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

第一篇：城镇化

羊三木乡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张德胜（乡长）副组长：张建军（乡人大主席）成员：胡师桐

王震张强张克敏员）员）员）（建设办主任）（科（科（科

第二篇：城镇化

当新一波城镇化运动风起云涌，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春节期间，走访了店口镇—浙江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这是中国城镇化典范，拥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民间甚至有“店口市”之称，但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外来打工者占人口总数一半，他们的购买力不足以支持高档消费;店口经济籍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土地因为其巨大的升值空间正在吞噬大量资本„„

店口寓言

如果经济发达的浙江店口镇可以作为中国城镇化运动的模范，那么，应该知道，它是30多年历史演进的结果，而非一天建成的罗马。

隶属于县级市诸暨的店口镇，在民间已经有“店口市”的称谓。这里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还有四星级宾馆和五星级电影院„„

尽管如此，它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当那些数量已超过当地人口的外来打工者集体离开(回家过年)后，城市顿时变得萧条，而在平时，他们的购买力也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较高档次的消费。因为距离杭州、绍兴很近，店口被寄予了美好期望的酒店、商业中心并未成为人们(包括当地人)的消费首选。城市如何能更适合人们居住，需要居民们慢慢摸索。

更重要的，与众多的东部沿海小镇一样，店口经济藉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其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这些工业城镇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文化、旅游城市。人们因其经济发达而聚，也会因其衰落而散，造城之类计划往往美好，而事实未必愿意就范。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如果城镇化意味着(或被地方理解为)完全由政府决定城市建设的规模、风格，可以预见，将有更多的鄂尔多斯式“空城”迅速出现。

“羊肉串指数”

临近2013年春节，在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吴书福是i黑马记者见到的少数还没回家的外地人之一。他是一名黑车司机，在这时节不知不觉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给造访店口的陌生人提供镇上最稀缺的交通服务。

“打工的回家了，人力车都很少。”从西头的店口老镇区到东头的湄池，六七公里的路程收 20元，吴书福的开价还算公道。这个距离是人力车夫不愿接的生意。在记者上车的盾安北路万利来广场的路边，有两辆人力车和吴的奇瑞停在一起，车主都是40多岁的妇女。她们笑着对记者说：“太远了，踩不了那么远。”

“有好车，没交通。”浙江绝大多数发达城镇都会获得这样的评价。店口也一样，几万辆汽车在跑，奔驰、宝马、保时捷频见，但镇上没有一辆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

按官方统计，店口镇本地人口有6.1万，外来人口数量与此相当。温州民间学者周德文对记者说，沿海的工业城镇到年底像是“鬼城”。的确，随着外来的打工者纷纷汇入春运洪流，年底的店口空得像夏收后的麦地。

沿着两旁高楼林立的“中央路”，吴书福把记者带到了湄池。那里有店口著名的Shopping Mall—铭仕广场。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在这个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5万平米的Mall的名称前加一个“镇级”很有必要。一家世纪华联超市，一家电影院，一家三星级商务酒店，一家养生馆，一家“两岸咖啡”，一家“有意思”休闲餐厅，一家“永和大王”，以及一溜临街服装店，差不多就是这个商业中心的全部。而它的冷清程度，和西头的万利来广场不相上下。在吴书福送记者去观光的冬夜，铭仕广场五楼的电影大世界，五个影厅里的观众寥寥无几—影片的引进倒是和大城市没有时差，《007大破天幕杀机》、《一代宗师》在这里同步上映。此外，临街的服装店里也几乎没有顾客。在年底，广场上新疆人买买提的烤肉摊一天只能卖200串左右，而在平时，能卖到1000到1500串。

买买提的“羊肉串指数”显示出外来人口对铭仕广场及整个店口商业繁荣的重要意义。在店口，吴书福逢人就叫“老板”。据资料，店口是中国最大的铜加工基地，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超过700亿元;其人均GDP2008年已达1万美元;人均纯收入也已过3万元。关于最后一个数字，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与记者交流时认为太保守了，“10万都有”。但农民工在店口的生计则是另一片天地。成为黑车司机之前，吴书福曾在店口万通公司打工，2001年，他的月工资是1500元左右。10多年之后，店口普通工人的工资尚在3000~3500元之间。他有点庆幸自己早早改行了。

铭仕商务酒店多数房间都空着。第二天，刚一开聊，酒店总经理施斌就问记者：“你晚上来过这个广场吗，是不是很冷清?”

