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共5篇）

第一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图书馆偶然找到一本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觉非常不错，是钱穆先生1952年所作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的讲稿。作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清晰的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观点，主要考察汉、唐、宋、明、清五朝的组织、考选、赋税、兵役等制度。我看的这本书是1966年香港出版的，内地也有相应的版本，是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研究政治特别是现实政治，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考察，而要研究政治制度，又需要研究相应的背景。钱穆先生不仅认识到这一问题，还更进一步提出“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以及研究政治制度必须同时注意与之相配合的人事。这里所说的人事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干部安排和人员配备之类的事，而是指人的作用。并且，先生而强调制度必须跟着人事变化而变动，认为制度的产生主要根据人事的需要，并展现出时代性和地域性，同时还具有利与弊两种特性。先生反对那种简单的根据现代意识否定传统，将过去历史说成是“专制”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他也看到，一项制度的产生必然有其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注意到的就只剩下制度的外貌，而忘记了制度的本来意义，这时候其实制度已经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因而就有变革的必要。也就是说，在理解制度的时候，要着重了解制度的背景和原始目的，而非简单的观察其外在形式，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按照制度的内在精神及时调整这些制度的外在形式。看到这里，我还想到一些人常常推崇英国之类的国家那种对传统礼节的坚持，这其实恰恰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制度外在形式的盲目坚守，而忽视了制度的内在精神。比如英国议会有个关门的习俗，这起源于数百年前的特定需要，现时代早已无此必要，如果理解了这个制度的内在精神，就会很自然予以废止。当然了，这或许也跟民族特性有关，不仅仅是对制度的理解问题。

通观自汉至清的制度演变，可以看到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央权力日益增强，地方权力日渐虚弱，进而地方制度不是在改进，而是变得更差。钱穆先生特别推崇汉代的地方制度，认为汉代地方层级少，县之上为郡，而郡之太守即为与九卿平级的二千石官员，这就使得官员升至高层的机会远多于后世。就中央制度来说，离不开皇室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政府主要是指宰相及其下属。在汉代，众多官职还保留着皇室私臣的遗迹，既体现在名称上，也体现在职权上，虽然已经实现化私为公，但还未清晰的区分皇室与政府的关系。而原本作为皇室管家的宰相，现在变成了国家的管家，但仍然管理着的皇室，这体现在其下属御史中丞即是皇室的主管官员，其所属九卿中有多位是主管皇室事务。但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宰相的权限很大，可以对皇室实施管理，当然不能说这是对皇帝进行管理，宰相只有限制皇权的作用，却没有管制皇权的能力。至于考选制度，汉代设立太学，其学生经过考试分为甲等、乙等，前者直接出任郎官，到宫廷实习，进而授官；后者则到地方为吏，接受锻炼，然后获得任郎官，得到被提拔的机会。后来实行举孝廉制，即地方推选孝子、廉吏到中央，这时候主要就是那些从太学派到地方为吏的人得到提拔，因而可以将汉代考选制度归结为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三项手续，后来又增加了考试环节，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依赖于门阀贵族势力的士人政府。当然，后来举孝廉看重家世，而轻才学，已是制度的演化所致，体现了制度的一些弊端，此是后话。就经济制度来说，则实行轻徭薄赋。而对山林池泽、盐铁等事，先前实行了私人经营制度，并只收很少的税，后来则收归国营，并一直沿至清代。因而，钱穆先生用现代的语言将那时的制度归结为节制资本，但未能平均地权。兵役方面，则实行全民皆兵，分为卫兵、戍卒，和在地方服役三种形式，前者到中央，中者到边郡。这里还牵涉到服役的制度，一般根据人口情况来安排，这时候很多人就想办法规避，于是很多人自愿被卖为奴，以便让富家大户为其缴纳免役钱，这时候就产生了“奴隶”的大规模增长，后来光武帝实行废奴政策，不见得是爱惜百姓，而是出于卖奴影响了国家征役的考虑。唐代制度自然发生了变化，但却是来源于自汉以来制度不断演变的传统，并非无本之木。唐代改变了汉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分的制度，而设立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三省长官皆为相，其中中书掌制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省设六部，掌执行。中央社最高机构政事堂，由三省最高长官组成。但是由于唐太宗曾任过尚书令，自此无人敢任该职，于是尚书省无最高长官，而由左右仆射同时主管该省。只有左右仆射兼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义时，才有机会参与政事堂会议，获得真宰相的地位。这时的地方制度较汉代增加了层级，并产生了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弊端。而唐代的考试制度则很值得一提，它完善了科举制度，并将其作为考选官员的重要形式，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至于它有没有良好的避免富家大族的影响，则要看具体的人事了。经济和兵役制度则都经历变革，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将田租、服役、纳捐分开，并由国家供养府兵。后来由于这些制度弊端丛生，特别是执行混乱，导致变革，但变革更多的出于便利的需要，危害更大，这就是两税法和募兵制，尽管为了减轻负担，但却导致负担的增加，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覆亡。

