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第一篇：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2008）九中民三初字第6号

原告宫维国，男，194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系九江石油化工总厂退休职工，住(略)，身份证号：(略)。

委托代理人李国喜，男，九江石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干部。

委托代理人郑江斌，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九江市庐山区莲花路96号。

法定代表人郭俊杰，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木生，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宫维国与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原告宫维国于2005年4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宫维国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国喜、郑江斌，被告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胡木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就委托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控制软件签订了《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开发的软件是数字化的，并且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机试验，此项目总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为含税价），签订合同后先付肆仟元人民币，完成后再付肆仟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协议于2004年9月完成了控制软件的开发，该软件经被告试验后符合委托协议的要求，被告很快将软件运用到被告生产的产品之中，被告因此按委托开发协议向原告支付了软件开发费。但原、被告在委托开发协议里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即该委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原告。现原、被告因该软件著作权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不清。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

1、依法确认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知盟网计算机软件频道 http:///weiquan/ShowClass.asp?ClassID=153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辩称：2004年元月5日，被告聘用原告宫维国为公司员工，聘用期为3年。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双方就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软件签订了《开发协议书》。原告宫维国开发的涉案软件，是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的，是原告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且主要使用了被告的资金，技术设备，故原告宫维国的软件开发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原告讼争的软件著作权应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另外，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

构（涉案软件已运用于该套机构中，作为控制电路成为该套装置的组成部分）的专利权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宫维国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开发协议属于委托开发合同。

证据

二、借款单一份。证明原告已领取了委托开发经费，原告是受被告所托从事有偿开发服务的。

证据

三、《数字式智能电液控制机构合格证》一份。证明被告已将委托原告开发的软件运用到产品中，原告开发的软件符合被告的技术要求。

被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

一、聘用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在2004年-2007年期间受聘为被告员工。

证据

二、《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软件开发任务。

证据

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份。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专利权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一不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开发关系，相反说明了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完成被告交付其任务的职务行为；证据二不能够证明原告开发软件行为是委托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联性。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二不能证明原告软件开发行为是职务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

结合以上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4年1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三年《聘用合同》，被告安排原告画机械图纸。2004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应该是数字化，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上机试验，在研期间允许原告出差调研，了解相关技术问题，此项目共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1，2000元整（含税价），在签合同后先付4000元人民币作为开发费，完成后再付4000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2004年9月原告完成协议约定的软件开发，实验成功后被运用到被告的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中，产品经检验合格后销往全国各地。在开发期间，被告提供过笔记本电脑给原告使用，并允许原告使用其零部件，同意原告出差到上海了解相关技术问题。至2005年1月4日被告扣除200元个人所得税后共计支付原告开发费11800元。2006年7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实用新型专利，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成为专利权人。而就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著作权，原告认为，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受被告委托的行为，委托协议中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根据法律规定，该委

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于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另查：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由控制部和液压部组成，控制部由压力变送器，位移传感器，加载电磁阀，自锁电磁阀，自保电磁阀，防爆电机，液位继电器，电源、隔离模块，SP值表，PV值表以及控制电路组成；液压部由电机、油泵、机械式阀、电磁阀及被控油缸相连的阀体、储能器、过滤器构成。控制电路由可编程控制器PLC、放大器构成。

本院认为，软件开发者对于自己独立开发的软件所享有的著作权应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原告宫维国受聘于被告处从事机械描图工作，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工作职责并未明确规定在原、被告之间的聘用合同之中。被告就涉案软件开发事项，利用原告机械方面的技术及软件编程知识委托原告进行开发，并与原告另行签订委托开发协议，该协议对委托事项，开发周期，成果交付，开发经费等事项都有明确的约定。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宫维国是受被告委托进行涉案软件的开发，原告宫维国是完成系争软件作品的设计人。现被告辩称系争软件著作权属于自己而非原告，其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于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法定要件有明确规定。其中，关于公民在单位任职期间，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或者主要使用了法人的资金，专用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技术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承担责任的软件，则该软件的著作权属于法人的规定，是判断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重要标准。被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开发系争软件属原告本职范围内的工作，以及是被告针对原告本职工作明确指定给原告的开发任务。被告辩称原告在开发涉案软件时利用了被告的手提电脑、零部件，以及被告准许原告到上海调研构成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本院认为，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应当是该物质技术条件在设计人开发软件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只是对原告开发软件提供方便、资金支持和相关辅助，而原告开发的软件已为被告无偿使用，被告尚不能证明原告主要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被告的这一反驳理由缺乏充分证据的支持，难以成立。被告辩称，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早已于2006年7月5日依法获得了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因此包含在该控制机构中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著作权早有定论。本院认为，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自动取得，该软件著作权不以该软件因用于他人产品之中发生转移，也随之发生转移。经查，本案中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是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即该产品所具有的某些新的技术特征，体现于产品形状，构造之中的实用新型受专利法保护。本案所涉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尽管已被用于被告的产品之中，但原告诉请要求保护的对象是该软件的计算机程序及有关文档，保护的内容是可以由计算机等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程序以及用来构成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故原告诉请的涉案软件，根据《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开发的系争软件虽用于被告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但该软件的著作权并未转移，被告并未当然取得该软件的著作权。综上所述，原告开发的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并非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并与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的工作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原告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石 琴

审 判 员 张 薇

代理审判员 陈 克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俐瑞

第二篇：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2008）九中民三初字第6号

原告宫维国，男，194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系九江石油化工总厂退休职工，住(略)，身份证号：(略)。

委托代理人李国喜，男，九江石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干部。

委托代理人郑江斌，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九江市庐山区莲花路96号。

法定代表人郭俊杰，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木生，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宫维国与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原告宫维国于2005年4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宫维国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国喜、郑江斌，被告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胡木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就委托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控制软件签订了《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开发的软件是数字化的，并且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机试验，此项目总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为含税价），签订合同后先付肆仟元人民币，完成后再付肆仟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协议于2004年9月完成了控制软件的开发，该软件经被告试验后符合委托协议的要求，被告很快将软件运用到被告生产的产品之中，被告因此按委托开发协议向原告支付了软件开发费。但原、被告在委托开发协议里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即该委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原告。现原、被告因该软件著作权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不清。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

1、依法确认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知盟网计算机软件频道 http://www.xiexiebang.com/weiquan/ShowClass.asp?ClassID=153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辩称：2004年元月5日，被告聘用原告宫维国为公司员工，聘用期为3年。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双方就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软件签订了《开发协议书》。原告宫维国开发的涉案软件，是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的，是原告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且主要使用了被告的资金，技术设备，故原告宫维国的软件开发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原告讼争的软件著作权应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另外，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涉案软件已运用于该套机构中，作为控制电路成为该套装置的组成部分）的专利权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宫维国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开发协议属于委托开发合同。

证据

二、借款单一份。证明原告已领取了委托开发经费，原告是受被告所托从事有偿开发服务的。

证据

三、《数字式智能电液控制机构合格证》一份。证明被告已将委托原告开发的软件运用到产品中，原告开发的软件符合被告的技术要求。

被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

一、聘用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在2004年-2007年期间受聘为被告员工。

证据

二、《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软件开发任务。

证据

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份。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专利权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一不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开发关系，相反说明了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完成被告交付其任务的职务行为；证据二不能够证明原告开发软件行为是委托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联性。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二不能证明原告软件开发行为是职务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

结合以上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4年1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三年《聘用合同》，被告安排原告画机械图纸。2004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应该是数字化，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上机试验，在研期间允许原告出差调研，了解相关技术问题，此项目共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1，2000元整（含税价），在签合同后先付4000元人民币作为开发费，完成后再付4000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2004年9月原告完成协议约定的软件开发，实验成功后被运用到被告的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中，产品经检验合格后销往全国各地。在开发期间，被告提供过笔记本电脑给原告使用，并允许原告使用其零部件，同意原告出差到上海了解相关技术问题。至2005年1月4日被告扣除200元个人所得税后共计支付原告开发费11800元。2006年7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实用新型专利，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成为专利权人。而就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著作权，原告认为，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受被告委托的行为，委托协议中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根据法律规定，该委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于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另查：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由控制部和液压部组成，控制部由压力变送器，位移传感器，加载电磁阀，自锁电磁阀，自保电磁阀，防爆电机，液位继电器，电源、隔离模块，SP值表，PV值表以及控制电路组成；液压部由电机、油泵、机械式阀、电磁阀及被控油缸相连的阀体、储能器、过滤器构成。控制电路由可编程控制器PLC、放大器构成。

