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永生

第一篇：纪念张永生

纪念张永生逝世十周年

编者按：

见义勇为英雄少年张永生同学是临淄梧台镇温家岸村人，1982年7月10日出生，生前系临淄实验中学96级二班学生，共青团员。他在校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他在家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生活节俭，孝敬老人。1998年12月13日上午，张永生等四位同学在临淄人民公园——齐园游玩，恰遇孙娄镇槐行村中年妇女孟秀兰不慎落入人工湖中，听到呼救声后，他率先跑向出事地点，奋不顾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湖水中奋力救人。强烈的求生本能，使落水妇女将其紧紧抓住，终因体力不支，两人一起沉入水底。张永生同学献出了他十六岁年轻的生命。张永生同学的事迹在《大众日报》等报刊刊登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99年1月13日，中共临淄区委、区政府授予张永生同学“见义勇为英雄少年”荣誉称号。1999年3月2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张永生同志为革命烈士。

今年的12月13日，是张永生烈士逝世10周年纪念日。为了缅怀张永生烈士，弘扬张永生精神。我们把《放飞》第二期上刊发的《他在蔚蓝的湖水中永生》一文印发给大家，让我们学习他的英雄事迹，并从自身作起，让永生精神永驻校园！

爱我身边的英雄

——致永生

“张永生、张永生……”声嘶力竭的呐喊，仿佛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寒冷的十二月……

上午，做完作业的张永生与同学去公园散步，昔日碧波荡漾的人工湖畔如今也显得那样冰冷无情。走过湖边的岩石，刺耳的求救声深深地砍在了张永生的心上。不顾自身安危，不顾湖水冰冷刺骨，在同学们脑子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他跳了下去。不顾一切的跳了下去。

求生的本能使溺水者死死得抓紧他，然而，他却因此付出了年仅十六岁的生命。

如今的十二月，这可歌可泣的英雄屈指可数，但也有许多的小“雷锋”在默默付出。

后门框上，多了一块新玻璃；淡蓝窗帘，又像以前一样光亮如新；不知什么时候，又添了几把新笤箸，几把新拖把……

无情的十二月，却拥有无边的爱，不论大爱还是小爱，都将我们深深包围在一起，暖暖的，再不曾感到寒冷。

十六岁的花季，正值青春年华，是狂妄、是耍帅的年龄，是欢笑与泪水的交织，是爬起来跌倒下去，而跌倒了再次爬起来。本应珍惜的度过这人生最亮丽的时光，可是，这瞬间的大爱使他再没有享受这一切一切的权利。

他走了，轻轻的走了，然而，他却将爱永远的留在了我们身边，永远的留在了那个寒风刺骨的十二月……

他在蔚蓝的湖水中永生 ——记见义勇为英雄少年张永生

引子

1998年12月13日，这是一个星期天。老天一改往日的暖冬面孔，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气温降到零下5度。街上的人们穿上厚厚的棉衣，临淄人民公园——齐园内平时碧波荡漾的湖面也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太阳蒙在一层雾里，阳光无力的洒在冬日的大地上，使人略有一点温暖的感觉。

也许是天冷的缘故，公园与平时相比人少多了，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有的在散步，有的带着小孩游乐，有的在拍照，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未曾料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身边发生了。

湖水寒气逼人，面对落水者，十六岁的中学生张永生奋力一跳。

上午10点，在家做完作业的96级二班学生张永生感到一身轻松。活泼好动的他找到同班同学、好友王延滨说：“上公园玩玩去？”二人一拍即合。10点多，二人进了公园，凑巧碰上了也是来公园游玩的两位女同学——14岁的于鹏和13岁的任朝婷，四人十分高兴，说说笑笑来到了离公园北门不远的人工湖边。这座湖东西狭长，水深三至五米，中间有一处观赏亭，这个亭子通过一座宽仅一米半左右、长约四米的Ｓ形一平板桥与陆地相连。四人穿过石板桥来到观赏亭附近，随意谈笑，好不惬意。16岁的张永生年龄虽不大，但却有着1.78米的个头，粗粗一望，像是个大人了。张永生比他的同学偏大一点，阅历相对也广，做起事来处处像个大哥哥，他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十分看不惯，因而他将来的志向是当一名警察，做正义的维护者，扫除社会上所有的不良现象。谈到这些，张永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信心。