宋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弱”，它没有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因为统治者对失去政权的担心，而采取分割相权、供养冗官冗兵、重文轻武等措施，力图在限制官员势力的同时，保住自己的地位。这就导致了宋代的积贫积弱，面

对强大的辽夏，没有对抗的实力。这个时候的制度已经呈现出重规定，轻人事的问题，强调严格遵守规定，反对主事者根据制度的内在精神灵活运用，具体体现在科举中的糊名制度，当然这是有利于公平的，但却也丧失了灵活性。

明代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不断扩充，撤销了宰相之职，六部尚书直接面对皇帝。由于皇帝也难以一人应付全国的政务，因此需要内阁大学士的参谋，后来随着皇帝日益荒废政事，内阁大学士遂得以操权，但在名义上他们仍然地位较低，不过出任大学士的人地位并不低，大多是六部尚书或者皇帝的老师等。地方上则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并进一步增加地方层级。并且在这个时候，还产生了胥吏与官员的严格区分，不再像汉代那样吏是作为出任官员的实习，而是明确规定吏不得为官，但由于胥吏通常都是专业人员，负责制度的具体执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自然导致有令不行。赋税方面的一条鞭法与以往的田赋、丁税合一的制度一样，在经历了短暂的便利之后，又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增加，加重人民的负担。

钱穆对清代甚为不满，这可能也与他存在的一些“大汉族主义”有关联，他基本上将汉族等同于中国，将蒙古和满洲人视为外人，这恐怕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实际情况。但他所做的制度与法术的区分还是很值得赞赏的，他认为出于私心所定立的制度不能算是制度，而是一种法术，清代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满洲特权，而非出于公心，自然是一种法术，虽然其他朝代的统治者也属于家天下，但他们在保护皇室权利的同时，也注重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即便这些朝代也有富族大户获得特权，但那主要是其实力使然，而像清代那种刻意照顾一个特权集团的情况则属少见。在清朝制度下，汉族人难以得到重用，自然希望反抗和革命，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就是变法和革命，这里作者关于革命和起义还做了很有意思的区分，认为后者主要是基于人事原因，制度不是导致起义的原因，而是执行制度的人事问题导致的，通过起义推翻了执行者，更换一批制度执行者，就可以实现安定；而革命则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时候就不是人事而是制度本身存在弊端了，所以要通过革命更改这种状况。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都是起义，即在制度范围内通过改变人事来纠正问题，而清末则呈现出制度本身的弊病，因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可以发现中央日益集权、皇帝日趋专制的发展趋势，历史是不断演化的，作者批判了那种将历史简单的归结为专制的幼稚想法，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发展的历史观。另外，也应看到，中国政治制度总是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由于人事的原因，很多制度最终都走向异化，这在地方制度上体现的很明显。历朝历代都会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监察机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机构最终都成了行政机构，甚至变成了一级地方层级，汉代设立刺史行监察权，后来演化为行政上的“州牧”；唐代则是节度使；宋代代表中央管理地方的知事后来成为正式官职；元代的行中书省后来成为一级行政区划；明代设总督、巡抚主管临时事务，到清代已成为正式的地方大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三、汉代经济制度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五、汉制得失检讨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二、唐代考试制度

