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得全诉禹州市辰龙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精选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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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沈得全诉禹州市辰龙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沈得全诉禹州市辰龙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0)禹民二初字第112号

禹州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原告沈得全。

委托代理人:李涛、侯方,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禹州市辰龙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如炎,该公司经理。

被告王如炎。

委托代理人:段风顺,河南光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得全诉被告禹州市辰龙迷迭香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龙公司)、王如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沈得全于2010年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3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沈得全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涛、侯方,被告辰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如炎,被告王如炎及其委托代理人段风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得全诉称,原告于2007年7月3日将自己培育的迷迭香药苗105100株,以每株0.3元的价格卖给被告,被告出具了收到手续,但却以种种理由不支付药苗款。经多次追要无果,诉请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药苗款31530元及利息。

被告辰龙公司辩称,因为苗树分配到种植户,由种植户种成树后,才给每株0.3元的树苗款。因原告提供的树苗没有营养土,种植户没把树苗种活,所以公司没效益,没钱给。公司没有给种植户签订合同,没法收款。原告尚欠被告接穗款8229元;迷迭香树苗5250株。

被告王如炎辩称,我个人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是职务行为。原告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于法无据,我个人不是主债务人,也不是连带债务人。本案涉及的款是附条件民事行为。因没有从种植户收回树苗款,所附条件没有成就,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原告沈得全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收款收据1份,用以证明被告收到原告迷迭香树苗105100株,每株0.3元,共计31530元。

2、工商登记材料1份,用以证明被告辰龙公司因未年检,被工商机关吊销,但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辰龙公司、王如炎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证人刘顺卿、陈国志、王玉龙的当庭证词,用以证明辰龙公司与种植户口头协议,如种植户没有种活辰龙公司提供的迷迭香树苗,则不向辰龙公司交树苗款;如种植户种活了辰龙公司提供的迷迭香树苗,树苗款则从辰龙公司收购种植户树木,付款时扣除。原告所提供的树苗因缺乏营养土,所以没有种活的事实。

2、欠条2份,用以证明原告欠被告接穗款8229元。

3、证明条1份,用以证明原告领取被告迷迭香35箱,5250株的事实。

被告辰龙公司、王如炎对原告提供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应从种植户交付迷迭香树木后,才能付给原告。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如炎是职务行为。

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供证人证言、欠条2份、证明条1份均超出了举证期,且欠条和证明条均不是原件,故不予质证。

本院对原告沈得全所提供的证据经审查后认为,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且二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二被告所提供的证据经审查后认为,证人证言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且所证明没有种活迷迭香树苗理由又不充分,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所提供的其他证据均系复印件,原告又不与质证,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可另行诉讼主张权利。......

第二篇:沈A诉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沈a诉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0)闵民二(商)初字第262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沈a,男。

委托代理人邱a,上海a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a,上海a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

法定代表人卜a,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a,北京市b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a,北京市b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沈a与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周皓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a及其委托代理人吕a,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a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a诉称,其与被告存在长期的礼品加工承揽业务合作关系。2009年9月14日左右,被告员工俞a通过电话及网络要求原告为其紧急加工一批变色礼品杯,双方就此业务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口头约定礼品杯单价为8.3元(人民币,下同),加工数量5,000个,交货时间为2009年9月25日,被告于2009年9月14日先支付原告30%款项即12,450元。之后,原告立即按约完成了承揽义务,并于2009年9月25日交付被告。但被告收货三天后却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支付余款29,050元,并要求原告将系争礼品杯取回。原告认为,其承揽的杯子不存在质量问题,被告以此为由拒不付款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剩余价款29,050元。

原告为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3、原告银行卡对帐单及送货单各1份,证明被告于2009年9月15日支付原告预付款12,450元;原告于同年9月25日按约交付被告约定数量的礼品杯;

4、通知1份,证明被告承认于2009年9月25日收到原告交付的礼品杯5,000个,以及被告以杯子存在质量问题拒付原告剩余价款。

被告a(上海)木业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确实存在5,000个礼品杯的承揽合同关系。被告收到杯子后,因杯子的质量问题与原告进行过协商,原告之后委托了李a全权处理此纠纷。根据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被告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将价款减少为21,450元,扣除已付原告的预付款12,450元后,剩余价款9,000元在签订协议时即支付给了李a。因此,本案系争的承揽合同纠纷已经了结,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

