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第一篇：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当代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朱子系年》、《国史大纲》等。

一、自身素质

先天禀赋：超群的记忆力——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幼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可以背得滚瓜烂熟

后天造就：

1、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又喜欢读古文，于墨儒道释都有很深研究和精到见解

2、读书成癖的性格和心平气静的读书之道——纯粹的爱书、读书，便能领悟书背后的精神

3、刻苦勤勉的精神和为学不止的耐力——著述等身，一生讲学著述，未尝废辍，出版著作八十二种以上，著文七百篇以上。担任乡村教师时，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自修苦学，“虽居穷乡，未尝一日废学”《宋明理学概述·序》

4、广阔的视野和眼见——读书遍及中外古今，兼通文史佛

5、持正的治学精神和不迎流俗的骨气——《刘向歆父子年谱》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对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坚决表示异议，“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国史大纲》）表明自己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6、流畅的文笔和浩荡的文气

7、淡泊名利和鄙弃世俗功名的精神境界——《人生十论·自序》

8、厚重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观念——反对偏激的“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怀“温情与敬意”

9、注重养生的好习惯——由于家中三代不寿，钱穆先生及其注重保护身体，养成太极、静坐、下棋等好的生活习惯

10、中庸平和的人生态度与学术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通与专的统一、守旧与维新的统一、开放多元与自我坚守的统一、客观严谨与同情理解的统一

二、客观条件

1、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和严苛的家教——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浸染于读书声中。常披灯夜读，夜半方休。

2、处于新旧教育交替的时代，中小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受教于宿学硕儒和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能融会新学。钱穆先生晚年曾回忆，小学时暑期讲习班学习的古文三十篇，让他深受启发，受益终身，总结“人才原于风俗，风俗又起于一心之向”。吕思勉先生时任常州中学历史地理教席，对钱穆先生极为赏识，常常通过书信探讨今文经学的问题，并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3、被伯乐相中的机遇——慧眼识才且摒弃学术界门户之见的顾颉刚推荐其到燕京大学教书，钱穆走向学术前沿

4、民国时期热烈自由的学术氛围——“百家争鸣”，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

三、过人之处：

1、钱穆先生只有中学学历，自学成才，成为一代国学宗师。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钱穆先生辍学。后在家乡的中小学任教，冥思苦学，自行摸索。说明其不仅刻苦勤勉，而且具有极高的史学天赋。

2、贯穿渗透在学术思想中的中庸平和态度。

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钱穆先生继承了乾嘉以来考据学“精审”的学风，他的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及《朱子新学案》等都大抵属于这一类以考证史实为第一要旨的著作。同时，其具有一种对于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

通与专的统一 钱穆先生既有《朱子新学案》、《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等精彩的考据著作，又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纵观今古、上下千年的宏大文章，“见树又见林”。

守旧与维新的统一 钱穆先生一生笃信儒家的文化传统，以“为故国招魂”作为自己毕生的责任。他个人治史的路径，基本上秉承中国传统史学这一路体系，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又受西方兰克史学、实证主义思潮等的影响。在历史结论上敢于求新而论，《刘向、歆父子年谱》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驳斥以及与胡适等人关于《老子》一书成书年代的论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开放多元与坚守自我的统一 其亲炙弟子余英时先生这样评价：“他并没有陷人相对主义的泥淖。他相信，各种观点都可以用之于中国史的研究，然而学术价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观的标准，也不完全是时人的评价即能决定，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了吸尘器中的灰尘。”

客观严谨与理解同情的统一 钱穆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曾经参与了当今风靡一时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论战，这一论战大体分为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老子》早出派和以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老子》晚出派。而在所谓《老子》晚出派当中，对于《老子》其书的具体成书年代，又有诸多说法，并不十分一致。钱穆主张老子应处于孔、墨之后，甚至《庄子》之后，并为此作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和《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两篇专论，后合成一书，取名《老子辩》。而钱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时代背景法、思想线索法和文体研究法等，就是对于从主观和客观两端对于历史问题作一详细推究的尝试，虽然后来胡适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对于钱先生的这一探索作了一种方法论层次上的批判，但钱穆在将客观之考订与理解之同情相结合，来力求拨云见日，随着西方阐释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的兴起和对于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钱穆这一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发现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一尝试，在史学方法论上是有着重要价值的。

