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讲稿》1

第一篇：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讲稿》1

历史学家的技艺（为历史学辩护）

这节课我们来介绍一下马克布洛赫的最后一部作品《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赫的这部作品比较特殊，直到布洛赫离开人世，这部作品一直停留在书稿状态，并未正式出版。因为正在布洛赫撰写此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开战后法国节节败退，作为一个有着高度历史责任感和爱国热情的历史学家，已近花甲之年的布洛赫毅然投笔从戎，此后一直到1944年被纳粹杀害，布洛赫一直在为法国的解放事业而奔走，因此他的这部遗作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未能整理出版。直到1949年与布洛赫共事多年的吕西安费弗尔终于将布洛赫的遗稿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然后出版成书，这部作品的法文原版书名应译为《为历史学辩护或历史学家的技艺》。该书出版后随着年鉴学派在国际史学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部集中体现年鉴学派史学思想的作品也受到各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出现了多种文字的译本。1989年和1992年台湾和中国大陆先后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考虑到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书名的简洁通顺，海峡两岸的译者都将此书的中文译本定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但实际上，该书的另一个名字《为历史学辩护》也许更能反映布洛赫撰写此书的主旨和写作时的心境。因为布洛赫写此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反驳当时社会上一个对历史学相当不利的观点，这个观点甚至在当今社会也不时沉渣泛起，即所谓历史无用论。

布洛赫在此书卷首谈到自己撰写本书的原因时说到，本书的创作灵感源于多年前他年幼的儿子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在当时，他并未立即回答儿子的这个问题。然而他并非不屑于回答，并不是认为儿子的这个问题幼稚无聊，而是感受到了这一问题的沉重。他在书中写道：“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果不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20多年，欧洲就再次陷入战乱浩劫。面对历史悲剧的一再重演，人们不禁要问，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有何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这门学科存在的价值和依据都开始遭到社会的质疑。因此可以说战争的爆发不仅将整个欧洲卷入灾难，同时也使历史学陷入了一场社会信任危机。在这样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布洛赫感到作为一个受社会尊重和信任的学者决不能对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所从事的学科的艰难前景置若罔闻，自己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于是他一面拿起枪为法兰西民族的解放而战，同时也拿起笔来为历史学的生存而呐喊。在这部作品的开篇，布洛赫这样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所以这部作品既是一部忧国忧民的愤世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的辩护书。以上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这部作品的写作背景。

作为一部旨在为历史学辩护的作品，《历史学家的技艺》阐述了历史学存在的意义。但布洛赫的思绪并未仅限于这一目的。他在书中还详细地阐述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具体问题，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布洛赫一生史学思想和治史心得的总结，后来年鉴学派的一些代表性的理论方法如总体史思想、长时段方法等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后来有人称《历史学家的技艺》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

布洛赫在本书的开篇论述了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可以说这是对当年他的儿子所提的问题的回答，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对历史学学科地位的质疑之声所做的回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布洛赫并未一开始就将历史学与某个崇高的目标联系起来。而是从最直接的主观选择因素谈起。他这样写道:“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他用途，至少还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我本人就多年乐此不疲。我想，所有的史学家都不例外，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历史为职业呢? 一般来说，任何人都会对所学的东西产生兴趣，然而，每个学者必然对某一门学科特别感兴趣，他们选中这门学科，以便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所谓‘使命’和‘天职’。”于是布洛赫首先肯定了“历史”的自我娱乐价值，承认从事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兴趣而选择的职业，应该说不 失为纯真之言。实际上看看从古到今人类的各种娱乐形式中，与历史有关的内容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对于普通人来说，历史从来都是茶余饭后娱人娱己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历史上的各种轶闻掌故，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都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些内容也正是文学、艺术、影视等文化娱乐形式的重要素材。例如文学，许多文学作品都是以某段历史为题材，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都是专门演绎一段历史。即使不是如此，文学作品往往也要有某个历史背景。如《西游记》是以唐朝玄奘和尚赴印度取经为时代背景。《水浒传》以北宋徽宗年间山东梁山起义军的活动为时代背景。《封神演义》以上古商周两个朝代的更替为时代背景。当然这种情况在古代尤其是古代中国还不是很普遍。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是在明清两代，但这两个朝代都是文字狱十分猖獗的时代，统治者以文字罪人，文人也就不敢乱说乱动，写作的时候往往也不敢给作品设定一个时代背景。因为不仅当朝的事情不敢写，即使是写前朝之事，也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落得个借古讽今的罪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就是模糊的。这一情况就是由当时的政治状况决定的，因为曹雪芹生活于乾隆年间，而乾隆朝正是清朝文字狱最严重的时期，因此曹雪芹也就不敢给自己的作品设定一个时代背景。到了近、现代，随着封建专制王朝的衰亡，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历史才真正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所以文学创作更是紧扣当时的历史，于是涌现出许多与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历史事件紧密相关的文学类型，如抗战文学、革命文学等。外国文学同样以历史为重要题材。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以法国大革命后的动荡时代为背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以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为时代背景和主线。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乱世佳人）是以美国内战为时代背景。到电影、电视等多媒体娱乐形式出现后，历史题材同样在其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一方面，大量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被拍成电影、电视剧或制作成电视评书，使得人们得以立体、直观地感受它们的魅力。例如当年田连元在电视台播讲第一部电视评书《杨家将》的时候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当然，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建立在客观的史料基础之上，存在较多的虚构成分，因此是不能通过它们来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的。然而影视技术的出现却使得在屏幕上再现历史成为可能，这就是历史纪录片。早期的历史纪录片较为简陋，通常只是展示静态的图片，在加上旁白解说。如果是讲述现代历史的纪录片，还能有些影像展示。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制片理念及拍摄手法的进步，许多电视台和制片公司开始按照历史原貌进行复原性的拍摄，以实景再现的方式将历史细节展示给观众。如法国第三电视台的《人类进化史诗》三部曲、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世纪生活》。这些纪录片并不是简单、僵化的说教，而是全景展示相关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政治状况，可看性和趣味性都很强。除纪录片外，近年来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工作者也走出书斋，坐到电视镜头前和大众聊历史。如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晓东在百家讲坛播讲的《失落的古埃及》，北京大学朱孝远播讲的《西方文化史》。这些学者长期从事某一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功底深厚，知识全面，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较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驾驭，既能深入，又能浅出。观众从他们播讲的节目中既能收获知识，又能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总之历史学绝不是自绝于社会的，对于并不专门从事历史学工作的人而言，它至少能起到娱乐身心的作用。

