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政策

第一篇：城镇化政策

国办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公布

农民进城落户不能强迫

人民网北京２月２３日电（记者郭舒然）据中国政府网２３日消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推进城镇化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通知要求，按照国家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继续坚定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同时，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统筹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通知提出，要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在设区的市（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继续合理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

通知要求，要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现阶段，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的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引导农民进城落户要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充分考虑农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搞强迫命令。

坚持土地用途管制，不得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避免擅自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禁止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或者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非经法定征收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严格执行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政策。

通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对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要保证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下大力气解决他们当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

通知提出,各地要按照国家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政策要求和统一部署，统筹规划、扎实推进，不得各行其是、有禁不止；要对已出台的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加以清理，凡与本通知精神不一致的，要立即停止执行。

第二篇：推进城镇化进程政策法律问题调研报告

最近随市政协“推进城镇化进程”课题组视察走访了几个县（市）区，对我市推进城镇化进程几个有关政策法律的问题，进行调研探讨。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对推进城镇化进程几个有关政策法律问题的分析

1、行政区划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目前行政区划缺乏整合力度，本市两区规模偏小，行政体制各自独立，矛盾错综复杂，行政区划规划与城镇规划不相协调，造成“一城多府”、“城中有村”、“乡中有城”，迟迟未被纳入城镇管理范畴。如三元区的城东乡下辖村分列四个街道，梅列区的徐碧乡下辖村分列三个街道。这主要是缺乏区域协调机制，相邻地区各自为政、盲目竞争、事权、财权不够明晰，区政府又职能不全，没有土地、规划、权责不配套，造成办事效率低下，服务不到位。

2．土地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容量存在矛盾。一是不同法律之间、政策与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如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与现行的土地法规有不相容之处，操作起来遇到法律规定的障碍。又如我国的宪法、土地法都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其土地使用权当然由国家进行支配。而宪法、民法也规定了公民的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或毁坏。两者的权益保护效力均等。列东老街拆迁改造在列东村集体土地未征为国有就直接开发，违反了重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的附着物”的规定，就是极典型的有关政策法律问题。二是土地征用补偿费问题。国家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标准较低，与城镇国有土地的补偿费用及实际价值存在较大差距。农民的利益在现值上得不到弥补，在征地使用权流转和置换上存在一些障碍。

3、土地利用与城镇发展的矛盾。一是城镇发展面临用地紧缺与耕地保护的问题、十分突出，如何使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在政策上急待解决。二是现行的用地政策限制了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现行的用地政策，实行的是一整套严格的现反，要求在行政区域内实行耕地的动态占补平衡，但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往往制约了城镇发展的空间。三是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不相协调。两个规划分属两个部门，由于职能各有侧重，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难以衔接，土地利用规划不能对城市土地市场用地活动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四是城镇土地收益未真正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不是再生资源，国家政策规定城镇土地收益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城镇土地收益没有真正用于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

4、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已成为影响我市政治、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并且严重阻碍了推进城镇化进程。梅列区正在开发的列东老街、龙岗小区、明辉花园等6片，三元区正在开发的下洋花园和龙船巷两片等都进展缓慢、等待观望。其中，列东老街应拆迁104尸，63户不同意拆迁；下洋花园应96户拆迁、6家单位拆迁，目前未拆83户、单位4家；龙船巷应拆迁77户，未拆迁1户。主要反映：一是政府在旧城拆迁改造中，没有正式批文，常以会议纪要代替行文，应规范并正式形成批文；二是市里缺乏强制拆迁手段，遇到钉子户，委托的市拆迁公司力量较弱、力度不够大；三是部分拆迁户要价过高，异地安置的地块无法满足；四是拆迁难，难在手续不全，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办法难变通。被拆迁户则反映：补偿安置方案不合理，补偿费太低；计委超越权限批准立项，集体土地未征用为国有即进行商品房开发；拆迁许可证不合法；原老街一期开发安置的房屋质量差，采光、结构不好。由于开发商未向政府交清土地出让金，到今安置户有的房产证、土地证尚未拿到；开发商自恃特殊，对政府的依赖思想严重，不主动与拆迁户协商，不积极采取措施化解矛盾。

究其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内不少规定已经明显不适应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需要。条款上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内容上存在着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①混淆了国家土地征用开发与商业土地开发的两种性质，导致了《条例》中规定的条款模糊性，出现两种性质均可通用的条款，形成政企不分的弊端。