三、唐代经济制度

四、唐代兵役制度

五、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 宋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二、宋代考试制度

三、宋代赋税制度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二、明代考试制度

三、明代赋税制度

四、明代兵制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七、变法与革命

读书札记 一本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匆匆合书，确实感慨良多。民国时期成名的那些学术宗师果然气度不凡。全书浑然天成，没有现代那些学者所谓著作中透出的浮躁与虚华。更无论钱先生出身钱塘钱氏望族，学识风度令本人一介扬左布衣大为倾倒。钱穆先生书中提到，古人的字号名不可乱喊。只有天子可以直呼臣子姓名，在士大夫之流，无论高下，即使是痛骂批驳也必称其字。那么这篇随感便遵此制，称钱穆先生为宾四先生，提到一切人名也尽量用字或封号。在全书最后的总论中，宾四先生提到，自西汉以后，中国便不在专制的圈子里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平等以至于越来越无力。此言一出，余一介愚夫疑窦丛生。细细品来，确实大有道理。

何为专制，在余看来便难以定义。日常生活中但凡政治往往皆由认识不同而起，认识不同而又多起于对事物的定义相歧。例如后文还会提及的另一个词语，封建制度。

专制，给出的一般定义多是帝王和君主独自掌握政治权利，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由此看来，始皇之后便没有专制了，不过，这句话也不是那么合乎情理，与常识相悖。不过，真正意义上的专制，中国的确少有。

两年前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江泽民主席接受CNN采访。在反驳别人批驳自己是独裁者的时候，江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What's meaning of dictators?”。中国的证据是不允许独裁者存在了。从最简单的层面上来说，中国幅员太过辽阔，人口太过众多，不可能允许一个统治者完完全全的独断专行，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可能关于专制问题，周天子之后中国政治的中央集权倾向是诱导人们形成中国政治是专制政治的重要原因。不过，中央集权，其受者乃是中央政府，而非皇帝个人，自西汉以降，宫廷与朝廷便以开始逐步划分清楚。中央一旦集权，除了皇权与相权（也就是宫廷与朝廷）还有就是中央官制的问题，专制与否，也就谈论不上了。

曾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皇帝与宰相是在一根绳子的两边角力。当皇帝强势时宰相便式微，如汉武帝。当宰相强势时皇帝便被架空，如张居正。虽然相权在明太祖最终被废（这里不得不提，宾四先生认为，相权不可世袭而皇权世袭主观上降低了相权的地位乃是历史原因），不过皇权的周围始终有掣肘之处。自宋朝开始，清议（及谏官言事）始终是宰相大敌，宰相是政府首脑，那便是批驳宰相。到了明朝，谏官仍在宰相不存，此时政府既非独相制，又非群相制，实际上是一个有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多头政府（内阁大学士始皇帝私人秘书而非政府首脑），谏官批驳六部就是批驳皇上，而谏官们多又是清名在外，皇帝不得不考虑自己行为会被谏官们如何评价。

明朝的谏官们就曾在朝堂之上打死权臣。可见皇权也只能带着镣铐起舞，更不论中国政治传统的制衡智慧，还有皇权赖以生存的根本，祖制和民心。

皇帝不专制，社会也不一定平等。然而，自西汉刘彻削藩之后，这种不平等也消失了，甚或说早至始皇帝一统天下，不平等就消失了。必然有人会以奴隶的存在和门阀士族的形成来进行反驳。不过，就像遗产可以继承而官位不能继承一样，政府，或者说皇权承认的不平等不存在了。天下一家独大。不再封侯不再封伯，何来封公建国以及之后的层级划分呢？

