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调查报告

第一篇：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调查报告

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调查报告

这是一场复杂艰巨、波澜壮阔的改革——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政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在神州大地上展开了一场气势恢弘、前所未有的司法体制改革大实践。

八年弹指一挥间——8年多过去，在依法治国的前进轨道里，在风生水起的改革大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平和正义的旗帜，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高高飘扬„„

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十六大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举措频频 “王警官，我是咱们小区的居民，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呢？”2010年1月8日，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启动“片警在线”，不少居民迅速通过互联网向片警王春意提出了问题，王春意迅即作出解答。

开展网上警民互动，密切警民关系，这只是近年司法体制改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部署下，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任务逐一分解。

自上而下，先易后难，突出重点，整体推进——一场涉及公、检、法、司等各个政法机关的司法体制改革实践，在神州大地上逐步展开。

一次次座谈会，一次次专题会议，一项项课题研究，一次次基层调研，一次次协调沟通会，一项项改革举措„„

司法体制改革复杂而又艰巨，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组织下，从部门到地方，从人大到政协，从专家到基层干警，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群众，从党内干部到党外人士，都参与到司法体制改革的调研、论证和决策过程中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从分工方案到具体实施方案，数十项改革任务一项项落实到责任单

位、责任人，并且列出了时间表。

这是一场复杂艰巨、波澜壮阔的改革——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十六大尤其是十七大以来，政法机关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持续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着力解决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健全司法为民的工作机制，出台了大量改革措施。

从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到加强合议庭职责，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

开到规范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从不断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审制度到改革审判管理制度，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促进司法公开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司法能力是提高司法水平的前提。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完善法官招录培养体制、培训机制，完善人民法院人事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加强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信息化建设等举措，努力提高审判机关的司法

能力。

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十七大以来的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人民法院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司法为民：从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到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从完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到改革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一系列改革举措，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审判机关的变化。

——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为重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针对诉讼活动中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现象，检察机关通过建立和

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开展量刑建议试点，改革和完善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建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

制，完善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针对检察执法关键环节，检察机关通过健全举报机制、完善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机制、建立和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一系列举措，建立健全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执法公信力。

——全国公安机关积极推进矛盾纠纷排查、规范执法、执法监督等

工作机制改革，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适应维护社会稳定和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需要，进一步加大了对

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力度，推出律师代理案件、全面实行聆询、缩短劳教期限、扩大所外执行范围、加强检察监督等举措。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稳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不断完善。

改革完善律师制度，明确了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新定位；推进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试点工作；推进律师收费制度改革；修订律师法等法律规章„„2003年以来，律师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法律援助是现代社会法治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推出法律援助便民利民10项措施，不断加大法律援助财政支持力度„„各地根据改革要

求，努力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监狱管理、社区矫正、司法考试„„过去几年里，这些领域的改革也都稳步推进，取得了良好效果。

——司法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完善。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司法监督的力度明显加大。司法机关普遍建立健全和党外人士的沟通、通报、联络和联席会议制度；全国人

大常委会充分运用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多种监督形式，改进完善了监督工作；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实行看守所监控录像与驻所检察室联网，强化对看守所执法活动的经常性监督„„

7万多名人民陪审员、2万多名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加强了人民群众对法官、检察官办理案件的监督制约。目前，全国已有约1/3的基层法院——1074个基层法院实

行“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全国3137个检察院选任的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近3万件，对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情况提出监督意见783件。

从法律监督到人大监督，从舆论监督到群众监督„„全国人大代表、青海西宁市回族中学副校长拜秀花说，从知情到参与，再到监督，人民群众越来越广泛地参加到司法审判工作中，通过这种参与的扩大，监督机制和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司法效率进一步提高。

全国绝大多数法院实现直接立案，每年受理的案件达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件，压力巨大。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提高了司法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8年来，政法系统信息化建设得到大力加强。仅在检察系统，就有57%的检察院初步实现网上办案，67%的检察院初步实现了网上办公。通过网上立案、远程立案，开展便民服务，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司法公开和信息资源共享。

公安机关实现了网上立案、审批、监督、考评和案件资料的统计分析、综合查询。对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治安案件，上一步程序没有完成，就不能进入下一步程序，案件从受理开始，每个执法环节都呈现在网上，始终处于有效监督之下。既提高了执法工作效率，又切实促进了执法公正。

案结事了，服判息诉，是衡量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指标——2005年5月至9月，公安部组织各级公安机关接待上访群众，4个月里累计接待

群众来访20多万起，绝大多数地区停访息诉率达到80%以上。

——政法干警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增强。

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组织保证。随着编制的增加和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试点范围的扩大，政法队伍尤其是基层政法力量得到充实。从2008年起，中央定向为中西部地区招录、培养政法工作人才，同时适度放宽司法考试西部地区报名条件、相应降低合格分数

线，并在政法干警编制上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有效缓解了西部地区政法干警力量短缺的问题。

从2951名县级公安局长、首任地市公安局长到3500多名基层检察长„„近年来，一系列大规模培训提高了基层政法机关负责人的素质和水平。

——进一步的司法保障，为政法机关依法有效履行职责更好地奠定了基础。

8年多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加大财政投入，为司法部门履行职能提供了有效的物质保障，政法机关因“利益驱动”

乱作为的现象明显减少，从而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公平和正义的旗帜，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

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政法机关的行为和形象，提高了司法效率，维护了司法公正，更给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活悄然带来变化。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成为越来越多公安干警、法官、检察官的自觉行动。8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深入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取得人民满意的社会效果——最

新部署源自党和国家对现实的清醒认识：随着民主法治进程加快推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的双重愿望越来越迫切，并且汇聚到政法机关、期待通过法制渠道妥善解决。

与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比，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不适应之处。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攻坚克难的精神，积极推动司

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改革的成效。”今年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再次对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号令再次发出，改革的“时间表”也更加清晰——2012年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和总结，确保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各项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时不我予，时不我待！站在新世纪又一个十年的门槛上，回首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人们无法不心情激荡，信心满怀。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中国这艘巨轮一定能航行得又快又稳又好!