②政府参与商业土地的拆迁工作，赋予了国家的强制力作后盾，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就会使人感到有“强拆强迁”之嫌。特别是在拆迁过程中，拆近单位或个人常打着政府代理人的旗号进行拆迁活动，因为利益之间的关系，请求当地政府和法院、公安等部门参与拆迁活动。一旦发生拆迁纠纷，就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政府，而被拆迁当事人也觉得由政府解决问题更有办法，政府不可能不管。拆迁矛盾转化为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关系。把政府、法院等部门变成了拆迁单位的一个前期工作部门，影响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使政府作出的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的居间地位受到动摇，裁决的公正性无法令人信服。

③对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的补偿标准过低，房屋所有人的积极性不高，对拆迁房屋产生抵触情绪。

④安置方式单一，对房屋使用人仅规定了实物安置—种方式，导致了被安置房屋地点等的条件不满。迟迟不搬迁，影响拆迁进度。

⑤将户口因素作为确定安置面积的标准。在买践中被一些人所利用，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⑥对拆迁单位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管。有的拆迁人取得拆迁许可证后抽逃资金，导致安置房不能及时建设、补偿安置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

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合理流动。体制上城乡分立的二元结构和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是制约人口合理流动的根本症结。过分强调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过多限制农民进城的“门槛”。进城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缺乏保障。教育、医疗等相关政策也不配套，造成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由于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农村计划生育管理政策，农民不愿放弃拥有的土地、房租收益和生育上的“一胎半”优惠，有的甚至出现回迁现象。导致农民进城的推力不足。

二、为此，提出对策如下：

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问题确实很多，其原因除了立法滞后之外，还田于我国历文和现实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能奇希望一朝一夕就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应该看到，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立法进程加快了，国家许多政策都在相适应进行调整，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针对上述分析，建议采取对策如下：

（一）提高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意识和法制意识；适时调整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政策规定。应把推进城镇化进程作为总体战略摆上突出位置，进行超前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发展方案和相关政策。对原有一些制约城城镇化进程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加以调整，对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政策规定要适时完善，对已经出台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要认真落实到位。从我市具体情况出发，突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加快制度创新。

（二）要妥善处理好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全局与局部利益的矛盾。一是城镇化必须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的调整，这必然会涉及各方面利益的重新分配，就应处理好行政区域之间的全局利益和部门之间的局部利益，理顺辖区群众利益。二是城镇化进程涉及诸多部门的工作，既需要在政策上作较大调整，兼顾政策的协调性和配套完善，也需要加大本部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工作力度。

（三）要摆正土地管理与城镇建设的关系。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加快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之一。强化上地管理又是我国的三大基本国策之一，同时我国已形成了比较配套的城镇建设和土地管理法规体系，但随形势的变化，也暴露出许多矛盾，所以应注意摆正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土地利用规划与城镇发展规划协调的问题。如土地利用规划中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有些在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区内的，甚至在近期建设用地范围的，就应协调好；二是土地管理与建设规划管理步调要一致；三是城镇土地收益要真正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城镇土地市场化运作要逐步规范，搞活土地资本运营。要认真执行不久前刚颁布的《福建省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管理办法》。

（四）规范房屋拆迁管理程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于XX年11月1日起施行。主要有四个方面新的规定：一是取消了拆迁方式中的统一拆迁。目的是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把政府管理与市场主体剥离开，政府要依法行政，管好政府该管的事情，建设单位要依法从事建设活动；二是体现了政府对拆迁中属于民事关系的行为，原则上不干预的原则。对于拆迁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应当根据双方的协议，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去规范；三是对于一些涉及拆迁当事人合法权益，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增加了若干规定，要求户屋拆迁管理部门加强管理；四是进一步规范了拆迁的行政管理程序。

（五）深化改革，努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建是基础，管是关键。因此，必须在抓好建设的同时下大力气把城市管好。加强公安、工商、城建、卫生、环保、交通等各有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依法行政，公正执法；针对城区市容市貌、环境卫生、房地产、规划管理等方面，制定可供操作的规定措施，规范城市管理行为；重点要在加强社区建设上下功夫，把经营的理念引进城市管理中；用足用好国家和省、市政策，建立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集聚机制，如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行积极的人口迁移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聚居等。

