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界定五篇

第一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界定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界定

一、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必要性

就立法而言，法律原则既是立法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又是保障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基础。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我国对合作组织立法经验不够、合作组织处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其基本法律原则的研究。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对立法的意义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是界定农业合作社的标准。

什么是合作社?用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而分析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木路径应是以国际合作社界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及其演变为考察主线。可以看出合作社原则是界定合作社制度特征的标准。其实，1984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合作社定义就是“只要以促进其成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为目标，以互相合作为基础的企业，并遵循罗虚代尔所确定的、被国际合作社联盟第23界代表大会所修订的合作社原则，均可被承认为合作社组织。”在法律上，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往往规定到合作社的定义中去，在我国《农业法》中

第11条第2款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又如《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由此可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中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界定法律上农业合作社的标准，是农业合作社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原则性的法律标准。

第二，法律原则是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体法律制度的依据。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的载体，是法律精神的法律化、形态化，因而它体现了法律的性质，决定法律的内容。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体制度的基础或根源的，是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比如根据民主管理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根据盈余返还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分配制度等等。而国家扶持的原则则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法律化提供了原则上的支持。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必须根据法律原则的要求来对法律内容设立整体框架。在具体制定法律时，立法者首先确定该法律的原则，然后再根据法律原则设立具体的法律规则。正如盖房子一样，设计师首先要设计房子的框架，而后再由施工人员填充材料。所以说，立法工作是一个由宏观到微观的过程。而在我国往往一部法律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表述的是该部法律的原则和目的等，而分则是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是供“法律工匠”可以操作的法律规则。事实上，从草案来看，本次立法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模式。因此，研究本次立法的具体制度必然从总则开始，从法律原则开始。

第三，在审议中，委员们对草案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三)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有委员提出：这里规定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成员以农民为主”，我认为这个不应该作为基本原则，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特点，应该把原则和特征区别开来。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概念不清引起的。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对于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概念可供借鉴，因此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界定入手，对概念的外延

和内涵有所揭示。笔者认为，从逻辑学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概念的上位概念是法律原则，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是：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法律原则入手，通过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区别于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属概念是法律原则，更上一层的属概念是原则。因此，我们首先来看这两个属概念的内涵。

(一)、原则的内涵

原则，在现代汉语中的公共含义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原”，乃 “源”的古字，有根本、推求、察究、原来、起初之意。“则”为规则之意。查《辞源》，无“原则”一词，证明古代汉语中无“原”与“则”的合成词，原则一词可能是近代中国在翻译外国书籍时将“原”与“则”两字结合而产生的新词，形成“根本规则”的含义。在拉丁文中，现代汉语中“原则”一词的对应词是Principium，有“开始、起源、基础、原则、原理、要素”等。由此可见，拉丁文中的Principium同古汉语的“原”(源)，语义十分接近，二者的原始意项皆为根本、起初。前者直接引申出根本规则的意项，后者将“原”与“则”结合，形成根本规则的意项，在普通英语中，原则(Principle)主要有下列意项：(1)被接受或公开声称的活动或行为准则;(2)根本的、原初的或一般的真理，为其他真理所凭借;(3)根本的教义或信条、特别的统治性意见;(4)行为的正确准则;(5)正确行为的要求和义务的指导感;(6)行为方式采用的固定规则。普通英语中“原则”的第(1)，(2)两个意项基本相同，皆表明原则是其他规则的来源和依据，是整体的基础，具有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通过对原则一词的内涵考察可以发现，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拉丁语或英语中，原则一词的内涵指根本准则，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

(二)、法律原则的内涵

在我国“法律原则”作为法理学上使用的一个概念，也同样具有“原则”的核心意项，国内学者一般这样论述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法原则是指贯穿于法或法部门之中的用以表达某种国家意志的指导思想”。“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这些对法律原则的定义都揭示出了法律原则是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在国外，梅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法律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a fundamental truth or doctrine，as of law;a comprehensive rule or doctrine which furnish a basis or origin for others)“ 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可见，法律原则是指构成法律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是超级规则，是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根本准则。笔者认为，特别是在具体到一部法律中，法律原则尤其强调”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的根本准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原则的种差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实质是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包括那些内容呢?全国人大在审议中，沈春耀所说的：”为什么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意图主要有三个：一是解决法人资格、法人地位问题;二是解决适当规范、引导问题;三是明确国家扶持政策。“笔者认为由此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国际合作社原则确立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基本法律原则。(二)是国家扶持政策的法律化。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其外延包括：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法律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根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在使用中易于合作社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相混淆，如学者认为合作社法的原则 ”是以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分。

(一)、与合作社原则概念的比较

1、合作社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提到合作社原则，不能不追溯至1844年成立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因为在公平先锋社成立以后，才真正具有了一般性的合作社原则。这一基本原则至今仍然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共同遵守的思想基础。所谓罗虚戴尔合作社原则是指1844年在英国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之后，社员们总结前人组织合作社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指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则。现在国际上认可的是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合作社原则，其定义是即：合作社原则是合作社将他们的价值观付诸实践的指南。其制定的原则有

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

2、社员民主管理。

3、社员经济参与

4、自治和独立。

5、教育、培训和信息。

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7、关心社区事业。

还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合作经济界对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合作社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原则只能成为经营原则，并不具备合作经济理论自身所应有的本质规定性：可以成为流通或服务领域合作的行动纲领，但不具备普遍性。他们认为，规范的合作社原则首先应当建立在理论观念层次的基础上，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设计合作原则，而且应当有更为广泛的涵盖面，成为各类合作社所奉行的一般原则而非某类合作社的专指原则。如原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部部长戈伦本先生认为，合作社原则应包括：

1、团结与互助协力原则;

2、平等与民主的运行原则;

3、非盈利原则;

4、公平、公正协调原则;

5、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合作教育原则。再如华特金在1986的《合作原则的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提出合作社原则：

