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

第一篇：《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

代表作获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台湾作家齐邦媛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

本报记者 傅小平

对于《巨流河》在中国大陆受到的欢迎，台湾作家齐邦媛感到意外。她从没想到这本书能跟大陆读者见面。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把繁体字版介绍给北京三联书店，居然没经多少波折就出版了，“大陆媒体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简体字版出版以后删减有多少？我可以告诉你，删减其实不多，不到一万字。被删部分，基本上我都是认可的。”

她更没想到，这本书会在大陆频频获奖。自2010年简体字版推出以来，《巨流河》成为各种年度好书评选中最热门的候选。继今年年初获颁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散文家奖后，近日，齐邦媛又凭借此书获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大奖。“说实在，起初对这个奖我并不很了解。不过，‘在场主义’的提法让我觉得亲切。以我的理解，在场就是亲历。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我所亲历的真实的故事，其实也写下了大家的故事。书出版后，我收到了近五百封各地的来信。有不少人都在信中感慨：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你写的是我的故事。我想，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把自己放了进去。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巨流河》的写作，缘于学术翻译名家单德兴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计划。他盛情邀请齐邦媛参加。“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可谈较少，半生以来，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热诚邀访。”从2002年秋天起，原拟访问齐邦媛谈女性处境的赵绮娜教授对她进行了十七次访谈。“访谈开始不久，终因世事纷扰，没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

直到2005年初春，齐邦媛下决心重写的时候，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此后，她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次返乡之旅，当她坐在大连的海岸，望着曾经扎根的岛屿，那一幕幕历史场景重现。“我原只想写我父亲齐世英，自从巨流河一役失败，终生流亡的事迹。但是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料写那个壮阔的场面。我终于决定，只能从小我的观点写我跟着父母生存过的那个时代。”齐邦媛温和细软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带着一种无可言状的人生感喟。

作为亲历者，我的写作态度是客观的记者：《巨流河》读后，印象深刻。这本被归为散文题材的回忆录，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于讲述往事的方式：父亲齐世英救亡图存的奋斗之路和作者的成长历程，两条人物主线水乳交融。个人史、家族史相互映证，更展现了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乡愁。这样独特的结构经营，在散文体裁中非常少见。

齐邦媛：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觉得难以归类。有人称它为自传体散文，有人把它归为长篇小说，我自己更愿意把它称为散文。事实上，自传、小说这些题材原初都是散文。我没有想要给这本书一种特定的形式。开始我想写大的历史。但我发现这样我没法写。像东北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我写当年我父亲的事，也都是根据他的口述史资料。但我的资料实在是不够，我也不能随便写。而从个人记忆角度切入，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是可以多写，可以少写的。记者：因为写的相同的题材，而且差不多同期出版，媒体或评论大多把《巨流河》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放一起做比较。大体而言，相比《大江大海1949》的激越，您的《巨流河》显得颇为平实。有人评价道，您把波涛汹涌转化为波澜不惊。您自己怎么看？

齐邦媛：我的写作态度是非常客观的，因为客观，所以平实。我和龙应台是两代人，她

是作为旁观者去看那段历史的，有鲜明的政治介入意识。我作为亲历者，80岁以后看人间事也许真的超然了一些———你连生死都超然，你还激越吗？

所以，我只想写自己能感悟到的人生经验。我觉得我并不仅仅为自己写那段历史，我的故事真的代表很多人，我死了就没人知道了。我出书时已经80岁，我只想我能不能说一些我能说别人不能说的话。我知道的，在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说的是别人不知道的事。我现在说得很高兴，我居然还活着。

文学永远是少部分人“必要的坚持”

记者：读这本回忆录，能读出很多的“假如”，假如东北无恙，假如郭松龄将军当年能打过巨流河；假如那个叫张大飞的飞虎队飞行员没有为国捐躯；假如您没有因为特殊的机缘来到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我想正是有了这些“假如”，才成就了这本“惆怅之书”。也因为此，才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时时有所触动。我想知道的是，在这些“假如”后面，是不是隐含着您对历史和人生独特的理解？

齐邦媛：我也会做这样的假设。假如我当年留在上海，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当时来台湾，我可以说是自愿流放的，没想一来就是一辈子。所以感觉到心里很不甘心，打日本的时候，你拼命保护自己的家乡而打仗，结果你回头一看家乡已经没有了。我们当时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回老家了。我父亲是家中的独生子，家还得靠他撑起来的，结果没有家了。我们那样的流离终身并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你真的无家可回了。