宾四先生将士族的形成归于出身，更确切的说是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彼时印刷术尚未发明，典籍多以竹简或丝帛的形式由世家大族所有，士族子弟便拥有了更良好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而传承下来。若说这不平等，就如同乞丐指责富二代抢走了原本属于他的财富一样，须知，汉初的宰相也都是布衣啊，士族的形成只能说是社会流动性的减缓的表现。进一步说，政府是不会承认或扶植某种不平等势力壮大的，其制度在本体上合理，最起码在一开始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否则又岂会有文景之治的出现呢？犹如宾四先生所说，没有哪一项制度能亘古不变。一项再好的制度若无改进也必将流弊后世。即如那个声名不佳的乡举里选，还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等等，无不是力求平等，只不过后来为一些人所利用，而制度的改进又不到位，才在历史上留下了坏名声。

至于奴隶的存在，汉朝及日后奴仆等形式的仆从的出现，皆为本人自愿，彼时政府不如近日，没有现代的人文思想，不平等一说，不论也罢。

自高中修习中国古代史以来，封建制社会的含义在余看来极为模糊，也从未有人提起其准确定义。顾名思义，有封则有建，真正意义上的封侯封伯不是后来的封爵，例如李靖被封为卫国公，王安石即被追封为荆公，包拯也被封为文肃公，而是要封疆裂土的。这样的做法秦以后就断绝了，就连皇族同姓封疆成为诸侯王的情况西汉以后除了明朝也不存在了。何来封建呢？然而若非封建，又如何称呼中国古代社会呢？未见宾四先生此处有论述，姑且称之为非典型性封建社会吧。

若是以古代中国人不太在意的主权概念看待，更加不知所云。路易十四曾经豪言壮语：朕即国家。中国从未有皇帝言出如此，除了元代清代为异族所有，国家主权，甚至政府都难说由皇帝拥有。中国历代帝王，身后不是资产阶级（工商业遭到压制），不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是被统治对象和新统治者酝酿的温床），也不是军人（中国虽曾军阀混战例如晚唐五代，也曾经军人黄袍加身如赵匡胤，不过始终没有出现军政府）。帝王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对于皇权的支持是公心的，他们的礼仪是出自经典的，中国非典型性封建王朝主权归属尚且犯难，定性就更加困难。

宾四先生谈论了一个被无数次提及的话题，改革与革命，这里想牵出来单独一说。

前文提过，制度没有永远的好与坏，制度本身的好与坏与实际执行效果的好与坏似乎又隔了一层。宾四先生说王安石改革家的名号是列宁赠与的，似乎颇为不屑。待得有宋一朝论及青苗力役诸法，荆公为神宗相（神在谥法里的意思是不知所云，也就是史官们也不知道如何评定这个宋神宗），先生又为其新法为司马温公所废而扼腕叹息。言语中对荆公甚为尊重，合书之后方知，先生批驳的乃是国民人云亦云的陋习。

在改革与革命之后，宾四先生又加了一者，造反。不由想起一则趣闻，相传法国大革命时，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狱，要求限制王权。侍从向只知游马打猎的路易十六报告，路易十六愕然道：“怎么，造反了么？”侍从回答，“不，殿下，这是一场革命。”

造反，说的简单些，便是一个社会的领导层集体换血，最多伴随着对原有制度的修补。也可以说，造反往往附带着进行层次较低的改革。革命则并非如此。革命者，破旧立新也。破的是旧制度，立的是新制度，绝不仅仅只是人事。以此看来，近百年的两次重大变革都是革命已是毫无疑问。秦灭六国或许也能跟革命一词沾边吧。

宾四先生生于晚清，长于民国，客居香港，卒于台湾。民国时期学术界百花争艳，为其当代史学泰斗地位奠定基础。书中宾四先生力赞孙逸仙博士是真正的改革家，大政治家。相比之下，康有为之改革而不革命，以及章太炎之革命而不改革，文人之作也。

谈到封建制，那么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也就稍带提一点。从周朝的分封到清朝，地方权力被不断地削弱是不争的事实。众多史学家谈及此处，皆首推汉制，唐为次，宋再次之。明清就不入流了。

