制度变迁的两个著名模型进行比较研究。

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推行的一种新制度安排，通常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推进制度变迁，是国家以强制力为制度变迁的刚性保障。例如，国家对安康市等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提高环保门槛而引起一些工业企业关停并转的政策属于此模型。

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指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主要是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安康市推进农村居民进城政策体系是催化农村居民把发展目标锁定在城镇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总和，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农民自愿”原则，采取增加相关政策“含金量”的方式提供制度安排。其“两主、16辅”的政策体系，涵盖了户籍、就业、土地退出、专项资金筹集、项目扶持、统规建房、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民政救助、计划生育以及工商、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并尽可能做了指标量化。例如，每年为进城农村居民提供2000套以上保障性住房；进城落户的农村居民子女高中录取时予以加5分；政府每年拿出30%退役士兵安置指标，用于自愿进城落户的农村籍义务兵安置。这种企图为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带来原有农村户籍所没有的利益，在农村居民进城自然演化力量的基础上实施激励与助推的政策体系，其基本特征适用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二）制度供给与时滞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要防止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例如，现行的推进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制度能否实施的关键，取决于县区政府是否具备兑现退出宅基地和承包耕地补助标准等能力。

“时滞”指从认知和组织制度变迁到启动制度变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制度滞后供给。通常表现为下级组织制度变迁与上级所要求的启动制度变迁的时点和内容有差异。在各层级政府之间，上级为制度发起者，提出目标要求，属于意愿制度供给；下级为制度实施者，需要支付制度成本，属于实际制度供给者。当上级提出的意愿脱离实际，或者当下级出现工作惰性，意愿制度供给与实际制度供给就会出现差异，下级往往会对新制度规则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解，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实施新规则，这就会出现“时滞”现象。安康市近期农村居民进城工作“时滞”现象表现为：一是截止9月上旬，仍有3个县区未出台贯彻安康市政府的《实施意见》，已经出台的7个县，仅旬阳县明确了退出宅基地的补助标准。二是县区实际进城落户人数与省上下达全市目标任务有差距，工作总体进度滞后于市上的工作安排。需要对其根源认真分析并加以解决。

二、影响现行制度绩效因素分析

几乎所有的制度在出台前，其设计者认为会带来巨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低效制度和无效制度。弄清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等理论概念，有助于对农村居民进城制度中“时滞”现象进行剖析，以减少制度变迁认知中的视角限制，笔者认为当前有三对矛盾影响现行制度绩效：

（一）制度自然演化与人为设计的矛盾

制度自然演化过程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及其选择，农村居民进城的选择除了追求财富最大化，还受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符合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自发性、盈利性、渐进性特点。

自发性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向往城市生活、为子女教育等诸多动因而导致农村居民进城，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农民进城的自然演化力量。例如，其农村资产的处置方式为今后留用、赠送亲友和有偿买卖等，并非交由政府进行补助。

盈利性体现在农村居民进城的选择基于比较收益好于农村，包括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在培养子女、改变命运方面所起的作用（安康市调研农村居民进城主要动因，有近一半的农村居民是为了子女上学和今后发展）。

渐进性体现在进城的农村居民“市民化”并非一朝一夕完成，即与农村生活方式的切割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调研中发现：在一个家庭中，45岁以上的农村居民与45岁以下的农村居民进城观念差异很大，当家庭面临宅基地、承包地资源处置分歧时，大多数家庭成员会迁就长者对土地依赖的情结，暂时不作处置，即使是年轻的农村居民，在老人没有过世前，继续选择“一脚城里、一脚乡下”的生活方式。

制度人为设计强调的是集体意志及其选择。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政策体系则为农村居民进城增添了推力，使这种自然演化力量纳入了制度研究范畴，安康市在尊重农村居民意愿前提下的制度设计基本符合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向，例如，安康市出台了诸多增加农村居民进城“含金量”的政策，并允许农村进城后“三个过渡两个保留”。“三个过渡”即三年内办理宅基地退出手续、五年内办理承包耕地退出手续、三年内享受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两个保留”即林权稳定政策（保留林权）、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保留新合疗），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盈利性特点。

