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_马桥词典_的叙事技巧

第一篇：韩少功_马桥词典_的叙事技巧

2010.11 文学教育

《马桥词典》一开篇便解释

“江”“罗江”“罗蛮子”等词条，实

际上是将马桥的地理环境和历史 发展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紧接着 更是用解释词条的方式采用无所 不知的全知视角，通过叙述一个 个典型的故事将马桥的风俗一一 展现在读者面前。如三月三吃黑 饭的情形，如讲两个恋爱的知青 “同锅”而多分了一桶油的故事，雄狮被炸死的故事等等。作者显然采用的是零度叙事 的方式，将事情的发生过程一一 道来。但是和一般的小说不一样 的是，在采用全知叙事的同时，《马桥词典》又采用了第一人称限 制叙事。叙述者幻化为下乡的知 青“我”，采用内聚焦的形式通过 我的双眼来窥视马桥的每个人每 件事情。我亲眼所见“放锅”的情 形，我亲眼所见马桥最会“发歌” 的万玉的“散发”的故事等等，都 是通过“我’双眼和想法叙述者故 事的始末。

在《马桥词典》的整篇小说 中，全知叙事和第一人称限制叙 事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的不断转 换，使得小说的视角变得飘忽不 定，难以琢磨。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白话小 说大都采用全知叙事，现代新小 说的叙事视角更趋错综复杂。如 方方的小说《风景》的叙述者是一 个“全知”的死者“小八子”，他在 地下见证了他的一家人的生活的全部。显然，《风景》的叙述者，一 个“幽灵”式的“我”，作为置身事 外的“局外人”，“人间的一切”都 能够作为“风景”任我“观看评

阅”。作为“局外人”，叙述者是一 种“零度聚焦”，而同时《风景》中 的任何一个故事又都是在“小八 子我”的视角内发生的，这显然又 是一个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属于 “内聚焦”。

《马桥词典》的叙事视角既不 同于古代白话小说，又与当代作 家叙事视角的错综复杂有所不

同，《马桥词典》叙述者是下乡知 青“我”和全知的作者的“我”的不 断变换，这又和《风景》一成不变 的叙述者“幽灵小八子”有着截然 的不同。由此可见，多重叙事视角 的灵活多变无疑是《马桥词典》的 特色之一。而正是这种多重叙事 视角使得《马桥词典》获得了“散 点透视”的叙述效果，而具有独特 的魅力。

《马桥词典》整篇小说可以说

有无数的小故事，如“乞丐富翁九 袋爷”戴世清死整“盐商”的故事，“汉奸茂公”的儿子“盐早”被逼哑 的故事，漂亮女人铁香和“三耳

朵”“私奔”的故事等等，但是全书 却并没有一个贯穿全文的大故 事，小故事和小故事间也没有时 间上的串联，甚至于在叙述一个 小故事时也常采用倒叙插叙交错 叙事的方式。如讲述雄狮的故事 时，先叙述水水的儿子“雄狮”被 炸死的情形又再插叙“雄狮”以往 咬人的故事，然后再插叙水水的 过去，最后叙述失去儿子的水水 变成了精神病“梦婆”的故事，先 叙述兆青的死很离奇，然后倒叙 兆青的死亡前的故事等等。每个故事的讲述都随作者的 意识在流动，没有时间上的先后 次序。这有点类似电影上的“蒙太 奇”，只是一组镜头和镜头的“链接”，构成了《马桥词典》叙事 的非线性和多维状态,来消解小说 传统的“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对 个体生命体验的操纵、扭曲和删 剪。

参考文献：

①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②李蕾: 散点透视的对抗策略———评

《马桥词典》的词典叙述方式[J].延边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5卷第2期,第90-92页。

③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 结构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④王岳川:后现代图景:解构主义的挑 战[A].文化与艺术论坛[C].北京:东方出版,992年版。