本院认为，软件开发者对于自己独立开发的软件所享有的著作权应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原告宫维国受聘于被告处从事机械描图工作，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工作职责并未明确规定在原、被告之间的聘用合同之中。被告就涉案软件开发事项，利用原告机械方面的技术及软件编程知识委托原告进行开发，并与原告另行签订委托开发协议，该协议对委托事项，开发周期，成果交付，开发经费等事项都有明确的约定。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宫维国是受被告委托进行涉案软件的开发，原告宫维国是完成系争软件作品的设计人。现被告辩称系争软件著作权属于自己而非原告，其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于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法定要件有明确规定。其中，关于公民在单位任职期间，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或者主要使用了法人的资金，专用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技术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承担责任的软件，则该软件的著作权属于法人的规定，是判断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重要标准。被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开发系争软件属原告本职范围内的工作，以及是被告针对原告本职工作明确指定给原告的开发任务。被告辩称原告在开发涉案软件时利用了被告的手提电脑、零部件，以及被告准许原告到上海调研构成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本院认为，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应当是该物质技术条件在设计人开发软件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只是对原告开发软件提供方便、资金支持和相关辅助，而原告开发的软件已为被告无偿使用，被告尚不能证明原告主要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被告的这一反驳理由缺乏充分证据的支持，难以成立。被告辩称，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早已于2006年7月5日依法获得了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因此包含在该控制机构中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著作权早有定论。本院认为，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自动取得，该软件著作权不以该软件因用于他人产品之中发生转移，也随之发生转移。经查，本案中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是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即该产品所具有的某些新的技术特征，体现于产品形状，构造之中的实用新型受专利法保护。本案所涉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尽管已被用于被告的产品之中，但原告诉请要求保护的对象是该软件的计算机程序及有关文档，保护的内容是可以由计算机等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程序以及用来构成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故原告诉请的涉案软件，根据《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开发的系争软件虽用于被告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但该软件的著作权并未转移，被告并未当然取得该软件的著作权。综上所述，原告开发的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并非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并与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的工作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原告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石 琴

审 判 员 张 薇

代理审判员 陈 克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俐瑞

第三篇：俞进军诉杨凡、崔麟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俞进军诉杨凡、崔麟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一中民终字第95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进军，男，汉族，1970年11月出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干事，住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稻香西里1号楼1210号。

委托代理人朱赤汇，北京市一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凡，男，汉族，1964年1月出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演员，住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武警8号楼0106号。

委托代理人杨光，内蒙古典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江明，北京市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麟，男，回族，1963年7月5日出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住北京市宣武区滨河里27楼24号。

委托代理人杨光，内蒙古典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越，北京市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进军、上诉人杨凡、崔麟因著作权权属纠纷（一审案由为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12日作出的（2003）海民初字第2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3年8月14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03年10月14日和2003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俞进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朱赤汇，上诉人杨凡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光、朱江明，上诉人崔麟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光、孙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

一、关于《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简称剧本二稿）的著作权。根据俞进军与杨凡、崔麟订立的合同可以确认双方是委托创作关系，因为三人没有约定著作权归属，故著作权属于受托人俞进军。从俞进军提供的证据看，俞进军是剧本的持有者，商借函能够证明俞进军在固定的时间和场所内从事了二稿的写作，证人证言能够补充证明俞进军完成二稿创作的时间、地点等情况。作为剧本的约定作者，俞进军提供了创作时间、创作剧本的证据，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杨凡、崔麟如有异议应承担相反的举证责任。杨凡、崔麟提举了创作剧本二稿的参与人和创作过程，与俞进军主张的写作时间没有先后之别，但杨凡、崔麟的证据不能推翻俞进军的主张。此外，俞进军与杨凡、崔麟均认为2002年8月2日俞进军声明放弃的著作权是针对俞进军写作的所有剧本，这说明杨凡、崔麟还是认可俞进军写作的内容不仅仅是剧本一稿。重德公司向俞进军支付了8万元，放弃声明里也明确提到8万元不退，可以证明剧本二稿不可能与俞进军无关。故剧本二稿为俞进军创作的可信度较高。

二、关于胁迫。俞进军主张其系在胁迫之下签署了放弃剧本著作权的声明，但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三、关于放弃声明。当事人有权自行处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俞进军采用放弃的形式处理《中国特警》剧本著作权的财产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但俞进军与杨凡、崔麟设立了有关剧本的合作协议，与重德公司订立了摄制权转让协议，两份协议都为俞进军设立了合同义务，受合作协议的制约，俞进军必须允许三人共同认可的合作方以拍摄电视剧的方式使用其剧本，受后一份协议的制约，尤其在重德公司已付对价的情况下，俞进军也须保证重德公司取得剧本的拍摄权，因此，俞进军在放弃声明里不应侵犯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从俞进军交给杨凡、崔麟放弃声明、重德公司同意杨凡、崔麟代替俞进军重新签订合同的事实看俞进军没有违反协议，重德公司同意俞进军与其解除合同的声明，俞进军放弃的财产权也有意归属了杨凡、崔麟。杨凡、崔麟作为使用剧本的共有人，对剧本享有拍摄权，故其先占的事实既符合共有人的法律规定，也符合取得无主物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原则，故对俞进军的主张不予以支持。剧本的精神权利与人的身份有关，具有不可转让和不得放弃的特点，故放弃署名权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应予以支持。剧本属于精神权利受限的作品。影视作品需要巨额的投资和多方主体的合作才能完成，为促使剧本最后能够变成影视作品，作者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不应阻碍影视作品的完成。俞进军在诉讼中对杨凡、崔麟的修改一直没有提出异议，说明其同意杨凡、崔麟将其作品修改直至拍成电视剧，但这种使用仅限于为拍摄影视作品使用，并不能解释为包括杨凡、崔麟在内的第三人可以以拍摄之外的方式使用。所谓“放弃署名权”，只能解释为作者同意不署名，而不意味着他人在其作品上有权署名。综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俞进军为《中国特警》（暂定名）剧本的作者，享有该剧本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empirenews.page--] 一审宣判后，俞进军、杨凡、崔麟均不服上述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

俞进军上诉称：俞进军系在杨凡、崔麟对其进行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签署放弃《中国特警》剧本著作权声明的，该声明违背了俞进军的意志，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据此，俞进军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俞进军享有电视剧《中国特警》剧本全部著作权。

杨凡、崔麟上诉称：2001年3月，杨凡、崔麟与俞进军签订合作创作合同，开始合作创作《中国特警》剧本。创作主要由杨凡口述，由崔麟创作部分内容或将杨凡口述的内容用文字剧本的方式表现出来，俞进军主要负责记录。之后，由俞进军执笔完成的剧本故事梗概质量很差。2001年6月5日，在杨凡、崔麟不知情的情况下，俞进军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第一制片分公司（简称制片分公司）签订了“版权购买合同书”。但俞进军完成的剧本一稿未通过审读。因俞进军违反了与杨凡、崔麟的协议，故杨凡、崔麟口头通知俞进军解除合作关系。2001年11月，杨凡、崔麟开始与刘壮合作，由刘壮执笔，在其他人的参与下，于2002年1月完成《中国特警》剧本一稿，由杨凡送武警政治部宣传部审读。后经杨凡、崔麟等人多次修改，完成剧本六稿。本案争议的剧本并非俞进军创作完成，其不应享有著作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并驳回俞进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俞进军创作的《中国特警》剧本一稿。

200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第一制片分公司）提出了筹拍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的可行性报告，策划为：杨凡、崔麟、高敏茹。2000年11月21日，北京电影制片厂提出了拍摄方案。同时，致函武警总部，希望得到武警总部的支持，并报送了电视剧的策划书、拍摄方案、可行性报告。