1、团结一致;

2、经济性;

3、民主性;

4、公平性;

5、自由性;

6、责任或义务;

7、教育。显然，这些学者试图提出既更具有普适性和规律性，又更符合现实经济社会环境的合作社原则。不过，由于这些更接近合作哲学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原则毕竟缺乏制度可操作性，因而其影响始终弱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原则。因此，本文对合作社原则的界定采用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定义。

通过以上考察，认为合作社原则内涵是由合作社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一系列在经营管理方面区别于其他市场主体制度的根本准则;其外延包括：

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

2、社员民主管理。

3、社员经济参与。

4、自治和独立。

5、教育、培训和信息。

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7、关心社区事业。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合作社原则的区别

通过以上对合作社原则的揭示，笔者认为，二者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合作社原则是指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不同于其他市场主体的原则;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合作社原则的外延包括七项与合作社经济管理有关的内容，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不但包括以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还包括国家扶持的原则。再次，二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合作社原则是由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当然不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同时国际合作社联盟不是国家间组织，其没有制定国际法的权力因此也没有国际法的效力。另外，从名称上看，也仅仅是”声明“;所以不可能有国际法的效力。所以合作社原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一旦被国家立法机构所确立，即产生法律效力。

(二)、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比较

1、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考察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属概念是立法原则。而立法原则是指”立法的基本原则或称法的制定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在立法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其外延，可以用负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刘振伟所总结的”立法中要把握的几个原则： 一是立法起点要高，不能落后于时代;二是要精而简，不要大而全。把合作经济组织最基本的原则确定下来条文不能太繁琐，要给改革发展留出空间。三是要准确，条文规定要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四是开门立法，让各方面参与讨论，集中民智。“来表述。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区别。通过比较二者的区别有：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原则的外延可以概括为：起点高、概括性强，可以操作，开门立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外延则是：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原则。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法律所确认的国际合作社原则;国家扶持的原则。

第三，二者指导的范围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指导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是立法的指导思想;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制订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二者有效的阶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在立法阶段有效，在立法程序结束后失效;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则是在法律颁布生效后产生法律效力。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笔者认为，三个概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曾把合作社法的原则定义为”是以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并把中国合作社法原则的类型确立为自愿原则、民主原则、分配自治原则和国家扶持原则。“这是笔者在法学文献中见到的有关合作社法的法律原则的唯一界定。但是这个表述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混淆了合作社原则和合作社法的原则的概念，二是国家扶持原则不是”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而是关于国家干预合作社的程度和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内涵和外延存在逻辑矛盾。

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

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其外延包括：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法律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根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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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的界定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界定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界定 作者 朱晓东 摘要：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我国对合作组织立法经验不够、合作组织处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其基本法律原则的研究。但是对于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概念可供借鉴，因此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界定入手，对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有所揭示。笔者认为，从逻辑学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概念的上位概念是法律原则，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是：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法律原则入手，通过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区别于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 合作社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一、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必要性

就立法而言，法律原则既是立法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又是保障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基础。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我国对合作组织立法经验不够、合作组织处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其基本法律原则的研究。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对立法的意义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是界定农业合作社 [1]的标准。

什么是合作社？用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而分析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木路径应是以国际合作社界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及其演变为考察主线。[2]可以看出合作社原则是界定合作社制度特征的标准。其实，1984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合作社定义就是“只要以促进其成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为目标，以互相合作为基础的 1

企业，并遵循罗虚代尔所确定的、被国际合作社联盟第23界代表大会所修订的合作社原则，均可被承认为合作社组织。”[3]

在法律上，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往往规定到合作社的定义中去，在我国《农业法》中第11条第2款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又如《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由此可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中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界定法律上农业合作社的标准，是农业合作社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原则性的法律标准。

第二，法律原则是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体法律制度的依据。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的载体，是法律精神的法律化、形态化，因而它体现了法律的性质，决定法律的内容。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体制度的基础或根源的，是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比如根据民主管理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根据盈余返还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分配制度等等。而国家扶持的原则则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法律化提供了原则上的支持。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必须根据法律原则的要求来对法律内容设立整体框架。在具体制定法律时，立法者首先确定该法律的原则，然后再根据法律原则设立具体的法律规则。正如盖房子一样，设计师首先要设计房子的框架，而后再由施工人员填充材料。所以说，立法工作是一个由宏观到微观的过程。而在我国往往一部法律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表述的是该部法律的原则和目的等，而分则是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是供“法律工匠”可以操作的法律规则。事实上，从草案来看，本次立法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模式。因此，研究本次立法的具体制度必然从总则开始，从法律原则开始。

第三，在审议中，委员们对草案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成员以农民为 2

主体；

（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三）加入自愿，退出自由；

（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

（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有委员提出：这里规定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成员以农民为主”，我认为这个不应该作为基本原则，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特点，应该把原则和特征区别开来。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概念不清引起的。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对于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概念可供借鉴，因此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界定入手，对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有所揭示。笔者认为，从逻辑学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概念的上位概念是法律原则，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是：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法律原则入手，通过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区别于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属概念是法律原则，更上一层的属概念是原则。因此，我们首先来看这两个属概念的内涵。

（一）、原则的内涵

原则，在现代汉语中的公共含义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原”，乃 “源”的古字，有根本、推求、察究、原来、起初之意。“则”为规则之意。[4]查《辞源》，无“原则”一词，证明古代汉语中无“原”与“则”的合成词，原则一词可能是近代中国在翻译外国书籍时将“原”与“则”两字结合而产生的新词，形成“根本规则”的含义。在拉丁文中，现代汉语中“原则”一词的对应词是Principium，有“开始、起源、基础、原则、原理、要素”等。[5]由此可见，拉丁文中的Principium同古汉语的“原”(源)，语义十分接近，二者的原始意项皆为根本、起初。前者直接引申出根本规则的意项，后者将“原”与“则”结合，形成根本规则的意项，在普通英语中，原则(Principle)主要有下列意项：(1)被接受或公开声称的活动或行为准则；(2)根本的、原初的或一般的真理，为其他真理所凭借；(3)根本的教义或信条、特别的统治性意见；(4)行为的正确准则；(5)正确行为的要求和义务的指导感；(6)行为方式采用的固定规则。普通英语中“原则”的第(1)，(2)两个意项基本相同，皆表明原则是其他规则的来源和依据，是整体的基础，具有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通过 3

