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第一篇：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钱穆，这个名字在过去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后来才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教育家，被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偶然，看到凤凰网上的一段视频才知道毛泽东曾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的批评，了解到了为什么之前，自己不能看到或听到钱穆的文章的原因了。

就历史角度来看，任何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很难抛开作者的阶级观点及个人好恶，真正的“董狐直笔”的事件是很难出现的。但是，钱穆先生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种以其个人观点为主线的一条线索，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对我们从个人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益处极大。本书从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主要朝代入手，从政府组织、选官、经济或是赋税、军事或是兵役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制度的发展史，脉络清晰、分析深刻，值得一看，值得细看。我分析此书有这样几个值得指出的地方，以供读者对照，也是一家之言。

第一，爱国主义的渗透。我们说历史学科就应该在德育渗透上起到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作用，历史课标要求“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反观我们中学课本中，的确有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赞颂，可是在政治上有突出了黑暗，秦始皇的暴政、汉武帝的穷兵、唐玄宗的奢靡、元朝的残暴、明清的专制，彷佛走进中国古代史好像除了几个劳什子的科技、艺术成就，别的尽是人民的水深火热，可是为什么中国去延续了这么多年，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呢。钱先生在书中给了我们解释，通过读其书，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的制定都有其历史的背景，制度出现问题也伴随着人事出现问题，例如，宋代募兵制，钱先生从地理因素、历史条件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宋代出现“冗兵”“冗吏”的缘由，让我们更清晰的掌握了宋代备受斥责的积贫积弱现象，个人觉得要比中学课本中皇帝昏庸等介绍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容易让人认识中国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只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真正的去爱。只有让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去感知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成就，才能让学生以中国历史为傲；只有让我们的学生去真正的去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客观、主观原因，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尊重我们的历史。

第二，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本书中的政府组织、选官、经济、军事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就像钱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例如，汉代察举制与门阀制度关系，由于当时印刷术不发达，“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所以门第垄断了当时的书籍资本，逐渐形成了门第社会。再如，唐朝的租庸调制，就仰仗“账籍”制度，账籍制度崩溃，租庸调制也

就无法实行。从书中很多制度描述，我们很清晰的感受，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历史课上也能给予学生这样一种理念的渗透，帮助学生找到一条历史脉络，也许这样才会帮助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更好的形成历史学习的兴趣。

第三，钱穆先生博览群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钱先生自学成才。但是，仅仅这样一本170多页的书就能展现钱先生对历史、政治、哲学书籍的知识的囊括。没有对大量书籍的阅读，不会有这样详尽介绍和分析。仅在书中出现的书名就有《史记》《通典》《孟子》《周官》《唐六典》，而一本书中对五个朝代的分析又岂止这几本书所能囊括，可见一名历史学家必须有大量的阅读量才能有所分析。在资料堆砌中，找到历史的脉络。

第四，部分重要观点。中国社会逐渐走向集权；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赋税制度变化（三十税

一、租庸调、两税法、差役法、一条鞭法、地丁摊粮）；兵役制（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募兵制、卫所制度）

第二篇：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推开历史厚重的大门，倾听岁月无声的启迪。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非常荣幸。我分享的书目是钱穆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是江南钱氏众多才俊中的一位。这本书是1952年钱穆先生在旅途中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5次演讲，本书是先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

书中，钱穆先生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他认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来分析：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

第二讲考试选举制度；

第三讲赋税制度；

第四讲国防和兵役制度。

书不厚，仅180多页，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该书给予我们的，是一面镜子，读起来体会很多。

启迪之一：看问题时要用联系的观点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里有一个知识点：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所谓“历史意见”，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时代意见，即后世者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制度做出的评价。钱先生一再强调历史意见的重要性，全书从序言到总论，十多处呼吁大家不要随便摈弃很多中国优秀的社会体制，而随便盖以“专制黑暗”四个字妄加否定。

没有一项制度是一二十年、一两百年不变的。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科举制，科举制经过唐、元、明、清的发展和演变，直到清末1905年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一项制度存在1000多年肯定有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合理性。英国、德国也曾参考了科举制度。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整个社会就会七拱八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座的各位都是亲历者和参与者，希望大家都能客观理性的评判。

