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一篇：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政府组织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表明了几个观点，一是对待中国古代政治，不能“把秦以后的政治统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我们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二是要处理好人事与制度的关系，不能死搬硬套地用制度而不顾人事是否适用。在这本十万余字的书中，作者选取政府组织、科举、兵役、赋税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论述了汉、唐、宋、明四朝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清朝本该也按此体例进行论述，但清朝是一个外来政权，因此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了清朝“部族政权”的特点，也就没有按此体例论述。

汉代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九卿是皇帝的私人机构，同时也要对宰相负责，宰相在春秋战国时是王室的管家，到后来因由私到公的演变而成为政府领袖，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宰相在公私上还是分得不太清楚，一方面是皇帝的管家，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公器——政府的首长；汉代的地方政府分为郡、县两级，郡守的级别与九卿等同，郡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郡守、县令在地方拥有很大权力，军权，财权，察举权，治民权等无所不包。因此，中央的相权还能有效制约皇权，地方官的权限也很大，皇帝并不能形成专制。

及至唐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实行“三权分治”，即中书省主发令，门下省有“封驳”权，而尚书省负责执行，这是一种集体宰相制，其特点是主逸臣劳。尚书省分为六部，其排序大致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而未改动，只是次序略有变化。唐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二级地方政府上加了一级观察使作为检察机构，后来演变成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以至于最后形成节度使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逐渐衰弱以至于灭亡。虽说唐代中央政府较汉代而言已从私过渡到公，在制度上有较大进步，但地方政府分级太多，尤其后来出现的节度使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使唐灭亡，并导致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因此，唐代皇帝也没有形成专制，反而受宰相和节度使制约。

鉴于唐代由于军人藩镇割据而亡，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在中央政府，相权被分割，建立枢密院以割军权，设三司以割财权，又有审官院分用人之权，因此相权所剩无几，君权上升而相权低落，宰相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并且作为纠绳皇帝的谏议大夫也转变成针对宰相，宰相更加难做，相权进一步衰落。于此同时，宋代地方政府也被夺权，宋地方政府分三级，最高一级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州府，最低一级是县。宋代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因此地方无兵也无财，其结果是日趋贫弱。因此，“宋代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给地方，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宋代可以说是集权的开始，军权，财权，人事权都集中到中央，并削弱了宰相之权，皇帝开始扮演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的角色，地方几乎无权并且地方官都由中央临时任命，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及至首都被破，各地无力抵抗，因此也就有了宋朝羸弱的说法。但宋代的经济发达，尤其商业非常繁荣，因此也有人说宋代还是比较强大的。因此，从制度上说，宋没什么建树，只能说是个富而不强朝代。

到了明代，中央集权更加严重，直接撤掉了宰相，不再设立。明代的中央政府中书门下基本被废，只剩下尚书省，并且尚书省不设长官，六部分头负责，六部首长各不相属，此外还有一个都察院，即由御史台转变而来，专管弹劾纠察，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管司法的是刑部尚书、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三法司。“上述九卿之上没有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无公，成为多头政府，互不统属，政府长官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明代还设立了内阁，内阁有票拟权，由于明代制度把权力集中，皇帝事务太多，后来皇帝偷懒，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这就给太监专权提供了机会，不过宦官专权也是皇权集中的一种变异。明代地方政府多承袭元的地方政府制度，出现了行省制，具体是一省分三司，再下才是府、州和县，县官本是亲民之官，但由于上面管官的官太多，被压得太低太可怜，以至于连服侍奉承上级都来不及，更无力去亲民了。

而清代在钱穆先生看来是一个部族政权，他们是以私心治理中国的，所用均为法术，是部族专制统治，清代在雍正时设立了军机处，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灭亡，清代就不找太监而从外面调大臣入内阁，不论明代的内阁制，还是清的军机处，都是皇帝私人秘书，均是为集中君权而设立。清代地方政府制度是一种军事统制，“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再加总督和巡抚，已变成五级，遇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也不能做主，还要中央另派人管理，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的官，总督巡抚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要说专制，只能说明清两代专制，其共同特点都是皇帝集权而中央和地方都无权，但是明朝皇帝比较羸弱，懒于朝政，导致宦官专权而亡，而清朝皇帝比较勤政，这也可能因清是部族政权的缘故，要维持国家稳定，皇帝必需亲自处理朝政。，也必需要勤政。