第二篇：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与完善

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与完善(1)[摘 要] 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宫、外延广泛的范畴，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国际化进程缓慢，规范的协调性差等方面。应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完善会计制度，加快我国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强化约束和监督机制。

[关键词] 会计制度；改革；不足；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会计领域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范畴，它包括会计制度的改革、会计手段的改革、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会计教育的改革以及会计观念的变革等，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是会计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反映着会计改革成效的优劣。

一、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

（一）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

1.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风险机制的日益形成，多元化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必然使企业涉足于各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而执行现行会计规范要求企业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分别设置账户，并采用不同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不仅增加了多元化经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影响核算效率和质量，而且难以保持口径一致与反映综合的财务会计信息。

2.不利于会计信息的行业比较和分析。执行行业会计制度，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会计处理所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在行业、企业之间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投资主体对潜在投资对象的比较、分析和选择，最终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3.不便于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企业各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然而，一方面各投资主体出于增加投资收益、回避投资风险的考虑，会不断的改变投资对象，使资金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或同时分布于若干不同行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又执行不同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体要实施财务监督就必需熟悉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这无疑加大了财务监督的难度，影响财务监督效率。

（二）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现代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现代会计分支尚未纳入会计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人力资源会计、质量成本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有关这些会计分支，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或准则规范，使得现行会计规范在内容上残缺不全，尽管一些企业认识到需要通过会计系统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耗费，需要核算与报告物价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也需要核算和报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及其对股东权益的影响等等。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准则、制度，使得企业会计人员力不从心，或只能按各自的需要作出不规范的会计处理。

2.许多企业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各个层次的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其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会计核算的基础管理制度与办法、成本核算制度与办法、内部财务成本的分析考核制度及办法等。然而，目前许多企业只执行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而无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不但损害了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往往导致企业成本不实、账目不清、数据不真。

（三）会计制度改革的国际化进程缓慢

《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其进展不尽人意。现行会计规范在许多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尚未协调，甚至差异较大。例如有关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等会计方法，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自行选择，而在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有关这些方法的选择作了较严格的限制，因此，一些在国外被广泛使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在我国尚未应用或受到严格限制。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会计信息缺乏国际可比性，不能充分发挥其“国际性商业语言”的功能，这正如我国的涉外企业需要按照我国会计准则与上市地或子公司所在地会计准则编制两套口径不同的会计报表，并分别由不同国别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这充分表明，由于会计规范的差异，一方面使我国涉外企业的会计工作量增大，会计信息成本上升，不利于这些企业的国际性竞争，另一方面有碍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国际化拓展。

（四）现行会计规范的协调性差

在我国，自《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分行业、分所有制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制度，对相关事项的核算与报告作了许多规定。如《公司法》第六章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会计作了一系列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三章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从基本面看，与会计制度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方面。以报表种类的设置为例，工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编制的财务报表主要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和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而《公司法》规定企业除编制几个基本财务报表外，还应编制财务情况说明斗书，对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则没有明确要求。新近出台的假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变则规定企业须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利润分配表以及分部营业利润和资产表等。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无所适从。比如一个从事产品制造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应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还是按《公司法》规定处理，是无从明确的，结果可能导致同一类型企业按照不同的规定进行处理，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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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论我国当代司法制度改革

浅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

法政学院06法61班06033068王银生

【摘要】本文对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一些诸如司法权地方化、司法权行政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司法制度的方法和对策。

【关键词】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 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四）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比如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受贿一案，就是明显的司法腐败的案件。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1、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的内在规律,也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尽管我国在1954年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了审判独立的原则,在1982年的宪法里再次规定了这一原则.但从1954年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这一原则的实现情况却很不理想。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2、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

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3、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4、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既是制度性法律文化的一次变革，又是观念性法律文化的一次重大革命。这种文化转折的双重性决定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注释：

1、有的学者认为，司法独立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在初级层面上，整个司法

体系独立于外部干预是最基本的。但是，假如没有不同审级法院以及各个法官之间的相互独立，司法独立仍然是不完整的。因此，为摆脱地方干预而改由上级法院“领导”下级法院，多多少少有以一种错误的实践为另一种同样错误的实践辩护的倾向。见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应该承认，建立一种完全的、不受任何外界和上级法院干预和“领导”的法官个人独立审判的制度，在中国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理论假设，因为我们的司法不可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而我们提出变当前的 “块块领导”为“条条领导”，正是在充分虑及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改进和完善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一种较为稳妥、可行的方案。

2、有的学者认为：当我们希望改进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时，法官这一职业是特

别需要关注的。法官基于职业的原因，使他比立法者和学者更能具体地、直接地了解现行法律中的问题，只有法官才能在程序内，通过技术化的方法平息争纷，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使社会平稳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司法改革中，法官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法官形成一个职业群体，中国才可望实现法治。参见李盾《法官培训与司法改革》载《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宋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有的学者认为：在法官法颁布之前，我国法官来源主要以调干和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这就造成了法官群体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理论水平上的参差不齐，这种结构性缺陷表现为：1成人教育培养的多，正规院校培养的少。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官具有三个局限性，即缺乏宽厚的人文素养、缺乏扎实系统的理论功底、未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习惯。2经验型的人多，知识型的人少；3单一型的人多，复合型的人少。参见李汉昌：《司法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素质与法官教育之透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当走“从技术到制度”的道路，即要求每一个司法技术问题趋于合理化，从而象建筑施工一样，由一块块合理化之砖而奠定司法大厦的合理化基础。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季卫东先生认为：我国并非没有程序。问题是这些程序太薄弱，而且没有经历过现代意义上的合理化的过程；甚至即使在有程序的方面，许多人也不按理出牌。形成这种无视规矩的局面，其原因十分复杂，其历史也非三年五载。因此，要建立和健全现代程序并且行之有效并非易事。见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3、4、