启迪之二：研究事物时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钱穆先生在书中写到，“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所谓“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也就是说事物的产生必有其因果和依据。例如，汉代的兵役制度规定男子23岁起开始服兵役。有谁知道为什么是23岁呢？这是由当时的农业经济所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汉代耕作主要依靠人力来完成，生产力不发达，无法实现多产。过早的让男子服兵役会减少农业上的劳动力。二是遵循农业耕种规律，壮丁劳作三年后便会有一年的积蓄用来照顾家人，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所以汉代男子20成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23岁才被要求为国服役。这一制度不仅是经济的考虑，也是一种道德的考量。所以只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将事物看得透彻，才会更好地理解其精妙奥义，思虑周全、未雨绸缪。

启迪之三：评判事物时要有变化的眼光

钱穆先生在谈汉代的赋税制度时着重分析了公私分税的发展。公私分税，即针对耕地的田赋征作政府公费，而针对山林池泽的商税则专供皇帝私用。最初公私分税的设立绝不是出于皇帝的私心自肥，因为封建社会初期的耕地相对非耕地而言更多，归国家所有的田税便是大宗，而归皇帝私有的商税只占小头。始料未及的是，战国之后盐铁之利迅速膨胀，这意味着皇帝将国家大部分收入纳入了囊中，这一转变是开始制定制度时所不曾预料的。所以要认识到事物是时刻发展变化的，不能将一时当作一世来笼统评价，而是要将眼光放长远些，根据事物的变化积极调整我们的认知。

对历史怀着温情与敬意，增加文化自信

中国历代的政治得失，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钱穆先生在书中还有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如他指出“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是辛亥革命以来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做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我们党正是充分认识到了这点，树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一穷二白迈向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迈向文明富强。我想只有大众对自身文化与历史都心怀“温情与敬意”，我们国家才能拥有向前发展的更加强大的内在动力。

再与大家分享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有一个青年才俊，今年31岁，他在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他毅然决然的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国外发展？“我对中国有信心”。我又问，那为什么不留在北上广深大城市而回到四川呢？“在我心中成都就是大城市，我愿意参与和见证它变得强大”。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铸魂二班的王旭同学。

最后，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口博览会上的话作为今天的结束语——经历五千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

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第三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换一种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20101131113彭纯昌

【摘要】上中国政治制度史课，开始对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有一个相比之前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对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缺乏了解，不得不说是当下国人的一个弊病。而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对历史的传统的文化一概加以否定，则更是狂妄无知。一国一民族无论如何不能够推翻过去的全部传统文化而谋得长远的发展。但是当下或者是更早之前开始，就存在一种思想，封建的都是不好的，必须推翻，彻底抛弃，这就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先生用很客观的学术态度，简洁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代政治制度的得失利弊，同时也教会我们如何更加客观地、抱有一种敬意的态度去看待中国的封建历史，理性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

【关键词】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正文】

钱穆先生这本书是在1952年三四月间，钱穆先生访问台北，应邀作一系列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的演讲，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的因革演变，并指陈其得失利弊。后来养病在台中，又应邀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为截稿期限紧迫，又有病在身，所以钱先生便以演讲讲稿加以修补，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交稿成书。

