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第一篇：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201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要满64周年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旧中国国家四分五裂、民族蒙受屈辱、人民灾难深重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结束了旧中国屈辱的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历史和实践再一次证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64年弹指一挥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今天，我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乎党心民心，最能激发亿万人民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和干劲。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奋学习，努力工作。

第二篇：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仅封建社会就经历了两千多年。到公元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中国进入了近代。从1840年至1949年的1，是中国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时期，是中国落后挨打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不断觉醒，为了国家独立、民主和现代化而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时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是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关键时期。

1842年8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被套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枷锁。那时候，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期，急于在世界各地寻找殖民地并开拓世界市场，促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为此不惜发动战争，包括20世纪上半叶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因为长期固守封建制度，特别是明末清初实行海禁政策，封闭了国人的眼界，郑和下西洋那样壮丽的情景不能再现。清初虽然出现过康乾盛世局面，但依然是在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发展，比起资本主义取得的生产力进步，中国在总体上是大大落后了。这就使中国在突然面对西方势力来侵的时候，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世界上所有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纷至沓来，都想从中国身上瓜分一块肥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欧美列强看见东方刚刚崛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便认为中国这个东方巨人已经躺在“死亡之榻”上，瓜分这个巨人“遗产”的时机已经到来，便纷纷在中国抢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获得各种政治、经济利益。清朝朝廷名义上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但中国实际上濒临被瓜分的境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中国首都三次被外国武装势力占领：第一次是在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清朝朝廷“北狩”热河，被迫签订下《北京条约》；壮丽无比、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侵略者毁之一炬。第二次是在19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朝朝廷仓皇逃亡西安，后来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八国军人分治中国京师，为了侮辱中国，他们在紫禁城举行分列式，武装通过皇宫。第三次是在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酿成历史上极为少见的人间惨剧，中国被迫迁都重庆；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半个中国的领土。

近代资本—帝国主义迫使弱小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恶劣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大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却是一个落后的弱小国家。近代中国被迫同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后果十分严重：第一，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包括割让领土、出让领土管制权、租借地和租界、引水权、军舰驻泊权、内河航行权、驻军权等；第二，单方面开放通商口岸；第三，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第四，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的完整；第五，规定片面最惠国待遇，其他任何国家都可以沿用这种规定，从中国索取利益；第六，规定鸦片自由贸易；第七，规定自由传教；第八，涉及大量对外赔款。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侵犯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屠杀中国军民，掠夺中国财产，给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害。在这些战争中，列强是加害的一方，中国是受害的一方，中国理应向他们索取赔偿，但战争结果却是列强迫使中国付出昂贵的赔偿代价。对外赔款是近代中国的一项沉重负担。除战争赔款以外，还有教案赔款等其他名目的赔款。粗略统计，清政府时期（1841—1911）实际赔款总额达到9.65亿两白银，民国时期（1912—1949）为6000多万元。赔款情况实际还要复杂许多。为了赔款，中国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付出大量利息、回扣以及其他权益。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的独立、主权已经降到不可能再低的程度了！中国人受到了无比的欺凌和盘剥。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长久的年代。鸦片战争以前，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东方式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中国不大关心西方世界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殖民主义扩张，通过鸦片战争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方式的国际关系体系以大炮为前锋，把贸易和殖民体系迅速推向东方，使以道德和尊严相维系的东方式国际关系体系很快败下阵来。中国在屈辱、赔款、割让土地和主权被侵蚀的恶劣国际关系环境中苦苦挣扎。到了20世纪初，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无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说，还是从国内历史进程的角度说，中国国势的沉沦都到了“谷底”。

在失败和屈辱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思考并且开始觉醒。一批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家对洋务运动颇多批评。他们批评洋务派只知“师夷长技”，徒袭西艺之皮毛，未得西艺之要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戊戌变法。百日之内，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校教育诸方面的诏谕，像雪片一样地飞来，看似轰轰烈烈、大有作为的样子。但政变随之而来，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华北农民的反帝爱国行动也失败在血泊中。这样顽固的封建专制政府，岂能领导国家的改革和进步？