对原则一词的内涵考察可以发现，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拉丁语或英语中，原则一词的内涵指根本准则，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

（二）、法律原则的内涵

在我国“法律原则”作为法理学上使用的一个概念，也同样具有“原则”的核心意项，国内学者一般这样论述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6] “法原则是指贯穿于法或法部门之中的用以表达某种国家意志的指导思想”。[7] “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8]这些对法律原则的定义都揭示出了法律原则是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

在国外，梅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 „‘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9]。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法律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a fundamental truth or doctrine，as of law；a comprehensive rule or doctrine which furnish a basis or origin for others）” [10]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可见，法律原则是指构成法律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是超级规则，是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根本准则。笔者认为，特别是在具体到一部法律中，法律原则尤其强调“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的根本准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原则的种差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实质是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 4

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包括那些内容呢？全国人大在审议中，沈春耀所说的：“为什么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意图主要有三个：一是解决法人资格、法人地位问题；二是解决适当规范、引导问题；三是明确国家扶持政策。”笔者认为由此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如何看待国际合作社原则确立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基本法律原则。

（二）是国家扶持政策的法律化。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其外延包括：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法律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根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在使用中易于合作社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相混淆，如学者认为合作社法的原则 “是以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12]，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分。

（一）、与合作社原则概念的比较

1、合作社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提到合作社原则，不能不追溯至1844年成立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因为在公平先锋社成立以后，才真正具有了一般性的合作社原则。这一基本原则至今仍然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共同遵守的思想基础。所谓罗虚戴尔合作社原则是指1844年在英国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之后，社员们总结前人组织合作社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指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则。现在国际上认可的是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合作社原则，其定义是即：合作社原则是合作社将他们的价值观付诸实践的指南。其制定的原则有

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

2、社员民主管理。

3、社员经济参与

4、自治和独立。

5、教育、培训和信息。

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7、关心社区事业。

还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合作经济界对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合作社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原则只能成为经营原则，并不具备合作经济理论自身所应有的本质规定性：可以成为流通或服务领域合作的行动纲领，但不具备普遍性。他们认为，规范的合作社原则首先应当建立在理论观念层次的基础上，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设计合作原则，而且应当有更为广泛的涵盖面，成为各类合作社所奉行的一般原则而非某类合作社的专 5

指原则。如原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部部长戈伦本先生认为，合作社原则应包括：

1、团结与互助协力原则；

2、平等与民主的运行原则；

3、非盈利原则；

4、公平、公正协调原则；

5、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合作教育原则。[13]再如华特金在1986的《合作原则的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提出合作社原则：

1、团结一致；

2、经济性；

3、民主性；

4、公平性；

5、自由性；

6、责任或义务；

7、教育。[14]显然，这些学者试图提出既更具有普适性和规律性，又更符合现实经济社会环境的合作社原则。不过，由于这些更接近合作哲学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原则毕竟缺乏制度可操作性，因而其影响始终弱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原则。因此，本文对合作社原则的界定采用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定义。

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合作社原则内涵是由合作社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一系列在经营管理方面区别于其他市场主体制度的根本准则；其外延包括：

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

2、社员民主管理。

3、社员经济参与。

4、自治和独立。

5、教育、培训和信息。

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7、关心社区事业。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合作社原则的区别

通过以上对合作社原则的揭示，笔者认为，二者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合作社原则是指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不同于其他市场主体的原则；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合作社原则的外延包括七项与合作社经济管理有关的内容，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不但包括以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还包括国家扶持的原则。

再次，二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合作社原则是由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当然不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同时国际合作社联盟不是国家间组织，其没有制定国际法的权力因此也没有国际法的效力。另外，从名称上看，也仅仅是“声明”；所以不可能有国际法的效力。所以合作社原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一旦被国家立法机构所确立，即产生法律效力。

（二）、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比较

1、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考察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属概念是立法原则。而立法原则是指“立法的基本原则或称法的制定的基本原 6

则，是整个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在立法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15]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其外延，可以用负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刘振伟所总结的“立法中要把握的几个原则： 一是立法起点要高，不能落后于时代；二是要精而简，不要大而全。把合作经济组织最基本的原则确定下来条文不能太繁琐，要给改革发展留出空间。三是要准确，条文规定要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四，是开门立法，让各方面参与讨论，集中民智。”[16]来表述。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区别。通过比较二者的区别有：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原则的外延可以概括为：起点高、概括性强，可以操作，开门立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外延则是：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原则。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法律所确认的国际合作社原则；国家扶持的原则。

第三，二者指导的范围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指导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是立法的指导思想；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制订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二者有效的阶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在立法阶段有效，在立法程序结束后失效；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则是在法律颁布生效后产生法律效力。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笔者认为，三个概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曾把合作社法的原则定义为“是以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并把中国合作社法原则的类型确立为自愿原则、民主原则、分配自治原则和国家扶持原则。”[17]这是笔者在法学文献中见到的有关合作社法的法律原则的唯一界定。但是这个表述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混淆了合作社原则和合作社法的原则的概念，二是国家扶持原 7

则不是“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而是关于国家干预合作社的程度和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内涵和外延存在逻辑矛盾。

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其外延包括：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法律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根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注释：

[1]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实质是《农业合作社促进法》，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质是农业合作社，参见：朱晓东，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科学名称[J]，经济法网。[2]徐旭初，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它[J]，农村经济，2003年第8期。

