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建设

第一篇：加强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建设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

设的实施意见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凸显，对敌斗争复杂，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减少社会对立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是保障和促进发展的需要，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需要。实践表明，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资源，建立“三大调解”相互衔接、整体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手段。为进一步推动和谐沙雅、平安沙雅建设，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县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稳定沙雅县为目标，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立足源头预防，立足抓早抓小，坚持调解优先，突出基层和行业（部门）重点，充分发挥并有效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维稳机构综合协调，司法行政、法制部门和人民法院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二）基本原则。合法自愿、公正高效、便民利民。

（三）工作目标。实现“四下降、三提高、两不出现、一个确保”。即：建成覆盖城乡每一个村（社区）、组和各

级各部门及各行业的调解组织网络。民转刑案件、民事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信访案件下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民商事案件调解率、行政信访案件调解率提高；已通过调节的社会矛盾纠纷不出现重大群体性事件和民转刑命案，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力争小纠纷不出村（社区）、大纠纷不出乡（镇）场、疑难纠纷不出县，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本地本部门、化解在萌芽状态，力争非正常上访零进京、少到自治区，确保不发生在全国、全自治区、全地区有影响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二、健全“大调解”工作网络

（四）建立县“一办四中心”调解机构。成立全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负责大调解的政策调研、组织推动、综合协调、督查考核，各乡（镇）场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县司法局建立县人民调解指导中心，负责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督查、考核、培训；在县政府法制办建立县行政调解指导中心，负责行政调解工作的指导、督查、考核、培训；在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建立司法调解中心，负责管辖范围案件的调解，县人民法院同时负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业务指导；在县信访局建立县信访群众疏导调解中心，负责上访群众矛盾纠纷的调解、疏导和分流。

（五）建立健全乡（镇）场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

成立县、乡两级“大调解”协调中心，主要负责排

查辖区内矛盾纠纷、收集掌握工作信息、整合调解力量、协调处理重大矛盾纠纷、培训辖区调解员。协调中心在同级“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六）健全村（社区）调解室。健全村（社区）调解组织和工作机构，扩大调解网络，负责本辖区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和信息上报。

（七）建立行政机关调解中心（室）。县级各部门（包括其他具有行政职权的组织）要建立调解中心（室），负责对涉及本单位和本系统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和信息上报。

（八）扩大调解网络覆盖面。全县工业园区、规模以上企业年内全部建立调解组织，积极推进医院、学校、市场等调解组织建设，努力做到“哪里有群众，那里就有调解组织”。

三、健全“大调解”协调运行机制

（九）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坚持乡（镇）场每半月排查本辖区矛盾纠纷隐患，建立排查登记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坚持适时分析研判本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制定工作预案并及时上报；完善组、村（社区）、乡（镇）场三级逐级调处三次的“三三调解制”，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本地本级；要充分运用平等协商、说服教育、规劝疏导等手段化解矛盾纠纷，不轻易将矛盾纠纷引入行政裁决和司法渠道；对调解不成的或有可能激化的，要主动衔接、及时报告。

（十）充分发挥行政机构的调解作用。县级各部门（包括其他具有行政职权的组织）要坚持调解先行，充分发挥政治、组织、管理优势，强化调解意识，履行调解职能，综合利用经济、行政、政策、法律、教育等手段处理行政纠纷和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确保95%以上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单位和系统内部，避免进入诉讼和上访渠道。坚持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制度，县委、县政府领导每天轮流到县群众工作中心接访，乡（镇）场领导干部每天坐班接访，县民政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公安局等与民生利益直接相关的县级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每天轮流接访；完善干部下访制度，组建县级下访工作组和行业、部门下访工作组，采取统一组织和分散组织的方式，坚持开展下访活动，及时排查和化解矛盾纠纷；建立行政机关“接待人员调、责任科室调、分管领导调、主要领导调”的四级调解机制，重大疑难案件由“一把手”亲自主持调解；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的矛盾纠纷由最初受理的部门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协调解决，协调不成的，由县行政调解指导中心协调处理。

（十一）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后盾作用。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的全过程，建立立案、审判、申请再审阶段的调解制度，大力推行立案调解、行政案件协调及执行和解，积极探索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强诉前分流，对直接起诉到县人民

