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教学究竟教什么

第一篇：阅读教学究竟教什么

阅读教学究竟教什么

阅读教学究竟教什么

语文教学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教学生阅读课文，可现实的课堂上，同一篇课文，一千个老师会把它教成一千种样子；同一个老师教同一篇课文，每次教得也不一样。一方面课文本身包含着多元教学因素，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教师在做着很多无效或低效的劳动。那么，一篇课文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目标，阅读教学究竟要教什么，成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为什么教的问题。我们的教学阅读归根到底是为学生将来的生活阅读服务的，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种素养可以分解为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生活中的阅读需要识字，理解词意、句意、文意，需要提取信息，需要体会思想感情。生活中的写作需要正确的写字、用词、造句、组段、谋篇，还需要各种书面表达的技巧。这些都需要通过阅读教学来获得。

所以阅读教学最基本的还是要培养学生的识字、写字、理解词语、运用词语、造句、组段、谋篇等方面的能力。至于提取信息和体会感情，似乎不需要教，学生也能做到。可以说阅读是为写作服务的，阅读教学的终极目的是教学生写文章。揣摩文章的表达技巧就成了阅读教学最重要的教学目的。可是老师们在阅读教学中常常是把某种表达技巧概括成一句话，让学生记下来，学生可以拿它去填考卷，却不能转化为自己的写作技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老师也没有悟出那种技巧，他给学生抄的那句话也是从资料上搬来的。老师整天逼着学生写作文，自己却不写文章，大多也不会写文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可是我们老师，不写文章，没有写作的甘苦体验，自然就不能去指导学生去写作。所以要让学生悟出技巧，老师先得悟出技巧，这样才能指导学生在写作中自觉运用。

写也可以促进读。我这么多年来不教课，不搞阅读教学，但做起那些阅读题来并不费力，因为我在不断的写。比如插叙的作用，我把它总结成在内容上为了突出中心，在结构上为了结构紧凑。我看这个说法比某些资料上说得使内容更丰富、使人物更丰满要好。丰富的内容，丰满的人物形象还不是为突出中心服务的吗？而这种说法是我在写作中悟出来的。

在阅读中体会写作技巧，在运用中加深对这种技巧的理解，把读和写结合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作法。最近给老师们做了一次示范课（见拙作《我教紫藤萝瀑布》），我定了两个目标，第一，创设一种比喻情境。为达成这个目标，我先让学生画出与“瀑布”相关的词语，诸如“瀑布”“浪花”“河流”“船帆”“流动”等等，为了强化这一点，我给学生发了叶君健的《看戏》，让学生找出其中与“海”相关的词语。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学生把创设比喻情境这种技巧掌握了。第二个目标，写景，有所寄寓。为了落实这个目标，我给学生发了我自己的《深秋时节一枝春》，让学生体会文章以花写人、以花喻世的写法。课下我留了作业，让学生写写校园里的串红。结果学生们写出了不少不错的文章（见《串红.学生作品展示》）。

一句话，读是为了写，要为写而读，要为写作而教阅读。

再说这教学目标由谁来定。

首先，它是由编者来定的。编者常常把体现相同或相关的表达技巧的文章编入一个单元，让学生通过这个单元几篇课文的学习也认识和掌握某种表达技巧。比如把《春》、《济南的冬天》、《与朱元思书》编入同一单元，就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写景的方法。所以这个单元共同的教学目标就是教学生学会景物描写。如果不落实这个目标，我们教学就跑偏了。我们要树立单元教学意识，善于揣摩编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教学目标。

其次，它是由课文来定的。一篇课文必然突出体现了某一方面的写作技巧，比如《春》，体现了写景的一般方法，抓住哪些景物写，从哪些方面写，按什么顺序写，写景之后抒情。而《济南的冬天》就要突出写出景物的特征来，写出在这种景物中的特殊体验和感受来，寓情于景。我们要善于揣摩编者的意图，看看为什么把两篇相似的文章放在一起，它们有什么细微的区别。