所以，在半生的时间里，我都想写我父亲那个时代，写他们的理想与幻灭，可以说到了魂牵梦萦的境界。对我个人来说，《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我幸运能受高等教育，启发我日后进修研习文学思想，终能取得感情与理智的平衡，我自六岁起就是“外省人”，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国故乡，若是还有祖居三间瓦房多好。春天来时，也许会有燕子来到屋檐筑窝。记者：在书里，您用很多笔墨刻写了包括您父亲在内的一个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在颠沛流离之际，这些知识分子仍然坚守理想，仍有文学安慰心灵。而且因了他们的坚守，有很多像您一样的学子，在那个年代，依然得以受到非常完整的教育。您对他们充满感激和深情。对此，王德威评论道：读《巨流河》才能真正懂得“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齐邦媛：王德威在研究文学史多年后才有此叹息，百年动荡埋没了多少智慧心灵！我们这一批人，两代退居海隅，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因为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

现在回想起来，人生有许多道路，每条路都有许多人在行走。我有幸（或不幸）出生在革命者的家庭，所见所闻影响我一生思路的选择。八年抗战中，我由少年长大成人，曾深切投入英雄崇拜的感情。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教书时也以此为目标。

记者：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文学都置身边缘。时过境迁，在当下消费时代里，您认为文学是否还是“必要的坚持”？

齐邦媛：朱光潜先生有篇文章，《慢慢走，欣赏啊》，受它的启发，我知道文学包含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态度与品位。其实，文学有多少人在写，多少人在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它的人真正懂得。哪怕，只有少数人真正喜欢。文学能给人以温暖，让人理解并同情他人的痛苦，叫人学会容忍。文学永远会是一部分人“必要的坚持”。

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记者：您浓墨重彩写到的这些知识分子，吴宓也好，朱光潜也好，还有钱穆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政治保持距离，在乱世中坚守书斋，保持一份独得的清醒。您也写到了

积极介入时代的闻一多，并表示：我最伤心的是，我们很崇拜闻一多。其实关怀家国命运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不卷入政治，卷入之后又往往迎来悲剧结果。您认为，知识分子该怎样体现自己的社会关怀和立场？

齐邦媛：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事实上，政治是一种专业，并非人人适宜从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

所以，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对于任何主义，宁可在心中有距离地了解，慢慢地作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说，我最伤心的就是我们很崇拜闻一多。我伤心的是，他一个那么有才气的人，竟然像个孩子一样疯狂。我写闻一多那段，是对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反省。因为，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太大了。那时他每一次公开演讲，学生简直疯狂。闻一多那时候骂国民政府骂得实在太厉害了，他说这个腐败的、坏政府绝对要打倒，不能再让它存在下去，但他很不冷静，他看不到更远的未来，他不知道怎么去建设。

我觉得一个理智的人最反对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爱情也是，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我父亲跟我最常说的话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气。”我们小孩时觉得沉住气没意思，可我后来知道这个很重要。

记者：在那个年代，从大陆去了台湾的一代人，大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在您的这本回忆录里，基本没提“乡愁”这两个字，呈现更多的是“没有家可回”的感伤。您说，“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同时，您也说，“有没有故乡怎么样，我至少还有灵魂。诗里面就有灵魂。”该怎么理解？齐邦媛：到了台湾以后，我曾回过大陆。到过我从小生长的家乡。可惜的是，物是人非，早已看不到我记忆中的影子。那还是我的家吗？我已经没有家可回了。我大半生都在台湾，但我早年生活在大陆，那里才是我的根。所以，在台湾，有时我会有没根的感觉。但毕竟是台湾包容了我，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谈话、交流，做我喜欢做的事。死后也将安葬在这里。记者：尽管只在《开拓与改革的七十年代》和《台湾、文学、我们》等少数几个章节中，您提及自己在推广台湾文学方面做出的努力。但您对台湾文学所做的贡献，是台湾文学界一致公认的。很多作家都亲切地称您为“台湾文学的推手”。这些年，台湾文学开始走红大陆，大陆也设有华语文学奖项。但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史中，台湾文学一般划分在港澳台文学部分，只占较小的比例，而且介绍也相对滞后。就两岸之间文学的交流和合作，您有什么期望？齐邦媛：很多事情非人力所为，还是顺其自然为好。政治、文化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文学史写作。我看重的是文学本身，是创作本身，而非文学史。我不知道，台湾文学现在还是以后，会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史上，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但至少在我的书里，就有大半内容说到台湾文学。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即使过了很多年后，如果还有人在阅读，这就证明台湾文学还在。这是我所能做的。

齐邦媛：1924年生，辽宁铁岭人。原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第二篇：巨流河读后感

巨流河读后感范文（精选5篇）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巨流河读后感范文（精选5篇），欢迎大家分享。

这周就像赶鸭子上架，短短的几天要读完两本书，还要写读书笔记，顿时感觉压力山大。时间，真得像海绵里的水，挤挤就有了，很幸运，我参与了这场阅读，没有和这篇鸿篇巨著《巨流河》擦肩而过。

