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

第一篇：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

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

在中学时代，我非常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因为历史老师，照本宣科。但这不能减少我对历史的喜爱。当问到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时，老师也语焉不详，答案令我失望。到大学时，再次提到学历史有什么用时，老师给出的回答是，可以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感悟人生智慧，虽然有点的靠谱，但还是太过笼统和抽象。

现在我当教师的生涯也有20多年了，常常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回答却很难令人满意。特别是每一个新学期开学时，总有一些学生拿这个老题目来考问，确切地说，是拷打我自己。我也总是用可以提高人文素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之类的话进行“敷衍”，从学生不满意的表情或者“友善”的微笑中，我感觉很失败，或者说令学生又一次失望了！我不得不又一次陷入反思：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怎么回答学生的疑问才好。

1．可以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感悟人生智慧，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解读和借鉴。道理是不错的，说服力不够。

2．提高人文素养的作用，也能说的过去。

3．培养合格公民，有点无厘头，也可以凑合一个理由。请注意下面的理由更有价值。

4．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精神。也就是学习历史要追求真实。如果传授的历史知识都是虚假的，那简直是误人子弟，要是不鉴别依旧传授假、大、空的东西，不但害了学生，对自己也毫无意义可言，甚至是一种罪过，人品也就出问题了。

5．培养学生独立思想、质疑的精神。很多学生把教材看作“圣经”，不敢质疑，说句实话，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教师。是老师惹的“祸”。如果作为一个教师没有独立思想、质疑的精神和批判眼光的话，很难教出有独立思想、质疑的精神的学生。

6．历史的重要功能还有一个是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学以致用”，这种思维训练，对学习、生活、工作都有很大的启示。

第二篇：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

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

——关于历史教学目标的讨论

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这是历史教师的方向问题。

今天，学习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张老师的《如何制定和有效的达成教学目标》后，我与其他几个历史老师进行了交流，下面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于教学目标，我认为应该由知识教育转向能力教育。而我自己对于这次历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解是，和以前相比，更加强调了，历史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更重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和树立，这基本上还属于人文素质的范畴，当然人文素质包括能力和知识，但是我觉得“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更为重要。（其实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是应该融合在一起的）。

自从教改以来，我开始真正反思，研究过去的教学道路，思维训练的正反两方面、历史人文精神、我们教学模式与评价模式。这次假期研修，我开始将这几部分联合起来思考，我觉得能力与精神意识都不可缺，能力的培养就是个性的培养。这一点在以前的教学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实施。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张老师着重研究教学目标的制定。历史教学目标既要培养学生历史阅读、阐释、评价、欣赏的能力，也要形成教师自己各具特色的个人风格，而个人风格中，思维方式占据核心的地位。并且，学生的阅读、阐释、评价、欣赏都应该有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之处，便是其内在的历史思维方式，个人或者群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它相融，这就是我现在对思维能力与历史观念（思维方式或历史意识）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我认为历史教学目标既要有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又要有历史人文精神的训练。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二者融合起来。我经承认过去为了考试，确实是有过分强调思维训练，导致忽视人文精神的现象。目前的教学中仍然有很多训练没有用到点子上，这是对历史思维能力理解的不全面，教学的方式缺乏历史感，没有内在的精神意识造成的。这一切都有待于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历史教学要培养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很重要，历史教育也确实是一种人文素质的教育，但历史教育的核心和基础还不是态度与价值观的灌输或养成（这可以说是目标之一），而是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或曰历史观。态度与价值观是在历史观的基础上生成的，否则就会成为外在的或附加的，就像过去（失败的）思想教育那样。

这里，涉及到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教历史，往往总是在教过去是怎样的，让学生记住过去。这样的教学，生成的态度与价值观很容易是被动的和脆弱的。其实，历史学并不是研究过去是什么的学问，而是研究过去是怎样发展和怎样变化的学问，是判定过去发展和变化的学问，是解释过去发展和变化的学问。因此，教历史应该是教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如何对这些变化进行解释、这些变化对今天的社会有什么影响，等等，这就是历史的意识。要想这样做，就要运用联系、比较、分析等方法，做出接近事实的论述，这就是历史思维了。如果学生能够对历史进行合理的解释，他的态度与价值观实际上就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变得更正确。所以，历史教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学生学会辨证、客观、全面、历史、发展地看待人类的社会活动，包括过去和今天的活动。态度与价值观正是在看历史、想历史、分析历史的过程中生成的，人文素质也是这样培养和提高的。