1993年朱铁相分税制改革中，中央从地方税收收入的提成又三成增长到七成。这项举措与汇率并轨一起成为中国大陆在98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的重要基石。同时这项改革的副产品除了让中央财力增长以外，更多的是让地方更加服从中央政令。毕竟财力与说话的口气成正比，古代亦是如此。汉唐无一例外赋予地方雄厚的财权，吏制分级较少，官员升迁较易。然而宋朝积贫，便在于五代晚唐军人当政遗风让宋太祖决议根除地方格局的经济基础，赋税地方不留一点，以致地方羸弱。至于明清两朝，原有的层级被特务机关，南书房以及后来的军机处的出现而打破，吏制分层日冗，已然不堪。

宾四先生写道：罗马之后无罗马，然大唐之后仍有中国，无论宋元，中国始终是中国。

一部中国史，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制度，在宋以前，创建得多。权术，自宋以后，玩弄的多。中央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从独相制到群相制，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越来越好。宋朝虽然无甚创建，不过亦无毁败。明清之后，废宰相，分军权，设内阁，制度愈发不合理，宫廷渗透甚或说压制了朝廷。人心向私，到了异族统治的清朝，帝王心术登峰造极，平衡满汉早已粗浅。压制汉人势力，却又讨好民间百姓推行了聊胜于无的摊丁入亩，这已经不是治国的制度，而是愚国愚民的权术。所谓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怕便始于清朝。

郭沫若一句：“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使中国的历史后退了好几百年。”确实精辟。余以为，若是研究政治，汉唐为最，宋亦可，那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明朝混用的皇帝一把，却享国日久，那是归功于朱元璋和朱棣集权制度的制定，至于元清二朝，不提也罢。

宾四先生书中所诫，要以历史的阳光看待历史。历史上的制度要以制度实行时的客观意见来评判，而不能以现代的眼光评价。否则，一切制度一切人事都不可要。同时，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历久弥新。中学时，管这种说法叫做历史局限性。恰如以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看皇帝生杀予夺是在不可接受。然而当时确实必须。三省六部制权责清晰，皇权相权分配合理，但是这种制度再好也不可能让现代任何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采用，亦是此理。

读史之时，常常思考现代中国最类似那一种制度，余以为三省六部制是也。总理为政府首脑，政府的最高权力不是执行，而是“预闻决策”。凡有权参知机务者皆有宰相之实。那么国务院就算是群相制政府好了，毕竟总理负总责但也决然不会独断，此为尚书省职能。那么拟旨的中书省和审核的门下省呢？分与人大与政协似乎不妥。

谈及汉唐经济，汉朝节制资本，但未保证底层均富。唐朝包拯底层均富却为节制资本。皆有不足。不由想到今日中国现状，想邓公当年究竟是为情势所迫还是不如毛太祖精熟历史，时至今日竟由资本绑架政府，那些建屋筑瓴的商人势力膨胀，实为败笔。

后记：

读史，最起码的一点好处就是教会人不至于过度武断的看待问题。中国人一向擅长的辩证法在历史上可以获得最佳的试验场。余学识尚浅，言语粗俗，难免贻笑大方。但是，就如同历史会不断进步一样，希望日后某日再读此文，自己在哑然失笑的同时能有更高的见解。

第二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第三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副本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对中国历史我一直很感兴趣，但上大学前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书。上了大学后也有读过一些像《太平天国》《隋唐演义》等，但终究觉得对历史的了解不成体系。有些书对历史的认识有些过于偏见，而有的书又过于教条化，而这本书不同，它既描述了历史的得又有失，很可观的看待了历史，这是我选择读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我对香港中文大学仰慕很久了，无数次幻想能走入那座神秘的“殿堂”，而钱穆老先生就是这座神秘殿堂的第一任校长，因那梦中的学堂而仰慕老先生，又因老先生的渊博更加向往知识的殿堂。翻开书本，一列列繁体字映入眼帘，自右向左，跟随者着古朴的排版方式，我也开始慢慢走入历史。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这不是一本专门写来供大家仔细研究的书，而是一系列演讲的集合，因此行文通俗易懂，结构非常清晰。依照历史的顺序，主要讲了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书名一笔点破书中内容——政治得失，因此各个朝代依次讲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建树，取得的成果和所有制度到最后的失败。主要的方向是这样的：钱穆老先生很反对把我们的历史看成都是封建或都是黑暗的，与西方的民主比我们古代对民主的实行要比他们早得多，只是我们没有很正规的思想家把之描述出来而已；就清朝钱老先生认为它是族群统治，其中包括很多专制制度，也因为清朝离我们最近和我们建国后对古代的批评使得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理解有了偏差。现在，我们把在我看来对我看来依然很重要的内容大概的讲述一下，不是按朝代，而是分为皇权和相权之分、中央和地方制度、选举考试制度。