《巨流河》是文学家齐邦媛先生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花费四年的时间，写下的个人传记文学。先生淡淡的笔调，细腻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和父亲两代人，纵横百年的故事。整篇文章，作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平静的语言，叙述着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文章没有晦涩难懂的情节，却处处充斥着浓浓的悲伤，让人心酸流泪。

齐邦媛先生出生在一个官宦的家庭，爷爷齐鹏大是张作霖奉军营的旅长，父亲齐世英留学德国回家，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参与了郭松龄兵谏，东北失守后，一家开始亡命天涯。作者从童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周转了大半个中国，家乡沦陷、一路逃亡、张大飞的离世、父亲政治生涯遭遇不测……国仇家恨伴随着少女时代的齐邦媛一直成长到耄耋之年，在整个逃亡的过程，看了无不让人动容，或许整个故事叙述的太真实，太感人了吧，自己读着读着心里就会堵得慌，眼泪哗哗地留下来……

整本书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抗战期间，兄弟并肩，全民一心的峥嵘岁月。尽管在大半个中国沦陷的情况下，中国的有志之士，依然相信中国不会亡，依然努力的办教育，让逃难的学生有学可上。齐邦媛先生也是那不幸中的幸运儿，在敌人的轰炸机下慢慢长大，亲历那些风云流徙。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一路颠沛流离，不但有学可上，有书可读，还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而且是举国最高水准的教育，有朱光潜大师，吴宓，孟志荪等学术界名师的指引，有个积极支持他学业的老爸，让人羡慕不已，书中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的话，记忆尤深：“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极弱至此，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这和现在宣传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出一辙吧。

教育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作者也正是在南开六年的求学生涯奠定了她一生进修的基础。当然作者更是一个让人敬佩的人，无论是在国破家亡的逃难路上，还是爱人、亲人阴阳远隔的苦痛面前，她都没有放弃自己追求的文学，后来，她背井离乡，远在台北，经历了最初的相夫教子以后，踏足校园、留学海外，大学从教、编纂教科书等重要的工作，看似顺利，却又饱受磨难，看似平淡，却让我们念念不忘，她这种努力不懈的坚持，让人钦佩不已。也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成就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此桃李满天下。

书中让我最为感动的就是张大飞，那个似哥哥，似朋友，似情人的张大飞，读完张大飞写给哥哥的绝笔信，让我哽咽不止：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也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

这些年，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张大飞是《巨流河》里最为动人、最为令人难忘的角色。齐邦媛先生用最为内敛圣洁的笔法，用最为至爱精诚的态度，书写了她和张大飞的心灵默契，相伴了她一生的灵魂之爱。

最后，齐邦媛先生回到了大陆，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巨流河与家乡的亲人，其一生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最终得到了回归，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了一生，就像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评论的：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来概括了她不平凡的一生。也给不可逾越的巨流河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

上学期，刘老师给我们讲了一本名叫《巨流河》中的一段故事，我听得如醉如痴，放学便把这本书买回家了。刚看了两三页，就投入进去了，有时竟忘记了吃饭。仅7天时间便读完这本书了。

《巨流河》这本书是齐邦媛女士写的。描述了当时国家和日本对战，胜利后国共又开始对战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在这期间，又讲述了去乐山上大学时，先念的哲学系，后又因为朱光潜老师的引导下，转成了外文系。在当时的社会下，朱光潜老师可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当我读到这时，不禁羡慕起齐邦媛女士了，羡慕她竟有这样一位老师。而且她的身边还不止一位名师，还有许多名师在她身边。俗话说；“人在什么环境中成长，日后必定成为那样的人。”虽说齐邦媛女士那代人在日本占领东北后，流亡到了关内，又向后方逃难，在西南读书，抗战胜利后又打内战，但又因为许多名师在她身边，她成绩很好，还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这本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从南京逃到汉口在车上的画面，有人掉进河里，摔倒了却没有人去扶。我想，也许因为死亡的逼迫，大家选择了顾自己。

有时候，我在边读《巨流河》这本书时，还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当时郭松龄成功度过巨流河，倒张作霖成功，是否东北能够及早现代化，也是否能够避九八一，现实的发生呢？是否就没有其他国家援助中国对抗日本呢，是否打败日本后国共不内抗呢？但后来，我想，如果历史上没有日本和中国这场战争，也许，中国还处在腐败的社会里，中国也就不会从此站起来。唉，历史总是非常神秘，使人难以揣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深深的感受，那就是，珍惜时光，多读好书。齐邦媛女士既然都能在战争时代里那么用功的读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虽然号称喜欢读书，从高中以来却很少读传记、小说一类的`书刊，偏见地以为这些都是无营养的文体，作者意图调动读者一些虚假的感情体验，因此偏爱如心理、美容类书籍，并因其所具有的知识性美其名曰为“工具书”。