再次，是由老师来定的。当然老师要读懂课文，发现课文突出的长处，不然目标也会定偏。我教《滹沱河和我》，没按课本定的目标去教。我觉得课文最突出的长处有二，一是按作者的认识过程为线索组材，二是对河的描写。所以我说，练习题中说“本文以滹沱河为线索”这种说法不对，应是以“我对滹沱河的认识过程”为线索，请同学们帮助老师完成本文的阅读提要：本文以我对滹沱河的认为过程为线索依次写了„„。第二，我引导学生分析了涨水季节的滹沱河的景象的一段描写，然后让学生把它背下来，再写一个片段，家乡的河。

最后要根据学情来定。比如我教《胡同文化》，此文在别的版本中是放在高中来学的，但河大版的教材却把它放在上了八年级上学期，我觉得学生理解不了其中的文化，就避重就轻，让学生画出各段的中心句，让学生学习首领句组段的方法。再如《故乡》，结尾几段有不少句子意思难懂，教学中就应把理解句子的意思做为一个目标。再比如古诗词的教学，现在中考要考诗歌赏析，我以为就违背了学情，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他能赏析得了吗？记得我小时候，正是文革时期，没书可读，整天拿着一本《毛主席诗词》念，“大雨落幽燕，白浪淘天„„”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意思，却背下来了，后来长大了，懂了，体会到了那种磅礴的气势。所以我以为古诗词，让学生背下来就够了，可是我们偏要让他去赏析，他知道“阴阳割昏晓”是什么意思，他能体会泰山峰如刀，把世界割成了白天和黑夜两部分的意思吗？不知道，只好背老师教的答案。这不是违背了学情吗？可是中考要考，无奈，非得这样教，却不考虑理解了一个“割”的时间能背下多少古诗词啊。

现在的教改一味的求新求异，翻新花样，把传统中很多能够突出表达技巧的好的合理的做法改掉了，变成了瞎折腾。比如“美读”的风行，扣住一句话，扣住一个或几个词，让学生反复读，读出合适的语气语调来，读出感情来，读出特殊的感悟来，读出特殊的体验来。能做到吗？我们在培养朗诵家吗？我们在培养电视播音员吗？我一听这样的课就急，因为读了半天，学生还是没有读美，或者读“美”了这一句，其它的句子呢？你能一句一句的教吗？美读是老师用来熏陶学生的，非要让学生学会，这个要求太高了。在学美读的过程中浪费了很多揣摩表达技巧的时间，这就是无效劳动的表现之一。

最近参加了某市的赛课活动。从全市选拔了140名优秀教师参加，经过第一轮教学设计比赛选出了80名，又经过第二轮说课比赛选出了6名老师做课。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做课的第一名吧。她选的是朱自清的《春》主要设计了两个环节“读中寻春”和“画中品春”，先是让学生美读，读了半天，学生连“窠巢”“应和”都没读准，就开始画了，让学生选其中的一副图画一张画，这一节课基本上就在画中度过了，结束时又闪了一下老师自己写的校园的春天。后来听见这课得了第一名，我倒抽一口冷气。按我的理解，这课也可以上成读背课，一节课学生基本通过朗读能把课文背下来，在指导背的过程中顺带就把写景的方法引导学生分析了，这样有助于他们更快的背诵，也认识了课文写景的方法，这不就把目标达成了吗？可是我们这位老师折腾了一节课，自己很累的一节课，学生学会了什么呢？我在听课记录上写了一句话“阅读教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教什么永远比怎样教更重要，就像吃什么比怎样吃更重要一样。我们确实该好好研究怎样正确的确定目标，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落实目标的问题了。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为写而读，为写作而教阅读，把揣摩表达技巧做为第一目标。

第二篇：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

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

——关于历史教学目标的讨论

历史教学究竟为何而教？这是历史教师的方向问题。

今天，学习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张老师的《如何制定和有效的达成教学目标》后，我与其他几个历史老师进行了交流，下面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于教学目标，我认为应该由知识教育转向能力教育。而我自己对于这次历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解是，和以前相比，更加强调了，历史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更重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和树立，这基本上还属于人文素质的范畴，当然人文素质包括能力和知识，但是我觉得“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更为重要。（其实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也是应该融合在一起的）。