第四篇：国家审计监督制度改革与完善

浅谈法治中国构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改革与完善

摘要：我国现行审计监督权隶属于行政权的现状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存在天然的冲突，为更好的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作用，服务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推动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改革和完善逐步改革和完善我们现行的审计监督制度。

关键词：法治中国构建改革完善审计监督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这为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的改革完善提供了依据。从本质上说，国家审计是国家民主法治的工具，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强化审计监督极大的推动了国家民主法治建设，而国家法治建设也为国家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现行的国家审计监督权隶属于行政权的现状与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对政府权力制约、执法程序公开透明等基本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构建与法治中国相适应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一、法治中国建设与国家审计关系述评

国家审计作为综合经济监督部门与法治中国建设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国家审计提供了法律保障，决定了我国国家审计监督权的性质，是当前我们国家审计机关的重要任务，两者共同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法治中国建设为我国国家审计道路、理论、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我国1982年《宪法》明确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确认了人民管理国家的地位，同时我国确定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人大常委会，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保证了人民意志的至高性和权威性。我国的国家审计制度是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政体中实施的，我国的国家审计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宪法确认的行政权中的一种监督权力，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我国实行的是行政型国家审计，具有宪法上的行政独立地位。同时，我国国家审计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报告工作，这使我国的行政型国家审计从总体上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相适应。与西方国家的审计监督制度相比，我国国家的审计监督权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中国特色，并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道路、理论、制度.（二）法治中国建设为国家审计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审计产生之始，就是以一种法律制度形式出现的。这种法律制度，是由宪法确定的，我国国家审计活动也必须依法进行。首先，我国国家审计监督权来自于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我国的《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权范围，审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审计工作，不得超越职权乱作为，也不能履职不到位不作为。其次，审计机关在审计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审计工作，充分保障审计程序的正当性。再次，审计机关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审计公开制度，给予被审计对象法定的异议权、抗辩权和司法救济权，允许被审计对象提出抗辩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我国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国家审计的实施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为国家审计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持和保障。

（三）国家审计充分发挥审计职能作用极大推动了法治中国建设。我国国家审计机关成立三十一年来，紧紧围绕党委、政府改革发展大局，不断加大重大违纪违规问题查处力度，注重发现涉嫌违纪或者犯罪的案件线索，积极构建与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严厉查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违纪违规问题，促进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严肃财经法纪和制度规范，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的意识和能力，维护经济秩序和国家法律尊严。同时，审计机关通过对掌握的大量微观经济数据的综合分析，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站在宏观和全局的高度揭示和反映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和制度性漏洞，提出建设性建议，从而促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最后，审计部门通过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审计监督，促进构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促进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的意识，促使党政领导干部在制度法律的范围内谨慎用权。

二、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现状分析

回顾总结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相关制度安排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已经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计机关独立性较弱。目前我国国家审计体制影响了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首先，国家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既要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又要受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由于国家审计机关是属于同级政府的一个工作机构，其人事任免权、调动权，掌握在该级政府手中。尽管现行《审计法》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的任免，应当事先征求上一级审计机关的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审计独立性。但同样不可回避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国家审计机关与当地的经济利益存在着密切联系，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作用事实上往往被同级政府所弱化，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国家审计的监督作用有可能被削弱，这种征求“意见”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行政权力对审计的干预。其次，国家审计机关在行使审计监督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行政的干预，其中有些甚至是不正当的行政干扰，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审计机关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政府和其它公共受托机构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有待完善。自2003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了第一号审计结果公告以来，我国国家审计公告制度不断完善。但我国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审计结果公告内容受限制。目前的审计体制下，审计经费、人事制度受政府牵制。审计结果公开前通常要征求政府意见，政府极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公告的内容层层把关，重大事项的审计结果经常无法向社会公告。其次，审计结果公告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审计法》第36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一个“可以”表明审计结果公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再次，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不健全。目前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属于部门规章的立法层面，其法律地位和效力明显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且规定都比较原则，仅为制定审计公告规范性文件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对具体实施审计公告缺乏可操作性。

（三）审计权力监督机制欠缺。近年来。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的运行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在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化、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保障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家审计监督权虽然本身肩负着监督和防止其它国家权力滥用的职责，但是其本身没有天然的免疫力。从权力制约上讲，国家审计职权虽有利于对外部权力的制约，但是却不利于国家审计权自身的制约，我国国家审计不仅有检查、取证、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而且还有处理和处罚权，审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这不利于国家审计权的自律。甚至也可能产生审计权的消极和腐败。

（四）国家审计机关的执行力较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审计决定执行力较弱。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尚未规定被审计对象不执行审计机关审计决定应该受到处罚和问责，审计决定的执行力不够。二是审计机关整改力度不够。实践中我们发现审计机关发现被审计单位问题后整改情况较差，对于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投资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原因根本无法整改。三是有效的审计问责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国审计问责的主体、问责依据、问责处理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造成审计机关的威慑力不够，影响审计机关权威。四是审计执法主体地位问题。《审计署审计常用定性表述及适用法规向导》在其编撰说明中指出，法律、法规都明文规定执法主体不是审计机关，在当前有关法律制度中还未就审计机关的执法主体资格特别加以明确的情况下，以暂不适用这些规定直接进行处理处罚为妥。另外，根据《审计署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厅明确有关法律法规是否可以作为审计机关处理（处罚）依据请示的批复》意见，审计署也同样支持了编撰说明中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审计机关的执法主体地位将一定程度的弱化，不利于审计机关的长远发展。

三、构建与法治中国建设相适应的国家审计监督制度

我国审计监督制度囿于先行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限制，其职能作用无法较好的发挥，我们必须对我国先行审计监督制度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逐步塑造为民服务的审计理念，通过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结构的重新配置，以使其逐步适应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