孙

中山先生是20世纪初深刻揭示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杰出革命家。在艰难的探索中，他鲜明地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张，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获得成功，摧毁了在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设计的新的国家形式。但是，辛亥革命后，国家政权为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所掌握，军阀争战，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国家的独立和民主、富强仍旧没有希望。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毅然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从思想、道德和文化方面对封建主义进行深刻批判，从而揭开了思想启蒙的序幕。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怀疑，提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俄国十月革命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看到劳动者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种主张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也影响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正是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取得了打败北洋军阀的胜利。但此后蒋介石垄断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背叛国共合作，造成合作破裂、国共内战的局面。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再次携手，动员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坚持国民党独裁统治，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方针，指明了中国必须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新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国共合作以后，是把资本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方向，还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方向，是许多人特别是知识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关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政党严肃思考的问题。在各种救国方案中，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最大。这两种思潮或者主义的传播和实施，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近代中国，哪种政治势力能够领导人民赢得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哪种政治势力就可以取得引导中国走何种道路的主导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反映孙中山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被国民党内不同政治主张的野心家所篡改。篡改后的“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反对并屠杀共产党，主张镇压工农运动。国民党、蒋介石背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被证实了。

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它的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个选择经过了严酷的历史实践的检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经验教训的总积累，标志着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历史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里程碑，也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止了中国可能走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结束了极少数压迫者、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已和人民生活贫困、生灵涂炭的局面。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

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1949年10月，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地理版图在清朝中叶基本上确定了。经过鸦片战争以后多次因战争失败对外割让土地，大体上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国土面积。新中国在这个版图上形成了省、民族自治区、直辖市这样一种行政体制。省区市以上是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这样的行政体制，大大加强和提高了国家的统一性和行政效率。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分散而虚弱的国家。分散被人称为“一盘散沙”，虚弱的另一称呼是“东亚病夫”。从晚清到民国，国家的行政体制始终未能一致，指臂不灵，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始终不能有效地号令全国。新疆在1884年建省，台湾在1885年建省，东北三省在19才建省，内蒙古的绥远、察哈尔等地以及宁夏、青海等地很晚才建省，西藏还分前藏、后藏，以地方之名称呼。边远地区不少地方还是土司掌管，改土归流远未完成。有些地方甚至实行奴隶制度，康藏地区还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湘军、淮军到北洋六军，各占地盘，完全没有大局观念。地方诸侯，各拥武装。国民党政府时期，桂系、滇系、川系、晋系、西北五马等等，各掌门户，分裂分散，征战不已，生灵涂炭。国民党政府何时真正统一过全国？新中国一改旧观，全国行政区划归于统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间的关系逐渐走向和谐。稳定物价，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消灭土匪黑道，清理整治妓女，社会秩序迅速归于平静，人民生活在安定祥和之中。这不仅是近代中国不曾有的，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不曾真正出现过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依照国际法和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享有主权是无可争议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一种帝国主义霸权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目前尚未达到台湾，是1949年国内战争的遗留问题。从理论上讲，内战尚未结束。内战一旦结束，治权问题应该得到合理解决。这也就是今天海峡两岸关系中的本质问题。我们今天要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不是解决主权问题，而是解决治权问题。

1997年7月1日香港从英国管辖下回归祖国怀抱，1999年12月20日澳门从葡萄牙管辖下回归祖国怀抱，洗去了近代以来不平等条约加诸中国的最后的耻辱。金瓯完璧，领土主权的完整实现了。这在旧中国是不能解决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长远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被打破，中国社会在地主制和农民小生产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那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官僚统治的严重制约，得不到顺利发展。帝国主义还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垄断了中国的金融。1928年，外商垄断组织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90%，外商在中国的航运吨位达到全国的77.7%。在工矿业中，1926年外国人在中国煤矿业的投资额占中外投资总额的72%。1937年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撤出。日本为了“以战养战”，在华投资额骤增，加紧了对中国各行业的控制和掠夺。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

