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第一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札记

11级历史基地班 李拴王

2011102025

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史怎么能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呢？读后之余，遂成一文，以为作业。

细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真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平实之语，不加修饰之文，寥寥几笔便勾勒出整个时代的人事与制度。没有枯燥的历史理论，更没有驳杂的征引，这使得这本小书一下子鲜活了起来。时而化用几条历史史料，时而用拿东西方作对比，深厚的学术功底也不言自现。“兹仅举要分为五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全书也是按照这一句话来编排的，读起来也觉得脉络特别的清晰。时间篇幅有限，本文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汉代做一读书札记。

在汉代的政治组织中，钱穆先生从“甲、皇室与政府，乙、中央政府的组织，丙、汉代地方政府，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代政府组织的具体情况。在甲一篇中，钱穆先生具体的对比了中西方关于国家及皇帝产生之区别：“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然而“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这样的分析信手拈来，不得不让人拜服。此篇中还论述了皇帝之“秘书处”——六尚与相府十三曹之职能区别。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乙篇中则具体的叙述了汉代九卿之职能，也详细说明了丞相产生的原因，犹如周代，皇帝家事和国事依然倚重与丞相的看管，而汉代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增设官吏等只是对这种局面的一种变通。丙篇中概括了汉代郡县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官

吏增设区别以及地位之区别：郡长是处在中央以外的“九卿”，而九卿是在中央的“郡长”，究其地位，却没有什么差别。最后一篇中则写到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

说完汉代的政治制度，就该说一说汉代的人事，而第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汉代的选举制度。勾陈过几种选官的制度后，钱穆先生便讲到：“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选举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定期的，或老皇帝驾崩，新皇帝上台，或国家灾异横生等，这时，国家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良，贤良至政府后将接受政府关于国家大事之策问，政府视其对策挑选任用。第二种则是特殊选举，简言之，就是在特殊时间中需要对特殊之人才的任用，比如出使西域时，应诏通西域语之人任用等。后来出现一种定期的选官制度，那就是选举孝廉，“自从汉武帝之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察举之人，如太学学习，毕业后到地方服务，待有政绩，则迁至中央，自此以后，汉代官吏皆有此入仕，把汉初的整个官僚体系为之一变，怪不得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第三章述其经济制度，即赋税制度。汉代确实实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服役制度，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这种有土地而产生的利益更多的归向了大土地拥有者，他们向租用其土地之人征收十分之五左右的赋税，而向政府缴纳三十分之一的赋税，利益直插，由此可观。全国之地，亦非全部为耕地，至于那种山林湖泽，那则属于皇家所有，其利益也归于皇家。后来情势变了，耕地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农夫手里，而非耕地的禁区呢？也渐渐被民间私下闯入，烧炭伐木，捕鱼猎兽，这是一种违法的牟利，政府禁而不止，索性向民开放。只是在关隘之处，设一征收员，对所获之物，征收实物，俨然成为另一种的赋税。而后又延伸至汉武帝之盐铁专卖，国家攫取巨额利润。但就整个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采取节制政策，而对于农民的田租方面，则做到了轻徭薄赋，但未能平均地权。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为三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

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卫又分为两种：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总计不足七万人。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待遇优渥，不需自己拿钱。当戍兵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担负。戍兵之期限，却只有三天。地方部队即由都尉管。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各地方并就地理形势，分别训练各兵种，如车骑（骑兵和车兵）楼船（水师与海军）材官（步兵）之类。国家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钱穆先生也是从口税的角度出发，认为：汉代的奴隶为了逃避严重的口税才自贬为奴，显然这种口税是不太合理的。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第五章专论汉制之得失。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对黔首益处不大。其次是政府的组织方面，汉代政府之失，在于与皇帝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就奠定了中国古代政府与皇帝之间矛盾的基础，也是造成皇权与相权相互博弈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说到军队制度：名义上的全国皆兵因其数量众多，训练不足而变得有名无实。后论至其选官制度，汉武帝时期所建立的孝子廉吏制度初衷为好，在前期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也成为上下流动之管道，可是孝廉充斥仕路，其他的选官渠道到此蔽塞，因此渴慕进入仕途之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了，也导致了孝子廉吏的制度逐渐沦为世家大族入仕之门径。

