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两岸司法考试制度”学术交流总结5则范文

第一篇：2013“两岸司法考试制度”学术交流总结

2013“两岸司法考试制度”学术交流总结

司法考试是两岸有志于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的同学必须参加的考试，司法考试制度有助于提高两岸的整体法治质量，有助于两岸法治社会的构建。两岸都举行了长期的司法考试，从中都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都有彼此可以借鉴的地方。为了进一步回顾和总结两岸司法考试制度的经验与不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作为主办方，邀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于2013年8月12日—2013年8月19日期间举办了“两岸司法考试制度”学术交流活动。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得到了我校国际交流部、法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台湾方面参加交流会的老师有国立政治大学的王文杰教授，中国文化大学的许惠峰教授、周佳宥助理教授。另外台湾方面参加交流会的学生既有本科生，又有硕士生、博士生，他们中有的正在准备参加司法考试，有的已经取得了律师、司法官职业资格。我校参加交流会的老师有简基松教授、陈敬刚教授、李修琼教授、肖志远教授、江河教授等。参加交流会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本次交流会的开幕式于2013年8月13日上午8点在文治楼615教室举行，我校国际交流部徐文健部长、法学院方世荣院长、简基松副院长参加了本次开幕式。徐文健部长首先发言，他对台湾师生的到来表示了热流欢迎，希望通过交流可以使得他们更好地了解我校、了解武汉。接着方世荣院长和简基松副院长分别就本次交流会的意义和具体安排做了发言。在两岸师生合影后，学术报告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来自台湾的王文杰教授、周佳宥助理教授、许惠峰教授和来自我校的陈敬刚教授、李修琼教授、肖志远教授分别就大陆和台湾司法考试制度基本情况、大陆和台湾司法考试制度大纲和命题、大陆和台湾司法考试制度阅卷和应试做了学术报告，他们的精彩报告赢得了同学和老师的一片赞扬。在交流期间，台湾师生先后参观了辛亥革命纪念馆、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武当山、三峡大坝等景点，他们对大陆的发展成就表示由衷的钦佩。在交流中，我校师生和台湾师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更好地理解了彼此的差异，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本次两岸司法考试制度学术交流营举办的非常成功，两岸师生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学术交流中沟通了情感，体现了炎黄子孙合作交流的精神。未来我校还会举办更多这样的两岸交流活动，为两岸寻求共识、达成统一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二篇：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略论

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立的背景、法律依据和意义（—）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立前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和律师资格取得制度1．法官、检察官的选任制度1995年前，中国没有对设立通过考试途径选任检察官、法官的制度。法官、检察官可由法院。检察院直接提名报同级人大任命。199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通过并实施，根据两法的规定，两院系

统开始分别建立起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考试制度，即规定通过考试者方能提请人大任命为法官、检察官。法院系统1995、1997、1999进行了三次考试。检察系统亦举行了三次。2．律师资格取得制度相对法官、检察官而言，律师资格考试是最早举办的法律师职业资格考试。1986年开始举行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规定考试取得资格才能申请执业。此后，1988、1990、1992每两年举行一次考试，1993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考试，至年共举行11次考试，通过人数述达18万人左右。上述三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人员范围。科目没置。试卷组成等方面都有较大区别。在应试人员范围方面，律师考试主要面向社会，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而法院、检察院的任职考试主要面向本系统人员，非法院、检察院系统的人员不得参加。在考试科目方面，律师考试的内容与范围最广，几乎涵盖了法学的所有学科。法官考试比律师考试科目要少，不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检察官考试面较窄，主要限于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和经济法律相对较少。在试卷与试题形式方面，律师考试是四张试卷，试题主要是选择题和案例分析；法官考试和检察官考试是三张卷，试题形式既包括选择、判断、改错形式的客观题，也包括简答、材料分析、案例分析、文书写作等主观题。比较而言，后两者的主观题比前者占的比重大，形式多。

（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提出、论证、出台针对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不统一的上述情况，法学界一直呼吁能够建立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法律职来来实际部门多年来也一直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希望统一法律职业资格。2000年7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初审法官、检察官法的修改草案，部分委员又提出了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议。法官、检察官法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时，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针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合各方面对建立这一制度已形成共识，且当前世界上许多因家均已实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鉴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准备进一步征求意见后采纳这一建议。

（三）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第22次会议再次审议法官法、检察官法，经过论通过的两个法律分别增加一项规定，即：国家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机关部门负责实施。至此，我国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正式建立，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有关规定正是这一制度的法律依据。根据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于2001年10月31日、11月1日通过中央电视台、各报纸正式向社会公开。《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共7章，22条。分为总则、考试、考试组织、报名条件、资格授予、责任和附则。“总则”一章主要规定了制定《办法》的宗旨、依据，国家司法考试的性质、效力，考试原则及组织实施和协调机构。“考试”一章主要对国家司法考试的时间、内容、科目、方式、考试的办法、方式、范围及评券事项作了较为原则的规定。“考试组织”一章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和地方司法行政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承办国家司法考试工作。“报名条件”一章规定了报考国家司法考试所应具备的各项必备条件和要求。“资格授予”一章规定了每司法考试通过数额和合格分数线的确定、公布和资格授予等主要内容。“责任”一章就应试人员和考试工作人员的违纪行为的处理种类以及对应的违纪处理事项作了原则规定。“附则”一章主要规定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本办法的解释和生效等问题。这个实施办法是我国举办首次国家司法考试的基本工作规范，考虑到国家司法考试是一项新的制度，需要不断的发展和逐步完善，所以该《实施办法》确定为试行，待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取得经验再进一步修改固定下来。当然，在组织实施的过程中，根据遇到的问题和情况，对该办法确定的原则又作了更加具体的操作性规定。

（四）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建立的重要意义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全面实施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的进步，法制的进步，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作为法律职业的统一准入制度，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关系

第三篇：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略论

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立的背景、法律依据和意义（—）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立前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和律师资格取得制度1．法官、检察官的选任制度1995年前，中国没有对设立通过考试途径选任检察官、法官的制度。法官、检察官可由法院。检察院直接提名报同级人大任命。199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通过并实施，根据两法的规定，两院系统开始分别建立起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考试制度，即规定通过考试者方能提请人大任命为法官、检察官。法院系统1995、1997、1999进行了三次考试。检察系统亦举行了三次。2．律师资格取得制度相对法官、检察官而言，律师资格考试是最早举办的法律师职业资格考试。1986年开始举行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规定考试取得资格才能申请执业。此后，1988、1990、1992每两年举行一次考试，1993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考试，至年共举行11次考试，通过人数述达18万人左右。上述三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人员范围。科目没置。试卷组成等方面都有较大区别。在应试人员范围方面，律师考试主要面向社会，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而法院、检察院的任职考试主要面向本系统人员，非法院、检察院系统的人员不得参加。在考试科目方面，律师考试的内容与范围最广，几乎涵盖了法学的所有学科。法官考试比律师考试科目要少，不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检察官考试面较窄，主要限于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和经济法律相对较少。在试卷与试题形式方面，律师考试是四张试卷，试题主要是选择题和案例分析；法官考试和检察官考试是三张卷，试题形式既包括选择、判断、改错形式的客观题，也包括简答、材料分析、案例分析、文书写作等主观题。比较而言，后两者的主观题比前者占的比重大，形式多。

