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先生教书育人故事有感

第一篇：读钱穆先生教书育人故事有感

读钱穆先生教书育人故事有感

教学十几年来，我始终认为当老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苦差事，除了教书，还要育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自己不成熟想法，正处于叛逆期的孩子，而不是没有生命或思想的物体。但读了钱穆先生的故事，才发现教书育人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

首先，钱先生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深深感动着我：“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家庭就像卧室，堂屋也是家，卧室也是家”。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是“为了温饱而工作”，但我也绝对不敢说是“为了工作而求温饱”。钱先生的这份超乎常人的执着与思想境界不是我们能比拟的。

其次，钱先生的教学方法让我耳目一新：作文课竟然上得如此轻松与真实！“常常带学生走出校门，让学生去了解社会，观察生活，开阔视野”“，当场要求学生讨论，根据眼前实景相互对照，进行修改”,“学生们在钱老师的启发引导下，几多思考，几多观察，几番讨论，感到其乐无穷，下笔也就言之有物了”.我深深领悟到，语文也好，数学也罢，知识从生活中来，从实践中来。结合现实生活，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知识难以理解。比如，在讲普查和抽样调查时，学生对于抽样调查的适用条件第二条很困惑：“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对所有个体进行普查”。有了钱先生教写作文的启示，我将问题“放归于大自然”：长江里的鱼类很多，我们能把所有的鱼都打捞上来数一数吗？学生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还有，钱先生的“育人”也技高一筹：不放任成绩优秀的孩子，更不放弃貌似成绩差的学生；既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又关注孩子思想品德的修养。做到并做好辨识、培养“千里马”的“伯乐”。教育孩子，钱先生没有慷慨激昂的大道理，也没有泛泛而谈的陈词旧说；给犯错的孩子改过的机会，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尤其先生激励杨锡麟的故事让我感动：一个“另类”的孩子，在先生的慧眼下竟然是一个我们无法识别的佼佼者！不是我们做不到先生的所做，而是我们根本没有做！或者说我们根本不会做！我不禁反思：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教育不仅能成就人才，也能毁灭人才，我们欣赏的只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乖孩子”，而忽视了某些本是“千里马”的“后进生”。

总之，先生的所有成绩是与其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热爱和其高深的专业素养分不开的。要想干好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爱孩子、爱教育事业”;其次，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最后，要用“心”，没有“心”，再爱也没用。

第二篇：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封建专制浅谈

葛喜生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系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鏐之后，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堪称自学成才而荣登中国最高学府历史教授宝位的奇才。著作等身，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古史地理论丛》等，其夫人及门生整理结集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凡1700万言。早年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出名，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赏识推荐至燕京大学教国文，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大陆解放后赴香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后创办新亚书院。为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1967年受蒋介石之邀定居台湾台北，去世后骨灰撒在太湖之滨魂归故里。钱穆一生致力于历史学教育、研究和弘扬国学精神，年逾八旬双目失明仍治学著述不辍，此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窃慕钱先生大名，购《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2月北京第二版）拜读。一口气读了《中国社会演变》等篇，觉得钱穆把握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比较到位，故在中西方社会对比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见地。虽然他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得比较多、比较深，对各时期历史的特点归纳分析比较精当，但是，由于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看问题常常只是浮于表面而没有深入本质。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仅存于夏商周，是自上而下的分封，西方的封建社会则是由下而上的契约式的，实不知他已将形式代替了本质内容，特别是他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唯物史观的封建社会概念，夏商周实际上是奴隶制社会。他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正确认识，认为全国人民都在同一个法律下生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平民可以经举贤良、察孝廉或参加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殊不知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和土地所有权，而平民只是受统治和剥削的对象，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使平民中的才智之士参与政治这只是巩固统治的手段，本质上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就以汉朝按每二十万人每年选一个孝廉来说（汉朝的选举方式有举孝廉、贤良、方正，而以举孝廉为主），西汉平帝时人口最高了达近六千万（元始二年，也即公元2年，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和帝时人口最高达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就按六千万人算，那么，每年也就选补官吏三百人，泱泱大国之政府每年仅补充这区区三百人够吗？分配到一百多个郡，每个郡还不 1