⑤陈思和: 《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

学的世界性因素[J]《当代作家评论》,1 997

年第2期。

⑥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

三联书店,1 992年版。

⑦韩少功:马桥词典[M].北京:作家出 版社,1 997年版。

伍婷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 究生。

伍婷婷

韩少功《马桥词典》的叙事技巧 内容摘要：《马桥词典》是韩少功的最受争议的作品，作品的叙事视角灵活多变，全知叙事和限制叙事飘忽 不定，叙述时间更是纵横交错，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关键词：韩少功叙事技巧马桥词典 147

文学教育(上), Literature Education, 编辑部邮箱 2010年 11期

第二篇：《马桥词典》读后感

《马桥词典》读后感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需要写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马桥词典》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马桥词典》不是一本可以一目十行的书，而我在作业的逼迫下囫囵吞枣般的看完了最后一页。枣子来不及细细咀嚼便滑进了胃里，梗在那里有点消化不良。我有很多不理解。

正是这些精彩故事背后的文化，对于我来说，消化不良。我也是农村的，我身边也有一些类似于马桥人的农村人，但是，我不能够理解马桥人的晕街不能理解仲琪的 “同意”，尤其不能理解盐早对于“汉奸”一词的深刻认同。盐早应该是马桥最悲苦的人，只是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他似乎从未对自己的命运反抗过，他本来就很少话，到最后干脆成了牛哑哑。所以我无法从他的语言里揣摩他的情感，但是多年后他背着原木追到韩少功，冲着韩发出“呵呵”的声音，像有很多话要说，“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对于盐早情感流露的描写。他总是隐忍的，隐忍的对待老祖母的无理取闹，隐忍的对待弟弟盐午的责备，隐忍的对于知青们的逗闹。他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掩埋自己的情感，习惯了不表达，所以他丧失了语言的能力，丧失了沟通的能力。对于马桥人的误解和知青们的戏弄，什么也不说。对于父亲是汉奸儿子也是汉奸的论断，他接受的莫名其妙，他比任何人都记得清，这种认同是宝气的是神的是狠狠的。正是他的这种毫无反抗的认同导致了他的命运悲剧吧。可是他自己是否察觉呢？最后的这一滴泪，又蕴含了怎样复杂的情感啊！他不说话，是不是其实一切都看在眼里，比谁都觉呢？我不知道。

我亦不知道，韩少功在马桥人的词典里处于什么位置。他也许是故事的一部分，也许只是个旁观者或者说是个好奇好打听的人。他在马桥的六年及后来不在马桥的年份都在见证或参与着马桥人的生活变迁。《马桥词典》总是伴着韩的思考：怀疑、责备、同情、不理解等明显的爱憎。在这种爱憎情怀里，我看到作为非马桥人，作为下放崽的知青们和马桥的格格不入，也看到了作为文化人的韩经常做的文人式的旁观。这种旁观，很多时候，是冷漠的是洁身自好作壁上观的，我甚至不能理解当时的韩，为什么没有更热心，为什么没有更善良一点，为什么对于黄皮的求救无动于衷，为什么对于可怜的盐早要去戏弄，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帮一帮可怜的人们…… 韩自己也是有愧疚的吧，不然他为什么会对给盐早婆娘的二十块钱解释那么久，为什么对于敷衍客套盐早良心不安，更为什么会用尽方法把盐早的那滴泪珠忘记？他怎么能忘记呢？他不可能忘记。所以他在文人式的旁观背后做着文人式的反省。盐早的故事，其实说到“渠”就已经完了，后来的词条“道学”就是这种反省吧。韩自己也说“比方说刚才的二十块钱，不是出于内心的诚恳，不是出于性情的自然，而只是一种文化训练和文化约束的结果”。“道学”之外，人与人之间还可能有真心实意的同情和亲近吗？马桥人用“道学”一词取代“善良”、“好心肠”等等相近的词语，是不是因为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怀疑？这种怀疑能够使多少施舍者惊惧与汗颜？韩就是那些汗颜者的一个吧。我其实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韩，会觉得做错事，会在事后反省，这样的见证者，让我感觉马桥的一切的都是真的，韩的一切也是真的。

