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对策（5篇）

第一篇：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对策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对策

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化，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数量趋多、主体多元、原因复杂、处理难度加大等新特点。如何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对策，主要是从矛盾调处工作领导机制、预防机制、排查机制、应急机制、激励机制等五方面予以健全和完善。关键词：健全 社会矛盾 调解机制 对策

随着改革的深化，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数量趋多、主体多元、原因复杂、处理难度加大等新特点。如何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发展变化,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并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地方社会经济事业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矛盾纠纷涉及的部门、领域、范围都在不断地增多和扩大，为此，新时期要及时有效调处社会矛盾纠纷，必须建立健全多管齐下、全面系统的矛盾预防预警机制。首先，要落实责任。各级领导应高度重视，加大工作力度，把对矛盾调处的任务分解到各部门机关领导的肩上，认真落实领导、部门、个人责任，认真研究解决的办法和措施，有针对性地制定周密的工作预案，落实各种行之有效、以人为本的防控、稳控措施。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应积极做好前瞻性研究和科学预测，在作出重大的决策部署前，特别是在事关群众利益的民生问题上，要充分考虑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提前准备，超前预防，科学决策，决策过程要实现“三化”，即：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力争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其次，要齐抓共管。各部门、各单位务必做到有专人和专门机构负责矛盾调处工作，并有完善的执行制度，严格按制度行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纵向联合、上下贯通、多管齐下、全面系统的人民内部矛盾预防调处工作网络与预防机制。第三，要夯实基础。必须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强化对矛盾纠纷的有效预防和调处。要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农村调委会的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第一线的核心作用，同时，建立完善社会矛盾纠纷的信息员队伍，充分发挥综治协管员、平安中心户长的基层网络优势，及时提供信息，及时排查调处，以确保能对矛盾纠纷进行精心排查和积极处置。第四，要加强创新。要适应当前社会形势的发展，积极探索建立简捷、灵敏、快速、适应群众需要的新型矛盾调处载体。充分发挥基层司法组织及律师、公证机构等各类组织和社会团体、协会、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化解处置矛盾中的作用，尽量减少政府与群众的直接冲突。强化信访工作，坚持县级领导以及乡镇领导接待日制度，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进一步开辟政府与民众、干部与群众的多种协商对话形式，建立理性的社会沟通系统。建立健全信访、人民调解、法律咨询接待站、法律援助中心、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等各类组织，并开通法律服务热线、调解热线、受理热线等，及时为预防调处矛盾服务。

三是建立健全高效规范排查调处机制。要积极利用和整合社会资源，进一步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工作格局，健全完善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机制，使各类矛盾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一要完善矛盾纠纷的接收受理机制。要在完善村级调委会的调解矛盾纠纷工作运作机制的基础上，把现有的乡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合并在综治服务中心，在综治服务中心下设矛盾纠纷调解室，提供为民便民的纠纷调解服务窗口，对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统一受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以便第一时间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综治服务中心及其矛盾纠纷调解室应该坚持日常排查、定期排查、专项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的方式，认真排查矛盾纠纷多发的领域、行业和群体，按照“抓早、抓小、抓苗头”的原则及时妥善处置。二要搞好矛盾纠纷的交办分流。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受理、交办、承办、督办、销账制度，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纠纷解决责任予以分清、把纠纷解决路径予以疏通，切实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和调处时限、调处要求。要加强督办和责任查究，对因制度不健全、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得力导致矛盾纠纷突出的地区、部门和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视情予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限期整改”、“黄牌警告”直至“一票否决”。三要建立完善矛盾纠纷运行制度。建立健全调解资源共享机制、案件信息通报制度、联动调解工作制度、跟踪督查回访制度和责任查究制度，同时，健全完善其他一些与矛盾化解处置工作密切相关的规章和制度。如矛盾纠纷登记制度、信息报送报告制度、分流督办制度、检查考核制度、研究预测制度等。通过这些规章制度，努力将分工负责与联合化解处置相结合，将属地管理与集中化解处置相结合，将按程序化解处置与急事急调、特事特办相结合，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使矛盾调处工作落到实处，形成高效、规范的工作机制。