对于以历史学作为自己职业的人，历史学同样能起到娱乐作用。当然这种娱乐作用与对其他人的作用有所不同。历史学工作者从历史学研究中获得的快乐更加深刻，也更激动人心。这种快乐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历史本身获得的快乐。布洛赫在书中认为，一般来说，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历史自身的魅力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激发人们进行深入的探讨，而系统严谨的研究展开之后，其魅力也并不会因此大为逊色。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研究进行到何种深度，都可以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历史是人的活动，历史上人类创造的辉煌璀璨的文明成果、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宏大惨烈的战争场面、历史人物的传奇人生构成了一幅幅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我们在欣赏这幅历史画卷的时候怎能不赞叹它的美丽。而在我们合上这幅画卷，细细回味的时候，又能获益良多，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另一种快乐是从自身的历史学研究工作成果中获得的快乐。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一个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安全需求（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情感和归属需要（友情、爱情、性亲密）、尊重的需要（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对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道德、创造力、自觉性、问题解决能力、公正度、接受现实能力）。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人，能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解决问题能力增强，自觉性高，善于独立处事，能够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总之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人们希望自己能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取得成就，实现理想。在需求层次理论基础上，马斯洛又提出一个“高峰体验”的概念。马斯洛在对许多成功人士进行心理调查时，发现他们常常提到生命中曾有过的一种特殊经历，这种特殊经历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兴奋与欢愉的感觉。这种感觉出现时，人感受到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颤栗、愉快和满足感。这种感觉犹如站在高山之颠，感受到的愉悦虽然短暂，但却十分深刻，由此而获得的人性解放，心灵自由，激励他们去更积极乐观地工作、生活，使其一生受益。马斯洛把这种感受称为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结合此前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高峰体验就是人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成就感。实际上中国古代就有类似于高峰体验的说法，如古人总结的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最后一喜就是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高峰体验。具体到历史学领域。当我们通过努力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文章、创作出一部被同行所认可的作品、乃至在某个历史学问题上提出一个独到的观点时，自我实现的需要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满足，在喜悦之余，看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废，自然会对自己的能力和毅力产生更大的信心，从而对自己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历史学家，都能在这个领域功成名就，大家毕业后也不一定就继续跟历史学打交道。但我觉得同学们将来无论做什么，都应该通过努力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争取成功，使自我实现的需要尽量得到满足。常言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是籍籍无名的过此一生，还是在有限的人生中努力获得几次高峰体验，我希望大家在没事的时候还是要好好思考一下。

第二篇：《历史学家的技艺》书评

《历史学家的技艺》书评

摘 要：在看了历史学家技艺这本书后，收获颇丰，本文通过对该书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从而为以后史学研究提供一些实际可行的方法，同时文章也浅谈该书的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史料；客观；考证

胡适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尽管我们不可能对历史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反映，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真实的历史情况进行最大化、最真实的、客观的复原。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他儿子的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历史有什么用”布洛克在书中没有直接说历史有什么作用，而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比来说明即使是那些根基坚实的学科也跟历史学一样，历史学的处境未必太差，他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存在的科学性。布洛克的书中没有复杂的、晦涩难懂的理论体系，而是运用一些简单通俗易懂的案例，将史学的方法阐释的通俗易懂。

