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穆《中国社会演变》读后感
钱穆《中国社会演变》读后感
中国的发展史，综合钱老先生的所写的中国社会的演变，我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社会一步一步的走向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什么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在改朝换代，因为不论是从政权的巩固上来说，还是经济上来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中央统治者给人民的权利越来越小，最终只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地位。那么这样的统治者必然和被统治的人民大众之间产生矛盾，当这种矛盾达到极限的时候那么就会自然破灭，从而产生新的领导者，建立新的政府。
我国从夏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完善，在夏商时期乃至清王朝的破灭，我们一直在沿用着君权神受，在这样的阶段，我们的每一个王朝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在春秋时代之前我们的人民群众不能捕鱼、伐木、烧炭、煮盐等。在春秋末战国初这一情形，也连带变动了。农民们不断侵入禁地捕鱼、伐木、烧炭、煮盐，作种种违法的生利事业，贵族禁不胜禁，到后来让步了，容让他们自由入禁地去，只在要路设立关卡，抽收他们额定的赋税。土地也有大的改变，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那土地所有权却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去。
人民的认识提高了，秦汉时代又到了新的一个阶段，国家设有“县”、“郡”，诸侯只能衣租食税，拿着国家给的俸禄，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在法律上，“全体人民地位是平等的，全是国家公民，并无贵族平民阶级之对立。经济是自由的，因此形成贫富不均的现象。”发生这样的改变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答案。我国的人民不断的寻求一个最适合，最完美的社会，我们历经千辛万苦，一步一步的从实践中走过了奴隶，封建社会，终于走到了今天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都来之不易，我们经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这是实践中得到的真理
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忍在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来领导社会，这是一套传统意识的具体表现。
不幸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而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势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灭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以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这样的一个散漫，无组织性、无力量的社会，最怕的就是外敌的侵略，那么这种苟活于世的社会能够长久吗？最致命的是以国内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只求自保。
晚清取消了自唐以来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这样政治脱离了社会，没有安定的重心，社会脱离了政治，没有了集中的领导。政治动摇，社会没有力量控制，而帝国主义远远比军阀的实力强大，全国的重心，不由的外倾了。最终走向了消亡。
那么我在谈谈我们的经济，古代中国的经济周期通常与王朝的兴衰与更替相对应。经济重心也因应政治、战争、人口迁徙、工农商及海陆交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是由北至南，并大体上可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为远古至西晋末年，其中以三国孙吴时转变较大；
第二阶段为东晋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乱划分为前后；第三阶段为南宋建
立至鸦片战争，此时长江以南经济已完全超越黄河中下游。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没有经济的支撑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我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几次经济顶峰，从经济上来看，我们中国社会经济如同横波一样有低谷，也有巅峰。
中国的历史悠久并且复杂，我们不断的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政治体系，一步一步的认识，一步一步的改革，那么我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是完美无缺的吗？这还有待于历史的考证，但是我们都明白，我们没有停止寻求更完美的政治体系。我们寻求的过程也是我们实践的过程，我们在寻求的同时去认识，认识的同时在实践。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经过我们人民的不断努力，从实践中得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民走上幸福的生活道路。
我们每个朝代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而人民群众就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对象。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而这种反抗必然对诞生新的制度，因此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我们一路走来历经了多少的艰辛，但是我们要以辩证的思想来看待，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就已经不可改变了，那么我们就不会拼搏，不会奋斗，我们的社会也就不能发展。
第二篇：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历史学家钱穆素质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当代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朱子系年》、《国史大纲》等。
一、自身素质
先天禀赋：超群的记忆力—— 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幼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可以背得滚瓜烂熟
后天造就：
1、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又喜欢读古文，于墨儒道释都有很深研究和精到见解
2、读书成癖的性格和心平气静的读书之道——纯粹的爱书、读书，便能领悟书背后的精神
3、刻苦勤勉的精神和为学不止的耐力——著述等身，一生讲学著述，未尝废辍，出版著作八十二种以上，著文七百篇以上。担任乡村教师时，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自修苦学，“虽居穷乡，未尝一日废学”《宋明理学概述·序》
4、广阔的视野和眼见——读书遍及中外古今，兼通文史佛
5、持正的治学精神和不迎流俗的骨气——《刘向歆父子年谱》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对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坚决表示异议，“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国史大纲》）表明自己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6、流畅的文笔和浩荡的文气
7、淡泊名利和鄙弃世俗功名的精神境界——《人生十论·自序》
8、厚重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观念——反对偏激的“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怀“温情与敬意”
9、注重养生的好习惯——由于家中三代不寿，钱穆先生及其注重保护身体，养成太极、静坐、下棋等好的生活习惯