杨凡、崔麟因工作忙，且不会使用电脑，欲寻一人执笔创作《中国特警》剧本。此间遇到俞进军，因俞进军称擅长文学创作，又对杨凡、崔麟关于《中国特警》的创意和素材感兴趣，故三人决定合作。2001年3月28日，俞进军与杨凡、崔麟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杨凡、俞进军、崔麟三人本着精诚团结，互惠互利，保证各自基本利益前提下，共同合作，策划并创作二十集连续剧《中国特警》。并约定剧本作者为俞进军，杨凡出任男主角，崔麟出任主线贯穿人物角色，三人均为策划人。保证俞进军创作费每集人民币一万元。不论与任何方合作，三人都共同遵守上述原则，同进同退，一荣均荣，一辱均辱。

经杨凡、崔麟介绍，俞进军结识了制片分公司的制片人高敏茹。2001年6月5日，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书，约定制片分公司在3年内享有对俞进军的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暂定名）》剧本进行创作、改编、审定及拍摄的权利，制片分公司支付俞进军创作版权费，每集8000元，按三期支付。创作前支付20％，完成10集支付30％，全部完成后再支付50％。签约后，俞进军执笔，创作完成了剧本一稿，制片分公司送武警总部审读，并先后支付俞进军稿酬8万元。2001年12月6日，武警总部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丁临一出具了审读意见，指出了剧本的不足，认为该剧本尚需较大内容的修改。[!--empirenews.page--] 经杨凡、崔麟介绍，俞进军结识了重德公司经理邓锦雄。杨凡、崔麟称，其并不知道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约的情况，其是在重德公司表示愿意投资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后，电话通知高敏茹时，才得知俞进军已私自与制片分公司订立了合同。杨凡、崔麟认为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订立合同时，剧本尚未完成，故俞进军出卖的是杨凡、崔麟的创意和素材。因俞进军违反了三人协议，杨凡、崔麟遂通知俞进军，解除与俞进军的合作关系。杨凡、崔麟并将该情况通知了高敏茹，高敏茹遂决定与俞进军解除合同。

2001年12月17日，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订了解除原“剧本《中国特警》版权购买合同书”的协议。次日，俞进军与海南重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重德公司）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书，约定俞进军将《中国特警》（暂定名）的（电视、影视）剧本的创作、改编、审定及拍摄权出售给重德公司。重德公司支付给制片分公司8万元版权费。俞进军于2001年12月17日出具受到重德公司稿酬8万元的收条。杨凡、崔麟称，俞进军系在杨凡、崔麟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重德公司签约的。杨凡、崔麟认为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约出售的是其剧本一稿，而一稿只是由俞进军执笔，其创作素材、情节构思均是杨凡、崔麟口述给俞进军的，因此一稿是合作作品，俞进军不应独自享有制片分公司支付的8万元稿酬。

上述事实有可行性报告、拍 摄方案、策划书、信函、高敏茹证言、合同、剧本一稿、审读意见、收款收条、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二、关于俞进军签署的放弃声明。

2002年8月2日，俞进军签署了一份声明，主要内容为：本人俞进军于2001年12月18日与重德公司签订的《中国特警》“版权购买合同书”声明作废。有关20集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的版权归属问题与本人无关。并由此而派生出的一切副产品（包括出书、音像制品等）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俞进军特与重德公司郑重声明：放弃《中国特警》版权所有权，及署名权，并保留重德公司给付的80000元稿酬所有权（个人所得税由本人承担）。

俞进军提出，该声明系在杨凡、崔麟的威胁下被迫签署的，并提供了李晓强的证言和律师的调查笔录，以及律师与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凤一飞的谈话笔录用以证明该主张。

李晓强在2003年1月17日出具的证言中称：俞进军与杨凡、崔麟在李晓强的房间谈话大约40分钟左右，其当时并不在现场。在2003年1月17日俞进军的委托代理人所做调查笔录中，李晓强的陈述与前述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并提到听俞进军说受到杨凡等的威胁，签署了声明。在2003年1月24日俞进军的委托代理人所做调查笔录中，李晓强称2002年8月2日，杨凡让李晓强约俞进军到李晓强宿舍。俞进军进门后，杨凡和崔麟将带来的协议让俞进军签字，俞进军不签，杨凡大骂俞进军，并向俞进军挥拳，俞进军不情愿地在协议上签字了。同日，李晓强又出具了一份证言，内容与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基本一致。2003年3月5日，一审法院对李晓强进行了询问，其陈述与2002年8月2日的证言基本一致。在俞进军的委托代理人与凤一飞的谈话笔录中，凤一飞陈述称，俞进军事后曾向其反映受到杨凡威胁的情况。凤一飞同时还陈述相信此事是真的，但没有进行调查。其他证人，只是表述听到了俞进军在事后的陈述，并没有亲自经历发生在房间里的事实。[!--empirenews.page--] 俞进军称，弃权声明涉及的是俞进军创作的剧本二稿，而杨凡、崔麟认为俞进军只创作了剧本一稿，该弃权声明与剧本二稿没有关系。

就俞进军签署该弃权声明的缘由，杨凡、崔麟的解释称，因俞进军自制片分公司取得8万元稿酬，而俞进军系将应归三人共有的剧本出售，故杨凡、崔麟向俞进军追索稿酬。此时，俞进军才告知杨凡、崔麟其已与重德公司签约，该8万元系重德公司所付。为了达到独吞稿酬的目的，俞进军主动签署了弃权声明，保证以后不再干预拍摄。该声明针对的是重德公司，而非杨凡、崔麟。重德公司给付俞进军稿酬只是为了锁定《中国特警》这个题材。因俞进军同意解除与重德公司的协议，杨凡、崔麟为使《中国特警》得以拍摄，同意不再追究稿酬问题。

上述事实有声明、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三、关于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的拍摄。

2002年4月4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简称广电总局）授予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国武装特警》电视剧制作许可证。2002年7月19日，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致函广电总局，认为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剧本通过审读，可以拍摄。2002年8月6日，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剧制作中心与重德公司、北京一代天骄广告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约定获准拍摄题材批复后正式签订合同，拍摄由崔麟、杨凡编剧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2002年8月7日，崔麟、杨凡与重德公司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书，同意由重德公司享有《中国特警》剧本的改编、审定权。2002年9月20日，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剧制作中心、北京一代天骄广告公司函致重德公司，合作意向书终止履行。后重德公司退出《中国特警》电视剧的拍摄，现该电视剧已录制完成。

以上事实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合作意向书、版权购买合同书、“关于终止《合作意向书》的函”、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四、关于《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的创作。

俞进军在本案中主张的是《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的著作权。杨凡、崔麟则认为俞进军只创作过一稿，根本不存在俞进军创作的二稿。俞进军主张的二稿，实际上是由杨凡、崔麟创作的三稿。

俞进军和杨凡、崔麟均认可俞进军创作的剧本一稿与其主张的二稿的内容有较大差异。

俞进军称其主张的剧本二稿的完成时间为2002年1月25日。为证明其是作者，俞进军向法庭提供了剧本二稿，制片分公司致武警总部政治宣传部商借函原件、丁临一于2002年2月19日关于《中国特警》二稿肯定性的审读意见及邓锦雄、朱文斌、金鹏翔、韩水平等人的证言。

商借函系由制片分公司于2001年10月25日出具的，主要内容是请求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批准俞进军自2001年11月1日起到2002年元月1日止进行《中国特警（暂定名）》剧本的后期修改工作。此外，商借函还载有如下内容：“但目前的剧本仅是初稿，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我方在综合各方面（包括贵部所提修改意见）后，认为该剧本应再做进一步修改„„”。制片分公司于2003年2月24日出具证明，认为盖有制片分公司印章的“商借函”并非制片分公司出具，并提出，丁临一系2001年12月6日出具审读意见，商借函是2001年10月25日出具的，在没有得到武警总部审读意见之前，制片分公司没有依据和理由商借俞进军修改剧本。制片分公司同时提供了2001年用章登记记录，该记录中没有关于商借函用章的记载。经武警总部宣传部文化处处长张恒光核实，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并无该商借函存档。杨凡、崔麟否认存在借用俞进军修改剧本的事实，认为如果存在商借的话，那么商借函的原件应该在俞进军的所在单位，而不应该在俞进军手中。俞进军称商借函的原件来自重德公司的邓锦雄。[!--empirenews.page--] 丁临一的审读意见中无关于作者的内容，并且俞进军提供的审读意见内容经过篡改。

