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反腐路线图（精选多篇）

第一篇：2013中国反腐路线图

2013中国改·变：反腐“路线图”清晰而深刻

1.八项规定出台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八项规定出台】

● 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

● 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要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

● 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 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 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 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2.中央纪委巡视组

中纪委和中组部将派出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各单位检查监督反腐倡廉工作。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要求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去当中央的“千里眼”，找出涉嫌腐败的“老虎”和“苍蝇”。详细>>

3.解决四风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详细>>

4.颁布10余道禁令

打击会所歪风、公款购赠年货禁令、购卡禁令；月饼禁令、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节约反对浪费：表明加强作风建设已经上升到党内法规的高度。包括这一规定在内，2013年出台的官场“禁令”无一不切中时弊，令党风政风耳目一新，也带动了社风民风的好转。抵制腐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渐成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详细>>

5.清卡行动

中纪委决定在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此前，中央纪委已下发相关通知，要求本系统在职干部职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在当前形势下，中央纪委向自身“开刀”，既是纪检监察队伍的一次“自我净化”，也再次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了决心，展示了反腐工作的清晰思路。详细>>

6.探索实行官邸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探索实行官邸制。详细>>

7.个人事项报告

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专家指出，已经走过１８年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应当在进一步细化、制度化、体系化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前进，使之真正成为反腐败的利器。详细>>

8.反腐五年计划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规划提出,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份计划从作风建设、惩治腐败、预防腐败、加强统一领导等四个方面，要在5年内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1）曝光违纪违规行为防止反弹。

目前，以整治“四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推进中。《规划》明确，今后五年，整治“四风”将是防腐的主题，因为“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2）严查群体性事件背后腐败案

《规划》提出，今后五年仍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对疏于监督管理、致使领导班子成员或者直接管辖的下属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3）试点新提任领导干部公开有关事项

《规划》指出，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是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二是完善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三是健全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立法.（4）推行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规划》提出，今后五年的防腐与反腐，将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互联网监督等六大监督合力。详细>>

9.成立改革领导小组部署明年反腐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13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稿)》。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一年接着一年干，坚定信心，一抓到底，防止反弹。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变化和希望；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毫不手软惩治腐败，形成震慑；狠抓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很好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

2013反腐成效·改变显著

1.纪检监察机关发挥反腐震慑力

中央纪委统计显示, 今年前9个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处置反映问题线索12.9万件，同比增长13.5%；立案11.8万件，同比增长10.1%；结案10.2万件，同比增长12.6%；处分10.8万人，同比增长7.6%。有案必查，有腐必惩，通过有效严肃的查处，纪检监察机关的反腐震慑力得以发挥，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得以彰显，腐败蔓延的势头得以遏制。详细>>

2.反腐令高官频频落马

陈安众、童名谦、李东生相继被查，付晓光被处罚，进入12月就已有4位省部级高官“落马”；而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涉及违纪的各级官员则有20多人，频率几达每天一人。有的官员刚被举报很快就被调查，堪称“秒杀”。“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是2013年反腐最大特色。掷地有声的承诺，一年后有了这样的“回音”——平均每月一名省部级高官“下马”：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洁敏、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郭有明„„平均每两天一名厅级以上干部“中箭”：今年1月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要案1761人，厅级以上领导干部达129人。详细>>

3.反腐败和纠正党风、作风紧密结合反腐败和纠正党风、作风问题紧密结合，是2013年反腐的又一特色。2012年12月，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出台；时隔半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中央纪委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0月31日，各地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共1．7万余起，处理1．99万人。详细>>

4.反腐将为国企改革清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轮国企改革已经开启，国企高管反腐，或为改革助力。分析称，中共高层反腐铁拳打向国企“老虎”，亦有借震慑“龙头”为下一步国企改革清障之意。记者粗略统计，2013年国有企业高管级别的领导落马者约31人。详细>>

5.反腐拓展公民空间

权力紧缩带来的改变正在发生。由三公消费支撑下的高档餐馆繁荣不再，高档烟酒因权力钦点而水涨船高的鸿运走到尽头。反对奢侈浪费，立竿见影。不健康的权力消费和荫蔽退去，市场迎来新的契机，社会展现新的活力„„社会活力，不只是表现在对于打老虎的点赞上。从表哥、房嫂乃至某些官员，将他们送上审判席，公民的力量不可小视。反腐拓展公民空间，公民行动推动反腐，一个全民反腐的剧目，就此草创。详细>>

6.反腐挽回国家经济损失78.3亿元

社科院发布第三部《反腐倡廉蓝皮书》。其中显示，反腐挽回国家经济损失78.3亿元。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0多万件(次)，其中立案15.5万多件，结案近15.4万件，处分16万多人。十八大至今年12月20日，已有16名省部级干部接受组织调查。