《巨流河》之前不久读了《江城》，觉得老外这本书写得浅显而可爱（也可能是语言的关系，总觉得科班出生的作者无论是语言或是思想都应该展现更深层次），但是从一个不那么深邃的外来人的角度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个时代的隐痛。

如果《江城》所描述的痛楚只是如刀尖划过皮肤，那读《巨流河》所感受到的哀伤则是如心上挨了一记黯然销魂掌般一阵剧痛过后仍延绵日久。《巨流河》书本末尾的评论很精准，齐老师用极其低回的方式处理那些原本戏剧化十足的大情节。我从中读出，她这种低调的文字来源于她低调的处世方式，来源于清洁端正的家教与自持。她的文字，甚合我的脾胃。正因为如此，我把中国这段我一向不以为然的历史读进去了，它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几页死硬文字，而是幻化成了活脱脱的场景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的情感也随之宣泄，当学生不得已开始辗转求学时，我哭；当难民慌不择路逃命而未能时，我哭；当张大飞为国殉难大爱却无言时，我哭的泪不能止。上一次从书里获得如此这般的感动还是高中时期读《平凡的世界》。

《巨流河》应该是一本史诗级的邻家读物，源于齐老师看似平凡，却有着不凡的身世。感谢她能翻滚并幸存于历史的洪流里并以自己的独特视角见证和记录这一切，让在无忧无虑中长大的后人得以宁静地端坐，仅透过她的文字，就能恐惧着她所恐惧的，爱她所爱的，感受着她所感受的那么真实的一切。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私有的，是归属于同一个群体的。在个人修养未够的时候，我只是以一个中华炎黄子孙的视角去看待并认同文化，所以《千只鹤》、《百年孤独》、《简爱》这样的文字并不能让获得有入世外桃源般的心潮澎湃，《巨流河》却大大的可以。

好书果然能做到余音绕梁，三日而不止。好多天了，我都止不住思考：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得出的答案是：时代虽不同，人的灵魂却应该有着相同的安抚方式，简单、宁静、朴素地生活一定还是方向正确。如今，齐老师那张纯净的脸庞总会时不时在眼前浮现，她和她在书中所认同的那些具有清洁人格的时代英雄（齐世英、朱光潜等），渐已成为我心中珍重的榜样。

《巨流河》之后，难再有此类传记文学能给予我相同震撼！

经朋友强烈的推荐，也为自己不久将来的台湾之行作准备，我网购了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一书，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读完。本有兴趣再读，但禁不住源源不断的好书的诱惑（最近在看《南渡北归》三大本）。既是积习使然，更担心初读和粗读之后形成的印象如烟逝去，所以还是在再读之前留下一点文字，算是给自己和给阅读一点交代吧。

此前不知道齐先生为何人，此后也难知道更多，因为她还不算大名人。但这样的身份似乎更容易切近我等。《巨流河》如她的自传，所以读来真实亲近，还有几分别致。

她1924年出生，今天近90岁高龄。其间身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台岛建设。虽然一生主要事业即读书、教书和编书，似乎并不耀眼，但能见证近百年的变迁，人生自然带几分传奇。但她对这样的传奇，无丝毫的夸张、炫耀和突出，她尽量把自己放 “平”，只是以一个亲历其间的女人、学人和教徒，来观察、感受和叙述。这一段历史，有中日之战，有国共之争；有东北的流亡，有大陆的远离；有党内的倾轧，有学理的争持。她以一个敏感女子的心性，以一位虔诚教徒的心境，以一介普通平民的心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这段最近的历史，于我们更真实，更生动，更细腻，稀释了以往它给我们的抽象感、宏大感和倾向感，让我们对战争之痛、乡愁之伤和建业之难有更为深切的体悟。

作者一生，投入地读书，而获丰满的享受；执着地教书，而富有成就感；勇担使命去编书，对台岛文学和教育卓有建设、革新和推广的意义。其间，和张伯苓、朱光潜、吴宓和钱穆等大家亦师亦友的醇厚经历，也让人欣羡不已。同样重要的是，她竟把这一切写成了眼前这本30余万字的《巨流河》，让我直叹斯人不虚此生，不负此生。

数度哽咽，数度流泪，数度澎湃，然后归于平静。读这本书时，许多的画面烙印在心灵之上，给了我从未有过的震撼与感动。

《巨流河》与其说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不如说是一部记录中国二十世纪的大事记。一位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人生，承受着巨大悲伤，心灵上刻满弹痕的八旬老者，深沉如大河般和缓而有力量的述说家国的命运，即使在生离死别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也许这正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书作者齐邦媛，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巨流河就是现在辽宁百姓的母亲河——辽河，她的父亲齐世英，是当时东北革命军的辽字一号，深入参与了抗日战争和内战过程，亲身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精通德日英三国语言，还只是个少年时，便深感那时的北方乡村，国民知识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淳朴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愚昧。长大后，他坚定地认识到，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地教育才能潜移默化的拯救积弱的旧中国。在战火中，为保中国薪火，临危受命拼力保护一千多名师生撤离南京，在防空的警报声中创建了水深火热战线后的一扇窗——《时与潮》杂志。在与父亲走过的几十年岁月，得以建立较高的价值观和对知识的认知与追求的方向。

