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合集5篇）

第一篇：浅谈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的演变

中国近代史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历史110年。整个中国近代史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两个阶段。主要矛盾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和演变。

19世纪中期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清王朝处于封建社会的衰弱时期.英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以清政府的战败宣告结束。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和关税等主权开始丧失。美国、法国接踵而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然经开始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

为了转嫁战争的负担，清政府加紧搜括人民，激化了阶级矛盾，因而1851年-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期间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扩大侵华权益，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次战争和鸦片战争的目的一样，所以称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清政府不仅同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而且还向外国“借师助剿”，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所以民族矛盾又激化。可见，近代前期的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先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后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既要反对清政府又要反对列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起主导作用。

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清政府对欧美列强由疑忌变成了依赖。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实行两项举措：

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列强先后发动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经历了“和好”到抵抗，投降再战到最后完全投降的过程，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抵抗能力，《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各阶级和各阶层都作出了努力。广大爱国官兵如冯子材、邓世昌等民族英雄为捍卫国家独立、民族尊严，浴血疆场；为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主阶级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推行洋务运动；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了戊戌变法 ；“百

日维新”刚结束，作为民族矛盾总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揭开了序幕。“扶清灭洋”的口号，既集中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阶级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华，义和运动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以上事实从不同角度说明，在第二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欧美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在第三阶段（20世纪初到1919年），阶级矛盾激化。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

《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也调整了侵华政策，“以华治华”，由军事侵略转变为 “温和”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侵略。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如：海关、盐税等都成了赔款的担保，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更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因此，阶级矛盾激化，高涨的反清情绪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台。1905年国同盟会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己任。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为应付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以上事实说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政府的斗争上。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80年，不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都先后破产。于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致可分为4个个阶段。现就4个阶段，谈谈社会两大主要矛盾的演变。

在第一阶段，党的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属阶级矛盾。

一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支持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使共产党开始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在党的“二大”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由此，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简言之，“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共同的呼声。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可见，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身上，而帝国主义则是它的总后台，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当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但它们受制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次要矛盾。

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道路，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恐慌，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了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共产党被迫进行长征。国共两党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之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揭开了国共两党从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这些事实表明，当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关系。

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保障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在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妄图称霸世界。为控制中国，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一直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和阶段特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领导的人民军队，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动了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并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第二篇：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史学月刊>>2007年 第08期

作者: 刘保刚, 郑永福,是否有权利意识，是现代公民与传统臣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公民权利意识问题，学界有所论述。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近代之人权觉醒》一文中，就主要讨论了晚清时期人权的觉醒。大陆法学界的学者也有所讨论，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近代权利问题有所分析。大陆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对该问题也或多或少论及。本文则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演变和特点进行阶段划分和系统考察。

一 权利意识觉醒时期（甲午战前～1899年）

中国近代权利意识觉醒主要得益于西学的输入。严复在《主客平议》一文中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1](p373)事实上，民权、人权概念的提出，都是受西学启发的结果。据学者考证：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1875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p9)此说还不敢确定。康有为仿照几何原理编著的《实理公法》（1887年）一书中称：“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3](p333)这应该是较早提到人权概念的，同样也受到西学的启发。虽然在甲午战前，民权、人权都被提到过，但作为一种主张被公开宣扬，并形成一种思潮，是在甲午战后。严复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赋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4](p73)

从甲午战前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关于权利的论述，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基于人的价值实现谈论人权。比如谭嗣同说：“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1](p386)其二，基于人格平等谈论人权。皮嘉祐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墨子兼爱尚同也，佛法之平等也，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已，而倡为君民一体也，名不同而旨则一也。”[1](p387)其三，基于人道主义谈论人权。比如黄遵宪在阐述妇女缠足的危害时，其中一条就是阐述妇女缠足有违人道。黄遵宪说：“夫讥不亲迎，《春秋》平等之微言；妻之言齐，《礼经》应有之义例。而乃曲附抑阴扶阳之说，只为冶容好色之求。以充服役，则视之如犬马；以供玩好，则饰之如花鸟。既不学以愚其心，更残刑以斲其性，遂使遇强暴则膝行而前，嗟实命则抱足而泣。锁闭在室，呼吁无门；战战在心，拳拳缩足。人权丧失，何义之有？”[5](p530)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权利的论述还仅限于抽象观念。既没有指出权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区分所谓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更没有理论展开。