第三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政策解读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政策解读

《国家新型城镇规划（2014—2020年）》于2014年3月16日发布，全文3万多字，共计30多章。

原文链接http:///xinwen/2014-03/16/content_2639841.htm 《规划》主要核心在于：

一、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提出指导方向，是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的一部纲领性文件，短期内难以见效；

二、规划主在就地解决城镇化问题，而不只限于一线城市及全国热点城市；

三、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已形成规模的城市及城镇，则主要在于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四、《规划》本身与现阶段市场规律存在一定矛盾，在已有城市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转而去发展周边卫星城市，将会受到市场排斥及人为的阻力。

关键点及解读：

一、城镇化的目标

《规划》：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解读：从2013年的53.7%到2020年60%，城镇化增速年均0.9%，户籍人口从目前的36%增加到45%，体现其提出“以人为中心”，高质量城镇化的“新型”特征。

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虽然新型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但每年平均1200万的新增城市人口必然给房产市场带来新一轮的契机。解决1亿人落户的10万亿资金投入会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主的建设上，市民化的农民工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需求也会进一步得到释放。有利于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

二、城镇化的格局

《规划》：明确了新城镇化战略格局。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要增强城市群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经济集聚能力，引导人口和产业由特大城市主城区向周边和其他城镇疏散转移。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转移，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转移的农民工，培育发展若干新的城市群。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解读：《规划》对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制定了差别化的发展策略：（1）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推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外转移。（2）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加强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引导，提升质量，增加数量。（3）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节约用地、体现特色。

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产业和人口向中西部转移，将进一步刺激中西部城市的房地产需求，供应量进一步增大，有利于带动区域内中小城市房地产的发展。

三、城市空间结构和发展模式

《规划》：密度较高、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模式成为主导，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

改造提升中心城区功能。推动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部分功能向卫星城疏散，强化大中城市中心城区高端服务、现代商贸、信息中介、创意创新等功能。按照改造更新与保护修复并重的要求，健全旧城改造机制，优化提升旧城功能。加快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危旧住房和非成套住房改造，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严格规范新城新区建设。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统筹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商业区等功能区规划建设，推进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在集聚产业的同时集聚人口，防止新城新区空心化。

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旧城改造、棚户区及城中村改造里面存在着巨大的机会。

一方面是，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目标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拆迁将带来巨大的刚性住房需求；

另一方面，是开发企业有更多机会获取城市中心区优质土地进行开发建设。

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规划》基本上是重申了三中全会决定中土地制度的相关说法，包括建立城镇用地规模结构调控机制，健全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深化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等等。

解读：其中更加明细化的是关于盘活城市存量建设用地的政策导向：建立健全规划统筹、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利益共享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约束机制，盘活利用现有城镇存量建设用地，建立存量建设用地退出激励机制，推进老城区、旧厂房、城中村的改造和保护性开发，发挥政府土地储备对盘活城镇低效用地的作用。

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从中长期来看，这种改革将增加长期土地供应，使房价、地价增幅放缓；行政调控的压力得到减弱、购房门槛降低，从有利于房地产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空。

但在如果在经济增长逐渐变缓、住房购买力趋弱的背景下，土地供给放量不断增大，而购买力却难以跟进，特别是现阶段限购令不取消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也会对房地产市场形成负面影响

五、城镇住房制度

《规划》：涉及健全住房供应体系、健全保障性住房制度、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等方面，并没有新的提法。

解读：《规划》重申“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现全国住房信息联网，推进部门信息共享”。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将使中国的城市与农村面貌、社会关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也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论文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 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 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从十八大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城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 地位。

一、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

大战略、大问题。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化创 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将抑制国民 经济的良性循环，只有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城

镇化与农业现代化都是农村、农业发展的路径和手段，相互 依托，相互促进。所以说推进城镇化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 抓手，也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之策。

二、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 纪后的十多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非常快。但同时，过去多年的城镇化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

过往的城镇化不少地方走的是“规模扩张式”的道路。

城镇化过程，往往伴随的是投资扩张的热潮，借城镇化之名，以土地为重要抓手，大肆建房、人为造城，城镇化沦为部分 地方政府获取土地财政的手段。

这种不以人为本，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镇化，导致城镇化过程中出现许多尖锐的矛盾。