到三人，谁能相信一个郡的官吏就那么几个人呢？请看有关历史资料：

《后汉书·百官》里对政府和军队的官吏设置有较详细的说明。从政权系统看，中央比二千石以上（含比二千石）的高官有三公九卿、光禄大夫、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侍中、城门校尉、司隶校尉等，其下各有丞、令、黄门等名目繁多的各级官员，以九卿之一的少府为例，其下有四令（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令下又有诸丞，太官令下有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太医令下也有药丞、方丞之分，可见中央系统人多牛毛。中央以下，十二州各设刺史一人，均有从事史、假佐。郡设太守一人、丞一人、尉一人，国亦设相一人、丞一人、尉一人，郡国“皆置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这么一算，书佐不计就有大小官员七、八人，县呢？“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算起来县一级政权大小官吏至少也有五六人（仅令、丞、尉各一人、曹掾三人计）。再到基层“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最后，还有里魁、什、伍。乡、里不算，单算县及县以上各级，则全国在一千多个县一级政权服务的官员就需六千多人，加上一百多个郡和国的官员一千多人，加起来地方政权就七千多人，再加上直接为中央政府和皇帝服务的数量庞大的官吏，总计当有万人以上吧。《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考一》说：“汉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后汉七千五百六十七员。”这是最保守的估算，实际上东汉时的官吏应远不只七千五百多人。拿离东汉不远的三国时期的魏国来对比，一个郡约有官吏二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十五》载：“又有高阳刘类，历位宰守，苛慝尤其，以善修人事，不废於世。嘉平中，为弘农太守。吏二百余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这里所述的“嘉平”是魏帝齐王曹芳的年号，是在公元249-254年，离东汉灭亡才三十多年，此时因战乱北方人口大减（魏国人口最高峰时才四百四十三万多），而一个郡却有二百多官吏，那么东汉时一个郡的官吏人数应不少于此吧。再看《三国志·魏书八》裴注“㈤魏书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然犹令官属上书自直于

魏曰：“大司马长史臣郭昕、参军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这段说的历史背景是，魏景初元年公孙渊在辽东称燕王，据有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魏明帝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派司马懿剿灭公孙渊，公孙渊惧怕被剿灭，所以让其燕国官吏七百八十九人上书魏国陈情，以此度之，每郡约二百官吏，与嘉平时的弘农郡官吏人数相当。参照魏国的标准算，东汉时郡及以下的官吏应有二万多人。这样算来，东汉每年察孝廉的官吏只占整个官吏队伍的1.5%弱，退一步算，连举贤良方正也算进去，数字加翻二倍，也只是4.5%左右，更何况被察举的孝廉和贤良方正有一大部分就是大官员和世袭贵族的子弟。如曹操是举孝廉出身（《三国志·魏书一》载：“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其父曹嵩即是位列三公的太尉，其祖父曹腾为费亭侯、中常侍大长秋。军阀袁术也是从举孝廉为郎（《三国志·魏书六》云：“袁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而从其高祖袁安算起，到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再到生父袁逢、叔父袁隗已是四世三公。东汉末的另一大军阀袁绍与袁术系堂兄弟，则是因祖荫而直接为官的（《三国志·魏书六》云：“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裴注云：“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因此，文官系统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贵族官僚家庭出身，农家子弟能有幸被察举为郎吏的则应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员，能象西汉公孙弘、东汉“巨孝”江革那样上升到高层的属凤毛麟角。到魏文帝曹丕废汉立魏，将察孝廉的比例提高到十万人口举一人，也仅是在比例上比东汉时多一倍而已，在绝对人数上则大大少于东汉，因此并没有更大的改观。