在书中，钱穆先生主要是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府组织、选举考试、赋税制度、国防和兵制四个范围进行讲述。讲这五个朝代是因为钱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在前言部分，钱穆先生仔细阐述了为何讲演要从这些朝代讲，为何从这些范围讲。钱穆先生还明确区分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但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看事物必然先从当下之处境出发发出一些论断。由此看辛亥革命，由此看文化大革命就不难理解当时的人为何能够在所谓的“革命先进思想”的鼓吹下地对传统文化那般嗤之以鼻，恨之入骨，恨不得连根拔去。在钱穆先生所讲的这“七端”里，讲述的是一种研究制度这一门学问需要注意的原则：要研究制度就要精熟其人事；任何一项制度不是孤立的，必然是一整套制度的相互配合；制度的创立和消失绝不是无端的，必有渊源和流变；任何一制度的创立必有其内在用意和外在的需要，必须注意当时人所留下的历史材料，而不能以异代人的主观意见和悬空推论断定其当时的用意和需要；要了解一项制度的利弊，必须了解当时人各方的意见，应当重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相同；重视制度的地域性；深入到全部的文化史。总结之，则是要研究一项制度，必须注重制度设立的前因后果，注重时代性和地域性，以系统的整体的视角，注重史料的考据，要深入这一制度产生的国家和民族的全部文化史这一土壤。这对于我们看待和分析问题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整本书不过二百页，简明扼要，论述精辟，对我的启发很大。钱先生写这本书，其用意并不是为叙述而叙述，而在于通过历代制度的因革演变之叙述，来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得失。对中国传统文化，辛亥革命以来，国人对于国史的研究，往往或多或少地存在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而对中国传统之一切政治与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加以否认。这样的一种思想史钱穆先生在整本书中反复批驳的一种思想，从序言到总论，着墨之处多达十几处。字里行间，透露的是钱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通透认识和他对于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敬意，这也深深地感染了我。钱穆先生在讨论政府组织中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和考试制度的因革演变之时，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一团漆黑，在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极力辩诬的同时，钱先生没有失掉史学家的冷静和理智，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不足之处同样了然于胸，诸如皇权逐渐加强，政府权力也即相权日益下降，中央权力逐渐集中，地方逐渐衰弱的情形，钱先生就认为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大弊病。这也是钱先生在正本书中向我们所展示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大趋势。钱先生在最后一讲中谈到满清后期的变法与革命，认为若认不清中国政治之大趋势，从而对传统政治持排斥与不满的态度，就会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企图推翻它。若全部的传统文化被推翻了，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所持有的一种“共尊共信之心”就丧失了。但是政治之稳定，制度的成立都是依赖这一心理力量的。

我认为，钱先生所提及的一种“共尊共信之心”正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赖以凝结的一种信仰。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不存在如西方天主教那般强大的宗教，也就谈不上信仰。纵观历史之全貌，唯一在中国延续千年，为中华儿女所共同尊奉的这正是源于周礼的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之时，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儒家思想是包含众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的目标就在于“治平”。这是饱含政治色彩的，随着朝代更替，儒家文化与封建统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是她依旧是全民所尊奉的。到了清末，突然要一下子全部推倒，革命了，就好像是一个人一直尊信某一信条，最后被一下子否决了，顿时思想就混乱了，认不清现实了，没有了主见，失了自我，便容易驶入歧途。这在建国后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中都可窥见一斑。这始于辛亥革命，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推翻传统的思想，也许正是造成当下中国人普遍失去道德灵魂的深层次原因，加之改革开放突如其来的市场经济浪潮和各种思潮，只是中国人的思想普遍地功利化了。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同时，我也在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一书中，作者客观地描述了美国成立之初的民情，细致地刻画了美国之成立，美国民主政治之现状，是离不开英裔美国移民从欧洲大陆带来的宗教信仰和乡镇自由精神的。美国从一个荒大陆成为今日之美国，同样不是凭空来的，是一切由英裔美国移民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传统和对自由的追求创造的美国民主与自由之现状。可见立本才能开新，在新的时代潮流下，我们只能够与时俱进，在立足与本国传统，截取西方的本质精神，采取以前的旧经验，开启一条新路子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此外，钱先生在书中讲到清代的时候说到“部族政权”，将清代和元代与其他历朝历代区分开来。这样的观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感觉耳目一新。这也改变了我以往认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朝代更替多事推翻暴政之结果，忽略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在整本书中，钱先生对于历代政治制度从创立之初的好的方面，到它慢慢

演化地弊病累累，最终导致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衰落，最终给了别人推翻的机会。清代，到了积重难返之地步，其中部族政权的狭隘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就彻底打破了清王朝的固步自封。

以史观之，中国现代中国政治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政治之中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比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从历代政府组织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汉唐与明清的对比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必须享有一定的权力对地方事务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才能够促进地方的繁荣，促进国富民强。而当前，我们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众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当然，如钱先生所言，研究某一项制度要注重时代性和地域性，要系统整体地去分析，因而对一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绝对不能够简单地说好或者坏，何况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当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用一种视角看得久了之后，就让我们换一种角度回过头来好好看看我们的文化和传统，相信当下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文化传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找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总的来说，读史使人明智，钱穆先生在这本书中不仅极力将历代政治的原本事实展现给我们，让我们对于古代的政治制度有更多细致全面的了解，还教授我们用一种更加敬重合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和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钱穆先生以其博大精深的知识积累，对中国历代历史洪流进行的梳理，使得其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如清澈溪流般从我们心中流过，表达那般自然，也让我们被激发地思考和感悟那般自然。大师的境界之高，让我敬畏！