[3]韩元钦主编，中国农村的合作经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3-44页。[4]参见《辞海》(缩印本)“原则”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5]参见彭泰尧主编：《拉汉词典》"Principium”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6]张文显：《规则•原则•概念一一论法的模式》，载《现代法学》1989年第3期。[7]马新福：《法社会学导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8]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9]（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6页。

[10]Henry Campbell Black,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 M，A 1979,P462，[11]发言摘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

（二），中国人大网，2006年07月02日。[12]漆多俊主编，中国经济组织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60-161页。

[13]转自：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以浙江省为例[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39页。

第三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

据农业部资料反映，到2003年底，全国农村已出现了18种类型的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多达15.27万家，覆盖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科技等诸多领域，加入专业化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户收入比一般农民高10%到40%，对家展极强的吸引力。这种合作组织是亿万农民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伟大创举之后又一个新型的历史创造，也是我国农民从个体经济状态走向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秦池江提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一、确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人地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主体是单门独户的农民，他们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实质上是弱者的联合。应该通过国家法律赋予其合法的地位，允许他们依法登记、合法经营、有序管理、参与竞争、自我发展壮大。

二、赋予合作经济组织以进入多种领域经济活动的权利。合作经济组织完全以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以及相应的活动方式，实行自愿登记制，排除政府以及垄断经济组织的行政干预。

三、规范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基本经济活动准则。如：章程的公平性，会员进入和的自愿原则，组织内部的管理民主原则，经济利益的共享与风险分担原则，重大经济事项的语言与公开原则，建立稳定的财产和财务管理原则。

四、确立政府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如：对合作经济组织免征营业税、所得税；减免产品交易和财产流动的各种行政规费；有权拒绝各种行政摊派；有权享受政府的其他经济政策优惠待遇；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格。

五、确认合作经济组织的融资权利。在接受金融监管的条件下，可以组建小型融资机构（信用合作社）；享受国内金融市场的同等国民待遇，可以从有关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担保、租赁、结算、保险、信息和其他金融服务，各金融机构不得限制和歧视；同时，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履行融入资金后的义务。

六、规定必要的救助规则。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发展、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接受政府授权的有效指导，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政府只给予有限的救济。

第四篇：关于农民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的应用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

作者

朱晓东

摘要：

日前，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已于6月24日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合作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一直以农业经济学界和政府主管部门研究人员的研究为主导，法学界对此问题关注较晚，且投入力量不够，这就造成了有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诸多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以至于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提出从立法进程、立法背景、调整范围等几个方面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均属于经济法部门的子部门产业组织法的观点。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 部门法属性 产业组织法

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改变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进行不对等交易状况的制度安排，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经济组织形式所具有的巨大功能。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加入WTO，农民利益保护问题、农业发展问题和农村稳定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走向全面小康的关键性问题。合作经济组织则较好顺应了现实需要，不断地担当起破解我国“三农”难题的重要组织主体的角色和使命，已逐渐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 1

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但是由于法律缺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处于不规范状态。目前，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也是亚洲唯一没有“合作社法”的国家。因此，党中央、国务院要“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1]，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加快立法进程”。[2]

应当说，我国2003年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纳入立法规划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日前，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已于6月24日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3]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合作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一直以农业经济学界和政府主管部门研究人员的研究为主导，法学界对此问题关注较晚，且投入力量不够，这就造成了有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诸多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以至于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

总的来看，在法学界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问题的文章较少，而农业经济学界则由于受其学科性质所限，对此不置一词。笔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部门法属性是法学上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从法学角度讲，一国的法律体系是由“一国现行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同一整体。”其理性化要求是“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在协调。”[4]因此，明确一部法律的部门法属性有利于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逻辑严谨和结构协调。第二、在立法时，确定所立法律的部门法归属可以正确地把握所立法律的特征，可以确定相应原则和构筑具体法律制度提供法理支撑，可以更好地梳理所立法律与其他部门法和所属部门法中其他法的相互关系，防止立法冲突和重叠，提高立法质量，完善法律体系的结构，从而最终促进法在现实中的实施。因此，在法学中对所立法律的部门法属性的探讨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

那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哪一部门法呢？有学者提出“属于经济法中经济主体法子部门法下的经济主体法”，[5]提出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特征来看，该法只能是要么属于民商法，要么属于经济法，并通过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调整对象和主体、组织制度、调整方法，规范内容，规范类型、价值取向几个方面的分析，得出了其属于经济法部门的结论。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经济法的观点，笔者极为赞同，在此不加赘述。但对于其结论“属于经济法中经济主体法子部门法下的经济主体法”，笔者不敢苟同。本文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经济法子部门法下产业组织法，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合作社立法进程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合作社立法进程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6]在1995年以后重新为合作社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且不少学者主张综合性的合作社立法，以同时规范和促进农业和非农业的合作社发展。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正是由于不同类型合作社既存在共性的一面，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进行合作社经济立法时，不必针对各不同类型合作社单独制定法律以免重复内容，无谓增大立法工作量”。[7]但是国家一直没有将合作社立法纳入到立法规划中来，而是选择了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这本身就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因此可以说从经济法学角度看，如果合作社立法是为新的经济主体或市场主体立法，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则是为农业这一产业的经济组织立法。

第二，从其立法背景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本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是在我国农业经济所面临的市场格局发生了不可逆转变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背景下纳入立法规划并加快立法步伐的。

从市场来看，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经济所面临的市场格局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农产品买方市场的特征越加明显，农业发展己从单纯的受自然资源的约束向受自然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转移，而市场约束己越来越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再考虑到加入WTO正逐步带来农产品市场的整体开放，有理由认为，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基本矛盾是小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而事实证明，缓解这一农业经济基本矛盾的成功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从而把家庭经营与合作经营的优势有效地结合起来。