再看军队，常规军队系统“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即将军以下每一部均有校尉、司马、假司马、军候、假候、屯长、兵曹掾史、禀假掾史、外刺、刺奸，共五部也有近百来人。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各是一个系统，不能全部都有这些将军，平常应该也有四五个将军吧。护卫皇宫的光禄勋所管的警卫（准军队）系统又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各中郎将下有郎官、中郎、侍郎、郎中等，羽林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这说明军队系统官员也多如牛毛，精英则也是世袭的多。

可见举贤良方正、察孝廉，并不能改变绝大多数平民的命运，参与政治统治的“皇恩”并不会在全民中一体均沾。大官员数代人均为大官的不在少数，典型的如东汉杨震家族（其上几代祖先杨喜是跟随刘邦打天下杀项羽立功的，东晋末期的武将龙骧将军杨佺期及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他的后代）、袁安家族皆是四世三公，更有甚者，荀氏家族从东汉末的朗陵令荀淑起经曹魏、两晋直至南朝宋御史中丞荀伯子为止前后连续共十代人在朝为大官，两三代人延续在朝为官的家族则多如牛毛。汉代的官吏察举制度到曹魏时发展为“九品中正制”，此一新制度实行的结果形成了士族门第观念和贵族大门第的兴起，晋南迁以后江南贵族大门第（如王、谢、庾、桓等家族）长期把持政权机关重要位置，北方诸国所任用的重要官员大多数来源于当地的汉族历代士大夫大门第（如崔、卢、裴、薛等家族）和前朝皇亲贵族（如元、宇文、长孙、独狐等家族），真正从平民而登高官之位的屈指可数。所以，钱穆的观点是错误的。再说科举制，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考证，唐朝时每年录取的进士一般也就二十多人，最多的一年是垂拱三年六十五人（整个有唐一代登进士科者三千多人），比起汉朝的举贤良方正和察孝廉来则更少，而取得进士的人还有试吏部一关，此关未过纵等十年犹是布衣。宋朝每年开科举士的人数则达四五百人，科举选拨的人才占到整个官员队伍的20%左右蔚为可观，但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能说明整个中国历史事实吗？