自从教改以来，我开始真正反思，研究过去的教学道路，思维训练的正反两方面、历史人文精神、我们教学模式与评价模式。这次假期研修，我开始将这几部分联合起来思考，我觉得能力与精神意识都不可缺，能力的培养就是个性的培养。这一点在以前的教学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实施。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张老师着重研究教学目标的制定。历史教学目标既要培养学生历史阅读、阐释、评价、欣赏的能力，也要形成教师自己各具特色的个人风格，而个人风格中，思维方式占据核心的地位。并且，学生的阅读、阐释、评价、欣赏都应该有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之处，便是其内在的历史思维方式，个人或者群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它相融，这就是我现在对思维能力与历史观念（思维方式或历史意识）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我认为历史教学目标既要有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又要有历史人文精神的训练。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二者融合起来。我经承认过去为了考试，确实是有过分强调思维训练，导致忽视人文精神的现象。目前的教学中仍然有很多训练没有用到点子上，这是对历史思维能力理解的不全面，教学的方式缺乏历史感，没有内在的精神意识造成的。这一切都有待于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历史教学要培养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很重要，历史教育也确实是一种人文素质的教育，但历史教育的核心和基础还不是态度与价值观的灌输或养成（这可以说是目标之一），而是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或曰历史观。态度与价值观是在历史观的基础上生成的，否则就会成为外在的或附加的，就像过去（失败的）思想教育那样。

这里，涉及到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教历史，往往总是在教过去是怎样的，让学生记住过去。这样的教学，生成的态度与价值观很容易是被动的和脆弱的。其实，历史学并不是研究过去是什么的学问，而是研究过去是怎样发展和怎样变化的学问，是判定过去发展和变化的学问，是解释过去发展和变化的学问。因此，教历史应该是教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如何对这些变化进行解释、这些变化对今天的社会有什么影响，等等，这就是历史的意识。要想这样做，就要运用联系、比较、分析等方法，做出接近事实的论述，这就是历史思维了。如果学生能够对历史进行合理的解释，他的态度与价值观实际上就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变得更正确。所以，历史教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学生学会辨证、客观、全面、历史、发展地看待人类的社会活动，包括过去和今天的活动。态度与价值观正是在看历史、想历史、分析历史的过程中生成的，人文素质也是这样培养和提高的。

另外，历史教学与其他学科的教学还不大一样，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之前，不一定具有相关的知识和认识（如学习化学之前，我可能没有什么化学方面的知识），但学生（哪怕是小学生）在上历史课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知识（虽然会是不系统、不正确的）和历史意识，如学生看了电视里的历史剧，就可能以为清朝的皇帝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明察秋毫，秉公办事，关怀民生，常常微服私访，惩治贪官，甚至还有绝技在身，会武功什么的（这不就是历史意识吗）。这种媒体造成的知识和意识，也是态度和价值观。一方面这对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有好处，而另一方面，也对历史教学提出了挑战，即如何使学生原有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变得更正确。使他们接触和认识真实的历史，形成科学的历史意识，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就会发生变化了。

所以，我的看法，历史教学目标的制定在一堂课中具有指导性地位，是一堂课成功的关键。

第三篇：教学案例究竟是什么？

一、什么是教学案例

所谓案例，从字面上理解是“案例实例”的意思。它必须是“具体情境下发生的典型事件”。“具体情境”，指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和条件等背景信息；“典型事件”，指的是在“具体情境”下发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有价值的实例。它也可以是具体情境的某一项决策。

教学案例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的重点、难点、偶发事件、有意义的、典型的教学事例处理的过程、方法和具体的教学行为与艺术的记叙，以及对该案例记录的剖析、反思、总结。

案例不仅记叙教学行为，还记录伴随行为而产生的思想，情感及灵感，反映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矛盾、困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想法、思路对策等。它既具有具体的情节、过程，真实感，又从教育理论、教学方法、教学艺术的高度进行归纳、总结，得出其中的育人真谛，予人以启迪。

教学案例是真实而又典型且含有问题的事件。简单地说，一个教学案例就是一个包含有疑难问题的实际情境的描述，是一个教学实践过程中的故事，描述的是教学过程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理解：

１.教学案例是事件：教学案例是对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它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叙述的是这个教学故事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它是对教学现象的动态性的把握。