基于过去多年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推进城

镇化，我们必须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应采取的战略

（一）以人为本发展战略

加快促进“空间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变。城

镇化的主体是农民，城镇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要素，而 不能只片面关注“物”的要素。

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善待农民：一是农村开展土地整治工作中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不搞强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周转指 标使用所获得的收益应全部返还“三农”，这也是产权在法 理上的要求。二是对已进城的农民，要让他们在就业择业、劳动报酬、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租购和公 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总之，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必须始终把城镇化的成果

是否惠及农民、农民是否安居乐业作为城镇化成功与否的评判

标准。城镇化进程如果不能解决农民问题，这个“城镇化” 就是一个伪命题。

（二）多元化发展战略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两个并行不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行不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 轮驱动并行不悖的多元化战略。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区 域间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禀赋各异，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也不 能采取整齐化一的城镇化模式，必须走中国特色多元化发展 道路。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

展。尽管我们的城市化不断地推进，但是农民的数量仍然是 巨大的。2030 年前后，中国总人口将达到 15 亿左右的高峰，届时即便城镇化率达到了 70％，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仍有 5.亿

之巨。保障生活在农村的这部分人共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现代化的成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由此可见，城镇化 可以解决部分“三农”问题，但真正的农业、农村、农民问 题仍不能放松。因此，一定要坚持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双轮驱动。

（三）产业支撑战略

推进城镇化需要不断强化产业支撑。城镇化与工业化，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城镇化要有

产业支撑，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创业，防止城镇“空心化”； 同时产业发展也需要城镇化提供平台，产业发展要以城市为 依托，才能防止“孤岛化”。所以，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把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化“两 化”互动、产城融合的理念，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推进城镇化，做到时间上同步演进、空间上产城一体、布局上功能分区、产业上三产融合。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必经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我们需要坚持正确战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第五篇：城镇化

当新一波城镇化运动风起云涌，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春节期间，走访了店口镇—浙江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这是中国城镇化典范，拥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民间甚至有“店口市”之称，但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外来打工者占人口总数一半，他们的购买力不足以支持高档消费;店口经济籍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土地因为其巨大的升值空间正在吞噬大量资本„„

店口寓言

如果经济发达的浙江店口镇可以作为中国城镇化运动的模范，那么，应该知道，它是30多年历史演进的结果，而非一天建成的罗马。

隶属于县级市诸暨的店口镇，在民间已经有“店口市”的称谓。这里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还有四星级宾馆和五星级电影院„„

尽管如此，它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当那些数量已超过当地人口的外来打工者集体离开(回家过年)后，城市顿时变得萧条，而在平时，他们的购买力也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较高档次的消费。因为距离杭州、绍兴很近，店口被寄予了美好期望的酒店、商业中心并未成为人们(包括当地人)的消费首选。城市如何能更适合人们居住，需要居民们慢慢摸索。

更重要的，与众多的东部沿海小镇一样，店口经济藉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其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这些工业城镇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文化、旅游城市。人们因其经济发达而聚，也会因其衰落而散，造城之类计划往往美好，而事实未必愿意就范。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如果城镇化意味着(或被地方理解为)完全由政府决定城市建设的规模、风格，可以预见，将有更多的鄂尔多斯式“空城”迅速出现。

“羊肉串指数”

临近2013年春节，在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吴书福是i黑马记者见到的少数还没回家的外地人之一。他是一名黑车司机，在这时节不知不觉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给造访店口的陌生人提供镇上最稀缺的交通服务。

“打工的回家了，人力车都很少。”从西头的店口老镇区到东头的湄池，六七公里的路程收 20元，吴书福的开价还算公道。这个距离是人力车夫不愿接的生意。在记者上车的盾安北路万利来广场的路边，有两辆人力车和吴的奇瑞停在一起，车主都是40多岁的妇女。她们笑着对记者说：“太远了，踩不了那么远。”

“有好车，没交通。”浙江绝大多数发达城镇都会获得这样的评价。店口也一样，几万辆汽车在跑，奔驰、宝马、保时捷频见，但镇上没有一辆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

按官方统计，店口镇本地人口有6.1万，外来人口数量与此相当。温州民间学者周德文对记者说，沿海的工业城镇到年底像是“鬼城”。的确，随着外来的打工者纷纷汇入春运洪流，年底的店口空得像夏收后的麦地。