官僚资本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利用政治特权积累的巨大财富。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特有的经济成分，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封建势力，依靠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排挤民族资本，操纵国家经济命脉，构成独裁统治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控制了全国银行总数的70%、产业资本的80%，控制了全部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实施没收官僚资本为人民的国家所有，1949年年底基本完成。对于在华的1300多家外国资本企业，没有采取直接没收的政策，而是首先废除了外国资本企业依据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经济特权，然后通过监督和管制、收购、征购等办法，妥善处理外国在华企业。到1952年底，基本上清理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新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它形成了人民共和国的物质基础，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发展经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完成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成就。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指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实行“耕者有其田”，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下一步任务——实现社会主义也难以完成。到1952年底，全国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这是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标志。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支持力量，也为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很好的铺垫。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契机。我们看到，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的现代化屡遭挫折失败、屡次失去发展机遇。现代工业只是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若干城市，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很小的比例，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且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国家的地位，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1949年以后大规模开启的。1978年以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使中国迈入长治久安的历史时期，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可靠政治保证。

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清朝末年，在国内外情势的逼迫下，清廷曾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最终形成了试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基本想法。但在慈禧太后专制下，除了增加几个部以外，不准动摇封建制度的根基。慈禧和光绪死后，清朝产生了皇族内阁，内阁成员多由皇族成员充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希望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道路。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攫取。民国初年，在民国的招牌下，也曾试行政党政治、议会制，但最后都失败了。从此，老百姓对政党政治、议会道路完全失望了。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最后实际上维持了“训政”，维持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中国共产党一向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制度，在江西苏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试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制度，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开始摸索能够体现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民主制度。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这种国体下的政权构成形式，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为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他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至于政权组织，则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表明，参加政协会议的各革命阶级和党派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国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国体”。至于政体即政权机关，《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的决议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了中央政府即国务院，任命了国务院组成人员，依法完成了《共同纲领》提出的政权机关的组成。1954年宪法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这部宪法在1978年后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多次讨论修订，但这个政治制度的基础被反复申明和强调。国家的权力运行模式经过多次改革并且至今还在改革中，但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并未动摇。在旧中国毫无政治地位的广大工农大众第一次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他们的代表加入了各级政权机关，也成为各级人民代表构成中的主要成分。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新中国的国家权力构成和政权组成模式，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能反映民意的模式、最民主的模式、最能集中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模式。这个模式，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从此，中国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少到不能再少，根本谈不上国际地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战后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那时的中国还是在帝国主义的东方链条上，美帝国主义还在通过条约控制着中国，还在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实力支撑的弱国，不但在战后处理欧洲问题时没有发言权，甚至内政问题还被提到联合国的会议上加以讨论。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摆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鼓舞并支持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新中国有明确的外交政策：“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收回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这一外交政策，清楚地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本质特点。只要同意上述外交政策，按照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新中国可以与任何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于与资本主义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求“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这就叫做“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在这个原则之下，到1950年10月，就有25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1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通过有步骤地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包括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中国人、中国这个国家就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就确定了。这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志士仁人所梦寐以求的，“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

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国是超级大国，率领部分国家组成“联合国军”侵略朝鲜，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坚决抵抗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侵略。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经济十分落后，仍然不在强权面前低头，终于把美国逼到谈判桌前。一个落后的国家与世界强权国家相抗衡，全世界都另眼相看。这在近代旧中国是绝对做不到的。

新中国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新中国刚一成立，就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派驻联合国的外交代表，并且出席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提出中国的主张，发出独立主权国家的声音。此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一贯强调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政治，主张多极政治，主张发达国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主张对话反对战争，等等。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对构建和谐国际关系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30多年的发展，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当然，我们不能骄傲。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在60年之后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回顾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当年的预言，是何等亲切、何等振奋！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加体会到这段话的深刻含义和巨大分量！