二 参与意识觉醒时期（1899～1915年）

戊戌政变的发生，阻挡不住思想解放的潮流。特别是随着新的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人对权利内涵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基于人格的觉醒认识人权。人格觉醒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之为人的人格觉醒。何启、胡礼垣说：“夫自主之谓，何谓哉？盖以人之一身而言也。人之一身而不能自主，此说也，虽极至下愚之辈，绝无学问之人，亦断断乎不谓其然。”[6](p412)二是公民人格的自觉。公民当然是与奴隶、臣民相对而言。戊戌变法前，国人基本上没有提到过公民的概念。戊戌变法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的内涵当然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利意识。邹容在阐述国民人格与奴隶人格的差别时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峙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7](p357)

2.争取权利的意识。权利不仅是价值上所应必有，而且要努力去争取。梁启超说：“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8](p129)权利的保障，在于人们的争取。“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力而无所厌，天性然也。是故权利之为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8](p128)要想争取权利，必须放弃圣君贤相的观念。“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入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曰趋于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则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固已久矣。”[8](p132)

3.对权利认识进一步具体化。戊戌维新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是抽象的、整体的，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具体而言，也就是没对权利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区分。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具体化。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7](p362)这一时期，国人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作出了区分。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者，为消极自由。“人人有自发达其体力之义务，同时有不使他人妨害吾发达之权利”，为积极自由。[9](p107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女权意识的兴起。戊戌维新时期，对妇女权利的认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缠足等不良习俗对妇女身体的戕害。这一时期，对女权的认识上升到要求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权的层面。秋瑾在《勉女权歌》中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10](p341)

4.特别强调国民对国事的参与权，尤其是国民对国家的义务。虽然这一时期思想界人人谈论权利，但他们强调的权利更多的是参政公权，而不是个人私权。正如严复所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1](p267)思想界所希望的是，通过对国民参政公权的强调，国民由爱一己之权利，去争取国家之权利。严复说：“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11](p267)这也就是说，参政公权是为了让国民关心国事，了解世界大势，从而培养其爱国之心，为国尽义务。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参政公权而非个人权利成为当时思想界关心的首要问题。邹容说：“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与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12](p100)权利是义务，争权利首先是为国争权利。梁启超说：“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当尽之义务也。”[8](p132)所以说，此时思想界所强调的“权利意识”、“权利思想”，其实是一种义务思想、责任思想。呼唤的是国民挽救危亡的责任心。

三 伦理人权时期（1915～1925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到新文化运动，人们自然想起科学与民主。其实，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提到的是科学与人权。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青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3]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个人人权：“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14] 将这一时期称作伦理人权时期，就在于思想界主要从伦理角度论述人权。

1.国家伦理与个人人权。国家与个人孰轻孰重？国家与个人谁是目的？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国家是目的。民国建立后，有所谓的民权派与国权派之争，其实是反袁与拥袁之争。双方在对国家权力的认识上并没大的原则差别。当然，随着袁世凯一步步以加强国权为名，走向专制独裁，也有人强调了国民个人权利。章士钊是其代表。章士钊指出，如果不爱护人的权利，人道主义将不复存在。“人民自由权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异，皆置之于不甚爱惜之伦，以为无足轻重之事……治道至此，一如机

盘，轮轴一旋，举凡人道主义所赖以存，民之秉彝所赖守，博爱行谊之风，衡平司直之道，悉为磨洗以去，不可复求。”[15](p172)章士钊还认为，国家、社会公益是一时，个人权利是长久。“为权说者之通病，在昧于一时久远之分。有时抹一小己一阶级之权利，诚不失为社会暂时之益。然若为社会计及久长，求其福祉，则此种权利，将万无蹂躏理。”[15](p17)无疑，章士钊关于权利的论述，在中国权利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但在当时，这种看法尚属空谷幽音。真正将个人权利置于国家权利之上，作为一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接受，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一涵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一文中说：“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蕲响，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也，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16] 要想改变国家万能主义观念，必须首先改变国家伦理观念。高一涵认为，把国家当作人生道德，幸福的归宿，必然造成国权过大，“必损人民之自由以为国家之刍狗”[16]。正确的国家观念应该是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而是保护权利的机构。“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径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16]