必须引起重视的是，现行的各层级制度设计中也有与诱致性制度变迁自发性、渐进性特点相矛盾的地方，已经影响到了这一政策体系的实际绩效。例如，省对市下达了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目标考核，是以农村居民进城后转为城市居民户籍的人数为主要考核指标。这一目标考核的设计并未充分认识到，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的强烈愿望与其进城后落户不积极的态度共存。一是在县区进城办近期的调研中发现，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不落户”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选择在城镇居住，不愿转户口，更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宅基地、耕地。相对于他们已经在城镇取得稳定收入，各级政府出台的补助和鼓励政策吸引力不大。二是条件不具备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愿望反而比较强烈，他们大多数位于中高山，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希望通过政府的补助取得发展的原始积累，这部分人群对于未来发展并没有缜密思考，他们在城镇的生存能力令人担忧。

因此，这项目标考核制度设计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基层政府无法把握农村居民进城是否需要转城市户籍的愿意，由于农村居民进城是有备选方案的，个体可以选择进城与不进城，也可以选择短期流动与长期居住，还可以选择进城居住但“不落户”，政府的提供的优惠政策只是一种激励机制，是促使他们在若干种备选方案中重新计算进城成本与收益的变量，而不是促成他们落户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又通过对下级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的方式，使这一诱致性制度变迁带上了“强制性”色彩，给基层工作带来过重负担，有可能引发下级上报进城落户人数虚高、应对考核检查采用变通方法，违背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还造成农村居民对承包地、宅基地等原有资源的处置渠道，因为政府接手而有了新的考虑，暂时分散了农村居民进城的自然演化力量。

建议上级对农村居民进城目标考核指标设置的内容进行调整。

（二）上级政府意愿制度供给与基层政府实际制度供给的矛盾

如前文所述，在推进农村居民进城政策体系中，政府是制度设计者、供给者，农村居民是制度理论受益者，也是制度绩效检验者。从政府层级划分，省市属于意愿制度供给，在新制度安排中以提出要求为主，少有承担制度与农村居民见面的实施成本。县区政府属于实际制度供给, 为新制度实施成本“买单”，由于贫困山区的土地出让收入无法通盘安排农村居民退出宅基地的补助资金，导致有的县区政府《实施意见》迟迟不敢出台。

笔者通过复原农村居民进城落户退出宅基地给予经济补助的三道政策环节，说明这种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超出了部分县区政府的推行能力。

第一道政策环节：省上提出退出宅基地补助标准与安康实际差异过大无法依样操作

陕财办综〔2010〕64号文件规定“综合考虑退出宅基地和地上建筑物、构附着物等情况，确定对退出的宅基地（含地上构附着物等）每亩补助价格......陕南为10-12万元”。安康市中高山、浅山丘陵、川坝分别占国土面积的54.4%、41.4%、4.2%，土地区位和等级差异过大。中高山相当部分农村居民的土木结构房屋不具备经济价值，安康中心城市2009年对于拆迁房屋补偿标准，框架、砖混、砖木、土木结构结构分别达到每平米750元、680元、520元、400元，而省上每亩10-12万元的操作空间，相当于每平方米150-180元，不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补助标准。

第二道政策环节：市上因财力受限无法量化核心政策

安康市政府在《实施意见》中把退出宅基地的具体补助标准交给各县区制定，“由各县区参照区片地价，根据川坝、浅山丘陵、中高山不同地类以及地上建筑物等情况制定”。一是希望县区考虑土地差异和农户家居建筑物价值差异制定符合实际的经济补助标准，虽然经济补助标准并不是完全补偿的标准，但接近实际价值的补助政策才有利于推进农村居民进城。二是囿于市本级财力所限，无法向县区提供支持，制定政策“不好说硬话”。