邓锦雄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称，其购买的剧本作者的身份不清，其从制片分公司买的是俞进军的一稿，并向俞进军交待了修改要求。一直到二稿修改完毕，其没有和俞进军通电话或者见面，都是与杨凡、崔麟联系。朱文斌的证言主要是证明俞进军向其请教如何把握和修改后期的剧本。金鹏翔的证言主要是证明2002年元月，俞进军在电脑中的后五集稿件丢失后，由其帮助搜索恢复（第135页－173页）。俞进军的同学韩水平出具证言证明2001年12月，其在俞进军的宿舍读过俞进军的修改稿。朱文斌、金鹏翔、韩水平未出庭作证，杨凡、崔麟对其证言予以否认。对于邓锦雄的证言，杨凡、崔麟认为，证言内容前后矛盾，并且证明他从没有目睹过俞进军创作了剧本二稿，不能证明俞进军是作者。杨凡、崔麟还主张俞进军持有的剧本二稿是俞进军从邓锦雄处取得的，并非俞进军所写，但邓锦雄否定此说法。

杨凡、崔麟为证明其是俞进军主张的《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的作者，向本院提供了1-6稿剧本的打印件，以及4集剧本的手写稿，并提出剧本中很多情节都是杨凡的亲身经历，如杨凡父亲病故、与妻子的矛盾等。

对于手稿，俞进军在二审开庭过程中表示认可，并当庭陈述：手稿的内容都采用了。当时我每写完一集，他们就看一集，进行修改，他们修改都是手写。这些手稿都是他们拿给我看后，他们再拿走，我没有留下。对于杨凡的个人经历，俞进军表示在剧本中也使用了。杨凡、崔麟对俞进军的陈述表示异议，提出他们从来没有将这些手稿交给过俞进军，杨凡的个人经历也没有告诉过俞进军。如果手稿交给了俞进军，那么这些手稿就应当在俞进军手中，俞进军将手稿用后再交还杨凡、崔麟不合情理。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杨凡提出剧本第十九集有在飞机上关于孙子兵法的讨论的情节，要求俞进军当庭复述。俞进军称，这些细节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杨凡、崔麟为证明其是争议剧本的作者，还提供了证人证言。其中，丁临一的证言证明，其未直接接触过作者，不清楚作者是谁。李吉荣的证言证明杨凡已将《中国特警》的故事构思好，巧遇俞进军说能帮助杨写，二人决定一起做。高敏茹的证言证明杨凡告知其关于《中国特警》的整体构思，二人约定其负责筹措资金，杨凡负责剧本的策划和创作；杨凡介绍俞进军为《中国特警》执笔人，并安排其体验生活，当俞进军将他写的故事梗概给高敏茹看时，高敏茹认为其写作水平太差；俞进军背着杨凡、崔麟与高敏茹签约，谎称杨凡、崔麟清楚此事；杨凡引见了投资方邓锦雄，制片分公司与俞进军解除了合同。制片分公司副总曹彪的证言证明其公司高敏茹联系了此事，《中国特警》是杨凡、崔麟多年运作的成果，俞进军只是后来加入的执笔人，由于其剧本不能用，制片分公司与其解除了合同。刘壮的证言证明2001年11月至2002年7月其与杨凡、崔麟创作并修改了5稿，剧本主要内容是杨凡、崔麟讲述的，刘壮为剧本的文学统筹。有关特警专业术语和特警日常训练以及处置突发事件时的战术程序由特警学院相关人员王德权、徐春雷、梁行永、姚德强等人参与创作。徐春雷、王德权均到庭证明其参与创作了上述专业部分，并证明剧本的主要工作系杨凡、崔麟完成。杨凡、崔麟口述，王德权还负责打字、记录。俞进军认为，其与制片分公司系杨凡介绍的，俞进军背着杨凡、崔麟与制片分公司签约的理由不成立；刘壮等人参与创作的稿件晚于俞进军二稿完成的时间，不应以刘壮等人参与创作来否定俞进军完成了剧本二稿。[!--empirenews.page--] 丁临一于2002年2月19日出具《中国特警》（二稿）审读意见，认为该剧本已基本成型，并提出建议修改意见为：“

一、第11集（第99页）因囚犯逃逸及袭警的情节画面可用背景画处理交待„„”。俞进军提供的该审读意见复印件只有一页，没有关于修改意见的部分。而杨凡、崔麟提交的该审读意见系两页，内容完整。俞进军认可杨凡、崔麟提交的该审读意见。杨凡、崔麟提出，俞进军之所以篡改该审读意见，是因为在审读意见中提到的应修改的第99页与杨凡、崔麟提交的剧本三稿是对应的，而与俞进军主张的剧本二稿不对应，因此送审的剧本应是杨凡、崔麟的剧本三稿。

杨凡、崔麟的剧本三稿与俞进军主张的剧本二稿的内容基本一致。剧本六稿是拍摄稿，由崔麟、杨凡于2002年8月28日在北京市版权局以著作权人身份进行了版权登记，并于2002年9月13日获得登记证书。

上述事实有俞进军提供的剧本二稿打印件、商借函原件、审读意见、证人证言，杨凡、崔麟提供的剧本1-6稿打印件、剧本部分手稿、证人证言、版权登记证书、审读意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俞进军若主张对剧本二稿独立享有著作权，应证明该作品系其独自创作 完成。

俞进军为证明其是创作剧本二稿的作者，主要提供了剧本、审读意见、商借函以及证人证言。由于其提供的剧本系打印件，在存在从他处取得该剧本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仅凭持有剧本不能证明该剧本是俞进军创作的。审读意见中并无关于剧本作者或者剧本创作过程的内容，不能证明俞进军是剧本的作者。商借函上虽然加盖有制片分公司的印章，但是制片分公司印章使用记录中并无该商借函的记载，制片分公司也否认存在商借俞进军从事二稿创作的事实。俞进军持有的该商借函的原件并非来自其工作单位，俞进军的工作单位也没有该商借函的存档。从商借函的内容上看，商借函系由制片分公司于2001年10月25日出具的，商借函中载有“我方在综合各方面（包括贵部所提修改意见）后，认为该剧本应再做进一步修改„„”，但是，根据查明的事实，丁临一出具审读意见的时间是2001年12月6日，在该商借函的落款时间之后，因此，商借函的内容与事实是矛盾的。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看出，商借函不能证明存在制片分公司借用俞进军从事剧本二稿创作的事实。为俞进军出具证言的证人朱文斌、金鹏翔、韩水平未出庭作证，在杨凡、崔麟对他们的证言提出异议，并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这些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本院对这些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邓锦雄并未目睹俞进军创作剧本二稿，故其证言也不能直接证明俞进军从事了剧本二稿的创作。因此，俞进军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是剧本二稿的作者。一审法院认定商借函和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俞进军存在创作的时间和地点，没有证据支持，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empirenews.page--] 虽然俞进军与杨凡、崔麟曾约定俞进军为《中国特警》剧本的作者，但是双方认可，俞进军完成的是剧本一稿的创作，该剧本与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剧本内容有很大差异，在俞进军没有证据证明剧本二稿是其创作的情况下，其不能按照该合同约定作为剧本二稿的作者主张著作权。

同理，因俞进军不能证明其参与了剧本二稿的创作，则其签署的弃权声明也不能证明是针对剧本二稿。杨凡、崔麟对俞进军签署该弃权声明的解释合乎情理。

杨凡、崔麟为证明其是创作剧本二稿的作者，提供了4集剧本的手写原稿，以及剧本1-6稿的打印件，同时，参与创作或提供素材的刘壮、李吉荣、徐春雷、梁行永、王德权等提供了证人证言，证明争议剧本主要由杨凡、崔麟创作完成。这些证据多为直接证据，与俞进军提供的证据相比，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因此，杨凡、崔麟是争议剧本的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