无论是论述汉代之政治事实，还是在论及汉代政治之得失，钱穆先生站在当时人的思维下来论述，来思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确实钱老先生一下子给我们廓清了前代政治现实和得失，但是深思之下对汉代之政这么井然有序表示怀疑？

第二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第三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以极小之篇幅，极其洗练的文笔，从极高之高度俯瞰 中国历史，以极精巧之架构，将汉、唐、宋、明、清五代之历史洪流进行梳理，显示了钱穆对中国历史深邃的思考和精到的见解。本书除去前言和最后的结论，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成一章，总共分了五讲。之所以只讲了这五个朝代，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五个朝代。钱穆将政治分为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在本书中分析的重点是制度，但对人事也自然有所涉及。制度很复杂，不好把握，故而本书中将制度分作四个范围来讲。钱穆根据自己对于制度的理解，选取了他认为最为重要、不可不讲的，最能见得失的四个范围：首先是政府的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他认为借讲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便可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趋向；第二范围讲考试和选举，因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代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第三范围讲中国历代政府的赋税和经济制度；第四范围是讲国防和兵役制度。本书的编成，便是按着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对各个朝代就这四个范围和方面来分析其制度的得失。

这四个范围的划定和抽取，极见钱先生的功力。政府职权分配，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根本模式和权力分配，决定着行政运作是否合理，各项权力是否有相互制约的功用；而考试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者的人员构成和人员资格，决定了什么人可以来管理政府，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诚如钱穆所论述的，考试制度决定了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考试制度的作用，建立了政府和社会之的桥梁，因而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读书人组成的士人阶层中，而士人只是一个品位而非阶级，具有社会流动性，因而，整个社会都可通过读书仕途之路参与政治； 前两项可谓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要素，而税收和军队这两项要素，更是西方现代政府成立的根本，其清明、深刻和精当，真是让人叹服！

这部书，名为分析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更是一部中国传统政治“翻案史”，他凭着对于历史深刻的把握和明晰的分析，替中国传统政治鸣冤，揭示历史的真相，不容偏激的观点将它们全盘否定、以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掉。钱先生将其对传统文化深沉的感情和准确的理解把握倾注书中，读过此书，都会对传统政治有一番新的感悟和理解，以前许多不实的、虚妄的曲解也不攻自破，更由衷地发生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来。事实上，早期皇室和政府职能职权分明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政府是符合权能分立所要求的政府形态的。又如科举制度，它构建了政府和社会的桥梁，为政府培养了读书阶层来产生优秀的官员并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个最终在皇权的膨胀中被打破平衡，最终趋于崩塌，使国家政治真正走向专制，另一个，则导致了士人阶层的过度膨胀和官员的冗积、政府效率的低下，造成了“管官的官多，官民的官少”的情况，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其他力量尤其是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这本书从侧面揭示和批评了现在人们看待历史的一种常见的错误的看法。要言之，我们不仅不应抹杀，更应该重视历史意见，还应该崇敬地去看待历史，并从对历史的比较中，来改进我们现在的政治。

第四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书笔记

从历史得失看中国政治

中国的政治，从传统政治到现当代政治，经历了历代王朝的更迭，经历了千年历史的锤炼，经历了几次彻底的大变革，中国的政治于是变成了今天的摸样。虽然一直在变革，但有一点恐怕是从来没有改变的，那便是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想要达到的理想国。这一理想国或许是大同世界，或许是皇权专政，或许是民主制度，亦或是现在的中国制度……尤其是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制度都被尝试了遍，在政治这条路上，中国人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向前，一直在寻觅。

那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钱穆从汉、唐、宋、明、清五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朝代的政治制度来谈，每个朝代他都从中央、地方、监察、科举、经济、兵役制度出发，谈到了各个朝代的具体情况。

历史是一面明镜，无论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它们都会成为历史，一切的功败都将得到历史的定论。

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是贯穿全书来自于钱穆从历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得失里看到的结论。