正当四人谈笑风生之际，只听“扑通”一声，紧接着他们看到湖南侧的平板桥下面有人在水里挣扎，呼救声也随之传来。刚才在小石桥上为两个女孩照相的中年妇女不见了。“不好，有人落水了！”出事地点离四位中学生的距离仅有十几米远，他们急忙跑了过去。那两个女孩，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急得在一旁束手无策。

“当时周围没有什么人，我的心怦怦直跳，感到既害怕又紧张！”——王延滨。这时张永生第一个跑过了过去，而且边跑边脱掉了穿在身上的棉外套，没几步就跑到了小桥上。还没等王延滨等几位同学反应过来，张永生就跳进了水里。“张永生当时毛衣、毛裤、鞋子都没来得及脱，连声招呼也没打。”——王延滨。跳进水里的张永生奋力划水，抓住落水妇女，他想把她拉上来，可是太沉了，落水妇女在拼命挣扎，他根本拉不动。这时在水里抓不住东西的妇女也终于有了凭借，一下子抱住了张永生的腰。

“水冰凉冰凉的，刺得身上像针扎一样痛，二人落水的地方离岸也就一米多，但岸很陡，我已经够着了张永生的手。”——王延滨。那名中年妇女长得比较胖大，求生的本能使她死死抱住了张永生，被抱住了腰的张永生这时看起来也乱了阵脚。同去的王延滨及两位女同学不会游泳，王延滨看到二人落水的地方离岸不太远，便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水里，一只手抓住岸边的棱岩，另一只手尽力去拉张永生的手，可是张永生好象有些神智不清了，手乱拨乱动，根本抓不住，而且王延滨的力量也太小，拉不动他。

110！120！情急之中的王延滨想到了这两个电话。他爬上岸，周围没有电

话，赶紧，他又跑到了大街上，这时见到一名男青年手中拿着移动电话，便道：“叔叔，有两个人落水了，快打110和120，快些！”时间在一份一秒地过去了，王延滨急得快要哭了，那名男子立即拨打了电话。

接到报警时，钟表指向10点47分。110公安民警和120医务人员动作十分及时迅速，三分钟后他们就赶到了现场。这时，张永生和那名中年妇女已经被湖水无情地吞没了。

救援工作紧张有序。五六分钟后张永生被救上岸来，但他已经没有了呼吸，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也紧闭着。医务人员做了短暂的紧急抢救后，立即送往临淄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在那里，张永生再也没有醒来，同时那名中年妇女也被救上岸，同样的情况是，她也没有活过来。

在学校他是好学生，在班里他是老师的好帮手，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好孩子。

16岁，人生的花季。

张永生把这正在吐芳绽蕊的生命付与了一场救人的壮举中。张永生舍身救人是一次偶然的举动吗？他的老师、同学、父母、领导都说：不是。

“张永生是一个综合素质比较高、发展比较全面的学生。品质好，学习刻苦，关心集体，乐于助人。”他的班主任边丽慧老师如此评价张永生。确实，张永生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班干部。学雷锋活动月中，他评被为学雷锋标兵；每学期的军训中，他都被评为军训标兵。张永生舍身救人的消息传到师生、亲人中间，大家无不为张永生的牺牲感到悲痛和惋惜，一幕幕往事不由重浮眼前：

自荐当班长

初一才开学，老师要在班里选班长。由于同学们初入新校，老师对学生证不了解，只能凭考试成绩来决定。张永生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我来当班长！我有信心把班级管理好。”从那以后，在老师和同学们半信半疑中张永生开始了他的班长工作。一年下来，班内各项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初二分班时新班主任又继续让他担任了班长并兼任体育委员。上初三以后，他担任体育委员兼任卫生委员。经过两年多的磨练，他更加懂事了，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很理智地分析，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班主任的好帮手

张永生对班级和集体工作有着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窗帘脏了，他摘下来带回家洗干净；灯棍不亮了，他忙修好；饮水机没水了，他马上去换一桶；窗户没有关，他重新上楼关好；有一次，晚自习期间，班内暖气片上有个气阀突然坏了，热水直射到墙壁和课桌上，室内顿时乱了起来。张永生同学发现后，立即跑过去脱下自己的棉衣捂住了水管，水顺着棉衣哗哗流到地上，他一边抹着溅到脸上的热水，一边组织排水、修暖气片。等到修好，他的衣服全湿了，鞋子也灌满了水。