第三道环节：县级土地出让收入专项用途虚化无法承担制度实施成本

省上提出农村居民退出宅基地的补助资金“在收取的土地出让收入中统筹安排”，安康市大部分县区新增财力有限，土地出让金少，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多，亟需投入各项硬件建设。以紫阳县为例，属于国家贫困县，2010年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仅1个亿，土地出让金400万元，2011年下达该县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目标为9400人，约2350户，按户均宅基地0.3亩计算，即使依照省上最低补助标准需要资金7050万，若十分之一的户数要求当年退出当年补偿，缺口仍然很大。尽管安康市下发了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专项资金筹集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各级各部门从土地出让收益、当年新增财力、建设类专项资金等5个渠道筹集，全市5年内计划新增城镇居民35万人，总计需要30个亿的宅基地补偿资金，每年需6个亿，而全市年土地出让收入仅4个亿，难以承担制度实施成本。大部分县区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支付补助资金的政策出台难度较大，如果出台后不能兑现，又会影响政府信用。退出承包地的补助资金暂付周转和归还等问题，也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面积负债，资金来源难以靠实。

另外，省上提出“采用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引起歧义。一是安康户均宅基地0.3亩（约200平方米），所得补助资金3万元左右，在城镇是无法换来住房的。二是承包地所得流转费用加农业直补平均值的10年之和，安康市人均1.5亩，十年流转费约3500元，加上农业直补，一家4口总计所得2.2万元，按照2009年全省社会平均工资60%为基数交纳养老保险，全家年交费1.3万元，以15年连续交纳计算，无法换来长期社会保障。

建议上级重新评估基层政府支付制度实施成本的能力。

（三）长期性工作与临时性机构的矛盾

安康市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国全省水平，统筹城乡工作任务巨大，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已经形成共识，农村居民进城是今后五至十年的重要抓手。这项长期性的工作，离开了“谁”来组织和实施制度，制度绩效会大打折扣。目前各级进城办属临时性常设机构，由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难以保证长期工作效能。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也需要长效机制匹配。

建议上级将农村居民进城办公室列入常设机构或划入部门日常工作职能。

三、今后政策演化的建议

安康市农村居民进城政策体系有好的意愿、好的起点、好的预期，是不断“试错”、不断总结、不断学习的过程，制度变迁的能量将会持续释放。为了充分发挥制度激励功能，以持久的韧性，把这项惠及民生的好事办好，笔者建议适时调整农村居民进城制度构成：

（一）调整政策结构。建议将“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制度调整为“推进农村居民进城”制度。去掉“有条件的”四个字是考虑到没有条件的农村居民也有进城愿意，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应该为这项制度的第一层级，进一步深化创造条件、放宽条件的全面推进农村居民进城制度为这项制度的第二层级，使这项制度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去掉“落户”两个字，有利于淡化以宅基地、承包地退出为落户必要条件的制度，有利于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和进城居住享受同等待遇，有利于农村家庭实行一家两制的进城方式（老人居住、子女落户）。建议当前制度的重心是让农村居民进城再说，在各级政府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中，应取消进城落户人数考核，或以进城居住人数考核替代。

（二）搭建要素平台。建议搭建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交易平台，使政府引导与自然演化力量结合起来。尽管当前农村资源利用率不高，一部分农村居民进城后宅基地闲置、承包地撂荒，但土地制度在国家层面不是唯效率论，涉及到政治和稳定因素，单靠农村居民进城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一是继续完善土地自愿退出后政府补助机制，省级土地主管部门应出台农村居民宅基地退出后的土地增减挂钩、占补平衡政策，如果相关制度不具备操作性，建议重新指出县区政府补助资金来源的渠道。省上应将接受农村居民落户的基层政府每户1万元资金补助（原用途为居民培训及当地公共设施建设）提前拨付，纳入县区宅基地退出补助的专项资金管理，提升基层政府支付制度实施成本的能力。二是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为宅基地、承包耕地、林地使用权交易搭建平台。配套出台土地复垦整治、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置换、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制度，显化农村资产价值，保障土地合法用途。三是组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农村集体土地股权化，提升农村居民整体处置资源的能力，减少政府行政性介入的粗放与风险。