二、关于“半部《论语》治天下”

钱穆先生说到宋代的政治制度时，谈到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书中说道“赵普到底还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实际上，赵普并不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只因太祖信赖他，同时也并无其他像样人物，他才做了宰相。在他做了宰相后，太祖还时时告诫他，说你做了宰相，该抽空读书，所以他才读了《论语》。后来人却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他读《论语》，也没有好好读。”钱穆先生这种说法与于丹的解释并不一样。于丹在其书《于丹<论语>心得》里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解释是，“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这两种矛盾的解释，使我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和兴趣。但是这两种说法只会有一种是正确的，赵普一句话不可能产生两种对立的解释。那么，要考察哪种解释正确，首先考察这句话的出处和解释，以及《论语》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还要考虑是什么原因迫使赵普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同时也要考察赵普是一个怎样的人，赵普作为宰相，那么就要考察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以及他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

这句话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从这段话来看，就是有人说赵普只读过《论语》，学识太少，不适合当宰相，太宗赵光义就问他，他自己也承认他只读过《论语》，他说用了《论语》的一半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现在打算用《论语》的一半辅佐太宗，使天下太平。从赵普的话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必得用到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那么《论语》中就该有军事和谋略方面的知识，他又说打算辅

佐太宗赵光义，使天下太平，那么所用知识就要更广泛了，从国家大政方针到基本民治，无所不有。而我们知道《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主要是讲儒家仁和礼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并没有涉及军事和谋略知识，要说辅佐赵光义治理天下还是会用到些。那么从字面意思无法有力地得出结论，那么再考察赵普其人和当时的政治制度。

赵普辅佐太祖赵匡胤所做的有重大影响的事有二。一是宋建立后，为防止宋继后周成为第六个短命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致其钱谷，收其精兵”，借以加强皇权，二是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举措。从这两件事看，并不是什么高明的策略，只要有点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都会知晓，根本不需《论语》指导，《论语》也不会有这些东西。那再说赵普这个人，当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皇权，乾德二年（964）正月罢免了范质、王溥、魏仁浦的相位，五年后，任命赵普为相时，出现了敕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可见赵普有些政治常识都不知道。赵普当了宰相后，独断任事，太祖怀疑他专权，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赵普“恶其与己同列”，太祖只好让他们做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赵匡胤先后欲用资历学识比赵普高的为相，都被赵普或排挤或陷害，赵普日益擅权。后来由于有人告发赵普包庇政事堂受贿官员而被赵匡胤罢相，并以“使相”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到了赵光义当了皇帝后，赵普还是不得重用。由于赵光义出现了帝位合法性危机，太宗招赵普问对策，也就有了后来的“金匮之盟”，于是赵普就当了司徒兼侍中，成为北宋职衔最高的首相，后又被封为梁国公。赵普任宰相后，开始打击秦王赵廷美，赵廷美被打击后，赵普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节度使，这显然是太宗赵光义为加强皇权之作。几年后，在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又以侍中为宰相。两年后，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

大家公认的是，赵普少年时也曾读书，但没有什么学识，因此，就做了州、镇僚属，在此期间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常识，准确的说，他学到了的是一些政治权术，如同刘邦做亭长一般，他并没有什么长谋大策，要是赵普真是国士，他任宰相时，就该为宋朝制定一套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至于说赵普是个好宰相，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这并不是赵普个人如何杰出，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历史习惯该如此，当如此，赵普也就如此了。”因此，从赵普个人来看，他辅佐太祖赵匡胤打天下靠的并不是《论语》，而是一些政治权术和政治谋略。

再从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当时宋朝，无论太祖赵匡胤还是太宗赵光义为了巩固皇权，防止重蹈后周覆辙，削夺武将兵权，罢黜后周遗臣，任用自己亲信，而如赵普这样的亲信又没有多少学识，地位也不高，没有什么根基，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后来赵普专权，被赵匡胤罢相，及至他帮赵光义解决一个大难题，就当了宰相，赵光义解决了秦王赵廷美后，随即将赵普罢相。

