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为什么要带孩子读古诗

第一篇：钱穆：为什么要带孩子读古诗

钱穆：为什么要带孩子读古诗

钱穆：为什么要带孩子读古诗

李桂春 2015-10-11 分类：教学反思

上一周，我们结束了杜甫诗词的赏析，这周开始我们将给孩子们展开另一个诗人——柳宗元的人生画卷。

我们要不要带孩子读古诗?怎样带孩子读古诗?现在连这也演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事。来听听钱穆怎么说吧。

文|钱穆

我认为若讲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在中国文学中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融入人生，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学对我们最亲切，正是我们每人一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

西方人分心为智、情、意三项，西方哲学重在智，中国文学重在情与意。情当境而发，意则内涵成体。若读诗只照着如《唐诗别裁》之类去读，又爱看人家批语，这字好，这句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

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但我们更应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才得有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不工。

所以作诗，先要有作意。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因此我们讲诗，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

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我们不曾见的人，可以在诗中见。没有处过的境，可以在诗中想象到。

中国文学之伟大，则是那境那人却全是个真的。读杜工部诗，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人，没有一句假话在里面。这里却另生一问题，很值我们的注意。中国大诗家写诗多半从年轻时就写起，一路写到老，像杜工部、韩昌黎、苏东坡都这样。我曾说过，必得有此人，乃能有此诗。循此说下，必得是一完人，乃能有一完集。而从来的大诗人，却似乎一开始，便有此境界格局了。此即证中国古人天赋人性之说。故文学艺术皆出天才。

西方文学主要在通俗，得群众之好。中国文学贵自抒己情，以待知者知，此亦其一异。故中国人学文学，实即是学做人一条径直的大道。

中国古人曾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东西的，若心里龌龊，怎能作出干净的诗，心里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诗。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

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不要空想必做一诗人，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能读人家诗就很够。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再退一层言之，学文学也并不定是在做学问。只应说我们是在求消遣，把人生中间有些业余时间和精神来放在那一面。我劝大家多把余闲在文学方面去用心，尤其是中国诗。我们能读诗，是很有价值的。倘使我们有一年工夫，把杜工部诗手抄一百首，李太白诗一百首，陶渊明诗一共也不多，王维诗也不多，抄出个几十首，常常读。过了几年拿这几个人的诗再重抄一遍。加进新的，替换旧的，我想就读这四家诗也很够了。不然的话，拿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来读，也尽够了。若是读《全唐诗》，等于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学作诗，要学他最高的意境。

职业不自由，在职业之外，我们定要能把心放到另一处，那么可以减少很多不愉快。不愉快的心情减掉，事情就简单了。对事不发生兴趣，越痛苦，那么越搞越坏。倘使能把我们的心放到别处去，反而连这件事也做好了。这因为你的精神是愉快了。我想到中国的将来，总觉得我们每个人先要有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精神力量，才能担负重大的使命。这个精神力量在哪里?灌进新血，最好莫过于文学。

因此我希望诸位要了解中国文学的真精神，中国人拿人生加进文学里，而这些人生则是有一个很高的境界的。这个高境界，需要经过多少年修养。但这些大文学家，好像一开头就是大文学家了，不晓得怎样一开头他的胸襟情趣会就与众不同呀!

好在我们并不想自己做大文学家，只要欣赏得到便够了。有人说这样不是便会一无成就吗?其实诗人心胸最高境界并不在时时自己想成就。大人物，大事业，大诗人，大作家，都该有一个来源，我们且把它来源处欣赏。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当下即是一满足，便何论成就与其他。让我且举《诗经》中两句来作我此番讲演之结束。《诗经》说：“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不求，不忌刻他人来表现自己，至少也应是一个诗人的心胸吧!

万山浮云去，松声犹入耳；冉冉红日升，古今天地间。

冉冉红日升，苍茫云海间；天地一沙鸥，晓看沧浪南。http://qzone.haoduoge.com/music2/2014-11-08/1415452341.mp3

黄明勇：读书报告会是课外阅读教学的有效模式 李桂春 2015-11-03 分类：教学反思 分享到：

中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在阅读教学实践中遭遇诸多尴尬。其一，教师缺乏具体的指导措施，导致教师很想有所为却不知如何为。其二，学生缺乏系统而有效的课外阅读方案。学生其实很想阅读课外书，但又苦于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或者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效阅读。其三，家长缺乏信心，难以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