群众对未来反腐斗争充满信心

1.制度反腐是治本之道

最重要的是扎紧制度的“笼子”，将碎片化的有效做法形成科学体系。12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相继出台。专家指出，这是趁热打铁，是中央八项规定等措施的制度化成果。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戴焰军指出，查案与立法兼顾，治标和治本结合，这将在2013年的反腐历史上记下浓重的一笔。可以预见，下一步的反腐将在更加规范完善的制度体系里运行。李永忠说，权力倾向于腐败，当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和协调机制时，腐败难以避免。约束权力要靠制度。李永忠指出，2013年一系列举措和新出台的5年规划，说明中央在力图向制度反腐转变。详细>>

2.作风建设是反腐基础工程

作风建设不仅是路径之一,更应定为反腐的基础工程。虽然作风问题一般指向的是小问题,但是勿以恶小而为之,作风问题严重就可能演变为腐败,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很多腐败分子都是从小的不正之风开始的,干部作风影响社会风气,社会风气不好就会助长腐败。详细>>

3.转变政府职能消除滋生腐败土壤

转变政府职能,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弊端,主要是减少行政审批,因为过多的行政审批极易诱发权力寻租。其次,要变管理为服务,通过行为方式的变化来消除滋生腐败空间。详细>>

4.加强法治建设“把权力关进笼子”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从而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反腐败要进入法治轨道。从长期看,反腐工作必须依靠法治,其中关键在完善立法。详细>>

5.进一步修复党群关系

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之下，民众仍希望进一步修复党群干群关系。调研显示，党员干部工作“五加

二、白加黑”为人民服务的现象十分常见，却又经常遭遇“仇官”和“污名化”窘境，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公职人员更易被“妖魔化”，党群干群缺乏互信情况仍较突出。工资待遇差导致不少干部感叹“被幸福”，不利于廉洁用权。详细>>

6.群众对反腐败斗争信心增强

又到了盘点的时候。过去的2013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纠“四风”，治贪腐，抓实效，正风肃纪博得群众高度赞扬。近日，多家机构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干部群众认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明显。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1月在21个省（区、市）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87.3％的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77.1％的群众认为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人民网进行的网络问卷调查显示，78.9％的受访者认为中央实施八项规定以来，身边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明显改进或有所改进。详细>>

第二篇：广东反腐路线图

广东反腐路线图

2010-10-15 16:00:33 来源: 廉政瞭望杂志(成都)跟贴 133 条 手机看新闻

腐败大案频出，腐败高官纷纷落马。广东是越反越腐，还是反腐败越抓越紧？创新反腐机制制度，吸纳民意开门反腐，媒体舆论监督反腐败......“反腐书记”汪洋主政下的广东，使出了反腐败的十八般武器。

腐败大案频出，腐败高官纷纷落马。广东是越反越腐，还是反腐败越抓越紧？

创新反腐机制制度，吸纳民意开门反腐，媒体舆论监督反腐败......“反腐书记”汪洋主政下的广东，使出了反腐败的十八般武器。

不光要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还要做反腐败的排头兵。

南粤反腐风急

■文/本刊记者 王春

反腐中的低调与高调

去年以来，重庆与广东，分别是中国反腐败两大新闻发酵地。外界有评：重庆高调反黑，打保护伞；广东低调反腐，捉贪官。

广东反腐大案震惊全国。今年5月，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两规”。此前，2009年6月，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涉嫌贪污受贿被捕。时间再往前推移，2008年，曾在广东担任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的陈绍基和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等部级高官也因腐败而落马。

除了这几起配合中央直接查办的反腐败大案外，广东自身的反腐败努力也颇受世人关注。2010年6月25日，广东省纪委在全国首开“党内开放日”活动中告之外界，仅今年1至5月，广东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206件2347人，处分1340人，其中厅级干部15人、处级干部71人。

南粤反腐风急！

2010年9月2日，广东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工作现场会在茂名市召开，广东的各大媒体皆高调报道。

媒体通报了2007年以来广东省纪委评选出的12件“精品案件”。其中震惊全国的韶关市委原常委、公安局长叶树养案排在第一名，叶个人赃款5500万元已经被收缴；传说中光收“红包”礼金就达数千万元的茂名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现已被追回赃款现金7500万元，被移送检察院立案侦查。12件“精品案件”中还包括新广国际重大经济损失案、广东省法院系列腐败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邵志和严重违纪违法案等。

广州一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之前报纸上报道的一些贪官被逮了，但不知道这些贪官腐败的具体情况，后来怎么处理他们的。现在通报出来了，老百姓也就不会乱猜测了。”

不是越反越腐，而是反腐越抓越紧

“去年查处的陈绍基案、许宗衡案以及韶关系列腐败案、省法院系列腐败案等都说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会改变。腐败不是越反越多，而是我们反腐败工作越抓越紧。”2010年初，被外界称为“反腐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随着广东转型速度加快，新旧体制碰撞造成的制度空隙、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分配不均导致的心态失衡等社会矛盾集中显现，反腐工作面临的形势也更加紧迫。

广东省纪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从近年来查办案件的情况来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腐败官员“高位化”，特别是一些职务较高的领导干部成为发生腐败的“高危人群”，2007年以来广东省被查处的地厅级以上干部超过百人；二是腐败案件“集成化”，查处的大案要案中，窝案、串案、案中案等群体性和地域性腐败案件明显增多；三是腐败区域“集中化”，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环境保护等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仅2007年，全省被查处市、县两级国土局局长就有28人。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其腐败的形态特点既有一般共性，又有因介入市场经济活动程度更深，腐败手法更加隐蔽，腐败的烈度也更大的特点。如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涉案就达20亿元。”一名反腐败研究专家说，“从另一个方面则说明，广东近年来反腐败深入的程度越来越深，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加大。”