西方人说《马桥词典》是壁画式的，看《马桥词典》就像在画展里看画一样，没有所谓的第一与最后，从哪个角度开始看的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版本都是韩修订过了的，现在的排列顺序大部分是按照故事情节的来排的，说是为了方便读者较为清晰的把握事实脉络，也为了增强一些可读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想说，既然《马桥词典》是壁画式，它的115个词条，既是整体的又都是独立的。我开始看的时候，是随意翻阅的，随手翻到哪就看哪。这样随意的翻阅带来的好处是，我对于词条的记忆更加清晰，也会专注于词条背后的文化内涵。后来，则按照书的编排顺序看的，确实更有连贯性，但是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了词条背后的故事情节，就像看其他情节性的小说一样冲动着要一口气看完。这样便忽略了词条本身的魅力，忽略了词条背后蕴藏的文化，忽略了韩对于这种文化现象进行的哲学性或社会性的思考。而恰恰是这种思考，才是虑清了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后留下来的最本质的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吧……

当然如果你要我跟你讲讲马桥人的故事，我可以跟你扯上一堆，比如九代爷戴世清的传奇乞丐经历，比如马疤子很传奇，天天要打醮，坐蒲团，他的队伍行军打仗从不穿鞋，无论厉石还是铁钉都上不了他们的脚；还比如神仙府的马鸣专吃蚯蚓不吃饭……这些精彩的人精彩的故事，肯定是在每一个读者心中最先想起的。然而这些精彩的故事，不只是精彩。精彩和传奇不是他们的标签。这种精彩，参杂了马桥建国以来的种种变迁，参杂了几代马桥人坎坎坷坷的命运，参杂了马桥甚至中国其他所有乡村文化里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吧。

我很想知道，现在的马桥怎么样了，马桥的人们看到《马桥词典》这本书史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韩隐居的马桥的人们是怎么看待韩的？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们怎么样了？盐早还活着吗？还是不挑重物就不自在吗？那个马鸣呢还是住在破窑洞里以蚯蚓为生吗…………我想马桥一定变了，现在的马桥也一样和中国其他的农村一样经历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吧。那些独特的马桥语言也许已经在慢慢的被普通话化，那些曾经被熟记的故事已经渐渐的没有人记得的吧。

幸好有《马桥词典》，记录了马桥较为原始的状态。人人都应该有本自己的字典，那些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或事总是倏忽即逝，多年后，我们也会什么也不记得了吧。但是我想我会记得我在看《马桥词典》时的触动，因为我写下了属于我字典的一部分。

第三篇：《韩少功》读后感

他的小说和散文完全不同的风格，他的小说在追溯以前的故事，那些真善美，那些民族的过去，有不幸又有幸，《韩少功》读后感--侯新芳。在一篇小说中用平淡的语气忧郁的叙述着那个写歌人。他的歌被剽窃，他本人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再也无力站起来。但是，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在灵与肉的拷问中，我们看到一些悲哀，属于我们民族的。

而他的散文却在拷问现实世界。我读他的文章，越来越发现他与我有那么多的相似点。我也是个叛逆的人，他也是。只不过，我叛逆家庭，他叛逆社会。真的我们真是气息相通。也算是找到一名知己。

虽然这样讲有些高攀。因为我的水平实在一般。我的世界观仅仅局限在我的地盘上，而他却在为人类着想，读后感《《韩少功》读后感--侯新芳》。他的血是为文学而流。他不稀罕现代主义，不稀罕西方的名词。他认为好的文学是从自己的体内分泌出来的，而不是外加的。他甚至鄙视工业社会下的文学，因为有一群文学博士是这样产生的。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念起，一直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后来，他们从事文学事业。