以普通外来工的工资，要去铭仕电影大世界买一张50到100元的电影票，是颇费思量的。而铭仕广场的尴尬不仅在于外来工的消费力不足，还在于本地人也未必青睐它。就地缘来说，店口离杭州、绍兴、诸暨都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这就决定了对在消费方面训练有素的店口本地人来说，“玩在老家”是最后的选择。“店口人或者客商，想玩的话会直接去杭州。”施斌说。这种说法似曾相识，在福建晋江的乡镇里，有企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玩乐之地的首选是一小时车程外的厦门。施斌回忆，曾经有一位寂寞难耐的黑人青年向他要娱乐，他无能为力。

施斌的住客主要是三类：打牌的人、外地客商和网络客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实际上是基本重合的。施斌希望看到大批游客。2007年，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施斌的“大老板”、铭仕广场开发商冯剑铭给这个Mall下的定义是，可以让客人“吃喝玩乐一天一夜”。旅游团才能帮助施斌翻身，“如果店口把各种旅游设施开发起来，就可以让他们留在店里两天两夜。”但现在，来店口的游客基本是过路的。到诸暨来的团，往往先到诸暨五泄风景区，然后转过来看看店口的白塔湖湿地，就转回到诸暨的珍珠市场，径直往杭州去了。

和那些触发“大老板”造城灵感的欧洲小城相比，店口是工业区而非游乐之地。按镇政府提供的数据，店口的第一产业占3%，第二产业占70%,第三产业占27%。到目前为止，店口林立的工厂还不是一种旅游资源。

铭仕广场一直在亏钱。冯剑铭在公开场合表示，开业头三年就亏了6000万元。迄今为止，仍没有能赚钱的迹象。但这不是施斌最担忧的，“大老板说了，即使亏钱也要坚持，我们希望铭仕广场成为商贸文化一体的区域。” 造城者

“有好车，没交通”给吴书福带来了机会。他那辆开起来直晃荡的奇瑞QQ尽管没有达到店口普通家庭的配置水准，但正是凭借这辆前年置下的二手车，他成了店口外来农民工中的中高收入者，每个月五六千元。他的同行—蹬人力车的妻子，每月也能挣到一千多元。

他要在大年夜之前赶回老家去。有辆车，在中国特色的充满压迫感的春运大迁徙中，他不再是扛着红白相间的编织袋，穿着皱巴巴的杂牌服装的普通农民工。在老家江西新余乡下，他也差不多是成功人士。他有两处房产：乡下宅基地上的房子盖了三层半;在新余市区，两年前买下了100多平米的房子，总价40万元。

当然，店口不是新余乡下，店口有店口的标准。

“创造新的生活标准。”2007年底，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大老板”冯剑铭把这个广告语在镇上挂得到处都是。“夏天晚上，那些光着膀子开宝马车的人就出来了。”在施斌看来，“大老板”对塑造店口人的市民品质功不可没，那些宝马车主变得仪容整洁、有礼貌，这让杭州人施斌印象深刻。

虽然逢人就叫“老板”，但在吴书福眼里，店口真正的“大老板”是那些成为店口地标的公司的主人。

除了铭仕路，镇上另外还有盾安路、海亮路、万安路、露笑路、枫叶路等多条由企业冠名的道路。盾安、海亮、万安、露笑的老板被媒体称之为店口“四大家族”，控制着六家上市公司。入夜，“枫叶大酒店”、“海亮商务酒店”、“海亮花园酒店”等星级酒店的霓虹灯在夜空中寂寞地闪烁。

“城镇化将给房地产带来春天”是一个流行论调。商业中心、酒店、住宅、地产在店口的城镇化过程中也是一马当先。

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海亮集团是店口镇最强势的造城企业。除了占地90多亩的四星级海亮商务酒店、占地93亩的海亮御园，海亮在店口的地产项目还包括占地392亩的华东汽配水暖城：一至二层为市场，三四五层为住宅。2013年初开盘的海亮御园，高档住宅的价格已经在每平米2万元以上。买房子真正体现出店口人的购买力。店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沈奇伟对记者说：“我想不到，海亮御园的房子会卖得那么火爆。”

作为中国房价最高的省份，浙江小镇的高房价也是一大景观。店口镇区的普通商品房，售价在每平米七八千元之间已经不算贵。在温州柳市镇，中心区的房价每平米1.5万元左右，和北京的近郊相当。让村民住进公寓里，是关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一个设想，占“被城镇化”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工已经体会到和大城市白领一样的购房压力。34岁的范阳升来自浙江丽水，他1999年到柳市打工，月薪从五六百涨到四五千元，“柳市的房子贵的要一两万，丽水也是八九千，我两边都买不起。”对于店口拿着3000多元月薪的普通外来工，进城的难度不言而喻。