法院的案件，要积极引导当事人进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渠道，或委托相关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尽量把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县人民检察院要加大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息诉和调解力度，大力提高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促成和解率。

（十二）健全“大调解”衔接联动机制。坚持既相对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衔接、整体联动的原则，畅通“三大调解”之间的流程，建立健全调处材料移交、立案前告知调解、审理中委托调解和邀请调解、联席会议、信息通报和工作交流等工作制度；整合调解力量，建立健全调解指导员制度、调解员担任陪审员制度、特邀调解员制度；加强“三大调解”的效力衔接，对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法律效力；对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视情况组建县级包案工作组进行调处；建立“大调解”与司法裁判、行政裁决（仲裁）、信访工作对接渠道，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

四、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保障机制

（十三）加强组织保障。实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建立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副书记任常务副组长，政法委书记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分管（联系）领导任副组长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县级领导任组长的乡（镇）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督导组和重点行政部门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部门（行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指导组，加强对工作的督查和指导。乡（镇）场要建立党委书记任组长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综治办。县直各部门也要成立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企事业单位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由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督办。

（十四）加强人员保障。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主任由县委政法委书记兼任，乡（镇）场协调中心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县、乡两级协调中心、县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县行政调解指导中心、县司法调解指导中心、县信访群众疏导中心分别配备一名专职副主任（副科职），负责日常工作。县“大调解”协调中心、县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县司法调解指导中心、县信访群众疏导中心各配备2名工作人员，县行政调解指导中心配备1名工作人员。行政单位调解中心（室）主任由单位主要领导兼任，确定专人负责。配齐配强村（社区）、企事业单位调解人员。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组建人民陪审员库、调解员库、特邀调解员库、调解志愿者库、调解联络员库，加强对调解队伍教育、培训、管理，努力提高其综合素质。

第二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变革不断加剧，社会结构持续复杂，当今社会已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纠纷多发期。如何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要面对也必须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而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既是新时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举措，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执政为民的实际体现。

一、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历史传统及发展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平衡、中庸的传统及和谐的价值取向,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地以寻求调和为正道。“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 最早的出现可追溯到我国的西周时期，而且一直在官方和民间都以不同的形态得到延续不断的运用和发展。我国古代官制中就有“调人”和“地官”的设置,其职责是“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这就是当时的官府调解。另外,因当时的社会基层中宗族的巨大影响和长期存在，有了纠纷常常邀请宗族族长或者长老亲友和一些办事公道的人出面调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间调解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

会暂行组织通则》，它的颁布施行是我国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调解制度在我国最终确立。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民调解制度，把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调解”对于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之间的民事、经济活动急剧增加，纠纷也日益增多和复杂化，加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及社会法制观念的变迁，传统的单一的调解制度越来越难以完成其新时期的使命。

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据法律分别做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新时期的人民调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国人民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网络,强化社会联动调处，将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009年6月，有关部门又提出了《积极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全面推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意见》。由此“大调解”作为一项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二、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区调解工作的探索实践，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主要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位一体构成。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进行归劝和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司法调解是指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行政调解是在国家行政机关的主持下，在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通过对争议双方的说服劝导，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虽然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但由于其性质、范围、效力的各有不同，造成单一的调处模式和手段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人民调解虽然因其“民间性、自治性”的特性而

具有简便、快捷、高效、普遍的优势，但也正是由于其“民间性”，使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调解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行政调解由于其以政府部门为依托，较易为纠纷当事人信服，而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由行政调解的纠纷大都能顺利解决。但是，通过行政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同样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如果双方不能自觉履行，其效果的实现同样面临考验。而司法调解，虽然其调解结果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由于其“不告不理”的司法属性，造成调解受理渠道相对单一，调解成本偏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调解的调处效果。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现实需求和意义

（一）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

为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社会管理成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多次制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要求。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也是我们党以文件的形式对“大调解”格局的形式、方法和目的进行的详细阐述和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各级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一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从 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数量急剧上升，大量的上访、群访事件层出不穷。而单一的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又各有其局限性，很难彻底的解决问题。为此，只有统筹协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构建“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大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并通过“大调解”机制的运转，有效调动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种社

会资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矛盾纠纷化解处理格局，才能积极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节约社会管理成本，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同样也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充分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实现多种社会管理形式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既可以提高社会管理效率，节约社会管理成本，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也可以相应的减轻群众诉累，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真正做到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其他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经验