综上所述，赵普并非什么国士，也没有多少学识，有的不过一些政治常识和政治权术即谋略，他辅佐赵匡胤平定天下所用不过一些权术而已，他辅佐太宗赵光义时，其实是想说他不会干预太多政务。其原文的解释应该是，有人以他学术少而诽谤他不适合当宰相，及至太宗赵光义问他，我个人认为他的回答实质是，他确实没有多少学识，至于辅佐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在战略上所用的就是一些权术、谋略，也不需要多少学识，《论语》所用也不多（我认为第一个其半应该量词，解释为不多），也就用做礼仪之用，对待士兵、百姓要仁慈；至于说他辅佐太宗赵光义，由于吸取了前面被罢黜的教训，他会把自己的政务限制在《论语》

规范的范围内，并且只是一半，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请太宗赵光义放心。至于把赵普原话翻译成“半部《论语》治天下”，应该是后来儒家为了加强儒学的作用才这么说的，也蛊惑读书人说，读了《论语》就能治理好天下了。

参考书目：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三联书店，2001.2.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3.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下册).第七卷.第23章，第27章第1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李波编.中华文明大讲堂.中卷.第7讲.呼和浩特：内

社.2009.参考古籍：

《宋史》卷1《太祖纪》一

《宋史》卷2《太祖纪》二

《宋史》卷3《太祖纪》三

《宋史》卷4《太宗纪》一

《宋史》卷5《太宗纪》二

《宋史》卷256《赵普传》

蒙古大学出版

第二篇：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钱穆，这个名字在过去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后来才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教育家，被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偶然，看到凤凰网上的一段视频才知道毛泽东曾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的批评，了解到了为什么之前，自己不能看到或听到钱穆的文章的原因了。

就历史角度来看，任何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很难抛开作者的阶级观点及个人好恶，真正的“董狐直笔”的事件是很难出现的。但是，钱穆先生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种以其个人观点为主线的一条线索，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对我们从个人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益处极大。本书从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主要朝代入手，从政府组织、选官、经济或是赋税、军事或是兵役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制度的发展史，脉络清晰、分析深刻，值得一看，值得细看。我分析此书有这样几个值得指出的地方，以供读者对照，也是一家之言。

第一，爱国主义的渗透。我们说历史学科就应该在德育渗透上起到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作用，历史课标要求“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反观我们中学课本中，的确有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赞颂，可是在政治上有突出了黑暗，秦始皇的暴政、汉武帝的穷兵、唐玄宗的奢靡、元朝的残暴、明清的专制，彷佛走进中国古代史好像除了几个劳什子的科技、艺术成就，别的尽是人民的水深火热，可是为什么中国去延续了这么多年，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呢。钱先生在书中给了我们解释，通过读其书，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的制定都有其历史的背景，制度出现问题也伴随着人事出现问题，例如，宋代募兵制，钱先生从地理因素、历史条件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宋代出现“冗兵”“冗吏”的缘由，让我们更清晰的掌握了宋代备受斥责的积贫积弱现象，个人觉得要比中学课本中皇帝昏庸等介绍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容易让人认识中国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只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真正的去爱。只有让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去感知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成就，才能让学生以中国历史为傲；只有让我们的学生去真正的去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客观、主观原因，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尊重我们的历史。

第二，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本书中的政府组织、选官、经济、军事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就像钱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例如，汉代察举制与门阀制度关系，由于当时印刷术不发达，“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所以门第垄断了当时的书籍资本，逐渐形成了门第社会。再如，唐朝的租庸调制，就仰仗“账籍”制度，账籍制度崩溃，租庸调制也

就无法实行。从书中很多制度描述，我们很清晰的感受，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历史课上也能给予学生这样一种理念的渗透，帮助学生找到一条历史脉络，也许这样才会帮助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更好的形成历史学习的兴趣。

第三，钱穆先生博览群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钱先生自学成才。但是，仅仅这样一本170多页的书就能展现钱先生对历史、政治、哲学书籍的知识的囊括。没有对大量书籍的阅读，不会有这样详尽介绍和分析。仅在书中出现的书名就有《史记》《通典》《孟子》《周官》《唐六典》，而一本书中对五个朝代的分析又岂止这几本书所能囊括，可见一名历史学家必须有大量的阅读量才能有所分析。在资料堆砌中，找到历史的脉络。