第三篇：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是孙中山先生及同盟会领导中国人民了推翻260多年满清统治，建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建立，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政治上，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布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然后全国形成连锁反应，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严禁买卖人口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自由和权利。

经济上，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措施，奖励和保护工商业，鼓励人们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这样，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实现了自身的第二次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民族关系上，中华民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的平等。中华民国采用五色旗为国旗，由红、黄、蓝、白、黑组成，分别象征中国汉、满、蒙、回（穆斯林）、藏五大民族。虽然和我们今天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但是和满清政府的一族独大相比，已经是个明显的进步。

文化教育上，中华民国政府主张学校不拜孔子，不读四书五经，禁止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这些措施使得新生的国家的教育不再是培养只会读书的无用文人，有利于西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在这样的教育下，民主共和的观念占据了人民的大脑，封建帝制的思想被逐步抛弃。中国人的身份开始由臣民向公民转变

社会风气上，中华民国倡导“自由、平等、友爱”的公民道德，“老爷”、“大人”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先生”，男子不再蓄辩，头上可以出现多种的发型，女子不再缠足，以大脚示人也不为丑。

对外关系上，中华民国虽然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但新生的政权不再是洋人的走狗，而且革命的暴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使其无法在中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同时，中华民国的建立，也为同一时期亚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在中华民国的影响下，亚洲形成了新一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当然，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加上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内有立宪派和旧官僚的破坏，中华民国的政权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中国并没有因为政权的变更而改变社会的性质，但辛亥革命后，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正如江 泽 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上所说：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1年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

1．根据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规定中华民国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2．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规定了中华民国领土的范围；

3．根据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

4．依据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义务。

5．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特点：

1．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规定实现内阁制；

2．为了加强对袁世凯的监督，进一步扩大参议院的权力；

3．为了防止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

4．增加“人民”一章。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意义：

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它宣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临时约法不仅具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意义，而且也寓意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的作用。临时约法主要缺点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它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局限性：

1、没有具体规定人民的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保障；

2、没有采取地方分权制，不利于民国的巩固；

3、没有贯彻五权宪法的理论。事件背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协

议和达成

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对议和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也竭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历史影响

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北方的袁世凯所进行的和谈。1911年（宣统三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12月底，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从18日起，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开始进行南北和谈。伍代表革命派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则代表袁世凯进行要挟。在此期间，英、美、德、日、法、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议和施加压力，无耻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敦促革命派尽快向袁世凯妥协，并采取政治上拒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舆论上恶毒攻击革命政府的手段，极力迫使革命派作出让步。与此同时，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搞拆墙脚活动，竭力把革命引向拥袁的道路，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势力也抬头。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被迫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造成共和，即举袁作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负面评价

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为主流，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所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54] 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55]

继北洋军阀而执政的国共两党均对袁世凯持否定评价，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56]，但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将其定性为“独夫民贼”[2]，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57] 蒋介石亦谓“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58]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59] 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3]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被广泛出现于各种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场合，深入人心，因此有学者认为丑化袁世凯的根源即在于《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60] 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61] ；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根据马克思主义史观，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对袁世凯全盘否定，论定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

正面评价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其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肯定评价。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62] ；季云飞认为，袁世凯

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63] ；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60] 更有学者高度盛赞袁世凯为“真正的改革家”。[4] 有学者将其称为“扬袁抑孙”现象，并认为这些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64]

客观评价

事实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袁世凯冷静分析、客观评价，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65] 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65]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66]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67] 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 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67]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54]，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68] 袁世凯