四、启发

钱穆先生乃中学毕业的国学大师，分析其之所以成为史界泰斗人物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天资和禀赋，更大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勤勉。对于我们后辈来说，也许没有过人的天资，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另外，其治史的方法值得我们后人借

鉴。这些启发不仅仅局限在史学研究方面，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

五、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辑

《致中和，天地位——以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中心浅谈钱穆的学术思想及其现代启示》，谢一峰

第二篇：钱穆名言精选

1.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

2.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3.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

4.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

5.中國是一個人在作長時間的跑，歐洲則像是一種接力跑，一面旗從某一人手中依次傳遞到另一個人，如是不斷的替換......雙方都在跑，中國像是由一個人連續不斷的跑。

6.只向前，不顾后，一味求变新，求速求快，本源易竭，则下流易灭只有中国，成为一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大民族，因其尊重历史，胜过其企悬将来，本末先后，作一体看，有比过去，才有将来。

7.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

8.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9.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10.我不敢认为自己在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

11.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

第三篇：钱穆 读书笔记

这是作者根据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一是针对辛亥以来对传统政治的全盘否定，二是认为政治制度必须得自根自生，即使要从国外移植，也要先与本国传统融合沟通，才能发挥作用.他认为，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是无法长成的。

书中主要谈的是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它大体上可以代表中国历史之全部进程。

本书历代制度介绍为主。分别介绍了各个朝代的政府组织、选才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等。同时，作者认为，孤立地讲制度是不足取的。要讲政治，得精熟一代的人事；制度间是相互配合的；制度是流变着的；制度的创立有人事的需要；制度的利弊要听取历史意见，即当时人的评判；制度有地域性；制度和文化也有关联。所以，政治不能孤立地讲。

稳定的禁锢——士人专政与土地束缚“稳定”这个词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实在很特殊：一方面，“稳定”几乎是所有时代的政府施政最重要的着力点，甚至现在我们还在讲“创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确实相当稳定，以至于我们的“封建社会”能持续两十几个世纪，其中的改朝换代不过是坐龙椅的人换了个姓氏，基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鲜有变动。和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花的几百年相比，我们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实在领人难以理解。

我对此也一直困惑不已，直到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想，我们实在是大大地误解了我们历史和政治。

何谓“封建”？根据字典上的解释，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分给宗族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土地上建国”（《现代汉语词典》，379页，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第三版）。照此解释，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实有相当大的问题：教科书中把春秋及以前归为“奴隶社会”，战国往后为“封建社会”，但事实上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的政治制度才是符合上述的词典定义的，秦朝已经开始改行郡县制，以后各朝其实也和秦朝大同小异。所以称秦以后的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封建专制”是不适当的，而且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其实我们根本不用，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进程跟西方比，这是两条不同的演进路径，因此“‘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为何能持续两千年”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法也无须

回答。但同时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秦以来这两千余年中国实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政治制度？为何它能坚持如此长久？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士人专政”。

确实，正如钱穆先生所分析的，秦以后，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得由知识分子担任，从两汉的地方推荐、举孝廉，到隋创设科举而后唐宋不断延续并改进，明以后更是非进士出身不能入仕，中国的政权越来越被知识分子，也就是士人所掌握（元、清两代外族入侵，有部族专权排外的情况，算是例外）。秦没有分封诸侯，后代诸朝也少有掌握实权的王侯，门第势力在汉以后逐渐衰微，政府基本已由这些大多无政治背静的知识分子组成，因此国家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他们的掌控中，而非皇帝，因为他们才是直接控制和影响国家政治的人。但是，这种士人政府模式是如何保持稳定运作长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呢？