四是建立健全控制有力应急处置机制。要制定应急处置机制和防控预案，有效应对突发性、群体性矛盾冲突。对于一些影响面广、危害性大的社会矛盾，必须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应急矛盾调处机制，依法果断坚决、迅速稳妥化解处置，尽最大努力防止其扩大蔓延，把它们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要严格依法办事，讲究策略方法，区分情况分类处置。

第二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变革不断加剧，社会结构持续复杂，当今社会已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纠纷多发期。如何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要面对也必须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而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既是新时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举措，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执政为民的实际体现。

一、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历史传统及发展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平衡、中庸的传统及和谐的价值取向,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地以寻求调和为正道。“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 最早的出现可追溯到我国的西周时期，而且一直在官方和民间都以不同的形态得到延续不断的运用和发展。我国古代官制中就有“调人”和“地官”的设置,其职责是“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这就是当时的官府调解。另外,因当时的社会基层中宗族的巨大影响和长期存在，有了纠纷常常邀请宗族族长或者长老亲友和一些办事公道的人出面调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间调解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

会暂行组织通则》，它的颁布施行是我国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调解制度在我国最终确立。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民调解制度，把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调解”对于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之间的民事、经济活动急剧增加，纠纷也日益增多和复杂化，加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及社会法制观念的变迁，传统的单一的调解制度越来越难以完成其新时期的使命。

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据法律分别做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新时期的人民调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国人民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网络,强化社会联动调处，将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009年6月，有关部门又提出了《积极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全面推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意见》。由此“大调解”作为一项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二、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区调解工作的探索实践，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主要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位一体构成。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进行归劝和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司法调解是指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行政调解是在国家行政机关的主持下，在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通过对争议双方的说服劝导，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虽然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但由于其性质、范围、效力的各有不同，造成单一的调处模式和手段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人民调解虽然因其“民间性、自治性”的特性而

具有简便、快捷、高效、普遍的优势，但也正是由于其“民间性”，使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调解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行政调解由于其以政府部门为依托，较易为纠纷当事人信服，而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由行政调解的纠纷大都能顺利解决。但是，通过行政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同样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如果双方不能自觉履行，其效果的实现同样面临考验。而司法调解，虽然其调解结果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由于其“不告不理”的司法属性，造成调解受理渠道相对单一，调解成本偏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调解的调处效果。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现实需求和意义

（一）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

为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社会管理成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多次制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要求。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也是我们党以文件的形式对“大调解”格局的形式、方法和目的进行的详细阐述和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各级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一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从 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数量急剧上升，大量的上访、群访事件层出不穷。而单一的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又各有其局限性，很难彻底的解决问题。为此，只有统筹协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构建“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大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并通过“大调解”机制的运转，有效调动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种社

会资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矛盾纠纷化解处理格局，才能积极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节约社会管理成本，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同样也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充分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实现多种社会管理形式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既可以提高社会管理效率，节约社会管理成本，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也可以相应的减轻群众诉累，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真正做到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其他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经验

在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我国很多地区探索出了很多实际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就积极汇聚多元调解力量，集中各方服务资源，合力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广泛发动政法干警、律师、法学教育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以志愿者身份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调解工作，及时、就近为群众提供公正且低成本的矛盾纠纷

解决途径，使得社会矛盾在初始阶段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再如杭州，也总结出了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靠创新依法处置社会矛盾这三条基本经验。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诉调衔接工作机制；建立了医疗纠纷调委会、物业纠纷调委会等专业调解组织。

五、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具体思路

（一）成立组织，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网络。建立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司法、行政为主体，各类资源有机整合的组织模式，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真正实现“三调联动”。成立专门组织，统一接待，统一受案，统一协调各调解单位，形成调解合力。

（二）发挥专长，建立专项调处队伍。

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矛盾纠纷类型、程度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医患纠纷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综合性等新特征，而且这些纠纷内容多元化、涉及的专业知识多、对法律政策理解要求高。针对这一情况，就要求我们组织建立专业性强的矛盾纠纷调处队伍，聘请专业人员，有针对性的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通过矛盾双方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三）实行首办负责制度，切实保证社会矛盾不出门。充分利用“大调解”网络，实行首办负责制度，社会矛盾纠纷发现在哪个环节，哪个环节就要一抓到底，积极协调其他调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不只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中转站”更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第三篇：加强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建设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

