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5篇模版]

第一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

钱穆先生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钱先生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共98000 字，分序、前言、正文和总论四部分，此书是由钱穆先生于1952 年的五次演讲稿组成，前言、正文和总论都是演讲的内容，序是作者对写作因由及成书过程的交代。书名虽然称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实只包含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种安排，既是因为演讲次数以及演讲时间的规定所限，也因作者心目中自有取舍。作者认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这五个朝代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发展进程。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

作者在前言中就讲到了研究制度的七大要义：“第一，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第二，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第四，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第五，任何一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就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钱穆先生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由于这两个方面本身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因而也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讲制度，同时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钱穆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在五个朝代中，我认为钱先生重点讲了汉唐和明代。讲汉唐是讲中华盛世，因而对其政治制度的分析，以得为主，兼论其过。汉唐其实是开了中国传统政治和政府的先河，并且这个先河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优点和用心良苦。宋代基本是沿袭唐代，只是对唐制的缝缝补补反，甚少建树，而颇多过失。钱先生对这些过失的分析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结合当时客观情况，同情地理解之，尤其对宋代武功之衰，也能客观地分析其缘由，而不是概而批之。明代论之甚详，一则明代夹于元清之间，地位特殊；二则清代制度多因袭明代，述明则及清；三则明代是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和黑暗的发端，把握了明代，就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把握。对于清代的分析以批判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这里区分了制度和法术之别。制度是出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的一些度量和分寸是制度；而法术是出于私的，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清代全无制度，他所有的制度，都是照搬着明代，再加上自己许多的私心。

读罢全文，让人有一种通透的感觉。例如论及清代之时，钱先生在这里比较了东西方主权观的不同，让人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西方讲政治，先要讲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专制，主权只在皇帝一人手中，试想，中国这样大，同欧洲早期国家不同，他的主权怎可能只掌握在一人手中？ 主权的掌控，肯定是在一个集体手中。中国的政权，实际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而士人并非阶级而是一种流品，通过考试和选举制度将政府和社会联结在一起，因而中国的士人政权从来不存在主权问题，来自社会、具有极大社会流动性的士人阶层其实很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权应是在民的。而这样的士人政权在发展到明代时，已由于专制之加强而

有些许变味，到了清代，则是彻底变质为一部族政权，成了维护满人部族统治的工具，将其称之为黑暗专制应是不冤。近代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应是适于清代的，但不应笼而统之，抹杀整个中国历史。

书中最后结论部分中钱先生提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非常深刻和准确，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提出和对于士人阶层过度膨胀的分析给人以深深的启发。首先，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给了政府神圣的正当性的同时，并不真正干预政府的行政工作，由宰相率领经过考试和选举筛选的文官阶层来管理国家。与此同时，又设计出许多十分精巧而体现着限权思想的制度来规制政府和官员。但由于法的理念的过于单薄或者对于“法”的理念的过分恪守，终于这样协调有序的政府模式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宰相逐渐萎缩消亡，逐渐堕为皇帝的秘书或顾问，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悲剧，如果在新的时代中，结合已经吸收引进的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焕发出早期中国政治的活力和优点来，应当是中国今后政治制度架构的一个不错选择，总之，全盘丢弃传统，彻底接受西方理念，是不对的。其次，钱先生对于传统政治制度所引发的士人阶层的膨胀问题的提出也给人以极大的启发。科举制度一方面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这样的对于士人阶层流品的尊崇也使整个社会的才智力量过于集中在士人阶层，由此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传统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品尊崇和“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必然结果。

钱先生对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极见功力，极为精到，无愧史学大师的眼光。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特定制度实施的时代的人们切实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而时代隔得久远之后，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割裂传统，走进现代，但是否传统就真的那么糟糕，那么不可取以至于要全盘打倒、彻底否定呢？ 同时，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国，我们的主体意识又在哪里？ 我们如何去自信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要是丢失了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抹杀掉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共尊共信心又从何而来呢？