（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提出、论证、出台针对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不统一的上述情况，法学界一直呼吁能够建立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法律职来来实际部门多年来也一直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希望统一法律职业资格。2000年7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初审法官、检察官法的修改草案，部分委员又提出了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议。法官、检察官法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时，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针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合各方面对建立这一制度已形成共识，且当前世界上许多因家均已实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鉴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准备进一步征求意见后采纳这一建议。

（三）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第22次会议再次审议法官法、检察官法，经过论通过的两个法律分别增加一项规定，即：国家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制度，xx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xx司法行政机关部门负责实施。至此，我国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正式建立，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有关规定正是这一制度的法律依据。根据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于2001年10月31日、11月1日通过中央电视台、各报纸正式向社会公开。《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共7章，22条。分为总则、考试、考试组织、报名条件、资格授予、责任和附则。“总则”一章主要规定了制定《办法》的宗旨、依据，国家司法考试的性质、效力，考试原则及组织实施和协调机构。“考试”一章主要对国家司法考试的时间、内容、科目、方式、考试的办法、方式、范围及评券事项作了较为原则的规定。“考试组织”一章规定xx司法行政部门和地方司法行政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承办国家司法考试工作。“报名条件”一章规定了报考国家司法考试所应具备的各项必备条件和要求。“资格授予”一章规定了每司法考试通过数额和合格分数线的确定、公布和资格授予等主要内容。“责任”一章就应试人员和考试工作人员的违纪行为的处理种类以及对应的违纪处理事项作了原则规定。“附则”一章主要规定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本办法的解释和生效等问题。这个实施办法是我国举办首次国家司法考试的基本工作规范，考虑到国家司法考试是一项新的制度，需要不断的发展和逐步完善，所以该《实施办法》确定为试行，待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取得经验再进一步修改固定下来。当然，在组织实施的过程中，根据遇到的问题和情况，对该办法确定的原则又作了更加具体的操作性规定。

（四）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建立的重要意义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全面实施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的进步，法制的进步，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作为法律职业的统一准入制度，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关系到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选择方式的变革，关系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同业化和精英化，有利于共同提高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标准，为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将使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主体的法律职业人员成为一支具有共同的法律知识水准、共同的法律素质、共同的法律信仰的法律职业队伍，维～律的权威和统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对于提高

我国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更紧密衔接，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从更深的层次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对于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对于建立科学、合理、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制度也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一次改革，这次改革对下一步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考试的性质和效力从国家司法考试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来看，国家司法考试是一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初任法官、检察官和从事律师职业必须而且只能从获得资格证书中择优选用。但通过考试者只是取得从事法律职业资格。获得了准入条件，能否实际从事法律职业，还需要具备各种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一些条件，取得资格仅为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由司法部颁发证书。所以，《《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将司法考试的性质定为，“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在当时设计考试具体方式时，曾有一些人建议实施两次考试。但由于首次国家司法考试的筹备时间紧迫，从2002年开始即每年举行两次考试的条件尚不成成熟。因此，在实施办法中仍规定国家司法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至于以后是否采取两次考试做法，还需要再研究论证。对于考试的内容和科目，在设计时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点是国家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关系，法学教育要适应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但国家司法考试也不能脱离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从目前的情况看，法学院校的本科教学主要是依据教育部确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这是高等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法学专业毕业生必修的课程，也是法学院教学评估的基本指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立后，法学教育界对国家司法考试十分重视，纷纷研讨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开始考虑改革、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建立法律职业引导机制，昼向司法考试靠拢。我们在确定考试内容、科目时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第二点是国家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资格考试，必须与法律职业相衔。要为司法部门、律师业提供后备人才，必须考虑用人部门的实际需求，要从职业准入的角度出发，全面考察应试人员的法学理论知识，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掌握，以及从事法律职业的素质和能力等。基于此，首次司法考试参照教育部法学专业14门主干课程的标准和要求，本着测试法学基本理论和法律事务相结合的原则确定了国家司法考试的具体科目。

（二）报名的条件《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符合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规定的学历、专业条件；

5、品行良好。前述第4项关于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学历、专业条件，根据法官法第九条、检察官法第十条、律师法第六条有关法官、检察官任职和取得律师资格的规定，应为：第一，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第二，经司法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分别制定的放宽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的学历条件的原则意见审核确定，适用上述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报名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此外，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有关“本决定施行前已经符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资格考试的学历条件的人员，仍然可以报名参加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规定，符合原《律师法》规定的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学历条件的人员，即具有高等院校法学专科学历或者同等专业水平，仍然可以报名参加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68条规定，前述所指的“高等院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考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或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

（三）司法考试的管理体制（或说是机制）中国刚刚确立的司法考试管理体制大体如下：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商定成立了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设立已在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中做了具体规定。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是，就确定、调整国家司法考试的有关政策、原则进行协商、协调，就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健全、完善提供咨询。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是我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中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制度，但是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只是一个内部的、高层次的协商、协调和咨议的形式和渠道，不是决策机构，也不行使具体的管理和实施职能。司法部成立了司法考试司，对外称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作为司法部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国家司法考试工作。同时，司法部还成立了国家司法考试中心，具体承办考务工作。此外《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还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应设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考务工作。三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的总体情况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的总体情况是：全国共有360571人报名参加考试，有31万多人实际参加考试。报名工作总体上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各界人士报名踊跃、人数众多。全国共有17个省、市报考人数超过万人，其中山东、河南、广东三省超过2万人。报考人员中法、检系统、法律服务行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报考人数可观，近16万人，占总人数的44%。二是报名人员层次较高，高学历人员增加，法律专业人数增多，其中具有博士、硕十学历的6346人；具有专业本科、专科学历的29万多人，占总人数的81.4%。三是趋于年轻化。40岁以下共34万多人，占总数的95.1%；其中25岁以下的占40%。首次国家司法考试于3月30日、31日举行。全国共设置317个考区，418个考点、12860个考场，动用

40000多考试工作人员。根据司法部目前确定的合格分数线（总份240分，放宽地区为235分），约有24000多人通过考试，合格率大体在7%。考试违纪人员约500多人，分别受到警告、取消单科成绩、取消本次成绩和两年不得参考的处理。目前司法部已发出通知，达到合格分数线的人员可按规定申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到目前为止，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已近尾声，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作好法律职业资格的审批和证书的领取和发放工作。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说，首次国家司法考试工作还是顺利的，成功的。