设的实施意见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凸显，对敌斗争复杂，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减少社会对立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是保障和促进发展的需要，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需要。实践表明，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资源，建立“三大调解”相互衔接、整体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手段。为进一步推动和谐沙雅、平安沙雅建设，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县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稳定沙雅县为目标，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立足源头预防，立足抓早抓小，坚持调解优先，突出基层和行业（部门）重点，充分发挥并有效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维稳机构综合协调，司法行政、法制部门和人民法院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二）基本原则。合法自愿、公正高效、便民利民。

（三）工作目标。实现“四下降、三提高、两不出现、一个确保”。即：建成覆盖城乡每一个村（社区）、组和各

级各部门及各行业的调解组织网络。民转刑案件、民事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信访案件下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民商事案件调解率、行政信访案件调解率提高；已通过调节的社会矛盾纠纷不出现重大群体性事件和民转刑命案，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力争小纠纷不出村（社区）、大纠纷不出乡（镇）场、疑难纠纷不出县，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本地本部门、化解在萌芽状态，力争非正常上访零进京、少到自治区，确保不发生在全国、全自治区、全地区有影响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二、健全“大调解”工作网络

（四）建立县“一办四中心”调解机构。成立全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附后），负责大调解的政策调研、组织推动、综合协调、督查考核，各乡（镇）场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县司法局建立县人民调解指导中心，负责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督查、考核、培训；在县政府法制办建立县行政调解指导中心，负责行政调解工作的指导、督查、考核、培训；在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建立司法调解中心，负责管辖范围案件的调解，县人民法院同时负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业务指导；在县信访局建立县信访群众疏导调解中心，负责上访群众矛盾纠纷的调解、疏导和分流。

（五）建立健全乡（镇）场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

成立县、乡两级“大调解”协调中心，主要负责排

查辖区内矛盾纠纷、收集掌握工作信息、整合调解力量、协调处理重大矛盾纠纷、培训辖区调解员。协调中心在同级“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六）健全村（社区）调解室。健全村（社区）调解组织和工作机构，扩大调解网络，负责本辖区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和信息上报。

（七）建立行政机关调解中心（室）。县级各部门（包括其他具有行政职权的组织）要建立调解中心（室），负责对涉及本单位和本系统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和信息上报。

（八）扩大调解网络覆盖面。全县工业园区、规模以上企业年内全部建立调解组织，积极推进医院、学校、市场等调解组织建设，努力做到“哪里有群众，那里就有调解组织”。

三、健全“大调解”协调运行机制

（九）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坚持乡（镇）场每半月排查本辖区矛盾纠纷隐患，建立排查登记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坚持适时分析研判本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制定工作预案并及时上报；完善组、村（社区）、乡（镇）场三级逐级调处三次的“三三调解制”，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本地本级；要充分运用平等协商、说服教育、规劝疏导等手段化解矛盾纠纷，不轻易将矛盾纠纷引入行政裁决和司法渠道；对调解不成的或有可能激化的，要主动衔接、及时报告。

（十）充分发挥行政机构的调解作用。县级各部门（包括其他具有行政职权的组织）要坚持调解先行，充分发挥政治、组织、管理优势，强化调解意识，履行调解职能，综合利用经济、行政、政策、法律、教育等手段处理行政纠纷和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确保95%以上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单位和系统内部，避免进入诉讼和上访渠道。坚持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制度，县委、县政府领导每天轮流到县群众工作中心接访，乡（镇）场领导干部每天坐班接访，县民政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公安局等与民生利益直接相关的县级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每天轮流接访；完善干部下访制度，组建县级下访工作组和行业、部门下访工作组，采取统一组织和分散组织的方式，坚持开展下访活动，及时排查和化解矛盾纠纷；建立行政机关“接待人员调、责任科室调、分管领导调、主要领导调”的四级调解机制，重大疑难案件由“一把手”亲自主持调解；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的矛盾纠纷由最初受理的部门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协调解决，协调不成的，由县行政调解指导中心协调处理。

（十一）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后盾作用。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的全过程，建立立案、审判、申请再审阶段的调解制度，大力推行立案调解、行政案件协调及执行和解，积极探索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加强诉前分流，对直接起诉到县人民

法院的案件，要积极引导当事人进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渠道，或委托相关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尽量把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县人民检察院要加大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息诉和调解力度，大力提高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促成和解率。