从政府来看，2005年我国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加大财政对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投入，让农村也逐渐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温暖，这对于缓解“三农”困境中农民最迫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困难具有关键作用。但是，我国现在有2.4亿农户，国家资金难以满足大量小农户的分散需求，因此只有在农村形成必要的承接投资的组织载体的条件下才能把国家的支农资金落到实处。因此，发展农民合作经

济，创造条件，才能落实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第三，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

本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解放了我国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此后，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农民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直接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如何实现与国内、国际大市场的对接，是亿万农民和广大农村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8]这就是说，在农业产业内部，单一的“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体制已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体制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有效手段，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却没有其法律地位。

因此，本次立法的目的是：其一，赋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有的法律地位，改变农业经营体制单

一、弱小的现状；其二，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而产业组织法的目的是“处理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益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及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相应还存在着生产规模与管理体制和水平相互适应、作用的问题。”[9]所以说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其不仅是一部“组织法”而且是一部“促进法”，符合产业组织法的立法目的。

第四，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调整范围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调整范围，目前的考虑是不包括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因为这个问题十分复杂。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关系的界定，需要在制定物权法时认真研究。在此之前，将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纳入立法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农村合作金融也不在本法的调整范围之中，因为金融是特殊行业，要由专门的法律来规范。特别是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还在改革之中，改革的成效还要靠实践检验。农村的各种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符合合作经济组织定义、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则应在调整范围之中，不符合的，应继续执行现有的相关规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之后，一些协会会逐渐转轨，按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改造自己。”[10]这就是说，其一，虽然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但其着眼点是农业，或者说这里的“农民”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而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强调的还是农业；其二，该法调整范围不包括在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条

件下产生的所谓的合作经济组织，而是指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产业组织法是调整属于同一市场上（产业内）的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状况及企业间的关联状态的法律”，[11]二者比较可以看出，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调整范围与产业组织法一致。

第五，从其内容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属于产业组织法。从本次立法规范内容来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不仅要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立条件和程序、组织机构、分配制度、清算制度等内容，而且要包括政府扶持政策如财政、税收、信贷等内容，政府扶持政策的法律化是本次立法的重要内容。

首先，在本次立法草案审议以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作用已被政府所认识，相继出台了优惠政策，扶持其健康发展。从地方来看，浙江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好的省市均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各地政府也在探索适合当地情况的扶持政策。如四川省制定了《关与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明确了发展原则、登记办法、扶持措施等，省民政、工商、地税等职能部门和各市县还根据这一《意见》制定了具体措施，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从中央来看，农业部、财政部、民政部等相关部委也陆续出台了有关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比如，民政部2004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指导意见》,该意见在《社团法》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支持。

其次，从本次草案来看，明确国家扶持的基本政策是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明确国家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政策，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草案规定，‘国家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科技和人才支撑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草案专门设了‘扶持政策’一章，就产业政策、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问题作出专门规定。”[12]

国家通过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以达到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目的。而这些内容显然不是市场主体法或经济主体法所能涵盖，但却恰恰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

三、结语

在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不断重视的背景下，在全国人大有关立法部门的不断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期待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进程正在不断加快，法学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一定要加紧参与和研究。这是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部门法属性无论从立法进程、立法背景来看，还是从调整

范围，重要内容等来看均属于经济法部门的子部门产业法。希望本文能引起经济法学界的重视，为本次立法献言献策，使一部高质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早日出台。

注释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1月。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06年1月。

[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进行首次审议[N]，农民日报，2006年6月26日。

[4]张文显主编，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78页。

[5]李长健，冯果，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若干问题研究（下）[J]，经济法网。

[6]全国供销合作总杜法制办公室，新中国合作社立法进程，中国合作经济，2004年第1期。

[7]欧阳仁根，我国合作经济立法的几个问题，财贸研究，1998年第3期。

[8]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课题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题研究报告(一)，[J]农村经营管理，2004年第9期。

[9]刘文华等，论产业法的地位[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3期。

[10]刘振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04年第3期。

[11]刘文华等，论产业法的地位[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3期。

[12]陈丽平，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N]，法制日报，2006年6月25日。

第五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汪金敖 涂建明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由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在技术、信息、资金、购销、加工、贮运等环节开展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新时期我国农民群众顺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大创造，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创新。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和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必须大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纵观世界农业的发展历程，通过组织、引导农民联合起来，共同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是各国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普遍做法。从英国创立世界第一个成功合作社----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至今，合作组织的发展已走过150多年的历程，现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几乎全部，美国、法国80%以上，德国70%以上农业生产者加入了各类农业合作社。美国1/3农产品、法国2/3谷物和猪肉、荷兰90%牛奶、丹麦90%左右猪肉和牛奶都是通过合作社销售的。我国合作制也有几十年的历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全国实行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由农民入股发展的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渐演变成了农业集体化，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也逐步走上了“官办”道路，完全失去了合作属性。我们现在引导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产物，与过去农业合作社有作根本区别，最重要的不同，是在办社原则上实行了“民办、民管、民受益”，强调专业性和经济性。这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我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雏形是农村专业户基础上产生的联合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专业合作社、联合体、服务中心等专业合作组织开始加快发展，并进入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的新阶段。到2004年底，全国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5万多个，会员236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按照成员合作的紧密程度和运行机制区分，目前主要有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两种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独立生产的基础上，从事同类产品生产的农户自愿按照合作制原则组成的加工销售自有农产品的自助性经济组织。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形成劳动者约定共营的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在农户经营基础上，实行资金、技术、生产、供销、加工等互助合作和服务的开放性、民间性经济合作组织。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市场竞争力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保持稳定。但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顺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利于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劳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臵；进入合作组织的农民能够通过组织表达和实现他们的愿望，增强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从而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它既能加强政府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又能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更好地实施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将有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培育农业支柱产业，提升农业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 培育农业支柱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状况，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围绕主导产业共同从事产、加、销等经营活动，有利于克服分散农户无法对农产品生产环节进行全程质量监控的弊端，有利于逐步形成名特优农产品的优势产业带和优势区域布局，从而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促进当地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和农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如湖南桃江县是个竹资源大县。1997年，该县创办竹业协会，该协会一手抓资源培育，一手抓产业开发，有效扩大了产业规模，提高了产业档次。全县竹资源面积由60万亩发展到现在的72万亩，增长20%；竹产业实现了由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由单一产品加工向多品种加工，由多品种加工向发展主导产品三次升级。2003年，该县竹产业产值达15.14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0%，竹业增加值达到9.08亿元，占全县GDP的35%。