沿着两旁高楼林立的“中央路”，吴书福把记者带到了湄池。那里有店口著名的Shopping Mall—铭仕广场。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在这个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5万平米的Mall的名称前加一个“镇级”很有必要。一家世纪华联超市，一家电影院，一家三星级商务酒店，一家养生馆，一家“两岸咖啡”，一家“有意思”休闲餐厅，一家“永和大王”，以及一溜临街服装店，差不多就是这个商业中心的全部。而它的冷清程度，和西头的万利来广场不相上下。在吴书福送记者去观光的冬夜，铭仕广场五楼的电影大世界，五个影厅里的观众寥寥无几—影片的引进倒是和大城市没有时差，《007大破天幕杀机》、《一代宗师》在这里同步上映。此外，临街的服装店里也几乎没有顾客。在年底，广场上新疆人买买提的烤肉摊一天只能卖200串左右，而在平时，能卖到1000到1500串。

买买提的“羊肉串指数”显示出外来人口对铭仕广场及整个店口商业繁荣的重要意义。在店口，吴书福逢人就叫“老板”。据资料，店口是中国最大的铜加工基地，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超过700亿元;其人均GDP2008年已达1万美元;人均纯收入也已过3万元。关于最后一个数字，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与记者交流时认为太保守了，“10万都有”。但农民工在店口的生计则是另一片天地。成为黑车司机之前，吴书福曾在店口万通公司打工，2001年，他的月工资是1500元左右。10多年之后，店口普通工人的工资尚在3000~3500元之间。他有点庆幸自己早早改行了。

铭仕商务酒店多数房间都空着。第二天，刚一开聊，酒店总经理施斌就问记者：“你晚上来过这个广场吗，是不是很冷清?”

以普通外来工的工资，要去铭仕电影大世界买一张50到100元的电影票，是颇费思量的。而铭仕广场的尴尬不仅在于外来工的消费力不足，还在于本地人也未必青睐它。就地缘来说，店口离杭州、绍兴、诸暨都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这就决定了对在消费方面训练有素的店口本地人来说，“玩在老家”是最后的选择。“店口人或者客商，想玩的话会直接去杭州。”施斌说。这种说法似曾相识，在福建晋江的乡镇里，有企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玩乐之地的首选是一小时车程外的厦门。施斌回忆，曾经有一位寂寞难耐的黑人青年向他要娱乐，他无能为力。

施斌的住客主要是三类：打牌的人、外地客商和网络客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实际上是基本重合的。施斌希望看到大批游客。2007年，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施斌的“大老板”、铭仕广场开发商冯剑铭给这个Mall下的定义是，可以让客人“吃喝玩乐一天一夜”。旅游团才能帮助施斌翻身，“如果店口把各种旅游设施开发起来，就可以让他们留在店里两天两夜。”但现在，来店口的游客基本是过路的。到诸暨来的团，往往先到诸暨五泄风景区，然后转过来看看店口的白塔湖湿地，就转回到诸暨的珍珠市场，径直往杭州去了。

和那些触发“大老板”造城灵感的欧洲小城相比，店口是工业区而非游乐之地。按镇政府提供的数据，店口的第一产业占3%，第二产业占70%,第三产业占27%。到目前为止，店口林立的工厂还不是一种旅游资源。

铭仕广场一直在亏钱。冯剑铭在公开场合表示，开业头三年就亏了6000万元。迄今为止，仍没有能赚钱的迹象。但这不是施斌最担忧的，“大老板说了，即使亏钱也要坚持，我们希望铭仕广场成为商贸文化一体的区域。” 造城者

“有好车，没交通”给吴书福带来了机会。他那辆开起来直晃荡的奇瑞QQ尽管没有达到店口普通家庭的配置水准，但正是凭借这辆前年置下的二手车，他成了店口外来农民工中的中高收入者，每个月五六千元。他的同行—蹬人力车的妻子，每月也能挣到一千多元。

他要在大年夜之前赶回老家去。有辆车，在中国特色的充满压迫感的春运大迁徙中，他不再是扛着红白相间的编织袋，穿着皱巴巴的杂牌服装的普通农民工。在老家江西新余乡下，他也差不多是成功人士。他有两处房产：乡下宅基地上的房子盖了三层半;在新余市区，两年前买下了100多平米的房子，总价40万元。