在2009年6月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刚落马不久，汪洋就发表措辞严厉的表态：“我们从中获得的首要教训是，必须严厉惩罚腐败分子。”

“广东对于查办腐败案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今年广东省纪委开的6个现场会，第一个就是案件查办现场会。”日前，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但民众也有质疑，有的贪官“潜伏期”为何长达10年？查案是否存在“抓一漏万”？对此，广东省纪委一名官员回答：“查办腐败案件有一个时机和过程，既要惩处腐败分子，还要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但只要是腐败分子，就一定会得到惩处。”

反腐的立体布局

2007年12月2日，汪洋从重庆来到广东，就任广东省委书记。17天后的12月19日，他来到广东省纪委调研时提出，“广东在改革开放方面一直走在前面，遇到的问题比其它地区要早，如果能在制度创新上多下工夫、多出成果，就会为全国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做出贡献。”

制度反腐、民意反腐、媒体反腐......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广东反腐日益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趋势。

最让广东自豪的是几个“率先”。

广东省纪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如数家珍：广东率先进行行政审批事项清理，4轮清理下来，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到了原来的1/5；率先推行网上审批，最大限度简化审批流程，率先推行行政电子监察；广东财政厅率先在网上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图”，率先建立人大和审计对财政实时在线财政预算监督......在反腐败的常规工作中，广东也“于无声处响惊雷”。200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汪洋、黄华华等省级现职领导亲自带队，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部分省直单位领导班子及成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考核检查。

“这次考核检查，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广东前所未有，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纪委一名官员表示。其中最大亮点是把民意调查结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序列，干部的廉政成绩让干部群众来“判卷”。根据民意进行排名，公开宣读排名顺序。当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当场宣布了排名前十的地市名单时，在场的没有进入前十的市委书记、市长有些坐不住了。

一名姓何的广州市民则对此表示满意：“这种方式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些官员廉洁，哪些官员腐败，他的手下，他周围的人，心里最清楚。”

据广东省纪委相关人士透露，2003年至2009年的7年间，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查处的3万余件腐败案件，大约80%来自人民群众的举报和揭发。

广东省纪委常委姜斌说，“让群众'打分'，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检查成绩也会更具有公信力。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社会力量的加入，这是大势所趋。”

为了让民间反腐力量能成长壮大，**甚至主张：“探索建立对社会团体机构提供反腐咨询指导服务的补贴资助制度，发展民间反腐咨询服务机构。”

对此，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张紧跟副教授表示赞赏。他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文化传统原因，广东的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比较成熟，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管理的意识比较强，广东省应该采取措施让社会、公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发挥作用。广东的政务公开走在全国前列，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用新闻的手段把反腐倡廉宣传做出高度，也是广东近年来引导舆论反腐败的一大亮点。

广东省纪委与南方日报联合打造的新闻栏目--“防腐前沿”，这是全国省级党报中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集纳式报道反腐倡廉工作的舆论阵地。开办4年来，已经成为广东纪检监察工作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2010年6月，**在参加“防腐前沿”出版4周年座谈会时提出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向媒体早喂料、多喂料、喂好料，擦亮反腐倡廉宣传报道的'广东品牌'。”他专门提出 “五个度”：“重视党报监督要有高度，欢迎党报监督要有风度，关心党报监督要有温度，支持党报监督要有力度，落实党报监督要有亮度。”

广东反腐新思维

■文/本刊记者 邱祥吉 综合报道

从全国第一个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第一个反贪局，到首先治理“裸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一把手财产、限制一把手权力，到从多方面学习香港经验“开门反腐”，以及开展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与探索，其中有曲折，有争议，但广东前进的步子没有停歇。

开门反腐学香港

2010年6月25日，来自各界的50名党内代表走进广东省纪委大楼，参加省纪委成立以来的首次开放日活动，对外人眼中神秘的纪委工作进行深入了解。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开门反腐”。

“这是最近广东反腐工作的一大突出亮点，”广东省纪委干部王学建(化名)介绍道，此次开放日的主题是“互动沟通共保廉洁”，对于代表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来纪委参观是个新鲜事。”而自称带着“看看省纪委的网上举报技术和制度到底完善不完善”疑问而去的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学生林伟宇，笑着说自己得到了答案，“当天参观后觉得很惊讶，因为我没想过，网络举报可以实现了。”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所谓“开门反腐”指的就是反腐的政策操作程序化，以及反腐的结果都要经过程序化的保障和公布。“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阳光化以后，基本能够保证百姓对反腐的知情权，也能保证反腐公正、公平地进行。”