2.政治伦理与人权。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君师主义。严复曾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矣，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11](p191)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君师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对君师主义的危害作了详细剖析。其危害有三：（1）专制政治的基础。“扩张国家的权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国权之拘束；则道德的范围，道德的解释，皆由统治者自定，于是专制的弊端见矣。”[17]（2）贤人政治的基础。“柏拉图以道德为国家的绝对目的，所以柏拉图又尊尚贤人政治。因凡在道德法律混合的国家，其国家的元首，不是教主，即是家长，不然则是„首出庶物‟„天亶聪明‟的伟人……所以被治者之沦灵启智，皆须得治者为之引导。此即贤人政治所以成立之基础，以元首不自信为贤人，则必不敢“揭櫫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也”。[17]（3）政教混合政治的基础。“中古以后，道德属宗教的范围，法律属国家的范围，本有界线。惟元首并法律道德而皆干涉之，则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教主与„元后作民父母‟的皇帝合而为一矣。”[17] 总之，君师主义是极权政治、神权政治的思想沃土，不消除君师主义的思想，人权社会就建不起来。

3.社会伦理与人权。人与人当如何相处？传统伦理的要求是克己无欲，牺牲一己以利他人。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高唱为我主义，个人主义。李亦民在《人生唯一之目的》一文中说：“撒格逊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也。富于独立自尊之心，用能发展民族精神，以臻今日之强盛。我国惩忿窒欲之说，入人最深。凡事涉利己者，皆视为卑卑不足道，必须断绝欲求；济人利物，乃能为世崇仰。不知自我欲求，所以资其生也。设无欲求，则一切活动立时灭绝，岂复有生存之必要。顾欲以人力禁制之，于是日言合群公益者，尽变为涂饰耳目之名词。”[18] 济人利物，只能建立在先有自我的基础上。“如谓人曰汝须爱人，须利人，须爱物，顺利物，为达爱人利人，爱物利物之目的，虽牺牲本身，亦为当然之事，则必决定一前提曰„人也者，为人与物而生者也‟，然后乃有立脚之根据。否则其结论为不可通。盖叩其何以爱与利不在本身而在人物，不能得切当之解答也。人类既无为人为物之天职，则所当为者舍我而外，更有谁哉……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人性之自然，天赋之权利，吾人所当自为主张者也。”[18]

4.家族伦理与人权。关于传统家族伦理对人权的危害，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批判过。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批判更为猛烈深入。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总结了宗法制度的四大危害：“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幼卑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生产力。”[14] 应该说，其他批判家族伦理的文章，虽言词激烈，但基本上没超出陈独秀的论证范围。

四 法治人权时期（1929～1936年）

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论战的开始。1932年12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拟定宪法。围绕着制宪问题，人权问题又被提起。这一时期围绕着人权论战与制宪问题，国人的权利观念有哪些变化发展，这正是笔者要讨论的问题。

1.厘清人权概念。自从严复在中国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概念后，一个时期内，人们从没有对天赋人权的内涵作出详细的解释。进入民国后，有人对天赋人权，特别是“天赋”二字提出质疑。严复在《民约评议》一文中，就认为天赋人权不合事实。“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11](p337)章渊若在《民国日报》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不应该用“人权”，而应改为“民权”。章渊若认为“人之本义，既带天地之性，则人权之上，即不带天赋二字，亦有天赋之精神也”。而天赋人权是过时的理念。他认为把“人民身体、言论种种之自由”，作为“构成人格之要素，为做人之自然权”，“国家目的，只在保障人权”是不对的。[19] 还认为：“国权之所以应限制，国家之所以不得任意侵犯人民之自由，乃因人民之自由，为发展人民智德体优性之所必需；而人民之所以必须发展其智德体优性者，则因社会联立关系之需要，为完成其分工合作的社会使命也。故现代人民之自由，不仅有其消极的限制，复应有其积极的限制。”[19] 这也就是说身体、言论自由等权利不具价值目的，只有工具意义，为了人的积极发展，国家可以进行积极干涉。