（三）有利于构建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共同发展 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显然，仅仅依靠分散的农户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与企业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其特有的民办性、合作性和专业性优势，将农民与龙头企业连接在一起，架起了生产、加工、销售的桥梁，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向前发展。永州祁阳县发展优质稻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过来由于企业和粮农没有一个适合的纽带和桥梁，该县的优质稻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农民由于受单户种植的局限，往往不知种什么，种了卖给谁，而企业由于收不到质高量足的优质稻，也难以做大做强，企业和农户都迫切需要一个中介组织将两者联系起来。针对这种情况，祁阳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依托天龙、银利来、神怡、湘妹等稻米加工龙头企业，先后组建了祁阳县优质稻推广种植协会、银利来优质稻米开发协会、神怡优质稻种植协会和湘妹优质糯米种植协会，通过这几个协会把企业和农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开拓优质稻米市场，打造优质稻米品牌。目前，协会共发展会员25.5万人，发展优质稻75万亩。由于有了充足的优质原粮，三大龙头企业都创出了一批优质稻米品牌。如天龙米业精深加工的“天龙”系列优质米被授予“全国质量信得过食品”、“放心米”、“湖南省名牌产品”等殊荣，还有多个品种的大米分别被国家权威部门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天龙米业跻身“全国大米加工十大企业”排名榜。2004年，会员农户共增收1.56亿元，户均增收531元，加工企业增效2200万元，实现了互惠互赢、共同发展。

（四）有利于完善农技服务推广体系，加快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 农技服务推广体系，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力。由于目前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功能的弱化，农技的引进推广正面临有效载体缺失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对其成员及周边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将服务渗透到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有效解决了农民普遍存在的信息难寻、门路难找、技术难学、产品难销等问题，成为现阶段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新生力量，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经营体制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现己承担着基层农技服务体系的部分职能，一个专业合作组织就是一个培训基地，就是一个乡土人才的聚集基地。衡阳祁东县牲猪养殖合作社为了让社员所养牲猪达到外贸出口的严格要求，仅2004年先后聘请各级专家16人来合作社进行科学养猪讲座，培训社员836人次，使合作社379名成员获得了国家出入境商品检验检疫证。2004年合作社带动农户出栏牲猪122万头，实现总产值1.2亿元，其中出口港澳活大猪1.6万头，实现利润240万元，全年全体社员养猪纯利润达2258万元，提高了广大社员的科学养猪水平。

（五）有利于畅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机制的建立 农民持续增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显然，我国农村这种一家一户为单元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难以解决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实现有效对接的矛盾，分散的小农经营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改变了农村一家一户小生产的经营方式，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搭建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较好地改变了单家农户闯市场的弱势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产品的“买难、卖难”问题，并通过参与产后的加工、营销等经营活动，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条，使成员获得更多的农产品增值利润。如湖南湘潭县青竹村养猪协会成立以前，农户单家独户养猪，疫病难防，销路难寻，市场竞争力差，养猪效益不高。2002年5月，村支两委成立了养猪协会后，协会实行“八统一”服务（即统一引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供应、统一培训、统一贷款、统一生产标准、统一销售、统一结算），大大提高了该村养猪的市场竞争力和养猪效益。2001年，该村农民纯收入仅1930元，2003年达到3680元，增长90.7%。益阳市2004年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经营纯收入6.1亿元，会(社)员人均纯收入3796元，比全市平均水平高1485元。

二、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起步于90年代中后期，近几年呈加速发展态势。至2004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共有11647个，其中专业合作社5645个，专业协会6002个,有社（会）员167.19万个（户），占总农户数的12.2%，位居全国前列，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合作形式由农民间的合作逐步向农民与龙头企业、科研机构等相互联合转变，形成了企业（科研机构）+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基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合作内容由单项合作逐步向产加销全程合作转变，形成了产前、产中、产后的配套服务；合作机制由松散型逐步向紧密型转变，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合作区域由区内合作逐步向跨区合作转变，形成了跨行政区域的广泛联合。按组建主体划分，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农民合作创办型。大多数由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创办。全省共有4461个，占总数的38.3%；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举办型。全省共有2051个，占总数的17.6%；三是企业带动型。主要通过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兴办。全省共有1142个，占总数的9.8%；四是技术服务部门领办型。全省共有3226个，占总数的27.7%。其中农技部门领办652个，占全省总数的5.6%；畜牧部门领办787个，占总数的6.8%；科协部门领办484个，占总数的4.1%；供销部门领办467个，占总数的4%；林业部门领办400个，占总数的3.4%；水产部门领办184个，占总数的1.6%；水利部门领办152个，占总数的1.3%；农机部门领办100个，占总数的0.9%。五是其它类型。共有767个,占总数的6.6%。按从事行业分，已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旅游、劳务、运输、信息、技术、销售等多个领域。

（二）运作方式

1、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收取会费。如望城县奶牛养殖协会向会员收取每年每头奶牛100元的会费，协会负责奶牛引进、技术培训、劣质奶牛淘汰补助和无偿提供挤奶设备等。二是部门扶持。石门县柑桔协会挂靠县农业局柑桔办，办公场地和运转费用由柑桔办提供。临澧县供销社给其入股组建的县清水鸭养殖协会支持30万元作开办费。三是政府扶持。资兴市采取以奖代投的形式，给每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奖1000元作为开办费。四是由会员大户募捐。桃江县竹业协会每年的活动经费主要由几个企业老板捐献，会长莫运湘每年要拿出6000—7000元资助协会搞活动。