10、中庸平和的人生态度与学术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通与专的统一、守旧与维新的统一、开放多元与自我坚守的统一、客观严谨与同情理解的统一
二、客观条件
1、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和严苛的家教——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浸染于读书声中。常披灯夜读，夜半方休。
2、处于新旧教育交替的时代，中小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受教于宿学硕儒和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能融会新学。钱穆先生晚年曾回忆，小学时暑期讲习班学习的古文三十篇，让他深受启发，受益终身，总结“人才原于风俗，风俗又起于一心之向”。吕思勉先生时任常州中学历史地理教席，对钱穆先生极为赏识，常常通过书信探讨今文经学的问题，并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3、被伯乐相中的机遇——慧眼识才且摒弃学术界门户之见的顾颉刚推荐其到燕京大学教书，钱穆走向学术前沿
4、民国时期热烈自由的学术氛围——“百家争鸣”，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
三、过人之处：
1、钱穆先生只有中学学历，自学成才，成为一代国学宗师。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钱穆先生辍学。后在家乡的中小学任教，冥思苦学，自行摸索。说明其不仅刻苦勤勉，而且具有极高的史学天赋。
2、贯穿渗透在学术思想中的中庸平和态度。
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钱穆先生继承了乾嘉以来考据学“精审”的学风，他的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及《朱子新学案》等都大抵属于这一类以考证史实为第一要旨的著作。同时，其具有一种对于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
通与专的统一 钱穆先生既有《朱子新学案》、《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等精彩的考据著作，又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纵观今古、上下千年的宏大文章，“见树又见林”。
守旧与维新的统一 钱穆先生一生笃信儒家的文化传统，以“为故国招魂”作为自己毕生的责任。他个人治史的路径，基本上秉承中国传统史学这一路体系，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又受西方兰克史学、实证主义思潮等的影响。在历史结论上敢于求新而论，《刘向、歆父子年谱》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驳斥以及与胡适等人关于《老子》一书成书年代的论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开放多元与坚守自我的统一 其亲炙弟子余英时先生这样评价：“他并没有陷人相对主义的泥淖。他相信，各种观点都可以用之于中国史的研究，然而学术价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观的标准，也不完全是时人的评价即能决定，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了吸尘器中的灰尘。”
客观严谨与理解同情的统一 钱穆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曾经参与了当今风靡一时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论战，这一论战大体分为以胡适之为代表的《老子》早出派和以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老子》晚出派。而在所谓《老子》晚出派当中，对于《老子》其书的具体成书年代，又有诸多说法，并不十分一致。钱穆主张老子应处于孔、墨之后，甚至《庄子》之后，并为此作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和《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两篇专论，后合成一书，取名《老子辩》。而钱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时代背景法、思想线索法和文体研究法等，就是对于从主观和客观两端对于历史问题作一详细推究的尝试，虽然后来胡适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对于钱先生的这一探索作了一种方法论层次上的批判，但钱穆在将客观之考订与理解之同情相结合，来力求拨云见日，随着西方阐释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的兴起和对于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钱穆这一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发现历史事实的真相这一尝试，在史学方法论上是有着重要价值的。
四、启发
钱穆先生乃中学毕业的国学大师，分析其之所以成为史界泰斗人物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天资和禀赋，更大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勤勉。对于我们后辈来说，也许没有过人的天资，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另外，其治史的方法值得我们后人借
鉴。这些启发不仅仅局限在史学研究方面，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
五、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辑
《致中和，天地位——以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中心浅谈钱穆的学术思想及其现代启示》，谢一峰
第三篇：钱穆名言精选
1.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
2.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3.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
4.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
5.中國是一個人在作長時間的跑，歐洲則像是一種接力跑，一面旗從某一人手中依次傳遞到另一個人，如是不斷的替換......雙方都在跑，中國像是由一個人連續不斷的跑。
6.只向前，不顾后，一味求变新，求速求快，本源易竭，则下流易灭只有中国，成为一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大民族，因其尊重历史，胜过其企悬将来，本末先后，作一体看，有比过去，才有将来。
7.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
8.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9.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10.我不敢认为自己在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
11.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
第四篇：钱穆 读书笔记
这是作者根据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一是针对辛亥以来对传统政治的全盘否定，二是认为政治制度必须得自根自生，即使要从国外移植，也要先与本国传统融合沟通，才能发挥作用.他认为，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是无法长成的。
书中主要谈的是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它大体上可以代表中国历史之全部进程。
本书历代制度介绍为主。分别介绍了各个朝代的政府组织、选才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等。同时，作者认为，孤立地讲制度是不足取的。要讲政治，得精熟一代的人事；制度间是相互配合的；制度是流变着的；制度的创立有人事的需要；制度的利弊要听取历史意见，即当时人的评判；制度有地域性；制度和文化也有关联。所以，政治不能孤立地讲。