我联想到了历史教科书里的另一个概念：“封建官僚与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这种提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同时由两个阶级去实行专制实在是个矛盾的理论。不过其中也有正确的内容：官僚掌握了政治，地主掌握了经济，对政治和经济是专制的必要条件。那么，如何调和这不同的两者呢？我认为，他们可以归结为一类——士人。

士人，也就是原来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毫无疑问，需要知识。但在古代，获取知识的代价是很高的，特别是唐以前生产力尚很低下的情况下，必需的书籍和前辈老师的教导都不是一般平民劳动者所能企及的，因此汉朝的士人多来自那些有地位和财力的门第，只有这些富贵的门第才有资本去培育知识分子，也就是未来的士人。因此，汉代的士人专政表现为门第士人的的形式。唐宋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实施，使成为知识分子的门槛降低，但对于财力有限的平民阶层来说依然困难，平民家庭不一定愿意牺牲一个青年劳力而让他去求学，所以这时，有财力的地主阶层成为士人的最大来源（商人虽然有财力，但在古代中国毫无社会地位，甚至不被允许参加科举）。地主阶层的年轻人通过科举，即成为士人（官僚），掌握了政权；而这些士人（官僚），不管来自平民阶层还是地主阶层，如果仕途顺利，有了丰厚的收入，大多会去置办田产，以为后代荫庇，保证子孙能有“往上爬”的资本，这样这些士人（官僚）也就有了地主的身份。照此看来，在古代中国地主和官僚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关键是：官僚要有财，地主要有知识。统而言之，即为“士人”。当士人同时掌握了政治和经济，可以说就有了掌握一个国家所需的一切。但要保证这个制度的稳定，还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士人阶层的变动性。士人是通过科举这样的全国性普选挑选出来的，虽然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公平，但科举至少保证了下层民众有一个途径跳出农门（正如今天的高考）去参与国家政治，而且这条途径还是相当可行的——应该说，科举从初衷和实效上讲都不失为一种民主政策，虽有它的弊端，但也断非教科书上所说的“禁锢思想的工具”（清朝因为是外族政权，所以故意打压和限制汉人知识分子，算是例外）。因此，通过帮助参与者进行跨阶层的社会地位变换，和变动组成士人的知识分子的来源阶层，科举便能在变动中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同时，又能借助士人作为官僚与地主间转换的中介来平衡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正是这种变动的平衡，支撑了千年来的中国“士人专政”。虽然对于古代，“士人专政”不失为一种适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制度，但是，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种稳定的体系中其实包含了巨大的禁锢，那就是——土地的束缚。

正如上面所讲的，作为官僚和地主的集合体，士人存在着对土地的先天依赖，毕竟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当整个社会的平衡点都已系于士人时，士人只会注意与他休戚相关的土地和农业，而土地和农业最需要稳定，这是与士人专政相辅相成的；这时，其他比如商业、手工业等“冒险的”、“背离常规的”行业想要突破这个体系去寻求发展已经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和地位，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是走单一的农业路线永远不可能使生产力得到良好的发展，被科技的瓶颈所阻是自然的后果。可惜直到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我们还是没能完全地醒悟。说起来，士人专政的稳定，保护了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但也禁锢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历史的百年屈辱。但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士人政治”的文化传统，依然影响着我们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只是，我们得认识到：稳定，还是发展，确实是个问题。

第四篇：钱穆文化哲学思想述评（范文）

钱穆文化哲学思想述评

摘要

钱穆先生是中国20 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又加以创造的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钱穆先生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以及文化的特征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而钱穆先生关于文化发生论的自然环境决定论也十分合理。

钱穆先生一生都没有停止对中国文化进行阐扬。钱穆先生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关键词：钱穆；文化；文化发生论；中国文化；文化哲学