一、个人对布洛克书中史学方法的解读与对历史研究的相关看法

在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相对比，布洛克的这本书中的语言、例子更容易让我们理解，这也许是因为卡尔的书偏理论，布洛克的书偏方法的原因。布洛克作为年鉴派史学的一代宗师写出的这本所谓的“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对年鉴学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历史的考察和考证是核心内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对过去留下的实物、史料去间接的了解过去。然而，即便对发生在当今我们身边的事件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或是报纸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通过别人的记录去了解到的，他们的记录就一定是全面客观的吗？当然不是，他们的记录总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历史学家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全面的收集相关史料，这样也许才能更加客观全面的还原历史史实。这也就要求我们对历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史料要进行甄别。布洛克这本书中把史料分为“有意史料”“无意史料”两部分，但是布洛克显然重视“无意史料”，他认为“有意史料”在写作的初衷时便带有一定的目的去写，这样的写史违背了治史的客观性，自然这样的史料价值不会太高。无意史料某种程度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一些史实情况，因为无意史料是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像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一些天文历法社会史学的作品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生产水平，科学技术，医疗现状，社会情况，各地的风土人情等。古时的史学家要想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是很难的，他们会受到过去的信念和禁忌、传统思想、世俗的偏见的影响，当然，无意史料也会有作伪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对史料进行全面的辩证分析。所考察的史料能否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能否客观真实的向我们反映一些全面详尽的信息至关重要。梁启超曾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说过“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辩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布洛克认为考据是一种使史学发展的有力方法，他提到“学校没有考据学一席之地，实在可耻。”这也在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明历史学是具有存在的意义，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并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在第三小节考据方法的逻辑中，其核心内容便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发现问题，这也就是“比较是考证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证据，从中发现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差异会为我们提供问题，傅斯年曾在《史料论略及其他》指出“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在第二章中，文章就对历史研究的程序即先有史料再去找问题，还是带着问题去看史料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布洛克认为后者是合理可取的，这也是符合年鉴学派的思想，他认为“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同时，他还提到“对一个新手的劝告最糟糕的莫过于教他耐心等待，劝他从文献中寻找灵感。这种行为使本来设想不错的研究陷入僵局或绝境。”这些都体现了他对重视带着问题读史料的观点。

在第四章第一节里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我们对历史不要太多的去评判，而要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去理解去分析，现如今的书目中对袁世凯的形象大都是持有贬义的看法，认为袁世凯是个卖国贼，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但是在当时环境下，大清朝是那样的腐朽落后，这样的时局必须有一位能人去担当拯救国家的大任，试想一下，当时除了袁世凯有这个能力，谁又能担当此重任？如果每个人在面对权利的诱惑下，试问有多少人能承受担当得起？我们要对袁世凯运用理解的方式去解读他一生的功与过，而不是一味的去批判他的过错，倘若我们如果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去理解他，我们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了。在当时，袁世凯的告密在一定程度上是尊君的体现，他的吃穿，俸禄都是大清给的，他只不过是履行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怎么能算得上是告密？

第五章历史的因果中，布洛克认为“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究错综复杂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它需要我们全面的发现其发生的原因。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提到“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我们要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予以一定的重视，因为“历史是要把过去的事情整顿成为有先后顺序的因果关系。”只有搞清因果关系，我们才能对历史事件有一个客观真实全面的解读。当然，书中一些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比如采用倒溯研究的方法，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要从整体出发，从一定角度出发这也就是年鉴学派核心思想在布洛克本书的体现。

二、浅谈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不足之处

在本书中有很多的说法以及下的结论太过绝对，在文中布洛克过分强调考据学的作用，为了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在与其他学科的对比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谬解，比如“在学校的课程里，居然没有考据学一席之地，这实在是可耻”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难道有了考据学就一定能够对历史有一个完美的解读考证吗？“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这一句话明显太过绝对，“肯定”、“都是”、“绝不会”这些词的运用使得人觉得历史学的研究具有功利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下一个必然的结论，毕竟还有偶然事件存在着。

同时在很多有关历史学这一学科不足的地方，布洛克总是以历史学还处在萌芽阶段这一说法来逃避。此外，本书中对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讲述不如卡尔描述的详尽，也许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艰难的环境没法让他深入的分析。还有尽管本书中的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但是还是没能尽可能多的去写出有关治史的方法，也许正如作者所说“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当然要想掌握一种适用于一切的历史学方法理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倘若作者能够尽可能全面的把治史的方略写出，必然是一部旷世之作。

布洛克对治史程序，即先读史料从史料发现问题，还是带着问题去读史料，布洛克认为带着问题去读史料更好，我认为有些不妥，如今学术界很大部分学者都已经不怎么读原始的史料，写东西时引用二手资料和别人文章引用的文献，这样我们的历史学发展会受到一定的阻碍，试问一下当今有多少学者完全的通读过原版的二十五史？历史是我们依靠史料或实物去对过去的一个复原，假如我们单单只是带着问题去读史料，会不会使人感觉到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感觉，我们只有多看史料才会发现问题，不看史料哪来的问题，哪能更好的复原历史。（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2] 梁启超，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3] 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4]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商务印书馆，1981年2月第1版.