钱穆先将奴隶制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认定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然后又根据士在社会上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游士社会”（战国、秦）、“郎吏社会”（两汉）、“门第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黑暗社会”（唐晚期、五代）、“白衣社会”（北宋至清）（参见《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这只是看到了各阶段朝代的某些特点个性，而没有看到其共性。以此外在的个性表现来论述各朝代的突出特点是可以的，但作为划分社会性质的标准，则大谬。如这种方法可行，那么我们一样可以按战争的标准将春秋战国称之为“无义战纷争社会”，两汉为“扩土守土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兼并混战屠杀社会”，隋唐五代为“东征西讨军阀混战社会”，宋朝为“战败求和社会”，明清为“疆土守不住社会”；按学术思想的标准则春秋战国为“诸子竞说社会”，两汉为“尊儒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玄学清谈社会”，隋唐为“佛道社会”、两宋为“理学社会”，明清为“八股文社会”；此外两汉“崇孝尚节”，唐朝“诗歌大盛”，两宋官员“无常职”，明清“闭关锁国”等等都是各朝代的特点，举不胜举。这样，各个阶段就没有可比性了，与其他国家也没有可比性了，历史学就不能成为科学。只有树立了唯物史观，才能将历史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在《国史新论》关于政治制度的几篇文章中，他极力美化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1950年他著《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举明朝以前丞（宰）相可以反对和否决皇帝的意见、谏官可以劝谏规正、反驳皇帝、皇帝的诏书须宰相副署才有效等等事例，否认封建专制的一般存在，只承认明太祖朱元璋撤丞相后以至清朝设军机处加强皇帝集权才是较黑暗（参见《国史新论·中国传统政治》），1974年他到韩国延世大学演讲时还说：“在中国历史上，固亦为断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参见《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这真是钱穆看走眼了。除了是傀儡皇帝外，皇帝的意志是完全可以通过罢免丞相而得到贯彻的，如果说皇帝连这一权力都没有了，那么当权的权臣则无人能制，岂不也是权臣专制？皇帝专制与权臣专制又有何区别呢？东汉顺帝以后的几个皇帝都是未成年时就被大将军梁冀立为皇帝（冲帝二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皇帝无力专制还不是梁冀专政？梁冀被桓帝清除后，还是桓帝专制，桓帝以后灵帝更昏庸，宦官弄权，也是一种专制，其后弘农王、献帝又是被军阀董卓玩于掌股，接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接下去有东晋的权臣桓温、桓玄，唐朝穆宗、敬宗、文宗时期的宦官王守澄、梁守谦、仇士良，等等，不都是专制吗？只是专制的方式不同，专制的主体不同而已，怎么能否认封建专制的存在？历朝的历史，不是昏庸暴虐的皇帝专权，就是外戚、宦官当权，或是军阀擅权、割据。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当皇帝与权臣互相争权时，定免不了一场血腥杀戮，君不见魏帝高贵乡公曹髦奋起与司马昭争斗而被刺死的下场吗？既使西汉霍光辅佐汉昭帝可谓开明，但他后来也可以废除昌邑王，立宣帝，虽然汉宣帝还算是个不错的皇帝，但霍光立帝不也是少数个别人的专制意志吗？象唐太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治理国家稍有民主风气之时有几多？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中某些时候存在君臣互相牵制制衡的机制可以为现代作借鉴，那么是可以接受的，但由此而否定封建专制的存在、更进而对古代政治制度大加赞赏，则是今人所断不能接受的。如果古代政治民主开明不存在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呢？钱穆不是在为旧制度唱赞歌又是何居心？在钱穆的心里和眼里，根本就没有“人民”这一概念和这一社会历史的主体，有的只是官僚、贵族、士大夫！

钱穆的才学可谓极高，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当无人能企及，然其识却远比不上建国后仍在大陆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家，甚至连梁启超都比不上。钱穆与梁启超显然是两种类型的人。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上世纪初，梁启超就分析了中国旧史学的“四蔽”、“二病” 并振臂高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三·新史学》（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梁启超思想激进、文笔动人，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持否定态度，认为以现在的眼光看，古史书只能作史料看待（本人认为古代的史书就是古时候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观下的史学表达方式，而不能说古代就没有史学）。钱穆则是个细致而又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微观上很精细，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常有杰出表现，可以算是很有“学问”，宏观上极力赞美、维护传统文化，缺乏时代气息。钱穆讥梁启超有史才而史学不足，却不知他与梁启超相比在史识方面直有天壤云泥之别。梁启超与钱穆，按我看来，一个是有新理念的优秀设计师，一个是保守而认真的施工员；一个是善于策划的档案馆馆长，一个是细心的资料整理员；一个是大胆的指路人，一个是满载着心爱的旧货努力赶路的倔强马车夫。

钱穆比梁启超晚出生22年、晚去世61年，按理说他应比梁启超站的历史高度更高，可是，当历史前进的时候，他却没有随着前进，当先进思想兴起的时候，他却没有接受新思想，一方面他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教导国民要“对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不可“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自居于历史和思想的顶峰，莫不是又应了司马迁的话：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善治思想史的他始终抱残守旧、僵化反动，妄图开历史倒车，终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今又有人以弘扬国学、继承传统为名，将钱穆高高抬起、顶礼膜拜，岂不是历史的悲哀？

初草于二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修订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

第三篇：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政府组织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表明了几个观点，一是对待中国古代政治，不能“把秦以后的政治统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我们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二是要处理好人事与制度的关系，不能死搬硬套地用制度而不顾人事是否适用。在这本十万余字的书中，作者选取政府组织、科举、兵役、赋税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论述了汉、唐、宋、明四朝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清朝本该也按此体例进行论述，但清朝是一个外来政权，因此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了清朝“部族政权”的特点，也就没有按此体例论述。