第四，部分重要观点。中国社会逐渐走向集权；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赋税制度变化（三十税

一、租庸调、两税法、差役法、一条鞭法、地丁摊粮）；兵役制（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募兵制、卫所制度）

第三篇：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

——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在我看来，此“知”不只是“知史实”，更是“知如何判史实”，即如先生所说的“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便是从矫正自己的二“知”开始。

以前若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我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蹦出“封建专制”来，并且略带鄙夷。至于为什么“封建”、为什么“专制”，除了“皇帝”、“家天下”这些宽泛的概念以外就无言以对，更不论“封建专制”呈现怎样的形态、对于传统中国的意义了。

就拿“专制”来说，今人多以为在中国古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皇帝足够强大，就能随时收回臣子的生命和权力。这里就混淆了“皇帝”与“政府”的概念。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至少在宰相还存在的明朝之前是如此。

其实本国制度自有其合理性。西方政治思想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他们国土小、人口寡，所以城市居民参与政治决议比较容易；同时海洋民族受环境限制，一旦发展就要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中国则是地大、人口多、以农业立国，发展模式从来都是向心凝结，因此不适宜推行近代西方的民选制度。所以，“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

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由此可知，一国的制度必然有其根源所在，而每一项新制度的运用必须与本国传统相配合。

此外，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了解本国历史，能帮助我们解答今日的困惑。譬如说如今我们在政府系统里办一件很简单的事，常常要经过市县乡镇等好几关的重重审批，行政效率很低。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变迁里就能找到答案。以官级为例，汉代“郡太守-三公-九卿”之间升级转换灵活，故各级安于本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高；及至唐代，因州县多分级，朝廷为奖励地方官而升调快速，但上下级难以流通，官品中渐分清浊，行政效率开始降低；此后的元明清代在地方政治上也就延续这一传统。所以，如今的行政效率低还是表象，官场清浊明显则是问题核心。几百年的清浊孕育了中国式的“关系”，若不是出身名门，或者和名门联姻，一个县长想要做到省长真的是难上加难，更不要说由“吏”变“官”了。

了解本国过往历史还能为社会改革提供借鉴。以唐代两税制为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以一代三直接收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等于是农民没有户籍限制且各种义务劳役都取消了。不料手续虽简单，但到政府要用钱用劳役时还是要增加新项目，等于是加倍增收税目，化繁为简终更繁。对照今日呼声甚高的“取消高考户籍制度”，若是没有周密的配套制度，想要一劳永逸地以学籍为终极认证，那么很容易造成各地有条件者涌向北京、上海、海南等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市。这样一来，本地、非本地考生的高考“税目”都会增加，竞争程度还可能追平原本的高考大省，化繁为简终更繁。所以，如钱穆先生所言，没有一个制度创新者是想迫害他人的，但往往导致社会秩序更不如前。不改不行，但要改还是得严谨再严谨。

虽然两税制带来这么多的弊端，但因历史“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使它在稍加修改之后能一直运用下去。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根基的问题。钱穆先生写道：“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得益于乡绅之治，农村政治也会比较稳定。反观当今，文化主流归于都市这点且不谈，由于几十年的改革，中国的农村走到今天，经济的确是比以往好了，但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乡绅之治破坏殆尽，拿出去给人看的“文化”不过是“农家乐”、“红腰鼓”、“花剪纸”等生活技艺，而没有更深的理念上的总结和传承。乡绅之治不再，镇政府、村委会等机构沿袭“革命”思路，管理方式粗放甚至粗暴，强拆殴打、争抢选票„„这里虽有基层政治还未成熟之因，却也不得不承认农村文化在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失”带来了莫大影响。过去之失无法弥补，然而今日中国的发展既然强调“文化”，那就应当意识到我们没有站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制高点上，万万不可忘记了“农村文化”这蕴藏了千年的“软实力”。

历史总是有太多相似，到底是“得”是“失”，就取决于国人有没有这份“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因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第四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这些天小阅了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描绘了中国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钱穆先生在1950年代据其讲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

全本书说了中国史上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从这五朝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主要讲五个时代：汉、唐、宋、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主要讲两个方面：人事、制度。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