（十二）健全“大调解”衔接联动机制。坚持既相对独立、各司其职，又相互衔接、整体联动的原则，畅通“三大调解”之间的流程，建立健全调处材料移交、立案前告知调解、审理中委托调解和邀请调解、联席会议、信息通报和工作交流等工作制度；整合调解力量，建立健全调解指导员制度、调解员担任陪审员制度、特邀调解员制度；加强“三大调解”的效力衔接，对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法律效力；对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视情况组建县级包案工作组进行调处；建立“大调解”与司法裁判、行政裁决（仲裁）、信访工作对接渠道，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

四、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保障机制

（十三）加强组织保障。实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建立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副书记任常务副组长，政法委书记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分管（联系）领导任副组长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县级领导任组长的乡（镇）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督导组和重点行政部门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部门（行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指导组，加强对工作的督查和指导。乡（镇）场要建立党委书记任组长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综治办。县直各部门也要成立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企事业单位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由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督办。

（十四）加强人员保障。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主任由县委政法委书记兼任，乡（镇）场协调中心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县、乡两级协调中心、县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县行政调解指导中心、县司法调解指导中心、县信访群众疏导中心分别配备一名专职副主任（副科职），负责日常工作。县“大调解”协调中心、县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县司法调解指导中心、县信访群众疏导中心各配备2名工作人员，县行政调解指导中心配备1名工作人员。行政单位调解中心（室）主任由单位主要领导兼任，确定专人负责。配齐配强村（社区）、企事业单位调解人员。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组建人民陪审员库、调解员库、特邀调解员库、调解志愿者库、调解联络员库，加强对调解队伍教育、培训、管理，努力提高其综合素质。

第四篇：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工作意见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工作意见

办事处、各村（社区居委会）、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大调解机制建设，加强全镇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根据中共常熟市委办公室、常熟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常办发〔2008〕52号）文件精神，现就深入推进我镇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提出如下工作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上级关于深入推进大调解机制建设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着力完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结合的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主渠道作用，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为深化“平安支塘”、“法治支塘”建设，实现支塘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工作目标：通过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广泛组织动员司法、行政和社会力量，进一步重视调解基础建设，提高调解队伍素质，健全调解组织网络，规范调解运作机制，增强调解处置能力，充分发挥调解手段的优势，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促进不同主体在全社会中的和谐相处，使大调解工作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坚强防线。

二、运作机制

建立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及时分析社会稳定形势，了解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规律特点，组织开展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强各成员单位在社会矛盾排查调处工作中的协调沟通，研究解决跨部门的相关问题；总结和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协调解决本地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加强工作指导和督查，对调处不力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部门和单位实施责任追究。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

镇调处服务中心的职责。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有关调解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研究制定辖区内大调解工作计划、工作制度、目标管理和考评办法；接待群众来电来信来访，提供法律咨询，做好矛盾纠纷受理和调处工作；完成市调处服务中心分流交办的矛盾纠纷；组织指导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工作，主持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调处；组织对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考核；对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等组织听证对话；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社会稳定工作信息，定期分析并通报辖区内大调解工作情况，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经验。

镇调处服务中心的运作。镇调处服务中心依托镇综治中心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主要承担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镇调处服务中心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对本辖区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实行分级分类调处，加强排查落实，注重提前介入，实行归口办理。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国土、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参与调处服务中心工作，对于本部门归口管理的矛盾纠纷，要及时调处化解。

镇调处服务中心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调处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本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职调解员。针对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保护、婚姻家庭等多发性矛盾纠纷的类型和特点,依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分别成立相应调处工作小组，专门负责相关类型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

镇调处服务中心要建立排查分析、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调调度、检查督办、考核奖惩等运作流程。调解工作程序要有申请受理、调查、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回访等环节，需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应严格依照人民调解的有关规定操作。

（一）排查分析。镇调处服务中心收集汇总各村、各部门关于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的汇报，分析研究全镇社会矛盾纠纷的动态、特点和对策，强化对各村大调解工作的指导。定期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主要听取全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情况报告，讨论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突出问题，研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意见。

（二）接待受理。镇调处服务中心要设立专门的接待窗口，对受理的和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规范矛盾纠纷的接待受理。