朱光潜先生，中国近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教授作者英诗课。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着理想中的美好。我在读到第一百一十三页“某日，在先生教到长诗《玛格丽特的悲苦》中‘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时，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时，竟发现眼泪早已霸占了自己的面颊。这何尝不是朱先生忧患家国无处呐喊的内心不经意间的决堤，让人动情，深思。正是在这样大师的引领下，作者得以系统的学习着知识，逐渐健全着人格，培养起高尚的情操。这就是大师的本色，静静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站在学生的生命力？

张大飞，东北子弟。作者笔下一个让人痛彻心扉的英雄。与作者有着至真至纯的超越了爱情的感情，曾在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下，在心底一起呐喊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中国不忘，有我！”的人。在七七事变时加入了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作为读者，我无法接受一个26岁英姿飒爽，满腔热忱的青年，在丧失父母成为孤儿之后会欣然平静的迎向死亡。抗日战争中，正是有无数个张大飞才会换来今天的美好生活。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眷恋，当他宿命式的向死而去，却在生者心里留下了灼伤般的疼痛？

一九四七年，齐邦媛先生去到台湾，成为台湾大学外文教授，教学，著书，翻译，成为将台湾代表性文学英译推介至西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的先行者。她庆幸自己，在战时，依旧按部就班的接受了系统的学习，更是在名师指导下专心文学。一生受用不尽，齐邦媛以亲生经历见证了知识之重要性，教育之重要性。所以，在大学任教期间，自编教材，训练学生敏锐思考，培养阅读能力。讲义几乎是节节课都会从新做。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在我的少年时代，总会有用“发黄的讲义”来形容老师的辛苦，现在看来到像是某种讽刺了。

这是一本厚重的书，翻开它，你便不舍漏去一字一句。于是，任何简单，断章取义的读后感，都会是对历史得不敬重，只有亲自用心阅读，才能感受到作者那一生的情怀。

《巨流河》，一位历史见证者的回忆，随着往事的追忆，我仿佛听到了那个战火死亡阴影下一群流离失所学生在流亡的路上，在月光下，在炮火中，依旧希望不灭的唱着《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第三篇：巨流河读后感

由《巨流河》说开去

本人素爱读书，得知某知名媒体评选出了所谓的2011十佳好书，就根据获奖名单购买了前三名，其中高居榜首的就是由齐邦媛女士所撰写的文学体自传《巨流河》。

齐女士生于1924年，辽宁铁岭人。父亲齐世英曾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主持东北党务。作者以年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完成此书，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本书大体有两条主线：一是借着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一是从自己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逃离至重庆，八年间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教育，受业于名师朱光潜，得文学启蒙，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成为台湾文学推手。

一气呵成地读完此书，内心的血液就如涛涛江水，从巨流河一路奔腾至哑口海，最终戛然而止，令人荡气回肠，近百年的沧海桑田在白驹过隙间已恍如隔世。钜作绝非浪得虚名，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使得无论是烽火狼烟的战争年代而或是艰苦卓绝的求索岁月，都能让人身临其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在台湾文学界、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地位，使得此书深孚众望，一面世便大受追捧，以致洛阳纸贵。一大主流媒体如是介绍及评价该书：“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对于此书的溢美之词无以言表也无需赘述，各大媒体及书城一时间铺天盖地。我仅以此书作为出发点，谈一些题外话，以作引玉之砖吧。

很多读者都把此书当成了了解民国政治历史的报告文学，欲通过作者的描述去感受那番可歌可泣的民族大义，不免有失偏颇。因为本书的两条主线（齐世英和齐邦媛）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前者相对于后者是多么苍白无力。一方面是由于前者来源于作者的见闻，而后者则是亲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作者的根本立场，而这才是最值得发人深省的地方。

尽管作者身逢乱世，但其殷实的家境使得她从不间断地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不仅贵为名媛，而且师从名家，这是普罗大众即便在今时今日都难以奢望的。在整个民族危亡之际，热血青年大多参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等政治问题的大论战的时候，作者思考更多的恰恰是莎士比亚、拜伦和歌德。在去台湾之后，作者始终致力于台湾文学教育的纯洁性。因此，作者的自我定位其实非常明确——“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或具有小资情调的人。个人认为作者暗含的根本立场其实就是“去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它不仅贯穿了作者的一生，也是本书的主旨。