（一）逐步塑造为民服务的审计监督理念。审计机关是在政府领导与控制之下，对政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以及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等审计对象进行审计监督，实际上是代表政府监督政府和政府首长所管理的下级对象，审计机关则不可能对本级政府实施监督，使其脱离于监督体系。这种监督体系往往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不符合法治中国建设的要义。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他的名著《社会契约论》中指出“立法权力属于而且只能属于人民。”国家审计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的利益，对人民财产的受托者政府进行监督，从而保证所有“纳税人的钱”被合理有效地运用。“人民审计为人民”国家审计监督权根源在于人民权利的让予，权力最终服务于权利。人民赋予了国家审计监督权应有的权威性，其目的在于监督行政权在经济活动领域的合理合法运行，从而维护和保障人民权益。因此，审计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依法、合理、高效地完成审计任务。

（二）逐步改革现行审计监督制度模式。转变国家审计监督制度模式，必须立足现状改革，逐步实现两个转型过渡。第一个过渡，即在现行行政型审计监督制度的基础上强化统筹审计工作理念，对审计组织方式、审计管理模式、审计技术手段等方式做一定的渐进改良，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现有体制的弊端，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审计系统，推动整个系统审计工作有序开展。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第二个过渡，即向“审计监督为民服务，为国家治理服务”的人民监督模式转变。这一转变首先需要一系列配套机制的改革，特别是法律制度的实施。通过修改宪法、法律中的有关条款，确立新的配置模式。其实是要推进审计理念的转变，将“向人民负责”、“服从法律的理念”牢固树立于审计人员的心中。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也不能盲目模仿某些国际流行的模式，要切合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稳步推进，从一些具体能够发挥实效的改革措施着手，为审计建设制度的改革奠定基础奠定基础。

（三）逐步推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推进审计结果公告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统一性原则。我国审计机关层级较多，每年都会形成大量的审计结果信息。如果各地审计机关在审计结果公告上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审计结果公告的目的则会适得其反，甚至产生不稳定因素。二是效果性原则。向社会披露审计发现的带有规律性、典型性、普遍性的问题和大案要案，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三是谨慎性原则。由于审计监督的特点，审计结果发现的问题大多属于违法违规等性质的事实，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往往比较复杂。因此，哪一类审计结果可以公布，哪一类审计结果不可公布，都应该遵循谨慎性原则，慎重考虑审计结果发布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四是保密性原则。遵循保密性原则，是建立审计公告制度，做好审计结果公布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必要建立保密工作责任制，避免泄露国家秘密和被审计单位商业秘密的现象发生。

（四）逐步完善监督国家审计监督机制。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国家审计监督权也不例外。因此，有必要完善监督国家审计监督权的机制。国家审计机关是审计其他法定被审计部门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政府机关，审计机关自身的财务收支由谁来审计目前没有这一机制。笔者认为，可以充分调动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如由相关组织聘请注册会计师定期对国家审计机关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检查结果直接向监管审计机关的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众公告。监督国家审计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审计人员的监督。主要包括审计人员独立性要求，首先，需要建立国家审计人员定期轮岗制度，避免审计人员长期在某一审计管辖范围内工作，与被审计单位的领导人建立某种默契，防止审计人员与被审单位形成密切的关系，产生权力寻租现象。其次，建立国家审计人员的审计责任制度和奖惩制度，督促审计人员依法审计，依法行政。

（五）不断提升审计工作执行力。审计机关的执行力是审计机关将战略与决策转化为实施结果的能力，表现出来的就是整个组织的战斗力、竞争力和凝聚力。我们要提升审计工作执行力必须提高审计组织的合力，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好审计机关领导班子执行力建设。通过引导示范，将执行力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重要标准，使强化执行力成为一种导向、一种风气。二是完善考核工作机制。适时建立执行力考评考核制度，细化执行力考核办法，把目标任务分解到部门、具体到项目、落实到岗位、量化到个人、明确到期限，形成主要领导总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三是强化监督机制。完善工作执行的程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惩戒性规定，建立责任、考评、问责等为一体的督办机制，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肆意规避等行为，坚决追究责任，营造良好的责任落实氛围。四是与纪检监察、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建立更加便利畅通的沟通协查机制，建立与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使审计部门发现的案件线索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理落实，以增强审计机关的执法主体地位。

第五篇：户籍制度改革调查报告

中央党校中青一班《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研究》社会调研课题组重庆是XX年6月国家批准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今年8月，重庆在全市启动了被称为中国最大规模的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从8月15日-11月7日，全市已有12.6万户、59.5万农民自愿办理转户成为城镇居民，这一试验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海内外媒体称之为“重庆样本”、“重庆模式”。为了深入了解重庆实施的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情况，2012年11月10日-17日，中央党校中青一班“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研究”社会调研课题组一行8人深入重庆，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党校的大力支持下，先后考察了两江新区、沙坪坝区、渝北区、南川区等区县，实地调研了民心佳园公租房、西永微电园、大学城、南川新农村建设居民点等21个项目，通过召开座谈会、拜访部门、走访农户、实地调查、查阅资料、专家座谈、深入街道社区进村入户访谈等多种方式，对重庆市正在实施的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一、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试验的背景

（一）探索统筹城乡改革发展道路既是中央交给重庆的光荣使命，也是基于重庆市情的必然选择。重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幅员8.24万平方公里，人口3235万。直辖以来，重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2012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重庆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如果探索出一条城乡统筹的发展新路，对推进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XX年3月，xx对重庆作出“314”总体部署，要求重庆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同年6月，国家批准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2年1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3号），重庆统筹城乡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也随之获批。根据总体方案，重庆围绕“一圈两翼”区域协调发展、发展劳务经济、土地集约利用三条主线进行改革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重庆在市域范围内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旨在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制度性突破。