（三）分流指派。镇调处服务中心对所有接访受理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根据实际情况对调解案件可直接进行调处，对信访案件分流移交到各专门调处工作小组调处。

（四）协调调度。镇调处服务中心对一些涉及跨部门的、与多个行政部门有关的、牵涉面广影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可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联合调处，形成合力迅速化解矛盾。

（五）检查督办。镇调处服务中心定期对各村、部门的调解工作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及时了解掌握调处进度和调处结果。每月通报分流指派案件的调处情况。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应以适当方式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应及时通报批评，限期整改。

镇调处服务中心要做到“三个独立”，即：有独立的办公场所、独立的工作人员和独立的工作经费，调处服务中心的规范化建设一方面要符合《苏州市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标准（试行）》要求，另一方面要体现调处服务中心的职能。总体要求是，在符合苏州市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六有”、“六统一”标准，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例会制度、业务学习、纠纷排查、重大纠纷快报、纠纷登记、信息上报及统计、档案管理、岗位责任、当事人回访、总结评比等十项工作制度基础上，着重强化建立排查报告、包案负责、首问责任、办结反馈等制度。

一是建立排查报告制。要建立组信息员、村(社区居委会)调委会、镇调处服务中心三级排查预警网络。村(社区居委会)调委会每月进行一次纠纷排查，重要节日和敏感时期必须及时排查，并将排查结果上报镇调处服务中心。

二是建立包案负责制。根据矛盾纠纷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实施分级分类调处。

（一）分级调处。分为A、B、C三级。A级矛盾：针对相关政策因素引起的矛盾，如征（使）用土地补偿、拆迁安置等涉及人员众多、面上影响较大的矛盾，归口分管领导牵头负责调处，办事处属地参与调处；B级矛盾：针对择区建房、劳资纠纷等涉及人员较多、在一定区域有影响的共性矛盾，交业务分管领导牵头负责调处，镇调处服务中心协助和督办，办事处属地参与调处；C级矛盾：邻里纠纷等单一性、偶发性矛盾，以条线处理为主，落实业务部门（行政村）归口办理，镇调处服务中心协助和督办。以上三级矛盾，由中心提供镇主要领导批示后落实相关办理人负责调处。调处过程分别由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调处服务中心进行动态督查。

（二）分类化解。镇分别成立劳资纠纷、环境保护、村镇建设（含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含土地承包）、婚姻家庭（邻里）等五个专门调处工作小组，对相关矛盾纠纷分类化解。牢固树立守土有责的大局观，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纠纷不激化”。三是建立办结反馈制。对于镇调处服务中心受理的调解案件和分流指派的信访案件，一般性矛盾纠纷须在15日内办结，重大、疑难、复杂性矛盾纠纷须在30日内办结，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但不能超过60日。办理结果必须向镇调处服务中心报告。

三、加强人民调解的基础建设

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居委会）、企事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区域性、行业性为节点的新型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巩固和完善镇、村（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要切实按照上级业务部门要求和《苏州市人民调解办法》的规定，严格人民调解员的选聘条件，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程序、内部管理和业务开展。要大力推进行业性、区域性、专业性和特殊群体、重点领域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逐步在矛盾纠纷多发的领域和部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

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要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队伍素质，加强对现有调解员的业务培训、等级评定、分级管理。调处服务中心要按照“分级负责、条块结合、重在实效”的原则，采取各种形式，对调解员进行定期业务培训、考核，确保每年对调解人员培训一次以上。同时注意吸纳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士，不断提高调解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激发人民调解工作活力。创新人民调解激励机制，保证调解员的奖励、补助经费，增强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及时研究、探讨人民调解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协助政府搞好人民调解组织的管理，不断提高人民解调员队伍的凝聚力，推动人民调解软硬件建设的同步发展。

四、拓宽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对接机制

完善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对接机制。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衔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2005〕314号）的有关规定，通过诉前告知调解、诉中委托调解、吸收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等，实现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对接，逐步建立法院附设诉前民调机制，在稳妥有序的原则下，逐步扩大诉前调解的规模，同时对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现阶段不宜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特殊矛盾，更多地将其纳入诉前调解程序。同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要积极拓展人民调解与工会、妇联等组织的工作对接，发挥工会、妇联在调处劳资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五、加强大调解机制建设的领导和基础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把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作为“平安支塘”建设的重中之重，切实重视、关注大调解工作。各村要把大调解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对于推进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要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