钱穆先生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中国政治制度频繁变革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大批的有识之士们都在为了“解放”中国，为了“废除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而奔走相告。他眼前的世界，是怎样的充满了变革、充满了未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注定了让作者这么一个有着中国根又忧国忧民之人又重新翻开了中国的历史，去传统政治里寻找答案，寻找中国的未来之路。

作者这里的传统政治制度是从两个方面来谈的：一是制度，一是人事。这或许跟中国的传统紧密相关。作者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了解一代的制度就要精通一代的人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独特的有着其本身的历史特点的，只有适应其自身特点的能够在其时其地有价值的制度都应当得到中肯的评价。

在作者看来，任何一项制度都不会有绝对的利或者弊。“我们若

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的制度，结果别人的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这就道明了我们需要用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必须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历史上的中国缺乏民主吗？钱穆先生是这样阐释的：“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来说，从汉代的“乡举里选”、“选举孝廉”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就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着。“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为了避免“世族门第”制度，唐代开始，大兴科举，开辟了中国选举真正有才之士成为国家官员的创举。宋代之后，考试越来越严格，考核越来越完善。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另一个转机——翰林院。这意味着，中国的科举不再仅仅是局限于“考试”，而是走向了人才储备、人才培植之路。中第之人有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们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更多的政治之士，静待政府只用。”尽管科举制度也存在着许多弊端，甚至在清朝时期成为了一项愚民政策，但这一切还是应当放到历史中去，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钱穆认为“这是人事腐败，并非制度本身有问题”。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权而社会阶层又是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从某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从四分五裂到统一集中的过程。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并且应当得到正面评价。“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第一事”。尽管中国经历了千年“封建帝国”，但是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确实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国是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始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得到管职，得到“坐观”的机会。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过程，“让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则是走向人事化的，他们依靠选举，法治由人来决定。故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缚之路，这直接导致了其没有起色的根源。

然而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国，人人都希望达到长治久安。中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朝代都从刚开始的清明逐步走向了腐败，走向了覆灭。但这其中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位官僚，他们都是在为了长治久安而努力，这一点是毋庸臵疑的。

关于中国的未来，钱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自由发展，这是最紧要的”。他还强调，我们不能成为西方潮流的跟随者，而是应当学会用自己的旧经验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龙的国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比谁都还短浅——能说这话的只有中国人”。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总会有自己的定论。错误的人不把历史当做参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历史再看一看，总还不是要不得”。

第五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读书笔记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这些天小阅了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描绘了中国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钱穆先生在1950年代据其讲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在阅读书中五讲五代的例子中，先生的：“中国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这样的立场逐渐渗透给我。也许我们在回顾和反思中国文化的时候，凭借自己对历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见解，误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看着本书的时候，在一段段历史、制度被分析中，我觉得钱穆先生在史上患得患失中，透露的是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在中国文化，可以说整本书都是活史记。

全本书说了中国史上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从这五朝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钱穆先生所认为其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以及“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这两大点。前面我也已经说过，在观这部历史书里面我所学所想的是中国文化，这部制度纲要则从各个角度解析得十分透彻，字里行间展现的文化变迁更是有其独到之处。这两点是在文章的阅读中最感同身受的。

纵然事过境迁，后代人都不了解了，即其在当时也不能尽人了解得，但到底这不是一秘密。在当时，乃至在不远的后代，仍然有人知道得该项制度之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有记载在历史上，这是后人讨论该项制度所必须注意的东西。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真确的用意。

同时，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就不一定这样了。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谈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也当如先生所说：“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文摘一：

说到汉代选举制度：完全是因其是一读书知识分子而获入仕途。这一情形，直从汉代起。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

当时的汉代的选举制度可谓严格和公正，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就是，一个青年想要走上金字塔的尖端的路，基本就是当高级公务员（当时为“入仕”），他一定要进入大学学习（当时的太学），然后被分配到街道服务（做做小地方官吏）。等到街道工作有了一定的业绩，被领导赏识（经由长官选举到中央）；再经过高级公务员考试，才当上正规的“公务员”。这样的路基本是当时所有人的入仕之路，也就是成才光宗耀祖之路，可以说当时官宦子弟入仕是少之又少。所以这样的制度是崇尚文治的制度，这样的政府是崇尚文治的政府。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所追求的那一种公平公正在2000多年前已经实现了，当时的汉代政府追求一种文治是为了在外是为了选举贤才，对于自己的封建统治又有多少巩固，可以说