张永生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一丝不苟。他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并能以身作则的做好。由于他的努力，本班的各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还积极维护好班内纪律，自习课上有不专心的同学，他总会热心提醒，有违纪的同学他及时做好思想工作。他是学校临园乘车站站长，过去，临园站是管理较为混乱的一个站，但自从张永生担任站长以后，乘车秩序大大改观，成为9个乘车站中最好的一个。每天早晨他总是第一个上车，但却从不与同学们抢座位，而是站在车上维持秩序；下车时他总是最后一个，为司机师傅关好每一扇车窗，看看车上有无同学遗忘的物品，其间就有多次捡到同学遗忘在车上的书包、校服、书等，并及时交给失主。

一份学习计划

张永生牺牲后，我们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其中有一则日记记录了他为自己制订的学习计划：

1、上课认真听讲，弄清老师出的每一道题。每一个答案都要会。

2、在学校空余时间多做联系，长进知识。3|、晚上放了学我要拿书回家里复习，把一天的知识汇总一遍。张永生是这样写的，也确实做到了这些。班级工作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他千方百计挤时间来学。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都能认真完成。在车站等车时，他让同学给自己提英语单词背；有时上厕所他也拿着书。经过努力，他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检测，他取得级部45名的好成绩。“张永生并不是最聪明的孩子，但他是最刻苦认真的一个。”这是老师们对他中肯的评价。

懂事的孩子

张永生在家是独子，但在生活上，却截然没有那种独生子女所特有的娇气。张永生的父亲在临淄区委工作，母亲由于工厂倒闭，下岗卖起了菜，家中生活并不宽裕。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体谅到父母的难处。妈妈卖菜，需很早就出门，他就早起来做好饭，给妈妈准备好了才去上学。天冷了，他对妈妈说：“妈妈，您别去卖菜了，别冻着。”爷爷单位工作忙，没有时间干家务，他就利用星期天替父母干一些，甚至父母的衣服都由他偷偷的洗了。生活使他懂得了节俭，他从来不乱花钱，也很少吃零食，从不与同龄孩子比吃穿。有一次，妈妈给他买了炸鱼，他却告诉妈妈：“吃的好，不定就学习好；吃的孬，不一定就学习不好。”他十分尊敬老人，每次回老家，他都帮着年迈的爷爷奶奶洗衣服、做饭。奶奶病了，他就帮着洗脸、洗脚。正是由于这些平时的点滴培养，张永生的自理能力很强，才养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

面对落水者，有人冒险相助，有人却出奇的“冷静”，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学生跳下去了，个别成年人却做不到。也许这一切根本不该发生。

一个好学生、好伙伴、好孩子就这样走了。一个年轻、善良的生命在最后一刻像流星划过天际，发出了夺目的人性光辉。文章到此似乎也该结束了，然而我们在为张永生的惊人之举感动的同时，有些话如哽在喉，不吐不快。

当张永生跳水救人的时候，周围没有人，可当张永生难以自拨、王延滨下水拉他的时候，据说周围已聚集了七八个成年人，其中有三四个精壮汉子，他们竟无动于衷，甘于作壁上观。王延滨向他们发出求救：“求求你们，帮帮我的同学吧。”竟没人答理他。

张永生走了，然而，全校师生并没有忘记他。他，在蔚蓝的湖水中永生；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在离开英雄的日子里

临淄区实验中学96级二班 周影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天很高也很蓝。而谁又知道，在这晴朗的天空下却有一个悲壮的故事呢？

那天早上（12月14日），我一上车（我们的校车），看到车上的纪律不

太好，刚要管一管，忽然看到司机老师转过身来，缓缓的站起来，对大家说：“同学们，静一静。”我想，司机这是怎么了？因为我看到他的神色很是憔悴，强压的镇静下流露出一种隐藏不住的悲哀。他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昨天，我们的站长，张永生同学，不，是同志„„”我感到头脑里“轰”的一声，张永生怎么了？生病了？住院了？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接着说：“张永生同志在公园为救一位落水妇女，光荣牺牲了„„”我感到眼前一黑，但又清醒过来，不，不，不，这绝不可能，司机老师肯定实在开玩笑，他不可能死，前天还给我们放了三遍《岳阳楼记》的录音，他最多住院了。“请大家默哀三分钟。”传来了司机老师哽咽的声音。我抬头，看见他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周围“哗”的一声，接着是死一般的沉静„„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校的。怀着好沉重的心情，却又有一丝侥幸：“问问同学们，说不定张永生没死。”当我飞奔进教室，看到几个同学正趴在窗台上哭泣。难道，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当事实被确认后，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从前的各种往事交织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三个大字：张永生。那天，同学们一反往日的叽叽喳喳和嘻嘻哈哈，都变得沉默。沉默。