2、活动方式。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开展技术服务。以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为主。如临武县同益乡老寨村党支部书记刘圣文率先与本村26户农民成立了临武县第一家“农民科学技术学会”，通过举办培训的形式推广技术，目前全乡有400多人加入了协会，发展水果专业大户260户，1200多人由此走上了致富之路。二是开展综合服务。协会在产前、产中、产后对会员进行技术、资金、物资、销售等多方面的服务。三是开展实体经营。协会通过自我积累或集资入股，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实体。如安化县优质果品产销合作社，有核心会员260多户，2001年成立以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已拥有柑桔加工生产线三条，固定资产45万余元，安臵500余个劳动力就业，成为当地有实力、有影响的农产品产销龙头企业。

3、利益机制。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紧密程度可分为紧密型与松散型两种。紧密型利益机制，是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向社员返还盈利所得。祁东县生猪养殖合作社创办了两个经济实体，4年来，该社共返回社员红利650万元，股平3421元。松散型利益机制，大都是各类专业协会依靠向会员收取会费、大户的捐献、部门和政府的支持，向会员提供无偿信息、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服务。

（三）主要作法

为了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湖南各级各部门都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政策支持。2004年，省里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意见》（湘办发[2004]11号），由省财政安排专门资金试点示范。长沙、常德、益阳、郴州、永州、娄底、岳阳、湘西等市州,以市（州）委或政府名义下发专门文件，出台财政、信贷、税收、用地、登记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湘西自治州免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登记手续费，并奖励1000元开办费，从创收开始三年内免税，在2003年安排资金279万元的基础上，2004年又从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中切块80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常德、郴州、益阳三市2004年分别安排400万元、182万元和13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其他市县也安排了一定的扶持资金。

2、业务指导。各地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指导，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范发展。如益阳市为了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内部机制，市县两级都配备了工作专干，安排了专项工作经费，通过加强指导和专业培训，目前，全市有一定规模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都建立和完善了三大机制：一是内部管理机制。在建立章程，健全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法人治理机构的基础上，按“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相结合的办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二是利益分配机制。专业合作组织经营产生的收入，在留足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后，大都采取按交易量还利和入股分红二次返利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配。三是风险消减机制。专业合作组织从每年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基金，用于投资改善生产条件、对社(会)员农产品实行保底价让利收购和给受灾社(会)员直接补贴等方面，为社(会)员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提供了保障。其它市州县农经部门也都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注册登记，帮助、指导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3、办点示范。2004年，共安排国家、省级单位71个进行试点，其中财政部11个、农业部4个、省级56个。各地结合本地实际，也办了一些试点，通过以点带面，摸索了经验，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动因与制约因素分析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分析，主要是“五力驱动”：

（一）发展动因

1、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农产品生产面临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的激烈竞争，过去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很难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由于受市场、资金、体制与人的观念的影响和冲击，已很难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并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单家独户的农民也难以把生产与市场紧密连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将千家万户的农民和龙头企业联系起来，变小生产为大生产，从而实现与大市场的对接。

2、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力。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高度重视，明确要求要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湖南各级党委政府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比较过硬的措施，加快了发展步伐。省委、省政府专门下发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文件。有关部门把引导指导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各市州县及有关部门也加大了工作力度，召开专门会议，下发专题文件，安排专项经费，创办工作试点，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氛围。据统计，2004年，省、市两级共安排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项经费1500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3、龙头企业和大户带动，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拉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能人大户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提高市场竞争力，立足自身资金、技术、加工、管理和销售网络优势，领办和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加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近几年，全省依托龙头企业和大户创办、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5503个，并且这类专业合作组织参会(社)人员多、辐射带动力强。如省茶叶公司这几年一手抓国际市场拓展，一手抓优质茶叶基地建设。公司通过多种措施支持茶叶专业协会的发展，目前建立基地52个，总面积42万亩，发展会员8.5万个，2004年实现产值3.52亿元，利税2236.4亿元，茶农户均增收1860元。沅江市珍珠养殖大户、全国劳动模范甘松柏领办的沅江市珍珠产业合作社，发展社员1860户，养殖水面42000亩，珍珠蚌养殖规模达到3100多万只。龙头企业和能人大户带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反过来又促进龙头企业和能人大户的发展。

4、政府职能转变，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政府职能也在随之转变，乡村干部已从过去主要抓税费收缴转为抓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发展农村经济改进服务方式的有效载体，越来越受到基层干部的重视，他们把主要精力逐步转变到了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上来。临武县双溪乡背溪村主任陈桂成牵头办起来的香芋协会，会员发展到2300人，辐射带动全县种植香芋3.5万亩，带动农民1.8万人，芋农人均增收800元。不少地方还有部分干部主动分流领办协会，带动农民致富。如新田县大五星枇杷协会会长蒋建平2002年从乡党委副书记的岗位上主动停薪留职，联合其它大户办起了枇杷协会，目前已发展会员128人，带动种植枇杷2万多亩，发展前景看好。基层干部的积极主动参与，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的活力。

5、比较紧密的利益联系机制，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增强了凝聚力。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内部管理逐步规范，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机制，农民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高涨。岳阳县张谷英镇芭蕉扇业协会与江苏舜天集团建立长年合作关系，产品畅销16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实现产值9500万元，创汇600多万美元，二次返利940多万元，会员人均增收1600元以上。协会带来的实惠，对农民入会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会员从成立时的几十户，不到两年时间，就发展到1198户。

（二）制约因素

上述“五力驱动”促进了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长足发展，但总体看，还处于初始阶段，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从当前看，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