1913年民国两项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制定正式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以取代《临时约法》和临时大总统。袁氏对《临时约法》限制总统权力的种种规定极度不满，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手段，试图夺取宪法起草权——为防止总统权力被宪法限制，袁氏竭力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国会则竭力抵制，要求先定宪法，确定总统权限，再选总统。袁氏最后竟联络十八省都督联名指责声讨国会，压迫国会服从自己的旨意，先选举总统。而一旦当选为总统，袁氏即对国会弃若敝屣：“当选总统后，一再背信弃义，既不到国会就职，又不出席国会发表政见。在保和殿就任时，把议员们排在朝房内，让议员们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誓词，显然藐视国会。”（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

当选总统前，袁氏为免引起国会反感，一度压抑住了自己干涉宪法起草的欲望；当选之后，这种干涉立即汹涌喷薄而出。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16日袁氏就公开对《临时约法》中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展开猛烈的批判——不但在措辞上可谓肆无忌惮，而且上纲上线，将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临时约法》对总统和政府权力的“束缚驰骤”。袁氏公然大放厥词：“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按袁世凯的意思，临时约法因为限制了大总统的权力，简直就等于是在拿四万万国人的身家性命财产开玩笑，简直是罪大恶极，是一份亡国约法！袁氏一心想将所有一切军政外交大权独揽在自己这个大总统手上，如此，袁氏才觉得安心，才有信心带领民国走向富强。袁氏似乎忘了，共和是怎么来的——辛亥年的革命，恰恰缘自国人对皇权专制的不信任和否决；革命是为了民主分权，绝不是为了专制集权——袁氏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不愿意权力受到宪法制约的大总统，和一个专制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

① 帝国主义各国采取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②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对革命党人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又迫使清政府接受议和。

③ 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机向革命派进攻。孙中山被迫对袁世凯妥协退让，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可以保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④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以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

⑤ 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通电声明赞成共和。

⑥ 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第四篇：新中国成立三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革命军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名称： 三大战役 地点：

中国东北、华北、华东 时间：

1948年底至1949年初

参战方：

解放军，国民党军 结果： 解放军胜 主要指挥官： 毛泽东，蒋介石

指挥三大战役的统帅部，中共方面是在河北西柏坡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兼总司令朱德，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在南京的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本部（总长顾祝同），由于解放战争时期取消了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军委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亲自指挥国防部和参谋本部，甚至多次坐飞机到东北、华北前线指挥，但没有到淮海前线指挥。?

国民政府在前线指挥的将领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另外杜聿明作为前敌总指挥负责了东北国军的撤退和徐州战场的现地指挥（刘峙的指挥部撤退到蚌埠）。

中共方面的前线指挥系统是：

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负责辽沈战役，东北军区提供支援；

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负责淮海战役，华东、中原军区提供支援；

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华北野战军聂荣臻负责平津战役，华北军区和东北军区提供支援。各军区系统主要提供的是军区地方武装和后勤支援。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第一个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战役。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发起，东北野战军先后分路奔袭北宁路。到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一部分主力进抵锦州城下。10月10日，由华北国民党军组成的“东进兵团”自锦西向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发起猛攻。东北野战军预先设置在塔山的两个纵队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的数十次冲击，成功地阻止了它的东进。其“西进兵团”出动后，也遭到解放军3个纵队的阻击，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后，未敢继续南进。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攻击。经过激战，于15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10万余人。随后，被长期围困在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于10月17日起义，新编第七军也放下武器投诚。21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6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新立屯、黑山地区全歼廖耀湘兵团10万人。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在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

辽沈战役的具体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第二个

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万人。中原野战军也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

淮海战役的具体领导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淮海战役的意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严重动摇了国民党上下的独裁梦想。同时，我军的力量大增，士气高涨，大大增强了解放全中国的信心。此次战役的胜利结束，标识着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统治的瓦解。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展开打好了基础。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在11月29日发起。从12月22日起，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1949年1月15日，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解放天津。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歼灭和改编，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全部获得解放。

平津战役具体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平津战役的意义

平津战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平津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尤其是和平解放北平，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篇：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周恩来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下午3时，北京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