我去见他最后一面时，我觉得自己不认识那个水晶棺材中冰冷的尸体，我只认识张永生，那个有血有肉、有说有笑、实实在在的张永生！

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向着他生前的每一件事，想着他的言谈举止。唉，真悔恨，没有好好的珍惜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但悔恨也没有用，我们能够为他做的，只是轻轻为他的新坟添一捧黄土，把挂念，交给风儿，带给他„„

但，我们不会从此而沉沦。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放心，张永生，你生前没有完成的任务，将由我们来帮你完成。我们将会沿着你的脚印，一直走下去！

仿佛，灰蒙蒙的天空，也见到了一丝光明。

谨以此怀念故去的张永生同志。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临淄区实验中学96级二班 周影

时间像一只吓人的狗。因为在它的驱使下我们飞一般的前进，一切都那么快，那么忙，似乎什么都来不及。

真快。翻开日历，俨然：12月13日。似乎触痛了一个伤疤，很深很痛的勇不能痊愈的伤疤。一年了，如此的快，仿佛就在昨天。这一年我干了什么？我扪心自问，回答似乎是——不知道。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晴空从指间一泻而下，一年前的那一天似乎也是。一个勇敢而执著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在几乎瞬间即逝，如一颗划过漫漫长夜的流星，放出他一生中最炽烈最明亮最夺目也是最后的光。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两句：“假如我是一颗流星，虽然瞬间即逝，也能放出最美丽的光芒。”我想他就是一颗极美丽极灿烂的流星，如此纯洁，如此高尚。

真的，我用良心说话，如果我听到有人呼救，我真的不能立刻脱下衣服去救落水者——我还要顾及很多，我真的办不到。也许这就是人类求生的本能。但是你呢？凭良心说，你能做到吗？恐怕也不能。

这就是区别。

我不知道当他的耳膜将呼救声传递给大脑时，他的大脑是怎样在那一瞬间决定“舍生取义”的，我无法想象。也许是因为我被世俗磨光了棱角的缘故吧！我听到的话，我决不会像他一样立刻条件发射：马上救人！我会想动员别人救，还有许多别的原因。在听到呼救的同时也在我耳边闪过，好多，比如：我太弱小，看看有没有电话等等等等。

区别。

且不谈这些。它太刺痛人心的深处了，作为他的同学，我真的很怀念他。也许我们距离死亡还太遥远，我们根本就无法正视死亡。我平时自以为看了许多书，就对人生有个大致的了解——不就是质量与能量的变化嘛。事实根本不是如此，当死亡在我身边降临时，我根本不相信它。直到现在，一年了，我一直不敢也不能相信他死了。死？到底是什么？真的，当我第一次你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只认为是听错了。因为张永生是个活生生的人，是个有血有肉，同我们自己一样有思想有历程有快乐有悲伤有爱有恨有学习有生活的人！而不是个body（死人/尸体）！在我的印象中，或者也许是在每个和他同过学的人的大脑中，他只是去了远方——转学或者调离，因为我们无法正视——死亡。我不敢想象那似乎昨天还有说有笑的张永生，今天他那同我们一样的身体在泥土中腐烂或在烈火中被点燃，我受不了！

他是个奇人（不知可不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的大脑在那一瞬间也是最后的一瞬间反应的和我们不同。

这就是英雄。

第二篇：“雷锋”永生

“雷锋”永生

在雷锋很小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他的六叔公含辛茹苦把他养大。雷锋在乡镇府的帮助下，雷锋开始读书，雷锋的成绩总是排在全级第一名。可毕业的时候雷锋却执意留在家乡，当了县委通信员，常常受张书记的教导，他的政治觉悟初露锋芒。他全身的血在沸腾，想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又去了鞍钢的炼钢厂，在炼钢厂他每天驾驶着“斯大林80”运煤，五次被评为车间标兵。车间开动员大会，动员大会，动员大家到弓长岭去建设，雷锋第一个报了名。雷锋在弓长岭多次当上了红旗手。几个月后雷锋听说解放军在征兵，一想到能保卫祖国，马上就去了。雷锋的身高、体重都不达标，但有着过硬的政治觉悟就留了下来当汽车兵。雷锋在一九六二年指挥乔大山倒车时发生了意外事故，年仅22岁牺牲，为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雷锋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认认真真地工作学习，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在他有生之年，他抓紧时间学习，晚上拿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他在空余的时间帮助乔大山学习知识，或者到小学里去演讲。雷锋经常把钱拿去捐款，自己连一瓶汽水也不舍得买，大家都叫他“抠门大爷”，雷锋的政治觉悟十分高，读了许多关于政治的书。雷锋是一个好人，乐于助人的好人。雷锋为了不打扰别人睡觉，而在被窝里看书。他不一自己为中心，他爱全国人民。雷锋——你，我们亲爱的同志，我们亲爱的兄弟！你地名字，竟如此地神奇，胜过那神话中的无数英雄！你，一个普通的党员，你，解放军中，一个普通的士兵。你的名字，怎么会，飞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激荡起，亿万人心——那海洋深处的浪花层层！„„两个字——中国的一代新人的光辉名字！啊，念着你啊——雷锋！啊，想着你啊——革命！一九六三年春天，是我们如此激动！历史在回答：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雷锋，你在我们的军中！雷锋，你在我们的心中！雷锋啊，活着！雷锋啊，永生！！