读完此书，最让我动容的人物，一是作者的父亲齐世英，早年留学德国，学习政治哲学，抱着一腔热血投身爱国事业，换来的却是被蒋介石开除出党，晚年少言寡语；二是广大和作者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们，无论是去是留，用作者的话来说，他们的热情都成为了那个时代

政治的牺牲品。

个人利义取舍关乎民族生死存亡，国仇家恨也裹挟着个人荣辱。在五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不能成为亘古不变的处世金针。回顾一段非常的时期，则是为了审视一些事物的本质，以体验生活的真谛。对于政治而言，在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多么单纯，因为政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本身就是政治。人由于其社会属性，必须在广泛的公共生活中塑造自我，政治本身就是公众生活的实践。马克思的观点略有不同，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强调人的主体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人的社会实践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行为，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谈论政治，并将政治与社会生活而非阶级斗争等量齐观，那么对政治讳莫如深或者谈虎色变就大可不必，所谓的“去政治化”也就无从谈起。

在二千年的封建时期，政治沦为了权谋；1840年以降，政治徘徊于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间，并在不经意间成为意识形态的代名词。纵观今时今日，我们对待政治是如此极端：一方面是对政治斗争的极度热衷；另一方面则是对公共生活的极度冷漠。当生活不再具有理想，那对于生活的热爱也仅只剩下对物质品质索然无味的追求；当生活脱离了时代，那拟古主义的审美情趣也足以唤醒尘封的消费符号，在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大行其道。因此，对于政治错误的理解，并不能通过停止对政治的理解得以解决。一种高度“去政治化”的生活姿态，不仅无助于理解生活的真谛，也注定成为不了联系诸多社会生产要素的普世方案。

在一个重视消费甚于生产，符号消费甚于功能消费的时代，历史、政治、艺术乃至生活都有被异化的风险。正如古希伯来先知们撰写圣经申命记的篇章以让世人重新知晓上帝的旨意那样，我们也需要在当下重新审视那些我们自以为是的理解。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人的主观见解可能略显不合时宜，还望诸位有识之士交流指正。

第四篇：巨流河读后感

巨流河读后感

巨流河读后感1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留德归来后进入张作霖部队，作为军队维新派，《巨流河》一役功败垂成是其终身之憾，渡不过的《巨流河》像现实中的严寒，将军队革新思想困冻于此，也是东北渐至全中国近代苦难的开端。从东北的《巨流河》到台湾的哑口海，是从北到南的地理位置变迁，是作者八十余年的人生轨迹，更是对中国从军阀割据到抗日战争再到横跨两岸的关于时代变迁的记述。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带着读者重读她的人生，留学归来、满腔热血报效国家的父亲，温和而持家有道的母亲，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学子，愤而求学、报效祖国的人们，满怀激情的`爱国人士，形形色色的人物是历史长河中的微不足道的小小水滴，却又组成了惊涛骇浪让人阅而往返。

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作者童年正处于军阀时期，因家庭的关系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因家庭背景，其生活虽不富足，却也享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不能拥有的教育、医疗和生活。书的前半部分大都是国内混战及抗日时期作者的亲身经历，从一个普通的社会中层人士的角度来了解当时历史，这也是很独特的吸引我读下去的一点;后半部分都是作者在台湾的个人工作建树及生活。个人认为，书中最可看的是前半部分，其中作者对自己少女时期初恋的回忆，懵懂又青涩的爱情在国内战乱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

巨流河读后感2

齐邦媛教授的回忆录《巨流河》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我感到有以下优点。

一是内容厚重。作者80高龄写成此书。一生经历了诸多重大的历史变迁。从抗日战争，到内战，到台湾和大陆从对抗到对话的各个时期，都以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特视角记录了亲历亲闻。有很多独家的历史细节，十分珍贵。

二是作者既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又有很高的英文修养，全书既是严谨的史笔，又是优雅的散文。现在国内出版的回忆录也很多，对历史抱有严谨态度者已是上品，兼具美文品质者十分罕见。而一般大陆作家的回忆录虽有文采，但有历史感者极少。

三是若干内容给人以现实启迪。在现代化进程中，台湾比大陆快一拍。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台湾的昨天是大陆的今天，台湾的今天是大陆的明天。

且举一例：齐邦媛在1970年代在国立编译馆供职，主持新编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台湾原来和大陆相似，在党化教育的大环境下，语文教科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比重很大，别的选文也着眼于政治需要，差不多成了政治教科书，学生十分反感。齐邦媛借重一批开明教授的支持，改变了这个格局，让语文回归语文。这有点像前些年钱理群他们组织编写《新语文读本》，向官方版陈旧的语文教科书发起挑战。所不同的是，齐邦媛获得了成功。而钱理群的《读本》至今处在边缘地位。上海的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企图告别阶级斗争史观，采用文明史观，因几位史学界左爷告状，干脆被官方封杀。而台湾教科书改革，虽有守旧势力责难，经历阵痛，毕竟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陆今天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台湾70年代的水平。