课外阅读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各种困境的焦点在于：课外阅读缺乏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联系、时间保障以及评价机制。针对此种现状，本文所提出的“读书报告会”这一课外阅读指导模式可以有效地让课外阅读教学走出困境，获得实效。“读书报告会”是指在教师定期指导下，学生预先在课外阅读书目，并提交一篇读书笔记，继而由语文教师遴选择优在课堂上进行阅读心得交流的一种读书形式。“读书报告会”的主要特点是：教师有效指导、学生定时阅读、心得及时反馈、读写有效结合。

一、“读书报告会”的运行模式 1.“读书报告会”的操作流程 “读书报告会”的操作流程依序为： 框定可利用的节假日——教师开列阅读书目——学生在规定时间阅读——完成一篇有心得体会的读书笔记——学生间相互交流——学习小组推荐——教师审阅遴选——确定“读书报告会”课堂交流人选（6到8名同学，每人5分钟交流时间）——拟写交流发言提纲——课代表拟写主题、创设交流情境——课代表主持“读书报告会”——课堂交流代表展示自己的读书成果——学生记录、提问——老师点评、总结。2.“读书报告会”的几个关键环节

（1）课外阅读时间的确定。一般是利用国家规定的较长节假日，比如，端午节、五一节、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寒暑假。可规定学生在假期读一本或几本书，并完成相应篇目的读书笔记。确定时间的基本原则是学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意义地读完作品。任务要适中，时间要充分，目的是让学生既能保证阅读的时间，又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在悠闲中享受阅读，避免有阅读任务的压迫感。

（2）书目的开列与指导。教师在课外阅读中的指导意义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阅读书目的开列方面。开列书目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帮助不知道读什么书的同学明确可阅读的书目，另一方面引导有强烈个人阅读兴趣的同学调整阅读方向，增强个人课外阅读的有效性，同时使对课外阅读尚持观望态度的学生感受到文学的浩瀚、人文的博大以及阅读的魅力。阅读书目的基本指导原则是：第一，与课内阅读（包括选修课）同步。第二，与研究性学习课题同步。第三，符合中学生阅读水平和心理特征。第四，尽可能与考试紧密结合。

（3）读书笔记的写作。既可概述原著内容，也可摘录精彩语句，但重点应放在读书心得的表述。阅读鉴赏水平较高的学生甚至可以就此写成研究性学习论文。

（4）交流发言提纲的写作与讲解。发言提纲与读书笔记不同，要求精短。该提纲具体内容包括：述一点作家作品概略，命一个有文采且有意义的标题，列几点鲜明而独特的感受，录一些原文精彩的语段，谈一点运用实例，最后用一两句富有个性的话做结。

（5）学生主持报告会。把评审权和组织权真正交还给学生，既符合新课改自主学习的精神，也在实践中锻炼了学生的协调、组织和统筹策划能力。示例：关于毕淑敏的读书报告会发言稿 高2010级14班 刘雪莹 ①标题：文学的白衣天使

②作家简介：毕淑敏，作家；军人——坚毅而刚强的气质，高原风雪让她拥有对生命的敬畏和崇高的仰望；医生——悲苦而温馨的情怀，救死扶伤让她拥有对生死的超脱和心灵的救赎。

③心得要点：（1）幸福就是把握现在；（2）幸福就是珍惜拥有；（3）幸福就是书写命运；（4）幸福就是自我实现。④精彩语句摘录：幸福常常是朦胧的，很有节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幸福有梯形的切面，它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就看你是否珍惜。

⑤运用实例：《关于幸福的个人体味》：海外报道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刚刚给孩子洗完澡的妈妈，为自己病人治疗好目送病人远去的医生，沙滩上用沙子筑出沙堡的孩子，写完作品最后一个字的作家。消息入眼，我的第一个反应仿佛被人在眼皮上抹了辣椒油，呛而且痛。继而十分怀疑它的真实性。这可能吗？不是什么人闲来无事，编造出来博人一笑的恶作剧吧？还有几分惶惑和恼怒，在心扉最深处，是震惊和不知所措。当我静下心来，细细梳理思绪，才明白自己当时的反应，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原来我是一个幸福盲。⑥富有个性的结语：她：没有手术刀的刀刃，她却可以切下人们心头的肿瘤，解除病痛；没有注射针的针尖，她却可以施以疗伤的药物，抚慰心灵。一袭素洁的白衣，她是行走在文字中的天使。