参考文献：

[1]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第四篇：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政府组织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表明了几个观点，一是对待中国古代政治，不能“把秦以后的政治统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我们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二是要处理好人事与制度的关系，不能死搬硬套地用制度而不顾人事是否适用。在这本十万余字的书中，作者选取政府组织、科举、兵役、赋税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论述了汉、唐、宋、明四朝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清朝本该也按此体例进行论述，但清朝是一个外来政权，因此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了清朝“部族政权”的特点，也就没有按此体例论述。

汉代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九卿是皇帝的私人机构，同时也要对宰相负责，宰相在春秋战国时是王室的管家，到后来因由私到公的演变而成为政府领袖，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宰相在公私上还是分得不太清楚，一方面是皇帝的管家，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公器——政府的首长；汉代的地方政府分为郡、县两级，郡守的级别与九卿等同，郡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郡守、县令在地方拥有很大权力，军权，财权，察举权，治民权等无所不包。因此，中央的相权还能有效制约皇权，地方官的权限也很大，皇帝并不能形成专制。

及至唐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实行“三权分治”，即中书省主发令，门下省有“封驳”权，而尚书省负责执行，这是一种集体宰相制，其特点是主逸臣劳。尚书省分为六部，其排序大致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而未改动，只是次序略有变化。唐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二级地方政府上加了一级观察使作为检察机构，后来演变成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以至于最后形成节度使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逐渐衰弱以至于灭亡。虽说唐代中央政府较汉代而言已从私过渡到公，在制度上有较大进步，但地方政府分级太多，尤其后来出现的节度使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使唐灭亡，并导致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因此，唐代皇帝也没有形成专制，反而受宰相和节度使制约。

鉴于唐代由于军人藩镇割据而亡，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在中央政府，相权被分割，建立枢密院以割军权，设三司以割财权，又有审官院分用人之权，因此相权所剩无几，君权上升而相权低落，宰相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并且作为纠绳皇帝的谏议大夫也转变成针对宰相，宰相更加难做，相权进一步衰落。于此同时，宋代地方政府也被夺权，宋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州府，最低一级是县。宋代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因此地方无兵也无财，其结果是日趋贫弱。因此，“宋代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给地方，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宋代可以说是集权的开始，军权，财权，人事权都集中到中央，并削弱了宰相之权，皇帝开始扮演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的角色，地方几乎无权并且地方官都由中央临时任命，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及至首都被破，各地无力抵抗，因此也就有了宋朝羸弱的说法。但宋代的经济发达，尤其商业非常繁荣，因此也有人说宋代还是比较强大的。因此，从制度上说，宋没什么建树，只能说是个富而不强朝代。

到了明代，中央集权更加严重，直接撤掉了宰相，不再设立。明代的中央政府中书门下基本被废，只剩下尚书省，并且尚书省不设长官，六部分头负责，六部首长各不相属，此外还有一个都察院，即由御史台转变而来，专管弹劾纠察，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管司法的是刑部尚书、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三法司。“上述九卿之上没有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无公，成为多头政府，互不统属，政府长官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明代还设立了内阁，内阁有票拟权，由于明代制度把权力集中，皇帝事务太多，后来皇帝偷懒，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这就给太监专权提供了机会，不过宦官专权也是皇权集中的一种变异。明代地方政府多承袭元的地方政府制度，出现了行省制，具体是一省分三司，再下才是府、州和县，县官本是亲民之官，但由于上面管官的官太多，被压得太低太可怜，以至于连服侍奉承上级都来不及，更无力去亲民了。

而清代在钱穆先生看来是一个部族政权，他们是以私心治理中国的，所用均为法术，是部族专制统治，清代在雍正时设立了军机处，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灭亡，清代就不找太监而从外面调大臣入内阁，不论明代的内阁制，还是清的军机处，都是皇帝私人秘书，均是为集中君权而设立。清代地方政府制度是一种军事统制，“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再加总督和巡抚，已变成五级，遇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也不能做主，还要中央另派人管理，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的官，总督巡抚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要说专制，只能说明清两代专制，其共同特点都是皇帝集权而中央和地方都无权，但是明朝皇帝比较羸弱，懒于朝政，导致宦官专权而亡，而清朝皇帝比较勤政，这也可能因清是部族政权的缘故，要维持国家稳定，皇帝必需亲自处理朝政。，也必需要勤政。