海亮集团兴办的学校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店口的城镇化水准。自1995年在店口兴办海亮外国语学校至今，海亮旗下的教育集团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民营基础教育集团，三大校区在校师生超过1.8万人。英语教育是海亮学校的特色，海亮为店口引进了第一批外籍教师。

“两个孩子一共交16.5万，从小学读到高中，12年后学费全退。”1995年，华亿管业的老板俞乃苟将两个孩子送到海亮外国语学校。当年入学的1000多个学生，学校对其中的200个采取了这种特殊的收费方式，其余则需每年缴学费1万余元。“当时，店口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是3分利。这笔钱拿去放息，该收的钱早收到了。”

在店口，不光是年底的镇区有些寂寥，周边的村子里也是如此。“那些漂亮的小洋房里住的大都是老人、家庭主妇和小孩，青壮年人都做生意去了。”俞乃苟说，店口在外经商的人有几万之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的很多五金市场就出现了店口人聚集的“店口街”。为行商者们提供子女全托服务，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土地

店口被称作“店口市”，是一种半正式的称呼，记者是从杭州南站的售票员那里听到的：“到店口市吗?24块。”

在行政体制内部，店口的正式身份是“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这样的镇，2012年浙江省列出了27个。尽管店口没有达到作为一个城市的行政标准，在店口民间，人们已经习惯把它当作一个城市了。店口办了一本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社区杂志《城@店口》，它的宗旨是做“城市生活的新向导”。

店口的城区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那些大公司是最霸道的存在。尤其是海亮、盾安这样的大集团，它们的占地是以平方公里计的。

在店口，属于海亮集团的工业园区占地约825亩，再加上华东汽配水暖城，150亩的海亮外国语学校，海亮御园和商务酒店，仅这几处物业，海亮在店口“占城”与“造城”的面积约合1.05平方公里。

盾安集团的占地面积也不遑多让。此外，另两家上市公司万安科技和露笑科技的母公司的占地也都以数百亩计。

圈地是获取财富最快的手段，这在企业家圈子里已经成为共识。“2002年的时候店口地价是12万元1亩，我想买5亩地，可镇里非让我买20亩;我只好托人跟镇长说情，才同意让我买5亩;附近另一个老板也是这种情况，镇里非要给30亩，他咬咬牙才拿下来。”俞乃苟错过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要是当时把20亩都买了，还办什么工厂?”现在店口的工业用地每亩130万元左右，俞的公司所在位置的地价已经是每亩150万元。这种与巨额财富失之交臂或者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光店口有很多，记者在温州柳市镇也听到了不少。柳市的地价更高，工业用地价格达每亩180万元。

至于商业用地，店口的地价已经超过每亩300万元。2012年，海亮集团公布的总资产为413亿元。参与店口的造城运动，只是这些大型集团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圈地的冰山一角。在沈阳，2012年4月开业的“盾安新一城”才是真正的Shopping Mall，投资60亿元，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海亮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在国内10个省份的地产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作为以铜加工主业上市的公司，盾安环境(002011)和海亮股份(002203)目前的市值均不足100亿元，其中海亮股份仅在55亿元左右。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除了Shopping Mall，冯剑铭的造城行动还在继续。2011年，他循着镇政府调整城市功能的思路，把湄池的26.5亩老厂房整体搬迁，腾出来的土地作为铭仕广场二期开发。在铭仕广场一楼的门楣上，记者看到了“铭仕花园”的售楼广告。

尽管工业用地的功能转变出于“城镇化需要”这样的特别理由，但即便是制造业本身，工业用地的升值也是巨大财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凡是发大财的东西多少都跟土地有关。除了权贵资本，就是土地资本。”盾安控股副总裁王涌对记者说。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这一过程中，不断升值的土地成为企业最大的财富。企业对土地的渴望超过了对创新的渴望。

“平等之城”

从30多年前的家庭小作坊起步，时至近日，店口有400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和铜有关。“在店口，平均每三户就有一家企业。”俞乃苟说。“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有多聪明，那个时候只要胆子大一点就行。”

据店口镇政府的统计，4000多家企业中，有100多家是外地人开的。其中，一个叫李景峰的江西人是出类拔萃的。2011年，他在寸土寸金的店口拿到了10亩地。李出生在江西吉安的穷乡僻壤，1988年扒火车到了店口，从机修工做到车间主任。2006年，他创办了永景科技公司。