二、“读书报告会”的效用

1.延伸了有限的课堂时空，拓展了课堂阅读内容 教材选文无非两类：名著节选，经典范文。在凸显经典性和示范性的同时，也存在信息的残缺性。在课堂教学中本来就需要相关的内容链接，而学生对空缺的内容也抱有补白的阅读欲求。前文已述在指导学生开列课外阅读的书目时与教材同步。通过对原文内容的全面了解，不但加深了对课文节选内容的理解，而且拓宽了学生的阅读视野，让学生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教材甚至审视教师对教材的解读。比如，在鉴赏现行人教版教材第一课（《沁园春·长沙》）时，教师可以从本诗宏大的意象和绚丽的秋景中引导学生感受诗人豪迈的情怀。如果引导学生拓展阅读《毛泽东诗词鉴赏》（公木著，长春出版社出版），那么还可以从《菩萨蛮·黄鹤楼》《采桑子·重阳》《七律·长征》《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一系列诗词中感受诗人博大的胸襟与他坎坷而丰富的革命领袖生涯息息相关，继续探寻会发现诗人内心还存有既想当豪杰又想做圣贤的至上追求（“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①，从而上升到对毛泽东诗词崇高美的欣赏。也可引导学生从《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蝶恋花·答李淑一》等诗词中读到毛泽东革命爱情三部曲，与豪迈的情怀相对，诗人也怀揣儿女柔情。通过这样的比较阅读，使学生对毛泽东诗词及其本人建立更全面而丰富的认识，甚至有学生基于此而喜欢上了毛诗。

2.硬化了课外阅读作业的软性要求，避免了课外阅读活动的空泛性

长期以来中学语文课外阅读停留在口头要求层面，表现为空泛浅表疲软。而“读书报告会”这一课外阅读形式将课外自由阅读与课内定时反馈相结合，将阅读与写作相结合，将书面表达与口语交际相结合。“读书报告会”所具有的课堂定时和规范作业等硬性要求使课外阅读这块最软的软作业得以贯彻落实，从而增强了课外阅读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3.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拓展了学生的心灵空间 本文作者在高2010级14班从高一时即尝试开展“读书报告会”，学生涉猎的范围涵盖文史哲，纵贯古今中外。据不完全统计，全班64位同学共阅读了200多部图书，涉及古典诗词作品2部；历史著作10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7部；外国文学作品84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94部（篇）；新闻作品1部；哲学1部；语言学1部。

4.反馈学生深层思想状态，及时调整学生人生价值取向 阅读不仅是一种上佳的语文学习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状态②。阅读兴趣的取向决定了所阅读的作家作品，而阅读兴趣反映了学生现阶段的审美趣味和人生态度。中学阶段学生的思想变化处于最活跃的时期，往往从其阅读图书种类的选择可以窥见其内在的思想变化，从而找到谈话的切入点并捕捉到教育的最佳契机。研究表明，人在18岁之前，阅读对人的影响很大，18岁以后，人格和价值观逐渐定型，阅读的影响逐渐减小③。

从正向看，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教师倡导的阅读指向也可以改变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影响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再如本班部分学生最初喜欢武侠小说，名著难以进入。教师通过介绍孔庆东的著作慢慢引导学生先学会正确欣赏武侠小说，再引导学生对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如《水浒传》）的丰富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技巧进行欣赏，进而对名著产生兴趣。许多学生在开展“读书报告会”中，从不同的作家心路历程或作品人物命运中感悟人生，寻觅到了反思自我超越现实的人生意义。比如高桑迪同学从毕淑敏作品中感受到了“追寻原始的力量。原始来自自然，原始来自母亲”。曾麒燃同学从《泥沙俱下的生活》（毕淑敏）中体味到“日常生活的核心，其实是如何善待每人仅此一次的生命。如果你珍惜生命，就不必因为小的苦恼而厌倦生活。因为泥沙俱下并不完美的生活，正是组成宝贵生命的原材料”。胡鑫同学从季羡林的《读书治学写作》一书中深刻地感受“文化、真理、实践”三者的重要关系，认识到“文章从惨淡经营中来。我追求的目标是：真情流露，淳朴自然”。名著名篇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真善美的追求，特别是传记作品人物的人生历程，以及对学生的现实人生困惑有指导意义的言论都可以内化为学生的精神力量，影响学生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有益课外书是德育中极为有效的自我教育途径。5.积累语感经验，提升应试能力