被告为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2009年10月9日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原告委托李b、李a全权处理原、被告之间的承揽合同纠纷; 2、2009年10月12日的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与被告协商后签订协议,同意将价款减少为21,450元,扣除已付款12,450元后,剩余价款9,000元在签订协议书时即支付给了李a,李a以收款人身份在协议书上予以签收。

庭审质证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可俞a系其单位员工;对证据2真实性不能确认,但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对于价款、数量等均无异议;对证据3中对帐单真实性无异议,对送货单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可其员工俞a确实代表被告签收了5,000个礼品杯;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均不认可,认为李b、李a不是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债权人c制伞厂亦与原告自然人身份不符,但原告承认与被告发生纠纷后,其曾委托讨债公司追讨款项,并向讨债公司出具了该份内容并不完整的授权委托书,庭审中原告确认该授权委托书上第一行委托人处“沈a”的签名及落款处委托人“沈a”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第二行手写的电话号码亦其本人所写,委托书除此之外的手写内容非其本人所写。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亦不认可,认为该协议书无被告公章、所谓的原告代理人李a提供的身份证号虚假、且该协议书仅能证明被告与李a之间的约定。

本院对双方的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基于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9月中旬,原、被告通过网络方式,商定被告委托原告为其定作5,000个礼品杯,礼品杯单价为8.30元,交货日期为同年9月25日,并约定被告于同年9月14日支付原告总价款的30%即12,450元作为预付款。双方达成承揽合意后,即实际履行。被告于2009年9月15日向原告支付了12,450元预付款,原告则于同年9月25日向被告交付了5,000个礼品杯。

2009年9月28日,被告致函原告,认为经对原告交付的礼品杯检查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要求作全部退货处理。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2009年10月12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持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被告协商后签订协议书1份,内容大致为:被告向原告采购的礼品杯由于质量问题,原告委托李a全权处理此事,原总价为41,500元,经协商一次性付款21,450元,前期已付款12,450元,今天再付款9,000元。协议书上,李a以原告代理人身份签字,并在收款人处签字,对此,被告称协议书签订当时,其向李a支付了余款9,000元后,由李a在协议书收款人处签字进行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就本案系争承揽合同所产生的债务是否已经结清。被告提供了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协议书,据此主张其已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a就本案纠纷达成了减少价款的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因此双方的债务已经结清。针对被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原告述称该委托书系其先前委托讨债公司追讨本案系争价款时向讨债公司出具,其签名时委托书上其余内容均为空白,但其从未委托过李a处理与被告之间的纠纷,亦不认识李a。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对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在前、主文手写内容形成在后这一节事实并未举证证明;其次,即便原告所述属实,那么原告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和风险意识,应当预见到其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并将委托书交付给他人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该授权委托书应当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由此所引起的民事法律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基于上述规定,本案中,李a持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原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被告磋商并达成的《协议书》,亦应对原告产生法律拘束力。原告作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李a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被告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将本案价款余款9,000元支付给了李a,其已经履行了余款支付义务。至此,原、被告之间的债务已经结清,原告现起诉被告再行支付价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如认为李a在代理活动中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根据相关证据,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a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63.13元,由原告沈a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书 记 员 周皓媚茅建中

第三篇:李长风诉新乡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李长风诉新乡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2003)新郊民初字第448号

河南省新乡市郊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原告:李长风,女,汉族,1942年5月3日出生,住新乡市新华区姜庄大街29号,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郭振雷,男,汉族,1966年10月14日出生,住新乡市姜北小区20号楼1单元15号。

被告:新乡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乡市开发区五一路农行三楼。

法定代表人:冯爱萍,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席建松,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长风诉新乡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住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长风委托代理人郭振雷,原告建住公司委托代理人席建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长风诉称,2003年9月12日,李长风与建住公司签订了建业绿色家园11号楼2单元2层B(西)户认购协议书。李长风依约交纳了购房款,可是建住公司违反合同,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其公司和房产销售的真实情况,欺诈李长风,为此将建住公司诉之法院,请求判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认购协议无效,返还李长风已付房款15万元,并按已付房款1倍赔偿金。

原告李长风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2003年9月12日李长风与建住公司签订的认购协议书;

2、2003年9月12日建住公司向李长风出具11#-2-2B首付款,定金15万元的收据。

被告建住公司辩称,建住公司与李长风签订房屋认购协议属实,并未隐瞒任何真实事实,我们的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李长风是知道的。建住公司可以返还购房款及利息,但不可能赔偿。因为我们的商品房在开盘时至始至终并未隐瞒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事实,我们售楼时在公开的地方贴有公示且售房销售员在售房时向买房者予以说明,一切合法售房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被告建住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提交以下证据:

1、2003年10月24日建住公司取得的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

2、2003年5月15日河南省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证明,证明建住公司“建业绿色家园”项目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3、新乡开发区规划管理局证明,证明建住公司“建业绿色家园”项目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4、2003年5月20日建住公司制定的销售人员统一说词;

5、2003年8月23日建住公司在新乡市福星山庄召开客户座谈会会议纪要;

6、建住公司2003年9月16日致客户的一封信,证明预售许可证正在办理中;

7、河南新众力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建住公司委托其将新乡市开发区2份证明装入方框内,悬挂于一楼展厅西墙上;

8、新乡市东方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建住公司于2003年10月下旬将悬挂一楼展厅西墙上2份开发区证明换成房屋开发所需的5证;

9、建住公司销售大厅接待员陈海英2003年12月24日出具的该房售房经过证明;

10、建住公司购房户朱芝民、张麒麟出具的他们购房时建住公司已告知预售证正在办理中的证明;

11、建住公司提供三张照片以证明其告知广大购房户其项目手续正在办理中。

本院主持了庭审质证、认证。被告建住公司对原告李长风提交的所有证据无异议。原告李长风对被告建住公司提供1、2、3、4、5、6、7、8、9、10、11均有异议。证据1只能说明建住公司于2003年10月24日取得了,但在李长风起诉时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认为证据2、3并未说明建住公司许可证正在办理中,只能证明开发区管委会对建住公司出具的证明,但并不能证明建住公司对消费者尽了告知义务;且是虚假的,是建住公司后来补充的伪证,对其真实性也有异议。建住公司销售大厅也从未挂过这种证明。销售代表也未告知我们其没有取得许可证的事实,建住公司在明知其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和消费者签订合同明显是欺诈。认为证据4、9是建住公司单方的东西,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可以得知建住公司的业务人员有统一的说词,不能说明对消费者告知了,不具备证据的效力;认为证据7、8与事实不符,将2份证明悬挂框内是不需要广告公司未做的,证明的内容是虚假的。认为证据11没有证明建住公司是在什么时间拍摄的证明不了其悬挂的地点是消费者必然观看的位置,照片也根本看不清建住公司墙上挂的东西内容。法庭经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建住公司的证据1、2、3、4、7、8、11李长风没有举出相应的证据证实,应予认证;建住公司的证据9由于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本院不予采纳;建住公司的证据10由于2名购房业主身份不明,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其是购房者,该证据不充分,本院亦不予采纳。由于证据5、6建住公司没有提交法庭质证,本院亦不予采纳。

基于上述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03年9月12日李长风与建住公司签订一份商品

房认购协议书,该协议约定,1、定购物业:建住公司开发的《建业绿色家园》11号楼2单元2层B(西)户,定购建筑暂定面积171.17m2,定购价格317126元(优惠3%);

2、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银行按揭贷款):定金20000元须于签署本认购书时付清,余款(认购房价扣除定金)须于签订认购书之日起的10日内付清;

3、买卖条款:买卖方同意于签订本认购书后按出售方指定日期,地点携带本认购书与出售方签署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河南省建设厅共同监制,新乡市房管局统一核发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本认购书自行作废。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本认购书为买卖双方的正式合约。该协议签订后,同日李长风向建住公司交纳了定金20000元和首付款130000元。在签订该认购协议书时,建住公司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但其在《建业绿色家园》开盘时已将河南省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悬挂于销售大厅西墙的事实存在,且有河南新众力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新乡市东方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佐证。2003年9月12日李长风与建住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并交付首付款及定金150000元后,嗣后即于2003年9月19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李长风与建住公司签订的《建业绿色家园》商品房认购协议,由于该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且建住公司对此无异议,故该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由于建住公司在李长风提起诉讼前未能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其售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即商品房预售必须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故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导致合同无效的责任应由建住公司负担。建住公司应当返还李长风已付购房首付款与定金合计150000元。同时建住公司应当赔偿李长风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由于建住公司在其《建业绿色家园》开盘时已将河南省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建住公司投资建设《建业绿色家园》项目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且有2家无利害关系的广告公司予以证明。这已充分证明建住公司在销房过程中不存在故意隐瞒其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即不存在欺诈行为。故建住公司的辩称理由,本院予以采信。李长风请求建住公司按已收房款1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建住公司应当赔偿李长风交房款期间的经济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从2003年9月13日算至返还款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李长风与新乡建业住宅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二、新乡建业住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长风购房款150000元。