（三）推进试点创新。建议各级领导挂帅，将推进农村居民进城试点工作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注重试点区域制度实施成本、摩擦成本、政治成本的研究，概括提炼示范点创新经验，为整体推进提供样板和典型。一是农村居民进城工作难以单项突进，应结合城镇人口规划、产业集聚、项目整合、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基础工作布局谋篇，抓住“有业就，有书读，有房住”的关键环节，把握“经济定量，服务定向，居住定点”的立体思路，因地制宜，多策并举，求得突破。二是将农村居民进镇作为主攻方向，农村居民进城具有梯次推进的特征，即“山下川，川入镇，镇进城”，50%的农村居民之所以首选进镇，在于生存成本低于县城和中心城市。以住房为例，重点镇的商品房价仅为县城60%、中心城市的30%左右。安康市在统筹城乡中已经形成了若干农村居民进镇模式，例如，以资源流转、梯次推进的“旬阳金寨”，以产业发展为纽带、加快聚集区成长的“宁陕皇冠”，以生态移民、扶贫搬迁集中建设社区化生态小区的“白河枣树”，以城带乡、由乡变城的“石泉杨柳”等模式；全市近期确定了15个镇为推进农村居民进城市级示范点，力求通过三年试点，在规划引领、产业支撑、项目扶持、基础配套、土地集约、社保覆盖、服务提升等方面破解难题，形成特色，为推进农村居民进城工作拓宽新路径。这一举措值得全省推广。

（四）建立有效组织。建议将市、县区两级农村居民进城办公室作为正式常设机构，确定人员编制。在陕南可将农村居民进城单核职能与陕南移民搬迁工作结合起来。安康市未来5年移民搬迁45万人、农村居民进城35万人，这两项工作对象有交叉，移民搬迁六种安置方式与农村居民进城方式有重合，移民搬迁有上级“硬投入”、农村居民进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软实力”，可相互借力，在制度设计上同轨，在制度实施上同步，有利于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大幅度提升制度综合绩效。

第三篇：从市场经济角度重新理解学习型组织

目前，创建学习型组织在我国企业界以及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热潮。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有关学习型企业理论学习班、研讨会，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口号此起彼伏。学习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这种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论本来是一件好事，反映了我们跟踪世界管理潮流的可贵进取精神。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对学习型组织理解的泛化、庸俗化、片面化的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单位或个人根本就不去认真领会学习型组织的内涵和本质，望文生义地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组织员工开展学习活动，或对员工进行培训，把“学习型组织”错误地理解成了“组织型学习”，使创建学习型组织成了一种赶时髦的形式主义。

一、被误读的学习型组织

北京索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张成林在mit读博士时曾听一位老教授讲起，斯隆学院一个年轻教授刚刚出了一本名为《第五项修炼》的书，异常火爆畅销。可他当时处在该书所说的“碎片化”的学习压力之中，无暇关注邻近大楼里彼得。圣吉的火爆。

十年后在挪威理工大学（ntnu）新泰富研究院（sintef）时，张成林的夫人美达。霍斯曼在sol欧洲研讨会上结识了彼得，后来还成了他的博士后。张成林记得在挪威和彼得第一次见面，彼得就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的修养和修身的方法，在西方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但对现代组织中的自我超越和系统思考修炼意义重大，大有开发的价值和潜力。

5月，张成林参加了《新智囊》杂志举办的“智囊沙龙”企业责任论坛，会上国资委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先生引用王岐山副总理在美国回答金融危机起因问题时所讲的话，就两个字：“贪婪”。很显然，没有自我超越，这样或那样形式的“贪婪”就早晚会使组织和个人的“生意”覆灭；不认识个人或个体（组织乃至国家）行为在（全球）“系统问题”中的角色并承担相应的变革责任，也不会有真正的系统思考和协作解决系统问题的方案。但如何才能使长期被忽视的东方数千年经典人本文化底蕴的种子，在由西方现代外向型文化主导的（中外）组织机构中生根发芽并与时俱进呢？如何使有关人的成长、发展和修养提升的可能性，在组织管理、教育界乃至社会中形成广泛认同并付诸开发实践行动呢？尤其对中国的组织机构，这是个严峻而深刻的时代挑战。

前几年张成林和美达负责协调sol中国项目和“谊来亚”国际创新领导人进修项目（elias），就一直带着这个问题。在各种论坛、培训班、研习班上，他被问及最多的是，到底什么是“学习型”组织？却几乎没有人问，到底什么是“修炼”，或者，什么是组织的修炼？

在张成林看来，学习型组织，英文learningorganization，直译是“学习中的组织”，或“学习实践中的组织”，或“获取（知识和能力）过程中的组织”；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特别是第一章末“心灵的转换”一节，更是强调其精神取向和行动能力。由于它并没有特别的“型”或“式”的含意，所以译成“学习型”有很大歧义，还特别影响了这套理论和以往案例在中国的学习和实践。只是它早已成为习惯用语，恐怕要一直沿用下去。