对于这些质疑，人权派作出了回答。首先，他们认为人权是人生必需，而非抽象名词。罗隆基说：“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进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目的的必须条件。”[20] 这也就是说，人权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抽象的名词，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口头语”，而是切切实实的维持生命、表现自我所必需的条件。其次，他们认为事实与价值不能混为一谈。人权派也并不认为，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人类有过完美自然的社会，那里一切人权都是具备了。但是，人权派坚持“人权先国家法律而存在，意谓先承认了这些人类生活上必须的条件，而后才谈得上国家，谈得上法律”[19]。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派认为：“国家……是人的工具；人不是国家的工具。”[19]

2.法治与人权。这一时期，关于人权讨论的显著特点是非常重视法治与人权的关系。人们对法治的认识，除了强调人人守法，特别是当权者更应守法外，更注重的是法律应具的精神：（1）拥护人权的人认为，法律精神应该是保障人权。罗隆基说：“争人权的人，主张法治，逻辑上是对的，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20] 如果离开保障人权而谈法律，那就是法律之治而非法治。罗隆基说：“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21]（2）人权先于法律而存在。丘汉平在《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一文中说：“说人民的权利是宪法所给予的，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要有人权就要有宪法，这是很不通的，很矛盾的，因为人之生存权利是先宪法而存在。”[22] 人们之所以强调人权先于法律存在，有两个考量：一是强调人权的至上价值。因为如果认为人权依赖法律为根据，那么法律既可予之，亦可取之。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而言。在中国，把人权规定于法律之中，始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无论是《临时约法》或以后制定的约法、宪法，在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中，都有一句话：“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正是这条规定，给统治者以玩弄法律的凭据。所有权利都成了“左手与之，右手取之”。人权拥护者希望的是，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法律是不能干涉的。即使有特殊情况，也应该是只能限制，不能停止或取消。

五 权利理论的深入探讨期（1945～1949年）

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关于权利的讨论趋于沉寂。抗战胜利后，思想界的讨论重新活跃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权利的社会基础，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强调普通人的权益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以前思想界探讨权利意识，更注重的是国家权利，或言论、思想自由等。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确，但毕竟与普通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这一时期，思想界更强调普通百姓争取权益的重要。李浩培说：“笔者以为我国的不真正实行法治，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人民自身。权利需要主张，方能确立，需要维护，方能保持。一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可能被他人违法侵害。于此被违法侵害的情形，如权利人能依法保护其权利，以各种合法的手段与违法者相周旋，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仍有保持的希望，而法律效力亦赖以保持。故权利人的努力卫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实有拥护法治的效果。相反的，如权利人不卫护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则权利人的行为，等于权利的抛弃。如权利人每次被违法侵害权利时，每次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与一般人的心理中，将逐渐视违法的侵害为正当，而权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将归于乌有，法律亦将等于具文。故不卫护依法享有的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实毁弃法治。不幸，我国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权利而不卫护。”[23] 这也就是说争取权利，争取法治，不但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

2.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自由是指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民主更注重对政治的参与权利。无论自由或民主，都是思想界极力提倡的。但二者关系如何？谁是基础？以往思想界基本上是二者并重，从某种程度而言，或许更重民主，认为民主是自由的保证。这一时期，思想界更重视自由，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邹文海说：“民主政治产生于自由主义之后，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闭塞的社会，迷信的传统，专制的威权，完全是不能生长民主种子的石田……人民从无知无识的奴隶，变成有选举权的公民，还是要经过无数的奋斗和努力的。但是没有自由主义作动力，一切的运动都会归于失败。”[24]