在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我国很多地区探索出了很多实际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就积极汇聚多元调解力量，集中各方服务资源，合力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广泛发动政法干警、律师、法学教育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以志愿者身份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调解工作，及时、就近为群众提供公正且低成本的矛盾纠纷

解决途径，使得社会矛盾在初始阶段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再如杭州，也总结出了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靠创新依法处置社会矛盾这三条基本经验。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诉调衔接工作机制；建立了医疗纠纷调委会、物业纠纷调委会等专业调解组织。

五、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具体思路

（一）成立组织，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网络。建立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司法、行政为主体，各类资源有机整合的组织模式，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真正实现“三调联动”。成立专门组织，统一接待，统一受案，统一协调各调解单位，形成调解合力。

（二）发挥专长，建立专项调处队伍。

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矛盾纠纷类型、程度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医患纠纷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综合性等新特征，而且这些纠纷内容多元化、涉及的专业知识多、对法律政策理解要求高。针对这一情况，就要求我们组织建立专业性强的矛盾纠纷调处队伍，聘请专业人员，有针对性的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通过矛盾双方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三）实行首办负责制度，切实保证社会矛盾不出门。充分利用“大调解”网络，实行首办负责制度，社会矛盾纠纷发现在哪个环节，哪个环节就要一抓到底，积极协调其他调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不只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中转站”更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第三篇：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工作意见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工作意见

办事处、各村（社区居委会）、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大调解机制建设，加强全镇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根据中共常熟市委办公室、常熟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常办发〔2008〕52号）文件精神，现就深入推进我镇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提出如下工作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上级关于深入推进大调解机制建设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着力完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结合的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主渠道作用，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为深化“平安支塘”、“法治支塘”建设，实现支塘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工作目标：通过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广泛组织动员司法、行政和社会力量，进一步重视调解基础建设，提高调解队伍素质，健全调解组织网络，规范调解运作机制，增强调解处置能力，充分发挥调解手段的优势，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促进不同主体在全社会中的和谐相处，使大调解工作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坚强防线。

二、运作机制

建立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及时分析社会稳定形势，了解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规律特点，组织开展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强各成员单位在社会矛盾排查调处工作中的协调沟通，研究解决跨部门的相关问题；总结和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协调解决本地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加强工作指导和督查，对调处不力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部门和单位实施责任追究。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

镇调处服务中心的职责。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有关调解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研究制定辖区内大调解工作计划、工作制度、目标管理和考评办法；接待群众来电来信来访，提供法律咨询，做好矛盾纠纷受理和调处工作；完成市调处服务中心分流交办的矛盾纠纷；组织指导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工作，主持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调处；组织对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考核；对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等组织听证对话；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社会稳定工作信息，定期分析并通报辖区内大调解工作情况，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经验。

镇调处服务中心的运作。镇调处服务中心依托镇综治中心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主要承担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镇调处服务中心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对本辖区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实行分级分类调处，加强排查落实，注重提前介入，实行归口办理。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国土、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参与调处服务中心工作，对于本部门归口管理的矛盾纠纷，要及时调处化解。

镇调处服务中心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调处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本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职调解员。针对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保护、婚姻家庭等多发性矛盾纠纷的类型和特点,依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分别成立相应调处工作小组，专门负责相关类型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

镇调处服务中心要建立排查分析、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调调度、检查督办、考核奖惩等运作流程。调解工作程序要有申请受理、调查、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回访等环节，需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应严格依照人民调解的有关规定操作。

（一）排查分析。镇调处服务中心收集汇总各村、各部门关于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的汇报，分析研究全镇社会矛盾纠纷的动态、特点和对策，强化对各村大调解工作的指导。定期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主要听取全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情况报告，讨论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突出问题，研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意见。

（二）接待受理。镇调处服务中心要设立专门的接待窗口，对受理的和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规范矛盾纠纷的接待受理。

（三）分流指派。镇调处服务中心对所有接访受理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根据实际情况对调解案件可直接进行调处，对信访案件分流移交到各专门调处工作小组调处。

（四）协调调度。镇调处服务中心对一些涉及跨部门的、与多个行政部门有关的、牵涉面广影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可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联合调处，形成合力迅速化解矛盾。