雷锋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应该永生。

我相信大家会同意这个答案。

六年级:李卓迅

第三篇：张师聃随笔 纪念雷锋

[随笔]纪念雷锋

张师聃

雷锋纪念日过去三天了，但我还是想起来要写一点这方面的文字。

首先，我要向雷锋，一个已经仙逝，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普通士兵第 N 次遥致敬意！

我对雷锋一直有一种浸透灵魂的亲切感和景仰之情。这个出生于1940年的湖南籍军人，从小家境贫寒，七岁就成了孤儿，早期经验中蓄满了苦难，可是当年在革命队伍里，在与人民群众的接触中，他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助人为乐，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把雷锋那些经典照片找出来欣赏，在一次久久的注视之后我发现，这位青年军人的脸上永远是那种平和、澄明、灿烂的表情。我便想，他为什么那么爱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幸福感和生活热情？我想起鲁迅那些坚忍、顽强的写作。鲁迅说：感谢命运，感谢人民，感谢思想，感谢一切我要感谢的人。这位我非常敬仰的心有大爱的作家的话，让我想明白了雷锋澄明的笑。答案只有一个：感恩。一个曾经体验过大悲苦的人，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心存感激、拥有同情心和大爱的人。雷锋就是这样一个懂得感恩、懂得仁者爱人的人。他感激给他带来幸福生活和做人尊严的共产党，感激这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社会制度。因为感恩，他珍惜和热爱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乐于奉献，乐于为人民服务；因为感恩，他获得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心态。

四十六年前的3月5日，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雷锋，一个普通士兵的殉职，书写了那个著名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的名字在国土上家喻户晓。

其实，雷锋在全国家喻户晓之前，在一个城市已经家喻户晓了。这个城市就是抚顺。所以，写到这我也向抚顺，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表示敬意。

雷锋是湖南省望城县人，但是他22岁短暂生命的最后两年，他一生中最壮丽的一段时光，却基本上是在抚顺度过的。人们现在所熟悉并经常用来缅怀的雷锋那些经典照片、经典日记，那些雷锋故事，差不多都诞生在抚顺。据我了解，雷锋1960年1月应征入伍，4月随所在连队来到抚顺，半年后开始应聘担任地方小学校外辅导员，应邀给部队和地方各单位做忆苦思甜和模范事迹报告。同年12月11日，《抚顺日报》刊载了报道雷锋事迹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 和《雷锋日记摘抄》。1961年6月，雷锋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毛主席1963年发表题词之前的一年半到两年半的时间里。

那个时候，抚顺人就被这位一脸清爽，总会给人带来温暖的小个子战士深深地吸引住了，特别是城市西部望花区的那些学生和老人，他们经常在大街上碰到雷锋，有的还受到过雷锋的帮助，很多人听过雷锋做报告、讲故事，看见过雷锋和少先队员们一边走路一边唱歌，担任少先队干部的孩子，经常和雷锋坐在教室商量工作„„他们对雷锋由熟悉、喜欢、钦佩、感动而生敬意。据说，当年雷锋不幸殉职的噩耗传出，很多学生痛哭，举行公祭大会那天，前来祭奠的群众礼堂里挤不下就站在院子里，送葬时人们列队洒泪而行，十多公里长的马路两旁形成厚厚的人墙，当时只有70万人的抚顺闻讯赶来的群众超过10万。

雷锋逝世两年后，抚顺人在雷锋生前所在连营地附近建起了一座纪念馆。每年一进3月，人们就会想起好人雷锋，纷纷开展纪念和学习活动弘扬雷锋精神。多年来，这座城市每逢3月5日，都要以隆重的礼节招待雷锋生前战友、雷锋生前辅导过的学生等尊贵的客人，邀请他们一起追思、缅怀抚顺人民这个早逝的儿子，交流学习雷锋的体会。雷锋生前战友、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里讲的那个乔安山，后来还把家迁到了抚顺。