3.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关系。抗战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以苏联为榜样，还是以英美为榜样。其争论的背后，包含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哪个重要。或言之，也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哪个更重要。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是：“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权，而利则不足；苏联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25] 最理想的当然是二者兼顾。杨人楩说：“民主政治演变到今日，显然要包括经济民主的意义，否则便是倒退或固着，必为自由主义者所摈弃。不过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26] 那么二者不能统一时怎么办呢？有人说：“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25]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看法是，虽要二者兼顾，也有主次之分：个人自由第一，社会公道第二。张君劢说：“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治的大法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唯由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其生活程度，教育机会、求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自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为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27](p366)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人们对公民权利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具体深化的。经过考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缺憾。笔者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探讨明显不足。虽然人们认为财产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思想界几乎无人将其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比如，张知本一方面认为身体、居住、言论、结社等自由应绝对化，一方面认为对私有财产应严格限制。张知本说：“与社会生计有重大关系的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等，我以为无妨使之社会化，换句话说，即无妨加以严格的限制。本来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绝对个人主义时代，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谓„个人意志自由不能干涉‟，是不容许法律对于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加以任何限制的。但个人本位法律观念一变而为社会本位后，此种有关社会生计之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已是要在维持社会福利的范围内，才得受到保护。”[28] 应该说，类似观点在当时思想界是非常普遍的，这自然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

第三篇：近代中国战争专题

近代中国战争专题

考点5：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协定关税）

（1）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

①根本原因是：夺取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打开中国的大门； ②直接原因：中国的禁烟运动；

③导火线：虎门销烟。

（2）禁烟运动的高潮是林则徐在广东的虎门销烟，以此为借口，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占了香港岛

（3）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定海战役中，葛云飞牺牲

（4）1842年，中英两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规定： ①割香港岛给英国；

②赔款2100万银元；

③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

④关税中国须同英国商定。（5）影响：①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要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的任务是反侵略反封建。

③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国从此进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考点6：第二次鸦片战争

（1）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

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2）①1856年英国和法国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7年组成英法联军。②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军长可以公开陪）③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洗劫并焚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

④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

（3）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了（帝国主义的触手深入内地）。考点7：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1）背景：①19世纪末，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②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

③清政府寄希望列强调停，消极备战。

（2）经过：①1894年丰岛海战标志着爆发；

②李鸿章一味避战求和致使平壤战役、黄海大战、辽东战役和威海卫战役中均告失败。③平壤战役中回族将领左宝贵壮烈牺牲；

④黄海大战中邓世昌牺牲，黄海大战役后，日本取得黄海海域的制海权。⑤辽东战役中，日本在旅顺对当地的和平居民实行野蛮的大屠杀。

⑥1895年的威海卫战役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3）结果：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一厂二两三岛四口岸)

①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②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

③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④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4）影响：《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瓜分中国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

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

考点8：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

（1）义和团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勇气，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2）1900年6月初，八国组成侵略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严重不平等条约。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国税收被列强控制，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成为列强侵华的大本营。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完全确立。

中国近代农民起义专题：

一、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五六十年代

1、兴起原因：

①主要原因：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趁机勒索白净。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

②间接原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

③自然灾害严重。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水旱虫灾不断，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困境。

2、过程：

①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号召群众进行反抗斗争。

1851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永安建制初步建立政权

②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正式建立与清廷对峙的政权。通过北伐、西征，1856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时期。

③1856年发生天京内讧。1864年曾国藩指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洪仁玕著《资政新篇》（内容：必修一 56页）：1859年，为了振兴太平天国，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向西方学习，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这是先进的中国最早提出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以及当时处于战争环境，《资政新篇》未能真正施行。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内容及其评价：

内容：

①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的原则，以户为单位，不论男女，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

②关于产品的分配，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

目的：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评价：①它是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②反映了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③但它体现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注意：《天朝田亩制度》从来没有真正的实行过，原因是：从主观上来讲，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的规定都是空想，根本无法实施。客官上来讲，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保证实施分田方案。

3、太平天国的功绩：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争。

①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崩溃

②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悠担负起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打破了西方侵略者把中国迅速殖民地化的企图

③同中国以往的农民战争相比，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对后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深远影响