（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是统筹城乡发展最大的体制障碍。从1958年新中国建立户籍制度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就步入了一个漫长的二元分割体制。典型的表现是产生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体现在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巨大差距上，20多年前相差仅两三个百分点，现在扩大到20多个百分点。重庆也大体如此，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直辖初的26%提高到29%，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8%提高到52%，差距由3个百分点扩大到23个百分点。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户口附着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农村户口则附着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等权益保障，二者分割不能互换流动，这样的户籍制度不仅制约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制约了农民工在城里享受公平合理的同工同酬同权的待遇，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已成为上下迫切的呼声。党的xx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xx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xx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回良玉副总理在今年听取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汇报后指出：“户籍制度不破解，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早晚要吃亏，甚至事关国家的稳定。当前，我们倡导公平正义、民生至上，这不应该只是喊在嘴里，更应该体现在行动上，涉及到具体问题，不解决户籍问题就很难谈公平。”中央领导同志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明确指示，为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重庆决定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打一场统筹城乡发展的“攻坚战”。

（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强烈呼唤改革户籍制度。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变市民、减少农民的过程。据调查，全国农民工已达2.5亿之多，重庆也有850万农民工，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的共同状况是由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建设在城市、保障在农村，”虽为城市发展做贡献却没能享有与城里人平等的待遇，虽已进城务工实现职业转换，但没有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转变，这些都有失社会公平。“职业和身份的割裂把农民工搁置在城镇化的田埂上”，使城镇化处于一种僵持状态。尤其是农民工的新生代，他们生长在城市，生活读书在城市，不了解农村，不会干农活，不把他们纳入城市范畴势必招致很多的社会问题。为此各地在户籍制度方面都做过一些尝试，但有的虽然取消了农业、非农业两种户口，却没有在农民工权益和福利制度上实现实质性改变。同时，农民工城乡两栖的生活，不仅导致城乡两头大量的土地、房屋等资源闲置浪费，而且每年上亿农民工城乡之间的大迁徙，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还为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安全服务等带来巨大压力。据调查，在重庆市内就业的450万农民工中，工龄在5年以上的有170万人，90%以上居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或承租他人私房，有80多万人参加了社会保险，相当部分农民工群体已经具备在城里长期稳定生产生活的条件，成为了事实上的“城里人”，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入城落户愿望。改革户籍制度，是顺应农民工安居乐业的要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体现社会公平、激发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提高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促进社会和谐。

（四）直辖十年的发展为重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直辖以来，重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近10倍，财政收入增长了7.7倍，gdp总量翻了两番，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近年来，通过实施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和宜居重庆“五个重庆”建设，促进全市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为今天的户籍制度改革创造了软硬件条件。同时创新一系列措施，2012年底重庆建立了全国唯一的农村土地交易所，使农村闲置的土地能够通过“地票”的形式交易盘活；国家批准重庆设立两江新区，2个保税区和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加快建设40特色工业园区，在进一步做强做大汽摩产业、能源化工、装备制造、资源加工等支柱产业的同时，成功引入惠普、思科、富士康等it制造企业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为重庆新增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2012年在全市推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2012年重庆启动五年大规模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计划；近年来坚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50%以上用于民生的投入，每年对教育的投入资金相当于本地gdp的4%等。这些都为进行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五）户籍制度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和根本途径。重庆XX多万农村人口、3000万亩耕地，人多地少、产业化程度低，是农民增收致富难的最主要原因。国内外普遍的规律是通过减少农民，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富裕农民。如果能让农民工进城落户，留在农村的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和资源占有量就会增加，加快农业集约化和产业化才有可能，才能提高农村人均产出水平和农民收入。农民工转户入城，还有利于盘活其在农村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等资源，促进城乡资源要素一体化流动，解决部分改革成本，也为新农村建设筹集资金和腾出空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剪刀差”，不仅表现为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二元分割，也表现为城乡资源要素的不能互换流动，最突出的是城乡建设用地。按照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城镇化过程中农用地面积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因为农民进城后，其分散的农村建设用地可复垦为耕地、林地或生态用地等。但我国的现实却与这个规律相悖。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农民工用地“两头占”，既占用城市人平100平方米建设用地，又占用农村人平250平方米宅基地。如果能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全国2亿多农民工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就可净增耕地3万平方公里，守住18亿亩耕地的压力自然迎刃而解。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资源“一头占”，既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节约了宝贵的资源，真正落实中央关于保护耕地、富裕农民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重庆实施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既是贯彻党的xx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部署的具体举措，也是切合重庆实际深思熟虑的科学决策，既顺应了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民工变市民的新期待，又是跳出“三农”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新举措。体制机制的改革往往是最难的，重庆选择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突围，是从实际出发充分调研科学论证后的理性决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能够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改善民计民生的体制与机制，逐渐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因此，这项改革顺应民心、顺应发展、顺势而为，得到了上下的支持拥护

二、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设计

户籍制度改革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附加在户籍上的土地、就业、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等权益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从酝酿、调研到政策出台，历时两年多的准备，先后组织赴7个省市考察，对全市的农民工情况进行拉网式调查，3次召开市长办公会、2次市委常委会进行专题研究，最终形成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等“1+3”文件和10项配套政策，构建了一套周密而完善的政策体系，并向xx总理、xx、回良玉副总理作了专题汇报，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

（一）科学规划，坚持“三分”的总体思路

在改革进度上分步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面广，涉及对象多，没有现成模式可循，重庆市确定了分阶段分步骤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具体“分两步走”：

第一步，2012年-2012年，优先转户农民工及其新生代等重点群体约330万人，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目前的29%提高到37%。

第二步，2012-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畅通城乡户籍转化通道，预计每年转户80万-90万人，即每年把新增符合条件的农民工60万-70万人，加上20万大中专学生，及时转户，累计再转户700万人，到2020年城镇户籍人口达到XX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0%以上，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到10个百分点左右。通过改革，全市逐步形成自由互转、权益一致、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在改革对象上分群体实施。以农民工为主体，兼顾解决特殊需求群体和历史遗留问题，今明两年优先转户三类七种重点群体。首先是农民工及新生代，这部分群体最具条件要求也最强烈，是转户的主体。包括在城镇有稳定收入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长期在城市打工，已成为城市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产业工人，在城市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已有较好基础，已基本具备在城市生活的条件。重庆这部分农民工约170万人，按1∶1.3测算其家庭成员，携家带口会有大约220多万人。第二个重点是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农民工新生代的孩子，许多在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还没出生，也没有农村承包地。按现行制度，农村孩子读大学能转户，但读中专、技校不能，他们毕业后在城市没有固定工作就无法获得城市户口，目前这部分人群有66.7万人。第三个重点是历史遗留户籍问题人群，包括已用地未转非、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失地未转非、城中村居民、农村退役士兵、农村五保对象在内的有44万人。解决好这几类群体的户籍问题，既顺应民意，又全面解决了因城市化工业化用地产生的户籍遗留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可谓一举多得。