中学语文教学与高考最本质的结合点究竟在哪里，教师们一直在探索。目前存在以下两种解读：一是学在课内，考在课外。持这种观点的人坚持在课堂教学中落实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二是淡化课堂教学，侧重课外辅导资料的练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量的练习加上应试策略的总结可以对付高考。显然第一种模式理论上更科学，而实际上难操作，或囿于教师素质想有所为而难以为。或是把语文课上成纯知识灌输课，枯燥乏味；或是把语文课讲得天马行空学生一头雾水。第二种模式虽然在理论难以站稳脚跟但实际上一直统治着中学语文教学特别是高中语文教学。同步练习和高三总复习资料及各种阅读作文教辅用书成了考试必备的工具。究竟中学语文教学和高考最本质的结合点在哪里？本就是阅读，尤其是课外文学作品阅读，末就是练习。本末理应兼顾，而当下却普遍本末倒置。斯迪芬·德·克拉森提出：“学生自发的课外阅读兴趣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这与古人所提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谋而合。以2010级14班为例，平时语文考试成绩与同类班级相比基本差5分左右，而高考却超过同类班级。很多入学语文成绩差的同学，经过大量的课外阅读，不但对语文学科产生浓厚兴趣，而且积累了丰富的语感经验，形象思维能力大大提升，情感领悟能力迅速提高。对一些思维密度较大的文章能准确把握要义，作文水平大大提高，考试成绩优异。该班吕磊同学曾做读书报告《温暖，絮在生活的棉花中——读毕淑敏〈话说生活〉》，他引用毕淑敏文中序言“温暖，这词儿，像新棉花絮成的靠垫，让人安适柔软惬意放松依然舒展。为了传达彼此的善意，我们需要传递温暖。为了抵御孤独，我们需要彼此结成一体面对辽阔宇宙”。之后在成都市举行的高三年级“一诊”考试作文中就做了恰当运用，并获得高分，其作文题目为《感受温暖》，题记“温暖，絮在生活的棉花中，织成一床棉被，用自己火热的心将它捂热，于是自己也被它温暖着”就化用了毕淑敏的原话。文中还有一段论述：“不禁想起了刘墉曾经说过的话：生命就是一盒火柴，每燃一支，我们就能给别人带去一丝温暖。这让我记起了无数个让我温暖的名字，毕淑敏，这个总是把文字当作药剂的作家，用她的心灵处方给受伤的人们带去无尽的滋养与幸福；三毛，这个流浪的女子，在生活中教会我们坚强，在坚强中教会我们感受生活；史铁生，这个坚忍不拔的勇士，用自己的生命向我们书写了一份人生的演讲稿……原来文字是如此美味的心灵鸡汤，感受好的文字，就如同一份生命的礼物，教会我们爱与感动。而我们感受到这一份温暖，也就多了一分勇气与希望。”所用的刘墉、毕淑敏、三毛、史铁生都是“读书报告会”中所涉及到的作家。

“读书报告会”曾在我所任教的两届（高2007级12班、2010级14班）中推行。实践证明，“读书报告会”所具有的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作用正好契合了新课程改革的三维教学目标追求。当然，仍有不足之处有待改进，比如学生的阅读面有限，开展的时间有限，与课堂教学的联系有限等等。注释：

①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王余光.读书四观[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③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第二篇：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封建专制浅谈

葛喜生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系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鏐之后，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堪称自学成才而荣登中国最高学府历史教授宝位的奇才。著作等身，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古史地理论丛》等，其夫人及门生整理结集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凡1700万言。早年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出名，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赏识推荐至燕京大学教国文，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大陆解放后赴香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后创办新亚书院。为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1967年受蒋介石之邀定居台湾台北，去世后骨灰撒在太湖之滨魂归故里。钱穆一生致力于历史学教育、研究和弘扬国学精神，年逾八旬双目失明仍治学著述不辍，此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窃慕钱先生大名，购《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2月北京第二版）拜读。一口气读了《中国社会演变》等篇，觉得钱穆把握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比较到位，故在中西方社会对比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见地。虽然他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得比较多、比较深，对各时期历史的特点归纳分析比较精当，但是，由于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看问题常常只是浮于表面而没有深入本质。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仅存于夏商周，是自上而下的分封，西方的封建社会则是由下而上的契约式的，实不知他已将形式代替了本质内容，特别是他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唯物史观的封建社会概念，夏商周实际上是奴隶制社会。他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正确认识，认为全国人民都在同一个法律下生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平民可以经举贤良、察孝廉或参加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殊不知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和土地所有权，而平民只是受统治和剥削的对象，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使平民中的才智之士参与政治这只是巩固统治的手段，本质上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就以汉朝按每二十万人每年选一个孝廉来说（汉朝的选举方式有举孝廉、贤良、方正，而以举孝廉为主），西汉平帝时人口最高了达近六千万（元始二年，也即公元2年，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和帝时人口最高达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就按六千万人算，那么，每年也就选补官吏三百人，泱泱大国之政府每年仅补充这区区三百人够吗？分配到一百多个郡，每个郡还不 1