张成林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转型——要成为创新型国家，要推动世界和谐，甚至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的组织要成为创新型组织，其实正需要突破各种已有的“型”和“式”，并真正培育团队和组织的深层沟通和互动协作，这样才能有强大的“团队”，才能改变“三个和尚没水吃”、都要当“龙头”或“鸡头”的传统习惯。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不能靠简单地使用过去熟悉的方法，靠解决危机中的问题、靠灭火消除“危”；根本的出路在于创新，在于寻找“机”；而且关键在跨界协作，即超越传统条块划分、部门或集团利益界限的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社群协作。靠学习西方2工业化时代的“型式”不行了；靠精英个人“才能”、“背景”和领袖“魅力”驱动的家长式领导模式来实现企业发展，像中国过去30年那样，恐怕也不是未来的根本方法了。

学习不是搞“运动”

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时代，一定要弄清楚学习型组织的实质，最怕那些根本不是学习型组织的组织滥竽充数，冒充学习型组织。这种冒充会大大地延误学习型组织创建，而且也会因此败坏学习型组织的名声，降低人们学习的兴趣。

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认为，“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运而生的管理理论，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两大管理理论之一。曾经有些人一看学习型组织理论，就以为是谈论学习意识和学习方法的理论。其实，它是一项管理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企业，如通用电气、壳牌石油、摩托罗拉、att等，都争相成为学习型组织的典范。在我国，自开始也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涌现出了“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等等，一时颇有“乱花

渐欲迷人眼”的景象。但是，在形势一片大好中，中国的学习型组织研究与实践却出现了“泛化”和“虚化”的倾向。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习型组织（learningorganization）的内涵不断扩大，从最早的“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learning）扩展到“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心理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其内容越来越庞杂。这种倾向可能有利于学习型组织理论体系的完善，但同时也有可能使学习型组织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失去自己的特色，也失去持久的生命力。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习型组织的虚化表现为浮躁、不踏实，只是停留在表面，讲讲大道理，或做些官样文章，更有甚者是随便拼凑和抄袭。国内学习型组织领域内大部分“专家”根本没有企业实践，将一些经典理论的理解和读后感再加上一些管理哲理和管理故事到处贩卖。不可否认，学习型组织理论来自海外，在其发展的初期，翻译、引介非常重要，介绍性、描述性的文章也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学习型组织需要结合组织及其外部环境的机制、文化背景，如果我们不塌下心来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学习型组织就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这方面，目前不仅缺乏深入研究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案例整理也流于浅薄。

在实践领域，这种泛化倾向的一种表现是挪用概念，将其范围不适当地延展。不仅出了各种各样小到“学习型个人”、“学习型领导”、“学习型班组”、“学习型社区”，大到“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等名词，而且，这些不同范畴的组织特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用同一理论去套用，肯定滑稽可笑；如果用不同理论去“自说自话”，又难以令人信服。这种泛化还表现在什么都被贴上“学习型组织”的标签，包括培训、企业文化建设、战略规划与业务流程优化、信息技术应用，甚至送温暖活动、兴趣小组、读书会等等……学习型组织建设虽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如果企业的每一项活动都被作为学习型组织的重要内容，那时的学习型组织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很难令人想象。

学习型组织在实践领域的虚化表现为，很多组织把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形式化、表面化，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没有与企业的业务结合；或者只当成领导者个人的“政绩”，到处去“炒作”，实际上是敷衍了事。

第四篇：从组织与管理者角度看执行力

从组织与管理者角度看执行力

执行力无疑是近几年的管理热门话题。畅销书《把信送给加西亚》、《没有任何借口》受到众多企业欢迎，许多企业甚至大量采购人手一本；关于执行力的咨询培训项目遍地开花，“赢在执行力”、“执行力特训营”等讲座培训十分火爆。

执行力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目前所流行的畅销书籍与咨询培训，基本上都是针对基层员工的。影响员工执行力的因素众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两条，一是态度问题，二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有阳奉阴违、工作拖沓等多种表现，但本质上都是不重视，属于不可原谅的错误；能力问题有专业技能欠缺、工作方法不对、分不清轻重缓急等表现，对此组织应该帮助员工提升工作能力。