（五）检查督办。镇调处服务中心定期对各村、部门的调解工作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及时了解掌握调处进度和调处结果。每月通报分流指派案件的调处情况。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应以适当方式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应及时通报批评，限期整改。

镇调处服务中心要做到“三个独立”，即：有独立的办公场所、独立的工作人员和独立的工作经费，调处服务中心的规范化建设一方面要符合《苏州市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标准（试行）》要求，另一方面要体现调处服务中心的职能。总体要求是，在符合苏州市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六有”、“六统一”标准，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例会制度、业务学习、纠纷排查、重大纠纷快报、纠纷登记、信息上报及统计、档案管理、岗位责任、当事人回访、总结评比等十项工作制度基础上，着重强化建立排查报告、包案负责、首问责任、办结反馈等制度。

一是建立排查报告制。要建立组信息员、村(社区居委会)调委会、镇调处服务中心三级排查预警网络。村(社区居委会)调委会每月进行一次纠纷排查，重要节日和敏感时期必须及时排查，并将排查结果上报镇调处服务中心。

二是建立包案负责制。根据矛盾纠纷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实施分级分类调处。

（一）分级调处。分为A、B、C三级。A级矛盾：针对相关政策因素引起的矛盾，如征（使）用土地补偿、拆迁安置等涉及人员众多、面上影响较大的矛盾，归口分管领导牵头负责调处，办事处属地参与调处；B级矛盾：针对择区建房、劳资纠纷等涉及人员较多、在一定区域有影响的共性矛盾，交业务分管领导牵头负责调处，镇调处服务中心协助和督办，办事处属地参与调处；C级矛盾：邻里纠纷等单一性、偶发性矛盾，以条线处理为主，落实业务部门（行政村）归口办理，镇调处服务中心协助和督办。以上三级矛盾，由中心提供镇主要领导批示后落实相关办理人负责调处。调处过程分别由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调处服务中心进行动态督查。

（二）分类化解。镇分别成立劳资纠纷、环境保护、村镇建设（含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含土地承包）、婚姻家庭（邻里）等五个专门调处工作小组，对相关矛盾纠纷分类化解。牢固树立守土有责的大局观，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纠纷不激化”。三是建立办结反馈制。对于镇调处服务中心受理的调解案件和分流指派的信访案件，一般性矛盾纠纷须在15日内办结，重大、疑难、复杂性矛盾纠纷须在30日内办结，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但不能超过60日。办理结果必须向镇调处服务中心报告。

三、加强人民调解的基础建设

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居委会）、企事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区域性、行业性为节点的新型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巩固和完善镇、村（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要切实按照上级业务部门要求和《苏州市人民调解办法》的规定，严格人民调解员的选聘条件，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程序、内部管理和业务开展。要大力推进行业性、区域性、专业性和特殊群体、重点领域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逐步在矛盾纠纷多发的领域和部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

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要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队伍素质，加强对现有调解员的业务培训、等级评定、分级管理。调处服务中心要按照“分级负责、条块结合、重在实效”的原则，采取各种形式，对调解员进行定期业务培训、考核，确保每年对调解人员培训一次以上。同时注意吸纳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士，不断提高调解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激发人民调解工作活力。创新人民调解激励机制，保证调解员的奖励、补助经费，增强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及时研究、探讨人民调解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协助政府搞好人民调解组织的管理，不断提高人民解调员队伍的凝聚力，推动人民调解软硬件建设的同步发展。

四、拓宽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对接机制

完善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对接机制。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衔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2005〕314号）的有关规定，通过诉前告知调解、诉中委托调解、吸收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等，实现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对接，逐步建立法院附设诉前民调机制，在稳妥有序的原则下，逐步扩大诉前调解的规模，同时对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现阶段不宜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特殊矛盾，更多地将其纳入诉前调解程序。同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要积极拓展人民调解与工会、妇联等组织的工作对接，发挥工会、妇联在调处劳资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五、加强大调解机制建设的领导和基础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把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作为“平安支塘”建设的重中之重，切实重视、关注大调解工作。各村要把大调解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对于推进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要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