四、今后我国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和发展应当考虑的几个问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制度，正处于初创阶段，确有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和设计。第一是要认真研究法律职业对人才的需求，担任法官、检察官和从事律师职业，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在法律信仰、意识、法律知识、专业素质，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职业道德水平，个人品质等方面应当达到何种程度，以便通过考试反映和测试。第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国家司法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制度建设上认真总结律师考试及法官、检察官考试的经验，以及国内其他职业资格考试的经验，从中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还要吸纳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包括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人才的选拔及司法考试的成功做法，在借鉴的同时加以创新，使之更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我国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的方向。第三是要在司法考试的模式选择和方案设计上，主要围绕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个宗旨，对考试的时间、次数、方式、内容、科目、题型等进行科学设计，要使通过考试的人员更能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使考试的效果达到最大化。第四是在相关制度配套上，要建立和国家司法考试相衔接的法官、检察官、执业律师选择制度和任职前的统一法律职业培训制度，使我国的法律人才贮水池活起来，这对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第五是加强与法学院校的联系与沟通，处理好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既要充分尊重和反映现阶段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又要向通过考试反馈法律职业的需求，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更好结合。第六是要加强立法。条件成熟时，可将国家司法考试实践中有益经验、成功做法通过立法确定下来，使之规范化、法制化。总之，我们要努力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健全、完善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

第四篇：浅谈现阶段我国司法考试制度

浅谈现阶段我国司法考试制度

【内容摘要】:21世纪初我国开始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开始走规范化和职业化道路,并为今后法律人才精英化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几年中通过司考也走出了大量法律职业化及半职业化人才,对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积蓄了丰厚的人才资源。然而随着近几年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一些问题和不足也逐渐凸显出来,并逐渐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因此本文拟对现行司考制度进行一些浅析,并希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一、国家司法考试的渊源及现状

本世纪初之前,我国法律职业化呈多元化发展,法检系统及律师行业各有独立的职业资格考试,且互不认同,若要从事跨行业法律职业必须“从头再来”,此种状况不利于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及统一司法理念的形成。2001年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经人大常委会修订颁行,最重要一条修订即是初任法官、检察官必须从通过司法考试,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中选拔。2002年初《国家司法考试施行办法(试行)》正式生效,并于同年举行首届统一司法考试。从此标志我国司法系统人才准入制度的规范化和选拔标准的公平、公正化,更有利于我国法律职业思维和理念的形成和升华,对司法机关及律师行业的人员素养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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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考试制度对高校法学教育及教师职业的影响

1、我国政法院校及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是从建国初废除国民政法《六法全书》,摒弃民国法统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法学教育几乎照搬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专政,形态色彩浓厚,缺乏法理性和法系比较性,法学毕业生毕业直接分派到法检系统从事实务工作,由此致使法律工作者大多成为政策的执行者而职业的法律人。文革期间,司法机关权威遭到践踏,使本来步履维艰的法制道路更是雪上加霜。文革后,部分法学院校开始恢复,但因为前期发展的迷茫和眼前的法制环境的严峻,导致法学教育及法律人才的培养出现浮躁的趋向,甚至出现很多速成型的培养模式,功利色彩浓厚,这在当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确实起到积极作用,但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在此后20多年,法学高等教育不断规范,法检系统准入制度也不断提高并逐渐注重较高的法学素养,逐渐形成了西政、中政几个大的法学阵营格局。但21世纪初实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却使高等法学教育逐渐偏离主线，因为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若要在法律职业舞台上有所作为,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因此很多院校开始注重功利性和应试性,而忽略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法律人格的培养,使得大学法学教育成为应试工具,特别是2008年考试政策规定:在校本科生大三阶段即可参加司法考试,这无疑导致大学阶段就是为了司考教材而学习,至于司考背后是什么似乎已无意义。其因缺乏独立的法理思维,大学四年的系统学习似乎只为司法考试,从而造就很多会考试而不会学习的“高素质人才”,这对今后司法精英化的发展是一个桎枯,也和司法考试设立的初衷相违背。

2、教师行业因其职业特点,交际面狭窄,个人的独立面不容易表现,所以教师职业虽然是个稳

定的职业,但教师心态并不稳,又因现在司法考试及公务员考试条件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年轻的老师多数抱着“跳跃”的心态在工作,因此很多老师相当多的精力不是放在学生身上和教学、课题研究上,而是把大量精力花费在司法考试上和公务员考试上,导致教师队伍不稳,阶层脱节,难以培养骨干力量。教师出身的占了每年公考和司考相当大的比例,在国家机关越来越要求社会在职经历的情况下这个现状不失为一个丰厚的资源备选。但是实践中一些不足也逐渐凸显出来。尤其在司法机关,这种缺陷比较明显。因为教师行业的特殊性,在应试上要比应届毕业生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每年的司法考试“状元”几乎全是教师出身,动辄430分、430分。然后再从事律师行业或者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司法机关,但在司法实务中,这些高分状元们却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司法考试的单纯应试性让他们掌握了答对题的规律,但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哪怕一个理工科出身背了三个月辅导资料竟也高分通过,这不能不说是现行司法考试注重应试性和表现出工具性的一个弊端。

(二)司法考试对法检系统的影响

自新的《法官法》及《检察官法》颁行,法检独立的资格考试被取消,法官、检察官资格晋级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在中国法治建设是个质的飞跃。但也遗留下来一些问题,即改革之前已在法检系统工作尚未任命的干警不得不面对和新进干警同一起点的问题,有些工作多年的干警,实务经验非常丰富,但因精力和应试能力较弱,始终跨不过司法考试的门槛,给很多法检机关造成“能用的人不合格”的尴尬局面,而年轻的法官、检察官又缺乏实务经验,造成“业务断层”。这是特殊阶段的局部特写,但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在实务中即可感觉到,年轻检察官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和敏锐的逻辑思维,但缺乏实务经验,在实务中难免会现一些失误,但很多没有法律资格的老干警有非常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务经验,如果有老干警的帮教,送上一段路,会少走一些弯路。对年轻干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二、对大学教育模式与司法考试制度的关系的初步探讨

司法考试主要是从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人才中选拔应用型法律人才,而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法学本科教育来完成。因此,司法考试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要求法学本科教育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加快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步伐,实现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正效应。

1、更新法学本科教育的观念法学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观念的更新,由于司法考试对法律职业提供的准入标准,我国的法学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法律本科教育。法学本科教育主要对应法律应用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精英教育理念,着力塑造“高级专门人才”,注重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导致传统的法学本科教育普遍存在的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脱节,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脱离,法学专业本科生缺乏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法学教育应当采用精英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素质教育理念,在注重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培养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为应对司法考试的需要,要实现师生原有角色的转变,并革新教学的方式、方法。教师角色应从知识的权威向知识的组织者转换、从知识的灌输者向学习的促进者转变;学生角色从知识的被动学习

