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意义素材

第一篇：城镇化意义素材

一、充分认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一）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三化同步”的重要内容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三化同步”是中央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三农”实际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新形势下工农城乡关系的深刻认识。党的十七大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核心内容就是“三化同步”。可以说，“三化同步”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客观规律，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推动“三农”科学发展和破解“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工业化、城镇化可以带动和装备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则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撑和保障。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而农业现代化如果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也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受阻，影响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科学把握“三化同步”推进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就要充分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辐射带动作用，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

（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推动以特大城市、大城市为龙头，以加快中小城市和中心镇提质扩容为重点，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文明和谐、城镇布局科学、城乡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全省城镇化向注重内涵提升转变，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向注重城乡统筹发展转变。这三大转变对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引擎，加快推进城镇化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影响着工业结构调整；其次，城镇化积聚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影响着产业结构升级；第三，城镇化带动区域发展，影响着区域结构优化；第四，城镇化决定城乡一体化进程，影响着城乡结构完善；第五，城镇化促进空间和要素的集约化，把资源要素、包括人聚集到一个载体，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放大功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实现集约发展，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总量的最大化，在有限的载体上做大经济规模。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土地开发、城市发展还是粗放型的，我省城镇数量在全国居第五位，但是城镇化率却大体上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目前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49.68%，我省是49.7%，城镇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集约化发展不够。只有集约化发展，才能形成合理的城镇布局和形态，才能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才能有效地发挥城镇功能，也才能用较少的资源要素消耗，取得最大的效益。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必须以加快推进城镇化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集约化发展。

（三）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省已将跨越式发展写在“十二五”发展的旗帜上。跨越式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形式和目标要求，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在结构调整中提升水平，在做大总量中增强实力，在科学发展中富民强省，着力提高综合竞争力。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是实现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选择，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要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由工业化中期阶段

向工业化后期阶段的跨越；要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城乡统筹，实现城乡结构由两元分化向城乡一体的跨越；要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三化同步”，实现产业发展水平由农产品生产大少向农产品加工大省的跨越；要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着力建设两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跨越；要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科学构建城镇体系，实现区域结构由武汉独大向大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全面发展的跨越等；要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现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由初步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跨越。通过这些跨越，不断提升湖北在中部和全国的社会经济地位，基本建成中部乃至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成为中部地区经济要素富集、充满创新活力的区域，中部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从1.5万亿元增加到2.5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4000美元增加到6000美元，投资规模从1万亿元增加到2万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从1千亿元增加到2千亿元。跨越式发展，应是立足中部、面向全国的全面的、全方位的、可持续的跨越，贯穿于经济社会全过程和各领域，体现为经济总量增速、增长质量和结构都必须明显高于、好于中部和全国平均水平。唯其如此，才能实现 “以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高于中部平均的业绩，以名副其实的中心功能、示范作用、“两型”建设的前列位置来担当起支点重任。

（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构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必然选择

2005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湖北，首次提出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今年5月，在“十二五”开头的关键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再次视察湖北，要求我省紧紧把握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宝贵机遇，在新的起点上将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湖北改革发展寄予的殷切希望和历史重托，是，对湖北发展的科学定位，我们要为之不懈奋斗。我理解，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中部地区的发展事关承东启西，平衡发展的大局；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讲，国家制定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在“重点地区发展”这一章中提出要在中部地区培育武汉城市圈等城市群，作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增长极。同时，我国未来将构建“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优先发展三个特大城市群和八个大城市群，其中，沿长江通道横轴、沿京广通道纵轴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大城市群都与我省密切相关二是龙头引领和带动的要求，湖北要在中部地区的崛起中起到重心和着力点的作用，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全面实施“两圈一带”总体战略。深入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继续大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科技支撑、产业发展、城乡统筹、节约集约用地、财税金融、对内对外开放、行政管理等方面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圈域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乡建设、区域市场、生态环保一体化进程。充分发挥武汉龙头作用，提升核心竞争力，巩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地位。全面推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加快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辐射圈内外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以“一江两山”为龙头、“十大核心景区”为重点，大力实施旅游开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努力建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坚持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实施特色发展，形成一批优势工业、现代农业和特色生态产业集群，推动圈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以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宜昌三峡现代物流中心和黄石鄂东组合港建设为重点，加快沿江主要港口、航道及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标准化、专业化运输船舶，建设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一批沿江产业区，构建沿江产业密集带。加快沿江重要节点城市建设，发展沿江城镇带。促进两圈互动、圈带联动，形成“一线串珠、双轮驱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积极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和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采取特殊政策措施，促进革命老区和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做强武汉城市圈，做大“宜荆荆”、“襄十随”城市群，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由6个增至15个左右，城镇化率达到52%以上。