另外，历史教学与其他学科的教学还不大一样，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之前，不一定具有相关的知识和认识（如学习化学之前，我可能没有什么化学方面的知识），但学生（哪怕是小学生）在上历史课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知识（虽然会是不系统、不正确的）和历史意识，如学生看了电视里的历史剧，就可能以为清朝的皇帝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明察秋毫，秉公办事，关怀民生，常常微服私访，惩治贪官，甚至还有绝技在身，会武功什么的（这不就是历史意识吗）。这种媒体造成的知识和意识，也是态度和价值观。一方面这对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有好处，而另一方面，也对历史教学提出了挑战，即如何使学生原有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变得更正确。使他们接触和认识真实的历史，形成科学的历史意识，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就会发生变化了。

所以，我的看法，历史教学目标的制定在一堂课中具有指导性地位，是一堂课成功的关键。

第三篇：会党究竟是什么（精选）

一、会党的兴起

会党的兴起说法各异，有学人认为兴于明末清初，乃明朝遗老为了恢复汉人的统治而创建，宗旨是“反清复明”。又一说法认为与清代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事实上，会党在清代的兴起，既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也与吏治腐败，官民冲突升级有关。近年有学者从“国家—社会”的研究视野出发，指出清代会党兴盛，因于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不力。清中叶以降，随着“摊丁入亩”和“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人口膨胀，土地资源有限，农村日趋凋敝，城镇商业步履维艰，加之吏治的败坏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区域，受国外经济的冲击，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农村经济衰败，无业人口骤增。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为生计所迫，集结流入会党。至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战败后，清廷控制下的数以十万计的被裁兵勇解甲不愿归农，绝大部分人沦落为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游民。哥老会“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的口号为他们提供了委身之所，于是他们与各地原有游民相勾串，结盟立会，散票取钱，造成了哥老会组织的遍地滋生。时人指出:“军兴以来，原气未复，民无恒业，生计日艰。四万万人,强半惰游，其不肖者流于匪徒„„该会匪等或以游民，或以散勇，乌合朋奸，总之皆无业之故耳”。

此外，清朝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力，也是会党兴起的另一大诱因。保甲制是帝制时期政府在基层社会施行的一种严密控制体系。随着清中叶天地会等的兴起，清查会党便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官员多次申饬加强保甲建设、防范会党的越轨行为。然而到咸同之际，面对突起的民变，朝廷难以提供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导致保甲制度名存实亡。士绅阶层则逐渐成为控制基层社会的真正力量。朝廷为了清理会党，不得不谋求与地方士绅权力，由此形成空前的“绅权大张”。不过国家对地方士绅并非全然信任，在鼓励地方兴办民团的同时，却在民团编制、经费以及枪械的购买等方面用严格的措施加以控制，引起士绅的不满。

随着西学东渐，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城乡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士绅的凝聚力及地位大不如前，也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力。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富有的士绅和地主迫于灾荒、战乱，纷纷流向城市，造成乡绅、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士绅为求自保主动加入会党，甚至与会党、盗匪沆瀣一气，时论指责乡局之设，初原以乡团等名，借为弭盗之计，而不知久之未有不从而庇盗者。乡局之绅士愈大，即乡中之盗贼愈恣，其在蛇鼠一窝，买赃庇匪，公然以乡局为发财之地。而那些与官方合作的士绅，则有性命之虞。社会基层政权由此发生严重蜕变。基层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激化，日渐无序和骚乱。这为会党的反政府活动打开又一缺口。

二、会党的政治取向 学界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所以能与革命党人结合，是由于“反清复明”的口号与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旨宗有共同语言。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天地会及其支派“反清复明”的宗旨，自乾隆后期已渐模糊，到辛亥革命时期，绝大多数会众已没有反清复明思想，会党成了生活上互助互济的秘密团体。但这不是说，会党兴起之初毫无任何政治动机。

会党的“开山始祖”，可以上溯到清初的天地会。天地会为奉行“反清复明”宗旨的秘密结社，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着南明抗清政权次第覆灭和东南沿海反清运动日趋沉寂，备受皇朝打压的天地会本支秘密转移，分支增多而宗旨日晦。乾隆中叶，福建潭浦县僧洪二和尚复兴天地会时，最有恢复反清复明宗旨之意，但因怕遭清政府高压，只得化为隐语、联缀成诗，授之党徒，以冀流传。