综上，一审判决关于剧本二稿为俞进军创作的可信度较高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其基于该认定确认俞进军是争议剧本作者，享有该剧本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成权和修改权的结论错误，本院予以撤销。

第四篇：俞进军诉杨凡、崔麟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俞进军诉杨凡、崔麟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一中民终字第95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俞进军，男，汉族，1970年11月出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干事，住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稻香西里1号楼1210号。

委托代理人朱赤汇，北京市一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凡，男，汉族，1964年1月出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文工团演员，住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武警8号楼0106号。

委托代理人杨光，内蒙古典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江明，北京市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麟，男，回族，1963年7月5日出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住北京市宣武区滨河里27楼24号。

委托代理人杨光，内蒙古典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越，北京市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俞进军、上诉人杨凡、崔麟因著作权权属纠纷（一审案由为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12日作出的（2003）海民初字第2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3年8月14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03年10月14日和2003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俞进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朱赤汇，上诉人杨凡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光、朱江明，上诉人崔麟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光、孙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

一、关于《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简称剧本二稿）的著作权。根据俞进军与杨凡、崔麟订立的合同可以确认双方是委托创作关系，因为三人没有约定著作权归属，故著作权属于受托人俞进军。从俞进军提供的证据看，俞进军是剧本的持有者，商借函能够证明俞进军在固定的时间和场所内从事了二稿的写作，证人证言能够补充证明俞进军完成二稿创作的时间、地点等情况。作为剧本的约定作者，俞进军提供了创作时间、创作剧本的证据，举证责任已经完成。杨凡、崔麟如有异议应承担相反的举证责任。杨凡、崔麟提举了创作剧本二稿的参与人和创作过程，与俞进军主张的写作时间没有先后之别，但杨凡、崔麟的证据不能推翻俞进军的主张。此外，俞进军与杨凡、崔麟均认为2002年8月2日俞进军声明放弃的著作权是针对俞进军写作的所有剧本，这说明杨凡、崔麟还是认可俞进军写作的内容不仅仅是剧本一稿。重德公司向俞进军支付了8万元，放弃声明里也明确提到8万元不退，可以证明剧本二稿不可能与俞进军无关。故剧本二稿为俞进军创作的可信度较高。

二、关于胁迫。俞进军主张其系在胁迫之下签署了放弃剧本著作权的声明，但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三、关于放弃声明。当事人有权自行处理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俞进军采用放弃的形式处理《中国特警》剧本著作权的财产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但俞进军与杨凡、崔麟设立了有关剧本的合作协议，与重德公司订立了摄制权转让协议，两份协议都为俞进军设立了合同义务，受合作协议的制约，俞进军必须允许三人共同认可的合作方以拍摄电视剧的方式使用其剧本，受后一份协议的制约，尤其在重德公司已付对价的情况下，俞进军也须保证重德公司取得剧本的拍摄权，因此，俞进军在放弃声明里不应侵犯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从俞进军交给杨凡、崔麟放弃声明、重德公司同意杨凡、崔麟代替俞进军重新签订合同的事实看俞进军没有违反协议，重德公司同意俞进军与其解除合同的声明，俞进军放弃的财产权也有意归属了杨凡、崔麟。杨凡、崔麟作为使用剧本的共有人，对剧本享有拍摄权，故其先占的事实既符合共有人的法律规定，也符合取得无主物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原则，故对俞进军的主张不予以支持。剧本的精神权利与人的身份有关，具有不可转让和不得放弃的特点，故放弃署名权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应予以支持。剧本属于精神权利受限的作品。影视作品需要巨额的投资和多方主体的合作才能完成，为促使剧本最后能够变成影视作品，作者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不应阻碍影视作品的完成。俞进军在诉讼中对杨凡、崔麟的修改一直没有提出异议，说明其同意杨凡、崔麟将其作品修改直至拍成电视剧，但这种使用仅限于为拍摄影视作品使用，并不能解释为包括杨凡、崔麟在内的第三人可以以拍摄之外的方式使用。所谓“放弃署名权”，只能解释为作者同意不署名，而不意味着他人在其作品上有权署名。综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俞进军为《中国特警》（暂定名）剧本的作者，享有该剧本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

一审宣判后，俞进军、杨凡、崔麟均不服上述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

俞进军上诉称：俞进军系在杨凡、崔麟对其进行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签署放弃《中国特警》剧本著作权声明的，该声明违背了俞进军的意志，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据此，俞进军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俞进军享有电视剧《中国特警》剧本全部著作权。

杨凡、崔麟上诉称：2001年3月，杨凡、崔麟与俞进军签订合作创作合同，开始合作创作《中国特警》剧本。创作主要由杨凡口述，由崔麟创作部分内容或将杨凡口述的内容用文字剧本的方式表现出来，俞进军主要负责记录。之后，由俞进军执笔完成的剧本故事梗概质量很差。2001年6月5日，在杨凡、崔麟不知情的情况下，俞进军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第一制片分公司（简称制片分公司）签订了“版权购买合同书”。但俞进军完成的剧本一稿未通过审读。因俞进军违反了与杨凡、崔麟的协议，故杨凡、崔麟口头通知俞进军解除合作关系。2001年11月，杨凡、崔麟开始与刘壮合作，由刘壮执笔，在其他人的参与下，于2002年1月完成《中国特警》剧本一稿，由杨凡送武警政治部宣传部审读。后经杨凡、崔麟等人多次修改，完成剧本六稿。本案争议的剧本并非俞进军创作完成，其不应享有著作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并驳回俞进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俞进军创作的《中国特警》剧本一稿。

200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第一制片分公司）提出了筹拍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的可行性报告，策划为：杨凡、崔麟、高敏茹。2000年11月21日，北京电影制片厂提出了拍摄方案。同时，致函武警总部，希望得到武警总部的支持，并报送 了电视剧的策划书、拍摄方案、可行性报告。

杨凡、崔麟因工作忙，且不会使用电脑，欲寻一人执笔创作《中国特警》剧本。此间遇到俞进军，因俞进军称擅长文学创作，又对杨凡、崔麟关于《中国特警》的创意和素材感兴趣，故三人决定合作。2001年3月28日，俞进军与杨凡、崔麟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杨凡、俞进军、崔麟三人本着精诚团结，互惠互利，保证各自基本利益前提下，共同合作，策划并创作二十集连续剧《中国特警》。并约定剧本作者为俞进军，杨凡出任男主角，崔麟出任主线贯穿人物角色，三人均为策划人。保证俞进军创作费每集人民币一万元。不论与任何方合作，三人都共同遵守上述原则，同进同退，一荣均荣，一辱均辱。

经杨凡、崔麟介绍，俞进军结识了制片分公司的制片人高敏茹。2001年6月5日，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书，约定制片分公司在3年内享有对俞进军的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暂定名）》剧本进行创作、改编、审定及拍摄的权利，制片分公司支付俞进军创作版权费，每集8000元，按三期支付。创作前支付20％，完成10集支付30％，全部完成后再支付50％。签约后，俞进军执笔，创作完成了剧本一稿，制片分公司送武警总部审读，并先后支付俞进军稿酬8万元。2001年12月6日，武警总部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丁临一出具了审读意见，指出了剧本的不足，认为该剧本尚需较大内容的修改。

经杨凡、崔麟介绍，俞进军结识了重德公司经理邓锦雄。杨凡、崔麟称，其并不知道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约的情况，其是在重德公司表示愿意投资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后，电话通知高敏茹时，才得知俞进军已私自与制片分公司订立了合同。杨凡、崔麟认为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订立合同时，剧本尚未完成，故俞进军出卖的是杨凡、崔麟的创意和素材。因俞进军违反了三人协议，杨凡、崔麟遂通知俞进军，解除与俞进军的合作关系。杨凡、崔麟并将该情况通知了高敏茹，高敏茹遂决定与俞进军解除合同。