到三人，谁能相信一个郡的官吏就那么几个人呢？请看有关历史资料：

《后汉书·百官》里对政府和军队的官吏设置有较详细的说明。从政权系统看，中央比二千石以上（含比二千石）的高官有三公九卿、光禄大夫、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侍中、城门校尉、司隶校尉等，其下各有丞、令、黄门等名目繁多的各级官员，以九卿之一的少府为例，其下有四令（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令下又有诸丞，太官令下有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太医令下也有药丞、方丞之分，可见中央系统人多牛毛。中央以下，十二州各设刺史一人，均有从事史、假佐。郡设太守一人、丞一人、尉一人，国亦设相一人、丞一人、尉一人，郡国“皆置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这么一算，书佐不计就有大小官员七、八人，县呢？“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算起来县一级政权大小官吏至少也有五六人（仅令、丞、尉各一人、曹掾三人计）。再到基层“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最后，还有里魁、什、伍。乡、里不算，单算县及县以上各级，则全国在一千多个县一级政权服务的官员就需六千多人，加上一百多个郡和国的官员一千多人，加起来地方政权就七千多人，再加上直接为中央政府和皇帝服务的数量庞大的官吏，总计当有万人以上吧。《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考一》说：“汉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后汉七千五百六十七员。”这是最保守的估算，实际上东汉时的官吏应远不只七千五百多人。拿离东汉不远的三国时期的魏国来对比，一个郡约有官吏二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十五》载：“又有高阳刘类，历位宰守，苛慝尤其，以善修人事，不废於世。嘉平中，为弘农太守。吏二百余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这里所述的“嘉平”是魏帝齐王曹芳的年号，是在公元249-254年，离东汉灭亡才三十多年，此时因战乱北方人口大减（魏国人口最高峰时才四百四十三万多），而一个郡却有二百多官吏，那么东汉时一个郡的官吏人数应不少于此吧。再看《三国志·魏书八》裴注“㈤魏书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然犹令官属上书自直于

魏曰：“大司马长史臣郭昕、参军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这段说的历史背景是，魏景初元年公孙渊在辽东称燕王，据有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魏明帝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派司马懿剿灭公孙渊，公孙渊惧怕被剿灭，所以让其燕国官吏七百八十九人上书魏国陈情，以此度之，每郡约二百官吏，与嘉平时的弘农郡官吏人数相当。参照魏国的标准算，东汉时郡及以下的官吏应有二万多人。这样算来，东汉每年察孝廉的官吏只占整个官吏队伍的1.5%弱，退一步算，连举贤良方正也算进去，数字加翻二倍，也只是4.5%左右，更何况被察举的孝廉和贤良方正有一大部分就是大官员和世袭贵族的子弟。如曹操是举孝廉出身（《三国志·魏书一》载：“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其父曹嵩即是位列三公的太尉，其祖父曹腾为费亭侯、中常侍大长秋。军阀袁术也是从举孝廉为郎（《三国志·魏书六》云：“袁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而从其高祖袁安算起，到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再到生父袁逢、叔父袁隗已是四世三公。东汉末的另一大军阀袁绍与袁术系堂兄弟，则是因祖荫而直接为官的（《三国志·魏书六》云：“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裴注云：“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因此，文官系统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贵族官僚家庭出身，农家子弟能有幸被察举为郎吏的则应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员，能象西汉公孙弘、东汉“巨孝”江革那样上升到高层的属凤毛麟角。到魏文帝曹丕废汉立魏，将察孝廉的比例提高到十万人口举一人，也仅是在比例上比东汉时多一倍而已，在绝对人数上则大大少于东汉，因此并没有更大的改观。