其中，制度不能离开人事，离开人事制度就只是条文，无可讲。其次，制度是各项配套存在的；然后，制度随人事变动而变动，变动必有渊源，制度的成熟必是有人事上的需要；再次，制度没有绝对的利弊，所谓利弊，是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判断制度利弊的标准只能是当时的历史意见（比如可以从“历代名臣奏议”中参考），而非后世的“时代意见”；制度要注重地域性，即国别性；最后对制度的考察要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钱穆先生所认为其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 “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以及“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这两大点。钱穆先生试图客观地看待历史，客观地分析某一朝代的制度得失，认为“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对制度利弊分析的意见，应该是“历史意见”，而不是“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同时，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就不一定这样了。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 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谈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也当如先生所说：“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这样的立场逐渐渗透给我。也许我们在回顾和反思中国文化的时候，凭借自己对历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见解，误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看着本书的时候，在一段段历史、制度被分析中，透露的是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在中国文化，可以说整本书都是活史记。

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在读这本书之前，在学习历史课程的过程中我潜意识的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封建专制的历史，没有任何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而钱穆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凡是能够经历几百年时间考验的制度一定有其长处，一定能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是绝对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的。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来说，从汉代的“乡举里选”、“选举孝廉”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就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着。“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隋唐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做官开始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只需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的考试即可。这一制度扩大了选官范围，有利于下层庶族地主参与政治，也基本可以使有才之士脱颖而出，提高统治阶级的素质，大体上说比以前是进步的。但是到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加强，其逐渐演变皇帝控制社会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学术丧失活力。但这却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的使然。“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权而社会阶层又是一天天走向 2平等的。从某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从四分五裂到统一集中的过程。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并且应当得到正面评价。“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第一事”。尽管中国经历了千年“封建帝国”，但是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确实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国是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始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得到管职，得到“坐观”的机会。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过程，“让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则是走向人事化的，他们依靠选举，法治由人来决定。故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缚之路，这直接导致了其没有起色的根源。

关于中国的未来，钱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自由发展，这是最紧要的”。他还强调，我们不能成为西方潮流的跟随者，而是应当学会用自己的旧经验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龙的国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比谁都还短浅——能说这话的只有中国人”。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总会有自己的定论。错误的人不把历史当做参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历史再看一看，总还不是要不得”。

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以后我也许会忘记书中所写的内容，但是钱穆先生看待事物的视角和方式会一直影响着我。世间本就没有绝对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时，多思考当事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以他人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第五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花了两个星期终于将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看完了，看起来有点费力，毕竟现代的语言与当时的还是有区别的，他的年代还带着部分的文言文语言，有的句子要细细琢磨才能理解。要具体说这本书好不好，还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像菜肴，名菜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吃的。

我一直以为只有历史书，或者是百家讲坛才能够将历史生动化，却没想到钱穆老先生能将历史演讲的如此深刻，如此有意思，他不像历史课本一样的平淡，感觉学术性强一些，纵横上下五千年的东西，像是信手拈来的一样，着实很让人佩服。

下面讲讲我对此书的几点感受：

先说说政治和制度，很显然，首先要建立了一个国家，才能有其政治，才能有其相应的制度。如果将文化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那么政治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机构，一个国家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某一制度，必须有了政治才能产生制度。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都不会也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不变一直好下去，如果一项制度能永远的好下去，就不需要我们来努力搞好政治了，只有制度不会永久的好下去，我们才需要在政治上继续努力，不断改进，维持一个历史一个国家的繁荣。但是在政治上犯错误的话，结果不是改进制度，不是国家进步，反而会导致国家的退步甚至是灭亡。