“李景峰是江西人的骄傲。”记者在店口见到的第二个江西人，店口志德机械的老板华科锋说。他估计李景峰很快能做到上亿元的生意。这意味着，永景科技已经迈入了店口二流企业的门槛。

华科锋自己也获得了相似的成功。自2003年到店口打工、卖水果、推销汽车配件到自己租厂房开汽配产品工厂，这个36岁的江西上饶人吃过的苦头，比之早年的店口创业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华科峰来说，需求旺盛的市场，高利润率，廉价的劳动力、用地和税收优惠，30年前店口同行所有的优势他一样都没有了。

店口以往的创业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店口的铜加工已经进入了‘一毛利’时代，”王涌说，“我不看好浙江现在的所谓特色产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乡镇有先发优势，但以现代经济的标准看来，它们不过是加工型的、低成本扩张、低附加值的产业。德国、意大利有很多小公司，做了几十年、上百年，很专业、很精细，产品附加值很高，我觉得，中国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东西。”

盾安已经在寻求这样的转变。“原来我们以空调配件为主，现在我们主要是做空调主机、动车配件、汽车配件，还有轨道交通、核电、军用产品。”

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会给外来工带来更高的薪资待遇，从而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购买力沟壑，店口也才可能成为镇政府正在追求的“平等之城”。

店口镇政府把外来工称为“新店口人”。2012年，店口在镇区东南角开辟了占地100亩的“三新创业园”，吸纳了39家“新农民、新青年、新店口人”办的企业入园，华科峰也在受惠之列。在店口，5000多个外来工子女得到义务教育;2012年，208个外地人在镇上唯一的二甲医院诸暨市第四医院获得了总额超过20万元的医疗补助。对于购房，在店口固定工作单位工作满5年、有大学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员工，或者办厂满3年、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创业者，可获得12万元的购房补助。

“没有哪个政府能包打天下，连老美都不行。”店口镇委书记张壮雄对i黑马作者说。他把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词发到了微博上：“我们同样不屈服于这一谎言：一切社会弊端都能够只靠政府来解决。”

第三篇：城镇化

中国建国以来，政府就热衷于搞各式各样的大跃进，而且乐此不疲。这也许是国人传统的，好大喜功，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远的来说，有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近的有各式产业化，城镇化。这些大跃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急功近利。大跃进的伤害有目共睹，但是没有哪个政府负责人会承认自己在搞大跃进，这也反应了国人的一大恶习：虚伪。

政府有了意志，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后，政府就变得令人恐惧。十年前，政府的黑手伸向房地产，不知多少家庭沦为房奴，几代人的财富被掠夺一空。如今，政府再次掀起城镇化大跃进，将贪婪的目光瞄准广袤的农村，也不知道这次会有多少农民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

政府这些年的行为，已经让人失去了痛骂的力气，只剩下浓浓的悲哀。哀叹世道艰辛；哀叹人心不古；哀叹伦常败坏。不管是哪次的大跃进，都有一个响亮的口号，美好的初衷。这次的城镇化也不例外。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却干着卖土地的勾当。当政府像个企业想要获取最大利润的时候，它许下的承诺还剩下多少可信度。

建国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政策，获得赞誉的简直屈指可数，而备受诟病的政策，却是多如牛毛。这实在很令人困惑，难道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已经下降到弱智的程度。政府的动机本就不纯，又缺乏监管，可以想象真到了政策实施的时候，政府会是怎样的丑态百出。像我这样的门外汉，都能看出城镇化本质就是新一轮的大跃进，而且是注定失败的结局。没有理由，在官场成精的内行人会不懂这些。也许只能用欲壑难填来形容胃口被养刁的政府。

有时候，也觉得很是迷茫，像城镇化这么肤浅的大跃进，网上的学者却还在争论不休。是我们的学者都是一群小白，还是大家都在装聋作哑？但是不管是哪个，都会令人对这个社会失望透顶。没有客观的分析，没有深入人心的剖析，没有尖锐地批评，整个社会就像是被阉割过似的，到处充满卑躬屈膝的阿谀奉承和小丑式的恶心表演。

第四篇：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在推进这一进程中发挥土地管理政策的指导、调控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市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与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发展、新农村建设、“城中村”改造以及扶贫项目相结合，城镇化率逐年提升，走出了一条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子。

一、推进城镇化土地利用的原则

坚持从全市土地利用现状、人口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市土地利用与管理，加强对土地利用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控制，其土地利用的战略重点是：

——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统筹安排农用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实现从单纯的数量保护向数量、质量和生态的全面管护转变；