加快“两圈一带”建设。坚持统筹推进，重点突破。明确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发展定位，引导错位发展，重点推进九大示范区建设，在“两型”社会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深入推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十二大工程”和“十大旅游区”建设，深化旅游资源整合和跨区域合作。加快江汉平原振兴崛起和汉江流域综合开发，将其作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的重要内容，形成“两圈”融合、“两江”响应的互动格局。把实施“两圈一带”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区域发展布局。

大力推进城镇化。优化城镇空间布局，适度发展特大城市，加快发展大城市，重点发展中小城市，抓好100个重点中心镇和100个生态文化旅游特色镇创建工作，努力实现都市圈和大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镇三个层次协调发展。加大城镇建设投入，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强化产业支撑，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理顺城乡社会管理体制，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加强城镇规划管理，防治“城市病”。抓紧研究制订“一主两副”加快发展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武汉及襄阳、宜昌核心增长极作用。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坚持“一主三化”方针，着力培育县域经济排头兵，形成争先进位的发展氛围，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冲刺全国百强，努力提高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激励和保障相结合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强化县级财政保障机制。今年省财政在原来30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0亿元调度资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支持建立全省工业要素调节机制。

我理解，支点就是重心，就是着力点，能够在全局中发挥影响、带动其他地方发展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自身首先要夯实基础，加快发展。从我省自身情况来看，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同时，我省也具备较好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工业基础。构建战略支点，一方面，必须立足客观实际，加快农村地区发展，实现由“大”做“强”，这是我们夯实支点地位的基础；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三化同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这是强化支点作用的支撑。大家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从完善规划、改革试验、体制创新、部省合作以及搭建投融资平台等方面着手，大力推进“两圈一带”战略的具体化和项目化。75个国家部委机构与我省签订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一批改革发展试点及项目落户我省。武汉城市圈五个一体化、城际铁路、鄂西圈十大旅游景区、环“一江两山”交通沿线生态景观等重点工程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形成了以“一主两副”为依托，以其他设区城市和县城、中心镇为基础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7%。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城市供水普及率达到97.5%。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分别增长24.1%、26.8%，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共解决200万人的温饱和脱贫问题，完成4385个重点贫困村扶贫整村推进任务，扶贫搬迁5万户16万人，培训转移25.8万名贫困劳动力。顺利完成丹江口库区移民外迁任务。

——突出跨越，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定不移地把跨越式发展写在湖北“十二五”发展的旗帜上，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在结构调整中提升水平，在做大总量中增强实力，在科学发展中富民强省，着力提高综合竞争力，提升湖北在中部和全国的经济地位。在着力提高质量效益的前提下，地区生产总值从1.5万亿元增加到2.5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4000美元增加到6000美元，实现投资规模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的跨越，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从1千亿元到2千亿元的跨越。基本建成中部乃至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成为中部地区经济要素富集、充满创新活力的区域，中部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改革创新等方面走在前列，自主创新示范功能、对外开放服务功能、“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功能明显增强，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出更大贡献。