三、新乡建业住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李长风付款期间的经济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从2003年9月13日算至返还款完毕之日止)。

四、驳回李长风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7100元,由李长风负担3400元,由新乡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负担370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刘 浩

审 判 员:邵彦博

审 判 员:吴继伟

二○○四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张双喜

第四篇:无锡市春江花园业主委员会诉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物业管理纠纷案

无锡市春江花园业主委员会诉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物业管理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共有部分在物业服务企业物业管理(包括前期物业管理)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属全体业主所有,并主要用于补充小区的专项维修资金。物业服务企业对共有部分进行经营管理的,可以享有一定比例的收益。

原告:江苏省无锡市春江花园业主委员会。

代表人:常本靖,该业主委员会主任。

被告: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代表人:袁国栋,该公司经理。

被告: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而进,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江苏省无锡市春江花园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因与被告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分公司)、被告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发生物业管理纠纷,向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业委会诉称:2002年11月25日,被告物业公司与无锡市春江花园住宅小区的开发商无锡聚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江公司)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一份,约定聚江公司委托物业公司对春江花园进行物业管理,管理期限为 2002年11月25日起至春江花园小区业委会成立时止。合同成立后,物业公司安排被告无锡分公司具体对春江花园实施物业管理。2007年12月22日,原告业委会依法成立。2008年6月21日,业委会根据春江花园业主大会作出的业主自治决议,致函物业公司,明确不再与其签订物业管理合同,并要求物业公司及时办理移交。2008年7月17日,物业公司即派员与业委会正式办理移交,并签订了移交清单一份,明确物业公司应向业委会移交的物业管理费等费用总额为2 327 931.87元,其中小区共有部分收益结算的期间为2008年1月至6月。业委会经审查物业公司移交的资料发现,无锡分公司在2004年至 2007年间,收取了小区共有部分收入 5 967 370.31元未列入移交。为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遂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和无锡分公司立即返还移交清单确认的2327931.87元中的2 273 872.32元(差额部分54 059.55元为双方协议订立后业委会认可应返还给物业公司部分),及2004年至2007年共有部分收益的70%即 4 177 159.22元,两项合计6 451 031.54元。

原告业委会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业委会备案证明及无锡市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委员会备案回执各一份,用以证明业委会依法成立的事实。

2.2008年1月11日原告业委会和被告无锡分公司的会议纪要一份,用以证明业委会与无锡分公司开会要求进行资料移交。

3.2008年6月23日被告物业公司与原告业委会的会议纪要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协议商谈春江花园业主自治后双方的交接事宜。

4.通知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业委会向被告物业公司发出通知,告知其春江花园业主大会决议实施业主自治,要求物业公司移交相关资料和结算相关工人工资和日常费用的事实。

5.2008年6月29日的物资移交协议、2008年6月29日的资料移交协议、2008年6月30日无锡春江花园对外合同修正协议,用以证明原告业委会和被告物业公司协议商定进行相关物资和材料的移交。

6.2008年6月29日,原告业委会和被告物业公司签订的无锡春江花园退盘人事关系处理协议,用以证明双方对相关人员进行安置的事实。

7.2008年7月17日“关于无锡春江花园退盘移交协议”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物业公司同意于2008年6

月23日退出对春江花园的物业管理,进行有关资料的移交。

8.2008年7月17日“物业公司春江花园一期、二期结算款项移交清单”一份。证明双方就2008年间被告物业公司应移交给原告业委会的财物达成协议的事实。

9.2008年7月21日原告业委会致被告物业公司的书函。证明业委会要求物业公司确认其经办人于2008年6月23日至 2008年7月17日期间,与业委会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的事实。

10.2008年7月29日被告物业公司对原告业委会的回函,用以证明物业公司对双方签订的人事关系处理、资料移交、对外合同签订、物资移交四个方面的协议无异议,并要求在费用结算上双方应继续协商的事实。佐证2008年7月17日的移交清单并不是双方对所有事项的全部了结。

11.2005年至2007年被告无锡分公司制作的当年的收支情况表,以及2004年部分收退费日报表等,用以证明被告物业公司2004年至2007年的共有部分收入共计5 967 370.31元应当移交。