第二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第三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副本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对中国历史我一直很感兴趣，但上大学前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书。上了大学后也有读过一些像《太平天国》《隋唐演义》等，但终究觉得对历史的了解不成体系。有些书对历史的认识有些过于偏见，而有的书又过于教条化，而这本书不同，它既描述了历史的得又有失，很可观的看待了历史，这是我选择读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我对香港中文大学仰慕很久了，无数次幻想能走入那座神秘的“殿堂”，而钱穆老先生就是这座神秘殿堂的第一任校长，因那梦中的学堂而仰慕老先生，又因老先生的渊博更加向往知识的殿堂。翻开书本，一列列繁体字映入眼帘，自右向左，跟随者着古朴的排版方式，我也开始慢慢走入历史。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这不是一本专门写来供大家仔细研究的书，而是一系列演讲的集合，因此行文通俗易懂，结构非常清晰。依照历史的顺序，主要讲了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书名一笔点破书中内容——政治得失，因此各个朝代依次讲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建树，取得的成果和所有制度到最后的失败。主要的方向是这样的：钱穆老先生很反对把我们的历史看成都是封建或都是黑暗的，与西方的民主比我们古代对民主的实行要比他们早得多，只是我们没有很正规的思想家把之描述出来而已；就清朝钱老先生认为它是族群统治，其中包括很多专制制度，也因为清朝离我们最近和我们建国后对古代的批评使得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理解有了偏差。现在，我们把在我看来对我看来依然很重要的内容大概的讲述一下，不是按朝代，而是分为皇权和相权之分、中央和地方制度、选举考试制度。

中国古代最开始君权和相权大体是分开的，中间也有合但终究直到唐宋大体还是分的。最开始在汉代皇帝只代表一家独尊，无所谓我们平常经常说的这是刘家的天下，这是李家的天下，虽然没有人人平等但还是有以民为重的理念，在这日常的事务处理中，也不会以皇帝一人之言为准，而很多情况是宰相主管天下，这一情况基本上可以说延续到明朝废除宰相之前。具体我们可以从书中得知，汉代相权和皇权是分得比较清楚的。皇帝下面为其做事的是六尚，分别是衣食冠席浴书，根据其具体的职务我们可以把之简单看成皇帝的私人秘书。而宰相并不是皇帝的用人，宰相下面也有专门管理政府事务的部门，如汉代有十三曹等。最起码我们不能说皇帝只是为了自家的利益，在正规的历史时期皇帝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就像现在的君主制国家，君主并不代表一切，他要受到政府的监督，在汉有权臣坐而论坛，在唐朝中书省有拟撰初稿的权利，删选通过的再由皇帝画敕，传到门下省，也就是说在政策的制定执行中皇帝只起到了同意权，如果门下省反对那皇帝的敕也就无效，这些情况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皇帝的私欲而被慢慢改变了。唐朝不是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吗，唐太宗为了避免谏官魏征的则背而把心爱的鸟放进了自己的怀里，当魏征走了鸟就被活活的闷死了，由制度的安排来看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宋朝皇帝要求有参政权，他可以已高高的身份而命令群臣，这样宰相的权利也就大大减弱了，而且本来监督皇帝的谏官反过来有皇帝来任用而监督宰相，皇权日益膨大，直到明朝宰相被废除，权力统统归到皇帝之下，他也就有了最高的法杖，君主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宣告历代以来的君相之间的权利纷争的结束。在皇帝大有雄心作为的年代里，也会发生君夺相权的如汉武帝，但后来权力还是回归，大的发展方向没有改变。

就中央制度很大一部分情况是和君权相权相关的，还是从汉朝权力说起。汉政府由宰相管理，政府下面有专门为他服务的十三曹，因此政府的事主要是宰相管。我们说到宰相，这里就要解释一下，宰相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官员的称呼，而是地位的象征。在汉代我们所谓的宰相就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监察。除此政府组织中还有九卿，他们也都各自掌管着皇室和政府的事务。从汉到唐，期间也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更替，因此到了唐朝中央政府组织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具体说来就是，没有了三公换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也就是我们说的唐朝宰相。他们的职能大体就是前面