巨流河读后感3

上学期，刘老师给我们讲了一本名叫《巨流河》中的一段故事，我听得如醉如痴，放学便把这本书买回家了。刚看了两三页，就投入进去了，有时竟忘记了吃饭。仅7天时间便读完这本书了。

《巨流河》这本书是齐邦媛女士写的。描述了当时国家和日本对战，胜利后国共又开始对战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在这期间，又讲述了去乐山上大学时，先念的哲学系，后又因为朱光潜老师的引导下，转成了外文系。在当时的社会下，朱光潜老师可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当我读到这时，不禁羡慕起齐邦媛女士了，羡慕她竟有这样一位老师。而且她的身边还不止一位名师，还有许多名师在她身边。俗话说；“人在什么环境中成长，日后必定成为那样的人。”虽说齐邦媛女士那代人在日本占领东北后，流亡到了关内，又向后方逃难，在西南读书，抗战胜利后又打内战，但又因为许多名师在她身边，她成绩很好，还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这本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从南京逃到汉口在车上的画面，有人掉进河里，摔倒了却没有人去扶。我想，也许因为死亡的逼迫，大家选择了顾自己。

有时候，我在边读《巨流河》这本书时，还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当时郭松龄成功度过巨流河，倒张作霖成功，是否东北能够及早现代化，也是否能够避九八一，现实的发生呢？是否就没有其他国家援助中国对抗日本呢，是否打败日本后国共不内抗呢？但后来，我想，如果历史上没有日本和中国这场战争，也许，中国还处在腐败的社会里，中国也就不会从此站起来。唉，历史总是非常神秘，使人难以揣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读完这本书，我也有深深的感受，那就是，珍惜时光，多读好书。齐邦媛女士既然都能在战争时代里那么用功的读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第五篇：《巨流河》读书笔记

谭捷 2010080161

饱含历史温情与敬意

——读《巨流河》有感

看罢《巨流河》，合上书的瞬间，我看到的是几十万同胞们仓皇地沿着雄鸡状地图逃窜。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地从东北出发，顺着黄渤海来到南京，随即浩浩荡荡的沿着秦岭-淮河线奔跑，途径汉口、湘乡、桂林、怀远至重庆。当本以为可以结束征程回归原点时，却被迫无奈的撤退至距离更远的台湾岛，至此终生未能还乡。

这一路上无不伴随着对炮火轰炸的恐惧，对亲人离世的悲痛。在颠沛流离中，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唯一的希望就是可以拥有永远的家，不再居无定所。可是，国已破，家何在？

这就是《巨流河》的世界。齐邦媛以回顾自己的一生折射时代的动荡不安，见证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从东北巨流河起，辗转回归到台湾的哑口海。至今，两条河流依然川流不息，她们能否领略两代人心中的痛？

战争无情

与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通过访问不同的战争亲历者还原战时残酷场面不同，齐邦媛笔下的战争，并没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没有多的战争情景，也没有通篇的场面描写，所有的细节只是淡淡的贯穿于生活中。正因如此。在阅读间，我很多时候以为自己畅游在小说的世界中，一切发生的那么自然，就是一个从东北辗转大半个中国的小女孩的故事。就在我被带入了小女孩世界的时候，突然，有个小男孩说，不知道为什么爸爸的头颅被挂在了城门上。这突如其来充满现场感的描述令沉浸在小说世界的我不寒而栗——原来这并不是小说，是事实，是抗战时期一个小女孩真真切切的生活。

这种冲击，令人有合上书闭眼思索片刻的冲动。脑中所想尽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与冷酷无情的战争，这两者撞击在一起，心中平静的湖面立刻激起千层浪。最真实的文字，往往才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我想对于当年还是小女孩的齐邦媛来说，并不懂得何谓战争，她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小男孩爸爸的头颅会挂在城门上。可是身为读者的我们理解了，并且被深深触动。对于半带自传式的回忆录，这种低调的叙述方式再恰当不过了。

当然，我们在作者细腻的描写下仍旧可以感受战争的残酷和人们的恐惧。江苏、无锡失守后，南京渐成孤城，人们疯狂地蜂拥而至火车站。“成千上万，黑压压地穿了棉袄大衣的人，扶老携幼都往月台上挤，铺盖、箱笼满地，哭喊、叫嚷的声音将车站变成一个沸腾的大锅。”车厢内坐不下的，就蹲着；蹲不下的，就站着；站不下的，就爬到火车顶上。只要能上车，就能活着。满载“求生”梦想的火车，日以继夜地行驶，不会因为谁在过隧道时失足掉落而停下。因为此时大家心里都想着，如果晚走一刻，难保身后的日军炮弹落下，炸到粉身碎骨。年仅13岁的齐邦媛目睹了这些人性脆弱的一面，难怪感慨“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逃亡沿途所经之处，在齐邦媛看来都是美丽且难忘的。不管是“山明水秀”的湘乡还是“璀璨发光”的怀远，都代表着短暂的太平与安宁。的确，当人生的最大希望只是活下去的时候，身边的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