二、关于“半部《论语》治天下”

钱穆先生说到宋代的政治制度时，谈到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书中说道“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只因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了《论语》。后来人却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读。”钱穆先生这种说法与于丹的解释并不一样。于丹在其书《于丹<论语>心得》里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解释是，“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这两种矛盾的解释，使我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和兴趣。但是这两种说法只会有一种是正确的，赵普一句话不可能产生两种对立的解释。那么，要考察哪种解释正确，首先考察这句话的出处和解释，以及《论语》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还要考虑是什么原因迫使赵普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同时也要考察赵普是一个怎样的人，赵普作为宰相，那么就要考察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以及他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

这句话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从这段话来看，就是有人说赵普只读过《论语》，学识太少，不适合当宰相，太宗赵光义就问他，他自己也承认他只读过《论语》，他说用了《论语》的一半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现在打算用《论语》的一半辅佐太宗，使天下太平。从赵普的话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必得用到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那么《论语》中就该有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他又说打算辅

佐太宗赵光义，使天下太平，那么所用知识就要更广泛了，从国家大政方针到基本民治，无所不有。而我们知道《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主要是讲儒家仁和礼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并没有涉及军事和谋略知识，要说辅佐赵光义治理天下还是会用到些。那么从字面意思无法有力地得出结论，那么再考察赵普其人和当时的政治制度。

赵普辅佐太祖赵匡胤所做的有重大影响的事有二。一是宋建立后，为防止宋继后周成为第六个短命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致其钱谷，收其精兵”，借以加强皇权，二是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举措。从这两件事看，并不是什么高明的策略，只要有点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都会知晓，根本不需《论语》指导，《论语》也不会有这些东西。那再说赵普这个人，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皇权，乾德二年（964）正月罢免了范质、王溥、魏仁浦的相位，五年后，任命赵普为相时，出现了敕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可见赵普有些政治常识都不知道。赵普当了宰相后，独断任事，太祖怀疑他专权，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赵普“恶其与己同列”，太祖只好让他们做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赵匡胤先后欲用资历学识比赵普高的为相，都被赵普或排挤或陷害，赵普日益擅权。后来由于有人告发赵普包庇政事堂受贿官员而被赵匡胤罢相，并以“使相”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到了赵光义当了皇帝后，赵普还是不得重用。由于赵光义出现了帝位合法性危机，太宗招赵普问对策，也就有了后来的“金匮之盟”，于是赵普就当了司徒兼侍中，成为北宋职衔最高的首相，后又被封为梁国公。赵普任宰相后，开始打击秦王赵廷美，赵廷美被打击后，赵普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节度使，这显然是太宗赵光义为加强皇权之作。几年后，在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又以侍中为宰相。两年后，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

大家公认的是，赵普少年时也曾读书，但没有什么学识，因此，就做了州、镇僚属，在此期间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常识，准确的说，他学到了的是一些政治权术，如同刘邦做亭长一般，他并没有什么长谋大策，要是赵普真是国士，他任宰相时，就该为宋朝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至于说赵普是个好宰相，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赵普也就如此了。”因此，从赵普个人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打天下靠的并不是《论语》，而是一些政治权术和政治谋略。

再从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当时宋朝，无论太祖赵匡胤还是太宗赵光义为了巩固皇权，防止重蹈后周覆辙，削夺武将兵权，罢黜后周遗臣，任用自己亲信，而如赵普这样的亲信又没有多少学识，地位也不高，没有什么根基，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后来赵普专权，被赵匡胤罢相，及至他帮赵光义解决一个大难题，就当了宰相，赵光义解决了秦王赵廷美后，随即将赵普罢相。

综上所述，赵普并非什么国士，也没有多少学识，有的不过一些政治常识和政治权术即谋略，他辅佐赵匡胤平定天下所用不过一些权术而已，他辅佐太宗赵光义时，其实是想说他不会干预太多政务。其原文的解释应该是，有人以他学术少而诽谤他不适合当宰相，及至太宗赵光义问他，我个人认为他的回答实质是，他确实没有多少学识，至于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在战略上所用的就是一些权术、谋略，也不需要多少学识，《论语》所用也不多（我认为第一个其半应该量词，解释为不多），也就用做礼仪之用，对待士兵、百姓要仁慈；至于说他辅佐太宗赵光义，由于吸取了前面被罢黜的教训，他会把自己的政务限制在《论语》