讲权力之分时的职能。在唐朝最高机构叫政事堂，由三省组成。按说有三省的精英来出谋献策，后皇帝同意，在由尚书去监督执行，皇帝和大臣不得以权谋私，这是一套很好的制度，但终究是出了一大漏洞。在皇帝的尊贵地位一日日提高，也没有像现在西方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一样的法律限制，皇帝的权利也逐日升高了从皇帝可以“斜封墨敕”，由同意权接到了参与权，但这也不能就此说我们的制度是专制的。由于五代的积贫积弱，到了宋朝宰相为了树立皇帝尊严，他以自己在群众眼中的身份来衬托皇帝，再也不会和皇帝一起坐而论道，只有卑躬屈膝。明朝犯的最大的错就应该是废除了宰相吧，虽然事出有因，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宰相胡维庸造反，从而明太祖规定以后子孙都不许立宰相。中书省被废了，而尚书省长官又没人敢做，于是就只剩下秃头的六部尚书，再加上都察院与六部并称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合成九卿。没有了宰相，权力分给各个部门，没有了统一的领导，部门之间各管各的没有了体系。这样一来其实权利都集中到了皇帝。到了清朝，他们是异族侵入不知道要怎样统治这样一个大的中国，因此也就沿袭了明朝的，为了维护自己族群的统治因此清朝任用官员都是满族人，对汉族有一种永远不会减少的警惕。如果说我们古代是专制的，那也只能用来形容一下明清两代，在汉唐宋我们又怎可一笔抹去？地方权力的变化是随着中央政府组织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汉代地方政府分两级：郡和县，中央官和地方的郡太守的地位可以说是平等的，他们可能会因情况而互相调配。到了唐朝地方官员设置较汉就复杂了很多，因为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本来之前属于地方的权利都统统集结到中央，再由中央向下分配权利，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汉代地方上的小官都是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而唐朝是由吏部派人。宋代把地方分的更加复杂，地方官要想很好的坐下去即必须同时讨好：帅、漕、宪、仓四个上司，地方官员不能一心一意的为百姓谋福，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宋代在各个方面都很弱，而中央把地方上的财政兵力又都收到了，地方上基本的防守能力都没有，这也是宋朝后来在金兵入侵时不敌的一个原因吧。到了明代中央侵入地方更加严重，在没有废除宰相之前，如果地方上出了乱子，中央就派一个大员来震压，形成行省制度，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成了无人管的地区。再说到官员的设置，随着历史的发展，官员的数量也日益壮大，明朝中央总是向地方分配官员，官员的级复杂，这样一来管官的人越来越多，做事的越来越少。清朝和明朝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他的种族意识特别强，不允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这也许是清朝从内部腐化到外部灭亡的一个原因。比较起来地方制度，汉代最好，唐代比较好，虽然唐代经济空前发达，百姓安居乐业，但他在地方的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乱，也为后来五代埋下了隐患。

选举考试制度是从汉代以来就为各朝各代所十分重视的，在汉代实行的是孝廉察举制，孝廉察举的人才多了，这些人就变成了皇帝身边的人，使得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发生了变质，做官的人都变成了读书的人，这也就是后来个各基本都为士人政府的源头。唐朝的政府是开放的，读书人越来越多，用考试获得仕途的人越来越多，只就形成了社会乐于做官的一大弊病，使得社会精英趋于仕途而无法发展其他事业，如像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样，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去设想一下，在经济本来就很发达的社会他已经有了物质经济基础，再加上一批又创造有才能的人，那也许我们会比今天的英国更加发达。宋朝选拔人才的方式和人才的去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有考试的科目等。明以后发生了改变，就是人才等级上的区分，上层为进士、翰林；下层是秀才、举人。考试的标准也变成了八股文，这本是为了方便判别而定取得一个尺度，但却发展成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因此这一制度就用坏了。

每一项制度都是针对当时特定的情况而制定的，在设立之初肯定都是好的，而我们不能只根据其结果的好坏来评判之，所谓要寻其本源。制度制定了那它就死了，而人还都是活的，制度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又怎能苛求它永远都是对的？因此我们就不能抱着这样的观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永远都不可抛弃的。

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在迂回中向前，有得有失才是正常的，就西方的发展又何尝不是

呢？我们学习西方但不能全盘西化，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有过让很多外国人也魂牵梦绕的历史。仔细看历史会发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的整体，我们都有着同样的习惯，在朝代的更替中大家互相同化着对方，最后融为了一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想分裂国家就是试图在分列历史，那将注定会失败。

后记：历史的发展是趋于复杂的，我们可以先举个跟历史无关的例子来分析一下，早晨很多人起不来最好的办法就应该是定闹钟了吧，但是是时间长了我们熟悉脑中的模样了，那在很困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睁眼把它关掉，这时再好的闹钟也没有用了。为了避免这样我们跟进一步把闹钟放在某个我们不易拿到的地方，到时我们必须起来，似乎这样看起来很完美，其实我发现最后发展的结果跟前面一样。只有当哪天我们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珍惜时间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会很自然的醒来，开始一天新的生活。历史也同样趋于复杂，人是由于惰性，而历史是由于人的欲望。制度一步步设计的复杂，但终究会有空隙无法弥补，而一次深的改革才会唤起新的历史。历史本是很严肃的东西，被我拿来跟睡觉比也许有些亵渎了历史，但我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像。