教育：弦歌不缀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博览群书，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一心致力办教育。先担任同泽中学校长后创立国立东北中山大学。漫长的逃亡路上，他总不忘带着近千学生共同横跨大半个中国疆域。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找到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不论什么时候，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常常在行进的队伍中，父亲忙于疏导逃难的学生无法与家人同行，因为“在他的心中，那近千人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须带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去”。对许多丧失至亲的孩子来说，老师就是他们的父母，学校就是他们的家，读书就是他们回报国家、赶退外敌的最好方式。

国家沦陷，领土与日俱减，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感慨：“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瑞在教育。”当年张伯苓由水师学堂毕业，在通济轮实习时目睹面黄肌瘦、精神涣散的中国士兵与英姿飒爽、神采奕奕的英军。两者相对，胜负不言而喻。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依然毫无纪律毫无尊严，慵懒至此境界，他坚信，唯一能够振奋起民心的只有教育。于是果断离开海军，大办教育。这与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兵力上的不足可以靠师夷长技解决，但是精神上的萎靡，知易行难。

齐世英和张伯苓等前辈们清楚意识到教育才是根本，他们倾其心为下一代人创造尽量稳定的教育环境，外面战火纷纷，课堂依旧书声琅琅。如今太平盛世，社会却浮躁万分，真正定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少之又少。与战乱中颠沛流离，每一天存活下来都是奢侈的年代依旧坚持读书学习的那辈人相比，我感到惭愧无比。南开臭虫围困，重庆夏天酷热，川西面临随时撤往雷马屏娥危机，齐邦媛等人依旧挑灯夜读不曾摒弃学业。反想今日大学生，从学生宿舍到教室不过二十分钟路程却依赖于电动交通工具，在校方下令禁行时怨声载道，更有甚者称夏日炎炎此禁行举措会削减学生上课兴致。决定求学与否是求学之心而非其他外在因素，无心向学者就算在温室中也无法专注，就像张伯苓校长看到的中国士兵，穿着正统的服装，依然精神涣散。这样看来，我们今天的教育又进步了多少？

而对齐邦媛来说，文学是她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收获的最大喜悦。不论是撒石灰的童年接触的文学作品抑或后来从雪莱的《云雀之歌》和济慈的《夜莺颂》感受到的心灵共鸣，甚至未来远赴美国深造文学，一路走来，文学溶于她血液中，是安抚幼年战争创伤的有效药剂。这么说来，抗战结束后她赴台湾是最正确的。如果留在大陆，动荡的文革十年将令以文学为生命的齐邦媛受到何等折磨，也许比战争更可怕。

教育与文学，始终贯穿《巨流河》全文，是串联全书的两条重要线索。前者承载着齐世英那辈人富国强邦的心愿；后者则保存齐邦媛**中心灵的纯净。让我们看到，乱世中总有曙光，胜利在即，弦歌不缀。

献身文学

在我看来，最让齐邦媛终生怀念的与其说是故乡东北，不如说是重庆沙坪坝上与父母共度患难的家。她于东北的情谊更多的是源于父母亲对东北挥之不去的怀念。那里有母亲在牧草中歌唱的“苏武牧羊”，更是父亲心中渡不过的巨流河。晚年缭绕在齐世英心头的仍是巨流河那场拉开东北灾难的战役，尽管齐邦媛在书中反复表示“历史不可假设”，但在行文间无不流露出改写家乡命运的希冀和渡不过巨流河诱使东北沦陷的惋惜。可对于齐邦媛自己，东北只是她出生和幼年成长的地方，记忆中更多的是少不更事漫山遍野奔跑的情景。甚至抗战结束离开川西后，她只是徘徊于上海和北平，未踏足东北半步。

但正是在东北，奠定了齐邦媛的文学情怀，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母亲“把那苍茫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生的启发”。

齐邦媛是幸运的，在战乱的年代，依旧获得连续学习的机会，并且父亲对待她的教育十分认真，不是因为女儿身的缘故而无视教育的重要。在南开求学时，有幸接触《时与潮》杂志的编辑们，阅览外国著作，大学期间更遇到了朱光潜等教授的教导。凡此种种，奠定了她日后献身文学的坚持。从头至尾重温那段动荡历史，不难理解齐邦媛后半生为推动无政治文学和文学编译所做的努力。

“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是钱穆先生《国史大纲》首页所述。我想，重温中国半世纪动荡的历史和饱受摧残的人性，这是现世人们所必修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