第三篇：Mr.D西方史学史作业读《历史学家的技艺》有感

布洛赫对历史爱得深沉

——读马克·布洛赫《历史的技艺》有感

“历史究竟有什么用？”这是一个至今还困惑大多数人的问题，并因为该问题的存在，历史学至今都没有得到她应有的名分，那么，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呢？先前就没有哪一位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做出过思考和解释吗？

带着“历史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我与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邂逅了。其实，在进一步地阅读了解之后，我更喜欢这本书的另一个译名《为历史学辩护》，因为这个译名更能直接反映作者写该书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大致了解到，该书是一位对历史饱含深情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地位不妙的情况下，发出掷地有声的呐喊与辩护。

或许是碰巧，马克·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也是由一个问题开始的：“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是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无意间向他身为历史研究者的父亲提出的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这个不经意的问题，触到了布洛赫的神经，“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问题恰恰是针对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1]于是，布洛赫针对当时历史学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自身对历史学的深入思考，写了《为历史学辩护》一书，并“但愿本书能够作［2］为我的答案。”

当初选择读此书，出于两个目的，其一，该书与“历史有什么作用”有关，我想通过阅读它，或许可以解开内心同样存在的疑惑；其二，这是一本比较薄的小书，读起来也不会花太长时间，也容易将其内容快速读完，以求能够快速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是，现在我已经将它欣赏了两遍，回头想想，对当初的两个目的有些惭愧，似乎我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因为，一，我目前读了两遍，但依然不能很清楚地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二，我读这本书并不是很快（或者说“懂这本书”更加确切）因为它是类似于历史学理论的书，任何东西似乎只要上升到理论，就不是那么容易摸透。但是，我并非一无所获，相反是获益良多。首先，我收获了感动，布洛赫带来的，而且强烈地、持久地。因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而言，他必须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布洛赫不仅热爱生活，而且充满了责任感。“二战初期，法国便沦于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历史学的技艺》的写作，在该书的卷首，他痛苦地写道：‘国难当头，谁不

［3］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布洛赫不仅仅是个埋头于故纸堆的历史学者，他更是一个关心国家，热爱民族，支持正义的历史学家。

其次，丰收了知识，布洛赫的这本小书“书未杀青，作者却赍志［4］而没了。”可见该书是本未完成的著作，依据出版的书的内容及布洛赫的好友另一位年鉴学家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的描述及推测，布洛赫“原设想写七章。标题分别为：

1、历史认识：过去与现在；

2、历史的考察；

3、历史的分析；

4、时间与历史；

5、历史的［5］经验；

6、历史的解释；

7、历史的预见。”“马克准备在结论中论述‘历史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还打算写一篇题为‘历史教学’的附录”。[6]而目前看到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则有五章，而且就我个人观点而言，第五章似乎还是个草稿，尚未写完，也没有经作者重新加工和整理，因此，大师含恨离世，留下未成之著，实属吾辈之憾事。但是庆幸的是，关于该书与我们见面的部分是布洛赫史学的精华，其间“颇多精义”，“有人称它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可见其分量不轻。

为什么说分量不轻呢？还是先从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谈起。

首先，这本于1992年6月，由张和声、程郁译，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开篇便是十多页译者的话，这段话高度概括了这本小书的全部内容和观点（但是，这段话并不等于全书，因为有很多东西，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感受的，书中的很多道理布洛赫均举出很多例子加以阐释），读完正文之前的这段话，对布洛赫的史学观点大致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年鉴派的观点与实证主义史学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年鉴派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强

［7］调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而后者推崇‘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布洛赫推崇“问题史学”，进而有了他的整体史观，他认为“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研究历史不仅仅需要知道史实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史实，因而就需要了解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来得到丰富的环境背景资料，以得出史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因此，布洛赫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也就是说，史料仅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实证主义史学所提倡的是“只见木，而不见林”，而年鉴派史学是要在史料前问一句“为什么”，并且去探索“史料”背后的故事，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我个人也认为“史料”与“史学”是不对等的，史料只是记录或证实史实的实物（包括文字），如果“史料”等于“史学”，那么史学研究的领域就太窄了，而真正的历史学，我个人认为它是文科的另一门基础学科（就如数学是理科的基础学科一样）。文科的任何东西，似乎都离不开“史”，“史”虽未曾表露，却渗透在了文科的各个方面。

另外，再从书的内容说一说吧！

《历史学家的技艺》共分为六个部分（除开译者的话），分别是：

1、导言；

2、历史；人、时间；

3、历史的考察；

4、历史的考证；

5、历史的分析；

6、历史的因果。

其中导言里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每一门科学本身，仅代表了知识海洋的一点一滴。”“无论你从事什么专业，为了了解和正确评价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必须看到它们与其他领域同时代发展趋势之间的［8］关系”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布洛赫对历史的爱，是一种客观的爱，并非在布洛赫眼里只有“历史学是最美”，他始终用一种客观而谦逊的态度来对历史学“辩护”。

其实，布洛赫的这一态度一方面来自他自身的修养，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的学术主张，这个主张其实可以追溯到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的哲学家贝尔那里。“该杂志反对传统的叙事史，倡导对历史进行理论研究，但这种理论来源于经验观察，与传统历史哲学迥然不同。”贝尔还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通过