稳定的禁锢——士人专政与土地束缚“稳定”这个词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实在很特殊：一方面，“稳定”几乎是所有时代的政府施政最重要的着力点，甚至现在我们还在讲“创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确实相当稳定，以至于我们的“封建社会”能持续两十几个世纪，其中的改朝换代不过是坐龙椅的人换了个姓氏，基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鲜有变动。和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花的几百年相比，我们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实在领人难以理解。
我对此也一直困惑不已，直到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想，我们实在是大大地误解了我们历史和政治。
何谓“封建”？根据字典上的解释，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分给宗族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土地上建国”（《现代汉语词典》，379页，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第三版）。照此解释，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实有相当大的问题：教科书中把春秋及以前归为“奴隶社会”，战国往后为“封建社会”，但事实上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的政治制度才是符合上述的词典定义的，秦朝已经开始改行郡县制，以后各朝其实也和秦朝大同小异。所以称秦以后的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封建专制”是不适当的，而且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其实我们根本不用，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进程跟西方比，这是两条不同的演进路径，因此“‘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为何能持续两千年”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法也无须
回答。但同时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秦以来这两千余年中国实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政治制度？为何它能坚持如此长久？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士人专政”。
确实，正如钱穆先生所分析的，秦以后，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得由知识分子担任，从两汉的地方推荐、举孝廉，到隋创设科举而后唐宋不断延续并改进，明以后更是非进士出身不能入仕，中国的政权越来越被知识分子，也就是士人所掌握（元、清两代外族入侵，有部族专权排外的情况，算是例外）。秦没有分封诸侯，后代诸朝也少有掌握实权的王侯，门第势力在汉以后逐渐衰微，政府基本已由这些大多无政治背静的知识分子组成，因此国家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他们的掌控中，而非皇帝，因为他们才是直接控制和影响国家政治的人。但是，这种士人政府模式是如何保持稳定运作长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呢？
我联想到了历史教科书里的另一个概念：“封建官僚与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这种提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同时由两个阶级去实行专制实在是个矛盾的理论。不过其中也有正确的内容：官僚掌握了政治，地主掌握了经济，对政治和经济是专制的必要条件。那么，如何调和这不同的两者呢？我认为，他们可以归结为一类——士人。
士人，也就是原来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毫无疑问，需要知识。但在古代，获取知识的代价是很高的，特别是唐以前生产力尚很低下的情况下，必需的书籍和前辈老师的教导都不是一般平民劳动者所能企及的，因此汉朝的士人多来自那些有地位和财力的门第，只有这些富贵的门第才有资本去培育知识分子，也就是未来的士人。因此，汉代的士人专政表现为门第士人的的形式。唐宋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实施，使成为知识分子的门槛降低，但对于财力有限的平民阶层来说依然困难，平民家庭不一定愿意牺牲一个青年劳力而让他去求学，所以这时，有财力的地主阶层成为士人的最大来源（商人虽然有财力，但在古代中国毫无社会地位，甚至不被允许参加科举）。地主阶层的年轻人通过科举，即成为士人（官僚），掌握了政权；而这些士人（官僚），不管来自平民阶层还是地主阶层，如果仕途顺利，有了丰厚的收入，大多会去置办田产，以为后代荫庇，保证子孙能有“往上爬”的资本，这样这些士人（官僚）也就有了地主的身份。照此看来，在古代中国地主和官僚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关键是：官僚要有财，地主要有知识。统而言之，即为“士人”。当士人同时掌握了政治和经济，可以说就有了掌握一个国家所需的一切。但要保证这个制度的稳定，还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士人阶层的变动性。士人是通过科举这样的全国性普选挑选出来的，虽然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公平，但科举至少保证了下层民众有一个途径跳出农门（正如今天的高考）去参与国家政治，而且这条途径还是相当可行的——应该说，科举从初衷和实效上讲都不失为一种民主政策，虽有它的弊端，但也断非教科书上所说的“禁锢思想的工具”（清朝因为是外族政权，所以故意打压和限制汉人知识分子，算是例外）。因此，通过帮助参与者进行跨阶层的社会地位变换，和变动组成士人的知识分子的来源阶层，科举便能在变动中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同时，又能借助士人作为官僚与地主间转换的中介来平衡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正是这种变动的平衡，支撑了千年来的中国“士人专政”。虽然对于古代，“士人专政”不失为一种适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制度，但是，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种稳定的体系中其实包含了巨大的禁锢，那就是——土地的束缚。
正如上面所讲的，作为官僚和地主的集合体，士人存在着对土地的先天依赖，毕竟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当整个社会的平衡点都已系于士人时，士人只会注意与他休戚相关的土地和农业，而土地和农业最需要稳定，这是与士人专政相辅相成的；这时，其他比如商业、手工业等“冒险的”、“背离常规的”行业想要突破这个体系去寻求发展已经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和地位，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是走单一的农业路线永远不可能使生产力得到良好的发展，被科技的瓶颈所阻是自然的后果。可惜直到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我们还是没能完全地醒悟。说起来，士人专政的稳定，保护了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但也禁锢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历史的百年屈辱。但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士人政治”的文化传统，依然影响着我们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只是，我们得认识到：稳定，还是发展，确实是个问题。
第五篇：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 书评
以史为经，以文为玮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书评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6月，169页，ISBN7-108-01529-
3【摘要】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①钱穆先生如是说。钱穆先生自局势动荡的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历史著眼，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以重振民族的信心。