其实我是无地自容。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工厂下生产出的产品，而且不合格。

在他侃侃而谈时，我甚至不知好多名字，因为我的功课实在是不扎实。就算被这样圈养了，自己还甚是不争气。

面对大师，我很羞愧。在木木然的感觉神经的调配下感触这等丑事。发现不了细微的文学异常，写不出有任何价值的东西。

第四篇：韩少功：现代汉语的写作

韩少功：现代汉语的写作

韩少功：现代汉语的写作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在法国出版。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那里出书一本、两本、三本、四本法文的书。这个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以前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韩少功等等。很边缘呵。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可能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汉语的，后来他们语言独立了，与汉语分道扬镳。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杂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日语逐渐与汉语分家也是一个不诤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众笑）。你看，你们也都听懂了。还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们在政治上构成了中央帝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拉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汉语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刚才徐葆耕老师说我英语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惭愧。五十万单词！谁还敢吹牛皮说自己的英语好？你们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你学得过来吗？记得过来吗？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gene来说，既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猜个大意。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tech，high-way，就是这样的。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它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汉语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在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输入不但不比英语输入慢，反而更快。据说现在还有更好的输入软件，就是你们清华大学发明的，什么智能码，比五笔字型软件还好，使汉语输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日语假名、韩语、越语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扰，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 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这个日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电的脑么，很聪明的机器么，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

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我曾到过蒙古。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啦。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让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谁会做这种傻事？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同学们生活生活在一个大语种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这更不谈汉语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羡慕。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杨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资财富数量。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这就是钱在起作用。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来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来自文言的汉语

前面我们是展开汉语外部的比较角度，下面我们进入汉语内部的分析，着重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过程。

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你们看过电视剧《孙中山》吗？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不是言谈，是笔谈。那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你们看看地图：他们北边是日尔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莎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他们南边是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有一个专家对我说过，阿拉伯语在这一点上类似汉语。比如伊拉克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个字时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含义上相通。我在这方面只是听说。

中国有个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叫钱穆，十多年前在台湾去逝。前几年台北领导人马英九还主持了了一个仪式，说以前我们对钱老先生不大公道，现在应该给他落实政策——大概是这个意思。钱老先生号称国学大师，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欧洲就没有这个条件。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现在他们成立欧盟，就是来还这一笔历史欠账。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同学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欧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欧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依里奇“，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像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可能还不行。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的虎虎生气和勃勃生力。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我们以前没有“她”这个字，“她”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当时还出现过“妳”，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众笑）。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观点”，point of view；“立场”，position；都是外来语。“一方面……又一方面”，来自on this side…on other side；“一般地说”，“坦率地说”，“预备……走”等等，也都来自直译。同学们现在说这些习以为常：这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么。但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话原本都是洋话。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取消这些移植到汉语里的洋话，现代汉语至少要瘫痪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学、新闻、文学都可能无法进行。