［9］综合比较研究解释历史。”这为日后年鉴派总体史的写作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因此，从这一方面说，我们无疑可以认为布洛赫是客观而谦逊的，客观而谦逊的研究他深爱的历史学，因为越是爱得深，才越会去透彻地探索。

布洛赫除了客观而谦逊外，他还是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他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不仅是在为历史学辩护，更是在探索出一种有效地研究历史的新观念与新方法，在布洛赫写作《历史学家的技艺》那个年代（大约20世纪20---40年代），以朗格卢瓦和瑟纽博司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占史学研究的统治地位。布洛赫先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他们效法德国大史学家兰克的研究班形式，创立了综合研讨会。聚集在这里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打破学科分隔状态，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以及跨学科综合研究”，[10]他们“力图用具体研究成果来说明和推广总体史”，改变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独大的局面。而《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大部分也是布洛赫在探索新史学观念时的“自我对话”。正是由于有了布洛赫的总体史观的提出及开拓精神的鼓励，也才有了第三代年鉴大师布罗代尔的辉煌与“时段理念”的问世。布洛赫无愧于年鉴派开山鼻祖的称号。

既然提到了“总体史”，那就不得不再提到另外两个让布洛赫在年鉴派中岿然不动的理论了，其一是“比较历史方法”；其二是“回溯复原方法”。这两个方法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是分别阐释的。“比较历史方法”是布洛赫十分重视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他在《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一文中提出历史比较的两个必要条件：

1、研究对象必须具有某种相同或类似之处；

2、它们的环境存在着某种差异。并把比较分为一般或宏观比较和特殊或微观比较。前者指对时空相隔遥远的若干社会进行比较，后者则是对同一时代中若干相邻社会的比较。布洛赫的著作是属于特殊（微观）比较，对比同一时期内各种社会要素在各地的异同，进而从总体上分析社会结构及兴衰演变。

另一个是“回溯复原方法”。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由古至今里，布洛赫提出“回溯”的历史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以为学者考察历史的顺序与事件发生的先后是完全一致的，而这正是一种误解。“回溯复原法”打破了以历史学家首先分析起源的“起源偶像”。认为历史研究的合理顺序不仅要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而且应从明晰到模糊，他指出，“由于缺乏文献记录等原因，我们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认识是有限的、模糊的，而近现代关于农村社会的完整记录及农村中残留的遥远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技术等，构成了一幅农村社会的明晰图景，为我们研究过去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基础。”

对于马克·布洛赫及其史学观点，后人也有不同的评价，甚至连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也对“总体史”提出质疑，“总体史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种愿望，标志着一个方向，只是一种不明智的雄心”。有质疑显然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因为质疑而否定布洛赫对历史学的贡献，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布洛赫对历史学的爱。也有人客观地对年鉴派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年鉴学派不是把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强调理论要为实践服务，他们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11］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历史研究更为科学化”。

［1］［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7页。

［3］［4］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页。

［5］［6］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4页。

［7］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0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8页。

［9］王建华、董进泉，《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31页。［10］同上。

［11］王建华、董进泉，《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

2、王建华、董进泉，《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张和声，《马克·布洛赫及其史学思想》，《史林》1993年第4期。

4、王科，《马克·布洛赫“倒溯法”探析》，《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5、李新冲，《试论马克·布洛赫的史学功用思想》，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10年6月，卷5第2期。

第四篇：俄罗斯的良心历史学家

俄罗斯的良心历史学家

最近美国舆论界是打了兴奋剂了，在菲律宾风灾上面大做文章，猛批中国。

其实这次对美国确实是一个大好机会，看美军可不可以趁着救灾的名义改变菲律宾公众的看法，然后就落实美军事实上长期驻军菲律宾的目标。所以舆论上的攻势是肯定要打的。不过最近我看到的，倒是俄罗斯对美国的舆论攻势很厉害。

大家知道，俄罗斯最近在两条战线上大获全胜。

第一条战线就是斯诺登。这个已经将美国政府全世界维护人权啊啥的遮羞布给彻底扯下来，算是让美国在沙滩上裸奔了。

第二条战线就是叙利亚。

俄罗斯成功地在叙利亚主持局面成功，搞得最后连欧洲人的和平炸药奖也要朝普京同学的方向扔过去，给了联合国的化武组织。

那么这个政策成功的第一个反应，是导致了美国和沙特关系的恶化。

随后开始的伊朗核武谈判，不光让美国和沙特关系进一步恶化，连以色列都开始紧张了，怕谈判之中自己被美国卖了。

作为对斯诺登的报复，美国是用了在俄罗斯开冬奥会的事情来打俄罗斯的脸。结果俄罗斯人就把啥奥运火炬搞到太空空间站去漫步。

那么俄罗斯和美国这种互相打脸的动作是会越来越大的。

这几天看到了今日俄罗斯的最新打脸节目。

今日俄罗斯在网络上还是蛮流行的，他们的节目基本上是两手的，一个是影响美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另一个是教育本国年轻民众，打垮俄罗斯的亲美势力编织的虚假的美国形象。他们针对的方向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实事情，一个是历史结论。