者向知识的主动探索者转变。据此,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是知识交往的主体性的伙伴关系。知识教学从“知识传授”转换为“知识对话”,既可激活教师的教育智慧,又可催声学生的学习热情。必须注重启发式、探讨式等有益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方式,采用“问题研讨”、“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模拟法庭”等教学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分析和评价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熟悉法律条文的内容,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掌握适用法律的技巧,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对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2、因法律职业需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生,法学本科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要紧密结合联系司法实践和社会实际,因此,还必须改变我国目前高校教师队伍较为封闭,与系统外部交流过少的状况,在学校和法律实务部门之间建立灵活的人员交流机制,使法学教师定期有机会参加司法实务工作,并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或专职教师,努力造就一支既有高超的法学理论水平,又深谙法律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以为法学教学内容的优化提供师资队伍保障。

司法考试影响着法学本科教育,法学本科教育要应对司法考试,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不是要把法学本科教育变成“应试教育”,而是要以司法考试为契机,推动法学本科教育理念、模式、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不仅使学生具备法律从业者所应有的综合素质,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从事法律职业所必备的智识和能力。

三、司法考试与高校毕业生及社会在职人员的关系

司法考试从一定层面上为大家公平竞争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平台,其体现兼容并包的准入门槛也为我国法律职业增添了不少色彩。但是在目前毕业生就业环境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应当有意识的倾斜于此。社会在职人员的在工作上首先是有保障的,他们参加司考和公考为了是更有所作为,而在此情况下高校毕业生与其竞争并不占优势,在公务员考试中此种情况表现的比较突出。从近几年司考报名统计来看,全国近六百所高校有法学专业,法学毕业生在逐年增加,就业也日益困难。限定考试主体资格,要求报名者须具有法学本科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法学教育备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可以限定行业稳定,避免行业间频繁“迁徙”,比如教师队伍可以要求其工作满三年才可参加司法考试,五年才可参加公务员考试。针对招考进法检系统通过司法考试的非法本专业人员司法实务层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以要求非法本专业通过司法考试后,须到律师事务所见习满两年才有资格报考法检系统。针对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律法职业人才严重匮乏的现象,中央也实行了特殊的照顾政策,中西部地区报考条件降为法律专科学历,同时分数上也有所降低。但根据中央2008年底的《司法改革意见》精神:适当放宽西部司考报名条件并相应降低合格线,在新疆、西藏等地单独组织在职法律职业考试试点,完善司考通过制度,完善从普通高校毕业生中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合并进行。我们应该深刻领会中央《司法改革意见》,针对中西部的法检断层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立法上细化,改变西部法检系统僵化的人事布局,提高整体执法素养。

四、完善司法考试改革的探索

1、目前司法考试是有最高法、最高检及司法部共同组织的,以司法部为主。不同部门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每年的试题及答案也都引发了大量争议,诟病颇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考的权威性。因此司法考试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平,不能只有“一家之言”,应当成立专门的司考组织机构,吸纳学理性研究人士及司法实务人士参与其中,应当尽量选用通说,避免争议问题的出现,并完善答案复议程序的透明化,最大限度的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鉴于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相脱节,原则上法官、检察官应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优秀人才中选任,而实践中若要成为法检机关工作人员还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而律师行业却只需“一卷永逸”,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否定司法考试的权威性,而更多带有工具性。因此应当改善这种状况, 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精神,完善从高校法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生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合并。因此可以从法规角度细化,针对法检系统,可以分类别招考。对业务类司法人员,比如法官、检察官可以通过合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择优选拔,作为法官、检察官预备人员,并经过两年审判或检察工作以后,通过竞争考核任命为法官、检察官。而非业务类人才招录应当并入统一公务员考试中,按行政机关标准录用。

2、改革司法考试模式,分阶段累进通过

近年来,关于司考取消一次性考试的消息很多,但都未得到官方证实,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目前“一卷定终身”的考试模式确实存在很多弊端,考试次数越少,结果的偶然性越大,一次性考试增大了非法律出身者侥幸过关的可能性。而在实务中这种弊端也较突出,有些所谓高分通过的非法律出身者竟然不会写起诉状,问其原因,答曰,我只知道按答案去套,别的就什么不知道了,在法检业务中这种不足也有表现。有学者建议引用日韩等国的累进考试制度,避免一次通过的侥幸心理。因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能照搬套用,但日韩等国多年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践和理念确实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司法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考试主要是针对不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者,采用单一选择和论文的方法进行。第二次考试是针对通过第一次考试和可以免除参加第一次考试者。第二次考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和刑法三个科目,合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二阶段考试,第二阶段考试以论文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合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三阶段考试,第三阶段以口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五个科目。最后一个阶段的考试成绩未合格的,其第二次考试前两个阶段的成绩不予保留。

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考试(其称为法官、检察官、律师考试)分为三试,第一试和第二试为笔试,第三试为口试。第一试未录取者,不得应第二试;第二试未录取者,不得应第三试。第一试和第二试的录取资格均不予保留。第一试结束后,择优录取实考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参加第二试。第二试结束后,择优录取参加第二试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确定具体人数时还应当考虑法院、检察院当年需要增加的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参加第三试。第三试为口试,主要是考察应试者的专业知识和表达能力。考试的总成绩以第二试和第三试的成绩计算,其中第二试成绩占百分之九十,第三试成绩占百分之十,依总成绩之高低,择优录取。但第三试成绩未满六十分者,仍不予录取。

鉴于我国大陆具体国情组织三次以上累进考试不符合实际,但经过7年的司考实践探索,在我国逐步建立起两次累进考试制度。第一次为笔试,以基本法为主,注重“通说”,回避争议问题,主要考察基础法学理论,适当减少政论性试题,并适当设置每卷及格线;第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为笔试加面试,笔试内容以非基本法及实务案例为主;考试合格者有资格进入面试,面试主要考察法律思维能力及个人素养。面试合格者,按比例折合笔试总分和面试总分,然后从高到底划出及格分数线。针对我国通过司法考试并不能直接从事司法工作的情况,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精神,完善从高校法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生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合并,因此法检系统的公务员考试可以放在第二次司法考试之后,将司考成绩(合格线以上)与公务员成绩按比例折合,从高到低择优录用。这样要成为法官、检察官预备人选就比从事律师行业多了一次法检公务员招录考试,但其又不同于现行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互不交叉的状况。

五、结语

纵观我国法治道路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从建国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就道路曲折,但总体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法治氛围也愈加浓厚。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出人权概念,这是宪政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化,因此对政法机关的执法理念和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司法职业准入制度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通过合理的制度和规范保证司法机关理性执法、文明执法。