1.钱穆 1.1钱穆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台湾大学等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夜校）院长。1950年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学期结束，耶鲁大学特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西亚大学，前往讲学。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赴台。次年，迁入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之素书楼，同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钱穆先生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其一生著述宏富,总计80余部,1700万言。1918《论语文解》，1919《朱怀天先生纪念集》，1925《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1926《孟子要略》，1930《墨子》(万有文库)，《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1931《国学概论》，《惠施公孙龙》，《周公》，1932《老子辨》，1935《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1937《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国史大纲》，1942《文化与教育》，1943《中国文化史导论》，《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1945《政学私言》(人人文库)，1948《孟子研究》，1949《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1950《中国社会演变》，1951《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历史精神》，《庄子纂笺》，1952《文

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1953《国史新论》，《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1954《黄帝》，1955《阳明学述要》，《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1957《秦汉史》，《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庄老通辨》，1958《学龠》，《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1960《湖上闲思录》，《民族与文化》，1961《中国历史研究法》，1962《史记地名考》，1963《孔子论语新编》，《中国文学讲演集》，《论语新解》，1968《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1969《中国文化丛谈》，1970《史学导言》，1971《中国文化精神》，《朱子新学案》，《朱子学提纲》，1973《中国史学名著》，1974《理学六家诗钞》，《孔子传》，《孔子与论语》，1975《孔子略传<论语>新编》，《八十忆双亲》，《中国学术通义》，1976《灵魂与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1977《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1979《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人生三步骤》，1981《双溪独语》，《中国通史参考资料》，1982《古史地理论丛》，《中国文学论丛》，1983《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宋明理学三书随札》，1984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987《晚学盲言》，1989《中国史学发微》，《新亚遗铎》，1998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全部完成，分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共五十四册。

1.2近十年来钱穆思想研究现状

近年来关于钱穆思想研究的文章数量非常多。大致说来，因研究者切入问题的视野各自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其一，从研究钱穆的教育思想入手。邓子美、孙群安对于钱穆独特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人文教育理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钱穆独特的与人生信仰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既是国学人文精神淋漓尽致的体现，也对当代中国教育如何寻回自己失落的精神家园具有启示。[1]谭徐峰就钱穆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结合的结果作了探讨，他认为钱穆所提倡的乃是自由主义教育，重人格完善与德性修养，留意培养学人，昌明学术以传承中国文化、沟通世界文化为使命，可谓是具有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发的人文主义。[2]在钱穆看来，“一个人自小至老，时时在学，最快乐的就是学‘做人’，人生下来第一个职业，也是我们人最伟大、最高贵的知识和技能，就是那敬业乐群四个字。”[3]其二，从研究钱穆的哲学观念入手。徐国利针对钱穆的历史认知论和宇宙观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钱穆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思想，阐发了在人文界认识的体用不二性和人文性，即重经验、直觉和综括，寓价值观与仁慈心，这和自然科学认识方式是绝然不同的。[4]朱寰先生就钱穆的“天人合一”观念作了细致的探讨，他认为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不过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是他侧身新儒家之列的重要佐证。[5]廖建平对钱穆的人类生命观进行了分类探讨，其内容有三：一是探讨人类生命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类生命是从宇宙大生命中分得的小生命；二是探讨个体生命与人类生命、他人生命的关系，认为人类生命寄托在个体生命中，要通过个体生命表现出来；三是认为精神属性是人类生命的最高属性。[6]钱穆曾云，“心生命必寄存于身生命，身生命投入于心生命，亦如大生命必寄存于小生命，而小生命亦必投入此大生命，中华四千年文化，是中国人一条心的大生命，而至今仍寄存表现在当前吾中国人每一人之心中，只有深浅多少之别而已。”[7] 其三，从研究钱穆的文化思想入手。郑大华对于抗战时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抗战时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和吸收西方的科学。[8]赖功欧则对钱穆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而且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9]在钱穆看来，文化是可以进化的，只不过这种进化须奠基于“故常”之上，即“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总体而言，近些年有关钱穆学术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诸多领域有了新的进展，为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分析宏大庞杂的钱穆学术思想体系提供了可能。[10]