最近一个节目就是关于美国的私人监狱。就是私人开监狱，政府送犯人进去，每个犯人政府付钱，就是纳税人的钱。那么在这种经营模式之下，进去的犯人越多，人家的收银机就越响亮。结果看到一家私人监狱去年的利润是17亿美元。

所以为了保证私人监狱企业们的钱来源滚滚，你就必须法律上将更多的同学扔到监狱里面去。这样美国坐牢的同学就要很多了。

然后今日俄罗斯就开始将全球保护人权模范---美国和美国经常攻击的压迫自己国家人民的两个大魔头---中国和俄罗斯做比较了。

美国，坐牢人数是223万9千751人。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近5倍，坐牢人数是164万。

俄罗斯，人口差不多美国一半，坐牢人数是68万8千800人。

估计大家说，你要是对社会有重大威胁，关起来，我们安全啊。

于是今日俄罗斯分析，美国的犯人中间，超过一半不是暴力犯罪。

最后的结论，漂亮的俄罗斯女记者说，“在自由圣地（land of free）美国”，私人监狱的利润这么好，现在有钱人也热心投资，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是会被关起来的。

当然，美国的黑人同学们是主要关押的对象，将来西裔同学们要加入了。

前一阵子在书店，看了看美国黑人的历史，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对黑人民权运动，大家估计知道比较多的就是马丁路德金了，虽然最后他是被美国政府的一些势力给咔嚓掉了，但是他代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是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可。

当然了，美国社会打开了精英黑人在政治上的通道，但是对大众黑人估计主要的改变，就是饿你不死的福利养懒人制度。

其实大家想一下，黑人刚开始被人运到美国来的时候是奴隶啊。你做奴隶，敢懒吗？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虽然名义上不是奴隶了，但是在大部分的南部地区，黑人因为找不到工

作（因为人家不给你工作），成为社会闲杂人员就被劳教中心给圈起来了。这些圈起来的犯人，就被租给美国的私人矿山和钢铁企业啥的，做奴工。那么你做奴工，也敢懒惰吗？ 所以从民权运动之后出现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就是养懒人的福利，另一个就是毒品的流行和美国的反毒战争。

毒品在黑人社区的盛行，其来源如何，现在还是有比较多的争议，一种比较猛的说法就是毒品是联邦调查局引进来摧毁黑人社区的。但是无论如何在60年代，其实白人年轻人吸毒也比较厉害，因为当时吸毒是代表了年轻人反叛、抗议政府、表达自我的一个政治手法。但是之后，主要针对黑人社区的反毒品战争，尤其是反可卡因政策对黑人社区的摧毁非常大。其实在美国通过排华法案之后，针对中国人的反鸦片法案也是这样类似的政策，后来还出现针对美国的墨西哥人的反大麻法案。

这些法案，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里面夹带的私货非常多。这些法案其实就是像现在美国针对穆斯林的反恐法案一样，就是给予司法部门，尤其是警察部门很多超级权力，你就可以在反恐怖的口号中做很多很多事情了，然后一切作奸犯科的事情，都可以在反恐的名义之下做了。

比如反恐，就偷听德国总理的手机了。反恐，就监听清华大学了，估计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是恐怖分子，呵呵。

那么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在奥克兰，警察认为我怀疑你这个老黑带毒品要搜查你的车子，于是上来开你一个罚单，说你开车违反交通规则了，这里只开25英里，你开了27英里，然后就开后车盖，搜查，查到毒品，bingo，有成绩；没有查到，按照交通罚单处理，罚单估计就是几百美元，可是人家老黑可能车也就是几百美元。交不起罚单，车可能就被没收了，或者向法官求情，靠做社会服务，就是献出劳力百把个钟头，就算是罚了钱。

但是这种反毒品政策造成的扰民就很正常了，因为动不动，只要你是老黑，警察就截停你。于是一天一个老黑被两个警察给拦下来了，怒从中来，拔枪就把两个警察给突突了，结果几万黑人上街，普大喜奔，狂欢庆祝。

这个就是反毒品法律，给老百姓带来的各种困扰。

那么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时候，另外两个组织让美国政府更加忌惮。

一个叫做伊斯兰国家（Nation of Islam），就是信仰伊斯兰教，抗拒信仰基督教，这个组织的领袖叫做Malcolm X，也是最后被美国政府的人给突突了。

现在这个组织的同学也是基地在美国想发展的同盟军。

另一个组织就是奥克兰这里起来的，叫做黑豹党。

黑豹党的主要思想和行动指南叫做“毛主席语录”，所以黑豹党认为美国政府在国内摧残少数民族的政策，与其国际上搞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体的，所以认为美国黑人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是与世界反帝反殖民霸权的行动一体的。