汉代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九卿是皇帝的私人机构，同时也要对宰相负责，宰相在春秋战国时是王室的管家，到后来因由私到公的演变而成为政府领袖，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宰相在公私上还是分得不太清楚，一方面是皇帝的管家，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公器——政府的首长；汉代的地方政府分为郡、县两级，郡守的级别与九卿等同，郡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郡守、县令在地方拥有很大权力，军权，财权，察举权，治民权等无所不包。因此，中央的相权还能有效制约皇权，地方官的权限也很大，皇帝并不能形成专制。

及至唐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实行“三权分治”，即中书省主发令，门下省有“封驳”权，而尚书省负责执行，这是一种集体宰相制，其特点是主逸臣劳。尚书省分为六部，其排序大致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而未改动，只是次序略有变化。唐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二级地方政府上加了一级观察使作为检察机构，后来演变成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以至于最后形成节度使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逐渐衰弱以至于灭亡。虽说唐代中央政府较汉代而言已从私过渡到公，在制度上有较大进步，但地方政府分级太多，尤其后来出现的节度使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使唐灭亡，并导致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因此，唐代皇帝也没有形成专制，反而受宰相和节度使制约。

鉴于唐代由于军人藩镇割据而亡，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在中央政府，相权被分割，建立枢密院以割军权，设三司以割财权，又有审官院分用人之权，因此相权所剩无几，君权上升而相权低落，宰相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并且作为纠绳皇帝的谏议大夫也转变成针对宰相，宰相更加难做，相权进一步衰落。于此同时，宋代地方政府也被夺权，宋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州府，最低一级是县。宋代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因此地方无兵也无财，其结果是日趋贫弱。因此，“宋代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给地方，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宋代可以说是集权的开始，军权，财权，人事权都集中到中央，并削弱了宰相之权，皇帝开始扮演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的角色，地方几乎无权并且地方官都由中央临时任命，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及至首都被破，各地无力抵抗，因此也就有了宋朝羸弱的说法。但宋代的经济发达，尤其商业非常繁荣，因此也有人说宋代还是比较强大的。因此，从制度上说，宋没什么建树，只能说是个富而不强朝代。

到了明代，中央集权更加严重，直接撤掉了宰相，不再设立。明代的中央政府中书门下基本被废，只剩下尚书省，并且尚书省不设长官，六部分头负责，六部首长各不相属，此外还有一个都察院，即由御史台转变而来，专管弹劾纠察，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管司法的是刑部尚书、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三法司。“上述九卿之上没有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无公，成为多头政府，互不统属，政府长官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明代还设立了内阁，内阁有票拟权，由于明代制度把权力集中，皇帝事务太多，后来皇帝偷懒，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这就给太监专权提供了机会，不过宦官专权也是皇权集中的一种变异。明代地方政府多承袭元的地方政府制度，出现了行省制，具体是一省分三司，再下才是府、州和县，县官本是亲民之官，但由于上面管官的官太多，被压得太低太可怜，以至于连服侍奉承上级都来不及，更无力去亲民了。

而清代在钱穆先生看来是一个部族政权，他们是以私心治理中国的，所用均为法术，是部族专制统治，清代在雍正时设立了军机处，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灭亡，清代就不找太监而从外面调大臣入内阁，不论明代的内阁制，还是清的军机处，都是皇帝私人秘书，均是为集中君权而设立。清代地方政府制度是一种军事统制，“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再加总督和巡抚，已变成五级，遇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也不能做主，还要中央另派人管理，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的官，总督巡抚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要说专制，只能说明清两代专制，其共同特点都是皇帝集权而中央和地方都无权，但是明朝皇帝比较羸弱，懒于朝政，导致宦官专权而亡，而清朝皇帝比较勤政，这也可能因清是部族政权的缘故，要维持国家稳定，皇帝必需亲自处理朝政。，也必需要勤政。