其实，执行力的核心就是下级贯彻实施上级的命令与意图。要提升执行力，不能仅限于提高下级的执行力，也要提高组织与管理者的执行力。企业要实现管理升级，要做大做强做久，就要面临着提升执行力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组织与管理者的角度，研究如何提升执行力，与大家商榷。

一、组织问题

组织问题包括部门与岗位设置、工作流程、绩效考核、企业文化等方面。从部门与岗位设置看，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进行科学设置。比如在企业初创阶段，部门设置很少，一人身兼数职。在创业初期，这样的机构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反应灵活，节约成本。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员工已经上百甚至几百几千，还没有人力资源等专业部门，就会大大制约企业的发展了。而如果组织机构中还存在着因人设岗、分工不清、等级过长等现象，就更是大大影响执行力。

从工作流程来看，要实现流程简化与科学化。流程简化就是可以省略的步骤省略，可以集体做的事情不要人人都做；流程科学化就是要找对人，做对事。

从绩效考核来看，要具有激励性。当然，激励广义上也可以分为正激励与负激励。如果员工感觉到他工作的回报与付出不成比例，就可能影响执行力。

从企业文化来说，一个具有执行文化的企业有利于形成高效执行的团队。大家都知道军队的执行是最强的，因为军队的执行文化在那里。一个新兵，不管原来多么调皮捣蛋，进入了军队，很快就会明白“下级服从上级”、“军令如山倒”的含义。而军队的这种文化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靠严明的纪律和长期的积累形成的。有执

行力文化的企业，不是看执行力的口号喊得多响，也不是看制度制定地多么详尽，而是看领导是否能带头执行，看如何对待执行与不执行的人。

二、决策正确

管理就是“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相比而言，“做正确的事”更重要，尤其是对于组织与管理者而言，否则就可能犯南辕北辙的错误。有调查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失败，大多是执行力的问题，而中国企业的失败，大多是决策的问题。

关于完善决策，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措施，那就是兼听独断，延后决策。听取多数人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拍板。此外，内外部的智囊团也是必须的。内部要有一些善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有利于发现问题，能够完善决策。外部要善于借力，借助管理咨询培训等专业机构的力量。越是大的决策，越需要慎重。

三、任务清晰

许多管理者在会议上提到了一个工作，过一段时间一问，结果谁也没有动手。原因就是任务不清晰。

首先是任务交代给谁的。有时候管理者并没有明确的指明任务承担者（以为大家应该知道），有时候管理者又把同一件工作交代给不同的人，结果人人负责变成人人都不负责。有个著名的管理小故事，孩子的裤子长了一寸，分别跟姥姥、妈妈、姐姐说了，结果第二天发现短了三寸，因为三个人都剪了，这就是任务多头负责的结果。

关于任务清晰，最重要的就是结果定义。这既需要员工加强领悟力，也需要管理者尽可能地清晰化结果。比如，“今年我们的业绩要实现腾飞”，这不是结果，因为“腾飞”无法量化，但如果是“今年我们的净利润要实现一亿元”，就是结果了。对此，著名管理咨询专家姜汝祥先生有很好的见解，他的《请给我结果》等畅销书中有阐述，并提出了4R执行体系，这里不再赘述。

四、过程控制

许多管理者经常发现，工作布置下去，员工完成的时候却发现与自己的本意相差甚远。许多管理者喜欢说：“具体你怎么做我不管，我只要结果”。这话说来潇洒，但我们真能不管吗？

与其结果来了才后悔，不如做好过程控制。举一个案例，有一个外资企业要在中国委托生产，他们不是前面不管不问最后只要结果，而是派了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对生产过程全程监管，并随时向总部汇报，直到产品顺利完工并运送抵达，他们的工作才结束。

有一句话说得好，人们不做你安排的，只做你检查的。检查就是过程控制，就是纠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越是在前期发现问题，就越能提升执行力。