——以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为重点，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合理确定建设用地总规模，从严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合理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严格划定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防止城市用地无序扩张；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形成城乡协调的用地新格局；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开展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和增减挂钩，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

——以加强国土综合整治为手段，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充分发挥各类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生态功能，构建良好的土地生态基础，探索建立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相适应的环境友好型的土地利用模式；

——以优化结构和布局为主线，统筹区域土地利用。加强对不同区域土地利用方向、结构和布局的调控和引导，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土地利用政策。

二、推进城镇化土地利用的战略方针

（一）发挥农用地的多重功能

发挥农用地的生产、生态、景观和间隔等综合功能，建设优质高效特色农业，大力加强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建设，以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水面等共同构建和谐的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

（二）促进城市用地理性增长

立足存量建设用地集约挖潜，加快城镇范围内的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不断提高城市用地集约化水平。

（三）土地利用符合环境容量要求

在维护和强化自然山水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维护良好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依据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开

发规模、开发方向和开发时序。土地利用更加关注健康、安全、便利、效率、协调、环境、景观和美学等公共利益元素。

（四）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共建战略

切实维护地质地貌、自然风景、历史文化遗产等宝贵资源，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

我国13亿人口，农民占大多数。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更高水平的小康，城镇化无疑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统筹城乡发展，破解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我市主要是抓住了“六个抓手”推进城镇化进程。

一是以“新农村”建设为抓手，城乡统筹配置公共资源，推进城镇化建设。主要是以建制镇为中心，在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建制镇建立了中心卫生院、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了村卫生所，实现了水泥路“村村通”，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开始起步。我们在用地保障上主要是以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为主、新增建设用地为辅。

二是以扶贫开发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阳高县的做法是：整合扶贫、水利、以工代赈和土地复垦等有关资金，将人口不足50人、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山区村庄，整体移民搬迁至城镇周边的地域，开发整理土地1000亩，建成塑料大棚，用于解决搬迁农民生产生活。

三是以“设施农业”建设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近年来，阳高县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大力实施”设施农业”建设，先后在县城周边、其它建制镇建成以塑料大棚为主的农业设施数千亩，带动了人口向建成区积聚。

四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阳高县以白登、罗文皂、古城等建制镇为中心，利用其区位、交通和自然风俗的优势，推进商业网点建设，为城镇化助一臂之力。

五是以 “城中村”改造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阳高县已经对县城内三条主要街道进行了“城中村”改造，吸纳农村人口进程务工、经商。

六是以整合教育资源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阳高、天镇、灵丘等县加大教育资源整合力度，在条件较好的建制镇加快建设优质中小学，带动了城镇化建设。同时，为山区落后村庄的新婚家庭迁入县城、建制镇居住提供便利。

四、制约城镇化进程的土地政策瓶颈

一是城乡建设用地管理中的“二元制度”不利于农民进城。根据现行法律，农村宅基地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所无偿占用，由于宅基地的退出激励机制缺失，这就使得许多农民已经进城却不愿退出占用的宅基地，造成农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但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却不降反升。而且到城镇居

住的农民由于得不到宅基地，所以只能购买“城中村”农民住房，形成了又一种形式的“小产权房”。

二是农村集体土地村组分割的管理制度，制约了城镇化进程。主要表现在移民搬迁的农民生产、生活设施用地，无法依法得到解决。

三是在开展设施农业建设中，生产、生活用地“一体化”是一条农民易于接受的办法，但宅基地与耕地“一体化”，存在不符合规划、占用耕地等土地审批中的“瓶颈”。

四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中的种种限制使农村土地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如：宅基地审批，由于在审批中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有计划指标等等。实际上土地利用规划对农民建房预留的建设用地远远赶不上发展的需要，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经省、市、县层层“截留”更是难以落到农民头上，造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形同虚设，农村集体土地占用几乎放任自流。看似十分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却因严重脱离农村实际而无法实施。

五、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1、加快推进《土地管理法》修改步伐，把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作为修改的重要内容，全面修订。

2、完善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农民宅基地退出激励机制，增加集体建设用地保有环节成本。对于进城农民主

动放弃其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3、减少集体建设用地审批条条框框，下放审批权限。特别是在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要统筹安排农民建房、农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用地计划切块下达，以避免层层“截留”，促使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工作步入依法依规管理的轨道。

4、完善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或者置换政策措施，逐步解决城镇建设用地不足，农村“空心村”的问题，同时又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5、加强基层国土所建设，在技术人员、财力、办公条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发挥其在农村土地管理中应有的作用。

第五篇：城镇化

城镇化不能简化为“撤县设市”