据悉，这只是广东省纪委“开门反腐”的第一步。尝试面向社会的“监察开放日”已在议事日程之中。

“广东的公民社会发展比较成熟，民众参与反腐的热情很高。”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张紧跟副教授向记者表示。有感于民众支持反腐的热情和“开放日”所带来的廉政文化的影响，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后来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香港廉政建设的成功做法及思考》中指出，广东要向香港学习，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透明度，公开反腐败工作的信息，定期举行“纪委开放日”活动。而此次全国省级纪委首次进行的“开放日”活动，就是**去年赴香港考察廉政公署后的大胆设想。

一名反腐专家评论：“从此次省级纪委'党内开放日'来看，显然广东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在面向党员的同时，今后更是把目标锁定了向社会公众开放，并在省级层面作出了制度性安排，以实现更大突破。”不少干部也对此次活动寄予期望，“开放的内容将会升级，不会止步于通报成绩等感官层面，开门纳谏，建立让公众向纪委表达意见建议及评价、为纪委工作献计献策的平台也将为期不远。”

有分析认为，广东的“开门反腐”有可能成为纪委改革的风向标。“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省纪委这次'党内开放日'只是探路的'引子'，人们清晰地看到，纪委审理案件公开制度、党内重大案件听证制、建立独立的反贪机构，一条借鉴香港而并非简单复制的广东'开门反腐'路径的清晰脉络已经出现。”

也有专家表示，“开放日”活动，只学到了香港经验的一些皮毛，要真正深入下去，还须从监督、选人用人等方面进行机制改革，任重而道远。“不过这样的起步是值得肯定的。”

快半拍的反腐思路

1988年，深圳成立全国第一个经济罪案举报中心；1989年，广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反贪局。从30年历程来看，在反腐败的前瞻性和敏锐度上，广东似乎是要领先一步，快人半拍。

2010年7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而早在半年前，深圳就已规定，配偶或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今后将不能够担任一把手及党政重要领导职务。同时，广东省也率先建立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信息数据库。

王学建认为，在社会关注“裸官”之初，广东就率先出台规定，是一种顺应民众期待、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

今年1月，广东又宣布，将逐步实行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在一定范围内申报制度。近年来，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市、四川高县、上海浦东新区等地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纷纷破冰。而广东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直奔一把手而去。一名在四川从事多年纪检工作的厅级干部称赞道，“之前财产申报的试点地区，申报人群多集中在科级干部和县处级干部，而一把手不参与财产申报。这与发达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东此举，更显诚意，一针见血。”

今年6月1日，广东佛山市纪委的30名干部在当地官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众多媒体聚焦，该文建议将反腐机构进行“横向整合”，即将监察局与反贪局合署办公，以此提高反腐效率。一些媒体以“内地第一廉署”即将出现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记者此行也专门向广东省纪委有关人员询问此事的进展，但对方却表现得讳莫如深，“现在实在不好说，涉及到很多层面的问题，也有法律上的阻碍，非常敏感。佛山的设想要施行要等省领导拍板，即使通过了，还要报中央高层讨论。等进展明朗才好说。”

不过多名从外省到广东从政的官员表示，合署办公在具体操作上遇到一些体制上的障碍，能否成行是未知数，但却体现了广东先试先行、敢想敢闯的锐气。“比其它地区显然更大胆。”

特区担当探路重任

目前，深圳是全国唯一 一家纪委未与监察局合署办公的地方，特区之特，可见一斑。

“尤其在反腐倡廉机制体制创新上，深圳当仁不让地担当起改革试点的担子，为广东的反腐改革创新提供了范本。”南方日报一名曾报道反腐工作的记者如此评价。

许宗衡案发，在特区引起震荡。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以规范对各级领导干部用权、用钱、用人的监督为重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制度漏洞。

“这两项规定对一把手的权限做出明确界定，明确要求一把手不得插手部门具体的人事、财务、审批、执法等'实务'性的工作，以避免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有媒体评论指出。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此举不仅仅看到了一把手腐败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有效的切入点。不仅划定了制度红线，而且在操作层面上切实解决了监管难的问题，实现了刚性约束。此后，重庆南川、四川武胜等地也纷纷进行了类似创新。

为避免借集体研究之名规避责任，深圳还实施“四不上会”制度：明确规定各部门不得将四类具体个案提交市(区)政府常务会或市长(区长、主任)办公会讨论决定，由各职能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自行办理。这四类个案主要涉及工程发包和土地规划征地补偿领域。王学建指出，这形式上是对市(区)党政一把手削权，实则出于保护干部少犯错误的目的，以减少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出现的廉政风险。

作为一河相隔的近邻，深圳积极向香港取经，2002年成立国内第一个建筑工务署，对除公路、水务以外的所有政府工程，实行统一设计、统一招投标、统一施工监管、统一竣工验收。这大大降低了政府投资工程建设中的腐败率。此后，全国多地出现了类似于工务署的代建机构。

“深圳一系列改革创新给了全国各地区以启示，即使有的改革还不成熟。”四川一名纪检干部表示。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作为经济特区最为成功的代表，深圳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各项改革的先锋和试验田之一。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深圳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今后的改革发展要“顺应人民新期待”。