当然，店口不是新余乡下，店口有店口的标准。

“创造新的生活标准。”2007年底，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大老板”冯剑铭把这个广告语在镇上挂得到处都是。“夏天晚上，那些光着膀子开宝马车的人就出来了。”在施斌看来，“大老板”对塑造店口人的市民品质功不可没，那些宝马车主变得仪容整洁、有礼貌，这让杭州人施斌印象深刻。

虽然逢人就叫“老板”，但在吴书福眼里，店口真正的“大老板”是那些成为店口地标的公司的主人。

除了铭仕路，镇上另外还有盾安路、海亮路、万安路、露笑路、枫叶路等多条由企业冠名的道路。盾安、海亮、万安、露笑的老板被媒体称之为店口“四大家族”，控制着六家上市公司。入夜，“枫叶大酒店”、“海亮商务酒店”、“海亮花园酒店”等星级酒店的霓虹灯在夜空中寂寞地闪烁。

“城镇化将给房地产带来春天”是一个流行论调。商业中心、酒店、住宅、地产在店口的城镇化过程中也是一马当先。

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海亮集团是店口镇最强势的造城企业。除了占地90多亩的四星级海亮商务酒店、占地93亩的海亮御园，海亮在店口的地产项目还包括占地392亩的华东汽配水暖城：一至二层为市场，三四五层为住宅。2013年初开盘的海亮御园，高档住宅的价格已经在每平米2万元以上。买房子真正体现出店口人的购买力。店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沈奇伟对记者说：“我想不到，海亮御园的房子会卖得那么火爆。”

作为中国房价最高的省份，浙江小镇的高房价也是一大景观。店口镇区的普通商品房，售价在每平米七八千元之间已经不算贵。在温州柳市镇，中心区的房价每平米1.5万元左右，和北京的近郊相当。让村民住进公寓里，是关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一个设想，占“被城镇化”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工已经体会到和大城市白领一样的购房压力。34岁的范阳升来自浙江丽水，他1999年到柳市打工，月薪从五六百涨到四五千元，“柳市的房子贵的要一两万，丽水也是八九千，我两边都买不起。”对于店口拿着3000多元月薪的普通外来工，进城的难度不言而喻。

海亮集团兴办的学校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店口的城镇化水准。自1995年在店口兴办海亮外国语学校至今，海亮旗下的教育集团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民营基础教育集团，三大校区在校师生超过1.8万人。英语教育是海亮学校的特色，海亮为店口引进了第一批外籍教师。

“两个孩子一共交16.5万，从小学读到高中，12年后学费全退。”1995年，华亿管业的老板俞乃苟将两个孩子送到海亮外国语学校。当年入学的1000多个学生，学校对其中的200个采取了这种特殊的收费方式，其余则需每年缴学费1万余元。“当时，店口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是3分利。这笔钱拿去放息，该收的钱早收到了。”

在店口，不光是年底的镇区有些寂寥，周边的村子里也是如此。“那些漂亮的小洋房里住的大都是老人、家庭主妇和小孩，青壮年人都做生意去了。”俞乃苟说，店口在外经商的人有几万之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的很多五金市场就出现了店口人聚集的“店口街”。为行商者们提供子女全托服务，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土地

店口被称作“店口市”，是一种半正式的称呼，记者是从杭州南站的售票员那里听到的：“到店口市吗?24块。”

在行政体制内部，店口的正式身份是“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这样的镇，2012年浙江省列出了27个。尽管店口没有达到作为一个城市的行政标准，在店口民间，人们已经习惯把它当作一个城市了。店口办了一本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社区杂志《城@店口》，它的宗旨是做“城市生活的新向导”。

店口的城区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那些大公司是最霸道的存在。尤其是海亮、盾安这样的大集团，它们的占地是以平方公里计的。

在店口，属于海亮集团的工业园区占地约825亩，再加上华东汽配水暖城，150亩的海亮外国语学校，海亮御园和商务酒店，仅这几处物业，海亮在店口“占城”与“造城”的面积约合1.05平方公里。