落实经费保障。要切实加大对大调解工作的保障力度，镇财政要将大调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地方财力的增长和实际工作需要而逐年提高，努力为调解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确保人员、经费、设施、办公场所落实到位。要认真贯彻省财政厅、司法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的通知》（苏财行〔2007〕47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调处服务中心的日常开支、培训、表彰、奖励等经费，镇财政均应安排一定经费确保大调解工作正常开展。司法行政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对大调解机制建设的业务指导和管理作用。

第四篇：大调解机制研究

大调解机制研究

摘要：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调解和判决一样都是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市场化，全国各方面、多层次的矛盾并存相随且日益凸显。并且，由于长期以来各调解方式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衔接、配合、沟通机制，在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为此，构建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组织协调、有关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就成了实践中及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大调解机制产生的背景，内容等方面来阐述我国大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大调解机制，调解，解决纠纷，矛盾，背景，实践，一、大调解机制的背景

我国的调节文化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萌芽，那时人们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等解决社会矛盾。在其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调解文化都有体现和发展。建国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通过各种法律制度确定了我国的调节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方式，如今很多地方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各种问题，往往首先表现为复杂而频发的矛盾纠纷。面对这种形势，近年来，包括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在内的各有关机构组织，正在致力于通过分工与协调建构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但从法律视角看，目前我们所建立的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及其调处中心，其实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但是我们的“大调解”机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二、大调解机制的内容

大调解机制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这四种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一）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人民调解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如家庭成员之间，企业之间，职工与单位之间的纠纷。但是，《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二）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是法院做出的调解，调解书生效后有强制执行力。司法调解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古人强调“和为贵”，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司法调解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法官眼里，除了一部分重大刑事案件外，许多案件从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纠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求既解决矛盾，又使双方不致于破裂，还能和谐共处。一些案件判决后，双方成了仇敌，好朋友也反目。两个企业本来有很好的经济联系，因为一场纠纷最后中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运用司法调解，可以把原有关系继续维持下来，不致于矛盾加剧，关系僵化。这就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三)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一种方法。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管辖范围内的行政纠纷，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合理地、彻底地解决纠纷矛盾。行政调解协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它的性质是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对合同的规定来处理相关问题，并按照法律对合同的有关规定对消费者进行进一步的保护。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相比，同人民调解一样，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

（四）社会调解

社会调解是我国正在建立的一种调解机制。是根据前三种调解的不足总结发展起来的。是为了弥补前三种调解方式的不足和漏洞。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大调解机制。社会调解主要是针对广大消费群体，也就是消费者的。主要方式有在商业集中区建立调解办公室等。因为在商场等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矛盾冲突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往往消费者维权困难，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在这些地方设立调解办公室等，就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加方便人民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三、我国大调解机制的不足

我国目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率上升，上诉率、上访率也随之上升。人民法院疲于应对大量的申诉、上访，不堪重负。同时，案件审判并未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需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受到挑战

建立“大调解”机制，整和各类调解资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是应对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显现、人民内部矛盾呈高发态势的创新途径。但是，我国的大调解机制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

(一)相应的配套机制不完善

大调解 不是只进行调解，还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比如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定期排查与经常性排查相结合、重大、疑难纠纷的报告制度（保障信息通畅）考核奖惩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二）经费保障机制难以落实

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去主动上门到事情纠纷发生的地方去进行调解，这可能会产生成本上的问题，没有经费上的支持，恐怕制度会虚置。

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经费保障应该有统一的政策规定和法律保障。“大调解”工作经费应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保障调解工作经费和调解员报酬得到落实。问题：对于社区调解中的个人自愿调解或由行业组织或集体推举的调解员的工资报酬问题如何解决。

（三）监督机制缺乏

由于我国大调解机制方面监督机制的缺乏，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我们应该对在大调解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经营者的不诚信问题、个别行政机关消极执法行为，可进行调解建议，司法建议。对于经营者的行为，可要求相关部门行使处罚权，至于行政机关则由检察机关进行督促改进，由此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机制。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促使行政权等公权力依法运作。

综上所述，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下建立起来的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符合的调解机制，有助于我们解决纠纷和矛盾。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同时各级党和政府积极配合，使大调解机制发展得到稳定的经费保障，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大调解机制。参考文献：

[1] 尹少成.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关于废除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思考[J].怀化学院学报,2011,(1)[2] 张敬思 《中州学刊》 2010 第5期-维普资讯网