随着入会者成份日益滥杂，目的各异，久之，“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日薄，而互助互济特色日增。嘉道年以降，天地会原有宗旨却并未因此完全复苏。当然也有一部份人，在反清起义中揭旗“反清复明”，另一部分人则背道而驰，反转投清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各地民变中虽多有会党参与，但以反清复明为号的会党起义并不多见。因为无业游民构成了会党的主力，到清末时期，会党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匪化”趋势。

会党何以反清复明宗旨日晦、政治色彩日削，甚至与流寇盗匪无二？这与清王朝统一大业渐次完成、政权日趋巩固，以及会党成份日见溢杂等因素直接相关。清代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奠定了统一大业。对内政策也屡经调整，逐步改变入关初期的种族高压手段，以怀柔政策进行国家社会整合。到乾隆朝中叶，王朝国力达于鼎盛，社会整合基本完成。原先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的秘密结社，自然日益失去它激荡人心的魅力。而民生日艰，入会者良莠不齐，互济互助以求得生存，也就成了会众在会吃会的第一要义。

三、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改造与动员

有人指出，会党“本来不过是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所谓‘异族压迫’的秘密团体”，其狭窄的“排满革命”的单纯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对革命纲领一知半解，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和感觉来参加革命，组织涣散，是“一种落后的、并不犀利的工具”。另有学者表示革命党人找不出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发动会党，因而只是借现成的会党势力为己用，而没有进行艰苦的改造，以克服会党的弱点，这样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是极不稳定的。上述看法尽管并非无据，然其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革命党人对会党改造的诉求与努力。

早在一九○五年二月，孙中山就向旅比留学生提出要他们参与会党改造计划，以为会党宗旨本在反清复明，只是到了后来，其宗旨渐渐不太明朗，革命党的责任应该揭示会党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大加张扬，并对会党的内部规则及仪式等给予适当改造。

在孙中山领导发动的历次会党起义中，从未间断过对会党的改造：联合会党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亲自加入会党，改造会党会章以及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组织等等。在孙中山看来会党本是民族主义的遗产，所以教同志们赶紧去加以整理与指导，充分结集会党这一反清力量参加革命派的反清革命。一些革命志士的看法也与此相近，如党人余永生、陈涌波以为革命运动，首在得众，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同盟会的主张并没有太大差异，应该主动联络，壮大实力，共同进行。从会党方面说，受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确也接受过革命党的部分纲领。以广东会党为例，一九○七年九月，王和顺在广东防城起义，其《告粤省同胞文》就明示，及从孙中山游，得与闻治国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除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可见，王氏明显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

但他们不愿放弃山头，尤重江湖义气，即使在与革命党合作组成联合体后，也住往以小山头利益为转移，或不听调遣、自行其是，或任意脱离、依然故我，或与其它革命团体不合。所以经过革命党人动员改造后的会党并没有像平山周所说的那样，“三合会其家目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

会党并没有因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反清宗旨而触化了它固有的江湖义气、山头主义和帝王思想，也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宗教色彩、礼教色彩和互助共济色彩。革命党人缺乏强大的思想武器，无法真正肩负起改造会党的责任。会党则因其组织惰性，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根本改变。

四、会党与辛亥革命

由于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不少会党的山堂成了革命派得以依靠的反清力量。海外华人华侨结成的会党对革命的贡献也不可小视，孙中山就曾于一九○四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有人指出“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没有洪门，就没有兴中会”。可以说，没有会党的支持、参加，辛亥革命很难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武昌起义后，长江以南绝大多数省份和地区的光复，都得益于会党的积极参与。革命党人的艰苦运动取得了应有的成果，会党在其历史上也留下生辉的一页。

概言之，清季时期，会党“反清复明”的宗旨虽然在淡化，仍依旧为官方所不容；到一九一一年满清皇胄“铁路国有化”和“皇族内阁”政策出台之前，对较之激进式的暴力革命，各方政治势力还基本认可渐变式的政治改良。是故，革命党人惟有利用和发动会党，以达成武装反清事举。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外华侨中会党的成分很高，孙中山领导的西南边陲的所有武装反清起义，从筹饷、购、输军械到组织人员投身起义，都得到华侨的倾力支持，这其中包涵着会党的巨大贡献。