——突出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以调整结构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转型，实现科学发展与转型发展的有机统一。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培育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电子信息、汽车、石化、装备制造、食品5大产业年主营收入跨越5000亿元，新兴产业产值力争突破万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5%。扎实推进“生态湖北”建设，全省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十一五”期末降低16%、17%。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推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以上。

——突出支点，全面实施“两圈一带”总体战略。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是党中央对湖北发展的科学定位，我们要为之不懈奋斗。实施“两圈一带”战略是构建重要战略支点的有效载体，必须切实抓好。深入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继续大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科技支撑、产业发展、城乡统筹、节约集约用地、财税金融、对内对外开放、行政管理等方面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圈域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乡建设、区域市场、生态环保一体化进程。充分发挥武汉龙头作用，提升核心竞争力，巩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地位。全面推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加快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辐射圈内外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以“一江两山”为龙头、“十大核心景区”为重点，大力实施旅游开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努力建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坚持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实施特色发展，形成一批优势工业、现代农业和特色生态产业集群，推动圈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以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宜昌三峡现代物流中心和黄石鄂东组合港建设为重点，加快沿江主要港口、航道及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标准化、专业化运输船舶，建设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一批沿江产业区，构建沿江产业密集带。加快沿江重要节点城市建设，发展沿江城镇带。促进两圈互动、圈带联动，形成“一线串珠、双轮驱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积极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和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采取特殊政策措施，促进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围绕提高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从农产品生产大省向农产品加工强省的跨越。推进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建设。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新增一批销售收入过10亿元、过50亿元、过100亿元的企业。

（四）全面实施“两圈一带”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五是品牌结构实现由过多依赖国外到国内品牌自主创新的跨越；六是生态环境实现从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到发展与治理同步的跨越；七是城镇化水平实现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跨越；八是人才建设实现由育才大省到用才大省的跨越；九是人民群众生活实现从初步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跨越。这种跨越，应是立足中部、面向全国的全面的、全方位的、可持续的跨越，应当贯穿于经济社会全过程和各领域，体现为经济总量增速、增长质量和结构都必须明显高于、好于中部和全国平均水平。唯其如此，才能实现 “以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高于中部平均的业绩，以名副其实的中心功能、示范作用、“两型”建设的前列位置来担当起支点重任。

第二篇：农村城镇化的意义

农村城镇化的意义

农村城镇化是对农村现实基本制度缺失的修补和否定，自从78年在农村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国家开始消极的治理农村，由对农村的积极管理，转化成放任自流，农村的规划建设一度停止。农村公权严重削弱，私权无限膨胀，建国以来积攒的公共资源几乎全部被破坏殆尽，加上国家无节度的对农征收，农业生产软硬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有“作为”的农民纷纷“弃农”转向打工，经商。农村逐渐变的萧条凌乱。于是，出现了大片耕地撂荒，各个村庄大面积“空心”的局面，造成农村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国家不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这种局面会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势必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直接导致我们国家的大**。虽然国家在对农政策上不断翻新，不断加大恩农惠农的力度，但是，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治理，都无法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恶化局面，于是，农村城镇化成了化解目前农村危机可行性决策，可有效填补农村治理的“真空”，为今后一百年内我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安定基础。

农村城镇化可腾出大量耕地，使我国土地资源完全利用化，我不是什么统计员，就我们村及周遍新农村改造来看，我们行政村两千来人，耕地2256亩，我们村“两委”进行过一次估算，如果规划新农村，消灭“空心”村后，可腾出100多亩耕地，可腾出总耕地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意味着能另外养活两千来人，意味着我国土地资源对人口资源的承载量翻了一倍，意味着我国人口资源最大化向外拓展了一倍的空间，意味着以后我国整体实力还能增加一个“新中国”。农村城镇化可让我国安全的度过不久到来的老龄化社会。专家预测，十五年后，我国就会进入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消失，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严重匮乏，老龄化社会后的大部分劳动力资源将会养老，医疗，食品加工等维持人类基本生存的服务等行业所占据，其它行业例如基础建设等因为受到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而停滞，保家卫国的兵源也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为了缓解这种局面的社会压力，农业就要尽可能的实现现代化，农业应该彻底改革目前的土地制度，改分户经营为村统筹经营，对老年人及儿童学生施行村集中供养制。这样做需要大量的公共资源的支持，农村城镇化是目前解决公共资源积累的最好办法，城镇化改造后所腾出的大量耕地就是最大最快的公共资源的积累，有了这些公共资源积累的支持，可建立完善的村级集中供养体系，这样我国就能尽可能的腾出可利用的一切劳动力资源，来抵抗老龄化社会带来不测。