第四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 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显示了钱穆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钱穆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钱穆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他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

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他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事实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又如科举制度，它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个最终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另一个，则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这本书从侧面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并从对历史的比较中，来改进我们现在的政治。

第五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中国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应钦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急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要言不烦，论述精辟，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这本书看得有一些波折，送到家拆开包装才发现买成了繁体竖版。打开一看通篇全是繁体字。不过既然已经买了，就狠心看下去了。最后倒是也有意外的收获，从开始对着简体版一一查字，到最后基本可以一口气通读下来。读着从右往左的竖版书，感觉也别有一番味道，这也算是以外的收获及感受。

书中重点介绍了汉、唐、宋、明、清等五个主要历史朝代的社会制度。而每个社会制度，又分为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四个方向，最后加以政治得失的论述。

对于政府制度，重点在于阐述君权和相权、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中国从秦开始出现大一统的国家以后，此消彼长的角逐也就成了中国社会制度的最主要的构架。

其次，作者谈论了选举制度，非科举制度，而是选举制度自古至今的发展演变。再进一步，作者论述了不劳而获的人是如何不劳而获的所谓的经济制度。

最后，作者回答了历朝代国家是如何“攘外”和“安内”的，这就是兵役制度。关于兵役制度重点有二，即兵源和粮源。

我认为，本书的精髓在于，其一，钱穆先生带领我们在以整体的视角审视这个社会，而不是去关注盘枝末节，当然这也造成了内容一定程度上的乏味，但是细读起来，却又有很大的收获，是一种对历史的大局观的理解与认识。其二，成书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看清，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社会体制，并不能以“专制黑暗”四个字全盘否定，封建社会不是专制黑暗的，每一项制度在产生之初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以下是我摘录的几段钱穆先生的几段句子。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上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正如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新。”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

“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

“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通读全书，我有以下的一些思考：

这本书使我获益匪浅，解决了我中学学习历史时的很多困扰。作为一个文科生，中学时期学历史学的只能说是分数很高，但是一直觉得缺乏透彻的理解。总觉得学的一直只是干巴巴的文字，死记硬背。现在读完这本书，使我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以前只是在学一个“是什么”，无论是史实还是历史评价，但是现在多了对“为什么”的理解。同时我也体会到了学习的一种渐进性，相信要是高中时期让我读这本书，也很难达到理解的程度，毕竟我不是什么天才。但是，现在还是缺少了一个“怎么样”，这还需要我不断地努力。

社会的进步，主要靠两方面，一是科学技术，一是社会体制。在远古社会，由于缺乏了科学技术，且社会体制也不完善，所以社会进步是缓慢的。而如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要想进步，就要不断健全优化的社会体制。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包括以前看过的《易中天品三国》等一系列百家讲坛，我最大的收获便是学会了评价一个朝代的政治好坏的一种方法——历史意见，而不是只从个人所属的时代出发，站在现在回望过去，不能只凭自己时代的判断来吞灭历史的判断。钱穆先生指出，所谓“历史意见”，指的是一项制度实施之时代的人们由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而“时代意见”则是指后人单凭其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我们在研究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时，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没有一项制度能够凭空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制度背后当时人的观念与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已成为一种“历史意见”，但对当时人来说，无疑是代表着他们时代精神的“时代意见”。唯有代表着当时的“时代意见”，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变，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意见”。故钱先生认为，“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二者应该是精义相通的。如果说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这种“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其明知“历史意见”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

我以为，史学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是，最终还是要落到“致用”二字上。人们通过研究历史得失，从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回望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看问题，是对视角、观点的一种补全，若不能将此种洞察应用于当代，实在是可惜。钱穆先生书中谈到了得失二字，我们不仅仅应该去品评得失，更需要将从中得出的思考运用到现今问题上来，这才更有意义。比如：如果要在中国这个一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长久维持其分权本意的制度的话，这个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我对政治的理解还相当肤浅，无法来回答，只是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当然，吹毛求疵，如果说本书有一些不足之处，我认为当是，评价中国政治得失，还需要将文化、思想与政治制度相结合来看，相信，如果融入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后，又会有一番发现。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钱穆先生对于历史制度的解析中，的确打开了我对于很多历史的误解。

201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