落实经费保障。要切实加大对大调解工作的保障力度，镇财政要将大调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地方财力的增长和实际工作需要而逐年提高，努力为调解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确保人员、经费、设施、办公场所落实到位。要认真贯彻省财政厅、司法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的通知》（苏财行〔2007〕47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调处服务中心的日常开支、培训、表彰、奖励等经费，镇财政均应安排一定经费确保大调解工作正常开展。司法行政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对大调解机制建设的业务指导和管理作用。

第五篇：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分析及对策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分析及对策

南京市司法局基层工作处刘蕾、王冠霞

我市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趋好，但影响稳定的因素仍大量存在，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及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影响社会稳定。当前我市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和调整还将继续进行，力度还会加大，社会矛盾纠纷也会不断增加，矛盾纠纷的存在是任何社会都有的正常现象，关键是要健全完善合理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利益主体之间能够进行谈判和妥协，从而维持社会的良性动态平衡。

据统计，截止2004年10月份，各区县中心共接待来访群众2299批次，受理登记矛盾纠纷2088件，其中涉及土地承包208件，征地拆迁909件，下岗待岗216件，劳资关系175件，婚姻家庭40件，其他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540件。劝阻群众性上访295批涉及人数8171人。街镇中心共接待来访群众2377人次，受理登记矛盾纠纷2379件。劝阻群众性上访694批8989人次。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待来访群众15901批，直接调解15637件民间纠纷，调解成功14863件。通过对统计报表及快报信息的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五种类型：

一、社会矛盾纠纷的新特点

一是上访的表现程度趋于激化，对抗性增强。过去要求解决纠纷的群众情绪较为温和，通常采用找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话或静坐等方式，现在群众情绪容易失控，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操纵和指使。

二是要求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快报反映的情况看，既有历史遗留下来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也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既有利益冲突的原因，也有观念碰撞的原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但按政策一时难以解决的原因，也有期望过高、要求过于苛刻使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

三是矛盾的对立面正在改变。以往多是人民内部各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现在矛盾纠纷的对立面直接转向与党和政府。如由于征田失地、拆迁安置引起的群众上访。

二、社会矛盾纠纷几种类型

一是农村土地征用纠纷。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主权扩大，个体意识和个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使乡村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新时期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产品交换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户分散经营及个体经营经济比重大，除定购粮外，农副产品几乎全部实现了市场交换，形成“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的利益分配方式，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变得直接而明朗，农民开始关心自己的劳动果实是按照怎样的比例合理公平地在国家、集体和自己之间分割，农民利益主体意识不断增加，农民利益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和突出，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征地面积不断加大，开发区日益增多，拆迁安置量随之增长。在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开发区，村村有拆迁户，普遍采用一次性解决方式，安置费和补偿费较低，农民钱用完后，存在着没钱养老、无钱看病的现实问题，于是找政府解决，解决不了就到中央上访。由于解决难度很大，纠纷当事人组织性强，给各级党政组织造成很大压力。如：今年1月，栖霞区三官村三东队村民王尚华因对拆迁补偿事宜不理解，带着两壶汽油扬言要自焚，街道司法所等部门闻讯后及时赶至现场，进行耐心细致地劝说解释工作，稳定了王尚华的激烈情绪。2月19日，玄武区徐庄、仙鹤门地区申购经济适用房的近百户拆迁户因没签到选房协议，怀疑政府将要适用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安排，遂发生堵路和阻拦施工行为。街道司法所前往现场，积极协调街道和房产局有关领导与拆迁户对话后，向老百姓做出的书面承诺：经济适用住房综合价格为1650元/平方米，房屋竣工交付后，按预先通知的顺序办理入住手续。拆迁户对答复非常满意。