再看军队，常规军队系统“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即将军以下每一部均有校尉、司马、假司马、军候、假候、屯长、兵曹掾史、禀假掾史、外刺、刺奸，共五部也有近百来人。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各是一个系统，不能全部都有这些将军，平常应该也有四五个将军吧。护卫皇宫的光禄勋所管的警卫（准军队）系统又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各中郎将下有郎官、中郎、侍郎、郎中等，羽林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这说明军队系统官员也多如牛毛，精英则也是世袭的多。

可见举贤良方正、察孝廉，并不能改变绝大多数平民的命运，参与政治统治的“皇恩”并不会在全民中一体均沾。大官员数代人均为大官的不在少数，典型的如东汉杨震家族（其上几代祖先杨喜是跟随刘邦打天下杀项羽立功的，东晋末期的武将龙骧将军杨佺期及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他的后代）、袁安家族皆是四世三公，更有甚者，荀氏家族从东汉末的朗陵令荀淑起经曹魏、两晋直至南朝宋御史中丞荀伯子为止前后连续共十代人在朝为大官，两三代人延续在朝为官的家族则多如牛毛。汉代的官吏察举制度到曹魏时发展为“九品中正制”，此一新制度实行的结果形成了士族门第观念和贵族大门第的兴起，晋南迁以后江南贵族大门第（如王、谢、庾、桓等家族）长期把持政权机关重要位置，北方诸国所任用的重要官员大多数来源于当地的汉族历代士大夫大门第（如崔、卢、裴、薛等家族）和前朝皇亲贵族（如元、宇文、长孙、独狐等家族），真正从平民而登高官之位的屈指可数。所以，钱穆的观点是错误的。再说科举制，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考证，唐朝时每年录取的进士一般也就二十多人，最多的一年是垂拱三年六十五人（整个有唐一代登进士科者三千多人），比起汉朝的举贤良方正和察孝廉来则更少，而取得进士的人还有试吏部一关，此关未过纵等十年犹是布衣。宋朝每年开科举士的人数则达四五百人，科举选拨的人才占到整个官员队伍的20%左右蔚为可观，但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能说明整个中国历史事实吗？

钱穆先将奴隶制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认定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然后又根据士在社会上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游士社会”（战国、秦）、“郎吏社会”（两汉）、“门第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黑暗社会”（唐晚期、五代）、“白衣社会”（北宋至清）（参见《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这只是看到了各阶段朝代的某些特点个性，而没有看到其共性。以此外在的个性表现来论述各朝代的突出特点是可以的，但作为划分社会性质的标准，则大谬。如这种方法可行，那么我们一样可以按战争的标准将春秋战国称之为“无义战纷争社会”，两汉为“扩土守土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兼并混战屠杀社会”，隋唐五代为“东征西讨军阀混战社会”，宋朝为“战败求和社会”，明清为“疆土守不住社会”；按学术思想的标准则春秋战国为“诸子竞说社会”，两汉为“尊儒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玄学清谈社会”，隋唐为“佛道社会”、两宋为“理学社会”，明清为“八股文社会”；此外两汉“崇孝尚节”，唐朝“诗歌大盛”，两宋官员“无常职”，明清“闭关锁国”等等都是各朝代的特点，举不胜举。这样，各个阶段就没有可比性了，与其他国家也没有可比性了，历史学就不能成为科学。只有树立了唯物史观，才能将历史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在《国史新论》关于政治制度的几篇文章中，他极力美化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1950年他著《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举明朝以前丞（宰）相可以反对和否决皇帝的意见、谏官可以劝谏规正、反驳皇帝、皇帝的诏书须宰相副署才有效等等事例，否认封建专制的一般存在，只承认明太祖朱元璋撤丞相后以至清朝设军机处加强皇帝集权才是较黑暗（参见《国史新论·中国传统政治》），1974年他到韩国延世大学演讲时还说：“在中国历史上，固亦为断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参见《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这真是钱穆看走眼了。除了是傀儡皇帝外，皇帝的意志是完全可以通过罢免丞相而得到贯彻的，如果说皇帝连这一权力都没有了，那么当权的权臣则无人能制，岂不也是权臣专制？皇帝专制与权臣专制又有何区别呢？东汉顺帝以后的几个皇帝都是未成年时就被大将军梁冀立为皇帝（冲帝二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皇帝无力专制还不是梁冀专政？梁冀被桓帝清除后，还是桓帝专制，桓帝以后灵帝更昏庸，宦官弄权，也是一种专制，其后弘农王、献帝又是被军阀董卓玩于掌股，接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接下去有东晋的权臣桓温、桓玄，唐朝穆宗、敬宗、文宗时期的宦官王守澄、梁守谦、仇士良，等等，不都是专制吗？只是专制的方式不同，专制的主体不同而已，怎么能否认封建专制的存在？历朝的历史，不是昏庸暴虐的皇帝专权，就是外戚、宦官当权，或是军阀擅权、割据。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当皇帝与权臣互相争权时，定免不了一场血腥杀戮，君不见魏帝高贵乡公曹髦奋起与司马昭争斗而被刺死的下场吗？既使西汉霍光辅佐汉昭帝可谓开明，但他后来也可以废除昌邑王，立宣帝，虽然汉宣帝还算是个不错的皇帝，但霍光立帝不也是少数个别人的专制意志吗？象唐太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治理国家稍有民主风气之时有几多？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中某些时候存在君臣互相牵制制衡的机制可以为现代作借鉴，那么是可以接受的，但由此而否定封建专制的存在、更进而对古代政治制度大加赞赏，则是今人所断不能接受的。如果古代政治民主开明不存在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呢？钱穆不是在为旧制度唱赞歌又是何居心？在钱穆的心里和眼里，根本就没有“人民”这一概念和这一社会历史的主体，有的只是官僚、贵族、士大夫！