【关键字】文化、爱国主义、责任感、创新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史学界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钱穆先生也逐渐改变了治学的方向，把治学重心由“考史”转为“著史”。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应东北沦陷后教育部要求开“中国通史”课程的要求，以通史和文化为其总题，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六个分题，并以文化这一总线索贯穿始终。通读此书，不难看出钱穆先生深厚的历史修为和文化底蕴。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思想深度，以及蕴含其中的学术价值和人文价值，都具有极大的参考、借鉴意义。由于钱穆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优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的学者,更为此书注入了潜在的人格魅力。
一． 形式和内容
1.内容全面具体，详略有当
本书虽然仅仅八讲，却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并时刻穿插着对中西历史文化，发展背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对比介绍，并在每一讲中都详略有当的阐明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表现钱穆先生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情怀。
2.逻辑清晰，层层递进
本书开宗明义，以“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贯穿始终，总讲题为如何研究中国史，并在全书的每一讲都始终渗透着文化这一总主题。不仅如此，作者在前一讲中提出的问提，还会在后几讲中有进一步的补充和拓展。如作者在第一讲中提出注意研究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那么在后几讲中我们就会看到作者有进一步的补充阐释。全书在每一讲中都遵循着提出问题、阐释问题、概括总结、提出方法这一总的行文思路，清晰易懂。运用演绎法，归纳法等，条分缕析、层次分明、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并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的空间。
3.恰当的运用表现手法
作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用的比喻新颖独特，使得晦涩的问题变得形象具体，浅显易懂。
②如作者以“西洋历史如一部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 这一比喻来说明西洋历史和中国历史
③一个是划分开来，各有起讫，另一个则是前后相承，不可分割。而以“七巧板”的板块移
动规律来比喻历史文化变迁须有步骤，有选择则更是巧妙。作者还常用设问手法，以给予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对比的手法更是贯穿始终，中西文化、地理、经济、习俗传统、宗教等的对比，历史人物之间的对比，不同的历史名词，命题的对比，借此辅助作者更好的解释文章的内容和思想。而举例论证方法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的议论紧凑严密。
二． 思想价值
1.宣扬爱国主义传统，彰显民族精神，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者在第一讲和附录中就说道：“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④“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
⑤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认识
历史，不至于盲目崇拜其他民族的文化，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才能看清祖国的未来。作者指出，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都能赤手空拳，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争取生存，甚至头角峥嵘，这说明我们中国国民不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已经我们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者借此启示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作者提出：“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
⑥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
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是在责难逃。”作者列举了如此多的人物、史实，就是为了说明，即使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我们每一个国民也有责任承担起祖国复兴的重担。
2.弘扬民族文化，争取文化认同，重建文化自信
此书中作者强调各个历史都有它的独特性，都有它存在的独特价值。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作者列举了中国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全国皆兵、军人不干政的军事制度，赋税制度、盐铁官卖、节制资本、调节物价的经济制度，地方自治，藩属统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等历史上先进的制度，呼吁国民认同、尊重并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以此为骄傲。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作者认为那些说“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
⑦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的观点是必须否认的。作者更强调说“世界上唯有
⑧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
作者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既以强大的融合力延续了数千年，它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是无法被取代和轻视的，中华民族的国民重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3.拒绝全盘西化，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作者强烈呼吁近代的中国人，不必因为一时科学落后，就全面否定本民族文化，全盘西化，我们的文化是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的文化，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作者提出“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
⑨有的旧历史、旧传统，以为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我们偏要勉强学