二、关于“半部《论语》治天下”

钱穆先生说到宋代的政治制度时，谈到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书中说道“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只因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了《论语》。后来人却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读。”钱穆先生这种说法与于丹的解释并不一样。于丹在其书《于丹<论语>心得》里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解释是，“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这两种矛盾的解释，使我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和兴趣。但是这两种说法只会有一种是正确的，赵普一句话不可能产生两种对立的解释。那么，要考察哪种解释正确，首先考察这句话的出处和解释，以及《论语》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还要考虑是什么原因迫使赵普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同时也要考察赵普是一个怎样的人，赵普作为宰相，那么就要考察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以及他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

这句话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从这段话来看，就是有人说赵普只读过《论语》，学识太少，不适合当宰相，太宗赵光义就问他，他自己也承认他只读过《论语》，他说用了《论语》的一半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现在打算用《论语》的一半辅佐太宗，使天下太平。从赵普的话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必得用到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那么《论语》中就该有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他又说打算辅

佐太宗赵光义，使天下太平，那么所用知识就要更广泛了，从国家大政方针到基本民治，无所不有。而我们知道《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主要是讲儒家仁和礼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并没有涉及军事和谋略知识，要说辅佐赵光义治理天下还是会用到些。那么从字面意思无法有力地得出结论，那么再考察赵普其人和当时的政治制度。

赵普辅佐太祖赵匡胤所做的有重大影响的事有二。一是宋建立后，为防止宋继后周成为第六个短命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致其钱谷，收其精兵”，借以加强皇权，二是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举措。从这两件事看，并不是什么高明的策略，只要有点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都会知晓，根本不需《论语》指导，《论语》也不会有这些东西。那再说赵普这个人，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皇权，乾德二年（964）正月罢免了范质、王溥、魏仁浦的相位，五年后，任命赵普为相时，出现了敕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可见赵普有些政治常识都不知道。赵普当了宰相后，独断任事，太祖怀疑他专权，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赵普“恶其与己同列”，太祖只好让他们做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赵匡胤先后欲用资历学识比赵普高的为相，都被赵普或排挤或陷害，赵普日益擅权。后来由于有人告发赵普包庇政事堂受贿官员而被赵匡胤罢相，并以“使相”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到了赵光义当了皇帝后，赵普还是不得重用。由于赵光义出现了帝位合法性危机，太宗招赵普问对策，也就有了后来的“金匮之盟”，于是赵普就当了司徒兼侍中，成为北宋职衔最高的首相，后又被封为梁国公。赵普任宰相后，开始打击秦王赵廷美，赵廷美被打击后，赵普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节度使，这显然是太宗赵光义为加强皇权之作。几年后，在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又以侍中为宰相。两年后，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

大家公认的是，赵普少年时也曾读书，但没有什么学识，因此，就做了州、镇僚属，在此期间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常识，准确的说，他学到了的是一些政治权术，如同刘邦做亭长一般，他并没有什么长谋大策，要是赵普真是国士，他任宰相时，就该为宋朝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至于说赵普是个好宰相，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赵普也就如此了。”因此，从赵普个人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打天下靠的并不是《论语》，而是一些政治权术和政治谋略。

再从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当时宋朝，无论太祖赵匡胤还是太宗赵光义为了巩固皇权，防止重蹈后周覆辙，削夺武将兵权，罢黜后周遗臣，任用自己亲信，而如赵普这样的亲信又没有多少学识，地位也不高，没有什么根基，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后来赵普专权，被赵匡胤罢相，及至他帮赵光义解决一个大难题，就当了宰相，赵光义解决了秦王赵廷美后，随即将赵普罢相。