2001年12月17日，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订了解除原“剧本《中国特警》版权购买合同书”的协议。次日，俞进军与海南重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重德公司）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书，约定俞进军将《中国特警》（暂定名）的（电视、影视）剧本的创作、改编、审定及拍摄权出售给重德公司。重德公司支付给制片分公司8万元版权费。俞进军于2001 年12月17日出具受到重德公司稿酬8万元的收条。杨凡、崔麟称，俞进军系在杨凡、崔麟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重德公司签约的。杨凡、崔麟认为俞进军与制片分公司签约出售的是其剧本一稿，而一稿只是由俞进军执笔，其创作素材、情节构思均是杨凡、崔麟口述给俞进军的，因此一稿是合作作品，俞进军不应独自享有制片分公司支付的8万元稿酬。

上述事实有可行性报告、拍摄方案、策划书、信函、高敏茹证言、合同、剧本一稿、审读意见、收款收条、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二、关于俞进军签署的放弃声明。

2002年8月2日，俞进军签署了一份声明，主要内容为：本人俞进军于2001年12月18日与重德公司签订的《中国特警》“版权购买合同书”声明作废。有关20集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的版权归属问题与本人无关。并由此而派生出的一切副产品（包括出书、音像制品等）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俞进军特与重德公司郑重声明：放弃《中国特警》版权所有权，及署名权，并保留重德公司给付的80 000元稿酬所有权（个人所得税由本人承担）。

俞进军提出，该声明系在杨凡、崔麟的威胁下被迫签署的，并提供了李晓强的证言和律师的调查笔录，以及律师与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凤一飞的谈话笔录用以证明该主张。

李晓强在2003年1月17日出具的证言中称：俞进军与杨凡、崔麟在李晓强的房间谈话大约40分钟左右，其当时并不在现场。在2003年1月17日俞进军的委托代理人所做调查笔录中，李晓强的陈述与前述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并提到听俞进军说受到杨凡等的威胁，签署了声明。在2003年1月24日俞进军的委托代理人所做调查笔录中，李晓强称2002年8月2日，杨凡让李晓强约俞进军到李晓强宿舍。俞进军进门后，杨凡和崔麟将带来的协议让俞进军签字，俞进军不签，杨凡大骂俞进军，并向俞进军挥拳，俞进军不情愿地在协议上签字了。同日，李晓强又出具了一份证言，内容与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基本一致。2003年3月5日，一审法院对李晓强进行了询问，其陈述与2002年8月2日的证言基本一致。在俞进军的委托代理人与凤一飞的谈话笔录中，凤一飞陈述称，俞进军事后曾向其反映受到杨凡威胁 的情况。凤一飞同时还陈述相信此事是真的，但没有进行调查。其他证人，只是表述听到了俞进军在事后的陈述，并没有亲自经历发生在房间里的事实。

俞进军称，弃权声明涉及的是俞进军创作的剧本二稿，而杨凡、崔麟认为俞进军只创作了剧本一稿，该弃权声明与剧本二稿没有关系。

就俞进军签署该弃权声明的缘由，杨凡、崔麟的解释称，因俞进军自制片分公司取得8万元稿酬，而俞进军系将应归三人共有的剧本出售，故杨凡、崔麟向俞进军追索稿酬。此时，俞进军才告知杨凡、崔麟其已与重德公司签约，该8万元系重德公司所付。为了达到独吞稿酬的目的，俞进军主动签署了弃权声明，保证以后不再干预拍摄。该声明针对的是重德公司，而非杨凡、崔麟。重德公司给付俞进军稿酬只是为了锁定《中国特警》这个题材。因俞进军同意解除与重德公司的协议，杨凡、崔麟为使《中国特警》得以拍摄，同意不再追究稿酬问题。

上述事实有声明、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三、关于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的拍摄。

2002年4月4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简称广电总局）授予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国武装特警》电视剧制作许可证。2002年7月19日，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致函广电总局，认为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剧本通过审读，可以拍摄。2002年8月6日，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剧制作中心与重德公司、北京一代天骄广告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约定获准拍摄题材批复后正式签订合同，拍摄由崔麟、杨凡编剧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中国特警》。2002年8月7日，崔麟、杨凡与重德公司签订版权购买合同书，同意由重德公司享有《中国特警》剧本的改编、审定权。2002年9月20日，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剧制作中心、北京一代天骄广告公司函致重德公司，合作意向书终止履行。后重德公司退出《中国特警》电视剧的拍摄，现该电视剧已录制完成。

以上事实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合作意向书、版权购买合同书、“关于终止《合作意向 书》的函”、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四、关于《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的创作。

俞进军在本案中主张的是《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的著作权。杨凡、崔麟则认为俞进军只创作过一稿，根本不存在俞进军创作的二稿。俞进军主张的二稿，实际上是由杨凡、崔麟创作的三稿。

俞进军和杨凡、崔麟均认可俞进军创作的剧本一稿与其主张的二稿的内容有较大差异。

俞进军称其主张的剧本二稿的完成时间为2002年1月25日。为证明其是作者，俞进军向法庭提供了剧本二稿，制片分公司致武警总部政治宣传部商借函原件、丁临一于2002年2月19日关于《中国特警》二稿肯定性的审读意见及邓锦雄、朱文斌、金鹏翔、韩水平等人的证言。

商借函系由制片分公司于2001年10月25日出具的，主要内容是请求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批准俞进军自2001年11月1日起到2002年元月1日止进行《中国特警（暂定名）》剧本的后期修改工作。此外，商借函还载有如下内容：“但目前的剧本仅是初稿，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我方在综合各方面（包括贵部所提修改意见）后，认为该剧本应再做进一步修改„„”。制片分公司于2003年2月24日出具证明，认为盖有制片分公司印章的“商借函”并非制片分公司出具，并提出，丁临一系2001年12月6日出具审读意见，商借函是2001年10月25日出具的，在没有得到武警总部审读意见之前，制片分公司没有依据和理由商借俞进军修改剧本。制片分公司同时提供了2001年用章登记记录，该记录中没有关于商借函用章的记载。经武警总部宣传部文化处处长张恒光核实，武警总部政治部宣传部并无该商借函存档。杨凡、崔麟否认存在借用俞进军修改剧本的事实，认为如果存在商借的话，那么商借函的原件应该在俞进军的所在单位，而不应该在俞进军手中。俞进军称商借函的原件来自重德公司的邓锦雄。

丁临一的审读意见中无关于作者的内容，并且俞进军提供的审读意见内容经过篡改。

邓锦雄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称，其购买的剧本作者的身份不清，其从制片分公司买的是俞进军的一稿，并向俞进军交待了修改要求。一直到二稿修改完毕，其没有和俞进军通电话或者见面，都是与杨凡、崔麟联系。朱文斌的证言主要是证明俞进军向其请教如何把握和修改后期的剧本。金鹏翔的证言主要是证明2002年元月，俞进军在电脑中的后五集稿件丢失后，由其帮助搜索恢复（第135页－173页）。俞进军的同学韩水平出具证言证明2001年12月，其在俞进军的宿舍读过俞进军的修改稿。朱文斌、金鹏翔、韩水平未出庭作证，杨凡、崔麟对其证言予以否认。对于邓锦雄的证言，杨凡、崔麟认为，证言内容前后矛盾，并且证明他从没有目睹过俞进军创作了剧本二稿，不能证明俞进军是作者。杨凡、崔麟还主张俞进军持有的剧本二稿是俞进军从邓锦雄处取得的，并非俞进军所写，但邓锦雄否定此说法。

杨凡、崔麟为证明其是俞进军主张的《中国特警》剧本二稿的作者，向本院提供了1-6稿剧本的打印件，以及4集剧本的手写稿，并提出剧本中很多情节都是杨凡的亲身经历，如杨凡父亲病故、与妻子的矛盾等。