中国古代最开始君权和相权大体是分开的，中间也有合但终究直到唐宋大体还是分的。最开始在汉代皇帝只代表一家独尊，无所谓我们平常经常说的这是刘家的天下，这是李家的天下，虽然没有人人平等但还是有以民为重的理念，在这日常的事务处理中，也不会以皇帝一人之言为准，而很多情况是宰相主管天下，这一情况基本上可以说延续到明朝废除宰相之前。具体我们可以从书中得知，汉代相权和皇权是分得比较清楚的。皇帝下面为其做事的是六尚，分别是衣食冠席浴书，根据其具体的职务我们可以把之简单看成皇帝的私人秘书。而宰相并不是皇帝的用人，宰相下面也有专门管理政府事务的部门，如汉代有十三曹等。最起码我们不能说皇帝只是为了自家的利益，在正规的历史时期皇帝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就像现在的君主制国家，君主并不代表一切，他要受到政府的监督，在汉有权臣坐而论坛，在唐朝中书省有拟撰初稿的权利，删选通过的再由皇帝画敕，传到门下省，也就是说在政策的制定执行中皇帝只起到了同意权，如果门下省反对那皇帝的敕也就无效，这些情况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皇帝的私欲而被慢慢改变了。唐朝不是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吗，唐太宗为了避免谏官魏征的则背而把心爱的鸟放进了自己的怀里，当魏征走了鸟就被活活的闷死了，由制度的安排来看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宋朝皇帝要求有参政权，他可以已高高的身份而命令群臣，这样宰相的权利也就大大减弱了，而且本来监督皇帝的谏官反过来有皇帝来任用而监督宰相，皇权日益膨大，直到明朝宰相被废除，权力统统归到皇帝之下，他也就有了最高的法杖，君主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宣告历代以来的君相之间的权利纷争的结束。在皇帝大有雄心作为的年代里，也会发生君夺相权的如汉武帝，但后来权力还是回归，大的发展方向没有改变。

就中央制度很大一部分情况是和君权相权相关的，还是从汉朝权力说起。汉政府由宰相管理，政府下面有专门为他服务的十三曹，因此政府的事主要是宰相管。我们说到宰相，这里就要解释一下，宰相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官员的称呼，而是地位的象征。在汉代我们所谓的宰相就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监察。除此政府组织中还有九卿，他们也都各自掌管着皇室和政府的事务。从汉到唐，期间也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更替，因此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组织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具体说来就是，没有了三公换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也就是我们说的唐朝宰相。他们的职能大体就是前面