因此黑豹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其中主要是黑人社区要达到自立更生的独立地位，其中的一些社会福利活动，就是免费提供黑人小孩早餐、派发衣物，还有从小教育黑人小孩关于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啥的。当然免费医疗服务，反正中国搞过的很多东西他们都在做。还有就是戒毒和戒酒中心。

不知道当时他们靠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为美国政府通过FBI是专门要勒死他们的。因为很多社会福利啥的，你勒死他们之后，靠联邦政府提供，这样就可以打击黑豹党的民众支持了。

早期，黑豹党有的赚钱方法就是开车到旧金山的中文书店，买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然后就是到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卖给白人学生们。那么其他的赚钱方法，如果合法的渠道都被FBI给勒死了，会不会也包括提供毒品给白人年轻人们？

这些估计都需要查查历史的具体记录，才可以确定。因为显然这里有一个目标冲突，美国政府这边的某些人，是想黑人年轻人多吸毒和酗酒，黑豹党当然就是要在社区搞戒毒和戒酒，另一方希望你那边的白人年轻人多吸毒和酗酒。

后来在基辛格偷偷访华之后，在尼克松过来之前，黑豹党的领导同志也去了中国访问，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当时黑豹党希望提出的建议，就是在中美两国谈判中间，希望要求美国政府放弃镇压黑人少数民族成为谈判的一个项目。

这个时候黑豹党认为美国黑人的解放事业是和中国人民全球反帝国主义是一起的，而中国政府也认为，中国在全球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也是和美国国内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是一体的。

当然，后来出于中国和苏联的道义支持，以及法国等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黑人受到的压迫确实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黑人的领袖们，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不管是信基督的，还是读毛选的，基本上都被怀疑是联邦调查局的相关的马甲同学，给杀得差不多了。那么黑豹党的一些领导人就被警察给打死在床上，然后拖尸体到楼梯间，放把枪在尸体的手上，制造和警察枪战的场景。

黑豹党的衰落开始于中美和解，和后来的美国和苏联的和平共存政策。黑豹党的支持当然没有了，那么作为对价，西藏那些藏独游击队当然也悲剧了。

那么美国对黑人的政策，就是一方面靠给以反毒战争特殊的权力打击一些黑人社区有组织的形成和壮大。另一方面就是靠福利政策来圈养穷人，听话的、没出息的继续福利，不听话的、搞事的，蹲大牢。精英人士的话就可以少数人混上去。

按照黑人自己的讲法就是少数幸运的黑人，被主子看中提拔，不在棉花田里面当奴隶，进了房子里面成为house黑鬼了。而今天这个house还是white house。

所以看来美国这个监狱人口降下来的机会蛮小，自由圣地关黑人比前种族隔离国家南非还要关得多。

看当年中国那个架势，不是打脸，而是锤心啊。

现在俄罗斯打脸，另一个方面就是讲历史故事，就是做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最近讲美国历史的系列单元，是关于美国的感恩节的。

现在的主流说法就是白人当时感激印度安人教他们耕种，俄罗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说其实请印度安人喝酒，里面是下了毒药的。

俄罗斯同学很猛，打脸打到整个白人种族的脸都打肿了。

先是说，西方的说法，就是欧洲白人把文明带到了蛮荒之地，其实当落后和贫穷的欧洲人到了美洲，才发现人家才是文明，城市规模比欧洲最大的城市要大好几倍。

社会运作、人民生活、文化水平、文明程度都高许多。

那个时候的欧洲人不懂得牙齿健康，掉牙很厉害。这个倒是真的，我记得看乔叟的书，在欧洲那个时候，没有大门牙，是女人美丽的标志。

还有就是不洗澡啥的。白人是到了美洲，人家玛雅人教会了他们洗澡，所以后来这些欧洲人都羞愧难当。

那么到美国那些白人，其实是去南美洲淘金的路途失败，最后就漂泊到了北美，然后天天想挖洞淘金，当然啥都没有，后来要饿死了，开始了人吃人。然后才是印地安人救了他们，但是白人们请印第安人庆祝，所谓感恩，结果就在酒里面下毒，把印地安人们给毒死了。按照西方目前主流历史学家的讲法，是承认超过1亿的印地安人是被搞死的，但是是被欧洲白人带来的病菌给搞死的。不过俄罗斯有良心历史学家提出异议，认为病菌是一个因素，但是对印地安村庄进行大屠杀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他们认为，在感恩节背后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种族灭绝大屠杀，要比希特勒杀犹太人要大很多很多。

那么这些屠杀是哪些罪魁祸首呢？

就像你骂德国杀犹太人，总得把希特勒给摆上台吧。那么今日俄罗斯首先揭发的就是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

历史学家们谈到了华盛顿的信件中，如何去三光印地安人的村庄，大概这个就是指当时华盛顿作为英军的首领和印地安人游击队的战争。当时印地安人游击队是受到法国支持的。后面就谈另外一个美国重量级历史人物---杰弗逊如何要求灭绝印地安人的；当然之后有列举了几个小一点的，比如加州州长，后面的大罗斯福如何在灭绝印地安人的行动中，和大家分享经验和快乐。