那么究竟制度是怎么样的呢？其次我就讲讲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想象如果中国没有了制度，那么社会会变得多么的混乱，没有秩序，没有目标，因此现实要求我们不能没有制度。并且每一个制度，它都是针对现实的，而且任何制度都不会二三十年不变，它必须要适应现实的变化，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动，因此，制度的变动一定要与现实相配合，如果不配合，而是想要现实来迁就制度，说的好听点叫革命，其实是不对的，就像钱穆老先生说的“革命的本质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并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看看今天的中国，一味的模仿国外的制度，一味的想与国际接轨，不考虑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明知道或者可能知道这些制度与当今的中国现状是不符合的，却仍然一味的去崇洋媚外，甚至用现代的制度去批评千余年前的制度，这是相当的不合理的。每一个朝代的制度在其背后都会有必然的理论和思想，说的通俗点，就是前面所说的由当时的现实情况来决定的。钱穆老先生说“理论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一种理论中产生，而这种理论往往就是从现实中产生的，这也可以说明制度是依赖现实才产生的。如果光按照理论，忽略现实环境中的真实要求，那么这种制度可能会是大家希望的制度，但却是不切实际的制度，是蔑视现实的制度，并且也否定了理论在制度背后的现实作用，温家宝总理说过，中国如此之大，尽管人人都知道或者懂得理论，但是创建中国政治制度理论应该如何着手，从哪着手？所以，理论和现实是制度产生的基础，脱离他们的后果就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一个混乱的国家，制度必须在理论和现实的环境下成长和发展。

其次是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联系，钱穆老先生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他必然须和同时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期的各个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相互牵动，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每一制度必须同其他情况相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那么此项制度的功效以及性能也会随之改变。在我看来，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牵制影响是历代政治中的闪光点，例如：以汉代的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来说，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封建时的井田制早已经废弃，当时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也可以自由买卖，虽然这个起点是公平的，也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发展不同导致结果也不同，很多农民因为经济困乏，便将田地卖出，由此就形成了兼并，此刻的地主占有大量的田地。而当时的租税制度是，地主只需向政府缴纳很低的税，佃农却要向地主交纳高额的田租，政府减轻赋税，往往只是便宜了地主，农民根本没有收到丝毫的好处，关键是政府只按田收税，不管田地是谁。从汉代的两种制度看，政府为了简化税收制度，便将封建时期的井田制破坏了，形成了当时自由的土地政策，但是自由主义并不是用在每处都是正确的，汉代的自由反而加深了两极分差；唐代的租庸调制，由于账簿制度的淆乱而结束了，开始了两税制，因为种种实际困难，政府只注重税收，将土地制度抛弃了，但又因为唐代的两税制在全国制定的田租额轻重不等，结果导致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更富裕，贫富差距一直影响至今。有田就有租，再加上分摊税额，这也是与当时的均田制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但也要相互配合，一方变化，另一方也应随之改变。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每个国家的制度也不同。例如西方地区靠近沿海的国家较多，没有一定的耕地种植，无法发展农业，因此就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才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我们中国则不一样，我国是农业社会，一直依赖土地，因此我们是先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鼓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同时压抑工商资本，所以，从这不同的两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不仅仅在制度上。但恰恰是因为制度差距大，导致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历经的时间比西方国家长，也比西方国家的繁密，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结果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束缚就愈紧，最终导致了我们国家的缓慢前进。

最后再说说为什么每个朝代最终都会灭亡，通过阅读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后，了解到每个朝代都有其繁荣辉煌的时期，但往往这个时期是最关键的时期，由于社会太过太平、自由、平等，导致了国家军队的懈怠，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去应付突来的外地；第二，就如上文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制度持续时间太久了，不随社会现实去改进，那么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和弊端，如果不改革、不创新，就是阻碍一个国家的前进，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灭亡；第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不能用中央集权这种方式来统一国家，一旦中央将权力都集中于一处，不留一点在地方，那么地方就会日趋贫弱，中央一失败，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瓦解，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一点，中国是万万不能由皇帝专制的，但我认为在制度和法律下，一个国家是可以有合理的专制的，因为制度和法律都是国家政策的开明化和透明化，在合理开明透明的情况下，皇帝专制还是不会使国家瓦解的。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没有了，我们现在的是民权社会，我们的政治已经与几千年的历史不一样了，但其实实质还是一样的，就是要求的国家的统一，钱穆老先生说：国家的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建立中央时，又要顾及地方，那一个国家该怎样来合理进行呢？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能改变它，但我们可以以它为参考。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政治权利在人民手里，但试问中国十几亿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民可以实施这项权利呢？尽管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但事实我们这群人民享有的权利根本无法利用，无法利用的权利为何还要我们付出同等的义务呢?或许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我们的历史中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