２，教学案例是含有问题的事件：事件只是案例的基本素材，并不是所有的教学事件都可以成为案例。能够成为案例的事件，必须包含有问题或疑难情境在内，并且也可能包含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内。正因为这一点，案例才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

３.案例是真实而又典型的事件：案例必须是有典型意义的，它必须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示和体会。案例与故事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故事是可以杜撰的，而案例是不能杜撰和抄袭的，它所反映的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是教学事件的真实再现。是对“当前”课堂中真实发生的实践情景的描述。它不能用“摇摆椅子上杜撰的事实来替代”，也不能从抽象的、概括化的 理论中演绎的事实来替代。

可以说，教学案例就是一个具体教学情景的故事。在叙述这个故事片的同时，人们常常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点评。所以，一个好的案例，就是一个生动真实的故事加上精彩的点评。

二、案例与其他体例的区别

1、案例与论文的区别：

A.从文体和表达方式上来看： 论文是以说理为目的，以议论为主；

案例则以记录为目的，以记叙为主，兼有议论和说明。也就是说，案例是讲一个故事，是通过故事说明道理。

B.从写作的思路和思维方式上来看：

论文写作一般是一种演绎思维，思维的方式是从抽象到具体； 案例写作是一种归纳思维，思维的方式是从具体到抽象。

2、案例与教案、教学设计、教学实录的区别：

教案、教学设计都是事先设想的教学思路，是对准备实施的教学措施的简要说明； 案例则是对已发生的教育过程的反映。

一个写在教之前，一个写在教之后；一个是预期，一个是结果。

案例与教学实录的体例比较相近，它们同样是对教育情境的描述。教学实录是有闻必录，而案例是有选择的。（选择什么内容，取决于案例撰写的目的和功能。）

三、教学案例基本特征

1、客观性：

所谓客观性，是指来自教育教学实践，事例的经过与结果是真实的，如实反映了事实的本来面目。

2、典型性：

所谓典型性，一般是指最具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有价值的实例。它最能显示同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意义，通过对一个事例的研究，就能探索同一类事例相同的内在规律，这一事例具有很强的标准性、联系性。

3、指导性：

所谓指导性，是指本案例具有启发迁移作用，对其他事例的分析与处理具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4、鲜明性：

所谓鲜明性，是指具有时代感，有明确的指向，富有鲜明的个性。

四、教学案例的一般要素

1、背景：

所谓背景，即是向读者交待清楚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等。背景介绍也不必面面俱到，重要的是说明故事发生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和条件。背景是案例很重要的环节，描述的是事件的大致场景，是提供给读者了解事件有用的背景资料，如所在学校的情况、个人工作背景、事件发生的起因等。

2、主题：

每篇案例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即这个案例要说明的某个问题，是反映对某个新理念的认识、理解和实践，还是说明教师角色如何转变，教的方式、学的方式怎样变化，或是介绍对教材重点、难点的把握和处理等等。案例的主题，是案例描述的人物行为、事件所显示出来贯穿于全篇的基本思想，它是案例撰写者对事例经过深入了解、综合分析及对案例题材、背景的处理与提炼而得出来的思想结晶，是案例的灵魂。

3、细节：

有了主题，就要对原始材料进行筛选，有针对性地选择最能反映主题的特定内容，把关键性的细节写清楚，要特别注意揭示人物心理。因为人物的行为是故事的表面现象，人物的心理则是故事发展的内在依据。面对同一情景，不是的教师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做法？这些教学行为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执教者是怎么想的？揭示这些，能让读者既知其然，又知所以然。在这个环节中，要讲明问题是如何发生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可以和事实材料交织在一起。这是整个案例的主体，要详尽地描述，展现问题解决的过程、步骤的及问题解决中出现的反复挫折，也可以涉及问题初步解决成效的描述。

4、结果：

案例不仅要说明教学的思路，描述教学的过程，还要交待教学的结果——某种教学措施的即时效果，包括学生的反应和教师的感受，解决了哪些问题，未解决哪些问题，有取得成功的体会，也有成果的遗憾以及今后的打算、设想等。以问题为主线，有矛盾、冲突甚至悬念，能引起读者兴趣和深入思考。