讲权力之分时的职能。在唐朝最高机构叫政事堂，由三省组成。按说有三省的精英来出谋献策，后皇帝同意，在由尚书去监督执行，皇帝和大臣不得以权谋私，这是一套很好的制度，但终究是出了一大漏洞。在皇帝的尊贵地位一日日提高，也没有像现在西方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一样的法律限制，皇帝的权利也逐日升高了从皇帝可以“斜封墨敕”，由同意权接到了参与权，但这也不能就此说我们的制度是专制的。由于五代的积贫积弱，到了宋朝宰相为了树立皇帝尊严，他以自己在群众眼中的身份来衬托皇帝，再也不会和皇帝一起坐而论道，只有卑躬屈膝。明朝犯的最大的错就应该是废除了宰相吧，虽然事出有因，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维庸造反，从而明太祖规定以后子孙都不许立宰相。中书省被废了，而尚书省长官又没人敢做，于是就只剩下秃头的六部尚书，再加上都察院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合成九卿。没有了宰相，权力分给各个部门，没有了统一的领导，部门之间各管各的没有了体系。这样一来其实权利都集中到了皇帝。到了清朝，他们是异族侵入不知道要怎样统治这样一个大的中国，因此也就沿袭了明朝的，为了维护自己族群的统治因此清朝任用官员都是满族人，对汉族有一种永远不会减少的警惕。如果说我们古代是专制的，那也只能用来形容一下明清两代，在汉唐宋我们又怎可一笔抹去？地方权力的变化是随着中央政府组织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汉代地方政府分两级：郡和县，中央官和地方的郡太守的地位可以说是平等的，他们可能会因情况而互相调配。到了唐朝地方官员设置较汉就复杂了很多，因为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本来之前属于地方的权利都统统集结到中央，再由中央向下分配权利，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汉代地方上的小官都是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而唐朝是由吏部派人。宋代把地方分的更加复杂，地方官要想很好的坐下去即必须同时讨好：帅、漕、宪、仓四个上司，地方官员不能一心一意的为百姓谋福，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宋代在各个方面都很弱，而中央把地方上的财政兵力又都收到了，地方上基本的防守能力都没有，这也是宋朝后来在金兵入侵时不敌的一个原因吧。到了明代中央侵入地方更加严重，在没有废除宰相之前，如果地方上出了乱子，中央就派一个大员来震压，形成行省制度，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成了无人管的地区。再说到官员的设置，随着历史的发展，官员的数量也日益壮大，明朝中央总是向地方分配官员，官员的级复杂，这样一来管官的人越来越多，做事的越来越少。清朝和明朝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他的种族意识特别强，不允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这也许是清朝从内部腐化到外部灭亡的一个原因。比较起来地方制度，汉代最好，唐代比较好，虽然唐代经济空前发达，百姓安居乐业，但他在地方的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乱，也为后来五代埋下了隐患。

选举考试制度是从汉代以来就为各朝各代所十分重视的，在汉代实行的是孝廉察举制，孝廉察举的人才多了，这些人就变成了皇帝身边的人，使得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发生了变质，做官的人都变成了读书的人，这也就是后来个各基本都为士人政府的源头。唐朝的政府是开放的，读书人越来越多，用考试获得仕途的人越来越多，只就形成了社会乐于做官的一大弊病，使得社会精英趋于仕途而无法发展其他事业，如像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样，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去设想一下，在经济本来就很发达的社会他已经有了物质经济基础，再加上一批又创造有才能的人，那也许我们会比今天的英国更加发达。宋朝选拔人才的方式和人才的去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有考试的科目等。明以后发生了改变，就是人才等级上的区分，上层为进士、翰林；下层是秀才、举人。考试的标准也变成了八股文，这本是为了方便判别而定取得一个尺度，但却发展成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因此这一制度就用坏了。

每一项制度都是针对当时特定的情况而制定的，在设立之初肯定都是好的，而我们不能只根据其结果的好坏来评判之，所谓要寻其本源。制度制定了那它就死了，而人还都是活的，制度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又怎能苛求它永远都是对的？因此我们就不能抱着这样的观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永远都不可抛弃的。

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在迂回中向前，有得有失才是正常的，就西方的发展又何尝不是

呢？我们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西化，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有过让很多外国人也魂牵梦绕的历史。仔细看历史会发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的整体，我们都有着同样的习惯，在朝代的更替中大家互相同化着对方，最后融为了一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想分裂国家就是试图在分列历史，那将注定会失败。

后记：历史的发展是趋于复杂的，我们可以先举个跟历史无关的例子来分析一下，早晨很多人起不来最好的办法就应该是定闹钟了吧，但是是时间长了我们熟悉脑中的模样了，那在很困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睁眼把它关掉，这时再好的闹钟也没有用了。为了避免这样我们跟进一步把闹钟放在某个我们不易拿到的地方，到时我们必须起来，似乎这样看起来很完美，其实我发现最后发展的结果跟前面一样。只有当哪天我们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珍惜时间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会很自然的醒来，开始一天新的生活。历史也同样趋于复杂，人是由于惰性，而历史是由于人的欲望。制度一步步设计的复杂，但终究会有空隙无法弥补，而一次深的改革才会唤起新的历史。历史本是很严肃的东西，被我拿来跟睡觉比也许有些亵渎了历史，但我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像。