有评论指出，这无疑是对深圳特区未来的改革的信心宣示和明确方向，改革尖兵，应该更向深处行。“深水区的改革必须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是制度监督，而这正是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最终取胜之道。”

改革就是对既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剥离，一帆风顺只存在于理想状态。某种意义上，遇到的阻力越大，可能越能凸显改革的价值。

反腐步入深水区

■文/本刊记者 王春 邱祥吉

砍审批，越到后面骨头越难啃

“有的腐败是在审批过程'审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尖锐地指出。

2009年初，广东启动了第4轮行政审批事项削减。此前进行了3轮行政审批削减后广东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仍有1064项，之后又增加了114项。

“相对于前3轮，第4轮削减的难度大大增加，越往后，可削减的项目越少，无关痛痒的、涉及利益小的事项已经削减，剩下的往往是'难啃的骨头'。”广东省纪委监察综合室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提出一个问题，“广东是经济发达地区，不缺钱，改革是不是要比别的地方容易得多？”

“其实不然。清理的过程很艰苦。有时为了一个项目的清理，省审改办与有关部门的来往函件多达6个回合，而个别部门甚至'掘地三尺'找来多年前的部门规章依据，作为种种不能砍的理由。”参与这场政府“自我革命”的相关人士说。

一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钱没有嫌多的。”并且，除了审批权与利益直接联系外，行政审批的收费并不都纳入财政，有的还成了单位“小金库”的重要来源。最近的一则新闻是去年至今广东检查发现小金库399个，涉及金额1.75亿元，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改革阻力之所在。

2009年底，广东省政府决定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为595项，这是1999年前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的1/5。

“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可以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从源头防止'审出来的腐败'。”一名反腐败研究学者说。

审批事项少了，没有利益了，行政效能又如何保证？

2004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建成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用“电子眼”监察工作人员的举动。2007年，广东省直机关和全省21个地市完成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

“机器是最可信的。” 广东省纪委效能监察室副主任赖晓华介绍，某市工商局办证大厅窗口一办事人员企图越权跳过必经审核程序快速为朋友办理营业执照的行为，就在第一时间被电子监察系统识别并受到“黄牌”警告。

来深圳创办公司已经19年的张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我只需要每年及时交税，平时几乎不会应付政府职能部门来搞所谓的检查，我的精力全部放在企业的发展上。企业的年检都通过网上进行，和政府部门的人不见面。就是向政府申请企业创新基金也通过网上申报，如果有人想私下'勾兑'政府工作人员是很难的，因为你打电话去约人，接电话的人只负责接收资料，没有决定权。”

当然，这样的改革并非一凡风顺，阻力随之而来。有的部门认为电子监察系统“侵犯”了自己的权力而不把行政审批的数据录入网上系统，这样电子监察系统就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监察。

阳光财政的尴尬

财政资金如何分配？纳税人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外人的眼里显得那么讳莫如深。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曾经也不例外。

2008年5月，政府信息条例公开后，深圳市率先向市民公开财政预算；2009年，广州市率先把114个市级部门的账本挂到网上，从而在全国引起轰动。但透明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广州财政局在“晒账本”之后，其中9个机关幼儿园年补贴高达6000万元，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广州财政局被迫对此进行回应，结果仍未平息议论。于是到了今年，“晒账本”再无下文。

同样的难题也出在深圳。

吴君亮是推动财政预算公开的志愿者团体中的成员之一，他曾在2008年5月与另外两人一起率先到深圳市财政局查询财政预算。

“第一次去比较顺利，因为当时正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但没上网公开，只能拍照，不能复印；可第二年去深圳市财政局查询财政预算就没那么顺利了，他们就显得不那么痛快。”祖籍重庆的吴君亮告诉记者。

“按照传统思维的惯性，要让财政部门痛快地公开财政预算，不会那么容易的。”广东省内一名熟悉内情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这样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某省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他们曾经向广东省有关部门咨询广东公务员的津补贴数额，但却得不到书面的准确数字。而记者曾通过有关方面试图采访广东财政厅，但对方有关人士均以“忙，没时间”为由婉拒。

虽然向社会全公开的步伐受阻，但透明财政、“阳光”政务的理念已不可遏止。这次，广东转战“权力场”。2010年6月，广东省财政厅内各部门对本部门所有权力事项和现有的各项工作规则进行全面梳理后，在其门户网站上挂出“权力运行流程图”。这样的举措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让民众来监督政府，是对行政权力最大程度的制约，也符合现代政治的理念。只有程序透明，并严格按此执行，民众才能认可你的工作。”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说。

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图”，这是广东从体制机制上有效消除财政分配中的“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和“灰色地带”，遏止“花出来的腐败”的举措之一。

仅2009年广东财政收入就达到9052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近1/7，地方一般预算收入高达3649亿元，巨额资金也伴随着监管难度大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2009年，广东省首创“竞争性财政分配政策”：哪个地方项目好，资金使用规划得合理，就把这笔钱批给他。竞争的“游戏规则”全部公开，并从专家库中随机抽选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分。通过实施竞争机制，2009年，广东分配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农业、水利、劳动力转移扶持资金近85亿元。广东某市一名官员说：“这样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透明，科学，让人服气。”