[3] 齐爱军.和谐社会下的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J].邢台学院学报,2006,(4).[4]

[5] ]何亚军,施春军.我国调解制度的反思和完善——兼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协调与整合[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3).[6 ]刘刚.从司法ADR视角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D].华东政法学院: 华东政法学院,2006

第五篇：大调解机制研究

大调解机制研究

摘要：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调解和判决一样都是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市场化，全国各方面、多层次的矛盾并存相随且日益凸显。并且，由于长期以来各调解方式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衔接、配合、沟通机制，在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为此，构建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组织协调、有关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就成了实践中及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大调解机制产生的背景，内容等方面来阐述我国大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大调解机制，调解，解决纠纷，矛盾，背景，实践，一、大调解机制的背景

我国的调节文化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萌芽，那时人们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等解决社会矛盾。在其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调解文化都有体现和发展。建国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通过各种法律制度确定了我国的调节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方式，如今很多地方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各种问题，往往首先表现为复杂而频发的矛盾纠纷。面对这种形势，近年来，包括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在内的各有关机构组织，正在致力于通过分工与协调建构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但从法律视角看，目前我们所建立的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及其调处中心，其实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但是我们的“大调解”机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二、大调解机制的内容

大调解机制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这四种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一）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人民调解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如家庭成员之间，企业之间，职工与单位之间的纠纷。但是，《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二）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是法院做出的调解，调解书生效后有强制执行力。司法调解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古人强调“和为贵”，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司法调解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法官眼里，除了一部分重大刑事案件外，许多案件从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纠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求既解决矛盾，又使双方不致于破裂，还能和谐共处。一些案件判决后，双方成了仇敌，好朋友也反目。两个企业本来有很好的经济联系，因为一场纠纷最后中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运用司法调解，可以把原有关系继续维持下来，不致于矛盾加剧，关系僵化。这就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三)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一种方法。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管辖范围内的行政纠纷，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合理地、彻底地解决纠纷矛盾。行政调解协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它的性质是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对合同的规定来处理相关问题，并按照法律对合同的有关规定对消费者进行进一步的保护。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相比，同人民调解一样，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

（四）社会调解

社会调解是我国正在建立的一种调解机制。是根据前三种调解的不足总结发展起来的。是为了弥补前三种调解方式的不足和漏洞。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大调解机制。社会调解主要是针对广大消费群体，也就是消费者的。主要方式有在商业集中区建立调解办公室等。因为在商场等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矛盾冲突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往往消费者维权困难，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在这些地方设立调解办公室等，就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加方便人民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三、我国大调解机制的不足

我国目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率上升，上诉率、上访率也随之上升。人民法院疲于应对大量的申诉、上访，不堪重负。同时，案件审判并未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需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受到挑战

建立“大调解”机制，整和各类调解资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是应对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显现、人民内部矛盾呈高发态势的创新途径。但是，我国的大调解机制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

(一)相应的配套机制不完善

大调解 不是只进行调解，还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比如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定期排查与经常性排查相结合、重大、疑难纠纷的报告制度（保障信息通畅）考核奖惩

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二）经费保障机制难以落实

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去主动上门到事情纠纷发生的地方去进行调解，这可能会产生成本上的问题，没有经费上的支持，恐怕制度会虚置。

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经费保障应该有统一的政策规定和法律保障。“大调解”工作经费应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保障调解工作经费和调解员报酬得到落实。问题：对于社区调解中的个人自愿调解或由行业组织或集体推举的调解员的工资报酬问题如何解决。

（三）监督机制缺乏

由于我国大调解机制方面监督机制的缺乏，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我们应该对在大调解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经营者的不诚信问题、个别行政机关消极执法行为，可进行调解建议，司法建议。对于经营者的行为，可要求相关部门行使处罚权，至于行政机关则由检察机关进行督促改进，由此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机制。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促使行政权等公权力依法运作。

综上所述，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下建立起来的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符合的调解机制，有助于我们解决纠纷和矛盾。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同时各级党和政府积极配合，使大调解机制发展得到稳定的经费保障，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参考文献：

[1] 尹少成.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关于废除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思考[J].怀化学院学报,2011,(1)

[2] 张敬思 《中州学刊》 2010 第5期-维普资讯网

[3] 齐爱军.和谐社会下的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J].邢台学院学报,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