在条件设置上分区域布局。按照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区别不同情况分三个层级进行转户，即适度放宽主城，进一步放开区县城，全面放开乡镇，促进人口在主城区、区县城、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合理分布。比如，规定本市籍农村居民具备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或购买了商品房、或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及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条件，本人及其配偶和其共同居住的子女、父母可申请落户主城区。本市籍农村居民具备在远郊区县城务工经商三年以上、或购买了商品房、或投资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5万元及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的条件，本人及配偶和其共同居住的子女、父母可申请入户区县城。全面放开乡镇的落户，允许本市籍农村居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预计到2020年全市城镇户籍人口超过XX万人，其中主城区1000万人、31个远郊区县城600多万人、六七百个小城镇300多万人，使户籍转移呈梯次渐进分布，形成合理的城镇人口区域布局，避免农村居民“一窝蜂”涌入主城，造成新的“城市病”。从目前转户进城的12.6万户、59.5万人口入户分布来看，转入主城九区占19.5%，转入远郊区县城占25.3%，转入乡镇占55.2%，主城、区县城、乡镇三级基本呈2：3：5分布。在重庆南川区已办理的农村居民转户14310人中，转户到南川城区5726人、在乡镇8584人，与规划的转户准入条件和布局基本一致。

（二）统筹兼顾，构建“335”政策保障。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着力于把关农民转户进城的“出口端”和“入口端”，制定了土地、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政策，概括起来就是“335”政策体系，切实保障转户群体的权益。

3年过渡政策。在“出口端”，转户进城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3大权益给予3年过渡期，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农民既可全部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也可部分退出，既可保留收益权和经营权，也可保留收益权，流转经营权，使农村宅基地、农房和承包地像城市土地及住房有价值、可抵押一样，权益实行有偿退出，这有利于农民转户进城后的生存发展，也有利于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防止损害农民利益。宅基地退出分为两类：一类是城郊结合部，由于级差地租清楚，实行农村建设用地整体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方式；二类是边远山区，通过“地票”交易，既让农村建设用地实现市场价值，又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对于承包地，按土地流转或持股方式，一次性或长期流转给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经营大户，进行规模经营。3年过渡期作为一种弹性机制，3年过渡期后，转户农民还可选择是否继续保留其宅基地和承包地。

3项保留政策。一是保留林地使用权，转户居民可自由选择流转或自主经营；二是转户后5年内继续执行原户籍地计划生育政策，享受农村计生奖励扶助政策；三是保留农村各项补贴，在退出承包地之前继续保留种粮直补等惠农政策，避免农村居民因转户而急转身或“裸身进城”。

5项纳入政策。在“入口端”，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变更户口登记，而是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费投入办法，确保农民转户成为市民后的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项保障一步到位，与城镇居民同等享有“老有所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的待遇。

重庆户籍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体系，以“人”为中心进行科学规划、系统设计，把选择权交给农民，以弹性政策让他们自主选择，是一种人性化、弹性化的改革机制，以有效防范改革风险的渐进方式，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统筹兼顾，一方面充分考虑给予转户群体城乡生产生活转换的适应期和过渡期，让他们通过比较自主选择，另一方面一步到位给予农民工公平的城市待遇，保证了改革的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

三、创新路径突破户籍改革的关键性问题

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能如此迅速推开，关键在于紧紧抓住城市和农村两端，用创新的路径、完善的政策体系和严密的操作程序，真正解决了土地、住房、就业、社保、农村发展等关键性问题，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群众的利益。

（一）破解土地难题

农民工进城后，一方面农村土地闲置，另一方面需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导致城市“地荒”和农村土地“撂荒”的矛盾现象。农民转户进城后，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从何而来？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怎么办？重庆探索建立了“地票”交易、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等机制，实现城乡土地有序流转和集约利用，破解土地难题

明确“三权”。把明确农村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产权作为基础和前提，使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的使用权能在银行质押、抵押贷款，能实现有序流转和有偿退出，使农民的权益从源头上得到保障。

流转土地林地。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转户后保留经营权。根据重庆市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依托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制定流转指导价，引导和规范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依法、有偿、自愿”前提下流转土地。南川大有镇农民王明秀一家3口在今年10月转为城镇居民后，将承包的7亩坡耕地委托给集体进行流转，每年可以得到2800元土地流转收益。二是转户后自愿退出承包地的转户居民，按土地流转指导价格及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年限给予退地补偿，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将收回耕地以农业大户承包、引进业主承包等方式筹集和发放农村耕地退出补偿金。重庆市南川区结合辖区乡镇、街道地理位置、土地状况及产出条件，分为三大类区制定了100-600元/亩的承包地流转指导价，以市场化方式引导土地合理流转，已流转土地近20万亩。

公开交易“地票”。2012年，重庆成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专门对城乡建设用地资源进行配置。就是把农村腾出的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复垦为耕地，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公开的原则，以“地票”的形式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耕地留在农村，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地票”交易流动。公开拍卖后的收益扣除土地整治成本，85%补偿农民，15%收益归集体组织。在重庆市南川区，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外农民自愿退出的房屋、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由区土地整治中心负责筹集补偿金和购房补助先予补偿，然后组织复垦整治，申报市国土局验收后取得“地票”。目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累计交易“地票”29720亩，成交金额36亿元。南川区已复垦整治宅基地及其他建设用地1000余亩，有1400余农民获得补偿1.1亿元。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地票”交易有三大作用：一是保证耕地总量不减，以“先造地后用地”“先补后占”代替“先征后补”，确保耕地面积不减质量不降。二是适应了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农村退出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而得到“地票”在交易所拍卖，城镇建设用地通过“地票”获得指标去征地，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动态平衡。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远距离、大范围置换，利用级差地租提升了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一般由2万元/亩变为15万元/亩，这就帮助农民实现了土地权益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反哺资金，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真正通过市场手段得以实现。