第五篇：司法改革两岸谈

司法改革两岸谈.txt不要为旧的悲伤而浪费新的眼泪！现在干什么事都要有经验的，除了老婆。没有100分的另一半，只有50分的两个人。司法改革两岸谈（上）

苏永钦 贺卫方

内容摘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司法改革都是社会变革中最为活跃的领域。虽然由于文化的同质性，两岸的改革看起来有着相当的类似，不过，历史过程、制度环境以及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得两岸面临的问题貌似而神离。台湾政治大学的苏永钦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分别是两岸最为活跃的司法改革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这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来的对话中，两位学者就司法改革最为关键的三个问题，即司法独立、违宪审查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结合两岸的际遇和实践，进行了深入而富于兴味的讨论。对话不仅展现了两岸为建构公正的司法制度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也揭示了各自面临着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困难和挑战，以及相关经验对于对方的借鉴意义。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月旦民商法杂志 时间：2004年7月16日

地点：北京大学法学楼5127会议室 对话人：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苏永钦 政治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能够邀请到台湾著名法学家、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的苏永钦教授参加——应该说是主导——今天这样一次学术活动，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在网上发布的信息，说今天的题目叫“司法改革两岸谈”，由苏老师和我进行一次对话。我们两岸的社会都面临着或者都在进行着一场非常重大的变革，那就是司法改革。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大陆的司法改革也是如火如荼，几乎可以说是最具活力的一个改革领域。我最近这几年对海峡对岸的司法改革也有一些了解，发现两岸在司法改革的进度方面有所差异，有些问题的解决，台湾要先于我们，但是，两岸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许多却是非常类似或一致的，这种由于文化上同根带来的问题的类似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同时也意味着两边在相关制度的改革方面相互借鉴的空间是很大的。苏永钦老师是台湾司法改革方面的一个领军人物，当然我觉得不完全是在官方意义上的领军人物，他永远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上对于司法改革中的问题，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些见解在台湾，甚至在大陆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有好多著作都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流传，像我手边这本《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就很有影响，我还根据这个书名写过一篇文章，叫“改革司法改革”。

我们今天想做一个两岸对谈，不是隔岸观火意义上的对谈，讨论两岸司法改革进展的情况如何，互相有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吸取，主对话者是苏老师和我。但是，今天到会的有来自两岸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不少高人。例如台湾方面还有研究大陆法的非常重要的专家，王文杰教授，他是台湾的交通大学负责大陆法的研究和教学的一位学者，他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博士，加上国立政治大学的法学博士。王文杰教授的书房可以说是全台湾岛上大陆法资料最齐全的一个文献中心。在大陆这边，从苏老师左边，有中国律师杂志的刘桂明总编辑，中国律师网的曹斌先生，那边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蒋惠岭法官，他也是在大陆司法改革方面一位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有许多观点在司法界以及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吴为民先生是中国最高检察院的一位官员，他现在负责有关媒体方面的工作。钱列阳律师是北京非常有影响的律师，代理了一系列重大案件，这几年不少涉及一些著名人物的案件都是他代理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学者型的律师。这位是任强先生，是中山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北大的博士后。李尚公先生，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也是我的大学老同学，在业界也很有知名度。岳成律师，是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另外两位分别是王轶教授和张谷教授，他们两位都是北大法学院的民法专家。另外后面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工人日报资深记者吴琰女士，以在名誉权案件中代理被告人著称的蒲志强律师，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张绍彦教授。还有一些朋友，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让我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向各位朋友的光临表示感谢！

苏永钦：

我记得早年读过一本Friedman和Macaulay合编的《法律与行为科学》，对里面搜集有关人类法律发展的论文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好几篇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就是当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成直线进化到一定阶段以后，大约就是韦伯说的“理性”阶段，法律交到一批专业者的手上操作，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等等的角色分工也都完备了以后，会开始出现某种循环——专业和非专业，形式和实质的循环，对于两岸司法的发展，有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们都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在好些地方好像刚好反过来。贺老师的大作我是一定要拜读的，里面就提到了一些东西，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比方有一篇文章提到“法言法语”，和我在台湾鼓吹的少一点法言法语，某种程度正好对立，我们那里专业化已经有点过度，到了有时会脱离社会的地步，但这里好像就迫切需要建立更多的形式主义，更多的格式化表达，也就是专业化，以这个例子来看，我想两岸进行这一类的对话的确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彼此看到自己的过去跟未来。

但这些基本的东西，对台湾来讲反而从来就是无可争辩的，没有任何替代的意识形态或制度被严肃的讨论，台湾的问题更多的是怎么样去落实这些原则，所谓民主化的过程，其实只是把宪法写的变成宪政做的，如此而已。就这样的大前提问题，当然两岸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异。不过贺老师同我大概都有一点对司法改革的狂热，有点臭味相投，在台湾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像我们那儿讲的“狗吠火车”

所以我觉得刚才苏老师提到这样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说历史的演进不同，所以我们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其实是有差别的，正像我看您的《司法改革的再改革》里边对于专业主义视角下如何去揭示司法改革所面临问题的时候，您更多地站在一个社会科学的角度作出分析，比如说您愿意揭示民众对于司法的评价，不仅仅是从供给方面来判断问题，更重要是从需求方，从司法改革的到底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人民的态度、人民的感受，来分析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我看里边有一些数据很有意思，比如说，败诉的当事人如何评价司法，当然不少负面的评价。一些人想当然地以为，诉讼嘛，总是有胜有败，败诉的当事人当然不会对于司法有好的评价。可是，苏老师的调查表明，胜诉的当事人也不认为司法更公正，评价也非常低。您也批评了判决文书那样一种过分神秘主义的问题，充斥着法言法语的判决书让老百姓一头雾水。

苏永钦：

我想我就先谈司法独立。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作为不同的提法，在台湾也有过，特别是早期负责司法行政的人，喜欢强调审判独立是一回事儿，司法则不一定要独立，民主国家里头有司法和审判一样独立的，但司法部门不独立存在的确实更普遍，英文文献中也有人区分为“决定独立”（decisional independence）和“制度独立”（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我们的宪法直接规定的虽然只有审判独立，但司法又单独辟一章，司法院独立设置，不在行政院或总统之下，和这些机关平行，因此若说司法独立，也不能说没有根据。不过正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独立，制度上还是经历了一些转折。

“行宪”以后，我们大部分的法官和检察官，也就是除了最高法院和只有一个审级的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以外，高等以下法院都归行政院底下的司法行政部管辖，司法院虽然独立，但只管两个终审法院，并由大法官行使解释权。这样的体制符不符合宪法的精神，难免会有争议，到了1960年终于变成宪法上的争议，结果大法官做了第86号解释，里面讲的很清楚，高等以下的法院也应该隶属司法院，显然大法官相信宪法不仅要求审判独立，而且司法也要独立，可惜这个解释没有得到政治部门的正面响应，行政院不提案修改司法院组织法和法院组织法，立法院也不主动修改，司法院在当时没有什么权威，可以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直到二十年以后台湾的社会运动兴起，很多制度受到检讨，才挑了这个政治上比较不那么敏感的老问题，依照第86号解释大幅改变了司法体制，所以一直到了进入1980年代，全部法院和法官才回归司法院，真正有了司法独立。司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大法官都是由总统提名，早期是经由监察院同意，后改为国民大会同意，现在又改成立法院同意，总之，它同行政部门在人事上已经完全分开。