④天平天国的领袖还主张与各国通商贸易，后期又提出了第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⑤与同时期的押后民族甲方运动高潮相互推动，相互影响。

4、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主观：①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提不出一个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的目的并不明确，大多是迫于生计，希望改变贫穷的经济地位。在定都天京后，领导者封建特权思想膨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结果断送了革命前程。②战略上的失误：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③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农民战争不曾遇到的新情况。

二、义和团运动：非重点，看书理解即可，必修一58页

义和团口号：扶清灭洋，反映当时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

义和团运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王朝的改革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一、五四运动：

1、五四运动的爆发时间、口号、中心、主力：

1919和5月4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第一阶段的中心在北京，主力是学生，第二阶段的中心在上海，主力是工人（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2、导火线：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国家主权的正当要求遭无理拒绝（外交失败）。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①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性质）。②青年学生是先锋;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指导作用。③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3、初步成果：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亲日卖国贼的职务，中国外交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4、性质意义：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它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5、传播的先进思想：广泛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体现了鲜明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二、新文化运动：重点！前期宣传民主与科学，后期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李大钊）

1、原因：①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实行专制独裁，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逆流；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③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促进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资产阶级要求实现民主政治。④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入中国

2、过程：脉络已经梳理，但是细节的地方回归课本，必修三87页

①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称《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大力宣传新文化，批判封建旧文化，《新青年》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②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它的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文学革命，③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3、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

4、新文化运动是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的旧文化的斗争，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②它解放了人们思想，对中国人民有巨大的觉醒作用。成为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运动。

③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思想基础；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④但对于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片面性.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①领导阶级不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区分标志）；指导思想不同：（三民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前途不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社会主义道路）。

5、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①、李大钊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是代表人物，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②通过创办学会、报刊、团体、翻译书籍等形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③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分化，出现了“问题”和“主义”的论战。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更多的先进分子。

④各地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历史条件：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及其登上政治舞台—— 阶级基础；

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思想基础；

③共产国际的帮助——外部条件；④陈独秀、李大钊开展早期建党活动——组织基础

2、标志：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

3、中共的“一大”和“二大”

（1）中国共产党“一大”，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

A主要内容：①大会规定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

②会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

B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中国共产党“二大” 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①时间：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②主要内容：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③意义：制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四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

内容摘要：“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

关键词：辛亥革命 政治 经济 文化 影响

 辛亥革命定义及过程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汉人复国运动，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1]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封锁了几千年的大门，为中国的闭关锁国画上了句号。外国列强的压迫和清政府的腐败使得当时的人们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救国运动，而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和徒有虚名的立宪运动都以失败告终，无法挽救中国衰败的现状。由此，自19世纪80年代起，不少人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体。因此不少革命团体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黄兴成立的华兴会，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三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以《民报》为机关刊物，并使之成为了革命的思想阵地，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这也令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革命党人也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了新军，这又使革命得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经过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起义之后，终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正式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此后，革命政权如雨后春笋般从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最终，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宣告结束，但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窃取，3月10日，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辛亥革命就此结束。

 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1.从政治上来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让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这也间接的使得之后的几次复辟运动不得人心，迅速的失败。同时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又一次逐渐的转变为争夺中国。并且辛亥革命也给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

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对反对殖民主义抗争起了非常强的推动作用，掀起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2.从经济上来讲

辛亥革命本身破除传统体制的强大变革效应。辛亥革命对两千余年来的专制制度作了一场总的清算，它终于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在中国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它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者强加在商人头上的厘金和其他苛税，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从而限制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并且此时较大规模的现代工厂数量较少，大部分新式工业极为幼稚，大抵尚未脱离手工业时代。武昌起义爆发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都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苛税，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我国的近代化步伐。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推动成立“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对于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批准立案，其中包括煤矿、铁路、航运、银行、军械制造、保险公司、各种类型的工厂如缝工、皮工、铁工、鞋工、磨面、碾米、榨油、工艺、屯垦、渔业等。临时政府尤其注重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武汉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临地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并责成内务部筹划修复汉口事宜，使“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2]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的革命虽然，对城市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冲击较大，从而对城市工商业的推动作用较大，对城市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较大，但是，这场革命对农村触动较小，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村中旧的制度、旧的势力、旧的文化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因而革命对农业生产推动作用较小，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贡献较小。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其缺陷和不平衡性日益显现，对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深刻地指出：“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3]并且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3.从文化上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文化的发展极为迅速，首先儒家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位大为下降，人们不再为其所束缚，因此，人们开始更多的吸收西方的文化，这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普及。其中最伟大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来的“三民主义” 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4]三民主义是中国化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如列宁所说：“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它引导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并取得伟大胜利。上述历史过程证明了一条科学性原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同时，辛亥革命也孕育了一