当然，大规模的群体运动都会出现病变，没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圆满。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对外来语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剥，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话。刚才徐老师说我现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农村。这是事实。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今天时间有限，没法给大家举很多例子。同学们可能有很多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是去过农村的，肯定有这种体验。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痛，烦人。中国现代社会有两大思想病毒，一是极左的原教旨共产主义，二是极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它们都是洋教条，其共同的语言特点就是“书生腔”，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因为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中文系请李陀先生来讲过课，是吧？李老师曾经研究“毛文体”，有人也将其称为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就是一种红色的“洋腔”和“书生腔”，一种极权时代的陈辞烂调。“在党的十大精神光辉照耀之下，在全国人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热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大好时刻，我们清华大学今天开学了（众笑）！”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垃圾，就是当时常见的套话。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们经历了一个白话文非常黯淡的时期。有人可能说，那一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远了，我们同学们都是新一代，说话也不会是党八股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恶化。这些年，我常常听到一些大人物说话，发现他们还是满嘴废话，哪怕是谈一个厕所卫生的问题，也要搭建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机制”，来一个“系统工程”，完成一个“动态模型”，还要与WTO或者CEPA挂起钩来。这些大话都说完了，厕所问题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让听众如何不着急？这是不是一种新八股？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因此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完全无视和破坏文字规范的积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打仗首先要师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没有道理。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样。打得没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样。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皇上御驾亲“征”呵。打土匪，那个土匪太低级了，对他们不能叫“征”，只能叫“荡”，有本书不是叫《荡寇志》吗？就是这个用法。“征”、“伐”、“讨”、“平”，“荡”，是有等级的，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打台湾，是“打”；打美国，也是“打”。这是不对的（众笑）。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国应该叫“征”；打台独只能叫“平”，顶多只能叫“伐”，对不对（众笑）？又比如说，打仗打得轻松，叫做“取”。打得很艰难，叫作“克”。力克轻取么。虽然只是两个动词，但动词里隐含了形容词。但现在白话文经常不注意这个区别，一律都“打”。打石家打得艰难，打天津打得轻松，都是“打”。这同样是不对的。与“打”相类似的万能动词还有“搞”：“搞”革命，“搞”生产，“搞”教学，“搞”卫生，还有其它的“搞”，不说了（众笑）。总而然之，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这个情况在广东和香港已经出现了。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一个版或者两个版，用的是粤语文，是记录粤语发音的汉字，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没有这种合法性，粤语中很多精神财富就可能无法表达和记录，普通话霸权可能就压抑了粤语文化特色。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是不是也要形成不同的文字？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闹出几十个独立的语种？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有一个英国的语言学家对我说过：mandarin is the language of army，意思是：“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确实，所有的普通话都具有暴力性，压迫性，统制性，不过是因偶然的机缘，把某一种方言上升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甚至变成了国语——而且它一定首先在军队中使用。普通话剥夺了很多方言书面化的权利，使很多方言词语有音无字。这就是很多粤语人士深感不满的原因，是他们忍不住要生造汉字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的方言都造反有理，如果所有的口语都书面化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大语种都要分崩离析。即便有表面上的统一，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英语就是这样的。有人估计：再过三十年，英语单词量可能是一百万。到那个时候，任何人学英语都只能学到苍海之一粟，各个地方的英语互不沟通或只有少许沟通，那还叫英语吗？再想一想，如果英语、汉语、西班牙语等等这些大语种解体了，人类公共生活是不是也要出现新的困难？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是两者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那么什么是优质的汉语？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当过多年的编辑，最不喜欢编辑们在稿签上写大话和空话。“这一篇写得很好”，“这一篇写得很有时代感”，“这一篇写得很有先锋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时代感”或者“先锋性”？写这些大话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来；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来，只好随便找些大话来敷衍。一旦这样敷衍惯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会粗糙和混乱，就会钝化和退化。一旦某个民族这样敷衍惯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就会衰竭。我对一些编辑朋友说过：你们不是最讨厌某些官僚在台上讲空话吗？如果你们自己也习惯于讲空话，你们与官僚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原谅一个小孩讲话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还只是半个动物。但一个文明成熟的人，一个文明成熟的民族，应该善于表达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语言就是承担这个职能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创造。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着”就是进行时，“了”就是完成时，“过”就是过去时。这样一用，弥补了汉语的逻辑规制的不足，把英语的一些优点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英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导：“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胜”与“败”明明是一对反义词，在你们这里怎么成了同义词（众笑）？其实，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汉语常常是重语感而轻语法，或者说，是以语感代替语法。比如在这里，“大”一下，情绪上来了，语感上来了，那么不管是“胜”是“败”，都是胜了（众笑），意思不会被误解。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你们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有些对联写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据说粤语里还有十三声的变化，对我们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验。朦胧诗有一位代表性诗人多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简直就是音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鹦鹉学舌，在很多方面就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还有成语典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成语典故之多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成语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众笑），根本没法译。应该说，其它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它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浓缩。“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这些成语几乎都是讽刺主观主义的，但汉语不看重什么主义，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避开概念体系，只是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罗嗦？是不是过于文学化？也许是。但这样说照顾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具体语境的差异性，不断把抽象还原为具象，把一般引向个别。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今天晚上，我们对汉语特性的讨论挂一漏万。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因此，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自己和发展自己。其实，《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英语语法的一部分。我读过一本英文版的语法书，是一本小辞典。我特别奇怪的是：在这本专业辞典里面，“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为词条。这也是一些语法概念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呢？在语言活动中，语法，修辞，文体，三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是融为一体的。语法就是修辞，就是文体，甚至是语言经验的总和。这种说法离我们的很多教科书的定义距离太远，可能让我们绝望，让很多恪守陈规的语法专家们绝望：这洁如烟海的语言经验总和从何说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瑞士有个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有开创性贡献，包括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汉语，虽然提到过汉语，但搁置不论，留有余地，所以在谈到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他着重谈语言；在谈的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候，他主要是谈共时性。他认为“语言易变，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语言是什么？当然是汉语。如果汉语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不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块空白。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多人说起索绪尔的时候，常常不注意这个空白。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但至今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索绪尔有个特点，在文章中很会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盘来比喻语境。他认为每一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由棋盘上其它的棋子决定的，是由棋子之间的关系总和来决定的。“他”在“它”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样，“他”在“她”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这就是棋子随着其它棋子的增减而发生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在这里，棋局体现共时性关系，棋局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历时性关系。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白话文运动以后，在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后，这三种资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优化的组和与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话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开心呵”，“我好好感动呵”。这是从台湾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做爱”眼下也流行很广，实在让我不以为然。这还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众笑）。做工作，做销售，做物流，做面包，“爱”也是这样揣着上岗证忙忙碌碌make出来的（众笑）？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男人，是个有钱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场。他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不但没有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绪纷纷之际，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情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第五篇：韩少功《爸爸爸》读后感