对各地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在城镇化中的位置，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抑制人口城镇化的制度，而不是充当城镇化的急先锋。

《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在近期对外“亮相”。媒体从民政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区）的县就有上百个，而据来自地方政府层面的说法，仅仅在广东、贵州、云南、陕西四个省份，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区)（据《经济观察报》）。

李克强总理曾说过，城镇化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但现在尤要警惕两个问题，一是把城镇化作为一场盛宴，忽视城镇化所客观需要的经济社会条件；二是仅关注城镇化的速度与规模，简单把城镇化作为做大经济总量的工具，忽视城镇化所需要的转型。这两个倾向，目前一个侧面体现在一窝蜂撤县设区、盲目扩张城市等思维上。

城镇化的本质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中央提出城镇化的战略，基本初衷是发挥城镇化在释放内需、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要实现这个目标，恐怕不能仅把目光放在造城上，把着力点放在行政主导上。新型城镇化的要义恐怕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如李克强所说，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当前城镇化面临最尖锐的矛盾，并不是土地指标不够，而是高达2.6亿人规模的农民工群体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从现实看，这事已经很难再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后，不管有没有政策安排，他们都是要融入的；与其被动接纳，不如主动提供制度化的安排；另一方面，人口城镇化的条件已经具备。虽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各方测算不一，大致在8-10万元/人，但测算结果的共同点是，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各方承受范围。因此，推进人口城镇化，需要尽快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借鉴各地正在试点的做法，总结经验尽快推广。

第二，充分发挥经济主导的作用而不是行政造城作用。从各地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我国过去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教训是，行政主导城市化色彩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规律。城镇化的重要原则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采取多种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的规划，实现城乡快速发展和功能互补；对不符合城镇化条件的区域，尤其要防止造城运动。

对各地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在城镇化中的位置，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抑制人口城镇化的制度，而不是充当城镇化的急先锋。不是一味反对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镇设市，而是要把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镇设市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正如李克强在江苏考察时所说的，城镇化要有产业做支撑，实现产城结合。

第三，尊重各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城镇化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有权做出留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留城，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基本权益；如果留村，也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权益。只有保障各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在此基础上推进城镇化，才能真正发挥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载体作用，也才能有效防止过去30余年依附在城镇化上的各种矛盾与问题。

代表委员问路城镇化 产业支撑避“空城”

中国的城镇化之路该如何走？如何避免“空城”、“鬼城”现象？“如何避免失地农民再度返贫”„„正在此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围绕城镇化这一热话题，理性冷思考。

据统计，中国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超过50%，但仍有约2.7亿人虽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却没有实现从农民、农民工向市民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导致出现了“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委孙贵宝直言，很多地方城镇空间大量扩张，但支撑城镇化空间扩张的产业和消费能力没有发展起来；一些地方城镇化趋向“贵族化”，片面追求高楼、广场、奢侈、超前的城镇化现象，造成资源大量占用和浪费。

对此，出生于农村的全国政协委员、众环海华专业服务集团总裁石文先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决不能简单理解为“造城”。要避免有城无市，需要产业支撑，否则无法发展，也没有人气。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住建厅厅长何健表示，中国城镇化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就要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尽量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何健由此建议，国家应出台政策将大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理布局，各省市也可以将各自管辖的企业进行一个分散布局，不仅能够促进小城镇基础设施等发展，还能就地吸纳农民工就业，减少农民工城镇化成本，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

国家应出台政策鼓励企业进入城镇，形成产业集聚为城镇持续“造血”，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此次带来的建议。这位将自己园区扎根在城镇的企业家认为，成熟且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落户城镇，不仅可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安居乐业的问题，还可以改善地方财政。

“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产业布局和就业机会。”对产业聚集带动城镇化发展持认可态度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泓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产业可为城镇化发展注入活力，但每个城镇在产业布局时要结合自己及邻近区域的特点合理布局，不要千城一面，盲目模仿。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提出，要把发展特色经济与建设特色城镇、把建设农业产业化与培育支柱产业等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扶持一二个重点产业和若干龙头企业，形成小城镇发展的支柱产业优势，推动小城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截至5日，围绕城镇化相关主题，仅民主党派中央和各界全国政协委员已提出111件相关提案。城镇化战略2001年写入国家五年计划纲要。在中国上下对推进城镇化的热度前所未有地高涨时，参政议政的代表委员力图用更理性的方式为城镇化发展“问路”。

新一轮城镇化钱从何来

自“十八大”以来，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各界关注的焦点。24日，有媒体报道称，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已编制完成，规划涉及20个左右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据估计，城镇化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元的投资。