二是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近年来，南京市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新建房大中套型居多，居民拿到的拆迁费在同等地区买不起房，换地区又存在交通、教育等费用问题，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等等这些补偿和安置不合理，加之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上访、信访络绎不绝，甚至发生上访事件，给政府部门的形象带来严重的损害，给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大局。如白下区大开发公司程阁老巷工地的工人与居民于今年5月发生冲突。居民认为经规划局批准的南京大开发公司的南开大厦原为小区绿地，属公共面积，南京大开发公司用不正当手段拿到批文，大厦还将影响居民的阳光权，带来行路难、停车难，散步难的问题，因此聚集了居民700余人封堵洪武路达3小时。他们推倒工地围墙、推坏大门、冲砸工地办公室，有三名工人与两名居民受轻伤。后经司法所人员调解协调，疏散了围堵的群众。

三是企业改制纠纷、劳资纠纷及社会保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触及到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牵涉到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目前，拖欠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职工下岗失业后再就业困难、基本医疗无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等，是当前群众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也是频繁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之一。一些用工单位出于某种动机，随意招工，不签劳动合同（雇佣合同），一旦出现纠纷，证据缺失，工人利益难以保障；部分企业不按《劳动法》规定，长期超时加班，又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尤其是三资企业加班现象普遍；还有部分企业，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只支付工资300余元，达不到我市最低工资保障线；有关工资管理的立法不完善，执法无依据，劳动监察人员配备不足，基层执法力量薄弱，工人合法权利无法保障，导致企业欠薪引发的纠纷频发。；我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覆盖率不高，尤其是民工的保险率基本处于尚未启动的阶段，一旦出现问题就出现无人管现象，当事人将上访、静坐或堵门，甚至会采取极端方式要出路，由于工人（民工）各种社会保险缺失引发的纠纷较多，尤其是一旦出现老人没饭吃、病人因无钱看病在等死情况的出现，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恶劣。如：今年2月20日，六合区竹镇镇侯桥村大塘组村民周昌云在云辉采石厂上班时被石头砸死,事发后,死者家属组织20多人到该厂要求厂方给予经济补偿,否则将可能会引起群体冲砸、采石厂停工等后果。司法所接到报案后,一边做说理劝解工作,主持双方的调解工作，最终达成书面协议，避免了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今年2月16日，秦淮区南京宁红装卸公司工人李明华被公司派到南京梦都烟草公司上班后，在施工中发生机械工伤事故。经军区总院诊断为右头部软组织挫裂、出现脑震荡，经治疗后康复。出院后李某伙同10多人到梦都烟草公司，要求给予一次赔偿，因双方分歧太大，未达成协议。李等10余人围堵梦都烟草公司，影响造成公司无法正常生产。经司法所协调后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协议。今年4月，雨花台区雨花西路四季红商城工地被几十人堵门并当众为死者焚烧纸钱，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经过了解得知，死者叫李兴芳，是安徽省利辛县农民，2003年11月被雇佣为工地保洁员，后在从事保洁工作时被安徽全椒驾驶员徐广培所开货车当场压死。肇事司机已被警方逮捕但无赔偿能力，死者家属四十余人从安徽老家赶来，要求工地负责人对此事负赔偿责任。该事件经司法所调解并组织谈判，终于达成协议，赔偿李兴芳丧葬补助金、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共158000元。

四是涉法涉诉纠纷。主要是指纠纷经过诉讼后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或判决后执行难，当事人上诉、申诉后继续缠讼现象和频繁向人大等部门重复上访要求对司法监督。加之有的单位为息事宁人，满足了当事人的无理要求，助长了涉法涉诉人得寸进尺的心理导致重复上访。尤其是法院对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引发的矛盾纠纷不便受理，使得纠纷解决渠道不畅，涉法涉诉纠纷难以解决。如南京化工厂退休工人杨某多次进京上访，上访原因涉及其加工承揽合同案和借贷纠纷案两件民事案件，不接受法院提出的以实物抵款的执行方案，前案因对方当事人破产导致执行终止和后案因对方当事人无财产可执行至执行中止。还如李某不服江宁区法院对其关于承包合同纠纷的判决上诉后又撤诉，不久又向市中院申请再审后被驳回。现已进京上访。林某因其女儿与人发生纠纷后自杀，为追究对方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和得到生活补助，多次上访。