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辩称:2002年11月25日,物业公司与聚江公司协商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合同,并由无锡分公司具体实施对春江花园的物业管理属实。在原告业委会成立后,双方已陆续办理了资料等的移交,并通过结算,于2008年7月 17日订立移交清单,该清单明确截止到 2008年6月30日,物业公司应结算给业委会的款项总额为2 327 931.87元。这是双方对实施前期物业管理期间的总结算,是对应当移交给业委会所有资料和财产的一揽子处理方案。移交清单第十条也明确:“双方约定,在各自管理期限内的应由各自承担的收入、支出由各自承担。”依据该约定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已经全部解决了所有争议,故现业委会的诉讼请求,超出了双方协议的范围,其超出部分的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协议,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应当移交给业委会的款项总额为2 327 931.87元,扣除业委会诉讼请求中已认可给物业公司的54 059.55元,现已实际支付了1 857 995.72元,故尚需移交业委会415 876.6元。对该部分款项,同意及时移交。

退一步讲,即使移交清单未包括2004年至2007年的共有部分收益,原告业委会的诉讼请求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主要理由是:根据相关法规和地方性规章,该共有部分的收入应首先去除成本计算出收益,对该收益应当首先弥补物业公司的管理成本,超出部分还应当保证物业公司8%的利润,在此之后如还存余额的,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由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共享。就本案而言,物业公司和无锡分公司对春江花园的管理,本来就是微利,根本达不到8%的利润额,故对2004至2007年春江花园业主共有部分管理所得,在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后,已经不存在可分配利润。此外,因小区部分业主尚结欠2008年6月 30日之前的物业管理费131万元,而业委会系全体业主的代表,故要求对该部分欠款行使抵销权,从物业公司应向业委会移交的款项中扣除。

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2年11月25日,被告物业公司与聚江公司签订的春江花园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一份,用以证明物业公司取得对春江花园实施前期物业管理资格。

2.建设银行电子转账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在2008年7月17日签订“物业公司春江花园一期、二期结算款项移交清单”后,被告物业公司已经履行557 995.72元付款义务的事实。

3.2006年7月至2008年6月“春江花园管理处经营情况表”,用以证明被告物业公司在春江花园的物业管理经营为微利经营,仅取得63 539.46元的利润,原告业委会的主张没有根据。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2年11月25日,被告物业公司与开发商聚江公司协商签订春江花园前期物业管理合同一份,约定由物业公司对聚江公司开发的春江花园住宅小区实施前期物业管理,管理范围为春江花园一、二、三期,占地面积为3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0万平方米;约定管理期间,物业公司按照物价局批准的标准,按建筑面积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收取物业管理服务费;对物业范围内的商铺、地下停车库、会所的物业成本不计入向业主所收取的物业费用中,须单列。合同约定的管理期限为2002年11月 25日(即合同签订日)起至业委会成立时止。合同还约定有其他相关事项。合同成立后,物业公司指派其下属分支机构被告无锡分公司具体实施春江花园的前期物业管理。

2007年12月22日,原告春江花园业委会成立。业委会成立后,于2008年1月 2日在无锡市锡山区

东亭街道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2008年6月21日,业委会根据业主大会作出的实施业主自治的决议,致函被告物业公司明确与其终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同时要求物业公司在接函后15天内,向业委会移交相关资料和财产,并交接完毕。物业公司接函后即派其副总经理朱继丰,于2008年7月17日与业委会主任常本靖协商,并达成了移交协议性质的“移交清单”一份。该协议确认:物业公司截止 2008年6月30日,应当返还业委会预收的2008年7月1日后的物业管理费、保管的业主各类押金、2008年1月至6月的小区共有部分收益等合计2 327 931.87元。其中1 890 931.87元于2008年7月31日前全部付清,另437 000元于2009年4月 30日前付清。协议第十条还约定,“双方约定,在各自管理期限内的应由各自承担的收入、支出由各自承担”。该协议附有双方确认的“结算项目表”和“支付协议”各一份。其中“结算项目表”记载2008年收取的春江花园小区共有部分停车费为629 035元,2007年预收2008年共有部分停车费 160 180元。该部分停车费的70%归业委会管理,由物业公司将此款移交给业委会。