第三篇：中国城镇化的意义

近年来，城镇化几乎成为举国上下极其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他不但是学者们在论文中经常讨论的主题，而且成为众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研究生的一项重要选题。通过传媒，社会各界人士也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尤其重要的事，自从1998年中国政府关于解决我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决策和在国家“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和对我国几十年不变的城市发展方针作了一定调整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推进和加速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过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城镇化”从学者们的论坛走上了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很多地方的领导开始注意本地的城镇化率，与国内、国外多方比较，找差距，订目标，提出提升城镇化率的计划，表示了若干年后要达到或超过某某水平的豪迈决心。前不久，某特区城市（在特定条件下）提前“消灭”了农村人口，达到100%城镇化，曾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就是这方面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市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的反映，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中国也不例外。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无不和他们各自的国情（包括经济、社会、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和不同的特点。城镇化是受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动，但是它的推进，也反过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待城镇化，既不能“人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长”。根据世界各国和我国自己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此指导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这是比当前纷纷“提指标”，“搞攀比”更有意义的事情。

20世纪是全球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全球城镇化率到20世纪末达到48%，而20世纪初只有13%，100年间提高35个百分点。全球城镇人口达到28.6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国家出于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缺少生计，大量涌入缺乏就业岗位的大城市而造成所谓“过度城镇化”现象，一部分发达国家则基本达到了城镇化相对停滞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不再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停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全球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他们在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城镇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大城市的不断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950年71座，2000年增加到388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是20世界后半期出现的。1950年只有1座，2001年已有17座，其中13座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这种巨型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区域性的城市”，城市的“范围”就是一个“区域”，其影响范围就更大了。从区域范围看，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分布着成组成群中小城镇的都市连绵区。这种特大城市组群形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所促成。可见，全球城镇化不仅表现在数字上和比重的提高，还包含着丰富的、空间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表现出多样的形势和特点。