总之，最后的结论就是美国的这些啥民主精神领袖都是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手法也就是当初西方，你黑列宁和斯大林同学，你黑毛泽东同志。

这个对美国今天年轻人的影响如何还不知道，但是用来打俄罗斯的带路党是绰绰有余了。阅读(1850)┆ 评论(27)┆ 转载(36)┆ 收藏(2)

第五篇：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当代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朱子系年》、《国史大纲》等。

一、自身素质

先天禀赋：超群的记忆力——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幼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可以背得滚瓜烂熟

后天造就：

1、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又喜欢读古文，于墨儒道释都有很深研究和精到见解

2、读书成癖的性格和心平气静的读书之道——纯粹的爱书、读书，便能领悟书背后的精神

3、刻苦勤勉的精神和为学不止的耐力——著述等身，一生讲学著述，未尝废辍，出版著作八十二种以上，著文七百篇以上。担任乡村教师时，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自修苦学，“虽居穷乡，未尝一日废学”《宋明理学概述·序》

4、广阔的视野和眼见——读书遍及中外古今，兼通文史佛

5、持正的治学精神和不迎流俗的骨气——《刘向歆父子年谱》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对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坚决表示异议，“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国史大纲》）表明自己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6、流畅的文笔和浩荡的文气

7、淡泊名利和鄙弃世俗功名的精神境界——《人生十论·自序》

8、厚重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观念——反对偏激的“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怀“温情与敬意”

9、注重养生的好习惯——由于家中三代不寿，钱穆先生及其注重保护身体，养成太极、静坐、下棋等好的生活习惯

10、中庸平和的人生态度与学术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通与专的统一、守旧与维新的统一、开放多元与自我坚守的统一、客观严谨与同情理解的统一

二、客观条件

1、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和严苛的家教——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浸染于读书声中。常披灯夜读，夜半方休。

2、处于新旧教育交替的时代，中小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受教于宿学硕儒和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能融会新学。钱穆先生晚年曾回忆，小学时暑期讲习班学习的古文三十篇，让他深受启发，受益终身，总结“人才原于风俗，风俗又起于一心之向”。吕思勉先生时任常州中学历史地理教席，对钱穆先生极为赏识，常常通过书信探讨今文经学的问题，并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3、被伯乐相中的机遇——慧眼识才且摒弃学术界门户之见的顾颉刚推荐其到燕京大学教书，钱穆走向学术前沿

4、民国时期热烈自由的学术氛围——“百家争鸣”，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

三、过人之处：

1、钱穆先生只有中学学历，自学成才，成为一代国学宗师。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钱穆先生辍学。后在家乡的中小学任教，冥思苦学，自行摸索。说明其不仅刻苦勤勉，而且具有极高的史学天赋。

2、贯穿渗透在学术思想中的中庸平和态度。

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钱穆先生继承了乾嘉以来考据学“精审”的学风，他的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及《朱子新学案》等都大抵属于这一类以考证史实为第一要旨的著作。同时，其具有一种对于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

通与专的统一 钱穆先生既有《朱子新学案》、《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等精彩的考据著作，又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纵观今古、上下千年的宏大文章，“见树又见林”。

守旧与维新的统一 钱穆先生一生笃信儒家的文化传统，以“为故国招魂”作为自己毕生的责任。他个人治史的路径，基本上秉承中国传统史学这一路体系，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又受西方兰克史学、实证主义思潮等的影响。在历史结论上敢于求新而论，《刘向、歆父子年谱》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驳斥以及与胡适等人关于《老子》一书成书年代的论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开放多元与坚守自我的统一 其亲炙弟子余英时先生这样评价：“他并没有陷人相对主义的泥淖。他相信，各种观点都可以用之于中国史的研究，然而学术价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观的标准，也不完全是时人的评价即能决定，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了吸尘器中的灰尘。”

客观严谨与理解同情的统一 钱穆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曾经参与了当今风靡一时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论战，这一论战大体分为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老子》早出派和以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老子》晚出派。而在所谓《老子》晚出派当中，对于《老子》其书的具体成书年代，又有诸多说法，并不十分一致。钱穆主张老子应处于孔、墨之后，甚至《庄子》之后，并为此作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和《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两篇专论，后合成一书，取名《老子辩》。而钱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时代背景法、思想线索法和文体研究法等，就是对于从主观和客观两端对于历史问题作一详细推究的尝试，虽然后来胡适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对于钱先生的这一探索作了一种方法论层次上的批判，但钱穆在将客观之考订与理解之同情相结合，来力求拨云见日，随着西方阐释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的兴起和对于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钱穆这一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发现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一尝试，在史学方法论上是有着重要价值的。

四、启发

钱穆先生乃中学毕业的国学大师，分析其之所以成为史界泰斗人物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天资和禀赋，更大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勤勉。对于我们后辈来说，也许没有过人的天资，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另外，其治史的方法值得我们后人借

鉴。这些启发不仅仅局限在史学研究方面，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

五、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辑

《致中和，天地位——以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中心浅谈钱穆的学术思想及其现代启示》，谢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