抚顺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也是被雷锋精神长期润染的城市。雷锋精神在这里不仅仅是高耸的雷锋塑像，以及用雷锋名字命名的部队、学校、街道、公交车和储蓄所等，更是一年一度的“百姓雷锋”颁奖典礼、很多很多学雷锋先进典型和丰富多彩的学雷锋活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淀，雷锋精神已经渗入抚顺人的生活和价值观，成为一座城市的重要品格，很多人不知不觉中把雷锋当作自己的道德楷模。

几年前，我在雷锋纪念馆后面的一个社区，结识了那里的“小巷总理”。她当时差不多有70岁了，每天长在社区，个人长期资助的贫困户我了解到的就有5家。她像母亲一样，到那些残疾人家里，帮助料理家务，处理棘手问题。而这样的事情即使在给老伴治病和服丧的日子也不曾间断。她对我说：“我这里你知道吗，原先是雷锋那个连的营地。”她似乎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思考什么，只是从年轻到老迈一直习惯地学雷锋做好事，就是这个引导她把不同岗位的工作都做成了先进，领导和群众满意，她自己的心情也舒畅。

抚顺还有一位老人，叫王婉茹，和雷锋差不多同龄，听过雷锋做报告，退休后组织了一个中老年学雷锋志愿者艺术团，常年到社区、养老院和基层单位义务演出，经常出援手帮助有困难的人。前几天，一个年轻编导把她的故事拍成了一个短纪录片。当看到画面上王婉茹老人凌腰、微笑着指挥伙伴们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时，我觉得她的表情和雷锋还真有几分神似；演出结束后，王婉茹老人和几个姐妹走到一位患病的老人床前，握住他的手，轻轻地唱歌给他听，当看到那位老男人喜极而泣、一脸的幸福时，我觉得身体里一些柔软的部分也被触动了。

2009-03-08

第四篇：让仁义之声响亮(纪念张澜)

《让‘仁义’之声响亮》

何为仁，仁，亲也，何为义，义，政也。

仁为义之本，义为仁之杰。

两者合之，则为仁义，即仁爱与正义。

以仁爱群，则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乐善之人得众，故其心休休，乃能有富。

逆耳之言利行，故一士谔谔，胜于千诺。

世上总有一些人不能忘怀，总有一些事迹令人感动。

在张澜走过的一生中，总会有仁义之风伴随。

处于中国最混乱的时刻，依然不忘本德。

处于中国的高品职位，不忘富贵不能淫，在贫困潦倒时，不忘贫贱不能移，在严刑拷打之下，不忘威武不能屈。

此乃大丈夫所为，大男人之本。

电视剧《民主之澜》以反映张澜先生为追求民族富强和民族独立而顽强奋斗的一生为主线，浓缩了中国近百年波澜壮阔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真实地再现了以张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思想、忧国忧民的崇高品质、清正廉洁的作风，感人至深，寓意深刻。经历过历史的动荡，沧桑的打磨。

中国在日后走向逐步成熟。

做为张澜故乡的我们，仍不忘学生之本。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今为张澜先生诞生141周年，做为故乡的学生，我们深感自豪。

虽不能像张澜先生一样为革命而奋斗。

但我们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虽不能像张澜先生一样风光伟绩，但我们能让“仁义”之声唱得更响。

这一刻我回想到了张澜先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格风范,在《民主之澜》片中的全面展示。这不仅是民盟的光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他做人、做事、做官的准则，对现实有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我们每一位学生的宝贵精神及财富，也是我们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的真实教材，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又是一年芳草绿，苍松翠柏缅英魂。

放眼望现在，中国国风日益强大。

我们不反对祖国一国两制。

也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每一代伟人，每一个事迹，每一段生命，每一个传奇，都深深的映在我们心中。同学们，在这大好年华，在这激情澎湃的社会，让我们把“仁义”之声唱得更响！

第五篇：纪念电影企业家张石川先生

纪念电影企业家张石川先生

作者：徐绥之

张石川，男，（1889～1953.6.）【清光绪十五年（己丑）生，享年64岁】

张石川是中国人拍的第一部电影长故事片的导演，也是在大陆创办电影企业的第一位中国人。1922年，他主持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从万把块钱起家，后来不仅成了电影界龙头老大，而且聚集了大批精英共事，对中国电影造成了广泛影响。他的成功诀窍，被其妻概括为一句话：“他从小在洋行当奴仆，听惯、看惯了外国资本家那一套唯利是图的生意经。因此，在他的心目中，拍电影就是天公地道的赚钱的买卖”。〔注1〕