第四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 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显示了钱穆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钱穆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钱穆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他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

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他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事实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又如科举制度，它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个最终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另一个，则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这本书从侧面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并从对历史的比较中，来改进我们现在的政治。

第五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中国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应钦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急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要言不烦，论述精辟，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这本书看得有一些波折，送到家拆开包装才发现买成了繁体竖版。打开一看通篇全是繁体字。不过既然已经买了，就狠心看下去了。最后倒是也有意外的收获，从开始对着简体版一一查字，到最后基本可以一口气通读下来。读着从右往左的竖版书，感觉也别有一番味道，这也算是以外的收获及感受。

书中重点介绍了汉、唐、宋、明、清等五个主要历史朝代的社会制度。而每个社会制度，又分为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四个方向，最后加以政治得失的论述。

对于政府制度，重点在于阐述君权和相权、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中国从秦开始出现大一统的国家以后，此消彼长的角逐也就成了中国社会制度的最主要的构架。

其次，作者谈论了选举制度，非科举制度，而是选举制度自古至今的发展演变。再进一步，作者论述了不劳而获的人是如何不劳而获的所谓的经济制度。

最后，作者回答了历朝代国家是如何“攘外”和“安内”的，这就是兵役制度。关于兵役制度重点有二，即兵源和粮源。

我认为，本书的精髓在于，其一，钱穆先生带领我们在以整体的视角审视这个社会，而不是去关注盘枝末节，当然这也造成了内容一定程度上的乏味，但是细读起来，却又有很大的收获，是一种对历史的大局观的理解与认识。其二，成书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看清，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社会体制，并不能以“专制黑暗”四个字全盘否定，封建社会不是专制黑暗的，每一项制度在产生之初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以下是我摘录的几段钱穆先生的几段句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

“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

“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通读全书，我有以下的一些思考：

这本书使我获益匪浅，解决了我中学学习历史时的很多困扰。作为一个文科生，中学时期学历史学的只能说是分数很高，但是一直觉得缺乏透彻的理解。总觉得学的一直只是干巴巴的文字，死记硬背。现在读完这本书，使我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以前只是在学一个“是什么”，无论是史实还是历史评价，但是现在多了对“为什么”的理解。同时我也体会到了学习的一种渐进性，相信要是高中时期让我读这本书，也很难达到理解的程度，毕竟我不是什么天才。但是，现在还是缺少了一个“怎么样”，这还需要我不断地努力。

社会的进步，主要靠两方面，一是科学技术，一是社会体制。在远古社会，由于缺乏了科学技术，且社会体制也不完善，所以社会进步是缓慢的。而如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要想进步，就要不断健全优化的社会体制。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包括以前看过的《易中天品三国》等一系列百家讲坛，我最大的收获便是学会了评价一个朝代的政治好坏的一种方法——历史意见，而不是只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站在现在回望过去，不能只凭自己时代的判断来吞灭历史的判断。钱穆先生指出，所谓“历史意见”，指的是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而“时代意见”则是指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故钱先生认为，“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二者应该是精义相通的。如果说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这种“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其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

我以为，史学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是，最终还是要落到“致用”二字上。人们通过研究历史得失，从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回望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看问题，是对视角、观点的一种补全，若不能将此种洞察应用于当代，实在是可惜。钱穆先生书中谈到了得失二字，我们不仅仅应该去品评得失，更需要将从中得出的思考运用到现今问题上来，这才更有意义。比如：如果要在中国这个一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长久维持其分权本意的制度的话，这个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我对政治的理解还相当肤浅，无法来回答，只是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当然，吹毛求疵，如果说本书有一些不足之处，我认为当是，评价中国政治得失，还需要将文化、思想与政治制度相结合来看，相信，如果融入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后，又会有一番发现。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钱穆先生对于历史制度的解析中，的确打开了我对于很多历史的误解。

20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