本案在审理中,被告物业公司于2008年8月26日主动履行了557 995.72元的付款义务。后经原告业委会申请,法院裁定先予执行了物业公司的银行存款130万元,合计物业公司实际支付了1 85799532元。另查明:根据被告无锡分公司进行前期物业管理期间的财务报表显示:无锡分公司对春江花园业主共有部分物业实施管理的收入包括场地租赁费、停车管理费、会所收入三项,具体为:2005 1 415 112.82元,20061 808 004.50元,20072 144 933元,共有部分物业管理的支出为2005298 155.95元,2006497 204.12元,2007 430 131.07元,收入和支出的差额为 4 142 559.18元。上述支出项目中,包括物业服务支出、停车管理费用、会所支出(包括泳池支出、维修支出、其他支出)、其他业务税金(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物价调解基金、粮食风险基金、防洪保安基金)等。双方对财务报表确认的上述事实均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原告业委会和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所供证据材料,以及本案开庭笔录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

一、2008年7月17日双方移交协议是否已包含了所有结算事项,特别是是否包含2004年至 2007年业主共有部分的共有部分收益;

二、2004年至2007年业主共有部分收益的界定和分配问题;

三、被告物业公司能否对部分业主结欠的物业管理费行使抵销权。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移交协议所体现的内容。法院认为,2008年7月17日的移交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协议对被告物业公司2008实施管理期间应当返还给原告业委会的款项以及在整个前期物业管理期间代管的业主押金等事项和交付时间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该协议记载,物业公司应当返还业委会的款项为 2 327 931.87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对2004年至2007年间,物业公司、被告无锡分公司实施业主共有部分物业管理的收益没有具体记载,而该部分收益依据无锡分公司的财务报表数目相当巨大。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在本案审理中将该协议第十条“双方约定,在各自管理期限内的应由各自承担的收入、支出由各自承担”解释为:通过签订该条款,双方就移交内容作出了一揽子解决,已经不存有其他纠葛,即使还有纠纷,双方也应各自承受,而不应向对方主张。而业委会则认为,该条款仅表明就清单列明的移交内容不再存在纠葛,并不表明其已经放弃了共有部分收益的分配请求权。法院认为,双方的移交协议,明确移交的是2008年1-6月的共有部分收益,而协议第十条内容,也无法理解为业委会对 2008年前春江花园业主共有部分收益作出放弃的意思表示。故该协议应为一个不完全的移交协议,其没有将2004年至 2007年共有部分收益纳入其中。且依据无锡分公司的报表记载,2004年至2007年共有部分收益数目巨大,业委会作为代表全体业主行使权利的组织,其权限来自于业主大会的授权,在无全体业主授权的情形下,其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对业主的重大权利作出放弃,即使作出放弃的意思表示,该行为也为无效民事行为。据此,法院认为,2004年至2007年共有部分物业的收益,在上述移交协议中没有得到体现,该部分收益应当在物管企业和全体业主之间依法分配。

关于争议焦点二,2004年至2007年业主共有部分收益的界定和分配问题。法院认为,本案中所谓共有部分的物业管理收益应为共有部分收入与成本支出的差额,双方在本案审理中已经达成一致,即 2004年至2007年春江花园小区业主共有部分的收入和支出以被告无锡分公司的报表为准。该双方的民事行为不