2.钱穆的文化观 2.1关于文化的内涵界定

钱穆先生关于文化的论著主要是《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等。钱穆先生书中的文化主要指：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惟此所谓人生，并不指个人人生而言。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人生，却不可以说是文化。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得之曰文化。文化既是指的是人类生活之综合的全性而言，此必有一段相当时期之绵延性与持续性。因此文化不是一平面的，而是一立体的，即在一空间性的地域的集体人生上面，必加进一时间性的、历史的发展与演进。文化是指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

2.2文化与文明

钱穆曾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钱穆说，“文化”和“文明”是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概念。不论是文化还是文明，都是指人类的群体生活。文明侧重于外，属物质方面。文化侧重于内，属精神方面。所以文明可以传播，可以接受，文化则必须产生于群体内部的精神积累。钱穆举例说，比如近代的工业机械，都是由欧美人发明的，这表现了近代欧美人的文明，也就是它的文化精神。但是，此等工业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都可以使用。我们可以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或者说世界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的近代工业文明，却不能说欧美近代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因为产生机械的是文化，应用机械而造成的人类生活的是文明。[11] 正如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被传播到各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在使用它，但是，它只是文明，并不可以称为文化。再比如，现在很多国家的人民开始学习中国儒家文化，如《论语》，这时就可以称之中国文化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和学习。

2.3文化的特征

在界定文化的基础上，钱穆阐释了文化的一般特征。第一：复杂性。文化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枝枝节节，但研究文化又不能单独着眼在枝节上，应该放宽胸怀，通视其大体，这是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紧密相连的。第二：完整性。文化具有复杂性，但复杂的文化是一个整体，其内在要素彼此相连，息息相关。钱穆举例说，这就好像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西文化各有体系，举大端而言，从物质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体生活，如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维⋯

⋯相互间都是息息相通，迁一发而动全身，一部门变异，其他部门亦必变异。第三：发展性。文化就像生命一样，它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处在一种永恒的动态之中。按照钱穆的话说：“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12]

2.4文化发生论：自然环境决定论

钱穆说:“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遇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钱穆展开论证说，人类文化从源头上看，不外乎三种类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这三种文化类型，又可概括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另一类。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因此，中国文化也必然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农耕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给自足，这也就决定了农耕文化的特点——自足的、独立的。钱穆说：“中国因其环境关系，他的文化，自始即走上独立发展的路径。”一般来讲，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的发生，精确地说，并不依藉于黄河本身，它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河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在今安阳县(旧彰德府)附近，便有漳水、洹水流入黄河，这里是古代殷、商氏族的政府所在地。”[11]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是先发展在诸多小水系上，然后渐渐扩大蔓延，最终弥漫于整个大水系。因此，他具备农耕文化的特征——自足、独立。

还有另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证明钱穆先生自然环境决定论的文化发生论，那就是西方哲学的始祖泰勒斯，他曾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不可否认，泰勒斯之所以可以提出这个命题，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居住在沿海地区。

因此，我认为，对于文化发生论，虽然不可以说只由自然环境所决定，但是，自然环境一定是文化发生的一大重要原因。

2.5钱穆与中国文化

钱穆一生都在阐扬中国文化，正如他在告别他七十五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次课上，仍然殷切地嘱托听众:“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13]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大生命；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脉为中心；中国文化与儒学以心性论为中心，并由此心性论的阐发，抉显而展现出其哲学思想的重大观念；本中国文化之根据开现代化，这是钱穆阐扬中国文化的四大基本观念。这四大观念，表现出他中国文化观的自信、开放、超越、内省的心态与精神。[14]

钱穆在解释他的文化感情与文化自信时曾说：“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是伟大光明的前途。证据何在呢？我敢说，我这一个判断，固然是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的成份，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乃是经过我长时期的理智检讨，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