盾安集团的占地面积也不遑多让。此外，另两家上市公司万安科技和露笑科技的母公司的占地也都以数百亩计。

圈地是获取财富最快的手段，这在企业家圈子里已经成为共识。“2002年的时候店口地价是12万元1亩，我想买5亩地，可镇里非让我买20亩;我只好托人跟镇长说情，才同意让我买5亩;附近另一个老板也是这种情况，镇里非要给30亩，他咬咬牙才拿下来。”俞乃苟错过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要是当时把20亩都买了，还办什么工厂?”现在店口的工业用地每亩130万元左右，俞的公司所在位置的地价已经是每亩150万元。这种与巨额财富失之交臂或者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光店口有很多，记者在温州柳市镇也听到了不少。柳市的地价更高，工业用地价格达每亩180万元。

至于商业用地，店口的地价已经超过每亩300万元。2012年，海亮集团公布的总资产为413亿元。参与店口的造城运动，只是这些大型集团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圈地的冰山一角。在沈阳，2012年4月开业的“盾安新一城”才是真正的Shopping Mall，投资60亿元，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海亮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在国内10个省份的地产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作为以铜加工主业上市的公司，盾安环境(002011)和海亮股份(002203)目前的市值均不足100亿元，其中海亮股份仅在55亿元左右。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除了Shopping Mall，冯剑铭的造城行动还在继续。2011年，他循着镇政府调整城市功能的思路，把湄池的26.5亩老厂房整体搬迁，腾出来的土地作为铭仕广场二期开发。在铭仕广场一楼的门楣上，记者看到了“铭仕花园”的售楼广告。

尽管工业用地的功能转变出于“城镇化需要”这样的特别理由，但即便是制造业本身，工业用地的升值也是巨大财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凡是发大财的东西多少都跟土地有关。除了权贵资本，就是土地资本。”盾安控股副总裁王涌对记者说。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这一过程中，不断升值的土地成为企业最大的财富。企业对土地的渴望超过了对创新的渴望。

“平等之城”

从30多年前的家庭小作坊起步，时至近日，店口有400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和铜有关。“在店口，平均每三户就有一家企业。”俞乃苟说。“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有多聪明，那个时候只要胆子大一点就行。”

据店口镇政府的统计，4000多家企业中，有100多家是外地人开的。其中，一个叫李景峰的江西人是出类拔萃的。2011年，他在寸土寸金的店口拿到了10亩地。李出生在江西吉安的穷乡僻壤，1988年扒火车到了店口，从机修工做到车间主任。2006年，他创办了永景科技公司。

“李景峰是江西人的骄傲。”记者在店口见到的第二个江西人，店口志德机械的老板华科锋说。他估计李景峰很快能做到上亿元的生意。这意味着，永景科技已经迈入了店口二流企业的门槛。

华科锋自己也获得了相似的成功。自2003年到店口打工、卖水果、推销汽车配件到自己租厂房开汽配产品工厂，这个36岁的江西上饶人吃过的苦头，比之早年的店口创业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华科峰来说，需求旺盛的市场，高利润率，廉价的劳动力、用地和税收优惠，30年前店口同行所有的优势他一样都没有了。

店口以往的创业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店口的铜加工已经进入了‘一毛利’时代，”王涌说，“我不看好浙江现在的所谓特色产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乡镇有先发优势，但以现代经济的标准看来，它们不过是加工型的、低成本扩张、低附加值的产业。德国、意大利有很多小公司，做了几十年、上百年，很专业、很精细，产品附加值很高，我觉得，中国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东西。”

盾安已经在寻求这样的转变。“原来我们以空调配件为主，现在我们主要是做空调主机、动车配件、汽车配件，还有轨道交通、核电、军用产品。”

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会给外来工带来更高的薪资待遇，从而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购买力沟壑，店口也才可能成为镇政府正在追求的“平等之城”。

店口镇政府把外来工称为“新店口人”。2012年，店口在镇区东南角开辟了占地100亩的“三新创业园”，吸纳了39家“新农民、新青年、新店口人”办的企业入园，华科峰也在受惠之列。在店口，5000多个外来工子女得到义务教育;2012年，208个外地人在镇上唯一的二甲医院诸暨市第四医院获得了总额超过20万元的医疗补助。对于购房，在店口固定工作单位工作满5年、有大学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员工，或者办厂满3年、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创业者，可获得12万元的购房补助。

“没有哪个政府能包打天下，连老美都不行。”店口镇委书记张壮雄对i黑马作者说。他把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词发到了微博上：“我们同样不屈服于这一谎言：一切社会弊端都能够只靠政府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