五、善于授权

有些管理者，总是对下属不放心，什么活都揽给自己。若是下属能力问题，可以培训，但不能包办。如果事事包办，下属就不敢自己做主，就会层层审批，其中任何一位领导的工作延误都会耽误执行力。古代讲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赋予前线的灵活指挥权。作为管理者，既不能事事当甩手掌柜，也不能不敢授权，对于那些影响不是太大的，可以适当放权，哪怕是预料到可能出现错误，也当锻炼新人了。

此外还要设定替代人。如果管理者经常出差，经常不在办公室，而有些工作必须当面才行，那管理者就要设定替代人，在他离岗时有人代替审批、签字。

六、高效沟通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执行力的问题，许多是沟通的问题，例如没有形成追踪反馈的职业习惯。

考过驾照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路考时，教练要求你复述一遍他的口令。比如教练说“右转弯”，你要说“右转弯明白”，而不能简单的说“明白”，否则怎么知道你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呢？这一点可以借鉴到我们的工作中。

因此上下级之间要积极追踪，积极反馈。作为上级，要随时关注交办工作的进展，对工作进行追踪；作为下属，不要等到领导问到时才汇报，而是要在关键环节汇报，让领导放心。同样，上级也要反馈，下级也要追踪。追踪反馈，说到底是一个积极主动与责任心的问题。

总之，要提高执行力不仅仅需要普通员工的努力，也需要组织与管理者的努力。只有上下一心，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提升执行力。

第五篇：从新农合运行角度,破解“看病难”。

从新农合运行角度谈破解农村群众“看病贵”

（2009年5月14日）

卫生部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48.9%的群众有病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其中主要是农民因经济原因难以及时就医。本人从新农合管理角度，谈谈怎样解决农村群众“看病贵”，供大家参考。

一、我县新农合医疗服务和补偿情况

2008年：总就诊人次为20.07万人，其中住院人次为2.42万人次；住院医疗费用为4349.26万元，住院补偿2381.39万元。住院补偿比例为54.75%。

2009年1-4月县乡定点医疗机构：总就诊人次为5.15万人，其中住院人次为11279人次，住院医疗费用为2363.2万元，住院补偿费用为1223.0万元。住院补偿比例为51.75%。

二、运行效果：

新农合制度在我县实施两年多来，“政府得民心、农民得实惠、医疗机构得发展”三大目标得以初步实现。

（一）农民称赞党和政府政策好。由于我县参合人数多，新农合基金相对大，加之各级财政资金及时到位，广大参合农民及时足额得到了补偿，深切体会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关注“三农”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实惠。

（二）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初步缓解。2008年门诊补偿人数17.65万人（次），补偿资金568.6万元，人均补偿32.2元；

综合分析，医疗机构处在风口浪尖。

众所周知，新农合实施的关键在医疗机构，因为医疗机构既是新农合基金的守门人，又是药品市场的垄断者，更是医疗制度改革的直接参与者，“看病贵”的主要责任在医疗机构。主要体现在：

一是滥开药。医院给患者开可开可不开，甚至完全没有必要开的药。一个感冒开上百元钱的药是常有的事，普通抗生素可治愈却偏偏使用三、四代抗生素。二是滥检查。医院给患者作可作可不作，甚至完全没有必要作的检查。一个高档检查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三是乱收费。重复收费、巧立名目收费；四是药价虚高。药的成本只有几元钱，可到患者手里要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一些新特药、垄断药、换个新名称和新包装的药，其价格呈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

其产生的不良后果是：

一是它使药品在市场中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规律。因是别人“埋单”，医疗机构和医生看重的并不一定是药品的质优价廉，而可能是药品回扣的多少，这就必然导致真正的好药不一定好卖；相同品种和质量的药，常常价格低的市场占有率更低，而价格高的因回扣空间大，市场占有率反而更高，所以那些高价“换脸药”才能有很好的销售市场。二是它让医疗机构之间竞争失去应有的公平性。因是别人“埋单”，那些勇于并善于滥开药、滥检查的医疗机构、科室和医生收入则更高，医疗机构发展会更快；而那些老老实实对症下药、注重疗效的医疗机构、科室和医生的收入反而更少，医疗机构的发展速度远不如前者。三是它让一些医疗机构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跟患者合谋共同套

放在帮助农村群众建立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障上。

（作者：思南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副局长——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