司法独立的另一个问题是预算，台湾在这方面有一个先天上的优势，就是地方不大。就我了解连美国的法院也有预算的问题，它的地方法院相当多都是依赖地方的预算，没有全国的预算来支撑整个司法体系，但按照我们的宪法，到相关的各种法律，法院同地方政府都是没有关系的，它的预算来自于国家，预算唯一的威胁就是行政部门，因为国家预算不可能由每一个机关自己提，必须由一个机关统一岁出岁入，提出总预算，在台湾就是行政院，可是司法要想有所作为，比如要增加法官的人数，法庭的装备，或者是要增加电子化的速度，每一毛钱他都要经过行政院那一关，行政院过了，当然还有立法院做最后的审查，要过这两关。在过去十年的司法改革，预算独立部分，就在司法院巧妙的运用各种政治力的矛盾之下，居然通过了修宪，规定司法院提出的概算，行政院不可以删减，只能加注意见，因此若说台湾在司法独立方面，已经超过大部分的国家，应该都不为过。

审判独立的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是对谁独立，法官是“依据法律”独立审判，所以对同样适用法律的人无独立问题，比如在合议庭里法官不能对他的庭长，对他的同僚主张独立，他们必须通过评议，如果有不同意见只有采多数决。独立的对象是同这个审判无关的人，不管有没有法官的身分，审判内容一旦被这些未参加审理的人过问，裁判就是被干预的，而不是独立的。这样的干预最常见的是来自于司法行政，但也可能来自于政治部门，来自于政党或国会，甚至来自于舆论。所以审判独立的威胁在台湾一直到今天都不能说没有，只是方式、程度不同而已。早期的时候，干预可以说是制度化的存在，当时可以给它一个合理的原因，就是独任法官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历练不够，所以他在做判断的时候需要院长、庭长，或其它行政上的主管，在他判决宣告之前，先做一番审阅，盖了章才可以送出去，我们那里管这个叫送阅，毫无疑问这是制度化干预的一个管道。因为当院长可以这样做的时候，院长、庭长的升迁操之于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部长，而司法行政部的部长可能是政党党员，而且一定是行政院的成员，难免会有政策的考虑，甚至政党利益的考虑，那就可以通过对于院长人事的影响力，间接的影响个案。

贺卫方：

我想插一句，苏老师，这个送阅制度，好像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才废止掉，我有一个疑问，当时或者是院长，或者是庭长，他们都是现任的法官吗，还是像我们这里的情况，有一些院长，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专业历练，但是他们也可以做法院的院长。

苏永钦：

在我们那里，法院主管一定是法官，但他们的升迁过去是由司法行政部部长一个人决定，因此尽管送阅的管控制度有一定的理由，干预之门也因此大开。到了后来法官的办案能力普遍提高，审判体系也建制了多种方法，来回应社会的疑难杂症，这种管控的合理性就越来越低。所谓的干预，其实不一定是政治干预，因为毕竟政治案件不会很多，但是诉讼常常会涉及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在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利益的纠葛自然变得很复杂，比如我们有一些立法委员、省市议员，和地方上各式各样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碰到诉讼案件要关说，就会跟行政部门做利益交换，这时送阅制度就是现成的管道，因此审判独立的改革，首先就要改掉裁判书的事前送阅。起初是变成事后送阅，到后来已完全废除。

这是审判独立比较大的威胁，但来自司法行政的威胁绝对不只是个案，其它比较迂回的，还有法官的迁调，在我们那里不只有往上级法院调的问题，特别是早期大家都喜欢往台北跑，小孩儿读书方便，家人工作发展条件也好，僧多粥少之下，这些人事决定也自然形成干预的诱因。因为评量的基础不外乎办案成绩的考核和一般考绩，多半还是操之于院长。所以后来司法改革的另一个方向，就是建立更透明、更多法官参与的人事审议制度，在司法院所属的各级法院，和行政院法务部所属的检察体系，都成立了人事审议委员会，让法官、检察官互选的代表占了大约一半，使得大部分人事的调动，包括首长、法官、检察官，都要根据一些比较客观的评量资料，刚刚讲的干预管道也就大致堵塞了。

至于政党的干预，在政治民主化、多元化以后，基本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划算，就是如果政党要有效影响司法，必须事前在政治体系的所有环节都去布建，在从前政治一元化的情况下，或许还可以做得到，因为只有一个政党控制了整个政府体系，即使法院再坚持独立审判，法官受到再多的身分保障，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法院终究在什么地方会受到政治的牵制，所以政党会购买正义，司法也会卖。可是在政治力量多元化以后，整个情势就有了基本的转变，第一，政党有可能选输而失掉主要的政治权力，第二，大概没有一个政党能控制政治体系的所有环节，这时候政党会发现他要去投资司法体系是不划算的，法院也开始不太买帐，总之，基于政治目的建立对司法的干预管道，是需要长期投资，长期影响的。一个美国学者Mark Ramseyer就以对日本司法的长期观察，来印证这个理论，日本事实上是到了自民党一党优势终结以后，政府对司法的干预才彻底排除，虽然二战后建立的审判独立和司法部门独立（即以最高裁判所为最高司法机关），在制度上已经很完整。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印证于台湾的司法。国会全面改选以后，尤其是政党轮替以后，政党对司法的干预，已经大大的减弱。任何个案干预都要冒相当高的风险。

现在对审判独立最大的考验，反而是舆论的干预。这需要承审法官自己自觉的去抗拒，有的时候非常困难，特别是社会在转型的时候，社会运动高涨，很多法律已经落伍，但法官仍然要执行落伍的法律，如果法官都跟着社会的脚步走，往往变成选择性的曲解法律，长期来看当然会挫伤法律的公信力，应该不是我们所乐见，可是一旦他坚持执行落伍的法律，又会受到强大舆论的责难。所以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舆论的干预对法官构成特别大的挑战，有时候要法官完全不迎合多数人的胃口，还真不容易。德国在２０世纪初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就兴起了所谓自由法的运动，台湾在1980年代也碰到这样的场景，还好已经渐渐过去。