综上所述，赵普并非什么国士，也没有多少学识，有的不过一些政治常识和政治权术即谋略，他辅佐赵匡胤平定天下所用不过一些权术而已，他辅佐太宗赵光义时，其实是想说他不会干预太多政务。其原文的解释应该是，有人以他学术少而诽谤他不适合当宰相，及至太宗赵光义问他，我个人认为他的回答实质是，他确实没有多少学识，至于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在战略上所用的就是一些权术、谋略，也不需要多少学识，《论语》所用也不多（我认为第一个其半应该量词，解释为不多），也就用做礼仪之用，对待士兵、百姓要仁慈；至于说他辅佐太宗赵光义，由于吸取了前面被罢黜的教训，他会把自己的政务限制在《论语》

规范的范围内，并且只是一半，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请太宗赵光义放心。至于把赵普原话翻译成“半部《论语》治天下”，应该是后来儒家为了加强儒学的作用才这么说的，也蛊惑读书人说，读了《论语》就能治理好天下了。

参考书目：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三联书店，2001.2.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3.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下册).第七卷.第23章，第27章第1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李波编.中华文明大讲堂.中卷.第7讲.呼和浩特：内

社.2009.参考古籍：

《宋史》卷1《太祖纪》一

《宋史》卷2《太祖纪》二

《宋史》卷3《太祖纪》三

《宋史》卷4《太宗纪》一

《宋史》卷5《太宗纪》二

《宋史》卷256《赵普传》

蒙古大学出版

第四篇：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钱穆，这个名字在过去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后来才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教育家，被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偶然，看到凤凰网上的一段视频才知道毛泽东曾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的批评，了解到了为什么之前，自己不能看到或听到钱穆的文章的原因了。

就历史角度来看，任何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很难抛开作者的阶级观点及个人好恶，真正的“董狐直笔”的事件是很难出现的。但是，钱穆先生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种以其个人观点为主线的一条线索，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对我们从个人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益处极大。本书从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主要朝代入手，从政府组织、选官、经济或是赋税、军事或是兵役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制度的发展史，脉络清晰、分析深刻，值得一看，值得细看。我分析此书有这样几个值得指出的地方，以供读者对照，也是一家之言。

第一，爱国主义的渗透。我们说历史学科就应该在德育渗透上起到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作用，历史课标要求“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反观我们中学课本中，的确有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赞颂，可是在政治上有突出了黑暗，秦始皇的暴政、汉武帝的穷兵、唐玄宗的奢靡、元朝的残暴、明清的专制，彷佛走进中国古代史好像除了几个劳什子的科技、艺术成就，别的尽是人民的水深火热，可是为什么中国去延续了这么多年，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呢。钱先生在书中给了我们解释，通过读其书，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的制定都有其历史的背景，制度出现问题也伴随着人事出现问题，例如，宋代募兵制，钱先生从地理因素、历史条件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宋代出现“冗兵”“冗吏”的缘由，让我们更清晰的掌握了宋代备受斥责的积贫积弱现象，个人觉得要比中学课本中皇帝昏庸等介绍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容易让人认识中国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只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真正的去爱。只有让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去感知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成就，才能让学生以中国历史为傲；只有让我们的学生去真正的去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客观、主观原因，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尊重我们的历史。

第二，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本书中的政府组织、选官、经济、军事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就像钱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例如，汉代察举制与门阀制度关系，由于当时印刷术不发达，“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所以门第垄断了当时的书籍资本，逐渐形成了门第社会。再如，唐朝的租庸调制，就仰仗“账籍”制度，账籍制度崩溃，租庸调制也

就无法实行。从书中很多制度描述，我们很清晰的感受，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历史课上也能给予学生这样一种理念的渗透，帮助学生找到一条历史脉络，也许这样才会帮助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更好的形成历史学习的兴趣。

第三，钱穆先生博览群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钱先生自学成才。但是，仅仅这样一本170多页的书就能展现钱先生对历史、政治、哲学书籍的知识的囊括。没有对大量书籍的阅读，不会有这样详尽介绍和分析。仅在书中出现的书名就有《史记》《通典》《孟子》《周官》《唐六典》，而一本书中对五个朝代的分析又岂止这几本书所能囊括，可见一名历史学家必须有大量的阅读量才能有所分析。在资料堆砌中，找到历史的脉络。