钱穆的才学可谓极高，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当无人能企及，然其识却远比不上建国后仍在大陆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家，甚至连梁启超都比不上。钱穆与梁启超显然是两种类型的人。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上世纪初，梁启超就分析了中国旧史学的“四蔽”、“二病” 并振臂高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三·新史学》（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梁启超思想激进、文笔动人，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持否定态度，认为以现在的眼光看，古史书只能作史料看待（本人认为古代的史书就是古时候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观下的史学表达方式，而不能说古代就没有史学）。钱穆则是个细致而又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微观上很精细，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常有杰出表现，可以算是很有“学问”，宏观上极力赞美、维护传统文化，缺乏时代气息。钱穆讥梁启超有史才而史学不足，却不知他与梁启超相比在史识方面直有天壤云泥之别。梁启超与钱穆，按我看来，一个是有新理念的优秀设计师，一个是保守而认真的施工员；一个是善于策划的档案馆馆长，一个是细心的资料整理员；一个是大胆的指路人，一个是满载着心爱的旧货努力赶路的倔强马车夫。

钱穆比梁启超晚出生22年、晚去世61年，按理说他应比梁启超站的历史高度更高，可是，当历史前进的时候，他却没有随着前进，当先进思想兴起的时候，他却没有接受新思想，一方面他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教导国民要“对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不可“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自居于历史和思想的顶峰，莫不是又应了司马迁的话：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善治思想史的他始终抱残守旧、僵化反动，妄图开历史倒车，终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今又有人以弘扬国学、继承传统为名，将钱穆高高抬起、顶礼膜拜，岂不是历史的悲哀？

初草于二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修订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

第三篇：钱穆名言精选

1.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

2.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3.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

4.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

5.中國是一個人在作長時間的跑，歐洲則像是一種接力跑，一面旗從某一人手中依次傳遞到另一個人，如是不斷的替換......雙方都在跑，中國像是由一個人連續不斷的跑。

6.只向前，不顾后，一味求变新，求速求快，本源易竭，则下流易灭只有中国，成为一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大民族，因其尊重历史，胜过其企悬将来，本末先后，作一体看，有比过去，才有将来。

7.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

8.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9.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10.我不敢认为自己在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

11.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

第四篇：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有感 钱穆，这个名字在过去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后来才知道钱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教育家，被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偶然，看到凤凰网上的一段视频才知道毛泽东曾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的批评，了解到了为什么之前，自己不能看到或听到钱穆的文章的原因了。

就历史角度来看，任何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很难抛开作者的阶级观点及个人好恶，真正的“董狐直笔”的事件是很难出现的。但是，钱穆先生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种以其个人观点为主线的一条线索，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对我们从个人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益处极大。本书从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主要朝代入手，从政府组织、选官、经济或是赋税、军事或是兵役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制度的发展史，脉络清晰、分析深刻，值得一看，值得细看。我分析此书有这样几个值得指出的地方，以供读者对照，也是一家之言。