中国的城镇化，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自建国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从1953—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城镇化稳步进行的时期。全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第2个阶段从1958—1978年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指导思想摇摆和一度曾试图走“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城镇化率20年至提高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还有几年是负增长。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今，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至2002年提高到39.1%，年均增长0.88个百分点，1998年后几年超过1个百分点。这同中央指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之一和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等因素有关。中国50年的城镇化历程表明：①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城镇化又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②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对城镇化进程有很大影响；③至2020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还将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城镇化的显著特点是：就全国而言，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城镇存在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潮”并非经过组织，基本上是自发形成，至2003年底，全国已形成近1亿人的“潮流”。起初是沿海城市发展“外向型”工业，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廉价劳力”的巨大源泉；乡镇企业的兴起则是另一个吸引农村劳力的块体。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离土不离乡”到“乡村城镇化”，从“小城镇战略”到大规模“跨区流动”，都是不同形式的城镇化的表现。当前的情况时，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每年要“吸纳”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其中滞留半年以上的被视为“城镇人口”（按照全国“五普”的统计口径）。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城镇，则是“输出”流动人口，泾渭分明。据有关部门调查，几年来这类流动人口中，只有17%左右在城镇“定居”下来，成为“真正”的城镇人口，80%以上是“候鸟型”的流动人口。他们每年到城市打工挣钱，年终带钱回家过年，这是造成我国规模罕见的“春运潮”的根源。大量农民工愿意去城镇“打工而不久居”是反映了当前城乡经济水平差异的现实状况，包括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生活居住的“门槛”过高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当前的城镇化主要是依靠农民的迁移（多种方式），与欧洲某些国家在早期城镇化时期依靠农民破产而进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党的政策保护农民拥有耕地的使用权，拥有宅基地和自留地的权利，也是中国的特点。但是从长远看，只要农村还存在源源不断的富余劳动力，城乡的生活和收入水平还存在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近几年还有所扩大），农民流向城镇，“候鸟型”和“留下久居型”都会长期存在。从理论上讲，只有当这种差距基本消失，流动才会停止。总的看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除了主要来源是农民之外，还有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高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中原农村生源、兵源的留城等，境外移民数量很少。就单个城市而言，城镇建的流动逐年增多。可见，实际上“化”的过程是多种形式的，甚至每个城镇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像有些同志想象得那么简单。至于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在城市人口规模上盲目主观地“做大”，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中国地区差异很大，情况比较复杂，表现在分省（区）的城镇化水平上差别也较大。总的说来，城镇化率的高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具体分析起来不仅如此。例如，以全国分省（区）2000年的城镇化率做个比较，除4个直辖市外，在27个省（区）中，广东高达55%，云南为23%，数值相差1倍多。这种差距并不正相当于两胜竞技水平的差距。东北三省城镇化率均达50%上下，内蒙40%左右，新疆35%，均高于不少内地省份，但并不正好反映经济水平的相互关系，而是由于各省（区）本身地理、历史、政治、农业结构、人口密度等提点不同所致。国外的城镇化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以1999年世界城镇化水平而言，高收入国家平均7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5%，指数很接近，但两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这是由于拉美一些国家存在“过度城镇化”现象的缘故。可见，当前国内一些地区和城镇简单化地在城镇化率的数值高低上搞“攀比”，不如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很好研究如何在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上实实在在地多做工作有意义的多。

最近，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城市发展与城镇化”被列为重要专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列茨（J.E.Stiglitz）教授把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城镇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1]。这位学者的论断是正确的。中国2002年的城镇化率39.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全国城镇总人口5亿，总量为世界第1位，大约是美国全国人口1.8倍。21时解除其对我国是一个战略机遇起，解决“三农”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原有城镇也需要发展和提高。从各方面分析，把城镇化看作是中国21世纪（初、中期）最巨大的一项社会工程是不为过分的。专家们认为，根据对今后一段时期全局情态的分析，我国至2020年城镇化率预期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是较为适当的。以此推算，我国至2020年的城镇化率可能达到57%，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800多万人，总共有3亿农民转为城镇人口（比美国现在的全国人口数还要大），如果计入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4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

3亿农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转移到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不少学者指出：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身份”的改变，还包括从市的产业、生活居住的方式、文化素养等各方面的变化。这无疑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变化是渐进的。即使第一步——“身份”的变化，也不仅只是户籍的改变，而是有很多基础性的条件需要准备。经过一定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瓶颈”，不是户籍、政策等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就业”问题。其后是资源问题，即水源、能源、土地等问题。我国城镇的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从1978～2020年，全国城镇年均增长就业636万人，近几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如果加上“隐性”事业，数字将更大一些。如果今后按照年均新增城镇人口1800多万人计，需要新增的就业岗位为年均800多万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扩大规模，开拓新的产业，在结构调整上注意发展能过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生产链较长的企业。