在台湾司法改革的议题很多，司法独立这个最大的问题应该说基本上已经解决，剩下个案的不独立，已经不是制度问题。但如果把刑事司法体系的检察官也放进来看，则最近基层检察官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独立问题。简单说，就是检察行政是不是也要从一般行政中独立出来。前面已经提到，在１９８０年之前，高等以下法院的法官和配置在法院的检察官，虽然在诉讼程序上的功能完全分离，甚至是对立的，但行政上都由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管辖，一如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形，１９８０年的体制改革，把高等以下法院的法官改由司法院来管，却把配置法院的检察官留给行政院管，行政院不再设司法行政部，改设法务部，其检察司主管检察业务，检察官依刑事诉讼法采检察一体原则，只有外部独立，内部则为上令下从，一体办案，因此检察体系本身有个最高首长，叫做检察总长，检察总长由总统任命，行政上则受法务部长节制。总之，检察官依大法官解释虽为广义的司法官，也受到高度的身分和职务独立保障，但行政上在1980年以后却和法官分道扬镳。

检察官的角色定位在大陆法国家始终有一些不确定，但大体上都同法官差不太多，大法官的相关解释对检察官的保障也还算有利，但在司法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要把它弄成像美国的检察官一样，推到纯粹的行政机关，另一股力量则要把它更推向独立、中立的司法部门，远离政治部门。最近基层检察官的串连运动，就属于后者。主要是有感于这几年碰到一些重大的案件，特别是有政治性争议的时候，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在一般民众看来，总是瓜田李下，起诉会挨骂，不起诉也会挨骂，案子办得慢会被怀疑，办得快也有人说话。原因就在最高检察首长是总统任命，检察官又被法务部考核，所有检察资源都掌握在法务部的手上，而法务部长又是内阁成员，有浓厚的政党色彩。这样的组织牵连，使检察官怎么说都说不清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所以最近基层检察官在原来的改革组织之外又成立的新组织，以注入新的动力，主要目标就是把检察行政从一般行政部门独立出来。其实把整个检察体系搬到司法院，也未违反宪法与大法官的解释，但事涉两院权限，显然不容易，因此他们希望，即使留在行政院，至少也要从法务部搬出来，所有检察相关行政改由检察总长主管，而检察总长则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强化其民意基础而能独立于法务部，至于前面提到的人事审议委员会，当然也就改设在总长之下。这个新的体制改革有多少希望，还很难讲，即使对以改革自诩的民进党政府而言，有检察体系这样好用的一股力量，要他就这样放弃，好像还是很难，所以这个改革的命运还不确定，但已经有立法委员提的三个法院组织法修正案在立法院里面，修正的重点就在法院体系的调整，刚刚讲的那两点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大体上回顾过去十五年，台湾的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乃至检察独立，可说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会有新的出现。

尽管孔子喜欢君子和而不同的境界，但是，他本人对于异端似乎就不大容忍。例如，担任鲁国司寇不久，他就把少正卯先生判处死刑了。罪名呢？我记得不过是什么“言伪而辩，记丑而博”之类。也就是说，不过是对于正统观点或政府本身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或说了些怪话，而且还很雄辩。从《论语》里观察，我发现孔子好像对于口才好的人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讲“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刚毅木讷近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对于所谓“巧言令色”，他几次直率地表示不屑在这样的环境中，议会政治就不可能产生。

是否可以逐渐地将越来越多的政治纠纷转化为法律纠纷，通过法院或者司法的模式解决政治冲突。这当然是从托克维尔那里得到的启发，同时，所谓司法权的全球化扩张，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正是司法权对于政治纷争不断扩大的介入。

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主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如果我们假定在民主体制下，宪法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因此宪法就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您曾经引用的一个人的说法，法律人像是魔术师，有意识地将司法过程搞的神神秘秘，最后一刹那间从帽子里掏出一只兔子来，大家全部都惊呆了。我的一个疑问是，法律如果没有了专业化的特性，法律人的语言完全混同于大众的日常语言，那么是否会丧失法律表意和交流的精确性，而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确，司法的确定性也就荡然无存了。司法改革两岸谈（下）

苏永钦：

非常不敢当，还是先回头补充一下违宪审查，从我们发展的经验来看，宪法在一个不够民主的体制之下，大概不太可能变成制衡统治集团的工具，相反它一定会变成统治集团的工具，美国有一个学者叫Karl Loewenstein，他用两个概念来形容两种非民主国家的宪政，一个叫语义的宪法，一个叫名目的宪法，名目的宪法是说，因为宪法实际上是摆在一边的，供在那里不用，社会上充满了违反宪法的事实，没有人理它，有宪法和没有宪法一样。另外一种情形则是在维权体制之下，把宪法语义化了，因此不但有宪法而且用宪法，也很少违宪的事实，问题是宪法变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在任何时候都只能配合政治的需要，你说要修改就修改，你说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违宪审查徒具其名，只是专制统治的“不在场证明”而已。这两种情况当然都不是现代宪政主义所要的。

台湾经历的情况其实比较接近语义宪法，在面临非常大的政局困难时，比如没有办法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它选择的不是让违宪事实继续存在，而是由大法官做出第31号解释，给不改选的国会一个合宪的基础，等到释宪的空间都没有了，就由国民大会修宪，事情就解决了，这时候老实说哪里还需要违宪审查，即使有少数认定违宪的解释，大家也可以非常有默契的，好像没看到它一样。刚刚举的法院隶属解释，因为只是单纯解释，没有指出什么法律无效，整整20年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违宪审查会发生作用，也就是宪法开始被当成是一个制衡统治集团的工具，以宪法作为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大概都是到了整个体制民主化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做任何制度上的努力或程序上的修改都无济于事，但就如我在上一问题表达的看法一样，不需要就此放弃努力，司法改革永远可以和政治改革做良性的互动。

回到新的话题，任何一个可以响应社会需要、有效率的司法，都需要有一些配套的东西，最重要就是法律职业，如我一开始提到的，韦伯所说现代法律的特征就是走向形式理性，很重要的形式化工具就是法律职业，这些专业人员要和一般营业脱离，和一般公务员脱离，而有一套自己的职业伦理和自己管理的方式，这个专业是支撑独立司法的必要手段。过了专业化这个阶段以后也许就可以去谈前面谈到的循环，对过度专业化加以修正，比如加入一些陪审或参审的因素，增加更多非讼解决争议的机制等等。等后者又发展过了头，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回头增加专业化因素。但无论如何，循环的基础一定是已经先完备了一个司法基础架构，包括稳定的法律职业。

法律职业当然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太一样，甚至有不同的传统，比如在欧洲，特别是南欧，他们谈到法官这个观念的时候，检察官和法官是不分的，都是一种客观适用法律于个案的司法公务员，但在美国对检察官和法官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又比如在法国和德国有一个法律职业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公证人，公证人是在司法之前预防诉讼的法律职业，在这些国家都很受民众信赖，收入比律师还高。大陆法系的法律教授，必须对法律文本作有系统的诠释，法院相当程度依赖教授们对法律所做的系统诠释。不同的司法传统会表现在法律职业受到的待遇上面，但无论如何，最需要稳定，最不能替代的专业当然就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说是现代司法最核心的职业。