张石川，浙江宁波人。少年丧父，随舅父到上海经商，办过文明戏班，经营过新世界游艺场。1913年和郑正秋〔简历附后〕合作，为美商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影片《难夫难妻》，任导演。1916年创办幻仙影片公司，拍摄揭露鸦片毒害的影片《黑籍冤魂》。1922年再和郑正秋等组成明星影片公司，任总经理。翌年，他认识到自己导演的滑稽打闹片已不受欢迎，遂接受郑的意见，转而拍正剧长片。郑编剧、张导演的《孤儿救祖记》，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成功的长故事片，在艺术处理上也有所突破”。1928年，张导演武侠神怪连集片《火烧红莲寺》，掀起长达4年的“武侠片拍摄热潮”。两年后，他拍成“以蜡盘配音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2年以后的抗日怒潮中，他支持左翼电影人，自任明星公司顾问，拍了不少进步电影，包括自己导演多部。1937年，明星公司的摄影场沦为战区，他用抢救出来的机械和底片作价，加入国华影片公司。1942年，他加入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任分厂厂长兼导演、制片部长等。抗战胜利后，他又导演过几部影片。张石川导演的影片的特点是，“故事有头有尾，剧情发展清楚，故事性强，通俗易懂。在当时很受市民阶层欢迎”。〔注2〕

追溯本世纪中国史，电影该不该占一席之地？权威史家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例如，剑桥“晚清史”、“民国史”、“新中国史”中，提到小说、诗歌、戏剧的名目数以百计，却基本上没涉及电影（一个例外是《苦恋》，但只提到编剧白桦受批判〔注3〕）。然而，电影从业者和广大影迷，恐怕未必赞成这作法。毕竟，“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所产生的效果与影响是各种各样的，从小范围内的个人生活到大范围内的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观众多而复杂，而是在于它的‘逼真性’”。〔注4〕比如二三十年代，“《火烧红莲寺》给明星公司发了一笔大财，可害苦了一般血气方刚的青少年观众。那一阵子经常听说谁谁家的孩子，看了《火烧红莲寺》，受了飞仙剑侠的蛊惑，上山寻仙访道去了”。〔注1〕此外，直接影响政治的国产影片，令人至今印象深刻的还有：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主题歌的《风云儿女》，50年代遭批判的《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甲午风云》、《创业》„„ 电影史家说：“当你想到仅是纽约市在一个星期天就有五十万人去看电影（1909年），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儿童„„你就不会以耸耸肩膀的轻蔑态度对这种罐装戏剧不加理睬了”。〔注5〕中国也有类似的数字，以1990年为例：全国共有162亿人次，看了约200部中外故事片及若干其他电影，平均每部或全年每天的观众，均为几千万人次。〔注6〕往后，相应的数字逐年缩水。但即使缩十倍几十倍，仍属可观；即使考虑电视的普及，也不应无视电影对可预见未来的影响——何况，至少在20世纪，电影电视之间不仅在制作上，而且在市场上都有着明显的继承乃至互补的关系呢。简而言之，对于电影影响社会的效用，既无须夸大，却也不可低估。在这前提下，榜上选择一位电影人，是必要的。

那么，在数以千计的明星、编导、摄影家、音乐家、美术家以及制片家、评论家当中，选谁？或许，业内人多认为理所当然该是郑正秋、蔡楚生、夏衍，或者被称为“中国无声电影最杰出的先驱”的洪深〔注7〕；而影迷首先想到的，似乎更可能是阮玲玉、赵丹、白杨等等。但我选张石川，并在榜上把他排在前面几位企业家的后面。这既是基于张石川参与创始中国电影的史实，也考虑到电影本身所兼具的文化——商业双重性。窃以为，惟有张石川，在这两方面对中国电影的综合影响最大。