广东还建立了“实时在线财政预算监督系统”。该系统实现了省财政与省人大、审计部门之间的信息网络联通。人大和审计可以随时盯住财政资金的流向，约束部门花钱的随意性。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张紧跟副教授认为，广东的政务公开走在全国的前列，只有实行了阳光政治，社会监督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他同时也指出，广东目前做的大多还只是技术性的，需要在反腐制度上进行根本性突破，才能彻底解决让人感到困惑的腐败问题。

工程建设反腐的“广东模式”

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是当前各地反腐败的重点和难点。从已经查处的案件来看，广东也不例外。痛定思痛之下，广东着力探索一条“异体监督、分权制约”之路，代表作就是代建制。

2007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首个专业的管理机构--代建局，直属于省政府。

从此，广东各厅局不再拥有对非经营性工程的建设权，而是交给代建局统一向社会公开招标代建单位，由代建单位实施建设。这将过去工程的“投资、建设、管理、使用”一体化模式逐渐分离，隔离了工程建设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联。该模式被称为“广东模式”。

为何要成立代建局？按广东人的说法就是，原有模式“跑冒滴漏”，迫不得已。

广东省纪委一名干部透露，某厅局建设演艺中心，先用政府拨付的资金给职工建起了宿舍，而演艺中心十几年来还未动工；广东省某医院在建设办公大楼时，立项金额为两亿元，但到结算时，耗资4亿元。

据悉，对于这些项目，业界有个人人皆知的“办事流程”：先以小报大去立项，按照规划明明是1亿元的支出，在申请报账的时候只报5千万元，项目确定后，再按1亿元的支出去设计。相关人士分析，建设单位、管理单位和使用单位是同一家，这直接造成工程的“三超”现象：超标准、超规模、超投资。“这样一来，建设的所谓'可行性报告'就变成了'可批性报告'。”广东省代建局项目管理局局长段海金指出。

广东省纪委监察厅派驻省代建局监察专员、纪检组长王广见表示，修建工程的厅局有一个观念：政府批的钱就是我们的钱，钱不够了政府肯定会填窟窿。资金超标，政府不给施工方钱不行。资金链断裂，形成烂尾楼，更加难堪，政府又只能“被迫”支付。

而代建制模式则是，代建单位和使用单位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因为工程款是由财政机关拨付，完全不受使用单位干涉。对代建单位的要求也很明确，谁代建谁负责，如果出现“三超”现象，代建单位将负责全部责任风险。

“代建制隔开了使用单位与包工头的距离，形成了'隔离墙'。代建局没有立项、审批、拨付资金的权力，也就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这不光是投资体制的改革，更是防腐体制的改革。”王广见表示。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不少厅局领导也表示，把工程建设交出去，再也没有上面批的条子、包工头的电话，“代建制是对干部有力的保护”。

现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有18个市已开展代建制或相关试点工作，14个市已成立代建管理机构。

不过广东一些官员指出，代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工程建设中的腐败问题，还需要更多相关政策措施和配套制度才行。

“我们在欣喜时有隐忧。”多名代建局干部表示，代建制改变了政府投资中的利益格局，阻断了一些人发财的机会，因此制度在实施时受到了部分地区和部门的阻挠；同时上位法改进滞后，代建局不具备法人资格，与代建局签订合同的代建单位有时得不到相关部门认可，在办理财政拨款、工程建设的多项手续时遇阻，影响了项目报建和工程工期。“这一制度仍在完善中，仍需探索。”

第三篇：中国反腐

2014年春节，距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有余，外媒评论称，上到酒店的鱼翅宴，商场的奢侈品，下到家里的贺卡鞭炮，今年春节中国上下走的是节俭风，春节的这场假日反腐可谓“首战告捷”。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联繁教授在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假日反腐的效果值得肯定，但未来更需警惕腐败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加大反腐力度。

假日反腐

鱼翅宴

“想试试反腐热度去看看五星酒店”

“也许马年春节是鲨鱼们过得最开心的春节了，因为新的一年将以节约开启，而非杀戮。”英国《卫报》打趣道，以往春节常常是大肆请客送礼、大办豪华宴席最多的时候，但政府严禁这些行为后，鱼翅、燕窝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均被明令禁止出现在菜单上。据官方统计，中国近期对鱼翅的需求锐减70%。

“要想感受中国反腐战役的热烈程度，有一个最好的试温点，那就是五星级酒店。”英国《经济学人》如是说，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在2013年，已经有56家五星级酒店主动要求降级以获“重生”。而这其中的原因正是政府大力杜绝奢侈之风。不仅如此，大城市里的私人俱乐部和大饭店的业务也出现了下滑。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在一年前开启，范围广阔而且具有持续的战斗力，可以想见，马年的“派对时间”将显著减少。报道援引全球房地产公司莱坊的数据显示，2013年下半年，中国五星级酒店的餐饮收入下滑了30%-40%。高端酒店不得不开始“大打折扣”自降身价来招揽大众消费者。