韩少功《爸爸爸》读后感

2010年本科继续教育学院学生许环杰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以一种类似寓言的方式，通过描写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作品以白痴丙崽为主人公，通过对他的刻画，勾勒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丙崽是一个“未老先衰”却又总也“长不大”的小老头，外形奇怪猥琐，只会反复说两个词：“爸爸爸”和“x妈妈”。但这样一个缺少理性、语言不清、思维混乱的人物却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视为阴阳二卦，尊“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缺少正常思维的丙崽正显示了村人们愚昧而缺少理性的病态精神症状。在鸡头寨与鸡尾寨发生争战之后，大多数男人都死了，而丙崽却依然顽固地活了下来。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了顽固、丑恶、无理性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口头禅，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

一个噩噩的畸形儿，因为生理缺陷，常被人当玩偶般耍弄。当所有的人死的死走了走了，他还奇迹般活着。韩少功在《爸爸爸》这部中篇小说里所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封闭的村庄里的一个悲剧。谁也知道，中国式的悲剧，不外是觉得某种崇高和美好、兼有价值的东西突然被毁了，从而教人悲愤。而《爸爸爸》也确实起到了这种教人悲愤的效果。

这就是《爸爸爸》。一部带有着如此肆情哲理的小说。小说无不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弱势群体的一生、一群苟活在据说是湘西山寨上的一个落后村庄里的村民，作家通过他们的愚昧、挣扎、堕落和毁灭，对文明的失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

在他们眼里，有缺陷的人在生活中是要受到惩罚的，是要受到审判的。比如故事里头的丙崽，他只能说两句话，一是“爸爸爸”，一是“X 妈妈”。作为一个人，丙崽只具备了人的本能意识，这就无异于一名婴儿了。婴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肚子饿了，有人给他吃，他因此觉得好，一高兴就笑。相反的，他觉得不好，一个不高兴，只能通过脸部各种表情来作出反抗，包括了哭闹。而丙崽在高兴时叫你一声“爸爸爸”，不高兴时对你翻个白眼咕噜两声对你直喊一声“X妈妈”，这是婴儿的语境，这点你不能不懂。不过，丙崽这名“婴儿”还真不怎么讨人喜欢，所以，当他很是纯真地叫人一声“爸爸爸”的时候，总惹来一身祸。作者在小说里特别突出这个主题，无非想提醒世人；人活着，只有天赋于人类的本能是不足够的，然而，人首先得活着，这又不能不得依靠天赋于人类的本能了。

读韩少功的《爸爸爸》这部小说后，引发自己新的启迪和思考，也使得我们思考究竟如何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问题。人性的弱点莫过于当他们对现实充满了恨，而后再把它加深、放大，进而再把它扩大到对人生充满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中。不过，过分宣扬消极与悲观，纵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