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法院予以确认。经法院审查该部分报表,2005年至2007年小区业主共有部分的总收入为5 368 050.32元,期间的总支出为1 225 491.14元,故总收益为4 142 559.18元。原告业委会主张的 2004年的收益,因其提供的报表对该收益无法判断,双方对该共有部分的收益也无法统一,业委会作为主张权利方对此负有举证义务,应当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故因证据不足,法院对业委会主张的2004收益分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收益的分配,法院认为,本案中争讼收益之产生,一方面得益于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物管企业管理的物业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收益权,这是一项法定权利。对该部分的收益分配,全体业主和物管企业可以通过合同约定进行分配,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应当依法分配。本案中双方对该部分收益的分配没有合同根据,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分配。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故法院认为应当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分配共有部分物业的管理收益。物业管理有其特殊性,物管企业在实施物业管理期间其服务的对象为小区业主,而其对共有部分进行管理时业主并不给予报酬。如物管企业付出管理成本后不能获得经济回报,这对物管企业是不公平的。同时,小区共有部分作为小区全体业主的共有物,全体业主才是该物的所有权人,如果在收益分配上排除业主的权利,显而易见,这有悖法律原则。据此,在存有小区共有部分管理收益的情形下,该收益应主要归属于全体业主享有,同时物管企业付出了管理成本,也应享有合理的回报。综上,根据公平原则的要求,并参照《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经批准设置的经营性设施的收益,在扣除物业管理企业代办费用后,应当将收益的30%用于补贴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收益的70%纳入维修基金,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的精神。同时考虑到原被告双方自行协商确定的2008年上半年共有部分收益的分配方案,即业主得七成,物管企业得三成。法院认为本案对共有部分收益分配的比例,确定为原告业委会得70%、物业公司得30%较为合理。据此,业委会代表春江花园全体业主对4 142 559.18元的收益享有其中的2 899 791.43元。值得注意的是,该部分款项,业委会不具有自行处置的权利,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该款应用作小区的维修基金,业委会作为执行机构,使用该款应按照业主的意志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关于物业公司提出的对上述收益应当首先弥补物管企业管理费用开支,多余部分还应满足物管企业8%的利润,余额再行分配的意见,因缺乏法律依据和双方合意,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物业公司能否对部分业主结欠的物业管理费行使抵销权的问题。物业公司提出有部分业主尚结欠 2008年6月30日以前的物业管理费131万元,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根据该规定,要进行债务抵销,当事人之间应当互负债务,互享债权。本案中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为原告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被告无锡分公司,而结欠物业管理费的为部分业主,为单个的主体。业委会系代表小区全体业主提起诉讼,虽然包括了该部分欠费业主,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双方债权债务主体不同,不符合法定抵销的规定,因此,对物业公司行使抵销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物业公司应当将移交清单确认的款项(扣除54 059.55元)和 2005年至2007年间小区共有部分收益的 70%返还给原告业委会,即双方确认的 2 273 872.32元,以及应当返还给业主的共有部分收益2 899 791.43元,合计 5 173 663.75元。鉴于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1 857 995.72元,其仍应返还给业委会 3 315 668.03元。因被告无锡分公司系物业公司下属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其合法成立并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也具体实施了物业管理行为,故其应与物业公司共同承担上述返还之责。据此,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三款、第七十九条,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参照适用《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于2009年6月12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共同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业委会 3 315 668.03元。

二、驳回原告业委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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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沈希贤等182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

沈希贤等182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

(《公报》2004·03)

[裁判摘要]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规划部门审批建设污染环境项目时,在申请方没有提供有关环境保护影响报告书,且建设项目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即颁发建设许可证的行为,构成违法,应予撤销。

原告:沈希贤等182人(名单略)。

诉讼代表人:沈希贤,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4楼居民。

诉讼代表人:王根保,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6楼居民。

诉讼代表人:孙建荣,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6楼居民。

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陈刚,该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王茂起,该所所长。

第三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金银龙,该所所长。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规划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于2001年12月10日向第三人原卫生部卫生监督检验所(已与其他单位合并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所)、第三人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已与其他单位合并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以下简称健康安全所)颁发了2001规建字17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第三人在朝阳区潘家园南里7号建设二级动物实验室。原告不服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们均系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4号楼和6号楼的居民,与第三人的住所地仅隔一条马路。被告规划委员会就动物实验室建设项目向第三人食品安全所和健康安全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法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污染和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但规划委员会于2000年9月11日就核定了《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确定了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结论。而本案的第三人却在2000年12月7日才就动物实验室建设项目向北京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环保局)申请办理环保审批,2002年2月21日环保局才给予确定批复。由于本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并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被告的审批行为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核准的动物实验室工程设计方案中,实验室与原告的住宅楼之间的距离为19.09米,不符合GB14925—2001号国家标准中关于实验动物繁育、生产、试验设施应与生活区保持大于50米距离的规定。另外,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室建筑,周围至少应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而原告住宅楼与该动物实验室之间是马路,显然不符合卫生隔离区的概念。本案中承担建设项目环境评价任务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虽具有一定资质,但因与第三人同属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下属单位,所作的环境影响评价难免有失公正。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 1.有关动物实验室照片15张。以证明第三人现在已有的动物实验室对周围居民环境有影响,并发生过冲突的事实。

2.调查笔录2份:其一为侯树森等5人的笔录,其二为贾彦君的笔录。以证明第三人现有的动物实验室对周围环境有影响,以及为建设动物实验室,建设单位与周围居民发生过冲突的事实。