2.6钱穆的文化哲学

在钱穆的思想世界里，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15]20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文化哲学的理解有三种不同的向度。一种理解为文化的向度，即从文化向哲学靠拢，不断走向深层，目的在于寻求文化的元理论，最终走向了文化哲学；一种理解为哲学的向度，即哲学向文化接轨，把文化纳入哲学思考的框架；还有一种综合、调和的向度。[16]作为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钱穆始终坚持以历史和哲学的眼光来研究文化，强调研究文化必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我认为钱穆先生的这种观点值得所有人学习，只有用历史和哲学的眼光来看文化，才能充分地学习文化，研究文化，发展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把人文科学的基础称之为文化哲学。钱穆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外界的兴趣不同，西方人似乎偏爱于以数学和几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所以西方寻求向外扩张，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中国人更偏爱在人文科学的圈子里用心，所以注重人生实际经验之总结与会通，主张向内充实，寻求人与自然的适应与协调。在钱穆看来，这种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差异，乃由人类对于天地间种种智识之一个长序列之某一端即自然科学之基本数学与几何，至此序列之别一端即人文科学之文化哲学，之相差而形成。[17]

钱穆还详尽地阐述了研究文化的其他方法和态度：

一、应根据历史真情。

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

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

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分别处看。

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

六、不可专寻短处，应

多从长处着眼。[15]钱穆先生的这六大方法也对研究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点和钱穆先生用历史的眼光研究文化相呼应。第二点强调找到不同的地方，这重在找到每个研究对象的特殊之处，这才是对研究最有意义的部分。第三点强调了统览全局，要从整体出发，抓住主要方面。第五点注重长远发展，并不拘于眼前的东西。最后一点大概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一点，很多人只喜欢找到缺点，并不注意找到有点，长处。在研究文化时，一定要参考钱穆先生的这几点方法，对研究文化一定有很大帮助。

钱穆称：文化乃群体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18] “只有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19]关于文化结构，钱穆依据人生的三类,划分了文化的三层次。钱穆认为，文化既是人类生活的整体，我们要开始研究文化，必须先将这个复杂多样的整体进行分析解剖。分析解剖的方法，有两大步骤：第一，是把此多方面的人生试先加以分类；第二，是把此长时期的人生试先加以分段。前者是对人类文化一种横剖面的研究，也可说是平面的研究。后者是对人类文化一种纵割性的研究，亦可说是直线的研究。但人类文化又是时空交融的一个整体，因此我们的分类分段，横剖纵割，又须能使两者紧密配合，以达到较为自然的效果。根据以上原则，钱穆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物质的，亦可说是自然的人生，或经济的人生。此是人类生活最先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可称之为文化的第一阶层。其次是社会的人生，或称政治的人生、集团的人生。这是第二阶段的人生，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第二阶层。最后才到达人生的第三阶层，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人生，或说是心灵的人生，这是一种无形累积的人生，是一种历史性的、超时代性的哲学化的人生。[20]

3.总结与评价

社会各界人士对钱穆先生的评价不一。顾颉刚说：“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林语堂说：“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说：“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牟宗三说：“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杨联升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严耕望：“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余英时说：“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授予钱穆以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称赞钱穆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把东方和智慧带出了樊笼。

毫无疑问，钱穆先生被称为“一代宗师”是当之无愧的，他一生都在为中国文化奉献，都在为阐扬中国文化而奋斗。

钱穆先生的80余部著作,1700万言，是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钱穆先生的每一个观点都值得我们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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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读后感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读后感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没有历史，文化，就没有民族，反之，没有民族就没有历史和文化，三者相辅相成。欲了解历史精神，必了解其变化和持久，在永恒中有变化翻新，在变化中有连绵持续的精神。我们感觉是中国人，不仅仅是我们出生在中国，有中国国籍，更重要的是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这些在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去了，何时提都不过时。

所以说要灭亡一个国家首先要灭亡其历史，改造一个民族，首先要改造其历史。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记忆，其也变成了行尸走肉。所以要了解历史，尊重历史。