批富有时代性的、激情洋溢的诗词、歌曲、戏曲和电影，它们以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这些文艺作品传播了革命思想，鼓舞了革命斗志，对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光复纪念》，《中华大纪念》，《吴禄贞被刺》，等等。“就从这里所说的一些新旧文选看，我们也可以理解，辛亥革命期间的文学，是以怎样激昂澎湃的热情，多彩的艺术形式，积极的在为革命服务。那步伐和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一致的，拥护民族革命，建立民主政权，反对保皇党，反对立宪派。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旗帜是很鲜明的。”[5]

4.从精神上来看

辛亥革命所代表的是大力弘扬辛亥革命志士忧国忧民、是以国家前途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国旗是五色旗，表示中华民族大团结，红黄蓝白黑，寓意汉满蒙回藏，在3·14西藏**，7·5新疆**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坚持与弘扬孙先生的民族大团结。辛亥革命的精神提示我们，我们一定要实现民族的大联合，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不管是生活在祖国大陆的，还是因为历史原因长期漂流在外的游子，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只要是爱国的，爱国一家，我们都要联合。这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传统！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是中华儿女，都是一家人。我们政治可以多元，但多元一体，和谐相处，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我们国家就能够强大。辛亥革命中那种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力量。

辛亥革命也使得以前沉闷的中国学术界焕然一新。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并在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史学革命”、“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还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热衷于解决辛亥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水准。促进了中国在学术上的近代化。

总之，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国。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问题，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它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近代中国无论是思想政治上还是精神文化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6]虽然最终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但它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应全面的看待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8947.htm 发布时间不详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二卷第69页。

[3]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4页

[4]孙中山 《中国革命史》 1923年

[5]原载于1961.10.09《人民日报》

[6] 张海鹏《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

第6期

第五篇：近代中国课堂演讲初稿

封闭、保守、愚昧„„“天朝上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1840年，不列颠舰队的指南针指着东方，从此，战败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充斥着中国的历史，而最让侵略者着迷的，无疑是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珍宝，从历史典籍，到精美的瓷器，珍贵的珠宝、玉器、字画„„1859年，英法强盗将圆明园洗劫一空，一座梦幻般的皇家园林付之一炬，浓烟笼罩着北京城，此时，曾经无比辉煌的古代中国已经不复存在，自近代以来，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看看这些有着中华血统的珍宝，那样华美、精致，虽然它们依旧散发着高傲的东方气息，却早已背井离乡。

与侵略战争同步的，还有西部的文化侵略。敦煌莫高窟，英国侵略者将藏经洞中上千卷中华“遗书”，浩浩荡荡运到了英国，这些中华瑰宝立即震动了整个欧洲，也由此诞生了令无数学者耗尽终生的“敦煌学”。但是，让每一个中国人痛心的是，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不在中国！百年来，在中国的敦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一直在滴血„„

中国是不幸的，列强的炮火让她伤痕累累；中国又是幸运的，在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中，不屈的中华儿女像一座座丰碑，诠释着中华文化中的民族精神！

终于，1912，风云突变。百年了，辫子该剪了，教材该换了，中国该醒了。

中国要崛起，就必须破除愚昧无知，新一代中国人用新的文化沐浴着新生的中国，五四风雷席卷大地，抗战洪流力挽狂澜。经过了百年屈辱，新中国站起来了，她环顾四周，百废待兴，今后的中华民族何去何从，借用主席的一句话“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