第一，爱国主义的渗透。我们说历史学科就应该在德育渗透上起到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作用，历史课标要求“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反观我们中学课本中，的确有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赞颂，可是在政治上有突出了黑暗，秦始皇的暴政、汉武帝的穷兵、唐玄宗的奢靡、元朝的残暴、明清的专制，彷佛走进中国古代史好像除了几个劳什子的科技、艺术成就，别的尽是人民的水深火热，可是为什么中国去延续了这么多年，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呢。钱先生在书中给了我们解释，通过读其书，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的制定都有其历史的背景，制度出现问题也伴随着人事出现问题，例如，宋代募兵制，钱先生从地理因素、历史条件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宋代出现“冗兵”“冗吏”的缘由，让我们更清晰的掌握了宋代备受斥责的积贫积弱现象，个人觉得要比中学课本中皇帝昏庸等介绍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容易让人认识中国历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只有深入的了解，才能真正的去爱。只有让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去感知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成就，才能让学生以中国历史为傲；只有让我们的学生去真正的去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客观、主观原因，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尊重我们的历史。

第二，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本书中的政府组织、选官、经济、军事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就像钱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例如，汉代察举制与门阀制度关系，由于当时印刷术不发达，“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所以门第垄断了当时的书籍资本，逐渐形成了门第社会。再如，唐朝的租庸调制，就仰仗“账籍”制度，账籍制度崩溃，租庸调制也

就无法实行。从书中很多制度描述，我们很清晰的感受，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如果我们能在我们历史课上也能给予学生这样一种理念的渗透，帮助学生找到一条历史脉络，也许这样才会帮助更好的掌握历史知识，更好的形成历史学习的兴趣。

第三，钱穆先生博览群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钱先生自学成才。但是，仅仅这样一本170多页的书就能展现钱先生对历史、政治、哲学书籍的知识的囊括。没有对大量书籍的阅读，不会有这样详尽介绍和分析。仅在书中出现的书名就有《史记》《通典》《孟子》《周官》《唐六典》，而一本书中对五个朝代的分析又岂止这几本书所能囊括，可见一名历史学家必须有大量的阅读量才能有所分析。在资料堆砌中，找到历史的脉络。

第四，部分重要观点。中国社会逐渐走向集权；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赋税制度变化（三十税

一、租庸调、两税法、差役法、一条鞭法、地丁摊粮）；兵役制（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募兵制、卫所制度）

第五篇：读钱穆先生教书育人故事有感

读钱穆先生教书育人故事有感

教学十几年来，我始终认为当老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苦差事，除了教书，还要育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自己不成熟想法，正处于叛逆期的孩子，而不是没有生命或思想的物体。但读了钱穆先生的故事，才发现教书育人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

首先，钱先生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深深感动着我：“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家庭就像卧室，堂屋也是家，卧室也是家”。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是“为了温饱而工作”，但我也绝对不敢说是“为了工作而求温饱”。钱先生的这份超乎常人的执着与思想境界不是我们能比拟的。

其次，钱先生的教学方法让我耳目一新：作文课竟然上得如此轻松与真实！“常常带学生走出校门，让学生去了解社会，观察生活，开阔视野”“，当场要求学生讨论，根据眼前实景相互对照，进行修改”,“学生们在钱老师的启发引导下，几多思考，几多观察，几番讨论，感到其乐无穷，下笔也就言之有物了”.我深深领悟到，语文也好，数学也罢，知识从生活中来，从实践中来。结合现实生活，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知识难以理解。比如，在讲普查和抽样调查时，学生对于抽样调查的适用条件第二条很困惑：“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对所有个体进行普查”。有了钱先生教写作文的启示，我将问题“放归于大自然”：长江里的鱼类很多，我们能把所有的鱼都打捞上来数一数吗？学生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还有，钱先生的“育人”也技高一筹：不放任成绩优秀的孩子，更不放弃貌似成绩差的学生；既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又关注孩子思想品德的修养。做到并做好辨识、培养“千里马”的“伯乐”。教育孩子，钱先生没有慷慨激昂的大道理，也没有泛泛而谈的陈词旧说；给犯错的孩子改过的机会，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尤其先生激励杨锡麟的故事让我感动：一个“另类”的孩子，在先生的慧眼下竟然是一个我们无法识别的佼佼者！不是我们做不到先生的所做，而是我们根本没有做！或者说我们根本不会做！我不禁反思：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教育不仅能成就人才，也能毁灭人才，我们欣赏的只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乖孩子”，而忽视了某些本是“千里马”的“后进生”。

总之，先生的所有成绩是与其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热爱和其高深的专业素养分不开的。要想干好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爱孩子、爱教育事业”;其次，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最后，要用“心”，没有“心”，再爱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