规范的范围内，并且只是一半，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请太宗赵光义放心。至于把赵普原话翻译成“半部《论语》治天下”，应该是后来儒家为了加强儒学的作用才这么说的，也蛊惑读书人说，读了《论语》就能治理好天下了。

参考书目：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三联书店，2001.2.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3.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下册).第七卷.第23章，第27章第1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李波编.中华文明大讲堂.中卷.第7讲.呼和浩特：内

社.2009.参考古籍：

《宋史》卷1《太祖纪》一

《宋史》卷2《太祖纪》二

《宋史》卷3《太祖纪》三

《宋史》卷4《太宗纪》一

《宋史》卷5《太宗纪》二

《宋史》卷256《赵普传》

蒙古大学出版

第五篇：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之我见

这本书是由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老先生写的，是其主要的代表作。钱穆在中国历史界的地位和声望无可替代。他为中国历史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他的这部代表作及其生动和形象的说明了中国政治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就像他自己在本书的序言中说的：“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

这本书虽然很薄，字数不多，但是其内容丰富，语言简练而又不失精彩。钱穆先生用其深厚的语言功底精彩的给我们展现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的设置和日常的运作情况，给我们一种清晰直接的感受。

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次社会的过渡都是一种进步。在原始社会是没有政治制度的，因为那时国家还没有产生，没有政治。直到渐渐过渡到奴隶社会国家产生之后，政治也随之产生，但是这时的政治还不够完善。到了封建社会，国家的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之后，作为经济集中体现的政治也有了极大的进步，国家机构渐渐的完善，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善的政治制度也就渐渐建立起来了。

中国进入到封建社会是从秦朝开始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随后，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三公九卿制。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汉代延续了秦朝的制度，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史上称为“汉承秦制”，汉代的制度是秦代的缩影，所以从汉代说起。汉代的政治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特别是汉武帝大一统后，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在中央还是设立三公九卿，这是全国除了皇帝以外的最高的官员。三公和九卿有不同的分工，职权明确，行政效率很高。汉武帝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有利于对地方的管辖，所以汉朝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比较紧凑。汉朝实行察举制的选举制度，在地方“举孝廉”，推举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才管理国家，实行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这在初期确实不失为一种好的选举制度，但是汉朝末年被士族地主所利用，反而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东汉末年，三国纷争，统一于晋朝。晋朝没有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也没有太大的发展。南北朝之后，隋朝实现了短暂的统一。隋朝的短暂的统一之后，唐朝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之间分工进一步细化，并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这有利于国家政治的平衡，避免了权利的高度集中，并且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唐朝发展和完善了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的选举制度，在全国不分贵贱、长幼的选举人才为官，有利于唐朝的建设和发展。

唐末，地方出现了叛乱，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经过了五代的分裂之后，赵匡胤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宋朝。鉴于前朝的教训，赵匡胤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集重权于中央，削弱地方的势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地方实力弱，不能同中央相抗衡。但是这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地方没有发展的空间，导致了国家的积贫积弱的弊病。宋朝官僚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分权，把权力一份为三，相互制约，相互牵制，达到权力的平衡。但是过渡的分权导致的后果是冗官和冗兵，以致冗费。不但降低了行政效率，巩固了中央权力，削弱了地方实力，使宋朝长期的积贫积弱，受到周边政权的攻击。由此可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宋朝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实行考试试卷的糊名制，更加的有利于考试中的公平。

宋被元取代，元朝没有什么发展。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把科举制改成了考八股文章，不让文人有思考的空间，加强了对文人的控制。科举制成为控制文人思想的工具。明朝还实行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特务统治，这些机构不受行政机构的管辖，直接受命于皇上，只对皇上一人负责。这些人检查官员和臣民的一言一行，并把他们的发现报告于皇上。皇上通过他们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皇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到了清朝，中国的封建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一方面中央有着对于地方的绝对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清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实施文字狱，打击汉族人民的反抗。于是，清朝出现了万马齐喑的现象，封建制度渐渐没落。国家政治制度的腐朽没落，直接导致的是国家实力的减弱，中国渐渐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超越，所以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

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皇权专制统治制度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组织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皇权至高无上是其主要的特征，皇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逐渐的完善，并且对于我们现今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好与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我们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就是要以史为鉴，为今天的社会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政治制度。我们要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国家政治的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