“推进城镇化发展，关键是钱从哪里来？”12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高汝熹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城镇化过程中，无论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巨量资金投入，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银行借贷困难以及债务到期的几重难关。

多地加速推进

近期，福建、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出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高调发布城镇化目标，基建投资、城区规划调整以及农村人口市民化成为地方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词。

其中，基建投资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措施之一。据了解，福建近期发布推进城镇化发展十二条措施，提出加快厦门地铁、厦漳泉1号线以及福莆宁城际轨道交通等项目建设。江西住建厅提出“建筑业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2015年全省建筑业总产值将突破4000亿元。云南日前公示《滇西南城镇群规划(2012－2030)》以及《滇东南城镇群规划(2012－2030)》，提出建设滇东轻工产业为主的沿边城镇群。

同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突破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哈尔滨、南宁两地政府于近日发布有关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政策，取消农业和非农户籍划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另外，多个地方政府也为城镇化建设设立了目标。其中，贵州省公布的城镇化体系规划显示，2015年全省城镇人口将增加至1450万人左右，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50%左右，而目前贵州的城镇化率为35%。

资料显示，中国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刚过半，按户籍人口计只有35%。与现代化国家的最低要求70%差距明显。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目前正是中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如果这一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60%至65%。

并非地产扩张

然而，也有业内人士担心，围绕城镇化所产生的投资将主要进入房地产行业，这可能会加速房地产扩张，并重蹈过去10年房地产疯狂的覆辙。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战略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史占中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房地产行业因城镇化建设重演10年疯狂的可能性不大。”

史占中指出，从市场角度来看，上一轮推动房地产行业迅猛发展的主因是城市高收入人群的投资泡沫化，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产开发主要面对的人群是农民和三线城市居民，购买力和前10年不能同日而语。

另外，近期国土部和住建部重新强调从严调控楼市，各种迹象表明，明年楼市调控仍将从严。“正因为政府看到了过去10年地产疯狂发展后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因素，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会更加理性。”史占中如此强调。

推进仍有各种难点

业内人士认为，城镇化带来的行业利好较宽泛，除传统市政建设、交通轨道和地下管网等行业外，节能环保、水利农机、智慧城市等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容密切相关。目前，各地政府将城镇化体系规划编制目标设定在2020年，投资节奏上会有所控制，能够为相关行业释放长期利好。

然而，不少业内人士也认为，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有不少难点需要去攻克。

高汝熹表示，“此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便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为城镇化融资的话，就要考虑到收益效率的问题，即为这些大量投入所借的钱，所发的债到时能否收得回来，产生效益。”

而史占中则认为，城镇化发展要与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结合在一起。“用简单的话说，城镇化就是把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转变成生活在城市里的市民，这种转变是全方位的，除了配套的基础建设外，政府还需要做产业引导，让农民能够适应新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方式。”

史占中认为，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仅仅盯住“硬件”的规划做简单的基建投入，更重要的是“软件”规划。“政府对农民的教育培训非常重要，还包括行为方式的引导和文化的熏陶，帮助农民提升综合素质，跟上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实现身份的转换。”（记者 赵怡雯）

嘉禾县“城乡一体化发展”经验谈

良好的作风是凝聚党心民心，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速器”。日前，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关于加强换届后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许多地方都在进行干部作风大整顿。湖南省郴州市出台了实行“五个一律免职”的郴州史上最严厉的干部作风问责办法。如何领悟其要领，笔者根据当前一些地方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就怎样进行干部作风转变，加速城乡一体化发展，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供大家探讨。

变“单干”为“大干”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干事靠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靠群体的力量才是无坚不摧的。因此，要加速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必须从“独断专行、各行其是”的个人主义中解脱出来，着力解决“大局意识不强”的问题，变“单干”为大家一起干。干事靠大家，我们作出的每一个决策、采取的每一条措施、推行的每一项部署，都要征求民意、体现民意。更加自觉地