细节和结果是案例正文的最基本的要素。正文是案例的主体。案例描述是案例的主题部分，应该能够比较客观准确地讲明案例所要反映的事件和情况。语言要求平实、简洁、准确、生动，忌文学化和过分拖沓，同时也应该保证能够讲清楚案例的来龙去脉，不能遗漏与事件有关的主要事件和重要因素。

案例正文形式，没有严格规定。

5、评析：

评析是在记叙基础上的议论，表明对案例能反映的主题和内容的看法和分析，以进一步揭示事件的意义和价值。评析可以是自评，就事论事，有感而发，也可请专家点评、深化。通过对背景、问题、解决问题方法的描述，反思自身的教育教学行为，总结利弊得失和启示。

案例能够直接地、形象地反映教育教学的具体过程，因而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操作性，也非常适合于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第一线教师来写作。要写好案例，首先要有实践的基础和经验的积累，其次要有一定的写作技能，更重要的是加强理论学习，不断地进行实践探索。一篇好的案例，可以胜过许多泛泛而谈。

第四篇：教师教学究竟靠什么学习心得

《教师教学究竟靠什么》学习心得体会

通过参加此次《教师教学究竟靠什么》专题学习，我觉得自己在教育思想和理念上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更加明确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以说，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教师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新课程、新教材、新的课程评价观，强烈冲击着现有的教师教育体系，对广大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通过学习，结合自己的教学反思，觉得自己在以下两个方面还存在不足。一是在如何走进新课程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新课程体系在课程功能、结构、内容、实施、评价和管理等方面都教原来的课程有了重大的创新和突破。而此次课程改革所产生的变化是深刻的，具体将体现在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行为的改变上。因为任何一项课程改革的设想，最终都要靠教师在教学之中去实现、去完善。然而，任何一种新观念的确立，都是对旧观念的一种变革，而变革的往往是那些我们已经驾轻就熟的东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验。本次课程改革，不仅要改变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其艰难性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学改革是课程改革的一场攻坚战。我们只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努力学习，迎头赶上，才能顺应历史的发展。二是在建立新型的学生观上还存在着一些偏差。表现在对学生原有的知识储备、现有的学习动力、能力、能够达到的学习目标等诸多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不是十分到位，缺乏有效的研究途径和切入点。这主要跟自己在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不够有关，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没有先进的教育理论思想指导，教学中因循守旧，不注意向同行学习，一直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加强两方面的学习。一是书本理论知识的学习，二是加强同这方面研究有特长的教师之间的交往，努力改正自己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第五篇：会党究竟是什么（精选）

一、会党的兴起

会党的兴起说法各异，有学人认为兴于明末清初，乃明朝遗老为了恢复汉人的统治而创建，宗旨是“反清复明”。又一说法认为与清代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事实上，会党在清代的兴起，既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也与吏治腐败，官民冲突升级有关。近年有学者从“国家—社会”的研究视野出发，指出清代会党兴盛，因于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不力。清中叶以降，随着“摊丁入亩”和“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人口膨胀，土地资源有限，农村日趋凋敝，城镇商业步履维艰，加之吏治的败坏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区域，受国外经济的冲击，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农村经济衰败，无业人口骤增。破产劳动者、无业游民为生计所迫，集结流入会党。至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战败后，清廷控制下的数以十万计的被裁兵勇解甲不愿归农，绝大部分人沦落为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游民。哥老会“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的口号为他们提供了委身之所，于是他们与各地原有游民相勾串，结盟立会，散票取钱，造成了哥老会组织的遍地滋生。时人指出:“军兴以来，原气未复，民无恒业，生计日艰。四万万人,强半惰游，其不肖者流于匪徒„„该会匪等或以游民，或以散勇，乌合朋奸，总之皆无业之故耳”。

此外，清朝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力，也是会党兴起的另一大诱因。保甲制是帝制时期政府在基层社会施行的一种严密控制体系。随着清中叶天地会等的兴起，清查会党便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官员多次申饬加强保甲建设、防范会党的越轨行为。然而到咸同之际，面对突起的民变，朝廷难以提供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导致保甲制度名存实亡。士绅阶层则逐渐成为控制基层社会的真正力量。朝廷为了清理会党，不得不谋求与地方士绅权力，由此形成空前的“绅权大张”。不过国家对地方士绅并非全然信任，在鼓励地方兴办民团的同时，却在民团编制、经费以及枪械的购买等方面用严格的措施加以控制，引起士绅的不满。