强化就业指导。重庆市建立“劳务电子商务平台”，帮助企业与农民工实现信息互通，找到工作。对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开展一对一的帮扶，开发城市管理等等一系列公益性的岗位进行托底安置。

着力就业培训。转户居民可以享受免费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重庆筹资25亿元在全国率先对中职五类学生实行“学费全额资助、生活费包干补助”政策。为让农民工有一技之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重庆市还加强对在岗农民工的培训，年均培训约30万人。

（四）破解社保难题

重庆在农民转户进城的同时，将“新市民”同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统筹的保障范围，杜绝发生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现象，努力防范改革风险。

落实养老保障。农民转户进城后，有3种保险可选择：一是转户后在城镇用人单位工作的，由用人单位为其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用工企业缴纳部分由基本工资的12%上调为与城镇职工一样的20%；无用人单位的，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二是整户转户退出宅基地且年满16周岁以上的人员参加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并按照退地时的不同年龄确定缴费标准和缴费年限，退地补偿金优先用于缴纳保险。三是重庆还投入36.7亿元建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在南川等30个区县启动试点，参保比例达到96%以上，明年将覆盖全市。重庆率先构建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核心保障。

落实医疗保障。XX年，重庆在南川等5个区县启动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试点，目前已将中小学阶段的学生，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和少年儿童，以及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纳入保障范围，实现了城乡医疗保险同平台、全覆盖。农民转户进城后，在企业就业的，由所在单位按规定为转户居民按城镇职工标准缴纳医疗保险。若没有用人单位，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若没有条件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转户居民，也可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个人可自愿选择缴费30元或120元，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居民不用缴费而由政府承担，当年最高可以报销9万元或15万元的医药费。

强化低保救助。农民转户进城后，因贫、困病、因灾致贫的，可按规定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可享受与普通市民同等的贫困医疗救助，所有费用由政府买单。以南川区为例，农民若转户进城享受城市低保240元/月，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每月高124元，全部由政府承担。

（五）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

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如何实现增收致富。重庆市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推动，以“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为载体，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推动农户万元增收。重庆在“两翼”实施使有劳动能力的农户三年“户户”增收万元的“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鼓励依托资源大力发展林业和林下经济。第一，加大资金投入,今年财力投入20亿元，银行贷款30亿元，明后年财力投入60亿元左右，整合农业、扶贫、林业、国土、移民等资金，集中投入增收工程。第二，推进产加销、农工商一体化。到2012年，培育200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实现销售值600亿元以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3500个，入社率40%以上；建成100个农产品交易市场，1000个辐射全国的林下产品销售网点，将林下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第三，实行优惠政策扶持,包括税收减免政策、资金补助政策和继续执行现有农业补贴政策,实现兴林致富奔小康。农民转户进城，农村人均耕地会增加，其承包地通过土地流转撬动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带动规模经营，推动农林业与加工业、旅游业等联动发展，也会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目前，重庆市土地规模集中度达25%，重庆南川生态大观园规模经营度超过了50%。南川区以发展乡村旅游、盘活林业资源、发展规模农业多措并举助农增收，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18%。南川区南平镇永安村村民紧紧抓住神龙峡景区开园的机遇，大力发展农家乐为旅游配套，今年实现户均增收万元以上。我们在南川区大观镇调研时，观溪村的周中文高兴地对我们说：“我把土地流转给澳美集团搞农业开发，不仅每年获得每亩600元的土地流转金，在自家门口还可打工挣钱，何乐而不为呢？”

改革农村市场体系。一是改革资本融通体系，市政府出台措施，推动各大银行特别是重庆本土“三大银行”先行，在全市开展农村三大产权的抵押贷款，为农村发展输血。二是改革农村流通体系，发展龙头企业，建立产加销一体化的协作体制，发展连锁商店，建立生猪期货交易所，培育专业交易市场，让农产品卖得好、销得远，使农民增加收入。三是改革财政资金补助机制，财政三年投入90亿元，用于对农民进行直补，完善流通体系，补助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要素市场，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提供充裕的资本支持。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必须实现一体化发展。重庆投入300多亿元，今年实现乡乡通水泥路村村通公路，投入420亿元发展水利，全部解决城乡居民饮水安全，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对退出土地复垦整治本身也是改善农村设施的举措。复垦整治形成“地票”交易所得，既增加农民土地权益的收入，又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加快推进乡村道路、公共服务中心、巴渝民居建设，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六）破解改革成本难题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确需付出巨额成本。对此，重庆进行了审慎的测算和评估，按今明两年集中转户338万人，全部整户转移、全部退出土地测算，总资金需求约XX亿元，其中取得城镇居民身份1200多亿元，解除农村居民身份近800亿元。经认真分析，完全可以通过政府有效引导，借助市场力量，撬动社会各方面分摊改革成本，让巨额改革成本“化整为零”。一是养老和医疗保险。转户前农民工参加农民工养老保险，转户后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由12%提高到20%，平均每人每年需多缴1000多元；同样，转户前农民工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转户后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企业平均每人每年需多缴1000多元，两项合计需多缴XX元。如果有200万人就是40亿元，缴费十年就是400亿元，这笔支出应该由企业承担。一方面，全市企业每年增加支出40亿元，占万亿元工业销售值的比例不到1%，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甚微。另一方面，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成为企业职工后，会极大增强农民工的主人翁意识，为企业创造出远超过40亿元的财富。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定规则，让企业合理分摊成本，让所有的企业、同一企业的所有人共同遵循。二是住房保障。重庆到2012年，全市建成公租房3000万平方米，需要投入700多亿元。重庆地产集团划拨3万亩土地相当于注入200亿元，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金的5%加上今后将开征的特别房产税注入100亿元左右，通过银行贷款、信托等方式融资可形成400多亿元的资金量。融资400亿元一年利息大约20亿元，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约60万套，按每套每年租金6000元计算，每年大约有36亿元租金的现金流，不但可对冲掉银行利息，还可将剩余部分用作维护等费用,可以实现动态平衡。三是教育。农民工转户进城后，对其子女上学不再收取择校费。教育成本增加主要是教育设施生均经费支出，约需20亿元，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支出。四是就业保障。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后，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和保障体系，分类开展教育和就业培训，给予创业扶持，需要政府投入10亿元左右。经仔细算账，这次户籍制度改革XX亿元成本中，需要政府直接支出100多亿元，包括解决40多万已用地未转非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为随青壮年农民工入迁的老年人支付养老保险待遇等。因此，预计这次户籍制度改革需财政启动资金100亿元左右，对财政收入已达1000多亿元的重庆而言，通过努力有把握实现目标。