五是企业军转干部和退伍军人安置纠纷。在上访及群体性矛盾纠纷中，企业军转干部是从企业下岗职工中分离出来的，虽然人数不多，提出的要求较高，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由于这是全国性政策问题，所以他们串联起来直接到中央部委、高层集访，情况严重，影响极大。企业军转干部、抗美援朝老战士要求恢复干部身份，享受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同等政治和生活待遇，一些退伍军人反映安置不落实，有关部门长期扯皮造成部分人员长年无工作，无生活来源。这些企业军转干部，是承担改革成本最多的困难群体，上访的基本是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相当部分是弱势群体，因部分困难企业拖欠工资、医药费，不按有关政策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问题，使得他们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尊重和保护，生活面临着经济窘境，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方面矛盾纠纷，及时掌握动态，加强工作力量，深入扎实地做好工作。对该落实的政策坚决落实到位，对他们的困难要体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的原则，对不能开口子的问题，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有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和政治思想工作，要加强党性教育、法制教育，严格禁止搞串连、集访等损害大局的行为。

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思路

面对复杂的局面，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基层群众的上访问题。坚持以人为本，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本，尊重人的需要和个性。具体讲应当从四个方面来提高应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第一，正确判断社会矛盾现状和性质。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现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前提。目前虽然某些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有所增强，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并没改变，我们不能因为发生群体性事件，甚至有过激行为的群体事件，就认为是对抗性矛盾。我们要把解决群众困难作为我们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通过对快报的分析，他们的不满情绪通常是因为穷得影响生存、被压迫得无法忍受才表现出来的，加之他们看到周围大部分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之后，他们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更加强烈。对待这部分群体，我们不能简单地冠以“刁民”，或者采取粗暴方法解决问题，我们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切的情感，理解和同情他们，用真情讲清道理和政策，疏导其不满情绪。

第二，提高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借助当代各种信息化的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必要的预警系统，切实做到情况明了，信息畅通。努力把矛盾、问题限制和解决在基层或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时刻关注可能触发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发生的条件，如土地征用、拆迁安置、各种税费的征收、下岗职工保险等都是引发矛盾的导火索。对这些问题应提前制定多种方案，建立和完善各种有利于群众情绪释放、利益表达机制，对每一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要提前举行听证、对话等，降低矛盾发生的概率。

第三，提高依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形成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工作氛围。进一步把防止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使各种关系都处于一种有序的互动之中。当前对于企业破产改制、征地拆迁等给群众造成的侵权纠纷，政府部门难以解决，法院又不方便受理，解纷渠道不畅必然导致上访、信访增多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制度，尤其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按照保障群众权益的原则，严格控制征地规模，要完善征地、拆迁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经营性建设用地，区分土地征收与征用，着力解决补偿安置不到位、产权不清以及同农民、居民协商不够等突出问题，增加征地审批前的协商环节，建立补偿标准听证制度。要防止企业改制出现的脱节断档现象，形成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三条保障线”，否则极易酿成事端，对于实行一次性补偿政策进行安置的，对符合条件的给予其享受低保待遇。劳动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及其经办机构和有关企业要按照规定，妥善处理好保障对象人员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以及低保的连续工作，注意解决好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对象，在医疗、子女上学、住房、水暖电气供应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困难群体要加大这些方面的救助。

要建立欠薪保障制度，推行企业拖欠工资情况申报制度。所有企业必须按企业职工人数按期交纳一定数额的欠薪保障基金。要明确欠薪责任，欠薪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管理人员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解决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欠薪问题，应建立建筑企业信用体系，及时公布和查处违法企业欠薪行为，并尽快出台工资支付条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工资发放行为。此外还要为加大监察工作力度，加大对劳动监察工作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监督员制度。逐步引导人民群众，由有问题找政府解决向通过司法途径方式转变。

第四，创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从基层现状看，目前社会自治力量不足，这就需要各级党委依法培育和加强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的依法自治，将社会权力尽快赋予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把救灾、扶贫、疾病防治、物业管理等社会事宜交给社会群众性组织管理，辅之以政策法规引导，使之真正担当起行业管理职能，以促进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新闻媒体要加大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宣传报道力度，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对侵害工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和员工漠视自身权利的典型案例要进行报道。市妇联要积极保障女工权益，不断完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对于立法空白要及时向人大提出修订建议，并在实际中尽力弥补立法空白缺陷。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指导和检查，严厉查处侵犯女工权益的案件。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专题讲座、法律心理咨询等途径，对女工进行法律、卫生、保健、婚姻家庭、现代文明等方面的知识教育，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加强心理疏导，防止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