随着西学东渐，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城乡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士绅的凝聚力及地位大不如前，也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力。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富有的士绅和地主迫于灾荒、战乱，纷纷流向城市，造成乡绅、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士绅为求自保主动加入会党，甚至与会党、盗匪沆瀣一气，时论指责乡局之设，初原以乡团等名，借为弭盗之计，而不知久之未有不从而庇盗者。乡局之绅士愈大，即乡中之盗贼愈恣，其在蛇鼠一窝，买赃庇匪，公然以乡局为发财之地。而那些与官方合作的士绅，则有性命之虞。社会基层政权由此发生严重蜕变。基层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激化，日渐无序和骚乱。这为会党的反政府活动打开又一缺口。

二、会党的政治取向 学界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所以能与革命党人结合，是由于“反清复明”的口号与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旨宗有共同语言。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天地会及其支派“反清复明”的宗旨，自乾隆后期已渐模糊，到辛亥革命时期，绝大多数会众已没有反清复明思想，会党成了生活上互助互济的秘密团体。但这不是说，会党兴起之初毫无任何政治动机。

会党的“开山始祖”，可以上溯到清初的天地会。天地会为奉行“反清复明”宗旨的秘密结社，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着南明抗清政权次第覆灭和东南沿海反清运动日趋沉寂，备受皇朝打压的天地会本支秘密转移，分支增多而宗旨日晦。乾隆中叶，福建潭浦县僧洪二和尚复兴天地会时，最有恢复反清复明宗旨之意，但因怕遭清政府高压，只得化为隐语、联缀成诗，授之党徒，以冀流传。

随着入会者成份日益滥杂，目的各异，久之，“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日薄，而互助互济特色日增。嘉道年以降，天地会原有宗旨却并未因此完全复苏。当然也有一部份人，在反清起义中揭旗“反清复明”，另一部分人则背道而驰，反转投清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各地民变中虽多有会党参与，但以反清复明为号的会党起义并不多见。因为无业游民构成了会党的主力，到清末时期，会党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匪化”趋势。

会党何以反清复明宗旨日晦、政治色彩日削，甚至与流寇盗匪无二？这与清王朝统一大业渐次完成、政权日趋巩固，以及会党成份日见溢杂等因素直接相关。清代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奠定了统一大业。对内政策也屡经调整，逐步改变入关初期的种族高压手段，以怀柔政策进行国家社会整合。到乾隆朝中叶，王朝国力达于鼎盛，社会整合基本完成。原先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的秘密结社，自然日益失去它激荡人心的魅力。而民生日艰，入会者良莠不齐，互济互助以求得生存，也就成了会众在会吃会的第一要义。

三、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改造与动员

有人指出，会党“本来不过是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所谓‘异族压迫’的秘密团体”，其狭窄的“排满革命”的单纯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对革命纲领一知半解，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和感觉来参加革命，组织涣散，是“一种落后的、并不犀利的工具”。另有学者表示革命党人找不出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发动会党，因而只是借现成的会党势力为己用，而没有进行艰苦的改造，以克服会党的弱点，这样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是极不稳定的。上述看法尽管并非无据，然其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革命党人对会党改造的诉求与努力。

早在一九○五年二月，孙中山就向旅比留学生提出要他们参与会党改造计划，以为会党宗旨本在反清复明，只是到了后来，其宗旨渐渐不太明朗，革命党的责任应该揭示会党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大加张扬，并对会党的内部规则及仪式等给予适当改造。

在孙中山领导发动的历次会党起义中，从未间断过对会党的改造：联合会党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亲自加入会党，改造会党会章以及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组织等等。在孙中山看来会党本是民族主义的遗产，所以教同志们赶紧去加以整理与指导，充分结集会党这一反清力量参加革命派的反清革命。一些革命志士的看法也与此相近，如党人余永生、陈涌波以为革命运动，首在得众，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同盟会的主张并没有太大差异，应该主动联络，壮大实力，共同进行。从会党方面说，受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确也接受过革命党的部分纲领。以广东会党为例，一九○七年九月，王和顺在广东防城起义，其《告粤省同胞文》就明示，及从孙中山游，得与闻治国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除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可见，王氏明显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