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⑩说明我们不必全然抄袭模仿西方，可以采人之长，补己之短，采取扬弃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亦不能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作者还借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如钞票，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来增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启示我们可以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作者更是以身作则，给读者示范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实例。作者一反西方规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中国社会之最特殊之处，根据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称中国社会为“四民社会”。又根据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将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为“游士社会”“士族社会”“门第社会”“白衣举子社会”“科举社会”，作者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是一味抄袭，牵强比附。为后继者做了好榜样。作者强调，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要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却粗取精，去伪存真，采取扬弃的态度，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进行文化创新。作者对“西化论”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作了坚决批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振兴提供了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新方案。
4.呼吁历史学者和历史教育者树立使命感
1）对历史教育者
作者呼吁广大历史教育者“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11作者衷心希望“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12
2）对历史学者
作者呼吁更多的历史学者致力于先生历史研究和史学著作的创作。“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13”并进一步之处史学学者的责任是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作者希望史学学者能够从现在做起，不再犹豫和迟疑，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树立弘扬中国历史的使命感。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现状充满忧虑，“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14呼吁更过的人热心于史学，贡献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希望能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
3）钱穆先生的学术建议
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历史学术问题给予广大的历史学者们以参考和借鉴，并衷心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并最终得以解决。如在第二讲中提出的“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15的建议；还有在第三讲中提出的“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16的建议。给予学者们提供参考。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治学态度上对历史学者们进行启示，“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
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17其实历史学者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有怀疑精神，敢于否定权威，实事求是，不懈的追求历史真相。
三． 缺陷
1.一些极端观点有失偏颇
1）作者的民族本位文化观虽有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侵略的一面, 但亦有对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面。如作者在第四讲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太过于侧重工商业，而忽
18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谬”就不免有些极端。
2）作者在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宏观把握有些地方有失偏颇，有的归纳和总结仅仅停留在中西文化的表层现象上, 没有找到它们的根本差异之所在。而他强烈的民族本位文化立场又导致了他对中西文化时代差异的忽视。
3）作者对西方哲学历史认识思想没有作系统的研究和借鉴, 这使他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陈旧落后，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其中还不乏矛盾和混乱之处
2.不可避免的时代和思想局限性
1）由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厚爱, 使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过分倾向于理想化, 为此他要求人们应全面地认同传统、肯定传统、回归传统, 因而对传统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 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惰性缺乏自觉的、深刻的理性分析。造成了片面性。
2）钱穆先生将西方学术文化视为一种物质性的文化，是低于中国道德精神性文化的，“他把道德的终极人文价值视为道德在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决定力量, 实际却是贬低了科学与物质经济力量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终走向了唯道德主义”。19因此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很少吸收，且常作贬低。反映了他思想的时代和民族局限性与保守性。
钱穆先生在时局动荡之时，为弘扬民族文化，鼓舞国民爱国精神，增强国民文化自信，谱写了这一“以史为经，以文为纬”的伟大篇章，尽管由于时代和思想局限性，还存在许多不足，然而，只是给予我们的坚持爱国主义，弘扬民族历史文化的启迪，就足以让我们受益终生。①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上册，页1。
②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2页。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
⑤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1页。
⑥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0页。
⑦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1页。
⑧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2页。
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6页。
⑩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4页。1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7页。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9页。1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页。1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1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9页。1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1页。1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4页。
1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9页
19中国知网《浅谈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的现实意义》刘博雷 葛利荣 刘叔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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