就台湾来讲，职业传统有两个渊源，一个来自大陆，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另一个则是日本统治时代留下来的法律菁英，在日据时代大约是1900年开始建置法院，回到中华民国以后，社会上对于各种法律职业已经有一定了解，知道律师是干什么的，法官、检察官是做什么的。当然大陆的律师传统其实也很早，但是因为幅员太广，律师人数也少，法制初建时期，很多地方还是由县长来兼任审判职务，因此专业化过程很慢，台湾一方面幅员比较小，人口比较少，集合了这两边的法律菁英，再经由政府有计划的培训，所以能比较快的完成法律职业的建立与普及，现在司法院和法务部都有训练机构，律师则由公会负起职业训练的任务，这部分是明显较弱的一环。

律师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但比起其它大陆法系国家，台湾对于律师职业的教育是非常不足的，早期等于只是借着极高难度的考试，让考生自我教育，通过考试就丢给市场，由市场去对律师再教育，实际上等于让消费者去承担教育不足的后果。公会的功能完全不能和美国、德国这些国家来比，不仅教育功能不足，职业伦理的执行也很弱，以致良莠不齐，法律服务业的消费者只能受到低度保障，实在是体制上很大的讽刺。最近十年才增加了半年的律师专业教育，但成效有限，不能和司法官受到的职业教育相提并论，显示大家对于律师业在法治上的重要性还没有正确认知，不愿意做更多的投资。说起来这几年的司法改革，年轻律师们的贡献很大，但改革别人很有一套，改革自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如很多律师主张要大幅调整现在的审判结构，要建立坚实的第一审，而使第三审成为严格的法律审，但嘴巴说得漂亮，任何限制上诉第三审的法案，到了立法院都会遭到律师团体杯葛。改革派的律师虽不包揽诉讼，但常常包揽“正义”，把自己当成正义女神的化身，即使对于司法制度一知半解，还是以大幅改革为己任，所有反对者都会被戴上反改革的帽子。本来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律师公会，碰到总统大选还特别活跃，这也说明律师职业的问题不小。早期的司法行政过度强调在朝和在野法曹的区隔，怕他们私相授受，渐渐又造成彼此不理性的对立，法官对律师不够礼貌，律师也找机会修理法官，这种对立使得一个家庭式的、功能互补的法律专业未能在台湾形成，在我看来，应该是未来司法改革的另一个重点。

整体来讲，法律职业在过去50年来大体已经趋于稳定，比较大的变化是公证人，这几年开始建立民间公证人制度，但因为欠缺这样的传统，民众不知道如何利用，勉强用法律去为他们创造案源，也会引起争议，所以它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还十分有限，未来需要再观察。

至于台湾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一直是走大陆法系的方式，和这里相当接近，学校提供四年的基本教育，授予学位，然后学术上可延伸到硕士班和博士班，如果参加国家考试，就可进入实务。国家考试司法官和律师是分开的，所谓三合一已经讲了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反倒是这里在贺老师等人的呼吁下，很快的走到三合一的考试，令人佩服。对于法律教育的批评也很多，现在比较大的方向，是如何扩大法律人的基本知识，希望能借鉴美国的法律教育，以学士后的教育为主，使法律人在知识和视野上不会太偏狭，也不会太年轻就成为法官，判人生死，不过学士后的法律教育若要普遍实施，冲击太大，因为涉及教育成本，包括金钱和时间成本的大幅提高，学校担心短期内可能会流失许多菁英，不愿意投入法律这个行业，所以现在还是以传统学士教育为主，而以学士后教育为辅，这种原则例外关系会不会逆转，现在还很难判断，因为受学士后教育的人在考试上并不占便宜，实际上是更困难，学士后教育出身的人是否会在法律职业的表现上更为杰出，受到更大的重视，现在也看不出来，因此尽管两制并存，传统的法律教育恐怕还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中间的讨论从略】

贺卫方：

暑假的学校往往比较安静，就像冷漠的人的心一样。但是今天却很不一样，很特殊，我们在这儿竟然有一场研讨，而且这么多的人热情参与，这真正是一个意外的收益。刚才李尚公律师对于司法改革效果的估计好像很低，说这种改革实际上没有多大意思，或者研究本身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实际上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非常有意思，包括张谷教授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一个是有分工的感觉，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现代社会学术制度下生活的人，这个人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他能够对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有一定的自信，但是越雷池一步以后就总觉得自己说话不那么硬气，尤其是司法制度，我们研究的对象本身是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正像张谷教授提到的民法典的制定并不仅仅是法学家小群体的垄断事务一样，一方面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很大，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知识领域非常狭窄，让人感觉到特别无奈，因此能够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当中遵从良心的指引，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我们当然知道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于自己的知识和立场不断地反思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对社会的研究永远面临着一个悖论，你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外在于你个人的群体或者一种客观的自然，而是包括研究者本身。按照测不准定理，温度计本身也是有温度的，所以永远是测不准的。我们永远对这个社会没有非常绝对真理意义上的把握，这也是为什么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原因。通过交流，我们可以获得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获得很多的教益，能够反思自己思考中的缺陷和问题。

我读苏老师的著作经常能够获得一种教益，尽管我们都知道两岸的司法改革有着时间段上的差异。不过，今天很好的一点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差异而难以交流，相反，我们有一种理解的愉悦。钱锺书先生在为他的著作台湾版所写的序言中，曾经引用古诗里吟咏水的诗句表达语言在交往中的复杂作用：水可以让我们的交往成为可能——“君家门前水，我家门前流”。但是水也常常让我们相互阻隔，没有办法交往——“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我们知道，退回30多年前，海峡两岸这样的交往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尽管两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到台湾开会手续办起来总是很麻烦，不过我特别高兴的是在总体来说不是特别让人喜欢的氛围里，两岸的法学界有这样愉快而有益的交流。每次苏老师以及台湾的其他法学同行到北京来，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新鲜的知识和愉快的心情，为了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苏老师。

今天到来的有许多中国法律界非常重要的人物，包括媒体的主编、编辑，包括律师界的大牌律师和法院、检察院的重要人物，有些朋友发表了自己精彩的见解，有些朋友还没有发言，但是还是在这儿坐了一下午费心费力的参与，我要对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当然还要特别要感谢王文杰教授，他一直是两岸沟通的桥梁，为苏老师这次和我个人的对话，文杰教授很早就开始筹划，不断地一次一次打长途电话，费用花了很多不说，最后都没来得及让你说话，真的特别遗憾，我想下一次你来专门安排给学生做一次讲演，作为我们的一点补偿吧。我也要感谢北大法学院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同学们，看到网上的信息你们就过来了，我相信，你们的参与不仅让这个会议室有点“人满为患”，也让苏老师和我觉得这场对话格外的富于意义。谢谢大家！