站在大局的立场来谋划工作，围绕大家的利益来开展工作，汲取群体的智慧来改进工作。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全社会动员起来，把所有人的热情、所有人的智慧和所有人的力量都凝聚在一起，全县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干群一股劲，真正做到同心协力，齐心尽力，努力推进城乡经济大融合、大发展。嘉禾要实现后发赶超，必须要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加大财政引导资金投入，大力推进“一园五区”建设，夯实坦塘工业园、龙潭生态农业开发、广发现代烟草示范区、行廊加工贸易区、坦坪有色金属冶炼区、袁家铸造工业区等产业承接平台，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变“怕干”为“敢干”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或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会存在或遇到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诸多问题、困难与矛盾。而在矛盾面前不容我们回避、徘徊和退缩。因此，我们要从“胆小怕事、畏缩不前”中及时解脱出来，着力解决“正气不足”的问题，变“怕干”为大胆地去干。只有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敢想敢干才有可能争创一流、独领风骚。这就要求我们务必要有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精神，要有勇于变革、敢于先行先试的勇气。一是要“大胆坚持”。只要我们的工作符合法律法规、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就要有敢坚持的底气。二是要“大胆突破”。敢于研究国家的政策法规，找到突破口。只要国家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我们就要大胆去干，大胆去探索。三是要“大胆碰硬”。我们在推动项目中肯定要涉及许多征地拆迁等问题，对于这些难题，我们要采取多种办法进行破解。四是要“大胆付出”。要舍得牺牲休息时间，不怕苦、不怕累，不管白天黑夜，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变“蛮干”为“会干”

会干是一种能力，一种效率。什么时候干什么，什么事该怎么干，心里都该有个数。我们必须要从思维僵化，简单粗暴，生搬硬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着力解决创新不力的问题，变“蛮干”为“会干”。一是要善于捕捉上面的信息。现在很多政策法规经常变化，我们要把相关的政策法规吃准吃透，要善于从法规的变化中发现好信息，确保既能把事情干好，又能避免政策风险。二是要善于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联系。多沟通联系不仅能增进双方感情，而且能及时准确地获取更多信息。三是要善于摸清下面的情况。各部门不但对上要花足精力，对下也要做足功夫。四是要善于破解节点问题。要找准关键环节和突破口，想法子破解各种瓶颈问题。例如，在招商引资上我们要想法子拓宽招商渠道；在项目落地上千方百计破解项目“用地难”；在推进园区建设上设法破解“水、电、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积极探寻开发模式等等。

变“慢干”为“快干”

快干才能赢得先机。经济发展提速、工作节拍提速是打造务实高效政府的前提。只有比人家节奏快，才能占得主动，夺得头筹。为此，我们要从办事程序繁琐、推诿扯皮和门槛过高过滥中解脱出来，着力解决“政令不畅”的问题，变“慢干”为“快干”。通过提升执行力，切实提高工作效率。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我们要在快干中形成你追我赶的工作局面。首先要以强化服务创优促工作节拍提速。各部门、各单位要简化办事程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降低门槛，强化“主动服务、贴身服务”。在对待企业审批、办证等方面，有关部门要做到“特事特办”，为企业开通办事的“绿色通道”。其次要以强化督查督办促工作节拍提速。今年县委、县政府将按照省市干部作风大整顿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督查督办的力度，促使全县各部门都能积极行动起来，围绕城乡经济发展的提速，去推动重点项目、园区建设

等各个领域的提速。

变“虚干”为“实干”

实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战胜困难、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法宝。实干必唯实，实干要真干。我们要从工作漂浮，夸夸其谈的作风中解放出来，着力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变“虚干”为“实干”。当前要把帮扶企业发展作为实干的着力点。加大帮扶力度。面对面指导，点对点帮扶，缓解企业外部的压力，化解企业内在的症结。帮助企业认清“形势”，加快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升级，推动资产重组，使其走出困境，健康发展。要把推进项目建设作为实干的着重点。各级领导都应当把精力倾注到项目上，把资源汇集到项目上，把政策落实到项目上。推进在建项目尽快见效、新建项目尽快开工、拟建项目尽快启动。要把加快民生改善作为实干的着眼点。把扩大社会就业作为一件关乎民生、关乎发展、关乎全局的大事来抓，大力推进创业富民，积极探索创业带动就业的路子。切实强化社会保障，不断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努力拓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全面、更可靠的基本保障。

变“干砸”为“干好”

干好就是不把事办砸，把事做好，把任务很好地完成。体现的是干事的执着和坚韧。我们要从办事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中解脱出来，着力解决责任意识不强的问题，变“干不成事”为“干好事”。职位是一份责任，是一份担当。履职尽责是各级干部的本分，是职责所系。要强化责任意识，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负重奋进、一往无前，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要围绕管权管事管人抓住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确保领导干部干成事不出事。要积极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加大行政责任追究力度。在实施问责过程中，以履职是否到位为核心，科学界定问责情形；以责任是否落实为关键，合理确定问责等次。在问责的同时，还要进行督促整改。对发现的一些履职不力，尽责不到位的苗头性问题要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并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内部监管机制，以科学的制度促成干成事干好事。（文：赵宇 系中共湖南省嘉禾县委书记、代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