新加坡电视台报道称，春节期间，中国将豪华盛宴作为重点盯防的目标。这是继去年中央禁止使用公款购买月饼、鞭炮和新年贺卡后的又一“紧缩政策”。专家表示，这些措施绝不是浮于表面的，相反恰恰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在北京，政府组织举行的招待会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降幅达到了70%。假日反腐

奢侈品

“别把赌注押在中国消费者身上”

除了“舌尖上的浪费”，很多奢侈品牌的收入也出现了显著下降。美国消费网站CNBC称，中国顾客或许正为新年送礼摩拳擦掌，但高盛集团表示，中国大陆的奢侈品商家或许无法从中获益，“近期的政策解释暗示北京正加大行动力度，尤其是加强监管和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

该集团在题为《别把赌注押在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身上》的简报中写道，近期公布的反腐5年规划新增更多重点改革领域。从澳门赌场的贵宾室到大型餐饮企业和豪华手表，许多高端行业正遭受业务量大幅走低。高盛称，“其中极有可能蕴含着需求逐年下降且进一步萎缩的风险。”

德意志银行则表示，从时间和规模上看，中国政府去年的反腐措施均超出外界预期。该银行预测，中国奢侈品市场将类似去年约2%的速度增长，而在前年，这一涨幅为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已有迹象表明，中国这场反腐运动产生了效果。奢侈品如顶级箱包和手表，本已受到经济减速的冲击，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几乎无人问津。

假日反腐

专家说

年关抓廉关国人春节消费新气象

“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涉及面广，危害性大，可谓沉珂痼疾。”邓联繁教授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媒体对2013年有关职务犯罪案件的梳理发现，贪污受贿案件中，春节期间大肆收受贿赂的占总数的31%，生动说明年关即“廉关”。中央高调并动真格反对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显示了中央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邓联繁教授称，春节期间，伴随着反腐之风，国人消费呈现出三少三多的新气象：从消费去处看，用于请客送礼即用于他人的消费少了，用于自己与家庭的消费增多了；从消费来源看，三公消费与单位福利明显少了，自掏腰包的消费多了；从消费风气看，奢侈消费现象少了，理性消费现象多了。

邓联繁教授表示，尤其中国官员，在春节期间，迎来送往的应酬与瞎忙少了，陪家人清静的时间多了；送礼收礼的少了，廉洁过年的多了；盲目攀比的少了，低调务实的多了。

假日反腐拒绝一阵风应变成持久战

邓联繁教授表示，假日反腐对于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来说十分必要。“我国是人情社会，节假日是你来我往、联络感情的良机，也是糖衣炮弹袭击官员的高发期。同时，从节假日这样具体的时间段入手反腐败，可以积小胜为大胜，让人民群众直观地感受到反腐败工作的进展与成效，这点尤为重要。”

但是邓联繁教授也同时指出，目前还有不少人受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纠结于要不要在节假日送礼，担心不送影响自己的前程与利益。对此，要加大现代廉洁文化教育，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同时，在中央的高压下，腐败有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需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与舆论的监督作用，提高违纪代价，形成巨大的震慑作用。

此外，很多群众担心节假日反腐是“一阵风”，忧虑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对此，既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歼灭战”，又要加快形成长效机制，打赢“持久战”。本版文/记者黎史翔

第四篇：2014年中国改革路线图

2014年中国改革路线图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这一判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这一判断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期待。那么中国社会将在改革元年改什么，又将如何去改，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我们感受到了改革元年的改革新气象。李克强总理讲，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这一宣示勾勒出了2014年中国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的路线图。

7.5%：一个既推进改革又保障改革的“改革速度”

关于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是7.5%左右，尤其是增加“左右”两字更是意味深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硬性保增长的阶段，开始着眼于化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什么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不科学的发展方式、不协调的经济结构、不可持续的经济驱动力、低效益的产业模式等等，所有这些叠加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大背景下，使得中国进入了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要想缩短阵痛期，减缓换挡期引发的大起大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已经刻不容缓。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已经20多年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进展难说明显。为什么？除了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存在一些客观困难外，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

如果增长速度目标定得高，各级地方政府也不敢擅自降低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低于平均水平，不仅会丧失一系列很实惠的利益，而且政绩上也不好看。这样就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事实上成为了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尤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因为旧产业关停是即时性的，当这些企业被关停之后，现有的这些经济总量和经济拉动速度当然也就随之没有了。可是，新产业的培育则是渐进性的。

新的企业从孵化、培育到真正能产出是要有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在过渡期产业空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

所以，通过降低增长速度的目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战略得以真正实践营造空间，就成为了很重要的战略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7.5%其实是一个既推进改革又保障改革的“改革速度”。这可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

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才能保持改革的热度

李克强总理讲，“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2014年的改革同样要紧紧围绕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展开，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

什么是群众最期盼的领域？通过改革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在其中，就业是民生之本，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这两大底线目标，让人民群众有业可就，有业可创，更进一步要求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使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更有尊严；收入是民生之源，政府工作报告把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得实惠作为改革要求。这“普遍”两字说来不难做到却实属不易，怎么办？通过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社保是民生之基，民生改善不能只瞻前不顾后，没有坚实的社保基础就没有真正高质量的民生改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为人们创业奋斗解除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是，“舌尖上的安全”这样的大众话语成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用词，以及“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等等举措，也凸显了新一届政府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的决心。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清醒面对改革的难度