研究历史，从现在找问题，从过去找答案。

中国为什么能从乱到治，从治到乱，直到现在的大治，因为有前赴后继的士君子，维持着这种精神，有一群历史文化涵养的人，怀抱理想，救国图存，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毕业，不要认为教育只是学校的事，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人类也是尽到教育的责任。

“因此中国今天的教育风气，小学生第一目标在进中学，中学生第一目标在进大学，大学生第一目标在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如此便成了一种赛跑式的教育，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机会比赛”。

而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传统是，人人皆可尧舜禹，即道德人格之尊严，使每个人感觉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尽自由地可能有成功，可能得满足。

所以在国民教育之外，要注重培养每个人的人文精神，尊师重道，道，事物的规律，基本准则，无所贵贱，无所高下，人人平等。所以现在骂人不讲道理是对人的最大侮辱。

“中国这五十年来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如此般的社会，哪能不各有距离，又哪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试问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又如何得团结凝聚?”

振聋发聩啊。“当前的最大问题，仍在如何重建这一个“道”，即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凝聚力和居安思危的远见。

何谓中国历史精神，道德精神是也，一种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精神。正如作者说的那样，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

吾辈人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坚持文化自信!

摘录：

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人处社会，总不外此三态度。一是积极向前，负责，领导奋斗，这就如伊尹。一是甚么事都不管，躲在一旁，与人不相闻问，只求一身干净，这就如伯夷。还有一种态度，在人群中，既不像伯夷般避在一旁，也不像伊尹般积极尽向前，只是一味随和，但在随和中也不失却他自己，这就如柳下惠。以上所举“任”“清”“和”三项，乃是每一人处世处群所离不开的三态度。在此三种态度中，能达到一理想境界的，则都得称圣人。只有孔子，他一人可以兼做伯夷、伊尹、柳下惠三种人格，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因孔子能合此三德，随时随宜而活用，故孔子独被尊为“大圣”，为“百世师。

中国军人之伟大。因为中国军人里面最主要的骨干还是文人，他们都有极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养，并兼多方面的智识，以及政治头脑，外交风度，种种配合，决不仅是一个专能临阵杀敌的勇将。

然而正为此故，我们胜到了，能适可而止;失败了，能不屈不挠，再图复兴。这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智能用在胜利时，情感能用在失败时。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这是一种最好的国防心理，亦是一种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中华民族能维持这几千年，决不是偶然。

春天来到，绿草如茵，弱柳如绵，桃李竞艳，芳菲满目。千红万紫，美不胜收。一般游春人，赏心乐事，流连忘返。但哪有人会在此际却去欣赏松柏。一到夏天，众木茂盛，枝叶扶苏，生气蓬勃，郁郁葱葱。那时的人，也不会独去注意松柏身上。待到秋季，霜露已降，梧桐叶落。但一方面可爱的是果实累累，另一方面可爱的还是绚烂绯红。人们的兴趣，还不会转移到松柏。

直要到严冬已届，冰天雪地，众丼尽枯群木皆落。那时候，天地间肃杀之气已达极端，一切摧败无遗，惟有松柏苍翠，挺立在寒风苦雨中，而生气盎然，因此使人知生命之无尽，而转移心情以待阳和之重来。此事说来易知，而实不易知。孔子所说“……然后知……”三字，便蕴藏着尤穷深义，耐人深省。其中义蕴，确是大堪玩味，大堪探究。但等待说出来，则又是人人皆知。紧要者乃要在此人人皆知中，教我们去作无穷玩味，无穷探究，此其所以为圣人之言。我们千万莫平淡视之，让它轻易忽过。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打向落后的内地去。若我们自己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

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价值所在，就是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历史生命和文化生命都有两个特征——变化和持续。到个人的人生上，也是变化和持续共存。孔子说：“贤哉回也，吾见其进，未见其止。”颜渊每日进步，没有停下来。人无完人，若是每日进步，不断完善自己，终将遇见更好的自己。正是书中所说“苟日新，日日新，日新其德，作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