重庆紧紧抓住城市和农村两端，把农民转户、就业、住房、保障、增收同步考虑，把加快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统筹谋划，把社会体制改革与市场机制创新紧密结合，突破解决了农民变市民的关键问题，赢得了各方的支持。

四、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与启示

（一）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意义

探索了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路径。重庆将户籍改革与打破二元社会结构同时纳入城镇化过程，通过放开城镇户口、减少农业人口，变农民工城乡资源“两头占”为“一头占”，运用市场机制，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最终实现农村人均资源和经济收益成倍增加；通过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主选择和流动，打破城乡户籍分割壁垒，改变社会二元结构，促进农业由非市场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变，最终建立起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能够消除城乡差别的体制与机制。

探索了一条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路径。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主线，建立统筹城乡动态开放的户籍制度，实现了农民工变产业工人与城市人的职业与身份的双重转变，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缓解了城市“民工荒”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双重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

探索了一条盘活城乡土地资源的可行路径。户籍改革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重庆户籍改革将二者统筹考虑，通过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土地交易市场，让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一体流动增减挂钩，解决了城镇化用地“地荒”与农村耕地“撂荒”的双重矛盾，极大地解放了土地生产力，其释放出的巨大的活力，必将推动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

“户籍改革一小步，社会前进一大步”。重庆的户籍改革，是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破冰之举，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之举，是关怀民生、拉动内需的智慧之举，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创新之举，充分体现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突破统筹城乡发展制度障碍的胆略和魄力。

（二）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启示

坚持以民生为导向是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人”的一体化。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解决人的公平待遇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美好，因此，整个改革设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追求发展方式的转变，也解决好发展型民生。在改革体系的设计上，不管5项纳入还是3年过渡、3项保留，都是以维护人的权益、保障人的发展为重点，将长期在城市生产生活的农民工变市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管辖范围，投入真金白银让农民顺利实现城乡转换。重庆市委为此还专门召开全会，安排落实公租房建设、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留守儿童关爱计划、发展微型企业等十件民生大事，总投入达3000多亿元。在投入上，创新公共财政投入制度，坚持民生财政两个“不动摇”，使市、区县两级财政从“保运转”向“保民生”转变，以政府投入牵引市场力量参与改革。重庆的户籍改革充分体现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道路，解答了如何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符合“十二五”规划建议关于“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求，从体制机制上确立了民生导向的统筹发展之路，为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城乡全面小康提供保障。

坚持统筹兼顾是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方法。重庆户籍改革打破“就户籍改户籍”模式，统筹兼顾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在具体对象上，兼顾农民工与其他群体，在关键环节上，兼顾“出口”与“入口”，在推动发展上，兼顾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方法上，兼顾当前与长远，对政策进行系统化设计，制定了“1+3+10”（《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和农村土地退出和利用、户口迁移、社会保障三个核心办法，配套设计了土地、社保、教育、卫生等10个方面）的政策，形成了配套的制度体系，以实现城乡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保证农民转户的平稳过渡。在制度体系设计中，坚持通盘考虑，突出综合配套，从土地、住房到保险等，制度严密，环环相扣。在工作推进上，各区县政府作为实施户籍改革的大平台，农民工的就业单位为主要载体，大中专学校也是重要载体，基层派出所是操作载体，全面畅通转户渠道，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农民工满意的局面。

坚持以农民特别是农民工为主体是推进统筹城乡户籍改革的动力。重庆的户籍改革试验，以农民自愿为前提，以农民工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选择，坚持自愿、有偿原则，把权利交给农民，是一场将已经在城市具有就业竞争能力的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实践。同时继续加大力度培训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涵养农民工，使农民转为市民的城镇化过程，变为他们不断提升和获得城市生活与竞争能力的过程，有效地防止城镇化过程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促进了改革顺利推进。重庆市委市政府把转户农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坚决防止损害农民利益，防止农民流离失所，防止出现城市贫民窟现象，确保农民带着尊严进城，带着财富进城。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的农民，可立即由此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及购房补助，显化其资产和权益价值，增加转户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让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民退出土地后有经济能力支撑社会保障，获得和近郊城镇征地相近的收益。在设计户籍改革政策和推进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转户意愿，依法办理，有偿退地，完善社会保障，确保农村居民进城后，生活得到保障，实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整个制度设计上，重庆市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真正激发了农民群众的转户热情，促进了转户工作顺利推进。

（四）坚持依法运用市场杠杆是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重庆的改革试验在坚持“分蛋糕”的公平机制的同时，始终注重“做蛋糕”的效率机制。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自由流动中实现更大范围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坚持运用市场杠杆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对农民相关使用权进行价值量化，让转户农民受益。坚持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共同分担改革成本，比如，市场主体参与地票交易、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参与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为企业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以政府投入牵引市场力量跟进，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确保统筹城乡户籍改革可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