对于手稿，俞进军在二审开庭过程中表示认可，并当庭陈述：手稿的内容都采用了。当时我每写完一集，他们就看一集，进行修改，他们修改都是手写。这些手稿都是他们拿给我看后，他们再拿走，我没有留下。对于杨凡的个人经历，俞进军表示在剧本中也使用了。杨凡、崔麟对俞进军的陈述表示异议，提出他们从来没有将这些手稿交给过俞进军，杨凡的个人经历也没有告诉过俞进军。如果手稿交给了俞进军，那么这些手稿就应当在俞进军手中，俞进军将手稿用后再交还杨凡、崔麟不合情理。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杨凡提出剧本第十九集有在飞机上关于孙子兵法的讨论的情节，要求俞进军当庭复述。俞进军称，这些细节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杨凡、崔麟为证明其是争议剧本的作者，还提供了证人证言。其中，丁临一的证言证明，其未直接接触过作者，不清楚作者是谁。李吉荣的证言证明杨凡已将《中国特警》的故事构思好，巧遇俞进军说能帮助杨写，二人决定一起做。高敏茹的证言证明杨凡告知其关于《中国特警》的整体构思，二人约定其负责筹措资金，杨凡负责剧本的策划和创作；杨凡介绍俞进军为《中国特警》执笔人，并安排其体验生活，当俞进军将他写的故事梗概给高敏茹看时，高敏茹认为其写作水平太差；俞进军背着杨凡、崔麟与高敏茹签约，谎称杨凡、崔麟清楚此事；杨凡引见了投资方邓锦雄，制片分公司与俞进军解除了合同。制片分公司副总曹彪的证言证明其公司高敏茹联系了此事，《中国特警》是杨凡、崔麟多年运作的成果，俞进军只是后来加入的执笔人，由于其剧本不能用，制片分公司与其解除了合同。刘壮的证言证明2001年11月至2002年7月其与杨凡、崔麟创作并修改了5稿，剧本主要内容是杨凡、崔麟讲述的，刘壮为剧本的文学统筹。有关特警专业术语和特警日常训练以及处置突发事件时的战术程序由特警学院相关人员王德权、徐春雷、梁行永、姚德强等人参与创作。徐春雷、王德权均到庭证明其参与创作了上述专业部分，并证明剧本的主要工作系杨凡、崔麟完成。杨凡、崔麟口述，王德权还负责打字、记录。俞进军认为，其与制片分公司系杨凡介绍的，俞进军背着杨凡、崔麟与制片分公司签约的理由不成立；刘壮等人参与创作的稿件晚于俞进军二稿完成的时间，不应以刘壮等人参与创作来否定俞进军完成了剧本二稿。

丁临一于2002年2月19日出具《中国特警》（二稿）审读意见，认为该剧本已基本成型，并提出建议修改意见为：“

一、第11集（第99页）因囚犯逃逸及袭警的情节画面可用背景画处理交待„„”。俞进军提供的该审读意见复印件只有一页，没有关于修改意见的部分。而杨凡、崔麟提交的该审读意见系两页，内容完整。俞进军认可杨凡、崔麟提交的该审读意见。杨凡、崔麟提出，俞进军之所以篡改该审读意见，是因为在审读意见中提到的应修改的第99页与杨凡、崔麟提交的剧本三稿是对应的，而与俞进军主张的剧本二稿不对应，因此送审的剧本应是杨凡、崔麟的剧本三稿。

杨凡、崔麟的剧本三稿与俞进军主张的剧本二稿的内容基本一致。剧本六稿是拍摄稿，由崔麟、杨凡于2002年8月28日在北京市版权局以著作权人身份进行了版权登记，并于2002年9月13日获得登记证书。

上述事实有俞进军提供的剧本二稿打印件、商借函原件、审读意见、证人证言，杨凡、崔麟提供的剧本1-6稿打印件、剧本部分手稿、证人证言、版权登记证书、审读意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俞进军若主张对剧本二稿独立享有著作权，应证明该作品系其独自创作完成。

俞进军为证明其是创作剧本二稿的作者，主要提供了剧本、审读意见、商借函以及证人证言。由于其提供的剧本系打印件，在存在从他处取得该剧本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仅凭持有剧本不能证明该剧本是俞进军创作的。审读意见中并无关于剧本作者或者剧本创作过程的内容，不能证明俞进军是剧本的作者。商借函上虽然加盖有制片分公司的印章，但是制片分公司印章使用记录中并无该商借函的记载，制片分公司也否认存在商借俞进军从事二稿创作的事实。俞进军持有的该商借函的原件并非来自其工作单位，俞进军的工作单位也没有该商借函的存档。从商借函的内容上看，商借函系由制片分公司于2001年10月25日出具的，商借函中载有“我方在综合各方面（包括贵部所提修改意见）后，认为该剧本应再做进一步修改„„”，但是，根据查明的事实，丁临一出具审读意见的时间是2001年12月6日，在该商借函的落款时间之后，因此，商借函的内容与事实是矛盾的。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看出，商借函不能证明存在制片分公司借用俞进军从事剧本二稿创作的事实。为俞进军出具证言的证人朱文斌、金鹏翔、韩水平未出庭作证，在杨凡、崔麟对他们的证言提出异议，并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这些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本院对这些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邓锦雄并未目睹俞进军创作剧本二稿，故其证言也不能直接证明俞进军从事了剧本二稿的创作。因此，俞进军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是剧本二稿的作者。一审法院认定商借函和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俞进军存在创作的时间和地点，没有证据支持，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虽然俞进军与杨凡、崔麟曾约定俞进军为《中国特警》剧本的作者，但是双方认可，俞进军完成的是剧本一稿的创作，该剧本与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剧本内容有很大差异，在俞进军没有证据证明剧本二稿是其创作的情况下，其不能按照该合同约定作为剧本二稿的作者主张著作权。

同理，因俞进军不能证明其参与了剧本二稿的创作，则其签署的弃权声明也不能证明是针对剧本二稿。杨凡、崔麟对俞进军签署该弃权声明的解释合乎情理。

杨凡、崔麟为证明其是创作剧本二稿的作者，提供了4集剧本的手写原稿，以及剧本1-6稿的打印件，同时，参与创作或提供素材的刘壮、李吉荣、徐春雷、梁行永、王德权等提供了证人证言，证明争议剧本主要由杨凡、崔麟创作完成。这些证据多为直接证据，与俞进军提供的证据相比，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因此，杨凡、崔麟是争议剧本的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

综上，一审判决关于剧本二稿为俞进军创作的可信度较高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其基于该认定确认俞进军是争议剧本作者，享有该剧本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成权和修改权的结论错误，本院予以撤销。上诉人杨凡、崔麟关于剧本二稿并非俞进军创作，俞进军不是剧本二稿作者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其提出的撤销一审判决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俞进军主张其是剧本二稿的作者，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对于其提出的确认其享有剧本二稿全部著作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3）海民初字第260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俞进军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上诉人俞进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静

代理审判员 姜 颖

代理审判员 苏 杭

二 ○ ○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书 记 员 姜庶伟

第五篇：关东升诉美国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关东升诉美国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3月17日受理原告关东升诉被告赵淑雯、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并于2003年9月22日做出一审判决,判决认定道琼斯公司侵犯原告著作权,判决道琼斯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0万元。

原告关东升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长、教授,其诉称,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总裁康彼得先生题写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字,并题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为落款。2002年2月,原告得知道琼斯公司未经其许可将该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业标识,其运用范围包括网络、报纸广告、图书、户外广告、公司简介、各种宣传材料等。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输权等著作权权益。因此,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判令道琼斯公司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人民币500万元。

被告道琼斯公司辩称:其使用是经过原告许可的,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达成一致,道琼斯公司可以将其用于企业商标、LOGO等商业标识,并且原告谢绝了被告给付相应报酬的提议。因此道琼斯公司认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据的,并表示希望与原告协商以达成谅解,恢复友好关系。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原告作为“道“字书法作品的创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原告与道琼斯公司未就“道”字书法作品的使用签订书面许可使用合同。道琼斯公司主张原告口头同意道琼斯公司将其书写“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但未提供充分证据。道琼斯公司虽然受赠获得该作品的原件,并未获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不能据此认为原告已许可其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道琼斯公司关于自己将原告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已获得原告许可的主张,不予支持。道琼斯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道”字书法作品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道琼斯公司应就上述侵权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不予全额支持。故做出如上判决。