全面深化改革千头万绪，要改的东西，如何权衡轻重缓急，如何选择切入点与突破口，让改革从宣示真正变成现实的行动，我们要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

什么是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现在来看，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掉错装在政府身上“多余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源配置方面，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资源的价格不再是什么权威部门说了算，而是在市场中让市场定价，资源也不再是哪里级别高、哪里官位大就往哪里去，而是在市场中流动，听从市场的召唤；在市场准入方面，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昔日为非公经济所吐槽的“玻璃门”将会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从李克强总理“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以及“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等等话语中，我们看到了政府自我革命的决心。这一决心之所以可贵，在于它不仅要求政府不能再“乱干事”，还要求政府不能借机“不干事”，更要求政府必须“干好事”并且“多干好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列起来讲的深意所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共识可以推动改革的起步，但仅有共识尚不足以让改革纵深推进。不论是发挥市场作用、保障市场主体平等还是规范政府权力，所有这些理念都不会有人反对、至少不会公开反对，但为什么有共识的改革依然很难呢？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要难，是已经固化的不公平正义利益格局在阻碍。如果我们不能化共识为决心、化共识为行动、化共识为制度，全方位地向利益固化的藩篱猛攻，改革是很难突破的。李克强总理所讲的“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针对的就是这一点。

第五篇：中国加强制度化反腐

中国加强制度化反腐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反腐”是代表委员热议、媒体关注的话题。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抛给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腐。第二天，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反腐将一如既往保持高压态势。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反腐新常态阶段，反腐不但是建设廉洁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成为依法治国的重要推动力。

反腐成果显著

2014年，众多高官落马。6月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因“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6月30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12月22日夜，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此前，12月5日，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与高层腐败相比，基层问题也很严重。2014年，全国31个省（区）共有637名贪官落马。2014年，各省区市党委巡视组共发现涉及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1709件，涉及县处级干部问题线索5570件。

大力反腐为改善官风和社会风气带来希望。据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随机访问结果显示：近八成受访者认为当下奢侈风有所改善，近七成受访者表示“吃饭讲排场”和“送高档礼品”的现象减少了。一位公务员表示，“少了应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工作上。不怕打点不到位，也不怕拒绝不了别人的送礼或请客，而且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

中国政府反腐败举措也受到国际关注。澳大利亚学者梅丽莎?泰勒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需要建立良好的治理体制以及法律规则，所以反腐败非常重要。

加强反腐制度建设

腐败的治理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专门制定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法律，相关法律、法案有100余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说：“腐败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共性，不同国家的反腐立法，也有一些共性的经验可供借鉴，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可以尊重和遵循，加速中国反腐立法进程。”李少平认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才能使反腐从“治标”向“治本”迈进。

其实，关于反腐立法的呼声从20世纪末开始一直没有中断。19 9 9年，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的张仲礼就提出法治反腐观点，并向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提交了《建议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这是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许多国家制定了《反腐败法》或《惩治腐败法》等法律，而中国只有刑法对贪污、受贿、渎职等，作了惩治性规定。”张仲礼说。但几十年来，中国的反腐一直停留在“文件反腐”，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

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立法进程加速。2013年，全国人大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2014年，执政党对“完善中国反腐败国家立法，对于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提出明确要求；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列为重点工作。“制度的完善会对反腐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李少平说。

李少平指出：“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严重的干部腐败问题，必须通过加大办案力度来处理。让这些腐败分子不敢为。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加大，震慑作用越来越显现，取得很多成效。同时，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也在治本上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让他们不能为、不想为。”

推进国际反腐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反腐败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员特别是资金的跨国流动，一些贪腐分子通过洗钱、对外投资等形式将赃款转移至境外，加大了反腐调查的难度和成本，助长了贪腐的气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有1.8万名贪官外逃，仅2013年就有至少500名官员逃往国外。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仅成功地从54个国家和地区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跨国反腐成效不彰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国际高效协作。

2014年11月，在中国推动下，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决定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旨在推动亚太各国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北京反腐败宣言》除了重申共同打击腐败的决心以外，还出台了一些具体的举措。

2014年12月，中美双方在北京召开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第12次会议，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达成重要共识。JLG成立于19 9 8年，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双边反腐败合作框架。美国是中国贪腐分子外逃藏匿较多的国家。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但中美之间有多个反腐败合作机制。美法学研究机构专家孙远钊（Andy Sun）在媒体上撰文称，中美加强反腐合作不仅利于构建法治中国，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同时也有助于未来双边关系发展。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介绍中国开展国际反腐合作情况时说：“2014年，中国在海外开展了‘猎狐行动’，抓回了一批外逃嫌犯，维护了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中国还完成了11项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作条约的谈判，使这两类条约的总数达到了91项，实现了各大洲的全覆盖。”他表示，中国愿意同更多的国家签署相应的条约和协议，“将反腐败国际合作这张‘天罗地网’织得更密，让再狡猾的狐狸也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