被告辩称:我委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本案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曾组织专家就此进行过论证并报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卫生部于2000年1月作出批复,同意第三人在朝阳区潘家园7号院内建设清洁级动物实验室。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001年11月下达了建设项目施工计划通知书。据此,我委于2001年12月给第三人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关于本案审批项目的环保问题,除我委核发规划许可证前卫生部已有相关批复外,核发该规划许可证后,环保局亦于2002年2月对该建设项目核发了《关于卫生部食品卫生检验所动物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上述情况说明该项目通过了相关专业管理部门的批准。目前的规划审批程序并未将环保部门的意见作为前置条件,原告提出该项目应当先经环保部门同意后方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说法无法律依据。另外,我委在审批该建设项目时,有关国家标准尚未正式实施,故不适用本案。

被告提交的证据有:

1.卫生部卫规财发[2000]第24号批复。以证明该项目比较特殊,被告在审批前期做了大量工作,并经卫生部批准的事实。

2.北京市建设委员会[2001]京建计施478号《建设项目施工计划通知书》。以证明经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审核批准,该项目已被列入2001施工计划。

第三人食品安全所和健康安全所均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食品安全所在法庭审理时提交了有关证据,健康安全所未提交证据。

第三人食品安全所提交的证据有:

1.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京环保监督审字[2002]41号《关于卫生部食品卫生检验所实验动物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以说明该建设项目已经环保部门审批通过的事实。

2.北京市建设委员会颁发的05(建)2002—2090《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证明本单位的施工是合法的。

原告、被告双方提交的法律依据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

3.卫生部于1983年11月28日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第5项规定:“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动物室建筑,周围至少应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4925—2001号《试验动物环境及设施》(2001年8月29日发布,2002年5月1日实施)41.4规定:“实验动物繁育、生产、试验设施应与生活区保持大于50米的距离。”

在法庭质证中,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认为该证据只能说明卫生部同意拨款让第三人进行建设,不能说明被告在审批该项目时考虑了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法庭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卫生部同意第三人建设该项目,以及建设地点、总投资额、建设工期等问题。原告对被告的证据2之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与被告的审批行为无必然联系。

被告对原告证据1提出异议,认为无法确定动物尸体是谁扔的,从什么地方扔的,且出现在规划委员会审批之后,不能说明被告的主张。第三人健康安全所对上述照片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只是认为建设该动物实验室是必要的。第三人食品安全所对上述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所已经杜绝了乱扔动物尸体的行为,且该证据与规划委员会的审批行为无太大关系。被告对原告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建设动物实验室对周边环境虽是有影响,但这个影响与该建设项目能否建设是两回事。第三人均认为证据2不能说明建设项目因对周边有影响就不能建设。

原告认为第三人的证据1应当在被告审批之前作出,审批后作出的批复不能说明被告的审批是合法的。被告认为原告的主张无法律依据。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1年12月10日,被告规划委员会向第三人食品安全所和健康安全所颁发了编号为2001规建字17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许可证标明的建设项目为二级动物实验室,建设位置为朝阳区潘家园南里7号,建设规模为2949.18平方米。许可证的附件中标明该二级动物实验室层数为地上3层,地下1层,结构类型为框架。原告住宅楼均位于该二级动物实验室的北侧,其中6号楼与该规划建筑的间距为19.06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告作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根据建设单位的申请,对符合城市规划设计要求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被告规划委员会在审批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审查第三人是否已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并根据卫生部颁布施行的《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审查申报建设的实验动物室建筑是否保留至少有20米的卫生隔离区。但是,本案中规划委员会核准的动物实验室工程设计方案,实验室与原告的住宅楼之间的距离为19.06米,未达到规定的距离要求。规划委员会在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有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审批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合法。

据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于2003年6月19日判决:

撤销被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01年12月10日向第三人颁发的2001规建字176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宣判后,规划委员会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规划委员会的主要上诉理由是:(1)根据城市规划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市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只审查建设单位是否取得了计划部门批准的文件,只要建设单位持有该项目经计划部门批准的文件,就只能认定计划部门据以作出该批文的前提条件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等问题均已解决,规划委员会不应当审查应由其他部门审查的事项。(2)关于“20米卫生隔离区”的问题,鉴于该项目的特殊性,建设单位将该项目提交卫生部作了审查,卫生部同意该项目的设计。该批准文件是建设部门核发规划许可证的前提,规划委员会无需对该事项进行审查。(3)一审判决中认定规划委员会提供证据不足没有法律根据。案件二审期间,规划委员会经重新考虑后表示服从一审判决,自愿申请撤回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规划委员会在上诉期间自愿申请撤回上诉,属于依法处分其诉讼权利的行为,该行为未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利,应予准予。

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于2003年10月24日裁定:

准予上诉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撤回上诉,当事人按一审判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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