讲中国电影史，都会把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谭鑫培《定军山》京剧折子戏定为起点。但马军骧指出：在当时，此片其实“没引起什么反映”；8年后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难夫难妻》，才标志“电影由发明而在中国试摄成功”。更重要的是，张石川自始至终把电影看作一种“投机事业”，一种“冒险的商业事业”，其“制作理想，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享乐主义的体现，‘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博人一粲，尚无主义之足云’”。只是后来在“一系列商业上的失败之后”，他发现观众所需要的，乃是“一种大众神话、社会写真、民族命运喻写的混合体”，即“郑正秋的‘改良’、‘自救’主义”；这才“基本上放弃了‘无主义’的制作原则”。〔注6〕张石川也曾应蒋介石当面之请，不甚情愿地拍摄了反映国民党军“围剿”中共红军的纪录片《剿匪纪实》。但更多时候，“他一回家，不是床上一躺，就是马桶上一坐，干什么？看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想法子编剧本！”〔注1〕总之，他“一有机会，就试图摆脱‘主义’电影而转向纯粹的娱乐电影”。〔注6〕

在张石川看来，不论“主义”或“纯粹娱乐”，涉及的都是对观众需求的判断，顶多再加上创作者的能力和兴趣。而电影的本质在于，没有任何影片“逃避得了在生产、发行和放映上必需投入的巨额成本。电影业对大量金钱的需求，总是与购买昂贵的工艺技术和网罗难得的人才相联系„„没有一部电影是在经济语境之外创作的”；电影生产的投入，只是在千百万观众一毛钱一毛钱买电影票的过程中，才得以收回，并进而赚取利润。〔注5〕从这个意义上说，跟只知“主义”或者“艺术”的电影人相比，或者就后来计划经济时期的电影体制而言，难道不是张石川，更深刻地理解和始终把握了电影的本质与方向吗？最近20几年，越来越多电影人——不仅制片家，而且包括“艺术家”，不是越来越自觉地回到了张石川半个多世纪前长期身体力行且富有成效的这个方向上了吗？

作为企业家，张石川既有过辉煌，也曾一败涂地。毕竟，他所涉足的电影，乃是他以前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们创业时尚未出现的一个全新行当。因此，他奉行的以市场——观众为终极对象的“资本主义管理”，包括“投机性经营”，不仅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且至今不失鉴借的价值。

作为导演，张石川从同代和后代电影人得到的评价，可以说是贬损多于赞许。以致他妻子追忆他的事业时，免不了也要时时揶揄几句，诸如“俗不可耐”之类。〔注1〕不过，阿城在说到中国电影是“鸳鸯蝴蝶派”的“影像版”时，不但无贬义，反而是以此来佐证当年以至今日的“世俗文学”之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注8〕

窃以为，张石川的业绩以及阿城的看法，如今正在而且将继续引起更多人——包括影视作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鸣。不言而喻，随着观众精神需求的衍变和欣赏水平的跃进，创作者们也需与时俱进。至于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之关系的深入辨析，既与本榜排行无关，所以超出了本文讨论范围，就只好存而不论了。

〖附〗郑正秋（1888～1935）

生于广东潮州，原名芳泽，号伯常，笔名药风。幼年随家到上海，入学堂。因对新剧产生兴趣，以“丽丽所剧评”为名发表一批文章，后被聘为《民言报》剧评主笔。1913年应张石川之约，编写电影剧本《难夫难妻》，和张联合导演。1922年，张又约请他共同组织明星影片公司。他除任编剧、导演外，还任附设明星影戏学校校长。最初为明星公司编写《滑稽大王游华记》等4部短片，其中《劳工之爱情》系中国目前保存完整的最早的故事片。翌年底，由他编剧、张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上映，受到热烈欢迎。该片的成功使长故事片在中国风行起来。郑正秋致力于中国电影民族化的探索。此后7年中，他编、导、演53部影片。由于电影公司制片以利润为目的，他往往不得不违背自己意志创作一些神怪荒诞的影片。但他称自己从事创作，是要“为弱者鸣不平”。他最重要的成就，是1934年编导的影片《姊妹花》，以妇女和家庭伦理道德为题材，笔触深入社会矛盾，揭示了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现象；艺术上采用一人同时演两个角色的方法，表现同胞姊妹走上不同道路。这种对比，故事性强，矛盾尖锐，引人入胜。更由于著名演员胡蝶的表演而轰动一时，成为当时上座率最高的影片之一。（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

〔注1〕何秀君（口述），《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1965），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中华书局1980年。

〔注2〕《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电子版。

〔注3〕〔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19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注4〕邓烨撰，《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载《电影学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注5〕〔美〕R.C.艾伦 D.戈梅里著，《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

〔注6〕马军骧，《民族主义所塑造的现代中国电影》，载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注7〕〔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1967），载红旗出版社《家庭藏书集锦》中译本。

〔注8〕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