第四，部分重要观点。中国社会逐渐走向集权；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赋税制度变化（三十税

一、租庸调、两税法、差役法、一条鞭法、地丁摊粮）；兵役制（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募兵制、卫所制度）

第五篇：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推开历史厚重的大门，倾听岁月无声的启迪。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非常荣幸。我分享的书目是钱穆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是史学大师，是江南钱氏众多才俊中的一位。这本书是1952年钱穆先生在旅途中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5次演讲，本书是先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

书中，钱穆先生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他认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来分析：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

第二讲考试选举制度；

第三讲赋税制度；

第四讲国防和兵役制度。

书不厚，仅180多页，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该书给予我们的，是一面镜子，读起来体会很多。

启迪之一：看问题时要用联系的观点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里有一个知识点：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所谓“历史意见”，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时代意见，即后世者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制度做出的评价。钱先生一再强调历史意见的重要性，全书从序言到总论，十多处呼吁大家不要随便摈弃很多中国优秀的社会体制，而随便盖以“专制黑暗”四个字妄加否定。

没有一项制度是一二十年、一两百年不变的。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科举制，科举制经过唐、元、明、清的发展和演变，直到清末1905年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一项制度存在1000多年肯定有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合理性。英国、德国也曾参考了科举制度。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整个社会就会七拱八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座的各位都是亲历者和参与者，希望大家都能客观理性的评判。

启迪之二：研究事物时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钱穆先生在书中写到，“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所谓“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也就是说事物的产生必有其因果和依据。例如，汉代的兵役制度规定男子23岁起开始服兵役。有谁知道为什么是23岁呢？这是由当时的农业经济所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汉代耕作主要依靠人力来完成，生产力不发达，无法实现多产。过早的让男子服兵役会减少农业上的劳动力。二是遵循农业耕种规律，壮丁劳作三年后便会有一年的积蓄用来照顾家人，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所以汉代男子20成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23岁才被要求为国服役。这一制度不仅是经济的考虑，也是一种道德的考量。所以只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将事物看得透彻，才会更好地理解其精妙奥义，思虑周全、未雨绸缪。

启迪之三：评判事物时要有变化的眼光

钱穆先生在谈汉代的赋税制度时着重分析了公私分税的发展。公私分税，即针对耕地的田赋征作政府公费，而针对山林池泽的商税则专供皇帝私用。最初公私分税的设立绝不是出于皇帝的私心自肥，因为封建社会初期的耕地相对非耕地而言更多，归国家所有的田税便是大宗，而归皇帝私有的商税只占小头。始料未及的是，战国之后盐铁之利迅速膨胀，这意味着皇帝将国家大部分收入纳入了囊中，这一转变是开始制定制度时所不曾预料的。所以要认识到事物是时刻发展变化的，不能将一时当作一世来笼统评价，而是要将眼光放长远些，根据事物的变化积极调整我们的认知。

对历史怀着温情与敬意，增加文化自信

中国历代的政治得失，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钱穆先生在书中还有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如他指出“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这就是辛亥革命以来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若拿不出一个为全国人民共尊共信的东西来，做工作自会感觉到困难。”我们党正是充分认识到了这点，树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一穷二白迈向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迈向文明富强。我想只有大众对自身文化与历史都心怀“温情与敬意”，我们国家才能拥有向前发展的更加强大的内在动力。

再与大家分享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有一个青年才俊，今年31岁，他在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他毅然决然的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国外发展？“我对中国有信心”。我又问，那为什么不留在北上广深大城市而回到四川呢？“在我心中成都就是大城市，我愿意参与和见证它变得强大”。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铸魂二班的王旭同学。

最后，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口博览会上的话作为今天的结束语——经历五千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

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