资源问题是另一个重要“瓶颈”。我国大部分城镇存在“缺水”问题。有些城市盲目“做大”，往往“盲”在不顾水资源的制约，指望国家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括远距离调水等）。这是一种只顾局部、不顾全局，不计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片面观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城镇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发展规模，把推行“节水型”城镇，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措施。能源问题也是严峻的。每年新增1800多万城镇人口，对电、石油、燃气、煤等能源消耗的增量是很大的。仅以石油而言，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我国的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已开始进入“汽车时代”，势头方兴未艾。面对这种态势，唯一的选择是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与私用汽车“比”便利，“争”客流；从长远看还要调整城市的能源结构，采用“绿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比坚决推行“节能城市”战略等。土地是城镇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我国现有城镇的土地利用与世界各国比较，是属于“中等高密度”的。大量农民成为城镇人口，他们的居住形态将从分散、低层、独居为主变为集约型、多层为主的城市社区，如果原来的宅基地也能转换为城镇居住用地，那么城镇化并不比农村多占土地。城市本来就是一种集约型的居住方式。近几年那种盲目圈地造成的耕地流失和浪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相信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新增城镇人口总要占用一部分土地，包括耕地。年均新增1800多万人，如果按现行规划用地标准简单测算，则需要2000km2左右的土地（合300万亩）。数字也是很大的，并且超过近几年土地供给的规模。中国的城镇应该提倡和利用低，在合理的基础上节约用地，做到“精明增长”。在空间结构上采取“紧凑发展”的模式，但要保证必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合理的密度。项目建设（包括工业、交通等在内）要满足卫生的要求，采取合理的用地标准。

如何应对我国今后20年左右的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项重大的课题，需要长期的研究。现在仅就近几年学术界和领导层经常关注和讨论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1.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似乎直到今天，“道路”还不清楚。道路不清怎么走？或者说，先把道路搞清楚在开始“化”，这都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在我们的租下，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经济走了20多年，问题是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和完善。中国的城镇化就得从农民进城开始，一步一步地“化”。别国的道路可以借鉴，但不能简单地搬用。

2.城镇化从“数量”到“质量”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的倾向之一是，只求“数量”，满足于城镇化率的提高；倾向之二是，追求所谓“理想化”的、“正规的”城镇化，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这都是不够全面、不够实际的。从前面的分析看，如此快速的城镇化，要把大量农民在较短时期转移到城镇，而且在还存在严重的“瓶颈”和巨额城镇化成本的现实情况下，只能接受“正规”和“非正规”并举并存的事实。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候鸟型”农民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非正规经济”的就业的等，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长期存在。从城市规划和管理上，不要把这些一概看作“临时”和“不正规”，而是应该妥善的予以统筹和安排。因为它正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种反映。

3.中国城镇化采取什么样的空间模式。这个问题涉及到：“化”到城镇的农民主要向什么样的城市集中？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还是“农村城镇化”？我国实行了几十年基本不变的城镇发展方针在1990年代末作了调整，概括说来就是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镇协调发展。这种调整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城镇的发展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和作用，往往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过左右的。今天全国农民向城镇迁移的大动向，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规律的反映。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规划、调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在资源和环境保护，重要的制约的开发引导，基础设施的综合规划等方面一定要较强宏观的监测和调控，包括做好区域城镇体系的规划和城镇规划，使中国的城镇化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第四篇：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加快城镇化建设是实现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一个地方城镇化水平越高，新农村建设步伐就越快，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新阶段，加快城镇化进程，深入贯彻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有利于较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加快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能有效转变农村自然经济发展格局，形成区域性经济、人口和公共服务的中心，不断加强对周边农村的产业和就业的集聚能力。

加快城镇化建设，能够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化转移，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可以增加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量，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产业化发展步伐，加快城镇化建设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化转移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相对于大城市而言，小城镇与农村具有较密切的空间联系，就业成本和定居成本比较低，在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五篇：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及实践意义

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实践意义

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在“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4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有所区别。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集群化、生态化，实现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其包括人口的城镇化、空间的城镇化、经济的城镇化、产业的城镇化和生活质量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意义：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大战略和历史性任务，是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火车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王牌”引擎。推进新型城镇化既是解决城镇化自身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出路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也有利于认识城市发展的有限承载力与空问定向扩展规律以及节能、节地、节水，充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