以广东为例，辛亥年间广州光复，若无“十万民军”围城，李准、张鸣岐等人对革命态度发生转变，或未可知也。更为重要的是，清末“广东之兵，而私会亦居其半，且有居其八九者”，新军中的会党分子更是尤其活跃，共进会中有人称清末凡常备军巡防营以及警察新军各色人等，若属于各党各派分子方好立脚，如两广军队内的三点三合会；长江上下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孝义会；山东、陕西的八卦大刀会；河南、河北的红枪天地会等，军队兵士均是此类分子居多。广东社会，非但“会党、盗匪一家”难分彼此，就连政府军队与会党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知革命党人断难小视会党势力。

也因此，革命党人似乎对会党并未全然认同。一九一八年蔡元培、张蔚西拟仿照鉴外纪，从清代秘密会党活动始，至南京临时政府取消日止，编写一本《国史前编》，致函孙中 山征求意见，孙复示以为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普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践，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强调会党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而将之打入另册，人我之别清晰可见。会党成员在革命成功后已感受了党人对他们的排挤，泊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张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独于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

孙中山此时之表态，并非“数典忘祖”，可能与“后革命时代”会党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有关。还以广东为例，英国学者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曾指出，广东的土匪活动随着一九一一年战争行动的终结而直线上升，后来，被招来与国民党共同作战的民军中有许多人重新被迫参加土匪活动。这一点正像时人所论，广东未独立之先，起义者不能不联络绿林豪客以助声威，一旦得手，又无善法以驾驭之，始虽有民团总局之设，而各统领意见不一，旋被裁撤矣。继又有军团协会之设，而各统领皆处于平等地位，以是为联络声气则可，以是为统一军政则不可。以故省内民军，能守权限、明大义者虽不乏人，而多半出自绿林，任性肆为，不受节制。激之恐生乱，听之则病民，遂酿成尾大不掉之险象，此大都督之实权所以不能行使者。

以外，民国肇造，革命军政府成立以后，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无力供养庞大的军队，大批参加革命的会众得不到妥善安置，也是引发会党与革命人决裂的另一大诱因。客观的讲，革命党人的这一做法似有落井下石的嫌疑。不过，更应注意到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决数量众多失业游民的生计。会党的固有弱点在民国初年纷乱的条件下暴露出来，使新政权面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极大地破坏了革命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在这种形势下，取缔公口码头，镇压会匪**，成了新政权的迫切任务。

第四篇：科学究竟是什么

关于证伪主义

科学是什么？艾伦·查尔默斯说科学的目的是改善人在地球上的命运，他认为达到这个目的是靠通过有组织的观察来收集事实并从中推导出理论。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作一个历史的叙述和说明。

现代科学哲学的争论，是以演绎和归纳法作为两大支柱而并行的，而它们，却都不可避免的具有自身的不科学性，就像所有的理论到了最后都会自己束缚自己从而走入虚无一样。那科学在自己的理论基础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自身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包括演绎法对于观察的过分强调，没有任何推理和证明，结论自然就可以出来。就像我们每个人用眼睛看得到的，天是蓝的，草是绿的，但是相比之下，归纳法要做一系列的前期工作：归纳法的学者总是在做着大量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并且在这样的观察中抽象出一个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将那个普遍的规律总结出来，再大量的运用到更多的事实中间去。但是归纳法的缺陷在于它同样不能证明这个规律的绝对性。就好像我们知道十只羊是白色的，一百只羊是白色的，但是我们若说所有的羊都是白色的，那当出现一头黑色的羊，归纳法的论据就被推翻了。所以说，演绎法和归纳法都有着自身不可弥补的缺陷，这两种方法虽然作为科学哲学的基础而存在，但是其局限却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波普尔理论很简洁，就是科学家在进行大胆猜想的同时，还要亲自去做很多的实验和假设，将自己的论据反驳，直到自己的猜想在无情的反驳之中也站的住脚，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科学家要通过反复的试验将错误的理论抛出科学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说“科学又是一个从错误中系统学习的过程。”这也就是所谓的证伪的过程。