1、认识不够到位。部分地方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认识不够高，没有把它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有的领导调查研究不够，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形势和作用估计不足。有的片面强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由农民“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放松了指导和引导。还有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心存疑虑，有的甚至担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后，影响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威，不敢放胆发展。

2、法人地位不够明确。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近几年涌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国家还未制定相关法规和规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尚未明确，给登记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目前，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面临要么无部门登记，要么多部门登记的局面。据统计，全省经过有关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仅占52.9%，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的占7.05%，农经部门登记的占13%，其他部门登记的占32.85%。

3、机制不够健全。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管理无章可循，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不太规范或活动不经常的占了40%左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建立起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二是没有形成社员控制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普通社员的参与度低。三是政府干预较多，许多合作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加上一部分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的素质不高，缺乏科学管理经验和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容易出现“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现象。

4、扶持不够得力。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在政策法律上给予帮助，特别是在资金上给予扶持。但目前从中央到地方还没有建立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发性和盲目性比较突出，资金短缺，发展后劲不足。

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思路

（一）基本思路和主要原则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若干决定，以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充分发挥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按照合作经济的运作方式，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围绕农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和农村向产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根据目前情况，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以下主要原则：

1、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原则。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只能建立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不能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规模化经营为借口，强行将农民承包的集体土地收回，改由集体经营、出租，或者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统一种植，统一经营，破坏和动摇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侵犯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自主权。

2、坚持农民“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这是合作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就是要完全依照农民个人意愿加入专业合作组织，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归大堆”，坚决防止人为“拉郎配”。“民办、民管、民受益”，就是在创办上，要以农民为主体，按照农民意愿，自主开展劳动合作、资本合作、技术合作、营销合作；在管理上，要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保障成员对组织内部各项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和参与权；在利益分配上，应建立科学的分配办法和利益联结机制。

3、坚持“边发展、边规范、边完善”的原则。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达到规范运作还须一个过程，因此，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过程中，要树立“扶上马，送一程”的理念，通过“边发展，边规范”，逐步达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责权平等、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要求。

4、坚持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发展的原则。根据生产经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农民意愿，既可以引导成员以入股形式开展紧密的合作，也可以采取入会形式松散半松散的合作；既可以开展单项的技术、信息合作，也可以兴办加工、流通实体，开展产加销一体化的经济合作与贸易服务；既可以在本地、本专业范围内开展合作与联合，也可以跨地域、跨所有制开展合作与联合。

5、坚持市场运作与政府引导扶持相结合。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搞包办代替，更不搞行政干预和强迫命令，又要坚持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政策扶持，通过办点示范、制定优惠政策、开展培训与服务、帮助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等，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发展重点

1、围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突出专业合作社建设，在数量上加快培育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包括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两种形式。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的经济利益关系最为密切，能够解决农民分散生产和经营的问题，同时，专业协会的组建必须建立在大量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缺乏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现阶段要突出抓好专业合作社建设。要发挥农村各类生产大户、运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在生产、经营、购销的优势组建，扶持基层农技部门利用其技术优势组建，引导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利用其资金、信息、管理和加工、流通优势组建，鼓励基层供销部门和其他部门利用其人员、场地、经营优势组建，真正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在抓好种植业和养殖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同时，突出培育一批加工、流通、信息等专业合作组织。

2、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为目标，突出农业标准化建设，在服务质量上迅速提高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除开展一般性的技术、信息服务外，应注重农业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按照市场准入制度的要求，统一制定并实施产品质量和安全卫生标准，有条件的要完善安全生产监控体系，确保产品质量。积极实施农产品的品牌战略，创造条件在合作组织内部统一注册商标，统一包装。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和绿色农产品、绿色食品等项认证，一个合作组织内部应尽可能统一产品的销售价格；同类产品的不同合作组织之间，应相互协调，互相沟通，或者通过行业协会，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价格运行机制，规范市场行为，防止相互低价竞争，损害农民利益。

3、积极探索与农民的利益连接机制，突出内部制度建设，在运行机制上力争规范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是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在合作组织内部一般实行“一人一票”制，这是合作组织与股份制的重要区别之一。二是建立健全价格保护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对社员的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尽可能采取“下保底上不限”的作价原则。三是建立健全利益分配机制。有条件的合作组织应建立风险基金，实行二次返利。四是建立健全财务公开制度。定期向社员公开收支情况，接受社员监督。

五、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三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农业行政部门切实履行协调、指导、管理、监督和服务职能，加强和充实业务指导力量，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指导管理工作制度化、具体化。各级财政、民政、工商、税务、交通等部门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搞好有关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形成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合力。

（二）加强宣传培训

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大力普及合作知识、宣传合作典型、弘扬合作精神、培养合作意识。同时，对主管农业的领导、乡村干部、合作组织负责人应分层次进行培训，尽快培养、造就一批熟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知识的骨干队伍。

（三）加强政策扶持

加强政策扶持既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符合利用“绿箱”政策支持保护农业的新要求。

1、加大资金投入。各级应安排专门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各金融机构应把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支农重点，增加信贷投入。

2、加强项目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规模种养、项目引进、加工销售、基础设施建设等，在立项、用地、用电和运输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3、优化发展环境。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给予税费优惠，该减免的要减免，严禁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特别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跟踪服务。

（四）扩大典型示范

近年来，通过办点示范，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增加试点投入，扩大试点范围，提高试点水平。要加强示范项目跟踪指导，深入项目单位，认真解剖典型，及时发现问题，帮助协调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强对国家扶持补助资金的监督检查，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和平调。

（五）规范注册登记

在国家相关法律出台前，我们要按省人民政府第196号令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工作部门登记。专业合作组织所办经济实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非营利性的农民专业协会到民政部门登记。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登记机关要简化手续，依法予以登记，核发证照。经登记的专业合作组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其资产收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其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汪金敖，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涂建明，湖南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