是确切实际的优秀制度。事实也证明如此，无论是汉代存在的时间跨度，还是汉代在当时世界上的辉煌成就，都是我们有理由肯定这样的考察制度。再来看看这样的制度在现在的投影，1977年的恢复高考和从前的科举制度几乎如出一格，30多年来没有变化。而国外的大学研究生录取制度是不是和汉代的差不多？他们的高考频率不是一年一次，成绩保质期更是有数年，他们的教授推荐又占了多大比重有多么高的信誉度，2000多年前的汉代也能做到这样，足以看出制度之优劣。在我眼里，中国特色也当有时代精神、具有时代意义，中国文化应当是一面镜子，可以正中国今直面貌，可以产生最贴合实际，进步文化的中国特色。

文摘二：

提到唐代兵役制度：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亦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把武装集团同时变成生产集团，每个军人都要他种田，却并不是要每个种田人都当兵。

在汉代的时候，兵役为“全农皆兵”，也许意在想要利用中国农民这个人民群众最基本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来保家卫国，把武装放在最底层，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其实武装农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想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所有政府大部分都是农民武装推翻的，政变军变都不太多，成功率也的确不高。想到武装农民很多人心里不禁嘿嘿一笑，还是如今共产党好，从农民起家知道要安抚农民才是固国稳国之本，当然这都是后话。唐代这一举措从北周苏绰创始，唐代人不过踵其成规。从历史上来看，成效确实是比汉代要好不少。中国向来都是人口大国，户口多，不一定需要全农皆兵，全农皆兵的结果肯定是训练不精，战斗力不强，还误了粮食大事，而有可能出现上述“农变”情况。而全兵皆农遍不一样了，不仅军队可以把训练用在务农上，也可产出够军粮，剩下的农民会承担更少的责任，只要供政府文人用用，余下自给自足很够了。在我看来，这样的举措于军可以在心理上大大增加军人对与农民的感情，就是促进军民感情，同时农民也乐得不用劳作太多，幸福指数也应该是直线上升。可以说这个制度的想法在唐代是合情合理，不过后来也是因为制度管理之中的问题也失败了，这个也是后话线不予考虑。再看看今天，感谢科技作出的贡献，大部分人民群众已经不愁吃不愁穿，裁军和高科技已经让我们祖国高枕无忧，现在的兵役制度虽然我不太了解，感觉是正规军和预备役结合，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义务保卫家园。可以说我们祖国在爱国教育上是做的不错的，同兵役制度在我们青年人身上也埋下了很深的爱国情怀，相信如果有国难，人人也都会多出自己一分力。

文摘三：

讲到清代统制政策：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灯。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

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清代是外族人统治中国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在中国史上这是第二例，第一例是元朝，很明显他就没清代这么高明，用外族文化统治大中国文化，30年就悲剧了。清代打压会抵抗的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让抵抗分子无势可壮。这么看来，清代和当代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底层民众好，清代排除统治阶级不论，确实这样的政策还能起到缩小贫富差距之功效。从“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来看，这样的统治政策实在是再适合不过外族来统治中国了，若是没有闭关锁国，若是清末中国也崇尚科技，泱泱大国还不是手到擒来。不过这样的政策也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时间一长这样的特性也暴露无遗。历史上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府腐败了也没有办法讨好底层民众，最后垮台也是必然。可能这样的结局也是封建王朝2000多年历史的最好的句号了。社会在进步，落后了世界一大截的社会形式也终将被取代„„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钱穆先生对于历史制度的“柔情”解析中，的确打开了我对于很多历史的误解。在患得患失之间我也会难得想想这么大的话题，考虑考虑国家今天的政策和制度，也许在学习法律的时候这样的情与法交替的考虑可以让自己的人性和感悟都有很大的提高吧，感谢钱穆先生，感谢《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