笔者认为，可以说大部分的科学，都是一个证伪的过程。不断有新的理论出现，不断去证明前一个理论的不科学性。科学永远都没有绝对的正确，也就是说，按照归纳法的原则，只要存在一点点的例外，那科学就有自己的可证伪性。当托勒密提出地心说的时候，那是一个震动世界的创举，不可否认，在当时的世界，那样的理论有多大的冲击力。但是当日心说提出来的时候，地心说就只是一个伪科学。也就是说，哥白尼用自己所认为的科学推翻了托勒密建构的科学体系，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地心说的错误。但是，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可以想象，按照相对论的观点，若以地球为中心，太阳就是绕着地球运动的。而当太阳成为中心，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运动了。但是以整个银河系为中心的话，运动的参照物不同，日心说和地心说都是可以被证明为伪科学的科学。在中国，庄子也是一个相对论者，并且这样的相对论是不以任何介质为参照物的。在庄子那里，我们会陷入完全的相对主义的泥潭无法自拔。以人为主体，梦见蝴蝶入梦，则是蝶为客我为主，以蝶为主体，则我为客而擅入蝶梦。是耶？非耶？没有人能清楚。有人觉得这就是纯粹的钻空子，但是至今没有人能够证明这种问题存在的不合理性，那就说明，现在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为之孜孜不倦。

科学是向前发展的，是不断的辞旧迎新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中就是不断推翻不断打破的过程，所谓不破不立，只有将这些曾经被奉为真理的东西打破了，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科学体系。但是往往新思想来得太迟，而具有新思想的人来得太早了，所以哥白尼死了。证伪，实际上是一个科学推断的过程，有了新的经验和理论，然后再去推理曾经的科学结论，显然已经不适用了，这就是证伪的过程。证伪给我们最大的利益就在于教会我们去怀疑。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科学，所以只要去怀疑，并且有合理的怀疑的理由，都有可能能够证明之前的科学是伪科学。证伪大概就是能够提出许多“可错性”、“或然性”，开拓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想象空间，给人们更多的视觉效果。

而且，波普尔的证伪方法就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断龙石。能付诸实践并且不断被证明的大多是科学，而无法被证明，却总是被当做真理崇拜的，就带有宗教色彩。科学认为自己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宗教则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为了获得真理，科学必须怀疑自己，向自己挑战；宗教则坚信真理在握，不证自明，大可不必怀疑。

无论怎样，我们的研究也都是一种被证伪的过程，只有不断的提出不断的被证伪，我们才有可能离真理越来越近。而这样的过程是需要无数人的创新和怀疑的。所以对于波普尔，我们既要相信，同时又要怀疑，在这两种激流的夹持下找到自己真正的哲学立足点。

第五篇：领导力究竟是什么

领导力究竟是什么

领导力究竟是什么？有人说领导力就是领导能力。那么能力又是什么？众说不一。我们翻开《领导科学》一书，把领导的职能归结为决策、用人、政治思想工作。在现代管理中是否也能够转化使用？完全可以。

领导与管理只是叫法不同，工作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既然没有太大区别，为什么管理的职能中没有用人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科学没有管理的其他职能呢？原因很简单，西方管理学大致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产生的，在自由经济理论的支撑下，以如何生产更多产品为中心，因此管理的职能以对事为主，对人在企业中的作用研究较少。

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用人的技巧和规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汉高祖刘邦。相传高祖在总结其战胜项羽的原因时，他说论出谋划策我不如张良，论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论安邦治国我不如萧何，这三个人都是人中之杰，但我能够用他们才能够成功；而项羽虽有范曾，却不能为己所用，所以失败。我国自古以来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研究很多，古代有很多思想家，如孔孟、老庄、程朱等，他们提出了很多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家庭管理及个人管理的思想，至今还对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现代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值得领导者和管理者借鉴。无论是用人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对人的管理。要管

理好人，先要管理好人心，要管理好人心，就要管理好思想。思想是什么？思想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经过大脑的积淀后形成的一种习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经济犯罪的人很少？其原因是人们能够从思想上认识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用和意义，从而为领导者指明了奋斗方向。领导科学在这个职能的“思想”前面加了“政治”二字，指的什么？指的是领导者的思想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思想，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就不是正确的思想。领导者必须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把人民领导好。同样，企业要管理好人，也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好员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实现目标，才能得到广大员工的支持。

综上所述，所谓领导力，是领导者在具备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能够正确决策、用人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能力。如果领导者不具有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管理思想，如果领导者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形成很强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