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民初字第2944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原告关东升诉称,1994年春夏之交,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总裁康彼得先生题写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字,并题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为落款。2002年2月,原告得知道琼斯公司未经其许可将该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业标识,其运用范围包括网络、报纸广告、图书、户外广告、公司简介、各种宣传材料等。而且,所用“道”字将原告所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及原告名章、闲章等题跋、落款全部删掉,只使用了“道“字,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输权等著作权权益。原告认为,原告所创作的“道”字构成美术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原告创作的“道“字书法作品是为赠给道琼斯公司总裁,该书法作品原件所有权应归受赠者,但该书法作品的著作权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属于原告。道琼斯公司总裁在受赠该书法作品后,有权展览其受赠的书法作品,但不能以商业目的复制使用或许可他人复制使用该作品。道琼斯公司从未提供原告专门为道琼斯公司商业目的使用而创作该“道”字,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商业目的使用该书法作品得到了原告的许可。因此,道琼斯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书法作品“道“字,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已构成侵权。侵权事实给原告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原告曾多次向道琼斯公司主张权利并力求达到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但道琼斯公司非但不承认事实,反而抵赖和推卸责任。为此,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判令道琼斯公司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其公司网站首页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 1

损失人民币500万元;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

被告赵淑雯辩称:其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简称盛祥书店)销售的只是有可能侵犯原告著作权的图书,所以,其承担法律责任是建立在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成立的基础上的,而且,由于其不存在任何故意,其所承担的责任应仅限于停止销售相关图书。

被告道琼斯公司辩称:其使用的商业标识中包含的“道”字确为原告所写,但其使用是经过原告许可的,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双方于1994年就书写“道“字进行接洽,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达成一致,原告在有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同意为道琼斯公司书写一幅“道”字,道琼斯公司可以将其用于本企业的商业活动,具体包括将其用于企业商标、LOGO等商业标识。并且原告谢绝了被告给付相应报酬的提议。在原告为道琼斯公司创作“道“字作品后近十年间,双方一直保持友好往来,而且原告至2002年初从未对道琼斯公司将“道”字用于商业用途表示反对。道琼斯公司将原告的题字、名章等与公司企业身份无关的题跋、落款删掉也是由使用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道琼斯公司认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据的,并表示希望与原告协商以达成谅解,恢复友好关系。

经审理查明:1994年下半年,原告书写了一幅“道”字书画,其中包括“道“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题跋、落款、原告名章、闲章。原告将该幅书画交付给道琼斯公司委派来的人员。

1994年11月开始,道琼斯公司将原告书画中的“道”字用于商业标识。

1996年4月,道琼斯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向原告发出中文和英文书面邀请。中文邀请函表示将原告作为唯一的书法界代表,邀请原告参加当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道琼斯新指数发布会及道琼斯指数发行100周年纪念活动。英文邀请函中有称原告为“我们商标中的‘道''字的创作者“的内容。1996年5月25日,原告收到道琼斯公司北京办事处支付的费用1000美元,收据表明为对原告在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100周年纪念推广活动中所做工作的酬谢。

1996年5月26日,原告再次书写了“道”字书画,并标有“道琼斯指数发行一百周年纪念“的落款。

在《关东升书法篆刻》一书中,收集了原告书写的“道”字,并附有“1995年,为美国道琼斯公司题写‘道''字“的内容。

2002年11月21日,经原告及公证人员上网查询,“道琼斯国际财讯”网页上,使用了原告书写的“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为标识。

2002年11月21日,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2号科伦大厦A座对其外部的广告牌及大厅的指示牌现场进行拍摄,取得照片7张,公证人员对拍照过程进行了公证。照片显示广告有原告书写的“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为标识。

道琼斯公司在其公司的手提袋、信封、贺年卡、职员名片、公司简介封面、报刊广告上均使用了原告书写的“道“字作为标识。上述商业标识均包括“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字样。

2003年1月20日,原告在被告赵淑雯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购买了《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该书封面标明为“道琼斯财经系列之一“,上有原告书写的“道”字作为装潢。

原告为购买《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两本)支付费用68元,支付公证费4850元,支付工商登记信息查询费20元,支付翻译费780元。

就原告于1994年书写的“道“字作品,原告与道琼斯公司之间未就作品的使用问题达成过书面协议,道琼斯公司亦未就此向原告支付过费用。

2002年间,原告曾与道琼斯公司就“道”字作品的使用纠纷的处理进行过协商。

本院认为(全文):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发生于2001年10月27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前,并持续到该日期之后,故本案审理应适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为其于1994年所书写的“道“字书画。该书画为书法艺术创作成果,属于美术作品中的书法作品。该作品内容包括“道”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题跋、落款、原告名章、闲章,“道“字为该作品的主要内容,亦独立构成作品。原告作为上述作品的创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未经原告许可,以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使用原告上述作品,均属于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

道琼斯公司将原告书写的“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属于法律所规定的以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使用作品的行为。根据著作权法规定,道琼斯公司以上述方式使用原告的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与道琼斯公司未就“道“字书法作品的使用签订书面许可使用合同,且原告现否认自己曾许可道琼斯公司以商业标识的方式使用该作品,在这种情况下,道琼斯公司应就其已实际获得原告许可承担举证责任。道琼斯公司主张原告口头同意道琼斯公司将其书写“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且谢绝了道琼斯公司支付报酬的要求,但道琼斯公司未就该主张提供充分证据,对此本院不予认定。道琼斯公司主张该作品是原告为道琼斯公司创作的,故可得出原告许可道琼斯公司使用该作品的结论。对此,本院认为,即使该作品是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所创作,也只能认定原告将作品原件的所有权转让与道琼斯公司,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道琼斯公司虽然受赠获得该作品的原件,并未获得该作品的著作权,道琼斯公司可以以展览作品原件的方式使用该作品,但不能据此认为原告已许可其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道琼斯公司以原告对道琼斯公司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长期未表示异议为理由,主张原告已实际许可其使用作品,该观点亦不能成立。著作权法确实未限定许可必须采用书面方式,但道琼斯公司如主张自己获得原告实际或口头的许可,必须证明原告做出过明确的、直接的许可其使用作品的意思表示。原告对道琼斯公司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未及时提出异议,以及原告参加道琼斯公司的纪念活动,均不能证明原告做出过明确及直接的许可道琼斯公司使用其作品的意思表示。因此,道琼斯公司关于自己将原告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已获得原告许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理由,道琼斯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道“字书法作品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道琼斯公司在以商业标识方式使用原告作品过程中,未给原告署名,同时将原告书法作品的题跋、落款、名章、闲章删去,虽然道琼斯公司主张这是因将“道”字作为商标使用而造成的,但在原告未许可道琼斯公司将其作品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下,道琼斯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对原告就其作品所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的侵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道琼斯公司应就上述侵权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由于原告因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及道琼斯公司因此所获得的利益不能确定,故本院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主张道琼斯公司存在数十种使用原告“道“字作品的侵权行为,每种使用方式均可赔偿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道琼斯公司的侵权行为包括在广告、网页、名片等多种作品使用方式,但均是作为其商业标识来使用的,各种使用方式只是标识的载体有所不同,其性质是同一的。正常情况下,道琼斯公司只要取得原告同意其将“道”字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这一项许可,即可以以上述多种方式使用作品。因此,道琼斯公司的多种作品使用方式应视为一项侵权行为,对原告要求每种使

用方式均可赔偿5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将根据道琼斯公司的侵权情节,在50万元以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因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亦应包含在内。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本院不予全额支持。原告未就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给其造成精神损失的实际费用提供证据,对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被告赵淑雯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所销售的《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属于正式出版物,作为销售商,该书店不可能知道该书存在侵犯原告著作权的问题,故其主观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项、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将原告书写的“道"字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侵权行为。

二、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就其侵权行为向原告关东升书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本院将公布判决主要内容,其费用由被告道琼斯公司承担。

三、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关东升经济损失四十万零五千六百八十四元。

四、驳回原告关东升其它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