但他们不愿放弃山头，尤重江湖义气，即使在与革命党合作组成联合体后，也住往以小山头利益为转移，或不听调遣、自行其是，或任意脱离、依然故我，或与其它革命团体不合。所以经过革命党人动员改造后的会党并没有像平山周所说的那样，“三合会其家目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

会党并没有因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反清宗旨而触化了它固有的江湖义气、山头主义和帝王思想，也没有改变其固有的宗教色彩、礼教色彩和互助共济色彩。革命党人缺乏强大的思想武器，无法真正肩负起改造会党的责任。会党则因其组织惰性，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根本改变。

四、会党与辛亥革命

由于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不少会党的山堂成了革命派得以依靠的反清力量。海外华人华侨结成的会党对革命的贡献也不可小视，孙中山就曾于一九○四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有人指出“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没有洪门，就没有兴中会”。可以说，没有会党的支持、参加，辛亥革命很难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武昌起义后，长江以南绝大多数省份和地区的光复，都得益于会党的积极参与。革命党人的艰苦运动取得了应有的成果，会党在其历史上也留下生辉的一页。

概言之，清季时期，会党“反清复明”的宗旨虽然在淡化，仍依旧为官方所不容；到一九一一年满清皇胄“铁路国有化”和“皇族内阁”政策出台之前，对较之激进式的暴力革命，各方政治势力还基本认可渐变式的政治改良。是故，革命党人惟有利用和发动会党，以达成武装反清事举。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外华侨中会党的成分很高，孙中山领导的西南边陲的所有武装反清起义，从筹饷、购、输军械到组织人员投身起义，都得到华侨的倾力支持，这其中包涵着会党的巨大贡献。

以广东为例，辛亥年间广州光复，若无“十万民军”围城，李准、张鸣岐等人对革命态度发生转变，或未可知也。更为重要的是，清末“广东之兵，而私会亦居其半，且有居其八九者”，新军中的会党分子更是尤其活跃，共进会中有人称清末凡常备军巡防营以及警察新军各色人等，若属于各党各派分子方好立脚，如两广军队内的三点三合会；长江上下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孝义会；山东、陕西的八卦大刀会；河南、河北的红枪天地会等，军队兵士均是此类分子居多。广东社会，非但“会党、盗匪一家”难分彼此，就连政府军队与会党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知革命党人断难小视会党势力。

也因此，革命党人似乎对会党并未全然认同。一九一八年蔡元培、张蔚西拟仿照鉴外纪，从清代秘密会党活动始，至南京临时政府取消日止，编写一本《国史前编》，致函孙中 山征求意见，孙复示以为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普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践，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强调会党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而将之打入另册，人我之别清晰可见。会党成员在革命成功后已感受了党人对他们的排挤，泊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张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独于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

孙中山此时之表态，并非“数典忘祖”，可能与“后革命时代”会党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有关。还以广东为例，英国学者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曾指出，广东的土匪活动随着一九一一年战争行动的终结而直线上升，后来，被招来与国民党共同作战的民军中有许多人重新被迫参加土匪活动。这一点正像时人所论，广东未独立之先，起义者不能不联络绿林豪客以助声威，一旦得手，又无善法以驾驭之，始虽有民团总局之设，而各统领意见不一，旋被裁撤矣。继又有军团协会之设，而各统领皆处于平等地位，以是为联络声气则可，以是为统一军政则不可。以故省内民军，能守权限、明大义者虽不乏人，而多半出自绿林，任性肆为，不受节制。激之恐生乱，听之则病民，遂酿成尾大不掉之险象，此大都督之实权所以不能行使者。

以外，民国肇造，革命军政府成立以后，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无力供养庞大的军队，大批参加革命的会众得不到妥善安置，也是引发会党与革命人决裂的另一大诱因。客观的讲，革命党人的这一做法似有落井下石的嫌疑。不过，更应注意到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决数量众多失业游民的生计。会党的固有弱点在民国初年纷乱的条件下暴露出来，使新政权面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极大地破坏了革命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在这种形势下，取缔公口码头，镇压会匪**，成了新政权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